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教授谈我文化大革命

日本一教授谈我文化大革命 [1967年05月]

　　日本一教授谈我文化大革命
　　
　　他说：“所谓革命是经济贫穷混乱造成政治危机的集中表现。中国文化大革命却不一样。它是在国民经济稳定、上升的局面中开始的大革命。……”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十八日刊登日本横滨国立大学经济系教授本桥渥今年四月间访问我国后写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四月二十日首都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意味着，在全国进行自下而上的夺权、建立临时权力机构的斗争的最重要据点，建立了根据地政权。这的确是革命最高涨的有历史意义的一刻。但是我处身于这个四月革命的高潮中，感到这个革命是不可思议的。
　　
　　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造反者是党外群众；从企业到机关，造反的对象倒是共产党的干部。工人的群众组织工会也不起作用。企业里也好，学校里也好，革命组织、红卫兵组织纷纷建立。这些革命组织，既无纲领，也无章程。革命派所遵循的，就是一九六六年十一中全会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决定和《毛主席语录》。毛泽东和文化革命小组代表了党中央，党章事实上好象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文化革命离开毛泽东思想就不存在。
　　
　　所谓革命是经济贫穷、混乱造成政治危机的集中表现。俄国革命以及接着发生的德国、匈牙利的革命就是典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却不一样。它是在国民经济稳定、上升的局面中开始的大革命。我有意识地寻找了经济混乱的情况，但是一无所获。事实上，虽然好象有过暂时的局部的混乱，而且今天也许在地方上还有。但是，总的说来，群众的生活是稳定的，消费物资的供应是丰富的。物价几乎完全没有变动。我感不到资金的流转发生过什么混乱。
　　
　　中国经济从一九六二年左右起摆脱危机，转入了上升过程。在从经济调整到稳定的时候发生的自由化倾向、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的情况中，是毛泽东看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文化革命并不是生产手段所有关系的变革，而是意识形态革命、思想革命；说是要用“破私立公”的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去纯洁政权系统。因此，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是，在城市确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农村确立贫下中农的领导权的第二次革命，并不造成行政机构的混乱。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7.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