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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公报》报道:一外国人谈访问中、捷、苏的印象 [1967年01月]

  

  香港《大公报》报道:一外国人谈访问中、捷、苏的印象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八日刊登一篇题为《三个国家三种印象》的报道,全文如下:“高尚”的事业
  
  最近有个外国朋友,到过中国,又去过捷克。下面是他讲的一段小故事。
  
  因为他是一个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所以在捷克很受到重视,他也有机会同捷克的知识分子接触。
  
  有一次,他和他的夫人同几个捷克学生谈话。这位夫人是个有强烈正义感的妇女,她问那些学生:
  
  “你们对越南战争有什么看法?”
  
  “觉得很不幸。”
  
  “那么,你们有什么好做的呢?”
  
  “哦!我们政府已经提出过不少次抗议了。”
  
  “你们自己呢?”接着,那位夫人又很有风趣地问:“你们这里不是有个美国大使馆吗?有没有人去示威啊?”
  
  “示威?那太不高尚了。”
  
  话题转到了捷克国内的情况。捷克的农业情况很不好,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那位夫人问这些学生:捷克学生四体不勤
  
  “怎么办呢?是不是可以想些法子呢?例如:大学毕业生下乡去,把工作带动起来,把农业搞好?”
  
  “什么?我们下乡?去做农民的工作,那又何必念大学呢?”
  
  “那你们毕业之后一定是进工厂了。”
  
  “大学生做工人的工作,不是太浪费吗?”
  
  在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大学所造就的就是这么一批“高尚”的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这位科学家的结论是:“如果我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有过什么怀疑;那么,去了捷克之后,这些怀疑也已经一扫而光了。中国当然不能容许大学制造出这样的毕业生来。”
  
  接着,他又感慨地说:“就算在我们资本主义国家,只要报酬优越,青年们倒是不怕到田庄或工厂去弄脏了双手的。”
  
  我心里想,捷克大概也是这样;如果工厂、农庄待遇特别优厚,这些捷克大学生大概也会不惜弄脏双手的。反正,他们都是为了追求“物质刺激”的。中国青年一心革命
  
  谈到这里,人们就不能不联想到今天中国青年和中国人民的抱负。有一位西方的经济学家,携带全家,最近在中国参观访问了两个多月。使他感受最深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他在中国到过许多地方,看见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水库和水利工程,或者大片的造林。一问当地人,所得的回答十有八次是:“这是一九五八(或一九五九)才有的。”换句话说,这是“大跃进”的产物。这位经济学家说:“在我们那里,人们老是说中国‘大跃进’失败了。、让他们来看看这些水库,这些新造的林区罢。”
  
  第二件事是:在中国大家热心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一心为公,毫不为己。他认为:这种积极的精神,是经济学上的一个崭新的因素。不再是利润、物资、奖金控制一切了,是一种真正积极的因素。最使他和他的家人惊奇的是:就算在偏远的农村里,一个普通的农民都能告诉你,他种田是为革命,不但为中国的革命,而且也为世界革命。他时时都记得,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类没有解放。
  
  比比在西方的那些工会工作者,两只眼只在工资上打转,一点政治都不谈,中国工农的气魄是多么巨大啊!
  
  “本来嘛,”他说,“一天到晚谈利润、谈奖金,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味道呢?”到了苏联遇两怪事
  
  他是从西欧经过苏联来中国的。他顺便谈到在苏联的见闻。
  
  他说,在苏联他只经过两个大城市,比之中国,那儿物价奇昂。在苏联,使他印象最深的,也有两件事:
  
  第一:他和家人在街上走的时候,几次有人走过来偷偷地问他们:有没有外币?肯不肯换?显然,这是做黑市生意的。
  
  第二:无论在饭店酒楼,服务员对客人卑躬屈节,为的是希望多得几个赏钱,有时甚至嫌少,要你多给几个。
  
  这位经济学家说:“我真没有想到,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会有这种现象。”
  
  也许,在这些“社会主义者”眼中,尽可能多赚几个钱,是天下最“高尚”的事业;赫鲁晓夫和他的继承者们,不是口口声声大讲“物质刺激”吗?(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本刊注)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7.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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