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比亚人士埃萨勒写文章赞扬说

赞比亚人士埃萨勒写文章赞扬说 [1969年04月]

　　赞比亚人士埃萨勒写文章赞扬说
　　
　　毛主席对马列主义宝库作出独特贡献
　　
　　毛主席关于农民在殖民地国家的作用的理论已为全世界革命者所接受
　　
　　【本刊讯】赞比亚人士埃萨勒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的贡献》，摘要如下（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
　　
　　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分析性论文中，追溯了二十九年的艰苦的持久斗争的历程，把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归纳为：
　　
　　“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我们就是要从这些方面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贡献。首先，我们要从大的方面一般地介绍一下毛泽东同志为之做出贡献的这个宝库。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
　　
　　有些马克思主义者知道在各种隆重场合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他们是如此博学，以致他们能说出马克思写的每个词、每句话的确切日期和页码。然而，在问题涉及把这种理论运用到他们各自社会的具体实际时，他们就慌了手脚，就犯错误。他们喋喋不休地空谈革命，但当革命真的到来时，他们就吓坏了，并转而谴责革命。革命形势一再出现，但是他们却认识不到，不能利用它，因为他们不是走得太快了，就是走得太慢了。
　　
　　另外，也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惜太少了，他们不仅懂得马克思主义，他们还运用它解决整个社会、特别是无产阶级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列宁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就属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并不是一开始就被人们普遍接受。右倾和“左”倾错误路线曾控制过党。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二六年就写道：“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当时，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国民党看做是他们的朋友和同盟军，完全无视农民。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回答了中国革命应由谁领导的问题。
　　
　　列宁曾大胆地预言，俄国无需等到资本主义发展到如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阶段再发动革命，列宁的大胆预言把空谈家吓得目瞪口呆。同样，当毛泽东同志提出这样的理论，即中国革命的方向将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暴动的形式实现时，也激怒了很多教条主义者。这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社会，象所有发明创造一样，它也遭到了反对。有人大喊大叫说，毛泽东同志在组织痞子，进行抢劫。然而，正象列宁一样，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是正确的。农民在殖民地国家的作用
　　
　　三十年后的今天，全世界的革命者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理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道路必须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农民武装暴动的道路。列宁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大重视农民阶级，因为在西方，面临着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他们把农民阶级看做是保守的分散的力量。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民身上看到了这种革命的可能性，看到了农民与中国无产阶级的亲密关系——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来自破产的农民。
　　
　　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发生过这么多次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革命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毛泽东同志说“‘造反有理”时，他举出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农民起义来证明它。人民战争和游击战
　　
　　统治者绝不会自动放弃权力。革命者是了解这一点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于如何夺权以及何时夺权一直在进行谨慎和认真的研究。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西方国家的起义，二十世纪俄国的起义，都是有其自己的客观规律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农民起义同样也有它自己的客观规律。
　　
　　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起义是一场人民战争，它有自己的战略战术。这种战争将是长期的持久的战争，它首先要求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作为革命的工具。这方面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是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这样这支年轻但日益壮大的人民军队就能利用其优点去攻打敌人的最弱点。
　　
　　在日本侵略期间，在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战略问题得到进一步的详细阐述，战术有了进一步发展。《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出了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的问题、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问题、运动战、速决战和歼灭战等问题，并且指出了方向。
　　
　　正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的人民战争问题，是毛泽东同志所作的独特的宝贵贡献，因为他是沿着一条完全没有人走过的道路、沿着一条没有航道的航线前进的。他指出，军事科学受客观规律的支配，正像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也受客观规律的支配一样，一旦殖民地人民在战略和战术方面应用这些规律，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取得解放。军队和党毛泽东同志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在中国，帝国主义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影响引起了这样大的矛盾，以致没有建立像议会之类资本主义体制的可能，这个社会也不能有像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和组织运动的自由之类的东西——即便是有限的自由也不能有。革命者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势必要诞生一支革命的军队以对付反革命的军队。
　　
　　红军——它后来变成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人民解放军的前身。红军是根据某些原则创立起来的。首先，在任何时候党都是指挥军队的，而且党是建立在政治工作居第一位的基础之上。从一开始，这个军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些表明了红军的方向。
　　
　　党和军队的关系紧密是可以理解的，两者的命运是连结在一起的。在党正确估计政局和进行正确的领导时，军队就大大发展。抗日战争期间就是这种情况，那时军队从仅仅四万人发展为一百万人，还有两百万民兵。但是在党采取错误方针如产生“左”倾机会主义时，三十万军队只剩下了三万人，其余的都损失了或被消灭了。
　　
　　像在党里一样，在军队里也有一些错误，特别是在早期。因此，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特别提出了关于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组织纪律方面的一些错误。不但提出了问题，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提出了关于解决办法的建议。一个纪律严明的党
　　
　　列宁认为，夺取政权需要动员群众反对沙皇专制统治，因此，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严格的组织，它包含一些职业革命家。
　　
　　中国共产党以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从成立之时起，它就从事革命。同列宁的党不一样，中国共产党没有遇到过在二十世纪初席卷西欧的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风浪。但是它的主要任务不变：动员群众进行革命。
　　
　　一开始，党就同群众打成一片。在早期党在城市同工人打成一片，但在一九二七年以后就同农民打成一片。面临着武装反革命的威胁，党的命运紧密地同群众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数百万无名的农民和工人的支持——他们以他们的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通过各种方法提供支持——使党有可能对付国民党和日本人的残酷进攻。
　　
　　如果党内有些党员持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或右倾的观点，人民中间的矛盾在党内就会有所反映。对这种矛盾是不加隐讳的，而是找到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这种方法收到了极大的效果。在这方面是作出了一个新的贡献——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的进一步贡献。
　　
　　毛主席在阐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时说：“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这种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在一九四二年概括成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
　　
　　就是由于采取这个方法，一方面讨论了分歧，从而防止党内争论失去控制，同时又达到了党内最大限度的团结——一九四五年就证明了这一点。有了这种团结，党就能抵抗宿敌蒋介石发动攻势，把蒋介石赶出中国大陆，并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的政策是革命中引起很大争论的问题。一方面，有“不要同其他阶级和党派结成统一战线”的极“左”倾向，同时又有“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右的作法。
　　
　　一个没有充分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党同成立较久的、有经验的资产阶级的党搞统一战线的作法只能导致灾难。另一方面，一个富有革命传统。有宝贵的历史经验的革命的党，通过统一战线不仅能够实现成立统一战线所要实现的有限目标，而且还变得更加强大，更加有力。这两个阶段，中国共产党都经历了。
　　
　　中国在统一战线方面的经验具有这种特点。这是一个进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第一阶段，孙逸仙的国民党同共产党组成了统一战线。联合的基础是孙逸仙的新“三民主义”。
　　
　　但是这一阶段的统一战线的结果，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灾难，因为它年轻，没有经验，它的领导仍然缺乏锻炼，它还没有了解党的建设问题。在这一阶段，它不了解一个独立的党拥有一支独立军队的重要性。它不懂得在这个统一战线中操有主动权的极为重要的意义。结果，在运动的后期，国民党破坏了统一战线，回过头来对付工人和共产党，他们在广州、上海和武汉遭到了屠杀。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这次失败的原因（除了没有经验以外）时指出，在某一时期，某一部分领导变为投降主义者，依靠国民党胜过依靠农民。党在同时也了解到拥有一支脱离国民党而由党控制的军队的极大的重要性。抗日统一战线
　　
　　虽然早在一九三三年就提出了建立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问题，但是直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统一战线才建立。这个行动是中国共产党主动采取的。它基本上是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但是它并不排斥其他政党。
　　
　　毛主席规定了下列原则：
　　
　　“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
　　
　　对国外的革命者说来，看来这似乎是重演一九二七年的悲剧。但是情况不同了。当时由毛泽东同志担任主席的党的领导已经从投降和把主动权交给国民党的危险中充分地吸取了教训。此外它在随后的十年中不得不抵抗国民党的侵犯并打败了国民党的围剿。它有着两次革命战争的丰富经验，在这两次战争中运用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它在思想上更加纯洁了并且理解了建党问题的意义。它不仅有一支由它指挥的独立的军队，而且这支军队还发展了正确的军事战略和战术，从而保证了它的成功和生存。在这十几年中，它的战士变得更加坚强，它的干部也受到了锻炼。
　　
　　毛泽东同志在表明这种统一战线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时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共产党人”发刊词》）
　　
　　不按照这样去做只会导致瓦解。
　　
　　一个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有纪律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各革命阶级和各革命派别组成的统一战线，确实使中国被压迫的几亿人民取得了胜利。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9.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