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过的三种社会（完）

我经历过的三种社会（完） [1966年02月]

　　我经历过的三种社会（完）
　　
　　为《中国革命选集》作序
　　
　　作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一九四○年下半年，我想从莫斯科到美国去，可是希特勒封锁了欧洲所有的交通线。我乘飞机从阿拉木图到重庆。蒋介石已撤退到这里，把这里作为首都。这里我第一次与蒋介石见面，他强自作笑，连说“是、是、”，而实际上等于没说。我也和周恩来谈过话，一九三八年在汉口，我曾和他第一次匆匆见过一面。他现在是八路军驻重庆代表。
　　
　　日本投降后，一九四六年六月，我第五次访华，我乘一架由美国军用飞机改装的无座位飞机，从旧金山到上海。这是马歇尔调停时期，蒋公开进攻共产党，但没有什么效果。马歇尔元帅披着调停的外衣，竭力想把共产党从日本手里夺来的土地上挤出去。今天华盛顿在越南耍的也是同样的花招。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当时蒋被日本最后一次过湖南的进军赶到中国西南。没有美国的帮助，他既不能到北方，也出不了海。而共产党的解放区从长江到哈尔滨，从蒙古草原到海滨，除几条铁路干线上被日军以及前国民党将领，后来当了汉奸的那些人占有一些据点以外，解放区的土地已连成一片。蒋很快地使这些将领复职。命令他们继续反共，同时美国军队通知日本不要向“非正规”的中国军队投降，为蒋介石和美军坚守阵地。与此同时，美国空军把蒋的官兵运到北方城市。蒋命令共产党不要占领新地方。这命令共产党没有理睬它。
　　
　　“占领城市，占领铁道！”中国北方和东方的解放区都可以听到这来自延安的广播。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战略，这战略是今天人民战争理论的核心部分。
　　
　　我不想多写了，读者可参看我的《中国人征服中国》这本书，它描写了政府在各方面的卓有成效的政策，包括经济、战略，以及生活各方面。这些都是毛泽东天才的根据对中国农民的需要分析而引伸出来的。在新的情况下，土改虽然在策略上作了一些变化，但最终目标未变。它的军事战略使它接连夺下城市，消灭了蒋军，它的政府机关实行自给自足，它的领导干部都利用业余时间去参加生产，解决了大部分吃的问题。另外还有其它许多新创造。
　　
　　一支成百万人的队伍，从敌人那里补充人员和武器，二十年来不断壮大。历史上哪里能找到这样的先例？“蒋介石的士兵是很好的，”毛泽东笑着告诉我。“他们只需要一些政治训练”。这里，其他人恐怕只看到他们是敌人。毛泽东在敌军中看到了可交朋友的农民。今天南越解放军也懂得这一道理。
　　
　　一九四七年初，我乘美国最后一架飞机离开延安。“你必须马上离开，否则就出不去了。”毛泽东警告我。“我们去的地方，你是去不了的，你现在有了关于我们的全部材料，可以去告诉全世界了。当我们再和世界联系的时候，你可以回来。”他认为，这约莫需要“两年”。
　　
　　当我离开延安的时候，我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将是我度过余生的地方。主要是因为在延安的讨论，使我豁然开朗了，从而认识到近年来莫斯科生活，使我的头脑变得僵化了。我说过：俄国人现在致力的是建设一个强大的俄国，但俄国并不是我的国家。中国人现在没忘记世界革命，我是属于世界革命的，这个世界包括我的国家但超出我的国家。
　　
　　一九四八年九月，我动身返回中国，心里想，这回该是永久的了。可是我在途中花了十年！
　　
　　最初，为了等候到中国东北去的出境证，耽误了五个月，接着俄国人把我当作“间谍”拘留起来，通过波兰把我送回美国。此后，世界上没有一个共产党人愿和我讲话。当莫斯科在一九五五年宣布我无罪，说这一指控是“无根据”的时候，我又重新和中国取得联系，再一次受到邀请，但当时美国国务院拒绝发护照。为出国而进行法律斗争花了我三年时间。在一九五八年，我终于到达了北京，为了到这里我早在十年以前就动身了！
　　
　　我找到了我理想的工作，我为三种人报道中国革命，一是我的美国朋友们；二是那些站在日益高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前线的人们，这种侵略战争今天威胁着全人类的安全；三是那些对中国革命感兴趣的人们。这类人是越来越多了。我的《中国通讯》，用六种文字出版，它到达的国家我永远也走不到，它到达的民族我永远也识不了。我感到为我准备的社会和物质方面的生活和旅行条件都很好。使我这八十高龄的人能找到我写作所需的材料。在延安曾经鼓励过我的那种真挚的友谊和纯真的思想今天仍然健在。
　　
　　此外，我发现的比我所希望的还要多：比我过去拥有的更多的读者，有些他们的国家我几乎没听说过，那里的人民进行民族解放运动，想知道“中国的道路”，因为北京也是一个世界的中心。
　　
　　当我向中国朋友申请呆在北京的时候，我写道：“我认为中国人懂得人类的道路比任何人都好。我要学习和创作。”我现在还在学习和写作，并希望继续下去。（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6.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