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电台记者多勒俄普：《在新中国旅行》（完）

丹麦电台记者多勒俄普：《在新中国旅行》（完） [1966年02月]

　　丹麦电台记者多勒俄普：《在新中国旅行》（完）
　　
　　【本刊讯】丹麦电台记者多勒俄普访华观感续：人民公社是功效卓著的创造中国的威信远远超过爆炸原子弹
　　
　　在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最后胜利的十五年以后所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这种形式，是符合农业组织和中国农民的历史的。
　　
　　中国的农业常遭水旱灾害，因而把多余的水留到干旱时期去使用，就成了中国农业的最大问题。过去旧中国不敢插手，现在人民公社做了。水的问题是我在访问中国公社时印象最深的东西，马桥公社的水泵站和长堤，广东星桥公社的长坝以及台里（音译）公社的水库等都是为了解决水的问题。它们都是公社花了巨大的人力，由农民自己建造的。
　　
　　对我们习惯于合理运用资金的欧美人来说，只有很少几个人会赞同人民公社以巨大的人力去解决这些任务。但如看到人民公社对亚非访华者所产生的印象以后，那么，即使你不是共产党人或亲华分子，你也会感到激动。于是，理解了公社是一个功效卓著的创造。我觉得与其说公社制度是从马列主义理论出发，倒不如说是基于不发达国家的思想。在中国，人们能碰上印尼人、巴基斯坦人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讲法语的黑人。也许中国的人民公社能帮他们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毫无疑问的是人民公社是同中国组织的有效性分不开的。因此，在不发达国家模仿中国之前，就得先有这些组织。无论如何，从长远来看，由中国解决自身问题的才能所带来的威信，将大大超过它爆炸原子弹后产生的威信。香港与大陆的强烈对比
　　
　　在深圳河畔人们告别了一个世界，但三百公尺以后，就处在另一个世界了。
　　
　　人们乘车自华南大城广州出发，到关卡查税时，共产党中国职员的态度颇为彬彬有礼。再几分钟后，人们就将在不列颠的直属殖民地——香港了。
　　
　　丝毫无庸怀疑，人们就这样已在另一个世界了。迅即映入你眼帘的是：共产党中国的过分清洁，从上到下一干二净。不仅在领导新闻记者的外交部新闻服务处的经过挑选的办公地点是如此，而且在你为发现不仅有新中国，同时也存在着旧中国，而在晚上偷偷地溜去的那些地方也是如此。大城市内中国人所住的该称之为贫民窟的地区，紧密地排列着即使以亚洲的尺度来衡量也是住人太多的房屋和座落在逢雨即泞的土路两旁的旧房子。可是，即使在这儿，环境也是清洁的。尽管有泥巴，中国人还是按照所有的公共卫生指示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
　　
　　香港意味着芬香的海港，但这儿是肮脏的，所以这样称呼是为了不说出它脏透的真面目。那儿街上堆满垃圾，屋内散发怪味——无论是正规的住宅，或是沿山而上的那些无家可归者所住的用废汽油桶拼盖起来的小屋，都是如此。人们也必须学会其它的保管金钱的办法。在共产党中国没有偷盗。您会习惯于不锁您的旅馆房门，您如把大宗的小纸币（在中国除小纸币外别无其他）一叠叠的乱放，您如不锁上装了箱子的汽车，也决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但是，在用渡船把您从香港的九龙车站载往另一个属于该城的某一地点时，您就会在船上看到写着“小心扒手”的警告牌。钉上这些牌子是颇有道理的。在香港最上等的旅馆所供应您的印刷精美的说明书里，您能看到这样的规定：本馆对您因外人冒称本馆工作人员所受的损失概不负责。在中国，如同没有偷盗一样，其他的犯罪也是相当少的，几乎可以说是不再存在。而在香港则青年罪犯增多了，随着年轻人的成长，较严重的罪行，例如强奸，盗劫等都在发展中。““保护”制度却很吃香。于是，香港的擦鞋孩子，为了取得保护，就得每周支付一次保护金，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不付，那就肯定会遭到虐待。
　　
　　在中国您根本无法请一位女士来喝杯茶——无论如何不能再有所求了。在香港妓院业的兴盛是相当公开的，妓院的招牌就挂在大街上。在中国您看不到一个乞丐，在香港您能看到乞丐同他们的小孩坐在一起。
　　
　　人们来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是一九四九年共产党人取胜以前的旧中国的方式。（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6.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