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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完) [1966年08月]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完)
  
  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已经决定去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当我阅读毛主席的《实践论》时,我开始有所领会。我在写我的体会前先要说明一下:在六十年前我在芝加哥大学花了三年的时间去投考哲学博士的学位,而所得的结果就是使我憎厌了哲学,因此,我从此不想再去阅读一本有关哲学的书。我特别讨厌它们所谓的“认识论”或“知识理论”,这是一种无聊的、乱七八糟的说法。
  
  现在,毛主席的《实践论》,仅以十四页的文字就写出了全部认识的理论,而文句又是一名农民也能了解明白的,甚至如果对一个文盲的农民读出来他也会了解的。这样的一个农民在听了之后将会立即感到获得了表扬和嘉许。他会明白到:每次当他掘地或收割时,这就是人的认识的开始,但这只是开端而并非是末端。我就在《实践论》的十四页中学到了一切。
  
  但是,毛主席的著作是包含有数以百计文章的。大多数人在开始学习毛泽东著作时所学的三篇文章名为“老三篇”,这甚至在小学和可能在幼稚园也要介绍。艾黎告诉我,他无论去到那一处乡村,他都会发现到许多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的老人很用心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因此他们都能背诵得出来和能够在一起进行讨论。艾黎说,这种学习的结果,在人的品德中已创造出奇迹;同时,许多争吵的邻居和家庭亦已改善了他们的关系。学习为人民服务
  
  “老三篇”提出了生活的基本原则,儿童懂得“为人民服务”,这种服务是向全世界的,不分国籍或肤色,这些原则将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工作上的成功方法一般是从毛主席的其他四篇文章中寻找的:《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如何运用这些原则的例子是不胜其数的。
  
  在一所学院教授英语的一位美国朋友对我说:“我教的年轻人大部分来自贫下中农的家庭,这是最革命的阶级。”在一次自我批评会上,其中一位青年说:“我是家里第一个获得教育的人。当我到北京进一所大学学习外文的时候,我以为自己成了大干部,把家庭的地位提高了。但当我阅读毛主席的著作时,知道了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它会把我带回资本主义去。我获得教育不是为了提高家庭的地位,而是为人民和世界革命服务。克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习惯思想是我最感困难的事情,这种思想是中国历代以来所存在的。”
  
  在“学习毛主席思想”的很多事例中,体会“为人民服务”的深刻意义是主要的成果。一位姓高的盲农妇诉说了她的失明是如何和她不幸的婚姻结合在一起,她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并企图自杀,但被邻居们阻止了。后来一位刚从学校出来的女青年给她读了毛主席的著作,使她懂得了生活的目的,并和家庭及邻居发展了友好和互助的关系。除了这个关于个人理解的例子外,其他很多人都从毛主席的著作中得到了指示。一位姓方的货仓管理员为了做好他的工作来“为人民服务”,他开始研究使货仓里的货物不变坏的方法,他所发现的很多方法都被推广到其他货仓去了。
  
  最先制造“人造胰岛素”的科学家们认为他们曾经在学习毛泽东思想中获得帮助,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有一个熟悉中国轻工业情况的朋友告诉我:职工们共同学习毛泽东思想,已经产生“惊人的突破成绩”。工农兵掌握哲学
  
  最重要的不是农业或工业的成果,而是这个事实: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纷纷在中国每一个报纸和杂志发表哲学的文章,语言流畅,分析明确,列举具体的材料和科学的论据。
  
  《哲学研究》杂志发表了工人、农民、士兵和革命干部在研究毛主席著作所写的一百篇哲学文章。各式各样的日常工作,均当作一种科学来处理,才能掌握科学的规律,因而才能够改进科学的技术。
  
  若干年前,中国人口大部分仍然是文盲,如今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共产党的世界观的武装下,自动自觉地寻求不仅国家和经济的,而且成为文化、教育和艺术等的整个上层建筑的主宰者。
  
  美国的一个朋友写道:“我对于革除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表示遗憾。”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并不认为遗憾;他们敲锣打鼓,拿着花环游行到天安门欢呼起来了。我的消息是由一个美国教员提供的:
  
  北京大学革命运动的第一炮,是在校长被革职数天以前打响的。有七个人张贴了大字报,指责北京大学党委跟邓拓集团积极勾结并严重地阻挠学生们所作的批评。随后展开了数天的激烈的争论,上述的大字报署名者七人被恶毒地抨击为“反党”。六月三日,北京市委改组,同时北京大学的新党委名单也发表了。由此观之,最高当局支持了学生提出的指责。
  
  来自邻近学校和学院的学生,以及北京各工厂的工人——共有数以千计的人数——进入杨柳成行的古老的北京大学校园,敲着锣,呼口号,支持教职员和学生们展开的批评。一所小学的学生们步行五公里去欢呼喝采。同时,学生和教职员们对于他们认为不妥的东西便展开批评。这通常采取了大字报的方式,大字报是写在彩色的纸上的。不久,这座庞大的灰色的建筑物,被贴满了红色、粉红色、绿色和黄色的大字报。没有人上课,因为每个学生都去参加这个严肃的运动,讨论大字报并提出他们自己的意见——关于观点的和关于有牵涉的人的。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年前已在北京大学开始,但它没有搞出个名堂,因为该大学的党委对所有的批评者作出一种报复的反击。在这个时候,党委本身受到攻击,而久矣乎受到压制的批评者抒一口气了。积累起来的证据显示:陆平集团一向歧视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学生的就学权利,他们从入学考试至毕业后分配工作都受到妨害。在法律系中,陆平集团要求学生研读一千五百本古书然后发表意见,去冲淡学生的不满。他们曾把一个研究生拖下讲台,因为他试图揭露他们的阴谋。所有这种事情,现时已揭发出来了。现已展开讨论当前的局势至一连串的问题:如何建立一所施行“真正社会主义教育”的大学?如何培养一种新的知识分子,而这种新的知识分子不会在一个世代之内变成一种新的特权阶段的一部分。旧的教育制度应该改革
  
  一般认为:中国目前的教育,是古时封建教育和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概念加上一些苏联方法的混合体。同时苏联的教育方法是来自西方的。“在世界上,还没有建立社会主义教育的真正制度。我们需要创这样的制度。这是问题的所在。现时,这个讨论在全面地展开。”
  
  有一个朋友的十二岁女儿在一个早晨告诉她的母亲说:“我们今天没有上课;我们要进行批评了。”她自豪地解释说:每个人可以批评授课的方法,他们喜欢或不喜欢教员的是什么东西。“这不是一种敌意的批评,而是为了每个人的好处,因为教员不是敌人哟。”她知道各种的“矛盾”,如毛主席所教导的。
  
  在一所大规模的中学,学生们指出校长经常讽刺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共产党报纸的准确性。这个人是否仍然当校长,迄今还未获悉;他一定会知道:学生们是有长久的记忆力的。来自学生的书信,指责这种考试制度是一种封建制度加上资产阶级残余一种学阀制度。在颁布延迟六个月招考大学生的命令以后,上述的函件纷纷发表出来了。有人建议:高中毕业的全部学生应要立即下乡下厂,以便取得他们升学的批准。这不是按照“高分”——而要得工农的批准。上述的建议是由毕业班本身提出的。七亿批评家
  
  《人民日报》六月八日在题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的社论中说:“有人说,‘中国七亿人都是批评家。’不管说这句话的是什么人,不管他们对这件事是高兴还是不高兴,这句话反映了一个事实……”
  
  中国的教育、文化和政策制定机关抽出平时工作时间的一半来讨论他们的机关是否有存在的理由,如果有的话,是什么理由和如何存在下去?这件事情再也不使我感到奇怪。《人民日报》后来在六月十七日说:“这个移风易俗的任务是人类史无前例的。”我对此也不感到有什么奇怪。(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
  
  ——本刊注)(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6.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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