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特雷弗一罗珀在这篇访华观感中用不少笔墨，以他的反动观点多方诬蔑我国，并妄想我革命在下一代“被吸收掉”；但是在事实面前，他不得不承认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特雷弗一罗珀在这篇访华观感中用不少笔墨，以他的反动观点多方诬蔑我国，并妄想我革命在下一代“被吸收掉”；但是在事实面前，他不得不承认 [1966年02月]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特雷弗一罗珀在这篇访华观感中用不少笔墨，以他的反动观点多方诬蔑我国，并妄想我革命在下一代“被吸收掉”；但是在事实面前，他不得不承认
　　
　　中国革命成就使亚非国家兴奋
　　
　　他还承认，中国共产党恢复了民族的独立，民族的伟大和国家的自豪，中国革命的成就使甚至持批评态度的人也为之神往
　　
　　【本刊讯】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最近刊登了英国牛津大学近代史的“钦定讲座教授”特雷弗—罗珀的一篇访华观感，摘要如下：
　　
　　从中国访问回来后，需要一个时期才能平静下来。大失所望的情绪是很厉害的，无论是谁，如果象我一样地同意跟一个应中国政府机构邀请的“代表团”前去访问的话，他在动身前就必须做好思想准备。从物质上说，我们得到很好的照顾。我们的吃、住、行都安排得很舒适。但是接连三个星期被一些无知的“向导们”缠着；每天向我们灌输适合农村儿童智力的同样宣传——这是一个可怕的命运，甚至连最丰厚的款待也难以补偿。
　　
　　中国是亚洲最古老、最伟大的文明。经过两个世纪的无能为力之后，中国成了一个新的国家，一个将来有七亿人口的大国。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能忽视它。事实上，中国过去是、现在也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的、老练的社会，它今天之所以吸引人在于它进行了革命，这种革命至少是在一个时期内，看来是改变了过去的历史，颠倒了古代的价值，这样一来，随之使一个古老的国家复兴起来。
　　
　　中国革命完成的程度是惊人的。在我们的时代，别的国家也进行过革命，但是不象中国革命这样惊人。中国革命和过去的决裂似乎是绝对的。别的国家古老的传统在革命后总还能保存下来。但是在中国这种联系比决裂要不明显得多。
　　
　　中国旧有的社会主要是非军事的，也是宽容的。它的文学和艺术的特点是怀疑主义，有点自嘲，幽默地承认人类的渺小和自命不凡的可笑。当我们观赏古典的中国绘画时，我们看到自然以其硕大的、不可变更、不能驯服的形式凌驾在上，而小小的人物则在画面的底部来来往往。
　　
　　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变了。新的结构硕大无比。理论性的口号宣布了强迫性的意识形态真理。怀疑主义不再有任何地位。在新的艺术里，自然和人调换了地位。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帝王的轿子悠闲地在深凹的山谷里移动，而是中国工人运动员无畏地把红旗举到被征服的山峰的顶端。
　　
　　中国的革命有着很强烈的本国性质。它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是中国独立的思想家。在早期，他就拒绝了斯大林的忠告和俄国的榜样。他坚持，在中国，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也必须有农村作为基础。
　　
　　在马克思和列宁的启发下，他们把共产主义的教义应用到他们自己的具体情况中去，他们会说，用得大不相同，而且完全成功。他们从俄国的错误里得到好处。没有犯取消富农这样的错误。没有恐怖统治。资产阶级被作为个人巧妙地争取过来了。
　　
　　的确，不仅是资产阶级，最出色的转变是过去的天子，满洲最后一位皇帝溥仪，他现在看见了光明，在北京的文史馆安静地为他的新主人工作。更近的转变者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前代总统李宗仁，他最近从美国回到中国，受到极大的公开慰劳。
　　
　　而且谁能排斥将来会有甚至更惊人的转变的可能性呢？
　　
　　为什么毛政权的宿敌那么轻易地向这个政权投降呢？显然，首先是由于这个政权的正面成就。欧洲的共产主义只是一种阶级运动。时常是破坏了经济繁荣（如捷克斯洛伐克）或民族独立（如匈牙利）之后才能成功。但是在中国，共产主义是一个民族运动，可以声称不但改变了该国的阶级结构，还恢复了该国的民族独立，并且把国家建立在现代化的经济基础上。
　　
　　在一九四九年前的一百年里，中国在名义上虽然是独立的，但是实际上却是“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一版）
　　
　　自一九四五年以后，一切都改变了。这个变化并不完全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功劳。打败日本的是西方盟国，主要是美国，西方从前在中国的租界是自愿归还给蒋介石的，并不是共产党人用武力收回来的。尽管如此，在这个新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社会却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们的革命解放了在没有外国资本的情况下实现工业化所必须的力量。而且尽管在某些细节上失败，但是整个计划总起来说是成功的。这个冷酷、效率高、有防腐力的新中国，是亚洲第一个依靠自己的努力使自己变成工业大国的殖民地。
　　
　　这样的成就甚至连批评它的人也能为之神往。富于世故的中国知识分子也许会怀有仇恨；但是他们也不能不承认，就是这个党恢复了——不管花出了什么代价——民族的独立、民族的伟大、国家的自豪。
　　
　　在国内能使批评者为之神往的这种胜利，也启发了国外的模仿。中国今天的成就同日本在一九○四年的成就一样使亚洲的其它国家和非洲国家感到兴奋。它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宣告，共产主义不仅仅是一场内部革命，它还是获得自由、财富和权力的手段。因此，令人特别恼火的是，恰恰就在这个时刻，老一辈的共产主义世界大国似乎已经失去了它原来的热情，并且在宣扬软弱无力的、要同它一度曾经表示要消灭的西方资本主义进行“和平共处”的理论。
　　
　　中国人目前对俄国人的仇恨是深刻而强烈的。凡是外国人有可能住宿的旅馆里都摆满了用各种语文出版的小册子，谴责俄国是“苏联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并歌颂对斯大林的赞扬。
　　
　　由于这样一些刺耳的大叫大嚷，许多遥远的观察家就认为，新中国正致力于侵略。的确，是有一些可以支持这种见解的证据。如周恩来的访问非洲。中国的干预印尼冲突。
　　
　　约翰逊总统在中国被正式叫作“新希特勒”。在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千千万万人象驴叫似地附和着他们主子的声音。西藏和新疆的民歌、小学里六岁孩子们唱的歌曲、用大规模生产方法培养出来的大学教授的讲课内容，都是在重复着必须把革命推行全世界直到消灭掉“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时为止的陈词滥调。
　　
　　甚至艺术也不能摆脱这种声音。
　　
　　有一晚，我被带去看一出有关刚果斗争的戏。剧情之沉闷单调令人难以忍受。
　　
　　在戏将要结束时，我们看到了非洲丛林的大决战，然后在舞台精心创作的背景效果中，象毛主席本人一样的声音从云层里朗颂出他的名言。
　　
　　人们看待这些征服世界的自白应该认真到什么程度呢？有时他们看上去确实是非常阴险。
　　
　　当我们在巨大的北京体育场上观看大规模的体操表演时，一位朋友问我：“这是不是使你想起三十年代后期的德国？”这种想法我以前也经常产生过。
　　
　　然而，尽管有这些表面上的相似之处，把两者相提并论是不公平的。侵略的基本调子是没有的。在体育表演后的第二天是国庆节，我在北京新建的巨大广场上观看了游行队伍在毛主席前接受检阅。我原以为会听到坦克和大炮的隆隆声、全副武装的士兵的脚步声、飞机的轰鸣声。
　　
　　实际上，这些东西我都没有看到。当我们站到观礼台上时，看到广场上不是挤满了士兵而是挤满了学生，他们都拿着用一样颜色的纸花做的花圈。他们看上去象一个广大无边的盛开着的苗圃。然后，游行队伍沿着东—西向的大马路走来。它看上去好象没有尽头似的。没有看到尚武精神。没有灰绿色的制服。代替它的是，又一次看到成千上万的手在头上有节奏地挥舞着形成一片的花浪：一个活动的花坛，在微风中摇摆。
　　
　　中国的新的力量不是用坦克或装甲车来表现的，而是由装载着（在毛主席的巨大人象和他的四本著作后面的）中国农业和工业成就的精巧模型的浮动物来表现的。头顶上没有呼啸而过的飞机，只有一些慢慢地翱翔着的气球，挂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另外还有一些大量放出来的气球则挂着天天听到的毫无意义的口号一下子飘过去。这种伟大场面非常和平，不是希特勒或斯大林可以同日而语的。
　　
　　当然，这是一种主观的判断。显然还不可能得到肯定的结论。在任何革命中，力量的崛起和侵略总是危险地紧靠在一起的。但是我自己的看法是，由人民中国发动的侵略危险在目前看来还是遥远的。在今后一代中，中国国内还有很多事要做，实在太多，以致不可能到国外去冒无可挽回的险。
　　
　　而当这些工作都做完以后，难道这种情绪就不会仅仅由于时间的消逝而发生变化？英雄主义的产物——狂热和清教徒的生活——很少有能持续到一代的时间的，而且这一代的教条，往往是下一代所厌恶的。俄国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宣传世界革命，但是他们的革命现在已经被消化掉了。如果亚洲其它国家的资本主义摆脱了“殖民主义”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看到，要不了二十年的时间，中国人的革命也将被吸收掉：历史必将收回它的地盘，同时，“和平共处”也将在亚洲从异端变成为正统。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6.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