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柱黑狱炼红心红心永向毛主席

赤柱黑狱炼红心红心永向毛主席 [1968年08月]

　　赤柱黑狱炼红心红心永向毛主席
　　
　　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在对被港英非法囚禁的爱国同胞进行的“政治调查”中承认，爱国同胞身在监牢，心红志坚，他们绝对忠于毛泽东思想。他们在谈话中，经常自然地运用毛主席的语录。他们表示要继续斗争下去，并说，“我们最后必胜。”他们对腐朽的香港社会极为愤慨，认为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改变香港面貌。
　　
　　【本刊讯】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对被港英非法拘捕投入赤柱监狱的香港爱国同胞进行了一次所谓“政治调查”。七月二十五日，该刊刊登了由李国南（音）写的有关文章，标题是《赤柱的红太阳》。摘要如下：
　　
　　在远处的一个角落里，就是著名的赤柱监狱。里面关着毒犯和强盗小偷。这些犯人是香港这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渣滓，也可以说是这个制度的结果。但是关在赤柱的还有另外一批人，去年和共产党对抗时，因暴动，非法集会，持有炸药，张贴煽动性传单等等罪名而被判刑的人。
　　
　　这些是什么人？他们的社会背景怎样？作为共党分子，他们“死硬”到什么程度？他们是不是愿意为毛主席而死？他们誓要继续斗争，但是用什么策略来斗争呢？他们对香港的看法怎样？是什么使得他们不满意香港？是什么使他们变成共党分子？
　　
　　我怀着无不紧张的心情走近赤柱——怕这些犯人会用敌视的态度来对待我（充其量也是不合作的态度），会不说什么，只是高喊毛泽东式口号。有人事先警告过我：这些人是不讲理的，对外人是猜疑的。幸亏，大部分这种恐惧后来证明并非事实，我会见了许多犯人，而且相当“深入地”访问了其中十个——他们大部分是青年，每一次访问历时至少两小时，有时甚至三小时，他们都算友善，事实上也乐于有这样一个机会向我宣扬他们的道理。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问题他们都愿意回答。关于他们的组织，当地共党的组织，他们是怎样动员起来的，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们是守口如瓶的。问到他们的组织时，有一个说，“我不知道，就算我知道，打死我也不会告诉你。”关于怎样动员起来的问题，另一个说，“并没有动员呀，是我们自己组织，自己动员的，我们看见同胞被警察无理毒打，我们就起来斗争了。我们自己讨论了毛主席语录，决定了行动的路线。我们就是这样办事。”
　　
　　这些共党犯人忠于主义，纪律良好，是显而易见的。我觉得他们有秩序的行为和礼貌，简直出乎我的意外。他们开始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先套上这样一句“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也许是不对的”，或者是，“据我看来……”尽管如此，他们的话仍具有极度教条口吻，这反映了根深蒂固的个人信仰。
　　
　　“典型”的共产党犯人，似乎是香港社会三大有力因素的产物：共产党，民族主义，不满现状。他们的“红色”和他们的绝对忠于毛泽东思想，是不容怀疑的。有一段话说（好几个人都这样说）：“我们最后必胜。他们把我们关了起来，但是斗争将继续进行，甚至他们杀了我们，也要继续斗争下去，我们不怕他们用任何手段来对付我们。血债一定要用血来偿还。”
　　
　　什么是胜利呢？这一点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五项要求一定要实行，港英一定要叩头”。
　　
　　关于香港的基本地位，他们的态度可以用一个犯人的话来作为总结。他说，“这完全要看北京，要由祖国来决定什么时候解放香港。什么时间，要看世界形势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定”。我又问，出狱之后，会不会又有些人不顾北京的命令而继续自行“斗争”？一个犯人强调，“绝对不会。我们全体服从北京的命令”。
　　
　　在这些人看来，世界是像毛派所说的那样：“世界分成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所有世界上的事一定要用两大阵营冲突的意识来解释。苏联和美帝结成同盟，勾结起来对付我们祖国。没有政治，人就没有灵魂。政治是没有中间路线的，不是左就是右，你不爱你的国家，就变了恨你的国家。有阶级就一定有阶级冲突”。
　　
　　在谈话中，诸如此类的语录，很自然的从他们的口里流了出来。
　　
　　他们虽然诚心，而且一再重复地用毛泽东口号，可是由于他们运用共党教条，使得他们的讨论内容，成为可以预料地生硬。他们并不为去年的行动表示道歉。他们说，“暴力是必要的，不能避免的……不信看看欧洲的学生，他们也用暴力”。
　　
　　共党犯人，常常用“中国人”这个名词而不是说“工人”。他们一再对我说，“香港是不平等条约的结果，是从中国拿去的，香港的存在，是对民族自尊心的侮辱。……我们中国人受到压迫和剥削”。
　　
　　他们对欧洲人在香港的地位有强烈反感。“鬼佬掌握着经济政治大权，利用这种权来促进他们本国的利益。他们心里从来不记得香港居民的利益。”他们举例说，“市政局主办的新潮舞会是要腐化下一代，叫他们忘记民族尊严”。一间工专的电子工程毕业生说，“整个教育制度是为了剥夺民族尊严。它要使下一代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不爱他们的国家”。在“走狗”问题上，民族主义的感情表现得最强烈。共党对“走狗”的态度，原则上是“宽恕”。因为“他们是被利用的。他们被港英所利用，他们不是主动。”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是什么使得青年参加共党阵营？有一个学生是一间著名教会学校学生，课程成绩优良。他今年二十岁，被捕时在第六班（乙班）读物理，化学，生物，控罪是在学校散发煽动性传单。传单是他自己印的，叫同学爱祖国，起来斗争。他说他来自普通中等家庭。他怎么会变成共党呢？
　　
　　他说，“我想，人的一生要有一个目的。我常常想，许多白领职员，日日去上班，结婚生小孩，打麻将，赌马赌狗。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我读第一班第二班时，信了宗教，但宗教管不住我。我一向知道香港社会太不公平。我记得一件事，使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天下课之后，看见一个警察把小贩的蕃茄档踢翻了，还故意用脚践踏。再看看我们的青年，生活腐化，着了‘狂人’迷。你不妨和中国的道德比一比。暴动发生后，我觉得应该做一些事，花园道事件那天我遇到一个我认识的女学生，她对我说，看到警察打人是多么的反感，那次以后，我更加觉得我做得对。”
　　
　　这个青年有超人的才智，他不像本港其他学生一样，他不是像鹦鹉一样学人的话，他能够想，分析，替自己辩论，他读第二班时，常去大会堂图书馆，开始看罗素，阿里士多德的书，虽然他当时懂得不多。他自己来审查香港的局面，认为香港是腐败的，人人只想刮庞（尔虞我诈之意）。他厌恶香港，就参加了共党反政府行动。
　　
　　赤柱的其他青年也有类似观点，不过表达得不那么明显。他们特别不满金钱万能的社会和贫富悬殊的情形。他们看出来的香港当然是形容过甚的，他们的憎恨，由于偏见的成份多，实际调查研究的成份少。但是，这些青年有崇高的理想，尽管这些理想也许不当。他们对不健康的社会表示愤怒，他们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治疗的方法。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8.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