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朋友让·巴比最近在法《事件》发表长篇文章，介绍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和已取得的伟大胜利。他认为我发动广大群众革命揭发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等一小撮，是符合马列主义的正确办法。他在文章中
[1968年10月]
法国朋友让·巴比最近在法《事件》发表长篇文章，介绍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和已取得的伟大胜利。他认为我发动广大群众革命揭发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等一小撮，是符合马列主义的正确办法。他在文章中
毛主席的教导具有普遍意义
【本刊讯】法国《事件》杂志十月份一期刊载让·巴比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一个阶段结束了》，摘要如下：
（《事件》杂志编者按：中国大陆各省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文化革命的胜利和一个阶段的结束。法国历史学家让·巴比十分了解人民中国的情况，并且拥护人民中国的事业，他雄辩地介绍了北京的论点。）
中国各省（除了在美国庇护下蒋介石进行苟延残喘的福摩萨岛——台湾以外）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文化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一九五六年，只有精通马克思主义科学，才能认识到苏共从二十大开始，就走上了背离革命并且必将导致它逐渐蜕化变质的道路。毛泽东以至少与列宁相同的卓越远见，第一个看到了这一点。列宁在一九一四年大战之前曾经同修正主义逆流作过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曾经不遗余力地要使苏联领导人认识到他们走错了路。中国共产党十分耐心地，抱着兄弟般的态度同时又坚决地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了斗争，如果赫鲁晓夫和那些支持他的人没有丧失革命性，如果这些人不是那么傲慢得不可一世，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本来是可以使他们认错的。然而中国共产党所得到的，却是粗暴的拒绝、接着是咒骂和威胁；最后，是正当中国开始巩固自己的时候，利用中国不可避免的困难，阴谋搞垮中国经济。
事情自然就是这样：苏联领导人、享有巨大国际威望的列宁的党的领导人成了道道地地的反革命分子。尽管他们口头上喋喋不休地说他们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他们一步一步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所有原则，并且逐渐滑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轨道。
苏联共产党和依附于它的那些党的演变，每天都说明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就是这方面的最近的表现——中国人关于它们已经抛弃原则的这种判断是正确的。
这是一个沉痛的、然而是富有教益的教训。第一点是，在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以后，革命尚未成功；第二点是，阶级、特别是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长期存在的，要提高警惕；第三，甚至曾经长期处于革命斗争先锋队地位的党，如果让那些在不同程度上自私自利、糊里糊涂、野心勃勃、贪图享受、害怕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的分子钻进了党并且爬上了领导岗位，这个党也可能变质。
绝不能说，在中国共产党内，以前就不存在这种分子。恰恰相反，中国革命的整个历史表明，党在困难的时刻是出现了这种分子的。毛泽东的功绩在于总是以说理和批判的方式同他们作斗争，根本不采取急躁的粗暴手段。采取急躁的粗暴手段，曾经是苏联共产党生活中长期存在的特征，而且现在还是这样，不过采取了更隐蔽的形式而已。
毛泽东在中国广大群众中的威信那样崇高，所以休想直接地对他进行攻击。因此，混进党内的敌人，一面在口头上声称敬佩毛泽东和忠于毛泽东，同时却在六十年代策划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阴谋，其目的在于实行同苏联领导人所奉行的路线一样的政治路线。他们把亲信安插在重要岗位上，企图重建一个特权阶级，一个新兴资产阶级，从而在一个等级森严和推行奴隶主义的党的支持下，保证这个新兴阶级的统治。
同历来一样，首先是舆论准备，这个舆论准备是在北京市长、政治局委员彭真的庇护下，在新闻、教育、艺术等领域，多年来巧妙地进行的。彭真和其他一些“头目”，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作出的决定之前就被揭露了。接着查明，这个“派系”的头子就是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本人，同他合谋的是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和其他许多高级负责人士。
因此，祸根在党内。要与之作斗争，必须避免采取宫廷革命和在少数个人之间解决内部危机的那种传统的办法。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众所周知的原则，但是还从未实行过的正确办法，就是号召全国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工人、军人、农民、职员，放手批判当权派。向他们提供了发表意见的一切手段：报纸、大字报、电台、会议场所、游行示威、集会，更不用说交通工具了。
这种异乎寻常地大胆的民主的做法，看起来好象会导致无政府状态。但是，毛泽东一直教导说，必须相信群众，相信人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在一九五五年还强调指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
如果说文化革命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之前就已经初步表现出来，那么它的全面发动只是在同年八月以后。不是给文化革命定框框或者压制它，八月八日的决定对这一点说得很清楚：“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决定还明确指出：“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
大家知道，革命烈火是由红卫兵运动点燃起来的，这个运动带动了数千万青年，主要是学生。在毛泽东的支持和鼓舞下，在全国各地，他们成了文化革命的宣传员。接着工人起来了，组成革命造反派。文化革命也波及农村，不过采取了不同的形式。
本文不能详尽地回顾这场大革命的各阶段。只能着重指出：对各级“当权派”的批判，总的说来是非常彻底的；这种批判能使群众彻底识破和揭露罪魁祸首刘少奇的政策和作用，报上把他叫做“中国赫鲁晓夫”，以表明所揭发的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要把中国引上赫鲁晓夫在苏联遵循的那条路上去的一个政界人士。
至于党的领导，它的作用在于把革命的积极因素总结出来，使之系统化并加以推广。毛泽东不时在简短的指示或谈话中指明主要的努力方向，以解决革命派在前进路上所遇到的困难。
如果这种巨大的变革不遇到阻力，那才是意外的事。八月八日的决定明确指出，进行革命的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但是，那些感到自己的地位、威信、特权受到威胁的人，那些有问题而感到惶惶不安的人，或者那些只是因为受了本阶级的习惯或思想支配的人，他们在不同的情况下，进行了和平的或暴力的种种抵抗。因此发生了对抗，外国的宣传曾把这种对抗加以歪曲和夸大。
乱子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并没有阻挡革命前进，这是无可争辩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情况很紧张的时候，在那里旅行的相当多的外国人，从来没有受到欺负，从来没有看到可能使人联想到内战的事情。就我本人来说，我曾在中国度过一九六七年七月和八月将近两个月，即特别艰巨的时期，我注意到，社会活动始终是正常的，几乎到处都有的许多示威游行总是秩序井然地进行，没有受到镇压力量的任何干预。
文化革命决定性的阶段已经过去了，这就意味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掌握领导权的主要分子已被揭露，他们的影响已被肃清。无疑，在不久的将来，即将举行党的代表大会，那时，将出现一个增添了在这场革命中涌现出来的许多优秀分子的崭新的党。他们在实践中受到了锻炼，学会了怎样在行动上而不是在口头上贯彻民主集中制，他们有着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并在实践中真正地而不是虚假地加以运用，从而保证不会有蜕化变质的危险。
最后，文化革命最重要的成果，是人民群众受到了深刻的政治教育。这不是学了就忘记的一种形式上的教育，而是在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最高发展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革命实践基础上的教育。
在斗争的现阶段，已经出现了预示着未来的十分巨大的变化。我将扼要地着重谈谈几方面的巨大变化。
首先是工农业生产问题。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面临着官僚领导集团所无法克服的重重困难，只能靠提倡个人物质利益来找出路。正如中国人所说的，他们用“卢布挂帅”。这样做，他们就是回到人所共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办法上去。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则处处实行“政治挂帅”，这就是说，受了政治教育的工人阶级、农民和全体劳动者，必须以昂扬的斗志，发挥自己的获得解放的创造能力，去解决他们在工作中所遇到的技术问题，并且为人民的利益和整个革命的利益服务。
这并不是忽视物质利益。科学的发明和生产的发展，就意味着全体人民享受的消费品日益丰富、公用事业日益发展。中国的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是任何观察家都不能否认的。
工人群众的创造力的解放，在革命的进程中，就已经导致了科学发明，主要在化学和冶金方面，从而使得一个又一个的部门，能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可以把目前的教育革命，同工业生产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进展联系起来看。教育革命第一次确定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经常的、完全的结合，这就为已经表现出政治上成熟、忠于人民事业和在劳动中具有创造能力的工人，不受限制地从事高级的研究，敞开了大门。最后，教育革命确立了工人阶级和农村的农民全面管理教育的日益具有决定性的地位。所有这一切还不过是一个开端，必将使世界其他地方感到震惊。
最后，我只想就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这位人物的作用说几句。毫无疑问，文化革命是在毛泽东创议之下发动的，他阐明了文化革命的意义，制定了文化革命的战略目标以及把它引向胜利的方法。自从这场革命开始以来，毛主席的威望不断提高，并且激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但是无论是所谓“自由世界”各国的统治阶级，还是在苏联以及在跟着它走的各个共产党内，都既不理解也不承认这一点。既然他们总是只根据过去的那一套来考虑问题，他们就根据赫鲁晓夫及其继承者为了避免认真论述斯大林的功过而随便使用的观点，谈论起什么迷信、什么神化、特别是什么“个人迷信”来。
企图在为了故意混淆是非而设置的个人迷信这样一个框框里来谈论毛泽东，说什么毛泽东是新斯大林，甚至是超级斯大林，这种说法起码证明是莫大的无知，是蓄意诽谤，是旨在欺骗不明真相的人们的别有用心的欺诈。
种种客观的事实，明确地证明了，毛泽东在漫长的岁月中经历了千辛万苦，始终表现出非常谦虚，非常从容沉着。他从不独断专行，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始终尽力说服，没有报复的心理，不粗暴行事。过去和现在所有接近过他的人，包括安德烈·马尔罗在内，肯定都没有这种印象。一如既往，毛泽东始终是谦虚的、平易近人的、坦率的和言行一致的。（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事实是，根据他四十多年不断革命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表现的战胜种种最艰巨的困难的天才。我们有权断言，他是一位无与伦比的战略家，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即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原理，在最复杂、最险恶的形势下运用自如。毛泽东思想把中国人民引向胜利。这就是为什么，以党的全部权威开展这场文化大革命的觉悟最高的那些人正确地认为，要领导投入这场斗争的中国人民，要把必需的政治思想灌输到群众的灵魂中去，就必须最广泛地传播毛泽东思想。实践证明，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毛泽东之所以同意把他的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思想基础，这根本不是由于自负，而是出于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他是那么英明，所以当然知道，把他的思想灌输到中国人的灵魂中去，实际上，是结合实践以改造中国人的世界观所不可缺少的因素；他也当然知道，他为反对苏联领导人的修正主义而进行的斗争，是避免国际革命运动蜕化变质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因此，他的教导具有普遍意义，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应该从中汲取教益。
文化革命把中国人民从麻痹他们的革命觉悟的主要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使新中国拥有无可置疑的威力，这种威力只是开始表现出来。这种威力已经是任何物质力量所不能摧毁的。至于在思想方面，有什么象样的东西能同她对抗？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8.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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