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一月革命」

上海的「一月革命」 [1967年04月]

　　上海的「一月革命」
　　
　　作者:美国专家爱泼斯坦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四月二日发表美国在我国工作的专家爱泼斯坦写的关于上海“一月革命”的文章。这篇文章原载在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主办的《中国通讯》第四十七期上。现摘要如下：
　　
　　在中国，人人都把一九六七年初在上海发生的事件叫做“一月革命”，让我们来看看它的重要特点。
　　
　　一、它标志着中国广大产业工人断然地参加了文化革命，打乱了来自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所谓革命纯然是“未成熟的青年学生的”而“非无产阶级”的宣传。
　　
　　二、上海事件开创了革命的新阶段，就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由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夺权”。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的代理人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先导——篡夺去的权被夺回来了。这是在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分子能够篡夺最高权力和破坏革命以前予以消灭的方法。改组或自上而下的制裁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只有依靠广大群众的深刻分辨力和行动才能达到这点。
　　
　　三、上海事件牵涉到关系整个工人运动一个问题，这便是经济主义。上海是一座大工业城市，拥有一千万人口，中国的资本主义及工人阶级都在此地有极深的根基，因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和代表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在这里的斗争非常尖锐。上海少数当权派企图使用经济主义（以增加工资及福利为贿赂手段）分化工人，并且转移革命斗争的目标。但工人很快的便废除此种办法，认为这是利用他们自己为社会所造的财富来为出卖革命的人收买权力。今天的上海工人是这座大工业城市的真正主人翁，以前所未有的努力促进当地的生产及经济。
　　
　　中国反对提高生活水准吗？这完全是大肆诬蔑的谎言。群众的生活一年好过一年，以后更加要好。但他们努力的目的，并不在于个人私有。这是一种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社会。只是这一点便可以保证在物质上及精神上能有空前的进展——不是为了中国或世界上的少数人，而是为了所有的无产阶级。若想为私人或一部分人致富，转移这个目标，这便是降低革命、出卖人类的希望。
　　
　　上海的第一回合由一九六六年八月起到同年十二月止。由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首先发动这场革命。但是，在这场革命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工人。
　　
　　去年八月，有些北京的红卫兵，在首都经过更加剧烈得多的斗争后到了上海。他们对上海市的气氛表示惊异和愤怒。他们发现大量的锣鼓队，但是缺乏革命的辩论和行动。北京红卫兵因此问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上海市党委内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人（以第一书记兼市长为首），拒绝出来听取他们的意见。不仅如此，这一小撮人还叫来大批工人来“保卫党”，把年轻的北京红卫兵强行赶出上海市党委办公室。
　　
　　上海一家工厂的一个造反者后来对我说：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工人就开始对上海市党委发生莫大的怀疑。他说：假如他们不是犯了什么错误，他们为什么不敢出来会见红卫兵和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呢？难道我们“正确的”党委会，害怕群众吗？如果是，他们为什么要害怕呢？
　　
　　随后，上海市党委发现了第一张在当地贴出的严厉地批评它的大字报。十一月间，第一个工人造反总部出现了，不过，规模不大。
　　
　　告诉我的工人造反者说：“到了十一月十一日，我们已经能够召开一个三万人参加的工人大会了。但是有一个长时期，市长连我们也不愿会见了。因此我们发现，他不仅害怕北京的红卫兵，而且还害怕我们上海工人——他曾经要求给他以支持的人。到了我们到市党委外面示威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已经溜走了。”
　　
　　这个事件和以后发生的许多事件，揭穿了上海市党委那些自命为“拥护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的假面具。
　　
　　总而言之，上海的情况是由害怕群众变成了镇压群众，毛主席对此曾经愤怒地指为“白色恐怖”和“资产阶级专政”。这种错误地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完全是赫鲁晓夫式的。
　　
　　到了十二月，上海大部分工人愤怒极了。由于大量揭发事实的“大字报”出现，由于过去在工厂禁止传递消息的情况也改为自由，他们发现，在许多工厂和机关里，那一撮当权派还允许前（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国民党特务担任公职，甚至于钻入党内。这就确切证明了，他们为什么那样对革命派死硬，而对于那些反动透顶的家伙缺乏或失掉了阶级仇恨，而将他们视为盟友。
　　
　　工人造反派从头一个月的几千人增加到近百万人。市委那些人组织的“保”字号组织开始减少了。诚实的工人们，包括一大批党员，站到了革命派的一边，都毫未遭到谴责而受到欢迎。
　　
　　现在，轮到市长要求会见造反派了，他们拒绝见他。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修正主义领导们采用了他们的最后挣扎手段——后来闻名各地的“反革命经济主义”。
　　
　　这种诡计的耍弄，不限于上海一地。实质上，这是文化革命的反对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全国范围内的新反扑。
　　
　　上海市委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和他们的代理人，在上海郊区煽风点火，向农民捏造关于工人“新财富”的谎言，并且提出了“消灭城乡人口收入差别”诸如此类的口号，他们甚至说“工人正在造你们的反，你们也得造他们的反。”他们力图使农民放弃他们的田间工作，涌入上海市区去提要求和买东西，以便挑起农民对工人的冲突，从而破坏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工农联盟。这就是反革命的破坏活动。
　　
　　然而，修正主义者的垮台，正是从他们对待群众的观点上开始。他们为了保存自己的特权和地位，肆无忌惮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他们一心以为，工人追求金钱和物品，会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视若无睹了。相反，群众奋起捍卫社会主义。
　　
　　革命派工人日夜坚守在生产岗位上，维持正常开工，保证必要的供应，争取中间分子。造反学生深入农村，向农民问道：“你们要怎么办，是要钱去买一切要买的东西，还是送掉我们新社会的成果和前途？”农民的答复是与城市的革命派联合起来。在修正主义据点的内部里，市党委和市人委的许多干部，各级共产党员在事实面前觉醒了，与修正主义头子的“路线”决裂，而转为保卫社会主义，拥护共产主义路线和毛主席。
　　
　　作为夺权之前的前奏曲，《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的革命派夺了报馆的权。现在是造反派、而不是修正主义分子控制宣传机构向广大群众发言了。报纸的新版面生动活泼，立即为广大读者所欢迎，而不得不大量增印。
　　
　　正在外国记者高嚷“上海混乱”，“谁将胜利？是拥毛派？还是反毛派？”的时候，毛主席对于群众的信任得到了证明。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部代表着百万工人，加上代表其他革命派的许多组织共同发表了一项“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宣布它是唯一的权力机关。这份文件，连同十点“紧急通告”，分析和谴责了反革命经济主义，号召工人们促进生产、搞好生产。凡是离开工作岗位的人，包括那些曾经参加坏组织的人，都欢迎他们回来，仍然当他们是阶级兄弟，而只惩罚那些修正主义煽动者。自由旅行的路条取消。拿了修正主义发出的款项的人，都要分期偿还。不经新机构批准，银行和企业不得私自发放款项。关于工资调整等等，放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无产阶级专政要警惕修正主义卷土重来的企图。驻沪军队宣布全力支持。
　　
　　在觉醒了的群众掌握之下，上海迅速地恢复了巨大的生产力。虽然前期略有后退，但一月份生产计划大部分超额完成了，有些甚至大大超额。工厂生活大大地民主化了，行政程序大大地简化了。这就是“一月革命”。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7.0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