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法修开除的一老党员访华后撰文

被法修开除的一老党员访华后撰文 [1967年11月]

　　被法修开除的一老党员访华后撰文
　　
　　中国文化大革命正胜利前进
　　
　　【本刊讯】法《世界报》十月三十一日刊登让·巴比以《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申辩和说明》为题的文章。
　　
　　（原编者按：从人民中国旅行回来的让·巴比，在这里发表的两篇文章里，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说明和申辩。
　　
　　这位一九五九年被开除的法共老党员，“基础批评家”，刚从北京回来，他个人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正如他早已在他一九六六年发表的《中苏大论战》作品中所认为的那样——是符合正统的马列主义的。
　　
　　他所阐述的看法当然只是他个人的见解。我们当作资料发表，以作为一个对苏联共产主义已感到失望，而把希望重新寄托于北京共产党人的亲身见证。）
　　
　　巴比的第一篇文章《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到八月八日的决定》，摘要如下：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一个很长的通知，并把通知发送给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但这个通知很晚才发表。在这个文件里，有这样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文化革命的总攻势就从这个通知开始的。
　　
　　毫无疑问，两条路线（资产阶级路线和无产阶级路线）的斗争早就在党内进行着。从一九六四年以来，斗争变得更加尖锐了。为彻底改革京戏内容的斗争，对某些鼓吹反革命的影片以及一批从一九六一年来破坏无产阶级路线的作家和记者的批判，就大规模地开始了，并且成为从一九六六年五月起开展的强大攻势的序幕。
　　
　　第一批受害者之一是北京党的委员会主席、市长彭真，他是上层政治人物，政治局委员，他曾与反对毛泽东政治路线的人同谋。
　　
　　但是，在当时，人们普遍不知道的是，在彭真的后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物——在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最高权威、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在一九六四年以前，意识形态的主要斗争是针对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目的在于揭露，背弃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致命危险，一句话，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无疑，中国共产党在这次旷日持久的论战中（这次论战阐明和丰富了当代革命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取得了完全胜利。它证明了苏联领导人的政治路线是完全背弃革命路线和导致逐步复辟资本主义。
　　
　　但是，在中国也存在这种危险，并且展开斗争的时刻已经到来，如果人们想要使中国在或迟或早的未来不发生类似的演变的话。这就是开展文化革命的深刻原因。（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为了这场反对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领导人的斗争具有决定性的特点，为了使这场斗争可以揭露他们的真正企图和消除他们的影响，为了使这场伟大的斗争用来对全中国人民特别是对年青人进行政治教育，就必须开展一次发动最广大群众的批判运动。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在北京大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符合成为马列主义精髓的批判和造反精神，并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报纸上发表。这种对批判的鼓励首先在大学生和一些革命教师中引起很大反响。于是，几乎到处贴出了大字报。
　　
　　受到五月十六日通知攻击的党的领导人，看到了他们受到的威胁的严重性。他们表面上支持这个通知，并立即自命为文化革命的先锋。刘少奇有着总书记邓小平和共产党的其它当权派（刘少奇等领导人把这些当权派放在特别重要的领导地位上）的支持。
　　
　　为了制造混乱和扼杀文化革命，他们向各个最敏感的部门派遣了“工作组”，负责领导这场革命。这些“工作组”去，作为毛主席的忠实学生和作为党的意志的真正代表，可能是出于好心。他们服从向他们所发出的命令，在怀疑所有的干部并竭力挑动群众反对首先起来造反并且当时还仅仅占少数的先进分子方面，表现出最大的不妥协态度。这些第一批造反派被说成是反革命分子和党的敌人。这种作法被称之为：“打着红旗反红旗”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毛泽东不在北京
　　
　　在这里，有一段令人感兴趣的时期，人们尚未说明其意义：大约在两个月的时期内，毛泽东不在北京，他没有参加这场重大的战斗。就这一个问题被问到的所有共产党人，都是相当吞吞吐吐的。我相信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因此，我没有把握地发表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是十分英明的，他有十分丰富的政治经验，因此不会没有预见到被五月十六日通知不指名地揭露的这些身居党的领导岗位的高级干部，会竭尽所能来扼杀在全国、主要是在大学生中日益扩大的群众性批判运动。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开始自我暴露并泄露了他们真正意图。于是在革命分子与刘及其同谋者所操纵的人之间发生了一场严厉的斗争。革命派受到沉重打击，但是，反过来一看，这是考验他们的坚定性、加强他们的政治觉悟和分辨谁是他们的真正敌人的唯一办法
　　
　　毛泽东知道，为了反对那些企图阻止革命发展的领导人而进行的斗争，将是长期而又艰苦的：一开始，问题是在于知道，反对革命路线的人是否有可能征服和扼杀已经开始形成高潮的造反运动。而在这场斗争中决定的因素是群众，即学生、工人、农民及所有的劳动人民。
　　
　　一九六六年八月初，毛泽东回到北京。他召开了党中央委员会，经过一场十分严肃的讨论之后作出了八月八日有名的“决定”，并立刻予以公布，在这个“决定”里，文化革命的目标和办法规定为十六条。
　　
　　这个文件现在和将来都将是文化革命的指南。无疑，它是一个历史性的文件，它的作用日益明显。
　　
　　我们仓促的研究，是不可能对这个决定进行分析的。我们将仅仅追述其中的一小段。文化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是一项旨在“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的事业。红卫兵
　　
　　十六条决定对于急剧开展的批判——这是文化革命的条件——起了决定性作用。首先在大学生中，自发地成立了红卫兵，红卫兵很快就在全中国成百万地被兴起和组织起来了。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接见上百万红卫兵，从而给予了这个运动毫无保留的支持。在全国各省，成队的红卫兵徒步（有些人走了一千多公里）、乘卡车、乘火车在全国串连：有一千多万人陆续来到北京，他们在八次盛大游行中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他们在农村帮助农民劳动，他们同工人、农民进行讨论，彼此交换经验。总之，他们到处掀起文化革命的风暴，此外，党也决定他们免费旅行和食宿。
　　
　　在北京，红卫兵举行的为记述他们各方面活动的展览中，有一张中国地图，灵巧的指示灯在上面指明了运动的进展和红卫兵在全国进行的长征。
　　
　　毛主席还说，应该给予公众舆论自由，从而使“大家都能说话，批评和讨论”。红卫兵十分广泛地促使这一指示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他们是否犯了某些错误？无疑犯了错误，因为他们是在尚未被人探索的道路上前进；但是，这些错误，通过同现实的接触，已经并且正在逐步克服，这些错误与他们对革命的贡献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我有机会见过许多红卫兵，并同他们中的一些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我只能说，希望在任何国家里都能出现同未来所赋予他们的政治责任感相对称的那么热情那么渴望一切的青年。
　　
　　八月八日决定以来相继发生的事件，逐渐表现出这次文化革命的丰富多采、困难和普遍意义。
　　
　　在对党的各级组织及其所有成员，以及所有经济、行政和文化领导的批判过程中，逐渐分成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一条是某些党员多年来所遵循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条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群众依靠到处自由张贴的无数大字报，依靠辩论，依靠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产生的组织，在犯过一些领导错误的当地干部之外，发现了一小撮领导人中更为严重的负责者，这些领导人有意识地窃取着一部分政权，想把中国引上类似苏联十多年来一直遵循的方向。例如，现在有根有据地被称作“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要对这种倾向负主要责任。
　　
　　细致调查他过去的行动，批判性地研究他所有的讲话，特别是批判他的发行一千多万份的主要著作《修养》（译成法语为《怎样作个好共产党员》）已经促使群众在政治上考虑革命和反革命的一切理论和实践问题。
　　
　　这场远未结束的批判的目的，是把政权从那些企图制止革命前进的人手里夺过来，并把它交给那些表现出最卓越革命思想的人手里。我们将看到，这种“夺权”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任务。（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本刊注）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7.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