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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刊承认:我国去年经济继续增长 [1967年08月]

  

  法刊承认:我国去年经济继续增长
  
  但又胡说什么这些成果“绝不证明文化革命产生了有益的结果”
  
  【本刊讯】法《外交世界》月刊八月份一期刊载阿兰·布克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文化革命似乎并没有妨碍中国经济的增长》,摘要如下:
  
  中国文化革命无疑是最近的重大政治事件中的一个引起各种最矛盾的解释的事件。
  
  在经济方面,一些人说,文化革命可能产生一些灾难性的结果,而另一些人则说,可能产生奇迹般的结果。那些以香港美国情报局的研究为依据的评论家们说,生产和贸易完全无组织了。那些满足于了解北京广播的胜利公报的人则肯定地说,生产力的发展之大从来没有这么令人惊奇。经过一年的文化革命之后,看问题不那么公式化是可能的和必要的。然而对于一九六六年,各方面的中国经济观察家提出的看法却十分相近:一九六六年是在文化革命汹涌澎湃中结束的。然而大家认为,这一年的经济情况是好的。一九六六年是令人满意的一年
  
  在农业方面,每个人都承认,自一九六四年以来,“大跃进”结束时的困难消失了。然而去年却是在许多省使产量受到影响的自然灾害显著之年。北方干旱持续了六个多月。在南方,春季反常地寒冷和多雨,因而农业不得不受到冰雹和过多雨量之害。鉴于气候的困难,香港的观察家们认为一九六六年谷物的产量有轻微的下降。北京承认农业受到重大损失,然而它说,中国在谷物方面的产量打破了纪录。自然灾害的事实使得没有取得大幅度的进展。香港人士对产量下降所持的审慎态度证明,在全国土地上,虽然结果不是出奇的,但收成差不多是令人满意的。
  
  相反,在工业方面,所有观察家则一致承认有很大发展,人们可以估计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二十。这种增长是随同重工业部门的加强和重大的技术革新而实现的。钢的产量肯定超过了一千二百万吨。中国官方的文件指出石油工业有重大的发展。在纺织工业方面,设备现代化也在加速进行。
  
  人们注意到了一种同国际贸易相适应的发展,向非共产党国家出口增长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从这些国家进口的增长略低于百分之二十。
  
  但是,同中国报刊所说的恰恰相反,这些成果绝不证明文化革命产生了有益的结果。在整个一九六六年内,文化革命实际上是在生产人口之外进行。诚然,人们说,一九六六年的动荡,只是两三年前为了改变精神状态和保证政权的社会主义方向而发动的运动的发展。
  
  但是,我们的意见不是要追溯到如此的远,真正所谓的文化革命和夺权斗争只是在年底才在农村和工厂内开始的,在一九六七年才完全展开的。在劳动人口中的文化革命
  
  革命扩大到工农人口的经济后果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不是容易的,因为在一九六七年第一季度提供的经济方面的情报很少。北京在谈到“粮山和金色麦浪”时说,收成将是很好的。香港人士不是这么热情,但也认为原则上将是一个丰收年。气候条件似乎很好。在香港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六月十五日刊载的一篇文章作结论说:假如这一年收成不好,那将是由于人们造成了混乱之故。北京宣布,将再一次打破纪录。人们从此似乎可以不太冒失地推论,由于农村可能存在的无组织状态而引起的混乱,不会达到令人惊慌的程度。此外,对中国经济并非悲观的估计还得到另外一些迹象所证实。
  
  中国生产如果下降,是会通过中国的国际关系而使外国感觉到的。在今年年初,向日本的交货迟了一些时候,人们从中赶快得出结论说,中国国内供应停顿和生产下降了。但是,中国在上半年的整个出口情况却是好的。当然,生产运动与外贸运动之间的联系并不是暂时的。但是,由于在一月、二月份是各工厂最乱的时期,因此,人们定会在目前觉察其后果。
  
  此外,要是经济象人们经常描写的那样处于混乱状态,那么中国原子努力的继续进行便是不可想象的。政治斗争和发展
  
  尽管在实现半年以来始终在日程上的三结合方面惊人的缓慢,但是,不能就认为内部冲突已使经济处在危险之中。虽然政治动荡可能多次促使工厂停顿,但它也包含着起鼓舞作用的一面,对于这一点,工业国家往往不大理解。西方广泛的看法是,中国过份政治化了,首先关心的是促进世界社会主义的进展。实际上,在农民和工人的心灵中,对旧社会的压力还感觉沉重。使每个人具有民族责任感的公民义务教育,对于保持最低限度的集体紧张情绪肯定是必要的,而要是没有这种集体紧张情绪,发展便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毛泽东思想的运用,从某些方面来说,完全是积极的。(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本刊注)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7.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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