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者妄评我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外交行动

日记者妄评我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外交行动 [1967年09月]

　　日记者妄评我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外交行动
　　
　　惊呼我支持各国人民武装革命已经构成「对亚洲的最大威胁」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八月二十七日刊登该报国际部记者阿部写的一篇评论，标题是《由于文化革命而混乱的中国外交》。摘要如下：
　　
　　当代的义和团事件——这是西方各国对二十二日在北京发生的火烧英国大使馆事件的看法。在西方各国的头脑里，清朝末期的宗教性秘密政治结社和毛泽东思想的尖兵红卫兵重叠起来，似乎受到了汉民族的令人生畏的气质的相当大的冲击。
　　
　　在中国猛烈刮着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现在，它的余波已经开始从缅甸、印度的亚洲扩展到了欧洲、非洲。譬如，在意大利的热那亚港，中国船“黎明’”号在船身上写了颂扬毛泽东主席的标语，开进了港口。由于船长无论如何也不取下这条标语，这艘船被隔离了起来；中国方面采取了报复措施，禁止意大利驻北京商务代表自由行动。
　　
　　这类事情几乎在全世界都发生了；在北京的四十多个外国大使馆、代表机构，差不多每一天都受到中国政府的抗议，遭到红卫兵的示威。除了英国大使馆以外，苏联、蒙古、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大使馆，也都遭到了袭击。
　　
　　火烧英国大使馆事件，当然使英中关系紧张了起来，然而没有迹象表明，两国却会因此而断绝邦交。
　　
　　在瑞典、意大利和瑞士等国家发生的纠纷，是由于对中国说来是一个极大的原则问题引起的，这个原则问题就是：承认不承认输出毛思想，尊敬不尊敬毛主席。
　　
　　但是就西方来说，（中国）大概只是要肯定原则，而不至于发展到破坏政治经济关系的地步。输出毛思想的目标，斗争的焦点始终是第一中间地带，即亚洲和非洲。（中国）抛弃和平共处——这曾经是博得好评的五十年代中国外交的基础，而下定决心支持武装革命，这已经构成对亚洲的巨大威胁。这种大转变，不同文化大革命的激化联系起来，似乎是不能理解的。
　　
　　也有人有这样的看法：国内的紧张无论如何也要在对外关系方面引起摩擦，或者是，为了转移国民的视线，防止外来的挑衅和干涉，就必须故意在外部制造紧张。从建国以来中国外交的演变情况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外交和内政的密切关联。
　　
　　在文化大革命中清楚地反映出来的是，在这种中国外交的变化的背后，始终牵涉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争权斗争。
　　
　　首先可以肯定，特别是这些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内部，在外交政策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对于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周围国家，刘少奇、彭真等采取灵活态度，同毛林派的武装革命、人民战争方式似乎是明确地划清界限的。
　　
　　这样，过去中国外交在意识形态上用的是毛理论而实际方面却是刘少奇的灵活路线相当活跃。在刘少奇靠边站，以“人民战争理论”充任了战斗的毛泽东思想的旗手的国防部长林彪上台的现在，灵活路线消声匿迹，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但是，从过去的经验来看，等到国内的混乱局势得到收拾，对外政策就会再次恢复灵活性，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今后一年里文化革命的演变，和越南战争的演变、苏联的动向等等一起，无疑将会成为左右中国外交将怎么搞的极重要的关键。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7.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