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俄罗斯学术界关于历史理论问题的思考
——当代俄罗斯经济史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李新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11期
【原文出处】《史学史研究》(京)2008年3期第14～19页
【英文标题】Contemporary Russian Academia’s Reflection on Historical Theories
【作者简介】李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俄罗斯室。（上海 200040）
【编 者 按】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发生了急剧的社会转型，使俄罗斯史学经历了巨大的动荡。这种情况迫使俄罗斯史学界认真反思自苏联时代以来史学的得失，考察国际史学发展趋势，试图为俄罗斯史学寻找新的“路标”。本期历史理论栏目刊载了四篇文章。曹特金教授的文章对俄罗斯学者探讨俄罗斯文明类型、特点等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重点评介了俄罗斯学者对俄罗斯文明的理解和定位。刘爽教授的文章讨论当代俄罗斯史学界对苏联史学的反思，并对建构中的俄罗斯新史学的趋势和特点作了宏观的分析。张建华教授的文章探讨苏联史学乃至当代俄罗斯史学的重要问题——十月革命史学，指出当代十月革命史学反映在方法论、研究范式、资料来源及研究细碎化上的变化。李新教授的文章从经济史和制度变迁角度介绍俄罗斯学界对苏联历史以及20年俄罗斯转轨历史的反思，并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复兴”等现象。此四篇文章，对于了解当代俄罗斯史学的概况，无疑是有意义的。欢迎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一、俄罗斯经济史状况的基本判断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学者对苏联经济模式的评价表现出否定的趋势。1990年代的主流观点基本上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里既有竭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以E.盖达尔为代表，也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以A.布兹加林为代表。E.盖达尔在其1995年出版的《国家与演变》将苏联经济的不同阶段分别称为列宁时期“军事共产主义”、“拥有市场和私有制成分的国家垄断即帝国主义经济”、斯大林时期“取消市场和私有制的极权主义经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带有半荫蔽市场和影子私有制成分的国家垄断即帝国主义经济”、戈尔巴乔夫时期“逐渐向公开的私有制和合法的官僚市场过渡的国家资本主义”。他这样评价苏联：“正是这个官僚主义国家决定了俄罗斯历史的轨道。国家使现代历史可怕地扭曲了……这个自我吞噬的国家破坏着社会，将其置于脚下，最终也将毁掉自己。”①俄罗斯“新马克思主义”者A.布兹加林同样也全盘否定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苏联实行的“计划”和“全民所有制”是典型的“庸俗社会主义”。他使用“变异的社会主义”概念来界定苏联的社会制度，并认为这是一条死路。这一制度一方面很好地适应了20世纪苏联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环境”；另一方面也远离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轨道。它适应了在殖民帝国、法西斯大国等的包围中生存、成长和斗争，而同时却没能适应科技革命、后：工业和信息社会起源的新条件，它不能真正应对20世纪后半期遍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化、财富增长以及社会化和民主化所带来的挑战。②20世纪60-70年代“变异社会主义”的内部问题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已经不能在保持原有形象的框架内得到解决，以至于到了80年代中期不得不做出选择：要么使旧制度发生向着“自由王国”的新变异，要么崩溃。前者由于旧制度的刚性已不可能，结果只能是“变异社会主义”以死亡来了断自己。③
但是也有学者一分为二地给予了客观评价。Л.阿巴尔金认为，不能把苏联模式与社会主义的经济类型混为一谈，但他同时强调在评论这一模式本身时需要尽量地摆脱情感因素并尊重事实。这样的经济模式保证了经济在短时期内的快速增长，在苏联战前时期其经济发展速度也是达到了世界上最高水平的。这一模式的形成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有关。④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经过对1990年代经济改革的反思，这种客观评价逐渐成为主流。目前在俄罗斯经济和历史文献中存在着将新经济政策理想化的趋势，肯定新经济政策的成就。⑤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B.库德罗夫在其2006年出版的《俄罗斯国民经济》中认为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特别是中国和越南在改革时期学习了俄罗斯的新经济政策的经验，直到今天还受到它的影响。新经济政策在部分地转向市场经济基础上取得了杰出的成绩，生产规模得到扩大，国家和社会生活得到改善。不过，他也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过渡性的而非系统性的现象，所以不可避免地前进或后退。苏联后退了，从市场回到了“战时共产主义”，而中国和越南则放弃了过时的非市场体制向着成熟的市场和民主前进了。他指出，某些俄罗斯经济学家对今天的俄罗斯回到新经济政策的主张不仅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是历史的倒退⑥。B.库德罗夫在肯定苏联经济模式在1930年代创造的世界经济奇迹的同时，也认为苏联生产的工业制成品不具有世界标准的竞争力，况且经济增长也是以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为支撑的，形成了畸形的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更以严厉的口吻指出，战后最终形成的以强硬的垂直政权为基础的非市场的苏联经济模式“实际上是没有出路的，是乌托邦理论的结果，是违背经济和历史客观规律的。”⑦战后，1950-1990年期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3倍，50年代后半期经济增长达到峰值后逐渐下降，到了70年代末以后经济增长趋于停滞。战后经济的突出特点就是生产资源使用的严重浪费。随着时代的变化，当时形成这一模式的特殊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Л.阿巴尔金指出，工业化时代结束了，战争时期结束了，人们生活条件改善了，生活水平以及文化和教育水平提高了，人生价值体系也开始发生变化。所有这些变化都相应的要求进行根本性的综合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改革。经过60年代的改革，苏联的建设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这说明经济体制的潜能巨大，“当释放体制内部功能的时候，社会蓬勃地出现首创与创造性的追求。”⑧但是第一次的改革成效很快就结束了，改革停滞了。因为60年代末对西伯利亚油气田的大规模开发有力地弥补了维持经济增长对资源的需要，从此苏联经济越来越依赖于石油天然气的开采和出口。从而绕开了科技进步和经济改革。B.库德罗夫认为，以垂直政权和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苏联经济模式的危机客观上要求进行市场改革。但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改革尝试并没有带来必要的成果，柯西金的改革也遭到了封杀。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出现了裂痕，变革的必要性越来越明显。经济学家们也划分成了市场派和非市场派，苏共党内也分裂成保守派和自由派。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继新经济政策以来苏联最激进的市场改革，但未能坚持到底。B.库德罗夫强调，1917年十月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是自然的，其基础和制度与生产力和科技进步的发展要求发生了矛盾。⑨
80年代末90年代初，向市场经济过渡提到了议事日程。以E.盖达尔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盲目崇拜西方文明，他在《国家与演变》中认为“欧洲文明是最成功的”，而欧洲文明的基本点就是“世代培育起来的私有观念”。所以，俄罗斯摆脱落后实现现代化的捷径只能是照搬西方的经验，“从东方的道路转到西方的道路上来”，摆脱“东方的野蛮和专制”。⑩相信市场创造奇迹的能力，主张“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反对国家调节经济，要求停止国家对经济工作的干预，认为市场与计划水火不相容，让市场的“自然法则”发挥作用，“物竞天择”，打破国家所有制，实行私有化，推行纯粹意义上的私有制。Л.阿巴尔金则提出了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方案，与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学流派相抗衡。主张所有制形式多样化，相互之间平等竞争；与国家调控相结合的市场是协调社会生产参加者的活动的主要工具；在灵活的经济和社会计划基础上实行国家调控经济；将公民的社会保障作为国家最主要的任务。(11)然而，对这两种改革方案戈尔巴乔夫未能做出决定性的抉择，结果使得自由民主派获得胜利。
90年代中后期，E.盖达尔实施“休克疗法”的后果越来越严重地显现出来，反对声此起彼伏。许多自由派学者纷纷与盖达尔划清了界线。Н.科索拉波夫认为，“简单地从西方搬来某些东西，移植到俄罗斯的土壤上，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俄罗斯文明的本质。”(12)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C.格拉季耶夫指出，1991年末西方某些人士强加给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是一种激进的、极端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方法，是“华盛顿共识”的最野蛮形式，是国际法意义上的“种族灭绝”。具有仇视俄罗斯和反人民的性质，实际上滋生了敌视、敛财、堕落、暴力、邪恶以及恣意妄为、毫无正义感等等现象。其目的就是为了国际资本的利益而剥夺债务国的国家主权，严格控制这些国家的政府行动，确保他们的政策与外国“投资者”的要求相符。他赞成市场经济，认为国家对高新技术领域的支持是必须的，完全放弃国家干预十分危险。他主张恢复和加强俄罗斯国家作用，保障社会和个人的进步发展：保护俄罗斯公民精神、经济、社会和其他权利及合法利益；发展国家所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为基础的经济；保持和发展国家生产、科技和知识潜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护本国农工综合体和轻工业综合体商品生产者的利益：保障社会的环境安全；保护俄罗斯人民民族精神道德和文化价值观。(13)A.布兹加林认为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不适应的技术条件、社会文化、政治状况等因素条件下，强行实现市场改革的结果，造成了极不正常的经济制度，徒具市场的表面形式，而实际上却掩盖着复杂的结构层面和非常独特的关系。独联体国家大规模地迅速从计划经济向所谓的市场经济过渡，其结果是发展了前市场和半市场经济关系，有自然经济，有“寻租”，也有新贵族各种权利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用市场原教旨主义范式来解释这些国家社会经济转型，严重歪曲了世界的真实关系。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转型经济是非常复杂的，而“市场”只是经济空间中许多复杂的结构层之一。(14)
而B.库德罗夫则认为，90年代俄罗斯进行的经济改革使国家摆脱了无效的行政命令体制，实现了1992年通过的经济改革纲领，打下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关系和机制已经形成，实现了财政稳定，并为世纪之交的经济增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他也不否认俄罗斯为此所付出的严重代价，但他认为这都是年轻的改革家们的失误造成的。(15)在谈到进入新世纪以来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因素时，E.亚辛甚至这样认为，“俄罗斯目前以及未来可能取得的成就首先就是由90年代的市场改革……自由主义的市场改革，把国家从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当中解放出来，这才是赋予俄罗斯以及其他经济转型国家以巨大发展优势的一个长期性因素”。(16)他在自己的著述《俄罗斯经济：市场改革的起源和全景》中指出，损失是巨大的，但除此之外别无他途。甚至把90年代俄罗斯出现的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局面粉饰为“而非混乱……这则是俄罗斯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自由……好比空气之与于人一样不可或缺”。
与前面提到的学者不同，Л.阿巴尔金采取了比较客观的态度评价市场经济改革，认为“这段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改革破坏性任务，建立起了市场经济的基础要素及其基层构架，多种所有制形式的混合经济正在发展，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逐渐适应了市场经济的条件，各种企业家联盟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结构。同时，经济改革的不成功也显而易见，对市场威力的崇拜和排除国家对经济调节作用的方法与战后改革经济的国际实践相矛盾，并且不符合俄罗斯的客观经济条件。“我们的生活危机四伏：经济崩溃，国家解体，理想破灭和道德沦丧”，“如果不悬崖勒马，不停止破坏活动，国家将受到金融崩溃的威胁……给未来提供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应该全力巩固权力机构的权威和责任心”。(17)
世纪之交，俄罗斯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人们开始进行反思。俄罗斯人普遍认为上世纪最后十年是俄罗斯近百年中最糟糕的时期。这十年俄罗斯经历了制度性崩溃和系统性的危机，经受了国家分裂、生活和道德水平下降，社会和百姓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正是这方面的反映，普京对俄罗斯八年的治理整顿得到了全社会的支持和拥护。
二、俄罗斯经济史的方法和理论
(1)“马克思主义复活”。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失败和新自由主义被抛弃后经济的迅速复苏，使新自由主义者陷入了困境，他们明显地感到了理论的贫困，无法接受和解释这个现实。不得不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学的贡献。极端自由主义者、“休克疗法”的实施者E.盖达尔和B.马乌在俄罗斯最高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经济问题》2004年第5和6期上连载长篇论文《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世俗哲学”之间(自由主义辩护)》，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的全方位科学。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历史哲学理论、历史分析的方法和经济史理论。所以，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方法和对经济史的诠释成为E.盖达尔和B.马乌最感兴趣的问题。E.盖达尔和B.马乌确信，“进一步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发达国家和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经济中自由主义趋势占上风的原因。可以用来研究现代社会现象，解释世纪之交自由主义大获全胜的原因。”甚至把自己标榜为“自由马克思主义”。该论文一发表，即刻引发了俄罗斯理论界的大地震，引发了俄罗斯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激烈讨论。之后立刻招致俄罗斯经济学界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严厉抨击；俄罗斯A.布兹加林即刻在《经济问题》杂志2004年第7期发表长篇文章《我们为什么需要自由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辩护”进行了严厉的抨击。2004年10月，摩尔曼斯克国立科技大学B.罗斯库托夫教授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了《马克思主义及其自由主义的庸俗化者》的报告，对E.盖达尔和B.马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自由主义辩护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俄罗斯国立高级经济学院教授和莫斯科大学首席研究员，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副部长Л.格列布涅夫在《经济问题》2004年第10和11期也发表长篇论文加入了这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大讨论。这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激烈论战和交锋，多数学者承认马克思的遗产今天仍有重要价值。以A.布兹加林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独树一帜。主张继承传统马克思主义及其现代国际流派的成就，应该以批判的和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理论、方法和现代经济的统治力量——市场和资本。他认为，俄罗斯的“自由主义帝国”显然需要完整的理论来解释历史发展的规律。1990年代丧失了国家意识形态和坚实的社会哲学理论，充满了自由主义幻想。结果使得自由主义者们不得不再向马克思主义求援，原因是什么呢？显然，如果认为E.盖达尔和B.马乌接受的远不是整个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其他所有遗产的全面批评，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划分成“好的”和“坏的”两半。这完全是错误的。(18)
(2)新制度经济学范式日臻成熟。俄罗斯对西方经济学的接受逐渐开始理性化，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转向了新制度经济学，并用该经济学范式去反思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济制度变迁的教训。世纪之交涌现了一大批的制度经济学教科书和专著，莫斯科国立大学出版了制度经济学的系列出版物。在产权理论方面，他们认为俄罗斯的私有化使国有产权转入了内部人而非外部人手中，形成了无效率的所有者；转型过程中交易成本过大，造成市场准入障碍和影子经济。俄罗斯著名制度经济学家B.波尔杰罗维奇认为，经济制度移植是从一种经济环境到另一种发展较低级的经济环境的制度移植，移植的含义在于加速制度变迁(19)。但是，制度移植是具有风险的并常常是昂贵的举措，其结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并且往往是滞后的。由于可能出现的失灵还会有额外的成本支出，移植的制度往往会失灵。移植或模仿正式规则，可能会导致这个新的制度完全不同于移植体的原制度，甚至可能是无效制度，从而形成制度冲突，制度冲突产生于供体与受体制度条件的差异。他指出，正是激进的决策总是会产生制度陷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决不是任何制度在一个文化环境中是有效的，就必定在另一个文化环境中也会有效运行。必须考虑到文化惯性和产生制度冲突的可能性。1990年代发生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大规模的经济转型表现出的结果不能令人满意。俄罗斯尝到了最苦的苦果。价格自由化造成了让多数专家所意想不到的物价飞涨。不惜一切代价稳定物价的努力决定了支付危机的形成和物物交换的出现，也就是形成了新的非货币经济。尝试改革税收体系又促进了影子经济的发展。为了创造竞争环境而削弱国家对资源流动的控制，反而造成了空前的腐败泛滥。休克式私有化的结果没有产生有效的私人有产者，反而形成了一种无效的组织形式——归劳动者所有的开放式股份公司。所有这些变形都伴随着空前深刻和无法预见的生产衰退。陷入了深深的制度陷阱。B.波尔杰罗维奇认为，就制度移植的方式来说，激进自由主义的“休克式”战略仅仅局限于引进形式上的制度。但是，每个规则体系包容着许多实现方式，这是由文化和制度环境所决定的。所以，制度移植的核心是内涵而不是形式，而移植体的适当变形能够轻易地适应新的环境。他强调，要有效地避免制度移植失灵和制度陷阱的出现，不能忽视国家的作用。
俄罗斯学者也开始用新制度经济学范式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即新经济史学，主要有两派。以И.科瓦列钦科院士为代表的计量史学在用经济数学方法模拟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发展了路径依赖理论。B.波尔杰罗维奇是俄罗斯研究QWERTY效应和制度陷阱的第一人，他研究了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悖论，即暂时性的子制度(如物物交换)出人意料地占据了统治地位，使得后来的发展没有朝向市场，而是朝向了伪市场和新传统关系的再生产。B.马耶夫斯基发展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演化理论。(20)俄罗斯旧制度学派的代表B.伊诺则姆采夫则提出了后经济社会的理论，(21)实际上是后工业社会的一种表现。传统制度学派在俄罗斯的影响非常广泛，许多经济学家在新、旧两种制度经济学范式之间摇摆。P.努列耶夫主编的《后苏联的俄罗斯经济主体：制度分析》是新、旧两种制度范式结合的典范。(22)
(3)俄罗斯经济学界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范式分析俄罗斯经济。Н.列别杰娃提出了不同经济形式的制度基础问题，认为制度结构决定经济文明的特点，而后者是以决定时代性质的经济关系为基础的。经济文明要么建立在统一经济框架内的集体合作基础上，要么建立在个人力量的基础上。后一种社会活动的结果是形成私有制。俄罗斯则是另一种制度结构的类型。一些交叉科学也积极研究俄罗斯经济作为非市场类型的制度结构。历史学与制度经济学相结合研究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非市场经济体制。圣彼得堡大学Н.德罗茨多娃教授提出了俄罗斯经济史的新制度理论。她指出，“体制运转的效率概念不能只以市场标准来衡量。只要是体制以最小成本达到了目标，这个体制就是有效率的”(23)。她在自己的研究中证明了，在俄罗斯历史上“以国家和集体形式的产权实现了其发展目标”。90年代初俄罗斯经济社会学也对俄罗斯的经济结构进行了理论反思。新一代西伯利亚经济社会学派代表O.别松诺娃提出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制度理论，即作者称之谓的分配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描述了俄罗斯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其所特有的具体的经济制度自然的、合乎规律发展的进程，具有循环上升的特点。
俄罗斯经济学的社会背景使其难以接受西方主观主义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理性的和倾向于效用最大化的个人与俄国经济理论结构不相适应。所以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边际效用理论以及边际学派并没有被俄罗斯学者所接受，结果使得俄罗斯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形成了巨大的断层，俄罗斯经济学的独特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俄罗斯当代著名经济学家C.基尔金娜认为俄罗斯经济思想的基本特点在于理解社会进程的客观范式，将社会看作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体，将社会看作一个整体来研究其发展规律，分析人们的大群体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模式，崇尚不同于市场经济的“另一种经济”，其实质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对俄罗斯经济学思想最有影响的当属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首先是作为“俄国经济发展与西欧基本一致”的学说，试图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和进步性提供依据。由此，189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经济思想中迅速占据统治地位，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此后苏联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牢牢地扎根于俄国的土壤？C.基尔金娜试图解开这个迷。(24)她借助新制度经济学范式，首先提出了社会的制度元概念，即基本制度的元模式，也就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制度之间的的相互关系。她认为制度元是自然形成的，而非有意识的活动的结果，并且具有历史的稳定性。她将制度元分成两类：以分配经济、公有意识和集体主义为特征的X制度元以及以市场经济、私有制、自由主义为特征的Y制度元。俄罗斯具有典型的X制度元特征。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学说是对Y经济现象分析的结果，是以市场制度及其需求—供给—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当时只有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提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正是列宁及其周围的经济学家深刻地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与俄罗斯典型的X制度元的一致性。所以列宁坚信俄国资本主义关系只是暂时的和过渡性的现象。实践也表明了资本主义在俄国集中分配经济的演变过程中的一瞬，试图铲除俄罗斯所固有的X制度元特性而安插其他的如Y制度元几乎是不可能的；十月革命只不过是正式地使俄罗斯社会重新回到其历史发展的轨道上而已。
注释：
①Гайдар 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эволюция. М.: ЕврАзия. 1995г. С. 1999-200.
②Ховарт М., Рынок без отчуждения и эксплуатаци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2001 г. №2.
③参见：李新、刘晓音：《俄罗斯新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述评》，《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3期。
④参见：Абалкин Л., Курс переход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M.: Финстатинформ. 1997г.；李刚军、张红等译《阿巴尔金经济学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⑤参见王丽华主编《历史性突破：俄罗斯学者论新经济政策》(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该书汇集了俄罗斯学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新经济政策的研究成果。
⑥Кудров В.М., Националъ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М.: Дело. 2006г. C. 230.
⑦Кудров В.М., Националъ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М.: Дело. 2006г. C. 291.
⑧Абалкин Л., Курс переход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М.: Финстатинформ. 1997г.；李刚军、张红等译：《阿巴尔金经济学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页。
⑨同上，第427页。
⑩Гайдар 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эволюция. М. : ЕврАзия. 1995г. C. 53.
(11)参见: Абалкин Л., Курс переход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М.: Финстатинформ. 1997г.；李刚军、张红等译：《阿巴尔金经济学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转引自张树华、刘显忠：《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潮》，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
(13)参见：C.格拉季耶夫：《俄罗斯改革悲剧与出路》，佟宪国、刘淑春译，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刘淑春：《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的教训》，《高校理论战线》2003年第11期；Глазъев С.: Благосостояние 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ъ. Как победить бедность в богатой стране. М.: 2003: Геноцид. М.: 1998; Почему вы самые богатые, а живем так бедно.? М.: 2003; Обучение рынку. М.: 2004.
(14)参见李新、刘晓音：《俄罗斯新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述评》，《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3期。
(15)参见Кудров В. М., Националъ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М.: Дело. 2006г. С. 506.
(16)E.亚辛：《俄罗斯能否在21世纪成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大国？》，《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1期。
(17)李刚军、张红等译：《阿巴尔金经济学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页。
(18)李新：《俄罗斯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社会科学报》2005年9月8日。
(19)Полмеровцч В.М.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ъные ловушки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реформы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ие методы. 1999. T. 35. Вып. 2. С. 24.
(20)Маевский В., Эволюционная теория и макрозкономика.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1997, №3; Эволюционная теория и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рогресс. //Вопросы зкономики, 2001, № 11.
(21)参见Иноземцев В., За пределам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о6щества. Асаdеmiа-Наука.1998г.
(22)参见Нуреев 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убъекты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й анализ). M. 2003.
(23)Дрозбова Н.П., Неони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ая концепц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Постановка вопрос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на порогеХХIв. -2.Юристъ, 1998. С. 393.
(24)Кирдина С.Г., Блеск и нищет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социализма //Журнал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2, 2006, С.19.^NU1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11期
【原文出处】《史学史研究》(京)2008年3期第14～19页
【英文标题】Contemporary Russian Academia’s Reflection on Historical Theories
【作者简介】李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俄罗斯室。（上海 200040）
【编 者 按】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发生了急剧的社会转型，使俄罗斯史学经历了巨大的动荡。这种情况迫使俄罗斯史学界认真反思自苏联时代以来史学的得失，考察国际史学发展趋势，试图为俄罗斯史学寻找新的“路标”。本期历史理论栏目刊载了四篇文章。曹特金教授的文章对俄罗斯学者探讨俄罗斯文明类型、特点等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重点评介了俄罗斯学者对俄罗斯文明的理解和定位。刘爽教授的文章讨论当代俄罗斯史学界对苏联史学的反思，并对建构中的俄罗斯新史学的趋势和特点作了宏观的分析。张建华教授的文章探讨苏联史学乃至当代俄罗斯史学的重要问题——十月革命史学，指出当代十月革命史学反映在方法论、研究范式、资料来源及研究细碎化上的变化。李新教授的文章从经济史和制度变迁角度介绍俄罗斯学界对苏联历史以及20年俄罗斯转轨历史的反思，并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复兴”等现象。此四篇文章，对于了解当代俄罗斯史学的概况，无疑是有意义的。欢迎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学者对苏联经济模式的评价表现出否定的趋势。1990年代的主流观点基本上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里既有竭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以E.盖达尔为代表，也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以A.布兹加林为代表。E.盖达尔在其1995年出版的《国家与演变》将苏联经济的不同阶段分别称为列宁时期“军事共产主义”、“拥有市场和私有制成分的国家垄断即帝国主义经济”、斯大林时期“取消市场和私有制的极权主义经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带有半荫蔽市场和影子私有制成分的国家垄断即帝国主义经济”、戈尔巴乔夫时期“逐渐向公开的私有制和合法的官僚市场过渡的国家资本主义”。他这样评价苏联：“正是这个官僚主义国家决定了俄罗斯历史的轨道。国家使现代历史可怕地扭曲了……这个自我吞噬的国家破坏着社会，将其置于脚下，最终也将毁掉自己。”①俄罗斯“新马克思主义”者A.布兹加林同样也全盘否定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苏联实行的“计划”和“全民所有制”是典型的“庸俗社会主义”。他使用“变异的社会主义”概念来界定苏联的社会制度，并认为这是一条死路。这一制度一方面很好地适应了20世纪苏联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环境”；另一方面也远离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轨道。它适应了在殖民帝国、法西斯大国等的包围中生存、成长和斗争，而同时却没能适应科技革命、后：工业和信息社会起源的新条件，它不能真正应对20世纪后半期遍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化、财富增长以及社会化和民主化所带来的挑战。②20世纪60-70年代“变异社会主义”的内部问题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已经不能在保持原有形象的框架内得到解决，以至于到了80年代中期不得不做出选择：要么使旧制度发生向着“自由王国”的新变异，要么崩溃。前者由于旧制度的刚性已不可能，结果只能是“变异社会主义”以死亡来了断自己。③
但是也有学者一分为二地给予了客观评价。Л.阿巴尔金认为，不能把苏联模式与社会主义的经济类型混为一谈，但他同时强调在评论这一模式本身时需要尽量地摆脱情感因素并尊重事实。这样的经济模式保证了经济在短时期内的快速增长，在苏联战前时期其经济发展速度也是达到了世界上最高水平的。这一模式的形成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有关。④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经过对1990年代经济改革的反思，这种客观评价逐渐成为主流。目前在俄罗斯经济和历史文献中存在着将新经济政策理想化的趋势，肯定新经济政策的成就。⑤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B.库德罗夫在其2006年出版的《俄罗斯国民经济》中认为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特别是中国和越南在改革时期学习了俄罗斯的新经济政策的经验，直到今天还受到它的影响。新经济政策在部分地转向市场经济基础上取得了杰出的成绩，生产规模得到扩大，国家和社会生活得到改善。不过，他也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过渡性的而非系统性的现象，所以不可避免地前进或后退。苏联后退了，从市场回到了“战时共产主义”，而中国和越南则放弃了过时的非市场体制向着成熟的市场和民主前进了。他指出，某些俄罗斯经济学家对今天的俄罗斯回到新经济政策的主张不仅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是历史的倒退⑥。B.库德罗夫在肯定苏联经济模式在1930年代创造的世界经济奇迹的同时，也认为苏联生产的工业制成品不具有世界标准的竞争力，况且经济增长也是以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为支撑的，形成了畸形的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更以严厉的口吻指出，战后最终形成的以强硬的垂直政权为基础的非市场的苏联经济模式“实际上是没有出路的，是乌托邦理论的结果，是违背经济和历史客观规律的。”⑦战后，1950-1990年期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3倍，50年代后半期经济增长达到峰值后逐渐下降，到了70年代末以后经济增长趋于停滞。战后经济的突出特点就是生产资源使用的严重浪费。随着时代的变化，当时形成这一模式的特殊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Л.阿巴尔金指出，工业化时代结束了，战争时期结束了，人们生活条件改善了，生活水平以及文化和教育水平提高了，人生价值体系也开始发生变化。所有这些变化都相应的要求进行根本性的综合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改革。经过60年代的改革，苏联的建设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这说明经济体制的潜能巨大，“当释放体制内部功能的时候，社会蓬勃地出现首创与创造性的追求。”⑧但是第一次的改革成效很快就结束了，改革停滞了。因为60年代末对西伯利亚油气田的大规模开发有力地弥补了维持经济增长对资源的需要，从此苏联经济越来越依赖于石油天然气的开采和出口。从而绕开了科技进步和经济改革。B.库德罗夫认为，以垂直政权和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苏联经济模式的危机客观上要求进行市场改革。但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改革尝试并没有带来必要的成果，柯西金的改革也遭到了封杀。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出现了裂痕，变革的必要性越来越明显。经济学家们也划分成了市场派和非市场派，苏共党内也分裂成保守派和自由派。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继新经济政策以来苏联最激进的市场改革，但未能坚持到底。B.库德罗夫强调，1917年十月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是自然的，其基础和制度与生产力和科技进步的发展要求发生了矛盾。⑨
80年代末90年代初，向市场经济过渡提到了议事日程。以E.盖达尔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盲目崇拜西方文明，他在《国家与演变》中认为“欧洲文明是最成功的”，而欧洲文明的基本点就是“世代培育起来的私有观念”。所以，俄罗斯摆脱落后实现现代化的捷径只能是照搬西方的经验，“从东方的道路转到西方的道路上来”，摆脱“东方的野蛮和专制”。⑩相信市场创造奇迹的能力，主张“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反对国家调节经济，要求停止国家对经济工作的干预，认为市场与计划水火不相容，让市场的“自然法则”发挥作用，“物竞天择”，打破国家所有制，实行私有化，推行纯粹意义上的私有制。Л.阿巴尔金则提出了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方案，与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学流派相抗衡。主张所有制形式多样化，相互之间平等竞争；与国家调控相结合的市场是协调社会生产参加者的活动的主要工具；在灵活的经济和社会计划基础上实行国家调控经济；将公民的社会保障作为国家最主要的任务。(11)然而，对这两种改革方案戈尔巴乔夫未能做出决定性的抉择，结果使得自由民主派获得胜利。
90年代中后期，E.盖达尔实施“休克疗法”的后果越来越严重地显现出来，反对声此起彼伏。许多自由派学者纷纷与盖达尔划清了界线。Н.科索拉波夫认为，“简单地从西方搬来某些东西，移植到俄罗斯的土壤上，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俄罗斯文明的本质。”(12)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C.格拉季耶夫指出，1991年末西方某些人士强加给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是一种激进的、极端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方法，是“华盛顿共识”的最野蛮形式，是国际法意义上的“种族灭绝”。具有仇视俄罗斯和反人民的性质，实际上滋生了敌视、敛财、堕落、暴力、邪恶以及恣意妄为、毫无正义感等等现象。其目的就是为了国际资本的利益而剥夺债务国的国家主权，严格控制这些国家的政府行动，确保他们的政策与外国“投资者”的要求相符。他赞成市场经济，认为国家对高新技术领域的支持是必须的，完全放弃国家干预十分危险。他主张恢复和加强俄罗斯国家作用，保障社会和个人的进步发展：保护俄罗斯公民精神、经济、社会和其他权利及合法利益；发展国家所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为基础的经济；保持和发展国家生产、科技和知识潜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护本国农工综合体和轻工业综合体商品生产者的利益：保障社会的环境安全；保护俄罗斯人民民族精神道德和文化价值观。(13)A.布兹加林认为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不适应的技术条件、社会文化、政治状况等因素条件下，强行实现市场改革的结果，造成了极不正常的经济制度，徒具市场的表面形式，而实际上却掩盖着复杂的结构层面和非常独特的关系。独联体国家大规模地迅速从计划经济向所谓的市场经济过渡，其结果是发展了前市场和半市场经济关系，有自然经济，有“寻租”，也有新贵族各种权利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用市场原教旨主义范式来解释这些国家社会经济转型，严重歪曲了世界的真实关系。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转型经济是非常复杂的，而“市场”只是经济空间中许多复杂的结构层之一。(14)
而B.库德罗夫则认为，90年代俄罗斯进行的经济改革使国家摆脱了无效的行政命令体制，实现了1992年通过的经济改革纲领，打下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关系和机制已经形成，实现了财政稳定，并为世纪之交的经济增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他也不否认俄罗斯为此所付出的严重代价，但他认为这都是年轻的改革家们的失误造成的。(15)在谈到进入新世纪以来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因素时，E.亚辛甚至这样认为，“俄罗斯目前以及未来可能取得的成就首先就是由90年代的市场改革……自由主义的市场改革，把国家从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当中解放出来，这才是赋予俄罗斯以及其他经济转型国家以巨大发展优势的一个长期性因素”。(16)他在自己的著述《俄罗斯经济：市场改革的起源和全景》中指出，损失是巨大的，但除此之外别无他途。甚至把90年代俄罗斯出现的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局面粉饰为“而非混乱……这则是俄罗斯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自由……好比空气之与于人一样不可或缺”。
与前面提到的学者不同，Л.阿巴尔金采取了比较客观的态度评价市场经济改革，认为“这段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改革破坏性任务，建立起了市场经济的基础要素及其基层构架，多种所有制形式的混合经济正在发展，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逐渐适应了市场经济的条件，各种企业家联盟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结构。同时，经济改革的不成功也显而易见，对市场威力的崇拜和排除国家对经济调节作用的方法与战后改革经济的国际实践相矛盾，并且不符合俄罗斯的客观经济条件。“我们的生活危机四伏：经济崩溃，国家解体，理想破灭和道德沦丧”，“如果不悬崖勒马，不停止破坏活动，国家将受到金融崩溃的威胁……给未来提供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应该全力巩固权力机构的权威和责任心”。(17)
世纪之交，俄罗斯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人们开始进行反思。俄罗斯人普遍认为上世纪最后十年是俄罗斯近百年中最糟糕的时期。这十年俄罗斯经历了制度性崩溃和系统性的危机，经受了国家分裂、生活和道德水平下降，社会和百姓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正是这方面的反映，普京对俄罗斯八年的治理整顿得到了全社会的支持和拥护。
二、俄罗斯经济史的方法和理论
(1)“马克思主义复活”。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失败和新自由主义被抛弃后经济的迅速复苏，使新自由主义者陷入了困境，他们明显地感到了理论的贫困，无法接受和解释这个现实。不得不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学的贡献。极端自由主义者、“休克疗法”的实施者E.盖达尔和B.马乌在俄罗斯最高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经济问题》2004年第5和6期上连载长篇论文《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世俗哲学”之间(自由主义辩护)》，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的全方位科学。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历史哲学理论、历史分析的方法和经济史理论。所以，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方法和对经济史的诠释成为E.盖达尔和B.马乌最感兴趣的问题。E.盖达尔和B.马乌确信，“进一步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发达国家和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经济中自由主义趋势占上风的原因。可以用来研究现代社会现象，解释世纪之交自由主义大获全胜的原因。”甚至把自己标榜为“自由马克思主义”。该论文一发表，即刻引发了俄罗斯理论界的大地震，引发了俄罗斯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激烈讨论。之后立刻招致俄罗斯经济学界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严厉抨击；俄罗斯A.布兹加林即刻在《经济问题》杂志2004年第7期发表长篇文章《我们为什么需要自由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辩护”进行了严厉的抨击。2004年10月，摩尔曼斯克国立科技大学B.罗斯库托夫教授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了《马克思主义及其自由主义的庸俗化者》的报告，对E.盖达尔和B.马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自由主义辩护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俄罗斯国立高级经济学院教授和莫斯科大学首席研究员，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副部长Л.格列布涅夫在《经济问题》2004年第10和11期也发表长篇论文加入了这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大讨论。这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激烈论战和交锋，多数学者承认马克思的遗产今天仍有重要价值。以A.布兹加林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独树一帜。主张继承传统马克思主义及其现代国际流派的成就，应该以批判的和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理论、方法和现代经济的统治力量——市场和资本。他认为，俄罗斯的“自由主义帝国”显然需要完整的理论来解释历史发展的规律。1990年代丧失了国家意识形态和坚实的社会哲学理论，充满了自由主义幻想。结果使得自由主义者们不得不再向马克思主义求援，原因是什么呢？显然，如果认为E.盖达尔和B.马乌接受的远不是整个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其他所有遗产的全面批评，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划分成“好的”和“坏的”两半。这完全是错误的。(18)
(2)新制度经济学范式日臻成熟。俄罗斯对西方经济学的接受逐渐开始理性化，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转向了新制度经济学，并用该经济学范式去反思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济制度变迁的教训。世纪之交涌现了一大批的制度经济学教科书和专著，莫斯科国立大学出版了制度经济学的系列出版物。在产权理论方面，他们认为俄罗斯的私有化使国有产权转入了内部人而非外部人手中，形成了无效率的所有者；转型过程中交易成本过大，造成市场准入障碍和影子经济。俄罗斯著名制度经济学家B.波尔杰罗维奇认为，经济制度移植是从一种经济环境到另一种发展较低级的经济环境的制度移植，移植的含义在于加速制度变迁(19)。但是，制度移植是具有风险的并常常是昂贵的举措，其结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并且往往是滞后的。由于可能出现的失灵还会有额外的成本支出，移植的制度往往会失灵。移植或模仿正式规则，可能会导致这个新的制度完全不同于移植体的原制度，甚至可能是无效制度，从而形成制度冲突，制度冲突产生于供体与受体制度条件的差异。他指出，正是激进的决策总是会产生制度陷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决不是任何制度在一个文化环境中是有效的，就必定在另一个文化环境中也会有效运行。必须考虑到文化惯性和产生制度冲突的可能性。1990年代发生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大规模的经济转型表现出的结果不能令人满意。俄罗斯尝到了最苦的苦果。价格自由化造成了让多数专家所意想不到的物价飞涨。不惜一切代价稳定物价的努力决定了支付危机的形成和物物交换的出现，也就是形成了新的非货币经济。尝试改革税收体系又促进了影子经济的发展。为了创造竞争环境而削弱国家对资源流动的控制，反而造成了空前的腐败泛滥。休克式私有化的结果没有产生有效的私人有产者，反而形成了一种无效的组织形式——归劳动者所有的开放式股份公司。所有这些变形都伴随着空前深刻和无法预见的生产衰退。陷入了深深的制度陷阱。B.波尔杰罗维奇认为，就制度移植的方式来说，激进自由主义的“休克式”战略仅仅局限于引进形式上的制度。但是，每个规则体系包容着许多实现方式，这是由文化和制度环境所决定的。所以，制度移植的核心是内涵而不是形式，而移植体的适当变形能够轻易地适应新的环境。他强调，要有效地避免制度移植失灵和制度陷阱的出现，不能忽视国家的作用。
俄罗斯学者也开始用新制度经济学范式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即新经济史学，主要有两派。以И.科瓦列钦科院士为代表的计量史学在用经济数学方法模拟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发展了路径依赖理论。B.波尔杰罗维奇是俄罗斯研究QWERTY效应和制度陷阱的第一人，他研究了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悖论，即暂时性的子制度(如物物交换)出人意料地占据了统治地位，使得后来的发展没有朝向市场，而是朝向了伪市场和新传统关系的再生产。B.马耶夫斯基发展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演化理论。(20)俄罗斯旧制度学派的代表B.伊诺则姆采夫则提出了后经济社会的理论，(21)实际上是后工业社会的一种表现。传统制度学派在俄罗斯的影响非常广泛，许多经济学家在新、旧两种制度经济学范式之间摇摆。P.努列耶夫主编的《后苏联的俄罗斯经济主体：制度分析》是新、旧两种制度范式结合的典范。(22)
(3)俄罗斯经济学界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范式分析俄罗斯经济。Н.列别杰娃提出了不同经济形式的制度基础问题，认为制度结构决定经济文明的特点，而后者是以决定时代性质的经济关系为基础的。经济文明要么建立在统一经济框架内的集体合作基础上，要么建立在个人力量的基础上。后一种社会活动的结果是形成私有制。俄罗斯则是另一种制度结构的类型。一些交叉科学也积极研究俄罗斯经济作为非市场类型的制度结构。历史学与制度经济学相结合研究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非市场经济体制。圣彼得堡大学Н.德罗茨多娃教授提出了俄罗斯经济史的新制度理论。她指出，“体制运转的效率概念不能只以市场标准来衡量。只要是体制以最小成本达到了目标，这个体制就是有效率的”(23)。她在自己的研究中证明了，在俄罗斯历史上“以国家和集体形式的产权实现了其发展目标”。90年代初俄罗斯经济社会学也对俄罗斯的经济结构进行了理论反思。新一代西伯利亚经济社会学派代表O.别松诺娃提出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制度理论，即作者称之谓的分配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描述了俄罗斯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其所特有的具体的经济制度自然的、合乎规律发展的进程，具有循环上升的特点。
俄罗斯经济学的社会背景使其难以接受西方主观主义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理性的和倾向于效用最大化的个人与俄国经济理论结构不相适应。所以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边际效用理论以及边际学派并没有被俄罗斯学者所接受，结果使得俄罗斯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形成了巨大的断层，俄罗斯经济学的独特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俄罗斯当代著名经济学家C.基尔金娜认为俄罗斯经济思想的基本特点在于理解社会进程的客观范式，将社会看作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体，将社会看作一个整体来研究其发展规律，分析人们的大群体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模式，崇尚不同于市场经济的“另一种经济”，其实质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对俄罗斯经济学思想最有影响的当属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首先是作为“俄国经济发展与西欧基本一致”的学说，试图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和进步性提供依据。由此，189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经济思想中迅速占据统治地位，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此后苏联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牢牢地扎根于俄国的土壤？C.基尔金娜试图解开这个迷。(24)她借助新制度经济学范式，首先提出了社会的制度元概念，即基本制度的元模式，也就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制度之间的的相互关系。她认为制度元是自然形成的，而非有意识的活动的结果，并且具有历史的稳定性。她将制度元分成两类：以分配经济、公有意识和集体主义为特征的X制度元以及以市场经济、私有制、自由主义为特征的Y制度元。俄罗斯具有典型的X制度元特征。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学说是对Y经济现象分析的结果，是以市场制度及其需求—供给—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当时只有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提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正是列宁及其周围的经济学家深刻地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与俄罗斯典型的X制度元的一致性。所以列宁坚信俄国资本主义关系只是暂时的和过渡性的现象。实践也表明了资本主义在俄国集中分配经济的演变过程中的一瞬，试图铲除俄罗斯所固有的X制度元特性而安插其他的如Y制度元几乎是不可能的；十月革命只不过是正式地使俄罗斯社会重新回到其历史发展的轨道上而已。
注释：
①Гайдар 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эволюция. М.: ЕврАзия. 1995г. С. 1999-200.
②Ховарт М., Рынок без отчуждения и эксплуатаци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2001 г. №2.
③参见：李新、刘晓音：《俄罗斯新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述评》，《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3期。
④参见：Абалкин Л., Курс переход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M.: Финстатинформ. 1997г.；李刚军、张红等译《阿巴尔金经济学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⑤参见王丽华主编《历史性突破：俄罗斯学者论新经济政策》(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该书汇集了俄罗斯学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新经济政策的研究成果。
⑥Кудров В.М., Националъ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М.: Дело. 2006г. C. 230.
⑦Кудров В.М., Националъ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М.: Дело. 2006г. C. 291.
⑧Абалкин Л., Курс переход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М.: Финстатинформ. 1997г.；李刚军、张红等译：《阿巴尔金经济学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页。
⑨同上，第427页。
⑩Гайдар 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эволюция. М. : ЕврАзия. 1995г. C. 53.
(11)参见: Абалкин Л., Курс переход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М.: Финстатинформ. 1997г.；李刚军、张红等译：《阿巴尔金经济学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转引自张树华、刘显忠：《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潮》，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
(13)参见：C.格拉季耶夫：《俄罗斯改革悲剧与出路》，佟宪国、刘淑春译，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刘淑春：《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的教训》，《高校理论战线》2003年第11期；Глазъев С.: Благосостояние 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ъ. Как победить бедность в богатой стране. М.: 2003: Геноцид. М.: 1998; Почему вы самые богатые, а живем так бедно.? М.: 2003; Обучение рынку. М.: 2004.
(14)参见李新、刘晓音：《俄罗斯新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述评》，《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3期。
(15)参见Кудров В. М., Националъ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М.: Дело. 2006г. С. 506.
(16)E.亚辛：《俄罗斯能否在21世纪成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大国？》，《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1期。
(17)李刚军、张红等译：《阿巴尔金经济学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页。
(18)李新：《俄罗斯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社会科学报》2005年9月8日。
(19)Полмеровцч В.М.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ъные ловушки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реформы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ие методы. 1999. T. 35. Вып. 2. С. 24.
(20)Маевский В., Эволюционная теория и макрозкономика.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1997, №3; Эволюционная теория и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рогресс. //Вопросы зкономики, 2001, № 11.
(21)参见Иноземцев В., За пределам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о6щества. Асаdеmiа-Наука.1998г.
(22)参见Нуреев 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убъекты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й анализ). M. 2003.
(23)Дрозбова Н.П., Неони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ая концепц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Постановка вопрос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на порогеХХIв. -2.Юристъ, 1998. С. 393.
(24)Кирдина С.Г., Блеск и нищет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социализма //Журнал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2, 2006, С.19.^NU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