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每日新闻》前驻北京记者新井宝雄著文说：北京和莫斯科的素质气氛迥然不同（待续）
[1966年10月]
日本《每日新闻》前驻北京记者新井宝雄著文说：北京和莫斯科的素质气氛迥然不同（待续）
【本刊讯】日本《潮》杂志十月号刊登《每日新闻》社论委员、前驻北京记者新井宝雄写的文章，标题是《变了的苏联和暴风雨中的中国——旅行两个“人类的实验室”以后》。摘要如下（文内小插题是原来的）：
我在去年七月末到八月初，作为观光旅行团的一员到苏联去参观游览了纳霍德卡、哈巴罗夫斯克、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
在这以前，我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到一九六五年十月，以第一批交换的日本记者的身份在新中国的北京居住。因此，我能够亲自体会到北京和莫斯科在素质和气氛上的不同。那次旅行使我清楚地认识到，虽然是信奉共产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国家，但在各方面都是大大不同的。
在由新??启航的苏联船“乌里奇号”上，早晨，苏联姑娘就来扫房间和整理床铺。她在绿色的裙子上套着淡黄色的罩衫，一头金发，戴着金手表。一个同房间的人用他当俘虏时学会的苏联话对她表示慰问，一面把准备做礼品的扇子拿给她。开头，她眼睛睁得大大的，凝视着那位朋友，很快就“噢”了一声，很出奇似地把扇子收下了。后来还当着大家的面从箱子里拿出那把扇子来给大家看，快活地说：“谢谢。”那表情是十分自然的，大大博得了别人的好感。但是，看着这个情况的我，在脑海的一角里浮现了中国饭店服务员们的形象：即使我怎么送东西给他们，都是只表示感谢，而决不受领的。
我还经历了许多使我稍为有点感到意外的事情。我想不到在苏联比较舒适的气氛中竟然有这样的事。
那是在“乌里奇号”餐厅用餐时发生的事情。“乌里奇号”不停地放送俄罗斯音乐等，当时我听到了好象在哪里听到过的音乐。很自然，原来餐厅扬声器里播送出来的是日本歌曲《你好！小宝贝》。这是一首有清新感的歌曲。但是，接着传来的就是扎·皮纳兹唱的软绵绵的旋律。再往后演奏的是“黄昏来临，惆怅无限……”。于是，我想，这分明是毫无顾忌地充满了自由主义国家的情绪的曲调啊！于是，我根据自己的体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是中国，即使招待从自由主义国家来的客人，也根本不会象苏联船播送的那样播送各种日本歌曲。因为，我在中国听到的音乐，全是《社会主义好》、《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我们走在大路上》这种雄壮活泼的旋律和歌词，根本听不到“黄昏来临，惆怅无限……”之类软绵绵的抒情的曲调。因此，如果在中国，即便是外国歌曲，恐怕要斟酌这个歌曲到底是个什么内容。也就是说，大概不会有不了解歌曲的内容和意思就广播的事情。即使知道了是什么内容，也是常常不能广播的。我一面想着，一面安详地品味着放在饭桌上好一会子了的菜味。
这天晚上，苏联船员们举办欢迎我们的音乐会，会上，苏联留日学生唱给我们听的歌却是坂本九的歌。
后来，在从纳霍德卡去哈巴罗夫斯克的火车上，发生一件使我惊心的事件，虽然也还是从扬声器里播送出来的日本歌曲，但却是唱男女爱情的庸俗曲调。
我马上陷入了像在日本本国似的错觉。这是显示了苏联这个大国的宽容呢，还是像中国所说的是“修正主义”的表现呢？我想，对于这个问题作为日本人也是应该更好的分辨清楚的……用“高价”收买美元
我一点也没有说苏联坏话的意思。但是，我作为看到过北京的一个日本人，也需要把我所看到的，我所体验和感到的事情坦率地写出来。说不定会对苏联当局有些参考价值。所以这样说，因为这些都是没有谎言的事实。我们在“乌里奇号”上，上陆前办理的苏联海关的手续，也使我感到有些奇怪。女海关官员来了，看了携带物品的报告书后，首先，就用英语问“带多少美元？”我说“一百三十美元”，她说“真的吗？”并且要我拿出来看看。我从怀中拿出美元给她看，于是她就按照是否符合报告情况仔细地数起来。然后，又问带多少日元，我答“两万日元”。她说我想看看。我拿给她，照旧是一一数过，然后用英语说“谢谢”，并在我的报告书上盖上报告金额无讹的章子。在这以后又问了“没有携带半导体收音机和钢丝录音机吗”，“给苏联人带来什么礼品啦”。这不仅对我一个人，在三等舱的五位日本旅客都是要这样按着质问回答的。我来去都曾经过中国深圳的海关，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中国方面也只是看看报告书，连行李都不要核查。
那么，可以说比中国更大的苏联，为什么甚至连现款都要一一同报告书核对呢？真使我不可理解。可是，这个疑问赶到进入苏联国内就明白了。（顺便提一下，回国时在海关现款又被数了一遍。）
这还是参观莫斯科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时候的事情。那里有堪为苏联自豪的大喷水池，整个会场也成了一个大花园。我正坐在长凳上望着附近整洁而美丽的风景的时候，一个青年人飞快地走过来。扎着领带，服装也整整齐齐的。接着就用英语问：“您会说英语吗？”我用英语回答说“可以”，于是他说：“说真的，我是来买您带着的美元的”。我不由得吃惊地盯住这个青年的面孔，“啊！买美元？”“对啦！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这样一来，又唤起了我作为新闻记者的本能，打听起来。“准备给多少钱？”“按公家牌价的两倍怎么样！”这时使我回想起斯大林时代对经济犯最高要处死刑的事情，不禁打了个寒战。如果和这个家伙有瓜葛，是会糟糕的，但愿神佛保佑，于是我说：“真不巧，没带着美元。”这回他又问，有没有妇女过膝尼龙袜子，尼龙衣服也行。我说：“那也没有。”对方虽然显出诧异的神色，但又说，如果不愿在这里卖，请把旅馆名、房间号告诉我，我到那里去。我说：“不巧得很，我住的房间是四个人合住的房间，不合适。”于是急急忙忙和他分开了。我感到，我所认定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会有这样人的这个前提，一下于哗啦哗啦地崩溃了。（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种种“意外的经验”
这样的经验不是我所独有的。
我这次旅行苏联，是同几个旅客组成“班子”采取集体活动的。所以和我一道的都毫无例外地遇到了这种意外的经验。
一位高中教师这样说过：
“有一个人来和我说，我领你到列宁格勒的有意思的地方去看看。我说，你来得真好，就跟着他去了，到了一个像电影院地下室似的地方。在那里死气白赖地要买美元。另外，对方口里还在嚷着梭尼、梭尼，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是说，请卖给我日本的半导体收音机和钢丝录音机。”
还有一位东京的医生说过：
“在列宁格勒乘出租小汽车的时候，车钱是一个卢布。付钱的时候，他要我付日元。我说我只有一百日元，他说那也行。一个卢布相当于四百日元，他却只要四分之一，一百日元就行了，真是个有趣的国家。”
另一位商业学校的教师也说过：
“如果跟团体走散了，到莫斯科街道上闲逛逛，就会有人走到你跟前来。并且说把精工手表卖给我吧。一出口就是四千卢布，我想，按照他的说法五千卢布他也能买。”
还有，从Ｎ县农村来的一个人说过这样的事：
“真吓我一跳。如果到列宁格勒的美元商店（带美元的人，也就是外国人能贱价购买东西的地方）买点土产，售货员就说‘兑换’。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是说把你带的美元卖给我。这就是美元商店的售货员啊！”
这类事情是写也写不完的。还有一回，是我的经验，刚出列宁格勒“十月旅馆”的大门，马上就有一个苏联人到我跟前来，他也是说“把日本的半导体收音机卖给我吧。”我根本没有搭腔，就急急忙忙钻进等待着的大汽车里去了。
苏联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外国的产品呢？可能就是因为外国产品比苏联产品便宜而且质量好吧！另外，为什么那么想要得到美元和日元呢？也许因为苏联人要到外国去，需要外汇吧。因此，在那个美元商店里买东西，就既便宜又能买到其它一般商店买不到的东西，也许就是为了把外国钱弄到手而拼命地收集吧！也可能是到外国去的人们，把它作为买回苏联所没有的东西，再在苏联国内倒卖的资金吧！不知道究竟是属于以上哪一种原因。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看到外国人就靠拢来买美元的苏联人数是相当可观的。我不了解，这些人是否有什么正当职业。但是，这些人的这种行为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单纯好奇的人。如果真是这样，就可以肯定社会主义经济里面的某些角落是有漏洞的，也就是有黑暗部分的。这个问题是我在苏联旅行期间一直考虑着的问题。可是，在我一年多的以北京为中心南起广州北到哈尔滨、西至内蒙古呼和浩特边境的巡游中，不用说没有买美元的，就是希望得到日本产品的中国人，连一个人也没有碰到。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也是我所碰到的一个很大的疑问。是否因为中国方面控制和监视严格呢？或者是由于苏联人同中国人性格上的差异呢？也许是因为中国同苏联有建设阶段的差别，不久中国也可能会出现这类现象，是不是这样呢？
在青少年的态度方面，从：中苏双方也可以看得出有很大的差别。苏联的青少年是自来熟的。不仅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是这样，即或在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只要到公园等地方去散步，一些少年很快就会到你跟前来。然后大体上就是送给你红地白色列宁像的纪念章。是为了表示“国际友好”的意思。我们这方面有的就送给他们用作礼物的扇子等等，其中也有的小孩子一面送给我们纪念章一面问“有口香糖吗？”或者是“有活心铅笔吗？”等等，每当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就会使我突然产生一种这样的心情——这种“国际友好”是不是有些过分了。有一次在莫斯科我走出旅馆到黑暗的便道上散步，突然跳出一个小孩对着我说：“给我一个活心的”。
这时候，我真坦率地考虑过，苏联的小孩子真缺乏教养。
（待续）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6.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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