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一留学生谈我文化大革命

瑞士一留学生谈我文化大革命 [1967年08月]

　　瑞士一留学生谈我文化大革命
　　
　　中国人民起来造反埋葬修正主义
　　
　　【本刊讯】瑞士刊物《合作》十二日以《文化革命的原因》为题发表文章，全文如下：
　　
　　（原注：我们的一位同乡埃里克·维米去人民中国上海外语学院学习法语约两年了。文化革命爆发时，他正在那里。他的话具有人证的意义。为此，我们认为，让他发言是有益的。）
　　
　　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文化革命是怎么回事？中国一年多以来发生的事件用去许多墨汁。可是，西方就这个问题所说和所写的东西，往往与现实相距甚远。看来，人们是想使人相信，中国是一个暴虐的国家，那里毁灭一切艺术品，经济崩溃，工农业混乱，青年人狂热而排外。
　　
　　我在中国看到的情况却全然不是这样。
　　
　　为什么文化革命是必要的呢？
　　
　　从一九四九年起，中国就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十七年来，它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些成就是目前没有人否定的。可是，在文化方面——意义极广：它指思想、道德、风俗等——的发展，显然就不是那么迅速了。在有些方面，修正主义思想有了发展。之所以有发展，有种种原因：
　　
　　１、旧的资产阶级仍然很有影响。由于共产党执行了十分灵活的政策，资产阶级便保有巨大的物质力量，并且在生产和文化方面占据着重要岗位。它到处传布自己的道德、自己的思想。因此它具有显著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则只能是资产阶级的。
　　
　　２、外部影响对中国的那些期望资本主义复辟的人，仍旧起着非常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３、在共产党内部，经常同旧资产阶级有接触的一个集团，它奉行了一项修正主义的政策。该集团的某些成员占居要职，诸如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他们脱离人民群众，过着老爷贵族的生活。为了扩大自己的特权，他们也希望资本主义复辟。他们在党内培养新的资产阶级。他们是非常危险的人物，因为他们是党员，他们得到政治干部和群众的信任。
　　
　　修正主义者采取一种看来很革命的、似乎毫不是修正主义的手段。这种手段是建立在驯服和白色恐怖的基础之上的。他们禁止群众对党员有发表议论的自由。群众是驯服（工具），而许多共产党的干部却认为他们这样作是真正贯彻党的政策。
　　
　　因此，共产党员往往是“不可侵犯的”，某些人则是培养官僚、官僚特权阶级。他们往往就这样不自觉地逐渐滑向修正主义。自然，他们接近于旧的资产阶级，首先是物质上接近，其次是由于接触关系，在思想上接近。
　　
　　因此，十七年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特权阶级。显然，这个阶级不希望发展社会主义，而是希望恢复资产阶级自由化。它虽然在数量上微弱，但从政治和经济观点来看，它相反却是很强大的。它的影响之所以大，还特别是因为，它在极革命的外貌掩盖下隐蔽在共产党内。
　　
　　必需推翻这个新的阶级的专政。人民群众必须在文化、思想、道德方面真正掌权，因为修正主义的影响正是通过这些方面散布的。
　　
　　因此，几年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路线一直试图从政治上唤醒群众，以使他们自己起来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文化革命的目的在于打倒执行错误路线的共产党干部，肃清在文化、思想、习惯和风俗等领域内仍然十分强大的资产阶级影响；在于使这个国家的社会根基成为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
　　
　　这次异乎寻常的运动的最伟大的胜利，就是使中国人民觉悟到，服从于共产党永远不应该是驯服，而始终应该是批判的。这种觉悟的证明是，今天对修正主义路线强加的奴隶主义、白色恐怖或驯服展开的攻击十分猛烈。
　　
　　我有幸成为文化革命前中国的社会气氛和今天中国的社会气氛的见证人；两者对照是很惊人的。现在，人们确实有这样的印象：中国人民掌了权，他们想完成自己的革命。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对中国还存在着几乎拥有一切特权的资产阶级这件事曾感到吃惊；特别明显的是在上海，旧资本家大多数仍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并且在道德方面有着极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也对同中国人进行坦率而深入的接触时遇到的种种困难感到恼火。在共产党内部，某些干部的生活条件我所不能接受的。在理论上，他们似乎应该是人民的勤务员；而实际上，这些干部却是让人民为他们服务。
　　
　　这种状况对我来说实在意外，因为从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来说，已经完成的工作是很出色的，但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气氛，同居民的接触，却是令人沮丧的。
　　
　　今天，我放心了，因为我亲眼看到中国人民在文化革命中遵循毛泽东提出的政治路线，起来造反，自己解放自己了。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7.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