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驻北京和莫斯科的两个记者

日本驻北京和莫斯科的两个记者 [1967年12月]

　　日本驻北京和莫斯科的两个记者
　　
　　评述我同苏修的根本对立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一日至三日连载《在北京看到的，在莫斯科看到的》的专题文章，内容是前驻北京记者关宪三郎和驻莫斯科记者大月一人的对谈记录。摘要如下：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国庆节为分界线，强烈地呈现出了扫尾阶段的迹象。虽然新局面在今后的演变还要注意，但同时，象中苏对立所象征的那样，双方各自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差异也对国际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读卖新闻》社让关宪三郎和大月一人两特派记者对谈，以分析文化大革命为中心，探索了两条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景。
　　
　　关：毛主席重视人的作用的倾向很强，总是重视思想教育、人的改造等。以此作为一种特殊的革命方法，虽然没有机器，在农业集体化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在工业建设方面，毛主席的想法也是认为只重视生产力的发展而忽视通过思想教育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危险的。这次文化大革命也是从以彻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出发的。
　　
　　大月：同毛泽东路线比较，苏联方面则特别重视生产力的发展，认为生产力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更巩固，人的改造也就容易进行。
　　
　　关：周恩来总理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作好对美中战争的准备，加强国内的统一而巩固战备体制。中国说，即使战争升级到中国，也要战斗到美国完全撤退为止。这个决心是没有虚假的。它对苏联想要召开孤立中国的世界共产党会议等问题根本不予理会。在外交方面，公开支持第三世界各国的农民或共产党的武装起义或暴力革命。总之，更加强烈地表现在越南问题上孤注一掷的姿态。
　　
　　大月：从苏联来说，它的外交的最大的目标，无论怎么说，也在于开创贯彻和平共处路线的前景。苏联终于决定明年二月在布达佩斯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的筹备会议，进一步排除毛泽东路线以巩固内部的体制，同时表现出一种架势，以应付明年秋季美国总统选举将产生的美国的新体制。当然，苏联希望事情向着由于新的美苏体制而结束越南战争以消除这个和平共处的最大障碍的方向发展。
　　
　　大月：看来，毛泽东思想是非常重视人的改造的，而苏联说这是忽视经济规律和合理性的，完全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关：毛泽东思想中，人的因素第一的想法很强烈是事实。
　　
　　然而，毛主席当然也是以发展生产力为目标的，决不是轻视这一点。但是在发展生产力的时候重视加强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等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以加强制度为先决条件。毛主席要以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来推进农业集体化。因此，按毛主席的路线，思想教育就成了重要的革命方法。
　　
　　在中国，刘派似乎是要以物质刺激来谋求生产力的发展。毛派批判刘派，这件事本身就联系到批判苏联。
　　
　　在毛派看来，如果按照刘的方式进行，就会完全恢复资本主义，集体化不充分的农村尤其危险，所以认为不加强人民公社是不行的。物质刺激就是赫鲁晓夫式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关：毛主席当然也不轻视工业化。无论如何，在这个农民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国家，重视农业是理所当然的。至于经济建设的方式，起初，中国也原封不动地模仿苏联的重工业重点主义，但是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后，就强调独立性和创造性了。毛主席以思想改造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方法。
　　
　　关：中国采取自己独立的道路，也是理所当然的。在对外政策方面，本来应该以平等的态度进行协商的，而苏联却硬要把以自己为中心的路线强加于人，对此，中国是有深切感觉的。
　　
　　在中苏发生矛盾以前，中国有完全依靠苏联经济的弱点。在社会主义建设方式或对外政策上发生分歧以后，苏联抓住中国的这个弱点，施加压力，迫使中国顺从苏联路线。最后遭到毛主席拒绝，苏联就完全停止经济技术的援助，致命地打击中国的经济建设计划，使中国陷于经济危机。中国非常气愤，认为苏联的这种作法就是大国主义。苏联至今没有摆脱要以自己为中心的想法。
　　
　　中国虽然处于非常贫困的状态，却敢于坚持对外援助。但是，中国随着中苏矛盾的加剧，在表面上说是无条件的援助，实际上因为是同苏联对抗，所以对不走中国路线的国家就减少援助，专门支援越南。这不是单纯的经济援助问题，而是在外交、军事各方面中苏对抗的一个环节。中苏关系越来越变成难以挽回的问题。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7.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