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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友好 助人为乐 [1966年01月]

  

  诚实友好 助人为乐
  
瑞典报纸评论员文德访观感:令人愉快的中国

  
  他还在文章中写道:中国物资供应丰富,什么东西都有;北京东安市场食品商店的货品比莫斯科最大的百货商店至少多四、五倍。
  
  【本刊讯】瑞典《斯德哥尔摩日报》国际评论员、前主编文德最近在该报连续发表四篇访华观感,摘译刊登如下:
  
  火车上讲两种语言,汉语和俄语。中国列车长俄语讲得非常好,他的下属有些讲得差些,有些讲得很糟糕。俄国人都不会中文。中国人文雅、安静、十分可爱和勤快。俄国人比较笨拙,但很有兴趣。
  
  在车厢里同中国人聊天。他们引用毛泽东的话,“中国是一张没写过字的白纸”。其中有人说,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但仍有许多事等待我们去做。所有的人都微笑了,并且引了毛的其它的话。
  
  俄国餐车里的食物不特别好。然而有鱼子酱,而且很便宜。不供应烈性酒。
  
  过斯维德洛夫斯克后,有人敲门。一位俄国女医生愿意同“知识分子”作伴,也许她就是愿意同外国人谈话。她要到伊尔库茨克去,她向我介绍了东西伯利亚建立的现代化医院。但她认为生活水平提高得太慢。工资低,物价高。六卢布买一双妇女穿的长袜。四十卢布买一双好鞋。但是买一个吸尘器只要二十卢布。她讽刺地说:“谁也不每天买吸尘器。”
  
  我们看到当天的《消息报》。列宁格勒的警察局长写了一长篇文章谈酗酒和流氓。他说,酒精中毒是全国性的瘟疫。苏联三分之一的谋杀案是由于酒醉的影响。进入中国气氛完全不同
  
  餐车里几乎整天都很活跃。俄国和中国的列车工作人员跟旅客同时吃饭,并吃一样的食物。但是中国显然愿意他们自己单独吃。我问一个俄国人,这是否同莫斯科—北京的冲突有关。他犹豫了一会儿,最后严肃地回答说:“那个冲突由最高级人士去处理吧,与我们无关。我们在火车上与中国人相处得很愉快。他们很可爱。”如果这是一个外交回答,那是很巧妙的,但他似乎说的是真心话。
  
  在餐车上和我们同桌的是一对俄国人。男的是工程师。我们望着经过的苏联农村,他同意开拓跟不上发展。他解释说,领导人把一切力量投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村给忘了。
  
  我们到了中国,中国的警察和海关人员上了火车。我们必须报告所带的外币,但不必出示。但是我们必须出示手表和戒指,行李基本上没动。唯一有麻烦的是胶卷。
  
  餐车在半夜开门,立即坐满了。气氛和俄国餐车完全不同。服务迅速,工作人员都讲英语和俄语,菜单精彩。人们友好,乐于助人。令人愉快的中国!北京人们穿着整齐
  
  在北京旅行游览,并有一个外语好的I向导,这是非常愉快的经历。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能给外国人看到如此多的东西——从长城和明陵到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丰富的名胜古迹足以让人参观几个星期、几个月。在你单独出去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困难。语言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
  
  盖着工厂和公寓的新区发展起来了。在西城有许多高等院校。但是,真正的北京——胡同很窄,房子背靠着街或用墙围着——改变不那么大。极大部分地区显得很贫穷,晚上到处可闻到一种阴沟里发出来的强烈的臭味。居住十分拥挤。北京的这些地区要拆除重建还需很长时间。这已列在计划之内,但首先要解决经济问题,然后再解决住房问题。
  
  最突出的是外表的干净。一切都很干净。人们穿着整齐。
  
  一个星期日上午我在王府井游逛,街上黑压压的,尽是人。商店全挤得满满的,所有的人都上街买东西来了。这样,他们一定有钱。基本上人人看来都吃得很好。
  
  到东安市场走一圈很快就使人信服,这里差不多什么都有,各种物品令人难以相信的丰富。食品商店的货品比莫斯科最大的百货商店至少多四——五倍。
  
  北京是否是全中国的标准当然不能判断,但这里不缺乏食品,人们吃得很好。
  
  我参观了工厂和教育机构,得以仔细了解他们的食物供应情况。质量和种类各工厂、各学院都有差异。有些最大的工厂的食堂提出十二——十五种菜供选择,其它的少得多,但食物的质量是很好,每份的量也很多,价格十分便宜。
  
  在北京参观,你可以去任何你愿意去的地方,并且睁大眼睛看任何你能看到的东西。但只要你想了解某些具体事实,你就会碰到一个拒绝的友好的微笑。要得到任何事情的确切数字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利用自己的印象像猜谜似地把它拼凑起来。丢失的东西能跑回来
  
  诚实是具有典范性的,在这一点上当然革命后有了彻底的改变。小费是一个不知道的概念。人们在付钱时永远不必担心受骗,你可以拿出钱来,闭上眼睛,中国人只拿他该拿的部分。丢失的东西总能跑回来。从一个小费上说,不太诚实的西方国家来这个百分之百诚实的国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但这是一种美好的感觉。
  
  另一个特点是友善——也许更确切地说是乐于助人。你为人类的温暖所包围着。最显著的还是政治化。一切都政治化了,一切都和政治结合在一起。
  
  人们在谈话的开始和结尾都要引用毛的话。这个政治教育当然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一天,我来到一个学校的班上,十岁的男女孩子们在写作文,题目是《我最喜欢的东西》。大部分孩子回答“我最喜欢我的祖国”,一个女孩子“最喜欢毛泽东选集”,一个男孩子最喜欢他的“表叔叔”,另一个“最喜欢书”。显然最后的两个回答多少脱离了总路线。这样的事情当然在中国还存在——不论在孩子中或在成年人中。崭新的车头拉着火车
  
  我在鞍钢转了一整天,未能从任何交谈者的口中挤出关于产量的数字来。
  
  鞍钢一周开工七天,每天三班,中国所有重工业几乎都这样。生产一直不停。鞍山被称做中国的匹兹堡或鲁尔。但生产多少钢,我还是不知道。
  
  我到北方去的旅途中,至少有三次看到崭新的车头拉着火车,车头都是一九六五年产品,这说明工业真正在发展。
  
  长春汽车制造厂,是全国最大的,但和美国的比较当然小多了。
  
  最显著的是满洲如何在一九六○年俄国召回专家和停止供应一切零件之后,迅速地得到恢复。现在中国人一切都自己做,这当然是一种奇迹。教育卫生事业获惊人进步
  
  可能最打动一个西方人的还是在教育和卫生事业方面所取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文盲正在消失——甚至在四十岁以下的成年人中。农村中也有百分之九十的儿童得到学校教育。全满洲有十五万多名大学生。这在六千万人口中也许不算多,但革命前最多只有几千名。
  
  卫生事业方面的发展同样迅速。鞍山、沈阳、长春和哈尔滨,有三,四,五所大规模的现代化医院。此外,每个工厂有自己的诊疗所和医院,而几乎这一切都是在不到十五年的时间内发展起来的。
  
  还有一方面中国人也做得很成功——分配方面。满洲各城市商店里的物资供应和北京一样好。我相信没有别的共产党国家能够提供像中国这么丰富多样的物资。这里什么都有。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6.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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