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了红卫兵》

《我参加了红卫兵》 [1966年10月]

　　《我参加了红卫兵》
　　
　　作者: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九月十二日下午，当我和李敦白到天安门广场去的时候，我丝毫没想到会去红卫兵总部作不速之客并被接收参加他们的组织。我们当时已了解到，几十万红卫兵已从全国各地源源来到了北京。我在大街上看到很多，从我的住所也听到他们行进的脚步声。
　　
　　我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可以看到红卫兵。他们都要去天安门，常常在那里留影纪念。到那里去或许可能找他们在休息的时候随便谈谈话。李敦白会讲中国话，所以我请他陪我去。我们俩从未梦想会去访问任何总部，因为从未宣布成立总部。
　　
　　在广场上，我们看见一队戴着红袖章的人走进劳动人民文化宫。队伍里男女青年都有，年岁大小不等，都在十四岁以上。几个身材较高的人，步伐更坚定一些，看来象是新组织起来的“红卫兵纠察队”。
　　
　　我们随着这一队伍走进了文化宫的走廊。我们这两个很显眼的外国人，加上我的翻译赵风风，当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但直到第二道门的前面，并没有人试图拦住我们。在二门，几个值勤的人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就转身往回走。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李敦白忽然说：“不要忙。有人认出你来了，他们在交头接耳地说你就是毛主席接见时谈到纸老虎的那个斯特朗。可能还许进得去”。
　　
　　在我们走出天安门之前，八、九个纠察队员赶了上来，并邀请我们回去。当时走廊很拥挤，他们就替我们开路；他们并没有喊叫指挥，只是挥挥手很平静地说：“请不要挤，让这些同志先过去”。李敦白说他们的“作风非常好”。
　　
　　他们带着我们走过几个大院子，都是铺的洋灰地，扫得很干净，院里绿树成荫，到处是修整得很好的彩色花圃，令人心旷神怡。地下堆了不少厚草席，看来很多从外地来的客人就在院子睡。一个纠察队员问道：“到接待室去好吗？”另一个说：“到阅览室去吧，那里椅子多”。我正在想不知道他们有多少房子。这时，一个坚定的声音说：“我们去联络站”。
　　
　　在第四或第五个院子里，他们领我们走进一所高屋顶的房子。一群青年人在开会，我们一走进去，他们就散会了。一位女青年过来接待我们，她的严肃而好客的举止表明她是一个有经验的负责工作人员。她穿了一身原来可能是草绿色而现在已变成浅黄色的衣服。她请我坐在她的旁边，其他的人很快地重新把椅子围成一圈坐下，一会儿在我这一头就坐了四五层人。
　　
　　这间屋里没有一般接待室惯常有的软椅和茶桌，只有一大叠硬的折椅。用两张折椅打开来放在我们面前，代替茶桌，摆上了几个盛白开水的白磁小茶杯。很明显他们不是把我们作为“外宾”，而是不拘礼节地当作自己的同志来招待的。所以我就问了这是什么地方，也问了接待我们的年青人叫什么名字，他们都很从容和坦率地回答了这些和其他一些问题。
　　
　　他们说，这个地方是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的联络站。这不是一个“指挥部”；没有权力发布命令，而只是一个为了建立联系和交换意见的“服务站”。
　　
　　他们说：“我们是从各自的学校组织选出来的，我们准备服务一段时间，别人再来替换我们，这样更多的人就可以取得经验”。
　　
　　那位负责的女青年说她是宣传组的副组长，北京市把工人文化宫给他们用。她又很自豪地说：“这全都是我们的天下”。她今年十八岁，是戏剧学院的学生，是学校把她派到联络站来的。她姓徐，原名叫“雅雅”，但是她现在改名叫“战红”，因为这“更符合时代的潮流”。
　　
　　我问战红怎样改名字，是否要正式登记。她说：“每个人都可以造自己名字的反”。
　　
　　我们的谈话很不拘形式地进行着，但也有一个很自然的次序。在坐的三、四十个青年都是联络站的工作人员，有时他们当中别人也答复问题，但大部分时间是通过战红来回答的，别人常常来到她旁边耳语。开始不久以后，一小群人站起来从厅里走出去了。我问他们要到哪里去。他们毫不介意地答复：“他们要搭火车去广西”。我就问，谁决定他们去的，去了多少人？战红说，广西的红卫兵要北京去人支援，“我们也愿意吸取外省的经验”。他们是怎么搞起来的
　　
　　我请他们简单地谈谈建立红卫兵的历史，他们向我提供了大量材料。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搞的是一个左派学生组织，反对“反动”的学校当局迫害，保卫自己。最初他们并没有被认为是合法的，但很快就由于他们敢闯，由于他们批判的正确性而得到学生的支持。第一个这样的组织据说是清华大学的附属中学搞的。
　　
　　差不多与此同时，其他几个学校也在组织起来，用的是各种不同的名称，如“红卫兵”、“红鹰”、“红旗”等等。在同一所学校里往往有几个名称不同、主张也略有不同的组织。它们通过大字报和传单进行了热烈的辩论。它们都想促进文化革命和毛著学习，因此一般说来它们设法联合起来了。起初，学校当局对它们一个都不承认，有时甚至要压制它们。
　　
　　战红说：“后来形势大变，毛主席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群众大会，并且说他参加红卫兵，让我们给他戴上红卫兵的袖章。我们都说毛主席是我们红卫兵的统帅。于是红卫兵象决了堤那样，漫卷全中国。”（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红卫兵的前途
　　
　　战红认为红卫兵要学习解放军，并成为解放军的后备军。她补充说，毛主席为他们的未来下的定义是一支武装起来的革命青年组织，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合法组织。其他的人都点头表示同意。
　　
　　我表示反对说：“你们没有任何武器。”
　　
　　他们说：“还没有。”
　　
　　李敦白插嘴说：“不，你们有武器。”他把毛主席语录的小红册子高高举起，这语录是他们人手一册的。他们热烈地鼓起掌来。
　　
　　战红继续说：“现在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员，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谁还能够阻挡我们呢？首先，我们要把中国弄得里外都红，然后，我们要帮助其他国家的工人把全世界都变红。”似乎这样还不够，她继续说：“然后整个宇宙。”她又从宇宙退到美国，她说：“有一天，你们也会在纽约的街上贴出你们自己的大字报。”
　　
　　我回答说：“在那样的好日子，我邀请你们去。”他们都鼓起掌来。
　　
　　然后，战红和坐在她另一边的一个十五岁的，看来显得比十五岁还小的女孩耳语了一阵。后来李敦白告诉了我，战红打算给我一个红卫兵袖章，十五岁的反对。战红说：“别傻了，她是个国际友人，我们可以给她，请她做个荣誉红卫兵。”十五岁的回答说：“你才傻呢。人家都是自愿参加的，她又没有申请。”战红顿时无语可说，不久她又想出了一个答复：“她没有想到，她也不知道我们的章程。”
　　
　　我听到这耳语时，只以为是一般的插话。当战红给我红袖章时，我接受了。她把红袖章别在我的袖子上，并说：“你是第一个和毛主席谈纸老虎的外国同志，现在，你也是第一个被接受为红卫兵的外国同志。”这也引起了鼓掌。
　　
　　战红继续说：“现在，我们答复了你的问题，轮到你谈谈了。你对我们有什么指示？”
　　
　　我简短地谈了我对红卫兵的看法，我说了三件事。
　　
　　“你们是国务卿腊斯克和美国反动派抱有期望的一代。他们说中国目前的领导人和他们的下一代是没有希望了，但是第三代可能抛弃毛泽东，会象莫斯科的领导人那样使中国改变颜色。但是，现在毛主席亲自抓住了你们；你们是他的接班人，你们要保证毛泽东思想通过红卫兵表现出来，将引导中国前进，至少在这五十年之内不出问题。你们可能成为中国从未有过的最红的一代。”对这句话他们都热烈鼓掌。我继续说：
　　
　　“其次，如果美帝国主义在明天，或在一两年之内进攻中国，你们已经为保卫祖国而进行了一次任何国家从未有过的演习。你们已经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迅速地调动了全国各地约一百万人。你们表明了，你们有可能迅速和广泛地集中和疏散人口，只要每个人带上干粮和少量衣着轻装上阵。人民解放军可以自由奔赴他们要去的地方，因为红卫兵可以协助警察管理城市。”
　　
　　“第三，你们在制定一个新的教育制度。整个世界还没有过一个真正好的教育制度。以往总是过去的统治者利用教育青年，企图统治未来。理论和实践的脱节还没有克服。至于社会主义教育一直尚未存在过，还没有人知道社会主义教育是什么。这是你们要在这几个月内研究的问题。因为现在的文化革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他们以鼓掌形式表示赞同，掌声震动全屋。战红问：“能不能亲一亲你？”有几个人都这样做了。
　　
　　我们离开那里以后，情绪开始平静下来时，李敦白说：“我当时想到约翰·里德在列宁格勒和那本《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中的情景，他和那里的红卫兵谈了话，他们接受他为美国来的一位革命同志。现在这些红卫兵也是国际性的。中国最年轻的革命者接受了来自美国的一位老革命者参加他们的行列。”
　　
　　两天后的下午，我在晒台上会见一位拉丁美洲的朋友，穿过树枝看到夕阳下山，也听到相隔三条街远的天安门广场上另一次百万红卫兵集会上传过来的歌声和欢呼声。
　　
　　他说：“我很高兴能在中国渡过这几个星期，也为能给国内的艰苦斗争带回这些消息而感到高兴。没有中国，没有这次的文化革命，人类可能会面临几百年的反革命统治的黑夜，没有一个国家曾成功地使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适应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作不到这一点，他们就又退回到资本主义。但是，现在我看到了中国的文化革命和它的红卫兵，我知道人类的四分之一是在向前迈进。”
　　
　　另一阵最响亮的欢呼声从广场越过树梢传了过来，听来似乎是震天动地的，一阵过了又是一阵，从而我们知道毛泽东来到现场了。（原载《中国通讯》第四十一期，本刊有删节）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6.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