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评论家蜡山芳郎发表文章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
[1967年08月]
日本评论家蜡山芳郎发表文章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
认为这不仅促使中国发生大变化，而且会促使世界发生大变化
【本刊讯】日本《经济学人》周刊七月十八日的一期登载国际问题评论家蜡山芳郎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化大革命和中国的外交政策》。摘要如下：（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本刊注）作为现代史上的一着棋来认识
目前在中国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过去在中国发生的种种大事件和活动都不同。它是世界的大谜，给世界提出了大问题，而且现在还不断地提出问题。正因为这样，要想正确地认识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不能不说是非常困难的。
正确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是很重要的。自从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已经有一年零七个月了。在这个期间，如同在日本一部分人士之间所流传的那样，亲自发动并亲自在阵头领导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和他的领导地位丝毫没有动摇，反而是毛泽东的权威无可比拟地提高了，他的地位岿然不动。今天，这一点已经很清楚。因此，正确地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就更加重要了。
再说，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以后发动起来的，因此，日本通常称之为“第二革命”。在这场革命完成的时候，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将会发生怎样的激变呢？
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仅这一点，也就是很大的压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会促使中国一国发生大变化，而且一定会促使现代世界本身发生大变化，这样说恐怕也不是什么冒失的吹嘘。
以我自己来说，从最初听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消息时起，就没有怀疑过这场革命一定胜利完成。而且一直在注视着这场革命，并认为，这种新型的革命是对一切历史，包括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在内的整个世界历史的挑战，这才真正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进行过的伟大事业。和大跃进的时代相比较这次访问中国对我说来是第二次。第一次访问是九年以前，就是一九五八年的秋天。
谁都知道，当时的中国正在大跃进时代。在农村中出现了叫做“怪物”的人民公社。农民努力增产的热情，工厂里出现的工人的生产热情，响彻各个城市的新建工厂的锤声是当时的特点。
我怀着这样的记忆访问了十年以后的今天的中国。我发现，不但是“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政策没有失败，没有破产，而且仍然有效地坚持着。
我们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的郊区分别参观了一个人民公社。这三个人民公社全都承认，发展到今天的基础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建立起来的。
在工厂方面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总之，今天中国的工业规模，不管是钢铁工业，还是化学工业，就工业方面来看，也全都是在大跃进时代建立起来的。
我在访问今天正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的时候，有些事情不断引起我对九年前大跃进时代的中国的回忆。最突出的就是大跃进时代把工农群众的思想从自卑和旧概念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活跃起来，使他们积极地站起来了。这是因为九年前的中国和今天一样，都重视了思想—精神—灵魂的问题。
在今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抓革命，促生产”。大跃进时代也完全是这样做的。但是拿今天和当时来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中间有着重要的差别。
大跃进当时正是和今天完全一样，但是这样发动起来的无产阶级群众斗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同自然界的斗争，指向阶级斗争的却不多。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恐怕就没有这个缺点了。核心是继承列宁
我回忆着九年前大跃进时代，访问了正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各地，感到过去的大跃进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以消灭资产阶级思想为目的，方法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动无产阶级群众，使群众觉悟，提高他们的无产阶级思想——共产主义思想。
毛泽东此举，其原因显然是由于在苏联出现了批判斯大林的事情，产生了赫鲁晓夫等修正主义者。
总之，自从修正主义在苏联抬头，有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苗头以后，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上，就停止学习苏联，开始走上适应中国的现实，依靠工农人民群众，尽量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来进行建设的路线。
第一次这样发动起来的是大跃进，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的，同时又是以毛泽东亲自向全党全国人民号召阶级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的公报为背景而发动的。（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这个公报非常清楚地说明，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和无产阶级专政下，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公报说：
“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中国目前的状态就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非常正确，同斯大林的不正确认识成了鲜明对比。斯大林虽然反击了列宁逝世后抬头的季诺维耶夫、李可夫、布哈林等反对派，但却未能正确认识反对派的阶级性及其产生的根源，他只认识到这些人是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帮凶。
同时，我在当地看到和听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象急风暴雨般地发展，清楚地感到，工农群众在自己觉悟的基础上站起来，正在树立消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方法的典范。
斯大林过早地宣布苏联没有阶级了。而毛泽东却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斯大林没有能够在理论上找到资产阶级右派抬头的原因，而毛泽东却在理论上找到了这个原因。斯大林用盲目的流血清洗的方法来消灭资产阶级，而毛泽东却采用了人民群众革命化的方法。
我认为，正是因为毛泽东同斯大林有这样的不同，中国才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在毛泽东思想中特别吸引我注意的，是有关人民（不是仅指中国人民——作者注）的思想。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反对、抵抗，就是中国话的造反才是人民的本质。我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核心。在政治上批倒刘少奇
我们抓住一切机会，试图弄清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造反是怎么一回事，它同毛泽东的领导结合起来怎么理解。
结果，红卫兵和造反派异口同声地说，他们无限信仰毛泽东，他使中国革命胜利完成，解放了人民。同时，他们都是按照毛泽东的教导来指导自己的言行。
重要的是，正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杂志《红旗》，机关报《人民日报》，很快地向被发动起来的群众提出所面临的问题，指出其他群众中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而且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针，积极地发动群众，同时，通过斗争，提高群众的觉悟，让他们自己解决问题。
斗争的基础是各单位的政治斗争；最后发展为夺权。
随着斗争的深化和扩大，群众自己逐步认识到许多学校的当局、许多工厂的管理当局、许多人民公社的背后有刘少奇。这时候，打倒刘少奇的斗争才提到斗争的日程上来。在世界范围内的毛泽东思想和外交
在即将越过高潮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阶段，使我关心的问题是中国的世界政策——或者在目前的情况下，似乎还是说中国的对外态度比较恰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对外态度有什么影响，将促成它发生什么变化？
按照《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报道，可以说，中国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没有根本的变化。
不过可以认为有所变化，只是这个认识比以前更加纯粹了。
同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外交还将受林彪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所写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中的思想的指导，所以有人甚至把今后的中国外交称为林彪外交。
但是，中国的对外态度，在实行方面，估计可能由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觉悟到自己是中国的主人的中国人民来决定。
六月初驱逐印度驻华大使馆人员鲁冠南出境的措施，就是最后由红代会、工代会、农民代表参加的群众集会，也就是以近似人民审判的方式作出决定的。这是证明国际问题也要由人民来决定的最初事例，为人们所注意。
再看香港的情况，看阿拉伯国家的情况，也可以知道中国外交的目标鲜明地支援各国正在进行斗争的人民。
这样的中国外交恐怕不能以过去的所谓强硬或温和来区别。今后的中国外交虽不会动摇这个原则性的态度，但将是适应形势的，相当细致的。谈到这一点还应该涉及有关国内、国际统一战线的毛泽东思想，现在因为篇幅所限，只得割爱。
中国外交和它的其他国内政策一样，今后将更加严格遵守毛泽东思想——为方便起见，就说是《毛泽东主席语录》中的思想。
这样说，是因为我在长沙听到中国氢弹试验成功，而中国人的反应与其说是对氢弹爆炸本身，勿宁说首先是欢欣颂扬毛泽东在九年前即一九五八年六月就已经预见到今天能爆炸氢弹的英明。
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群众的思想准则，这是不容怀疑的。
因此，中国今后的外交也必将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结论是，要了解中国的外交，就必须阅读毛泽东的著作。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7.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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