英《中国政策研究小组会刊》评述林副主席政治报告
[1969年07月]
英《中国政策研究小组会刊》评述林副主席政治报告
中国革命经验对全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本刊讯】英国《中国政策研究小组会刊》六月号刊载一篇文章，标题是《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作的政治报告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报告》，摘要如下：
林彪副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是一个划时代的文件，而且不仅对中国是如此。如所预料的，这个报告受到了中国境外的敌对的或“超然不偏的”观察家的批评，批评例如对于经济政策谈得太少，而对于例如毛泽东主席这些年来在国内和国际上发起的政治斗争谈得太多。
对中国人民来说，这样的批评是离题的。他们不需要别人告诉他们说，毛泽东的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是适合于中国的。他们从亲身经历中懂得就是这项政策使他们摆脱了过去的贫困和饥饿，使他们渡过了不仅仅是出于自然的原因而且还由于“社会主义”的盟国转过来反对他们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的艰苦岁月，而现在这一政策正在以技术革新和进步以及生产不断增长的形式产生成果。林彪援引了列宁的话“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说明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事实。我们的任务“并不是以革命代替生产，而是要用革命统帅生产，促进生产，带动生产”。
报告中强调革命路线和反革命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当然是可以预料的；报告总结了许多年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正如报告所表明的，这个斗争起码可以追溯到一九五六年。中国共产党在那年举行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受到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定的很大影响。
如林彪在回顾反革命路线的历史时第一次具体说明的，刘少奇和他的同伙多年来逐渐组成了一个强大的集团，实际“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单位的领导权，组成了一个地下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林彪援引了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二月讲过而在此以前一直未发表过的一段印象深刻的话：
“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林彪说：“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这就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即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革命。
林彪强调说：“……对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和宣传，对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的学习和宣传，都不能只进行一次，而要反复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有这样，才能使错误路线和错误倾向刚冒头时，就受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批判和抵制……”。
由谁来掌权和如何行使这种权力是关键的问题。中国传来的消息提供了充分的事实，证明一旦权力掌握在有着广泛基础的革命委员会手里之后，毛泽东的这些久经考验的政策正在如何地得到贯彻。
关于中国的国际关系的那一部分，着重地追述了列宁关于在帝国主义制度之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话。帝国主义制度内部今天突出的是美帝国主义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它们在反对中国和革命运动方面是采取互相配合的行动，但是，同时，在重新瓜分世界方面又是勾心斗角的。林彪援引了毛泽东的话：“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林彪并重述了当代的世界存在着的四大矛盾。
所有这些以及报告中的几乎一切其他问题，在大多数西方报纸的报道中都被忽视了，这些报道多半局限于歪曲报道林彪所谈的一点：必须警惕美国和苏联进攻中国的危险性。事实上林彪是这样说的：“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毛主席早就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们一定要打，我们奉陪到底。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
使美国和苏联的统治者以及他们的朋友不得不胆战心惊的，不是中国进行侵略，而是全世界的普通人民的起义。
林彪报告对全世界的重要意义，是它总结了中国人民在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以后通过文化大革命继续革命的经验。这是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预见到的新问题：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这些斗争已经在中国开始，也许还超过了中国的范围。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9.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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