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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士宇都宫德马撰文谈访华观感:毛主席在世界上具有无比崇高威望 [1967年11月]

  

  日本人士宇都宫德马撰文谈访华观感:毛主席在世界上具有无比崇高威望
  
  【本刊讯】日本《世界》杂志九月号刊登宇都宫德马写的一篇访华观感,题为《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摘要如下(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毛泽东的威望
  
  要了解包括文化大革命问题在内的现代中国,不了解毛泽东及其在群众中的威望是不可能的。如果认为毛泽东的威望是通过以国家政权的强制和权威为背景的宣传而人为地树立起来的话,那么你就会错误地认识问题。毛泽东的威望不仅在当代中国无人能比,就是在中国历史和世界近代史上也是无人能比的。
  
  文化大革命并不是政府一手制造的那种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而是毛泽东这位最高的领导人亲临前阵,率领群众向掌握国家实权的共产党干部组织——这个组织的组成从中央到地方象金字塔一样——这个强大的组织公开地叛逆,造反。因此掌握着党组织实权的刘少奇、邓小平一伙派出工作组去镇压群众的文化革命运动。
  
  刘少奇刚一确立为第二号人物,在他的周围便聚集了一伙谋求升官发财的官迷。由此而产生的党内集团是以为着成名成家,牟取私利为基础的。为着追求升官发财的这样的集团在党的基层组织、工厂、学校也会必然产生。毛泽东为党的腐败而担忧,学生为教育的颓废而愤怒,年轻工人为工厂的规章制度的紊乱而哀叹。因此,毛泽东与红卫兵和年轻造反工人在同当权派的腐败进行斗争中站在一起,成为同志。特别是在去年八月,由于党中央停止了党支部的一切活动,排除了当权派的镇压以后,红卫兵和造反工人对说“造反有理”、解救他们的毛泽东更加敬爱,这是当然的。他们崇拜毛泽东既不是出于为了自身利益而说的假话,也不是鹦鹉学舌,重复教给他们的话。据我了解,他们所谈的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斗争中的切身感受。出现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
  
  文化大革命的矛头不是指向中央的刘、邓个人,而是指向共产党本身出现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
  
  可是,我们必须注意,即使是说党有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但比起其他各国来,也许是微不足道的。
  
  毛泽东对党和国家的干部的要求是严格的。例如在一九六四年七月的一篇文章中说:“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在抗日战争期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进而在批评军队干部时又说:“一部分军队工作同志养成了一种骄气,对士兵,对人民,对政府,对党,横蛮不讲理,只责备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不责备自己,只看见成绩,不看见缺点,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很遗憾,在日本的政界中,符合前一种要求的甚少,而最后批评军队干部的那段话则很适合。
  
  即使说中国共产党有腐败现象,也只是以这种严格的标准来说的,绝不能考虑得过于严重。
  
  可是,存在腐败的现象是事实,只要人的利己心和私心没有消灭,在社会主义政权的周围,无疑腐败会经常寻找成长的机会。如果说没有象毛泽东那样具有随时随地为群众服务的强烈愿望的领导人,在青年中没有肃清腐败的勇气和能力,腐败就会无止境地发展,新中国就很可能完全改变颜色。恢复延安精神
  
  广大的中国人民敬爱毛泽东既不是由于听了宣传,也不是由于被迫,而是基于他们自己的体会。旧中国的农民和工人的生活是极端贫苦的,而且又受到土匪和军阀的抢夺,在外国军队侵略时,甚至连生命也不时受到威胁。国家理应进行的治山治水也无人过问,住宅政策、公共卫生和医疗设施根本无从谈起。现在,治安良好,治山治水也在积极地进行。住宅也在积极建设,公共卫生和医疗也有了保障。(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现在,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虽然还低,但同旧中国相比,已经变得象梦中所想的一样好了。我们必须了解:这样的政治事实是毛泽东具有崇高威望的基础。
  
  我去延安时,对毛泽东的事迹想了许多许多。
  
  我的结论是:没有毛泽东,中国的革命不可能成功,中国的独立和统一也是不可能取得的。
  
  我最感动的是,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三月被国民党的精锐部队胡宗南的二十二万军队追赶从延安撤退时的谈话。不知道退,无论作为军人或者作为政治家来说,都是愚蠢的。毛泽东和二万军队非常成功地进行了退却,并且利用了这一退却。据说,毛泽东在窑洞一直呆到胡宗南的先头部队到达的前一小时才从容不迫地出发。非常沉着。在这以后,便转战陕西北,给胡宗南军队以决定性的打击。
  
  看看毛泽东的行动,就不能不说他是一位具有战略政治的天才,时机不到就等,不利就退,时机一到就象疾风一样采取行动。而且,他非常从容不迫。推动他的力量是,他对贫困受压迫的中国人民的爱戴和他对给中国带来贫困和压迫的家伙的愤怒。大概是美国、苏联最近采取的政策重新激起了他心中的这种愤怒,使他变得年轻了,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头,率领着年轻的红卫兵战斗。在会见交通大学的年轻的红卫兵时,最后发言的一位很诚实的青年说:“我深深感到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幸福。”他的这番话表明了中国青年的切身感受。
  
  陕北是一片不毛的丘陵地带,延安是一个贫穷的城镇,这一带居民一般都住在窑洞里。毛泽东多年过着中国农民以小米为主食的那种最低水平的生活。汇集到这里的青年,困难到学习少笔缺纸的程度,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受了最严厉的教育。在物质缺乏的情况下,锻炼出了具有忍耐和创造的精神。延安式的制度和日中关系
  
  国际形势如果象现在这样紧张下去,毛泽东必将重新让领导人和中国人民恢复延安精神。七亿人民如果用这种精神同外敌斗争,将是天下无敌的。在持久战中也一定能够战胜美国和苏联。这是一个长期的人民战争。我想,也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具有准备根据需要把这种延安体制推广到全国去的一面。人民(解放)军废除军衔意味着已经使军队回到了延安式的体制上。也可以说是美国在亚洲采取的进攻姿态迫使中国采取延安式的体制的。美国如果继续采取现在的政策,那么就会同这样的敌人进行长期的消耗战。但是,究竟美国国内是否有准备,是否有精神准备?在不能因战争而增税和在繁荣中处于黑暗深渊的黑人发动那样的暴动的情况下,不能设想对残酷的战争有精神准备。认为有大量物资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是太天真了。虽然要进行使用电子计算机的战争,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美军司令官会在什么时候成为“约翰逊运输大队长”的可能性。在五角大楼的全部政策陷于僵局的时候,日本外交继续采取过去的做法并非上策。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7.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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