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每日新闻》前驻北京记者新井宝雄著文说：北京和莫斯科的素质气氛迥然不同（完）
[1966年10月]
日本《每日新闻》前驻北京记者新井宝雄著文说：北京和莫斯科的素质气氛迥然不同（完）
（续昨）还有一次，我从莫斯科繁华大街上的布达佩斯旅馆吃完饭出来，坐在大汽车上看到了两个小伙子。这两个人靠在旅馆大门旁边的墙上，左右回顾，忽然，一个人从兜里拿出烟卷擦了火柴就喷云吐雾地吸了起来。不一会儿，又把烟交给另一个小伙子。于是那个小伙子就像还没吃饭似的狂吸起来。看到这种情景，我不由地闭上了眼睛。我很不喜欢看到这种样子。我在想，在中国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小流氓。当然，在中国少年中也有调皮鬼。但是，在我驻中国一年多这样长的时间，根本就没有遇到过所谓的小流氓。可是，在苏联就不同了，从我在伯力的公园散步时起，就已经看到了几个可以说是很不象样子的孩子。
当然，我并不是为了要讨好中国才说这番话的。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只不过是以追求真实为职业罢了。我在苏联遇到套购美元和小流氓，都是事实。下情上达的两条道路
苏联城市中标语少，也给我留下了印象。而在中国，标语则多得不得了，可以说，一进边境深圳，便使你感到进入了标语的漩涡。几乎在所有的建筑物上，都写着令你感到地方狭窄的巨幅标语：“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万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支援越南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奋勇前进！”。即使你深入到农村，也可以看到农村墙壁上写着巨幅标语“人民公社万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但是在苏联，却看不到这样的大标语。其次，在中国，无论城市的那个角落都树立着支援越南的巨大标语牌和画板。而且，到工厂和人民公社，也必然能够看到这些。但是，在苏联的莫斯科街头，我只看到了三个描绘越南人民抗战的小小的标语牌。
在中国，任何地方都设有意见箱，但在苏联却根本没有看到。难道苏联人民对政府再没有提“意见”和说“不满”的话的必要了吗？当然，也许是另外有下情上达的渠道，……。领导人和人民收入的差别
另外，我还看到了苏联和中国在社会主义方面放的重点不同。
首先是自由市场。中国规定，从个人自留地收获的产品可以自由出售，以增加个人收入。不过，这并不是公设的市场。但是，苏联却为“市场”建造了特别漂亮的建筑物。农民可以拿着自己的收获到那里拼命高声叫卖。你从他的摊前走一下，他便向你打招呼：“好吃！高兴的话请尝尝。”这完全是“自由市场”。在这里你可以买到国营商店还没上市的西瓜等。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只要到自由市场，就什么也能买到，只是价格稍高一点。在这里你可以感到有这样一种倾向：个人利益重于集体利益。但是，在中国却又是另外一番情景：即使是在农村也进行先考虑国家利益、后考虑集体（人民公社等）利益、最后才考虑个人利益的教育。因此，如果出现了自己的自留地的庄稼比人民公社的庄稼种得好的倾向，就一定大力批判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所以，就不会有好东西先上自由市场这种事。
另外，我在莫斯科参观了一个叫玛尔菲诺的国营农场。我所关心的是，农场的负责人收入多少，和一般农民的收入差别多大，负责人一天在现场和农民同劳动几小时。他们对我说：这里的农民大体收入一百四十卢布到一百七十卢布（一般集体农庄庄员的工资是九十卢布），场长的收入是三百卢布。这同中国大不一样。中国的人民公社社长的收入同一般农民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场长在回答我的问题“你一天到田间劳动几小时？”时说：“我担任领导，不参加劳动。”这也和中国不一样。在中国，工厂厂长不用说，人民公社社长也必然在一天中用一定的时间到现场参加体力劳动。干部通过同工人和农民一起劳动能很清楚了解现场的实际情况，而且群众还能在精神上受到鼓舞。另一方面，这样做的结果也能提高生产。就是说，在苏联是重视物质刺激的，而中国则是重视精神方面的。（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向往和憎恨
对美国的看法，中国和苏联也有相当大的距离。据在莫斯科的通晓苏联情况的人们说，苏联人很向往美国的生活方式和其他方面，并把接近那种生活方式作为理想。还说，苏联最近正在考虑推行星期六和星期天两天休息的办法，一般苏联人都怀有把这个当作苏联更进一步接近美国生活方式的感情。而且，苏联司机们也毫不介意地说，“美国汽车比苏联汽车的性能好，苏联无论怎样干也赶不上美国”。就是对苏联人来说，美国并不是可憎恨的对象，而只是在经济上要赶上要超过的目标而已。
因而，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所谓“和平共处”的理想产生了，美国的越南政策，反而是给他们带来了困难，也许就是采取着这样为难的态度。所以，苏联方面也许认为，美国在越南只要是不再向着使战争比现在更扩大的方向发展，那么，由“谈判”来解决也是可能的。
但是，中国方面对美国的看法，却充满了憎恨。领导人不用说，连托儿所的孩子们，口里也在喊着“打倒美帝国主义”。看一下中国的报纸，也没有一天不在谴责、攻击“美帝国主义”的。中国的一天，是从“谴责美帝国主义”开始，到“攻击美帝国主义”结束，这样说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就在这一点上，社会的气氛是同苏联有很大不同的。
譬如说支援越南的问题，中国表现的是，无论结果将是付出多大的民族牺牲，也无论是今后造成怎样的形势，也是要坚决支持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到底的。可是，在苏联方面还没有果断地下“哪怕是星火飞临到苏联头上”这样的决心。所以只是进行“尽可能的援助”。在这个“尽可能的援助”的范围中，好象最近是在考虑派空军参加。但是，问题可能是在于：用苏联人自己看美国的眼光来看，与其说美国应该是政治的对手，倒不如说应该是经济达到的目标，正是由于这一点，中苏对待美国的越南政策的态度，才出现种种的不同。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
但是，前总理赫鲁晓夫因为同共产党中国对抗而下台，他的威望似乎立即下降了。据可靠消息，苏联人普遍都把前总理赫鲁晓夫叫“乡下佬”。他在一九五八年大丰收的时候得意忘形，吹牛说，这样，苏联也能成为粮食出口国了，实行七年计划就差不多了。但是以后，农业不仅是没有恢复到五八年的水平，结果倒是必须从外国购买大量的小麦。因为七年计划也没有造成这样巨大的变化，所以对苏联前总理赫鲁晓夫的评论似乎不很好。甚至有些苏联人竟骂他说，“赫鲁晓夫积累私财，汽车就有好几辆”。这且不说，实际情况看来是，当前赫鲁晓夫的威望远远不及他所放逐的斯大林的声望。
这样说是因为现在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的合作，在赫鲁晓夫垮台以后，至少也表现出来有修改赫鲁晓夫路线的趋势。然而中国认为这样还“不够”，不予理睬。
尽管时间很短，我所看到的苏联同我所了解的新中国是迥然不同的。这种不同到底出于什么原因呢？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达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就必然会产生这种现象吗？据毛泽东那一方面说，“苏联所以出现各种各样不同于中国的情况，是因为苏联只重视经济方面的改革和物质刺激方面，而忽视文化和教育的改革。”而且明确地说，现在竭尽全力开展“文化大革命”，并要永远进行，就是为了不让“苏联的失败”在中国重演。中国号召作家和艺术家们也到工厂或农村去，同“人民”一道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创造新的“艺术”。而在莫斯科，艺术家却都有象宫殿一样的华丽住宅，过着舒适的生活。但同时，苏联最近也打算提出来首先对青少年的有力办法。这样，中国和苏联究竟谁会在将来出色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的改造呢？总之，可以说，苏联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都是人类的巨大试验室。（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6.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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