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朗在美《国民前卫》周刊发表文章
[1968年01月]
斯特朗在美《国民前卫》周刊发表文章
中国正在创造前所未有的教育制度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六日译载美国《国民前卫》周刊十三日发表的美女作家斯特朗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教育革命的新方案的各种各样试验，目前正在中国各地出现。
在一年半以前开始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学生批判了当权派，现在他们回到学校去了。
他们面临着的工作任务还是一年前存在的那样，即：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为人们所未曾知道的社会主义教育。可是一些指导性的原则已经被列举出来了，它们会使得西方一些职业教育家大吃一惊，而使西方学生为之大乐。
在中国认为理所当然或者无需详述细节的事情，往往是西方读者所最感兴趣的。例如在上海以土本工程著名的同济大学的教育改革漫长过程中，没有加以报道的是这个拥有七千学生的大学在斗倒校长后，改由一个由四十五位成员组成的“革命委员会”管理行政，其中三十五人是学生，革委会主席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学生。如果不是在中国，这个消息可能成为头条新闻。这些学生，在过去的一年中，学到了许多政治课程。
中国的多数学校在一九六六年停了课。学生们用步行或者搭乘火车在各地进行“长征”。他们一致认为在这一年的串连活动中，比任何在校的一年受到了更多的教育。
当许多学校在去年夏天复课的时候。学生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他们变成了充满信心，敢作敢为，遇事有主张，并且迫切地就他们所受的根源于封建时代的、以考试作为查考学业的方法的教育制度发出各种批评。这种教育制度在一世纪以前曾因接受一部分西方思想而发生变化，之后，又从苏联拾掇一些东西加以拼凑。即使在全国解放之后，中国的学校还得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担任教师；他们的背后受到一向同毛泽东思想对抗的高级政府官员的撑腰。
毛泽东主席明确地指出，教育是为了制造一批骑在人民头上的高等人士的主张，乃是错误的。他认为教育的任务在于缩短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者中间的距离，而不是扩大这个距离。教育应当导致整个一代的人适宜于社会主义制度，使得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和知识分子都发展成为兼学各样东西的人，具有工人阶级的思想，并且用科学和文化武装自己。
上述的说法意味着什么，可以在下列的新实验中具体地看出来。在上海的同济大学，一些学生向我解释说，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个学校还是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之下，他们诬蔑一些从工人阶级出身的学生是“愚蠢”的，而提拔另一些将来能够在事业上替教授和学校添上光彩的学生。他们替外国建筑物捧场，教学生研究伦敦的法院、柏替
林和华盛顿的政府大厦、巴黎圣母院的建筑。“他们不教我们学习泥水和木匠的工艺，而是要我们成为‘大艺术家’；不是要我们成为普通的工人，而是要我们充当‘乐队的指挥’。”
去年七月同济大学复课闹革命时，学生们要求从基本上改革教育制度。他们挑选一百个同学组成“调查队”，去上海周围的工厂和建筑工地访问，找工人、农民和建筑人员讨论研究什么形式的教育才是他们所需要的。在八、九两个月，他们就是这样地进行调查研究的。
同济大学现在已经组成“五·七公社”，以纪念毛泽东主席关于教育改革的指示。这个大学同一个设计单位、一个建筑施工单位联合在一起，同时负担起讲授、设计、实际施工的工作。以前需要五年至六年完成的课程，现在压缩到三年学完，其间还按照自愿原则让学生们从事体力劳动。
上海市第六中学拥有从十二岁到十九岁的二千名学生，位于工厂区。这个学校的教育改革方案的特点在于它同一个小学联合起来，把两校原来需要十二年才能完成的学校教育，消除掉重复的课程，能够以九年的时间学完。这样一来，从六岁到十五岁的学生，便能完成“普通教育”了，之后，学生离开学校去工厂或农场参加两足年的全部时间劳动，或先后在工厂、农场各劳动一年。于是，根据这个学生的在校成绩和在参加劳动时同伴们给予他的评定，作出对于他的将来发展的安排。他有可能升学，接受专业教育。许多学校的教育改革方案建议在上述的九年学校教育完成后，规定学生接着接受两年的全时间就业劳动。
在讨论到教改的详细办法时，学生们说：有一些课程是无需考试的，另有一些课程应准在考试时携带参考书。总的说来，应该考学生的推理能力，而不是考记忆力。
学生们说，解决世界观的问题，要比讲解技术问题更为重要。他们批评一个同学的行为。这个同学的母亲是汽车司机。有一天下雨了，她去学校给儿子送伞。这个同学对另一学生说，送伞的人是他的“邻居”。
学生们一致指出：“用这种态度对待劳动，是在我们思想上必须加以根除的东西。”
这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因素，导致了中国的新教育制度的创制。现有的教育改革方案是试验性的，但是已经出现的气势，引起了人们的希望。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8.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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