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过的三种社会（待续）

我经历过的三种社会（待续） [1966年02月]

　　我经历过的三种社会（待续）
　　
　　为《中国革命选集》作序
　　
　　作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本刊讯】斯特朗在《中国通讯》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我经历过的三种社会》，摘要如下：
　　
　　在我的一生中，我见过三种文明社会，它们是美国的、苏联的和中国的。这三种文明过去和现在都在人类发展史上起着重要作用。我作为社会工作者，展览专家，记者，编辑，讲演员和作家曾在这三种文明制度下住过和工作过。最初是在我的家乡西雅图，接着留居莫斯科近三十年，现在，在我八十岁的时候，住在北京。
　　
　　在西雅图的时候，我们当时以为我们的国家已是一个“上帝的乐园”，是世界民主的鼻祖。我们也为更完善的民主形式斗争过。虽然取得了一些形式上的胜利，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国家逐渐发展成了世界上最大，最危险的帝国主义。振撼世界的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革命鼓舞了所有的进步人士，我也从遥远的美国来到了莫斯科。而且在莫斯科的三十年构成了我中年生活的中心内容。我的三十多本著作大部分是关于苏联的。
　　
　　从莫斯科，我逐渐地意识到一个新的革命正在东方兴起。一九二五年，国共合作在广东实现。我在回美国的途中，第一次路过中国。当时我正四十岁。在以后的六次访问中，每次都加深了我对中国的兴趣。远在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胜利突破很久以来的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包围以前，我就决定到中国去居住。中国革命胜利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反帝革命。
　　
　　现在中国朋友出版我的有关中国革命的著作选集，以资纪念我的八十寿辰。在我所有的著作中，这些文章也许将最有生命力。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它拥有占世界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有大量热情的，天赋的读者，而特别重要的是中国是我们时代一个伟大的反帝革命的国家，它的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都为世界其它革命国家提供了最好的借鉴。
　　
　　这样就需要回顾一下我在美国，在苏联，所走过的路程，和数度访问中国的经过，这些访问每一次都加深了我的兴趣，以至最后干脆住下来。
　　
　　我于一八八五年出生在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开始了我的个人事业。一九○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之后，就回到了我的家乡西雅图，那时，我母亲已去世，只有父亲一人在家。我与父亲一道，创办了一所“了解自己城市学校”。它的课程包括听演讲、讨论和访问。通过这些活动，使西雅图的市民熟悉自己城市的生活。
　　
　　我在堪萨斯举办了三次展览会，第一次我是主办人。第三次展出闭幕之后，展览会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也跟着被解雇，而找工作对他们来说是很困难的。我以前没有察觉到这问题，这时我开始焦虑起来。我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最后，我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问题不能解决，这制度本身就是完全错误的。唯一合理的制度应该把所有的职业，并且因此把所有的工作和企业，都置于公共所有。我知道这种社会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应该是个社会主义者。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这里面有阶级斗争。
　　
　　到一九一六年底，我们意识到有很大的力量把美国卷入欧洲战争，我们相信这是违反人民的愿望的。于是我就接二连三地组织和平运动，以此阻止美国参战。当我们在“不要参战”的呼声下选举乌特罗·威尔逊作总统的时候，我们满以为我们胜利了。我们发起签名运动，到街上去征求成千上万的人签名。在全国，人数达到好几百万。这表明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是反对战争的。为了“支持总统”，我们几乎每天把签名数字用电报告诉华盛顿。今天，人民对约翰逊总统也抱有类似的幻想。
　　
　　就在这种人民要和平、资本家要战争的情况下，美国悍然出兵欧洲。我从来没有这样吃惊，失望，“我们的美国”毁灭了，永远毁灭了！这些军国主义者随心所欲的葬送了她。我不能象有些人那样，自欺欺人，说“这场战争是为了捍卫世界民主。”我看到正是从宣战那天起，民主被践踏了。可是，我不知道今后应从何作起，如何去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我们美国进步人士对自己国家的和平、民主的信念破灭了，可是也带来了好处，使我们也成了世界革命接班人的一部分。跨过烽火弥漫的欧洲，穿过两个海洋和两个大洲，远在美国大西北的我们，也看到了莫斯科胜利的信号，沉睡的大地在十月革命的炮声中苏醒了。（待续）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6.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