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从全球视角观察人类的过去
——杰里·本特利的全球史思想和治史实践
徐洛(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Cortland)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10期
【原文出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京)2008年3期第27～38页
【英文标题】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Human Past: Jerry Bentley's Ideas of and Approach to Global History
【作者简介】徐洛，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科特兰分校历史系教师，历史学博士。
【日 期】2007-11-15
【关 键 词】杰里·本特利/全球史/世界历史分期/跨文化交流/早期近代世界/欧洲中心主义Jerry Bentley/Global History/Periodization of World History/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Early Modern World/Eurocentrism
中图分类号：K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8)03-0027-12
近几十年来，由巴勒克拉夫、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等率先主张和采用的从全球视角观察和阐释世界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已为越来越多的各国学者和世界史编写者接受和发展。在这个大的国际学术背景下，以吴于廑为代表的中国世界史学界也在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体系。在持全球史观的中外学者眼中，世界史(或全球史)并非是各国各地区历史的简单罗列或综合，而是一个持续变化发展的整体，其中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碰撞和相互影响在各个时期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1500年以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五百年间。虽然立足于全球的整体世界史仍在初创时期，在各国史学家的努力下，全球史观的理论构建和在其指导下的全球史研究、编纂都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果。在这个领域中也出现了新一代知名学者，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教授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就是其中一位。
本特利教授原来从事中世纪及近代早期历史研究，曾在1980年代出版两部关于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政治和文化史方面的著作①，此后他的研究兴趣转向近代以前欧亚大陆不同文化的交往和融合，并在1993年出版有关专著②。作为美国世界历史学会的创始会员之一，他在该学会内十分活跃，并自1990年该会《世界历史杂志》创刊起一直担任该刊主编。1996年，他为美国历史学会编辑的“全球及比较历史系列论文”撰写了专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二十世纪西方思想家、社会科学家、专业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的思考和实践，以及近几十年世界历史研究领域中新的发展趋向③。1990年代以来，他对世界历史上跨文化交流的研究扩展到近代时期，并据此提出独特的世界历史分期法④。此外，他还系统地梳理了“早期近代欧洲”(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和“早期近代世界”(1500-1800年)这两个既相关又相异的历史概念，并从全球史角度对“早期近代世界”做了新的理论诠释⑤。本文择要介绍和讨论本特利教授对全球史的理论思考和治史实践。
以跨文化交流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分期法
对漫长的人类历史进行合理的分期，历来是历史研究的难题之一。为了研究的方便和对历史变迁做系统的分析，史学家根据不同的研究需要并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出发，提出了不同的划分一国或世界历史的标准和体系。这些不同的分期法虽然或多或少地有助于人们从整体上理解历史的发展和演变，但无一例外都有很多局限甚至重大弊病。例如在我国世界史领域，长期以来绝大多数著作都采用西方和前苏联史学界的分期法，即把世界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其中“现代”的划分来自前苏联史学的影响)。而这些分期概念乃是从西欧的历史进程和经验中产生出来的，并不符合包括亚洲、非洲、美洲在内的世界大部分地区和民族的历史实际。这种分期法无疑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早已广为人们诟病。
无论哪种分期法都必须面对“用什么做标准”的问题。迄今为止，地区史和世界通史类著作大多以重大历史事件或进程(如文艺复兴、哥伦布“发现”美洲、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等等)作为历史分期的主要标志，而这些事件往往取自欧洲(西方)的历史经验，据此划分出的历史时期也只是主要反映欧洲(西方)的情况，而不可避免地忽视或歪曲了非欧洲地区的历史。为了纠正这个“欧洲中心主义”的弊端，比较全面、准确地概括世界历史的长程全景，本特利提出，应当以历史上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之间的跨文化交流(而非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划分世界历史时期的基础和主要标准，并且撰文详细论证了他的观点⑥。
在本特利的历史分期体系中，“跨文化交流”指的是世界上各个不同人群参与到超越个别社会和文化区域的历史进程中来。他认为这种跨文化交流进程对近代及近代以前的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因而不仅是人类文明史的研究课题之一，同时也应成为世界史分期的主要依据。就1500年以来的五个世纪而言，跨文化交流的现象日益普遍，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互为因果，无疑是世界整体发展的重要内容。事实上，大批学者已经对这五百年间的长程贸易、物种交流、疾病蔓延、技术传播、殖民扩张、传教活动、黑奴贸易、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以及这些跨地区、超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如何影响某一地区、某一民族自身的历史轨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也许有人会争论说，对于更早的历史来讲，跨文化交流远不如近代这般经常和广泛，因而不适合作为世界历史分期的依据。但是本特利认为，即使在近代以前的各个历史时期，跨文化交流仍然十分重要，它的作用远远超出其参与者的范围，而对更大区域的发展产生长远影响。他特别指出了三种具有超越社会和文化疆域的重要意义的历史因素或过程，即大规模人口迁徙、帝国扩张和长程贸易。
历史上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往往给受其影响的地区带来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重大变化。例如，近代之前印欧人、班图人、日耳曼人、突厥人、斯拉夫人和蒙古人的大规模迁徙，几乎覆盖了整个东半球，并且带来种种后果。同样，帝国的建立和扩张也深远的影响着跨越社会和文化疆域的历史发展进程。当然，大规模帝国的建立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帝国境内所有地区和人民的紧密、集中的监督管理，中国人俗话中的“天高皇帝远”就表明，地方或地区势力在前近代帝国里享有事实上的自主性。但是，即使缺乏有效的中央管理，这些前近代帝国的出现仍然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与把外来统治强加于被征服者的情况不同，这类帝国扩张有助于在不同人群之间建立商业交流和外交关系，有助于他们的文化传统的传播。
本特利指出，即使在近代以前，跨地区长程贸易的规模、频度和作用也不容小视。尽管其时贸易额远不如近代，而且贸易内容主要为昂贵的奢侈品，但交换、拥有和享用这些奢侈品本身即是上流社会和统治精英的权力和地位的重要象征。事实上，跨地区贸易的潜力很大，往往超出社会上层人士所需奢侈品的范围。例如，佛教进入中国后，随着其影响扩大，与佛教仪式和文化有关的大批商品也进入中国市场，为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所喜爱和消费，而早些时候这些东西一直重大历史被视作奢侈品。在近代以前的一些时期，跨地区贸易的发展还使各个参与地区走向某种程度的经济整合，并对这些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在这方面，环印度洋地域的经济整合趋势最为突出。7世纪，大批波斯商人和随后而来的阿拉伯商人已经抵达印度洋周边大部分地区，从东非到印度，再到东南亚和中国。10世纪，贸易成为印度洋地区各港口城市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更重要的是，这时的贸易早已超出奢侈品的范围，整船整船的枣、糖、建筑材料、珊瑚、木材、铁器被销往各地。当贸易逐渐把印度洋周边地区连接在一起，不同产品的比较优势促使规模生产开始在这些地区形成，比如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印度的棉制品，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的铁器，中亚、西亚和阿拉伯地区游牧部族的骆驼等等。这样，印度洋地区长程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重塑了各个相关地区的经济结构。
本特利进一步分析说，近代以前，不断开通和拓展的商路不但便利了各地的交通和商品交换，同时还成为技术和生物传播的渠道，而后者对各地社会发展影响甚大。例如，交通、冶金、武器制造、畜力、天然能源等方面的技术均通过贸易通道流传到欧亚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在很多情况下，长程贸易和帝国扩张二者并行，极大地促进了广大地域内的生物性传播，比如公元600到1100年间伊斯兰帝国的征服和贸易，造成东半球的农作物和工业品大流传，并导致从中国到欧洲和北非各地区的人口增长与生产扩大。同样，在古代“丝绸之路”和晚些时候的蒙古帝国时期，沿长程商路的人员往来也使致命病菌得以流传，引起欧亚大陆不少地区的大面积疫情。除上述诸方面重要意义外，长程贸易还影响到文化和宗教变迁。各地商人越来越经常地离国离家从事跨地区贸易活动，甚至逐渐定居海外，建立起自己的社区，并把自己的文化和宗教带到新的定居地。很多时候，这些外来文化和宗教对原住民颇有吸引力，尤其当外商来自一个组织良好并能使东道主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方面获益的社会。不止一次，有特定文化和宗教背景的志愿组织从事大规模传教活动，使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在新居住地落地开花，例如印度教和佛教在东南亚，佛教、摩尼教和景教在中亚，以及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传播，都曾得益于商人的作用。
综上所述，本特利认为，学界近年来的研究已经令人信服地说明，即使在近代以前，长程贸易的作用也十分重要。与大规模人口迁徙和帝国扩张等因素相结合，跨文化商业活动对各地区和社会历史经验之形成有着可观的影响。这三种因素的合力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以前各地区的交往，因而增加了跨文化交流作为世界历史分期主要标准的合理性。以跨文化交流的不同特点和影响为标准，本特利将世界历史大致划分为六个时期，即“早期复杂社会”(公元前3500-公元前2000年)，“古代文明”(公元前2000-公元前500年)，“古典文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500年)，“后古典时期”(500-1000年)，“跨地区游牧帝国时期”(1000-1500年)和“近代时期”(1500年至今)。
本特利指出，早在远古时代，跨文化交往就开始对人类事物产生影响。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陆地和海上交通技术的一系列创新便促进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以及乌克兰等地区和社会间的联系。交通技术的改善为“早期复杂社会”(公元前3500-公元前2000年)的跨文化交往奠定了基础。在这个全球史的第一个时期，农业文明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和中国。然而这些社会并没有在孤立中发展。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两地间的贸易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而大量考古资料证明，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000年之间，贸易已遍及从埃及、叙利亚、安那托利亚到阿富汗和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如苏美尔人以织物和谷类从阿富汗等地换取天青石等奢侈品和铜、锌等原材料。随着商业往来，文化的交流也自然发生，埃及人很可能引进了美索不达米亚的艺术风格、船只设计、泥砖制作和文字书写。中国与其他主要农业社会之间没有直接来往，但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成为他们之间的联系人。最早的印欧语系人群的迁徙就发生在“早期复杂社会”时期，他们从今天的乌克兰和南俄地区出发，向东迁移到西伯利亚，并有一支抵达中国新疆地区，向西则行至安那托利亚和东欧，等等。“早期复杂社会”时期出现的国家和社会结构也有赖于跨文化交往，例如人群的迁徙和贸易使马的驯化和青铜冶炼两项重要技术流传到各地，而这两者对中国、埃及等古代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马拉双轮战车出现在欧亚草原。本特利认为，这一新技术及其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意义开辟了全球史的第二个时期，即“古代文明”时期(公元前2000-公元前500年)。公元前1700年，这种战车技术已经在欧亚大陆普遍使用并进入北非地区。公元前1100年左右，炼铁技术也从其起源地安那托利亚高原传播到欧亚各地和非洲大部。例如，公元前六或七世纪甚至更早时候，班图部族的迁徙就将炼铁技术带入了东非大湖地区以及尼日利亚等地。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中国，征服者凭借装备着战车的军队和随后出现的铁制武器建立起强大的帝国，如巴比伦、亚述、埃及新王朝以及中国的商和周。技术的进步促使“古代文明”时期跨地区贸易显著增长。公元前2000-公元前1600年，亚述商人曾组织起连接阿富汗、波斯、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叙利亚和安那托利亚等广大地域的贸易网。尽管中国因距离太远而无法与其他古代文明直接贸易，但欧亚游牧民族继续充当两者间的中介。人口迁徙和贸易也便利了文化交流，中国西周时代的统治者很可能出于宗教和礼仪方面的需要征召过波斯的星术师。另外，从长程历史视角看，这个时期的重要发展之一是农业文明区域扩大，其结果是使世界人口从公元前2000年的2700万增长到公元前1000年的5000万和公元前500年的1亿。这个时期，游牧部族的大规模迁徙给定居的农业社会带来深远影响，例如印欧语系人群的持续移动就深刻地改造了印度次大陆和英伦列岛。
全球史的第三个时期是“古典文明”时期。本特利认为，这个时期由公元前500年到公元500年持续了大约一千年时间。这个时期在几个重要方面区别于前两个时期。首先，世界上的主要文化和宗教传统大体上在这个时期形成，如儒家学说、佛教、希腊哲学和基督教，都对不同社会的信仰和价值观产生了悠久影响。其次，“古典文明”时期国家的规模也比以前大得多，如中国汉王朝、波斯帝国、印度孔雀王朝以及欧洲的罗马帝国，都控制了广阔的地域。再次，交通路网建设和交通技术改进使跨文化交流进一步加速，古典时代的主要国家都投入很多资源开辟道路、修建桥梁、改善交通；而交通改善使得这些帝国的行政管理效率和军事能力大大提高，同时促进了帝国内部经济的发展和整合。这个时期跨文化交流的亮点是连接欧亚大陆东西两部分的贸易交通网(陆路和海路都包括在内)，统称为“丝绸之路”。陆上“丝路”沟通了中国、中亚、波斯和地中海区域的商业，海路则把中国东南部、东南亚、印度直到波斯和非洲东部的广大地区连接起来。尽管按后世的标准，“古典文明”时期经“丝绸之路”的贸易规模有限，但是主要商品的交易量并不小，包括中国的丝绸、东南亚和印度的香料与宝石、阿拉伯的芳香植物以及地中海沿岸的手工制品和金银。除贸易外，“丝绸之路”还使各地的文化和宗教(如印度教、佛教、基督教、摩尼教等)得到广泛传播，但是也带来疫病迅速流行，导致公元2-3世纪中国和地中海地区人口下降了四分之一；而人口大规模减少又加重了两地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从而削弱了古典帝国及其支撑长程贸易的经济活动。另一方面，长程贸易也使中亚游牧民族日益强大，形成对欧亚大陆农业文明的重大威胁。事实上，自3世纪开始，游牧民族侵占了很多农业定居区域。所以说，长程贸易既促进了古典文明的建立和发展，也导致了它的衰落和消亡。
本特利认为，汉王朝和罗马帝国的崩溃标志着“古典文明”时期终结。此后拜占庭帝国和波斯萨珊帝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了“古典文明”时期的贸易，但总体上讲，古典帝国消亡造成的大规模政治组织暂时性中止，使长程贸易所冒风险比以往高了很多，而人口下降和经济萎缩也使通过“丝绸之路”的贸易大大减少。汉王朝和罗马帝国消亡后的两个世纪里，跨文化交往仍然存在，但其重要性与前一时期无法相比。直到6世纪后期，跨文化交流才开始复苏，全球史亦因之进入第四时期，即“后古典时期”(公元500-1000年)。
在“后古典时期”，幅员辽阔的中国唐王朝、西南亚的阿拔斯王朝和东地中海的拜占庭帝国成为当时世界秩序的主要支柱，同时也是跨文化交流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跨文化交流在“后古典时期”以几种不同的方式将各个地区连接起来。首先是唐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的领土扩张。唐朝的扩张让中国人同东南亚和中亚各民族之间有了直接的接触，并且对接触各方都产生了深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同样，阿拔斯王朝代表了超出阿拉伯本土的伊斯兰早期扩张，使伊斯兰文化与其他文化传统发生碰撞和交往。拜占庭帝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它主要继承已消亡的罗马帝国的传统，但是政治现实迫使它不得不与其他地区，特别是阿拔斯王朝的势力范围以及俄国北部、斯堪的那维亚等地进行交流。另外，西欧加洛林王朝也使地中海地区的基督教社会与北欧日耳曼人发生接触和交往。同“古典文明”时期一样，这些王朝帝国的政治稳定有利于经济发展和贸易兴旺，而贸易往来连同帝国扩张一起，大大促进了“后古典时期”的跨文化交流。传统的连接中国、中亚、印度洋区域和地中海地区的陆路和海路交通得到恢复和进一步拓展。
“后古典时期”的长程贸易具有一些新的特点。首先，西欧人以比较间接的方式参与欧亚大陆的贸易活动，他们与地中海地区的拜占庭势力范围和各伊斯兰国家进行有限的贸易，而他们通过斯堪的那维亚与俄国进行的商业活动则具有更大规模。其次，长程贸易总量比以前大大增加。中亚游牧部落通常为陆路贸易提供运输和保护，而连接南中国和印度洋沿岸的海上贸易也直接影响着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国海员向西航行到锡兰和印度，而印度、波斯和阿拉伯商人的足迹则遍及印度洋周边并抵达中国。在8世纪，中国港口城市广州已有20万人口，其中包括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人，据传说，879年黄巢攻陷广州后就曾屠杀了12万外国人。最后，在这个时期，撒哈拉以南和西非地区也被越来越多地卷入东半球贸易网当中。换言之，正是商业动力在“后古典时期”把东非和西非带进同一个贸易大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以跨文化交流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准，不仅适用于欧洲、亚洲和北部非洲，在“后古典时期”也适用于撒哈拉以南的广大地区。
这样，帝国扩张和长程贸易在“后古典时期”有效地改善和扩展了东半球各地区之间的交流，并带来两个重要后果，即农作物的推广和宗教文化的传播。稻米生产从东南亚传到中国，对东亚各国农业发展和人口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伊斯兰国家的官员、士兵和商人将各种农作物传播到从印度到伊比利亚半岛和北非的各个地区，大米、蔗糖、小麦、菠菜、茄子、柑橘、柠檬、香蕉、瓜类、棉花、靛蓝等等在东南亚、北非、南欧和地中海岛屿广泛种植。与此同时，宗教和文化传统也得到传播，儒学传到了东南亚，佛教进入中亚、东亚和东南亚，摩尼教和景教流传到中亚和中国，伊斯兰教在北非和西亚得到发展并影响印度北部和中亚部分地区，俄国和东欧皈依了东正教，西欧和北欧则投入罗马天主教的怀抱，等等。在这个所谓的“黑暗时代”，跨文化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宗教和文化的交流，从而将东半球的历史引入近代。
本特利强调，“后古典时期”的终结与“古典时期”不同，并非由于瘟疫横行、人口骤减或是帝国解体，而是游牧民族的跨地域大帝国兴起和征服的结果，并由此开始了全球史的第五个时期，即“跨地区游牧帝国时期”(1000-1500年)。11世纪，塞尔柱突厥人建立了地跨中亚、西南亚和安那托利亚的帝国。大约同一时期，契丹民族在中国北部和西部的草原地带建立起国家。12世纪，女真部落灭亡了契丹国家并占领了中国北部。但这一切都不足与13世纪蒙古民族在欧亚大陆上的征服相比。蒙古帝国最强盛时，东起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西至俄罗斯和多瑙河。即使在统治中国的元朝覆灭以后，蒙古人的势力在中亚仍然十分强大。帖木儿帝国在14世纪至16世纪初控制了中亚、西南亚、安那托利亚和印度部分地区。值得指出的是，大多数游牧民族都起源于中亚，而中亚对中国与欧洲的贸易关系至关重要。地跨欧亚的游牧帝国的建立及其对商贸的强烈兴趣，使传统的丝路贸易的风险大大减少，贸易额大大提高。印度洋海上贸易也在不断扩大，印度洋周边地区的经济则开始整合。
游牧民族的大规模迁徙、征服、帝国扩张和长程贸易，极大地刺激和促进了这一时期跨文化交流的发展，使其较之此前各个历史时期更为经常、密集和系统化。14世纪初，各地区各种文化间的相互交往十分密切，相互影响也十分明显。外交使团、传教士、士兵和商人并行于商路上，外交接触和传教活动都扩大到前所未有的范围。譬如伊斯兰商人把自己的信仰带到了东南亚和西非，而军事征服者又使伊斯兰教在印度北部和安那托利亚落地生根。这个时期跨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西欧和元代中国有了直接联系。双方在不同时期都曾希望与对方建立某种联盟，以对抗西南亚的穆斯林，但这种努力没有产生效果。本特利引用麦克尼尔的观点，认为中国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以及技术发明的传播刺激了整个欧亚大陆的经济增长。他进一步强调，如果这个看法符合实际，那么宋代中国经济、技术和商业的发展，可以作为说明整个东半球贸易增长、农业地区最终获得对游牧部落的技术优势、以及随后欧洲兴起等等重大历史变迁的一个原因。
同“古典时期”一样，跨文化交往既是“游牧帝国时期”发展的基础，又导致了这个时代的终结。定期和经常的长程贸易既有利于商品和宗教流传，也使得疫病四处传染蔓延，特别是14世纪中叶肆虐欧亚大陆及北非大部分地区的鼠疫，严重削弱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和长程贸易。1300到1400年间，欧洲人口下降了25％。1200到1400年间，由于蒙古征服和瘟疫流行的双重作用，中国人口从1.15亿减少到7500万。跨文化交流虽然没有停止，但在14世纪下半叶大大萎缩。而当15世纪跨文化交流开始新一轮的扩大和加速时，其动力已不再来自中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而是来自西欧人，他们此后的一系列扩张性活动对整个世界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并将全球史带入第六个阶段，即1500年至今的“近代时期”。在这个时期，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跨文化交流都持续而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各个角落人们的生活。
简言之，本特利教授对世界历史的分期，既非参照重大历史事件，也非遵循社会制度演变的原则，而是着重考虑跨文化交流的发展和变迁，把注意力集中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横向联系方面，从而避免了传统分期法以欧洲历史为中心的弊端。他的这种分期法，虽然也关注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变化，但更多的是作为跨文化交流的结果来对待；而对于各个社会自身的历史演进或世界历史整体的纵向发展及其规律，应当说，他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关于“早期近代世界”的理论思考
长期以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和世界通史编纂一直无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束缚。尤其是在世界近代史领域，往往把1500-1900年的世界历史解释成欧洲近代史的主题在更大的世界范围内的延伸和扩展，并以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和扩张史来定义和总括整个近代世界的历史，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结构性的“欧洲中心”问题⑦。怎样才能超越以欧洲为出发点、以欧洲经验为中心和主线的近代世界史理论框架，用真正的全球眼光另辟蹊径，重新思考1500年以后，特别是16世纪到18世纪整个世界的发展，乃是重构世界史工作所面临的挑战之一。在这方面，本特利教授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于中国学者换一种思路来建构关于“早期近代”历史的认识体系，不无借鉴意义。
2003年，本特利撰写了“早期近代欧洲和早期近代世界”一文⑧。他在文章中回顾和梳理了欧美史学界几十年来对“早期近代欧洲”(从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和“早期近代世界”(1500-1800年)这两个相关但又相异的历史概念和历史时期的种种研究和争论，并且提出和论证了他自己的观点。笔者认为，就深入研究1500年以后的世界历史变迁而言，本特利此文中最值得介绍和参考的是他对“早期近代世界”的新看法。
本特利同意其他学者的意见，认为无论从欧洲史的角度，还是从更广阔的世界史的角度来看，1500-1800年这三个世纪所具有的明显特征，足以使之区别于此前和此后的各个历史时代。但与其他人不同，本特利更多的是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考察这个时代的。诚然，跨文化交流起源很早，但正是在这三个世纪当中，这种交流成为经常性的、密集的和持久的，而且交流网络大大扩展，不同地区和文化间交流和相互影响的范围远远超出东半球而抵达地球各个角落，把世界各地区人民的命运连结在一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500-1800年这三个世纪显示出与以往时代的“质”的区别，开始呈现“近代”色彩。另一方面，这三个世纪也完全不同于以后的时代，因为此时尚未出现即将在19世纪和20世纪深刻影响世界历史发展的民族国家、机械化大工业和以此为基础的近(现)代帝国主义。简言之，这三个世纪在世界历史上自成一体。称之为“早期近代”，是为了突出它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密切关系。笔者认为，本特利比其他西方学者更加明确地将1500年之后的500年世界历史(在西方通常统称为Modern History)划分为两个内容和特征均大不相同的时代：16-18世纪为“早期近代”，19-20世纪为“近(现)代”，虽然他在文中并没有直接使用“Modern”一词来定义后一时期⑨。
本特利强调，“早期近代”之所以成为一个历史时代，不是由于各地区之间这样或那样的“共同(或相似)特征”，而是由于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连接在一起的三个“历史进程”：全球海上交通网的形成，全球性生物物种的交流及其对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巨大影响，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及其在世界各地区的生产、贸易、消费和社会组织等领域造成的一系列变化⑩。这三个内在相关、互相促进的全球性历史进程共同推动了“早期近代世界”的发展。尽管三者大体上都源于欧洲人建立长程贸易关系的努力，但它们给世界各个地区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后果。本特利相信，这三大全球性历史进程又引发了至少七个方面的重要发展，包括人口变化、大规模移民迁徙、对自然资源加紧剥夺、技术传播、中央集权式政体的巩固、帝国扩张和文化交流。这七个方面的重要发展相互关联，其历史作用在各个地区表现不同。然而，它们的诸种不同表现恰恰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世界各地区人民都参与了全球性交往和交流的历史进程。而三大历史进程及其七个方面的发展变化一起，构成了一系列强大的历史推动力，给各个不同的社会乃至全世界带来深远影响，造就了人们通常所说的“早期近代世界”。以上是本特利对“早期近代世界”的诠释，他的诠释与此前存在的种种看法有很大不同：其他学者多致力于寻找和研究那些标志“早期近代性”的特征，而本特利则注重观察和分析促使“早期近代世界”变化发展的各种历史驱动力。
本特利对于形成“早期近代世界”的三大历史进程做了进一步说明。显然，海路的打通和全球海上交通网的形成是“早期近代”其它大规模历史进程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海路的畅通使东西两半球以及大洋洲之间的相互来往成为可能。欧洲人在探索海外世界、建立海上交通网方面比其他民族更加积极主动，更加富有创造性和冒险性。随着欧洲人打通了全球海路，一个规模空前的物种大交流在世界范围展开，各种植物、农作物、动物以及微生物随着人类的活动传播到地球各个角落，这对于人类和环境的影响是以往所有类似交流都无法比拟的。在“哥伦布交流”极大地促进了物种的世界性传播的同时，早期资本主义经济也开始出现并日益影响各地的生产、贸易、消费和社会组织。这个时期在全球范围流通的商品主要是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印度的香料和棉花，东南亚的香料以及美洲的蔗糖和烟草。另外，来自美洲的大量白银不仅为欧洲商人提供了他们亟需的货币资源，使其得以在亚洲市场上购买商品，同时也成为亚洲本身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在1600年和1602年英国和荷兰先后建立东印度公司之后，“早期近代世界”的长程贸易及其利润越来越多地落入欧洲人手中，但全球性的商品流通仍对欧洲以外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上述商品之所以能够应世界市场所需而大批量生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地经济和社会组织中的相应变化和必要调整，例如印度棉纺业增加了织工的数量，中国制瓷业扩大了设施，墨西哥和秘鲁的采矿业采取了强制性劳动，在美洲和东南亚则为生产经济作物而建立起种植园制度等等。
在三大全球性历史进程派生的七个方面的重要发展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人口的戏剧性变化。世界总人口在1500-1800年间大约增长一倍，从4.5亿上升到9亿左右，这主要得益于“哥伦布交流”带来的食物构成变化和营养增加。另一方面，世界人口变化也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地区差异。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人口迅速膨胀，而美洲大陆和大洋洲的土著人口却由于“哥伦布交流”带来的旧大陆的疫病而急遽减少。这种迥然不同的地区人口变化引起另一方面的重要变化，即200万欧洲人(主动的)和1200万非洲人(被迫的)向西半球大迁徙，由此缔造了欧洲人的美洲殖民地以及美洲的非洲裔社区和文化。同时，世界人口增长也给自然环境造成了日益沉重的压力，表现为“早期近代世界”的大规模边疆开发，爆炸性的商业性捕猎以及资源和能源的大量短缺。
此外，三大全球性历史进程也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科学技术推广、中央集权国家巩固、欧洲海外帝国扩张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随着海路开通和“哥伦布交流”，航海、印刷、农业等各项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世界各地传播，而火药在“早期近代”有力地帮助了欧亚大陆主要国家巩固政权和扩大版图，例如中国清王朝、印度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帝国、沙俄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奥地利和西班牙、尼德兰共和国、英帝国早期以及日本德川幕府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将火药技术运用于军事。晚些时候，甚至在夏威夷群岛的混战中火药也显示了威力。最后，在物种、商品、移民和科技在各地区之间流动的同时，来自不同社会的各种思想和宗教也迅速走向全世界。当然，在欧洲人加入之前，思想文化的交流就已存在，例如穆斯林商人和传教士不断在东南亚和北非地区吸引大批群众信奉伊斯兰教，如同其先人在早前所做的一样；但是在“早期近代”，欧洲人也在世界各地努力地、卓有成效地传播了他们的宗教。
本特利还讨论了三大全球性进程和各种派生性发展之间相互联接、相互依存的关系。例如，海路畅通为跨地区贸易和物种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而跨地区贸易又促进了科技传播和文化交流。同理，物种交流对各地人口增加和移民情况有不同影响，当欧洲移民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其殖民帝国扩张时，非洲移民在发展全球经济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另外，人口增长与世界市场形成给很多地区的自然资源与环境带来严重压力，而这些压力又迫使某些国家的统治者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对国内的控制，加快向国外扩张。本特利强调，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和历史时代，“早期近代世界”的内容十分丰富和复杂，人们不应该试图将其简化为任何一种“动力”或任何一组“特征”。相反，应当把“早期近代世界”视作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动态进程，一个各种历史推动力集合作用的产物。
最后，如何评价欧洲在“早期近代世界”的作用和贡献。本特利认为，欧洲人无疑是早期近代世界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欧洲的商人和航海家把世界各地连结起来，启动了形成“早期近代世界”的历史进程。与此同时，欧洲人也因此而抢占了先机，得以充分利用“早期近代”的各种经济和政治机会，通过对西半球的殖民获得了美洲的资源与财富，进而为欧洲向世界各地扩张提供物质支撑。这一系列活动使欧洲社会在各个方面得到加强。但是与19世纪和20世纪相比，欧洲人在“早期近代”尚未建立起对世界的统治。尽管欧洲人在“早期近代”的活动和经验对此后新的历史时代的形成十分关键，但无论如何，“早期近代欧洲”之所以重要，乃是由于它积极融入“早期近代世界”，并成为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笔者看来，本特利的看法至少有几点值得我们思考。首先，他把1500-1800年这3个世纪看作是有别于19世纪的历史时代，强调“早期近代”本身的特征、内容和动力结构，既不是以19世纪以后的发展作为参照，也没有把1500年以后400年的历史全部划归“资本主义时代”，而这种分期法更接近于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各地区的历史实际。其次，他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仅仅视为推动“早期近代世界”形成的三个历史进程之一，而不是近代史唯一的主线，这样就避免了过分夸大早期资本主义因素的规模和影响；同时，这种叙史结构注重三大历史进程以及各种派生性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合力作用，因而更完整地展示了世界各地区的横向联系和世界整体化发展的各个方面，有利于更准确地描绘“早期近代世界”错综复杂、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最后，他承认是欧洲人启动了“早期近代世界”的三大历史进程，但同时指出，这些进程随后即取得了自我运转的能动性，因此人们在研究和叙述中应该更多地关注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如何参与到这些历史进程中来，而不是欧洲文明的单向传播。总之，本特利提供了一种理论方法，使历史学家能够突破以欧洲为中心的治史思路，着眼于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相互影响以及跨地区、跨文化联系和交流的发展，从而扩展了我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体系。
编史实践：《传统与碰撞》
在从事全球史理论研究的同时，本特利多年来致力于将整体世界史的观念贯彻于编史实践。2000年，本特利与其同事赫伯特·齐格勒一起，编写和出版了世界通史教材《传统与碰撞》。这部教材问世后大受欢迎，很快成为较为流行的大学世界史教材之一(11)，到2007年10月该书已出了第四版(12)。这套教材相当完整地体现了本特利对全球历史的理论阐释，其副标题的含义即为“从全球视角观察人类的过去”。
在该书序言中，两位作者首先解释了何为观察人类历史的“全球视角”。他们认为，这种“全球视角”尊重世界上所有民族的历史经验，而不是只关注少数几个大国。从全球视角出发，史家应当超越对单个社会的研究而考察更大范围的地区的、大陆的、半球的乃至全球的景观，应当探讨历史上各个时期促进不同社会和人群间交互影响的各种网络和结构，应当关注不同地区和人民间的交往和交流对这些地区、人民和社会的历史作用。从全球视角出发，史家能够帮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人类共同的过去，并在恰当的历史背景中观察已然全球化的当今世界。
从表面看，本特利和齐格勒的这部教材与其他一些流行的全球史教材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是如同作者所说，他们的教材与其他同类型著作有两点显著不同。其一，他们的教材在用全球视角研究世界历史时，以两大主题贯穿全书，即“传统”与“碰撞”，前者系指世界所有地区各个社会自身的历史发展，后者则展示不同地区、社会和人民之间的交往和相互影响。其二，该书将人类历史长河划分为七大历史时期，以展示各个不同时期全球历史发展的共性和个性。对该书的这两个特点，笔者认为有必要做进一步的介绍和分析。
作者认为，“传统”与“碰撞”两大主题的结合，概括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这个观点与已故吴先生关于“世界历史包括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方面”的看法十分接近。吴于廑先生曾指出，世界历史“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而“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这一过程(13)。而在本特利和齐格勒看来，“传统”这一主题涉及的是人类历史上各个不同社会之形成、维系、发展或消亡的历史。从人类远古文明开始，不同人群便孕育和缔造出独特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传统，以管理和规范社会内部的各种事物；某些传统形成不久就衰落和消亡了，但另一些传统却在数百甚至数千年间对人类事物有着持久的影响力，直到当今。他们在这部教材中，着力说明这些塑造了世界各个地区人民生活和历史经验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发展及其特征。当然，因篇幅有限，他们对各种传统的介绍有详略之分；但是在着重描写那些在6000年间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大地域的、人口密集的、复杂的和以城市(邦)为基础的强盛社会的同时，他们也对那些相对弱小的社会给予了应有的关注。
在持续创造和发展自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传统的同时，世界各地区人民之间的交往也在不断发生和扩大。事实上，这种不同人群间的接触和交往早在远古时代已然开始，而且从未停止过。“碰撞”这个主题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历史上那些把某个社会及成员与周围其他社会和成员连接起来的诸种交往、交流、交换，以及因此而在更广阔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形成的交流网络。本特利和齐格勒希望，通过系统地研究和展示不同社会和人民之间的“碰撞”，使人们更加重视跨文化交流的变化进程，因为跨文化交流乃是促进整个世界历史不断发展的最有效的动力之一。历史上不同人群之间的“碰撞”有着不同的形式，并且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发生，比如大规模人口迁徙、帝国扩张战争、远程贸易、粮食作物推广、传染病蔓延、技术手段的引进或输出以及宗教文化传播等等。这些各色各样的交流互动对各个社会自身以及整个世界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这部教材非常重视各种“碰撞”的形式和渠道，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详加讨论。
在利用“传统”和“碰撞”两大主题把丰富多彩的人类历史有条有理地编织起来的同时，本特利和齐格勒还按时间顺序将整个世界历史划分为七个时期，依次构成他们这部教材的七个部分。在他们看来，这七个历史时期的确定并非根据某个社会的特殊历史经验，而是主要基于“参与跨文化交流进程的所有社会的共同经验”。换句话说，跨文化交流的状况和发展程度及其历史作用，是该书世界历史分期的主要依据。这种结构无疑带有本特利的世界历史分期法的鲜明印记(14)。显然，采用这种历史分期法，必然要更多着墨于各个历史时代中将分散和相互隔绝的不同社会及其成员连接起来的诸种交流、交往、交换活动及其网络，而这又是“碰撞”主题的题中应有之意。如同作者所说，甚至早在远古时代，这些交流和交往活动已对各个不同地域人类成员的生活发生影响，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改进，跨地区跨文化的交流和交往变得越来越频繁而有系统。这样，“传统”和“碰撞”两大主题与七个历史时期相结合，该书将各个不同社会的自身经验和发展置放在所处地区、大陆、半球乃至全球的大环境之中，既描述了不同社会形态何以产生和如何发展，又对不同社会的特征做了有意义的比较，同时更凸显出跨文化交流在历史上所起到的影响这些社会和世界整体发展的重要作用，从而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全球视角，使之在了解人类的过去的同时，更加深入地认识当今这个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的世界。
这部教材对历史时期的划分虽然源于本特利的分期法，但两者还有些区别。本特利1996年所写文章中划分的“早期复杂社会”和“古代文明”两个时期，在《传统与碰撞》一书中被合二为一，统称为“早期复杂社会”(公元前3500-500年)，“跨地区游牧帝国时期”被改名为“跨文化交流时代”(1000-1500年)，而1500年开始的“近代时期”则被一分为三，包括“全球性相互依赖的起源”(即“早期近代”，1500-1800年)，“革命、工业和帝国的时代”(1750-1914年)，以及“当代的全球性重构”(1914年至今)。本文前两部分已经详细讨论了本特利对近代以前和早期近代的理论思考，这里不再赘述，只是重点介绍《传统与碰撞》对19世纪和20世纪历史的划分与解释。
两位作者认为，在1500-1800年的“早期近代”，世界各地居民首次进入全球性的持续交往，而欧洲从这种全球交往中获利最多。在1750-1914年期间，欧洲人成功地把自己的优势地位发展成全球霸权。到19世纪后期，欧洲列强已经控制了大部分亚洲和几乎全部非洲，他们的族亲亦统治了美洲大陆。革命、工业化和帝国主义是这个时期的三大历史进程，三者的合力将欧美列强推到其势力的顶峰。革命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深刻地改造了欧美社会，北美革命和法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前者的结果是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而后者则在法国废除了封建君主制和等级制，最终建立起基于自由、平等和人民主权原则的共和体制。此外，海地革命和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也取得了胜利，这些革命给大西洋两岸的社会组织带来重大影响，尤其是使“民族认同”在革命运动过程中产生，各国政府则因追求民族利益而获得空前广泛的支持，这种民族国家的模式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政治发展。
在建立民族国家的同时，欧洲和北美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工业化首先在英国发生，随之影响到西欧和北美，19世纪后期俄国和日本也加入了工业国家行列。工业化促进了持续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但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也造成了大规模的社会错位和震荡。从长远看，工业社会比农业社会强盛得多。即使那些在19世纪尚未实行工业化的地区和国家，也很快感受到这个历史进程的震撼性作用，特别是工业国家对农产品和工业原料的快速增长的需求。工业化在有效地改善社会物质生活水平和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同时，也极大地便利了近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扩张。大工业提供了农业社会所不具备的强大的运输、通讯和军事技术，使工业化列强得以将其统治强加于亚洲和非洲，欧洲移民则凭借工业技术把美洲当地居民驱赶出家园。19世纪末，美国和日本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俱乐部的新成员。面对咄咄逼人的帝国主义列强，其他一些国家如奥斯曼帝国、俄国和中国等，曾实行不同程度的改革，以建造民族国家，聚集人民的力量，实现社会改革和提高本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为此他们学习和试图引进西方成功的经验。但是，由于缺乏能够摧毁旧的统治势力的革命运动，而既得利益集团又强烈反对一切根本性变革，因此这些国家的改革运动往往流于形式或归于失败。殖民地人民更加不幸，他们鲜有机会发起政治和社会改革，但他们对殖民主义的抗争从未停止。革命运动、工业化进程和帝国主义在整个19世纪不断造成冲突，使全世界人民之间的交往进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形成了欧美列强在20世纪初对世界大部分地区和全球事务的统治。
在《传统与碰撞》一书中，最后一个历史时期“当代的全球性重构”起始于1914年欧洲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当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动员本国和殖民地一切人力物力资源并把奥斯曼、日本、美国都拖入战争后，这场战争真正成为世界大战。1918年战争结束时，欧洲列强都被耗尽了气力，开始丧失其全球统治地位。战后世界大部分地区尚未从重大挫折感和经济不稳定中完全恢复过来，又遭遇了30年代初全球性大萧条。经济危机加重了政治和社会动荡，为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专政铺平了道路。当世界各工业国家在经济萧条中挣扎时，1917年诞生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开始了由国家主导的高速工业化运动。尽管付出极高的人力物力成本，但一系列“五年计划”使苏联迅速成为工业化强国。本特利和齐格勒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和经济大萧条引发全球性冲突再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经过30年代欧亚法西斯国家一系列侵略活动，1941年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已经被卷入战争，1945年大战以侵略者的失败告终。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欧洲列强政治和经济上的衰落，也带来当代世界第二次阵营重组。二战后冷战即时开始以及欧洲殖民帝国崩溃，导致世界在20世纪下半叶改组。欧洲失去了国际舞台上的主导地位，美国及其盟国和苏联及其伙伴上升为世界新的两极，两者间意识形态方面和战略方面的争斗造成一系列新的全球性变化，并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经济体系、政治体制和外交关系。但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联集团因内部和平革命而解体，冷战和两极世界也在突然之间结束。尽管冷战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前殖民地的民族重建，但是二战后的30年间，势不可挡的民族独立运动遍及亚非各地，殖民帝国的瓦解无疑是二战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也是当代世界重组最壮丽的景观。然而，在获得民族自由解放之后，大批新独立国家很快陷入新的困境，比如新殖民主义的控制以及诸如人口膨胀、经济发展缓慢、地区和种族冲突等等后殖民时代的难题。
冷战和非殖民化重新构建了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初的世界。与此同时，其他重要因素也在发挥作用，例如全球化。技术进步开始打破传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藩篱，推动着全球化的进程，信息、通讯和交通的改进大大方便了人员、疾病、文化等等跨政治和地理疆界的活动。在这个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上，处理各种全球性的课题，例如人权、妇女平等和环境保护等等，都越来越需要国际性的合作，而更大程度上的全球性整合又将催生共同的经济、政治利益和文化价值观。但是本特利和齐格勒也提醒人们注意那些旨在保护和弘扬特定文化传统和政治认同的势力，以及它们对全球化进程和结果的挑战。
注释：
①参见杰里·本特利：《人文主义者与圣经》(Jerry H. Bentley，Humanists and Holy Writ)，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杰里·本特利：《文艺复兴时代那不勒斯的政治和文化》(Jerry H. Bentley,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Renaissance Naple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②参见杰里·本特利：《旧世界的碰撞》(Jerry H. Bentley, Old World Encounters)，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③参见杰里·本特利：《二十世纪学术成就中世界历史领域的状况》(Jerry H. Bentley, Shapes of World History in Twentieth-Century Scholarship)，华盛顿1996年版。
④参见杰里·本特利“跨文化交往和世界历史的分期”(Jerry H. Bentley,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World History")，《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1卷第三期(1996年6月)，749—770页。
⑤参见杰里·本特利“早期近代欧洲与早期近代世界”(Jerry H. Bentley, "Early Modern Europe and Early Modern World")。笔者于2003年读到这篇文章，其时该文尚未发表。
⑥以下介绍根据本特利1996年发表在《美国历史评论》上的文章“跨文化交往和世界历史的分期”。
⑦对国内世界通史编撰中的“欧洲中心主义”问题，参见徐洛“评近年来世界通史编撰中的‘欧洲中心’倾向”一文，原载《世界历史》2005年第三期，第93—102页。
⑧杰里·本特利“早期近代欧洲与早期近代世界”(Jerry H. Bentley, "Early Modern Europe and Early Modem World")。笔者获本特利教授惠允，在文中介绍他这篇当时尚未发表的文章，对此深表感谢。
⑨如果套用国内通行的“近代”和“现代”两个概念，本特利的分期法把18世纪末、19世纪初作为近代到现代的转折点，从科技及生产力发展、民族国家产生及历史作用以及国际体系形成和变化的角度看，这种分期法比目前国内多数著作采用的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近代结束和现代开端的分期法更为恰当。以1900作为现代史起点的主要依据，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时期发展到垄断和帝国主义阶段，同时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使20世纪具有了不同于以往时代的新特征。但是由于对20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及世界体系发展越来越多的了解，人们对垄断资本主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至少在实证的意义上，垄断是否真是资本主义的“最高”或“最后”发展阶段，还需要由资本主义寿终正寝之后的历史学家来判定；此外，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列强均崛起于19世纪，而俄国十月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也来源于19世纪中叶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和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欧洲工人运动。
⑩按照国内常用的说法，这三个历史进程所反映的主要是人类社会“横向联系”的扩大和发展。
(11)西方学者从全球视角叙述总体世界史的代表作，如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国内读者已十分熟悉，但这两部书作为大学教材并不很流行。在美国很多大学里，因为选修世界历史课程的大多数学生来自非历史专业，故多采用其他更通俗易懂、更能提供各种帮助学生学习和理解历史的辅助工具的教材。
(12)杰里·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传统与碰撞》(Jerry H. Bentley and Herbert F. Ziegler, Traditions and Encounters: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纽约2007年第四版。本节内容根据该书序言和各部分导言。
(13)参见《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2—63页。
(14)对这种世界历史分期的介绍，参见本文第一部分。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10期
【原文出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京)2008年3期第27～38页
【英文标题】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Human Past: Jerry Bentley's Ideas of and Approach to Global History
【作者简介】徐洛，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科特兰分校历史系教师，历史学博士。
| 【内容提要】 | 本文从三个方面评介美国历史学家杰里·本特利的全球史思想和治史实践，即他如何以历史上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作为标准来划分世界历史的各个时期，他对1500-1900年间早期近代世界演变的理论构思，以及他怎样把上述理论思考应用到世界通史教材的编写实践中。文章认为，本特利近年来的一系列学术成果，尤其是他对跨文化交流及其在世界历史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的分析，为在世界史研究和教学领域进一步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史观，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视角，做出了重要贡献。 This essay discusses the global history ideas and approach of American historian Jerry Bentley, including his making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a criterion for periodization of world history, 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y modern world, and his global history approach to compiling world history text. The essay suggests that Bentley's recent scholarship, especially his study of th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in history, has made a valuable contribution to historians' effort to transcend the Eurocentric view of history and construct a truly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world's past. |
【关 键 词】杰里·本特利/全球史/世界历史分期/跨文化交流/早期近代世界/欧洲中心主义Jerry Bentley/Global History/Periodization of World History/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Early Modern World/Eurocentrism
近几十年来，由巴勒克拉夫、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等率先主张和采用的从全球视角观察和阐释世界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已为越来越多的各国学者和世界史编写者接受和发展。在这个大的国际学术背景下，以吴于廑为代表的中国世界史学界也在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体系。在持全球史观的中外学者眼中，世界史(或全球史)并非是各国各地区历史的简单罗列或综合，而是一个持续变化发展的整体，其中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碰撞和相互影响在各个时期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1500年以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五百年间。虽然立足于全球的整体世界史仍在初创时期，在各国史学家的努力下，全球史观的理论构建和在其指导下的全球史研究、编纂都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果。在这个领域中也出现了新一代知名学者，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教授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就是其中一位。
本特利教授原来从事中世纪及近代早期历史研究，曾在1980年代出版两部关于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政治和文化史方面的著作①，此后他的研究兴趣转向近代以前欧亚大陆不同文化的交往和融合，并在1993年出版有关专著②。作为美国世界历史学会的创始会员之一，他在该学会内十分活跃，并自1990年该会《世界历史杂志》创刊起一直担任该刊主编。1996年，他为美国历史学会编辑的“全球及比较历史系列论文”撰写了专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二十世纪西方思想家、社会科学家、专业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的思考和实践，以及近几十年世界历史研究领域中新的发展趋向③。1990年代以来，他对世界历史上跨文化交流的研究扩展到近代时期，并据此提出独特的世界历史分期法④。此外，他还系统地梳理了“早期近代欧洲”(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和“早期近代世界”(1500-1800年)这两个既相关又相异的历史概念，并从全球史角度对“早期近代世界”做了新的理论诠释⑤。本文择要介绍和讨论本特利教授对全球史的理论思考和治史实践。
以跨文化交流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分期法
对漫长的人类历史进行合理的分期，历来是历史研究的难题之一。为了研究的方便和对历史变迁做系统的分析，史学家根据不同的研究需要并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出发，提出了不同的划分一国或世界历史的标准和体系。这些不同的分期法虽然或多或少地有助于人们从整体上理解历史的发展和演变，但无一例外都有很多局限甚至重大弊病。例如在我国世界史领域，长期以来绝大多数著作都采用西方和前苏联史学界的分期法，即把世界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其中“现代”的划分来自前苏联史学的影响)。而这些分期概念乃是从西欧的历史进程和经验中产生出来的，并不符合包括亚洲、非洲、美洲在内的世界大部分地区和民族的历史实际。这种分期法无疑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早已广为人们诟病。
无论哪种分期法都必须面对“用什么做标准”的问题。迄今为止，地区史和世界通史类著作大多以重大历史事件或进程(如文艺复兴、哥伦布“发现”美洲、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等等)作为历史分期的主要标志，而这些事件往往取自欧洲(西方)的历史经验，据此划分出的历史时期也只是主要反映欧洲(西方)的情况，而不可避免地忽视或歪曲了非欧洲地区的历史。为了纠正这个“欧洲中心主义”的弊端，比较全面、准确地概括世界历史的长程全景，本特利提出，应当以历史上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之间的跨文化交流(而非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划分世界历史时期的基础和主要标准，并且撰文详细论证了他的观点⑥。
在本特利的历史分期体系中，“跨文化交流”指的是世界上各个不同人群参与到超越个别社会和文化区域的历史进程中来。他认为这种跨文化交流进程对近代及近代以前的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因而不仅是人类文明史的研究课题之一，同时也应成为世界史分期的主要依据。就1500年以来的五个世纪而言，跨文化交流的现象日益普遍，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互为因果，无疑是世界整体发展的重要内容。事实上，大批学者已经对这五百年间的长程贸易、物种交流、疾病蔓延、技术传播、殖民扩张、传教活动、黑奴贸易、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以及这些跨地区、超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如何影响某一地区、某一民族自身的历史轨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也许有人会争论说，对于更早的历史来讲，跨文化交流远不如近代这般经常和广泛，因而不适合作为世界历史分期的依据。但是本特利认为，即使在近代以前的各个历史时期，跨文化交流仍然十分重要，它的作用远远超出其参与者的范围，而对更大区域的发展产生长远影响。他特别指出了三种具有超越社会和文化疆域的重要意义的历史因素或过程，即大规模人口迁徙、帝国扩张和长程贸易。
历史上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往往给受其影响的地区带来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重大变化。例如，近代之前印欧人、班图人、日耳曼人、突厥人、斯拉夫人和蒙古人的大规模迁徙，几乎覆盖了整个东半球，并且带来种种后果。同样，帝国的建立和扩张也深远的影响着跨越社会和文化疆域的历史发展进程。当然，大规模帝国的建立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帝国境内所有地区和人民的紧密、集中的监督管理，中国人俗话中的“天高皇帝远”就表明，地方或地区势力在前近代帝国里享有事实上的自主性。但是，即使缺乏有效的中央管理，这些前近代帝国的出现仍然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与把外来统治强加于被征服者的情况不同，这类帝国扩张有助于在不同人群之间建立商业交流和外交关系，有助于他们的文化传统的传播。
本特利指出，即使在近代以前，跨地区长程贸易的规模、频度和作用也不容小视。尽管其时贸易额远不如近代，而且贸易内容主要为昂贵的奢侈品，但交换、拥有和享用这些奢侈品本身即是上流社会和统治精英的权力和地位的重要象征。事实上，跨地区贸易的潜力很大，往往超出社会上层人士所需奢侈品的范围。例如，佛教进入中国后，随着其影响扩大，与佛教仪式和文化有关的大批商品也进入中国市场，为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所喜爱和消费，而早些时候这些东西一直重大历史被视作奢侈品。在近代以前的一些时期，跨地区贸易的发展还使各个参与地区走向某种程度的经济整合，并对这些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在这方面，环印度洋地域的经济整合趋势最为突出。7世纪，大批波斯商人和随后而来的阿拉伯商人已经抵达印度洋周边大部分地区，从东非到印度，再到东南亚和中国。10世纪，贸易成为印度洋地区各港口城市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更重要的是，这时的贸易早已超出奢侈品的范围，整船整船的枣、糖、建筑材料、珊瑚、木材、铁器被销往各地。当贸易逐渐把印度洋周边地区连接在一起，不同产品的比较优势促使规模生产开始在这些地区形成，比如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印度的棉制品，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的铁器，中亚、西亚和阿拉伯地区游牧部族的骆驼等等。这样，印度洋地区长程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重塑了各个相关地区的经济结构。
本特利进一步分析说，近代以前，不断开通和拓展的商路不但便利了各地的交通和商品交换，同时还成为技术和生物传播的渠道，而后者对各地社会发展影响甚大。例如，交通、冶金、武器制造、畜力、天然能源等方面的技术均通过贸易通道流传到欧亚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在很多情况下，长程贸易和帝国扩张二者并行，极大地促进了广大地域内的生物性传播，比如公元600到1100年间伊斯兰帝国的征服和贸易，造成东半球的农作物和工业品大流传，并导致从中国到欧洲和北非各地区的人口增长与生产扩大。同样，在古代“丝绸之路”和晚些时候的蒙古帝国时期，沿长程商路的人员往来也使致命病菌得以流传，引起欧亚大陆不少地区的大面积疫情。除上述诸方面重要意义外，长程贸易还影响到文化和宗教变迁。各地商人越来越经常地离国离家从事跨地区贸易活动，甚至逐渐定居海外，建立起自己的社区，并把自己的文化和宗教带到新的定居地。很多时候，这些外来文化和宗教对原住民颇有吸引力，尤其当外商来自一个组织良好并能使东道主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方面获益的社会。不止一次，有特定文化和宗教背景的志愿组织从事大规模传教活动，使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在新居住地落地开花，例如印度教和佛教在东南亚，佛教、摩尼教和景教在中亚，以及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传播，都曾得益于商人的作用。
综上所述，本特利认为，学界近年来的研究已经令人信服地说明，即使在近代以前，长程贸易的作用也十分重要。与大规模人口迁徙和帝国扩张等因素相结合，跨文化商业活动对各地区和社会历史经验之形成有着可观的影响。这三种因素的合力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以前各地区的交往，因而增加了跨文化交流作为世界历史分期主要标准的合理性。以跨文化交流的不同特点和影响为标准，本特利将世界历史大致划分为六个时期，即“早期复杂社会”(公元前3500-公元前2000年)，“古代文明”(公元前2000-公元前500年)，“古典文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500年)，“后古典时期”(500-1000年)，“跨地区游牧帝国时期”(1000-1500年)和“近代时期”(1500年至今)。
本特利指出，早在远古时代，跨文化交往就开始对人类事物产生影响。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陆地和海上交通技术的一系列创新便促进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以及乌克兰等地区和社会间的联系。交通技术的改善为“早期复杂社会”(公元前3500-公元前2000年)的跨文化交往奠定了基础。在这个全球史的第一个时期，农业文明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和中国。然而这些社会并没有在孤立中发展。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两地间的贸易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而大量考古资料证明，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000年之间，贸易已遍及从埃及、叙利亚、安那托利亚到阿富汗和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如苏美尔人以织物和谷类从阿富汗等地换取天青石等奢侈品和铜、锌等原材料。随着商业往来，文化的交流也自然发生，埃及人很可能引进了美索不达米亚的艺术风格、船只设计、泥砖制作和文字书写。中国与其他主要农业社会之间没有直接来往，但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成为他们之间的联系人。最早的印欧语系人群的迁徙就发生在“早期复杂社会”时期，他们从今天的乌克兰和南俄地区出发，向东迁移到西伯利亚，并有一支抵达中国新疆地区，向西则行至安那托利亚和东欧，等等。“早期复杂社会”时期出现的国家和社会结构也有赖于跨文化交往，例如人群的迁徙和贸易使马的驯化和青铜冶炼两项重要技术流传到各地，而这两者对中国、埃及等古代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马拉双轮战车出现在欧亚草原。本特利认为，这一新技术及其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意义开辟了全球史的第二个时期，即“古代文明”时期(公元前2000-公元前500年)。公元前1700年，这种战车技术已经在欧亚大陆普遍使用并进入北非地区。公元前1100年左右，炼铁技术也从其起源地安那托利亚高原传播到欧亚各地和非洲大部。例如，公元前六或七世纪甚至更早时候，班图部族的迁徙就将炼铁技术带入了东非大湖地区以及尼日利亚等地。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中国，征服者凭借装备着战车的军队和随后出现的铁制武器建立起强大的帝国，如巴比伦、亚述、埃及新王朝以及中国的商和周。技术的进步促使“古代文明”时期跨地区贸易显著增长。公元前2000-公元前1600年，亚述商人曾组织起连接阿富汗、波斯、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叙利亚和安那托利亚等广大地域的贸易网。尽管中国因距离太远而无法与其他古代文明直接贸易，但欧亚游牧民族继续充当两者间的中介。人口迁徙和贸易也便利了文化交流，中国西周时代的统治者很可能出于宗教和礼仪方面的需要征召过波斯的星术师。另外，从长程历史视角看，这个时期的重要发展之一是农业文明区域扩大，其结果是使世界人口从公元前2000年的2700万增长到公元前1000年的5000万和公元前500年的1亿。这个时期，游牧部族的大规模迁徙给定居的农业社会带来深远影响，例如印欧语系人群的持续移动就深刻地改造了印度次大陆和英伦列岛。
全球史的第三个时期是“古典文明”时期。本特利认为，这个时期由公元前500年到公元500年持续了大约一千年时间。这个时期在几个重要方面区别于前两个时期。首先，世界上的主要文化和宗教传统大体上在这个时期形成，如儒家学说、佛教、希腊哲学和基督教，都对不同社会的信仰和价值观产生了悠久影响。其次，“古典文明”时期国家的规模也比以前大得多，如中国汉王朝、波斯帝国、印度孔雀王朝以及欧洲的罗马帝国，都控制了广阔的地域。再次，交通路网建设和交通技术改进使跨文化交流进一步加速，古典时代的主要国家都投入很多资源开辟道路、修建桥梁、改善交通；而交通改善使得这些帝国的行政管理效率和军事能力大大提高，同时促进了帝国内部经济的发展和整合。这个时期跨文化交流的亮点是连接欧亚大陆东西两部分的贸易交通网(陆路和海路都包括在内)，统称为“丝绸之路”。陆上“丝路”沟通了中国、中亚、波斯和地中海区域的商业，海路则把中国东南部、东南亚、印度直到波斯和非洲东部的广大地区连接起来。尽管按后世的标准，“古典文明”时期经“丝绸之路”的贸易规模有限，但是主要商品的交易量并不小，包括中国的丝绸、东南亚和印度的香料与宝石、阿拉伯的芳香植物以及地中海沿岸的手工制品和金银。除贸易外，“丝绸之路”还使各地的文化和宗教(如印度教、佛教、基督教、摩尼教等)得到广泛传播，但是也带来疫病迅速流行，导致公元2-3世纪中国和地中海地区人口下降了四分之一；而人口大规模减少又加重了两地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从而削弱了古典帝国及其支撑长程贸易的经济活动。另一方面，长程贸易也使中亚游牧民族日益强大，形成对欧亚大陆农业文明的重大威胁。事实上，自3世纪开始，游牧民族侵占了很多农业定居区域。所以说，长程贸易既促进了古典文明的建立和发展，也导致了它的衰落和消亡。
本特利认为，汉王朝和罗马帝国的崩溃标志着“古典文明”时期终结。此后拜占庭帝国和波斯萨珊帝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了“古典文明”时期的贸易，但总体上讲，古典帝国消亡造成的大规模政治组织暂时性中止，使长程贸易所冒风险比以往高了很多，而人口下降和经济萎缩也使通过“丝绸之路”的贸易大大减少。汉王朝和罗马帝国消亡后的两个世纪里，跨文化交往仍然存在，但其重要性与前一时期无法相比。直到6世纪后期，跨文化交流才开始复苏，全球史亦因之进入第四时期，即“后古典时期”(公元500-1000年)。
在“后古典时期”，幅员辽阔的中国唐王朝、西南亚的阿拔斯王朝和东地中海的拜占庭帝国成为当时世界秩序的主要支柱，同时也是跨文化交流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跨文化交流在“后古典时期”以几种不同的方式将各个地区连接起来。首先是唐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的领土扩张。唐朝的扩张让中国人同东南亚和中亚各民族之间有了直接的接触，并且对接触各方都产生了深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同样，阿拔斯王朝代表了超出阿拉伯本土的伊斯兰早期扩张，使伊斯兰文化与其他文化传统发生碰撞和交往。拜占庭帝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它主要继承已消亡的罗马帝国的传统，但是政治现实迫使它不得不与其他地区，特别是阿拔斯王朝的势力范围以及俄国北部、斯堪的那维亚等地进行交流。另外，西欧加洛林王朝也使地中海地区的基督教社会与北欧日耳曼人发生接触和交往。同“古典文明”时期一样，这些王朝帝国的政治稳定有利于经济发展和贸易兴旺，而贸易往来连同帝国扩张一起，大大促进了“后古典时期”的跨文化交流。传统的连接中国、中亚、印度洋区域和地中海地区的陆路和海路交通得到恢复和进一步拓展。
“后古典时期”的长程贸易具有一些新的特点。首先，西欧人以比较间接的方式参与欧亚大陆的贸易活动，他们与地中海地区的拜占庭势力范围和各伊斯兰国家进行有限的贸易，而他们通过斯堪的那维亚与俄国进行的商业活动则具有更大规模。其次，长程贸易总量比以前大大增加。中亚游牧部落通常为陆路贸易提供运输和保护，而连接南中国和印度洋沿岸的海上贸易也直接影响着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国海员向西航行到锡兰和印度，而印度、波斯和阿拉伯商人的足迹则遍及印度洋周边并抵达中国。在8世纪，中国港口城市广州已有20万人口，其中包括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人，据传说，879年黄巢攻陷广州后就曾屠杀了12万外国人。最后，在这个时期，撒哈拉以南和西非地区也被越来越多地卷入东半球贸易网当中。换言之，正是商业动力在“后古典时期”把东非和西非带进同一个贸易大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以跨文化交流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准，不仅适用于欧洲、亚洲和北部非洲，在“后古典时期”也适用于撒哈拉以南的广大地区。
这样，帝国扩张和长程贸易在“后古典时期”有效地改善和扩展了东半球各地区之间的交流，并带来两个重要后果，即农作物的推广和宗教文化的传播。稻米生产从东南亚传到中国，对东亚各国农业发展和人口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伊斯兰国家的官员、士兵和商人将各种农作物传播到从印度到伊比利亚半岛和北非的各个地区，大米、蔗糖、小麦、菠菜、茄子、柑橘、柠檬、香蕉、瓜类、棉花、靛蓝等等在东南亚、北非、南欧和地中海岛屿广泛种植。与此同时，宗教和文化传统也得到传播，儒学传到了东南亚，佛教进入中亚、东亚和东南亚，摩尼教和景教流传到中亚和中国，伊斯兰教在北非和西亚得到发展并影响印度北部和中亚部分地区，俄国和东欧皈依了东正教，西欧和北欧则投入罗马天主教的怀抱，等等。在这个所谓的“黑暗时代”，跨文化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宗教和文化的交流，从而将东半球的历史引入近代。
本特利强调，“后古典时期”的终结与“古典时期”不同，并非由于瘟疫横行、人口骤减或是帝国解体，而是游牧民族的跨地域大帝国兴起和征服的结果，并由此开始了全球史的第五个时期，即“跨地区游牧帝国时期”(1000-1500年)。11世纪，塞尔柱突厥人建立了地跨中亚、西南亚和安那托利亚的帝国。大约同一时期，契丹民族在中国北部和西部的草原地带建立起国家。12世纪，女真部落灭亡了契丹国家并占领了中国北部。但这一切都不足与13世纪蒙古民族在欧亚大陆上的征服相比。蒙古帝国最强盛时，东起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西至俄罗斯和多瑙河。即使在统治中国的元朝覆灭以后，蒙古人的势力在中亚仍然十分强大。帖木儿帝国在14世纪至16世纪初控制了中亚、西南亚、安那托利亚和印度部分地区。值得指出的是，大多数游牧民族都起源于中亚，而中亚对中国与欧洲的贸易关系至关重要。地跨欧亚的游牧帝国的建立及其对商贸的强烈兴趣，使传统的丝路贸易的风险大大减少，贸易额大大提高。印度洋海上贸易也在不断扩大，印度洋周边地区的经济则开始整合。
游牧民族的大规模迁徙、征服、帝国扩张和长程贸易，极大地刺激和促进了这一时期跨文化交流的发展，使其较之此前各个历史时期更为经常、密集和系统化。14世纪初，各地区各种文化间的相互交往十分密切，相互影响也十分明显。外交使团、传教士、士兵和商人并行于商路上，外交接触和传教活动都扩大到前所未有的范围。譬如伊斯兰商人把自己的信仰带到了东南亚和西非，而军事征服者又使伊斯兰教在印度北部和安那托利亚落地生根。这个时期跨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西欧和元代中国有了直接联系。双方在不同时期都曾希望与对方建立某种联盟，以对抗西南亚的穆斯林，但这种努力没有产生效果。本特利引用麦克尼尔的观点，认为中国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以及技术发明的传播刺激了整个欧亚大陆的经济增长。他进一步强调，如果这个看法符合实际，那么宋代中国经济、技术和商业的发展，可以作为说明整个东半球贸易增长、农业地区最终获得对游牧部落的技术优势、以及随后欧洲兴起等等重大历史变迁的一个原因。
同“古典时期”一样，跨文化交往既是“游牧帝国时期”发展的基础，又导致了这个时代的终结。定期和经常的长程贸易既有利于商品和宗教流传，也使得疫病四处传染蔓延，特别是14世纪中叶肆虐欧亚大陆及北非大部分地区的鼠疫，严重削弱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和长程贸易。1300到1400年间，欧洲人口下降了25％。1200到1400年间，由于蒙古征服和瘟疫流行的双重作用，中国人口从1.15亿减少到7500万。跨文化交流虽然没有停止，但在14世纪下半叶大大萎缩。而当15世纪跨文化交流开始新一轮的扩大和加速时，其动力已不再来自中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而是来自西欧人，他们此后的一系列扩张性活动对整个世界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并将全球史带入第六个阶段，即1500年至今的“近代时期”。在这个时期，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跨文化交流都持续而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各个角落人们的生活。
简言之，本特利教授对世界历史的分期，既非参照重大历史事件，也非遵循社会制度演变的原则，而是着重考虑跨文化交流的发展和变迁，把注意力集中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横向联系方面，从而避免了传统分期法以欧洲历史为中心的弊端。他的这种分期法，虽然也关注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变化，但更多的是作为跨文化交流的结果来对待；而对于各个社会自身的历史演进或世界历史整体的纵向发展及其规律，应当说，他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关于“早期近代世界”的理论思考
长期以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和世界通史编纂一直无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束缚。尤其是在世界近代史领域，往往把1500-1900年的世界历史解释成欧洲近代史的主题在更大的世界范围内的延伸和扩展，并以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和扩张史来定义和总括整个近代世界的历史，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结构性的“欧洲中心”问题⑦。怎样才能超越以欧洲为出发点、以欧洲经验为中心和主线的近代世界史理论框架，用真正的全球眼光另辟蹊径，重新思考1500年以后，特别是16世纪到18世纪整个世界的发展，乃是重构世界史工作所面临的挑战之一。在这方面，本特利教授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于中国学者换一种思路来建构关于“早期近代”历史的认识体系，不无借鉴意义。
2003年，本特利撰写了“早期近代欧洲和早期近代世界”一文⑧。他在文章中回顾和梳理了欧美史学界几十年来对“早期近代欧洲”(从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和“早期近代世界”(1500-1800年)这两个相关但又相异的历史概念和历史时期的种种研究和争论，并且提出和论证了他自己的观点。笔者认为，就深入研究1500年以后的世界历史变迁而言，本特利此文中最值得介绍和参考的是他对“早期近代世界”的新看法。
本特利同意其他学者的意见，认为无论从欧洲史的角度，还是从更广阔的世界史的角度来看，1500-1800年这三个世纪所具有的明显特征，足以使之区别于此前和此后的各个历史时代。但与其他人不同，本特利更多的是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考察这个时代的。诚然，跨文化交流起源很早，但正是在这三个世纪当中，这种交流成为经常性的、密集的和持久的，而且交流网络大大扩展，不同地区和文化间交流和相互影响的范围远远超出东半球而抵达地球各个角落，把世界各地区人民的命运连结在一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500-1800年这三个世纪显示出与以往时代的“质”的区别，开始呈现“近代”色彩。另一方面，这三个世纪也完全不同于以后的时代，因为此时尚未出现即将在19世纪和20世纪深刻影响世界历史发展的民族国家、机械化大工业和以此为基础的近(现)代帝国主义。简言之，这三个世纪在世界历史上自成一体。称之为“早期近代”，是为了突出它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密切关系。笔者认为，本特利比其他西方学者更加明确地将1500年之后的500年世界历史(在西方通常统称为Modern History)划分为两个内容和特征均大不相同的时代：16-18世纪为“早期近代”，19-20世纪为“近(现)代”，虽然他在文中并没有直接使用“Modern”一词来定义后一时期⑨。
本特利强调，“早期近代”之所以成为一个历史时代，不是由于各地区之间这样或那样的“共同(或相似)特征”，而是由于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连接在一起的三个“历史进程”：全球海上交通网的形成，全球性生物物种的交流及其对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巨大影响，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及其在世界各地区的生产、贸易、消费和社会组织等领域造成的一系列变化⑩。这三个内在相关、互相促进的全球性历史进程共同推动了“早期近代世界”的发展。尽管三者大体上都源于欧洲人建立长程贸易关系的努力，但它们给世界各个地区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后果。本特利相信，这三大全球性历史进程又引发了至少七个方面的重要发展，包括人口变化、大规模移民迁徙、对自然资源加紧剥夺、技术传播、中央集权式政体的巩固、帝国扩张和文化交流。这七个方面的重要发展相互关联，其历史作用在各个地区表现不同。然而，它们的诸种不同表现恰恰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世界各地区人民都参与了全球性交往和交流的历史进程。而三大历史进程及其七个方面的发展变化一起，构成了一系列强大的历史推动力，给各个不同的社会乃至全世界带来深远影响，造就了人们通常所说的“早期近代世界”。以上是本特利对“早期近代世界”的诠释，他的诠释与此前存在的种种看法有很大不同：其他学者多致力于寻找和研究那些标志“早期近代性”的特征，而本特利则注重观察和分析促使“早期近代世界”变化发展的各种历史驱动力。
本特利对于形成“早期近代世界”的三大历史进程做了进一步说明。显然，海路的打通和全球海上交通网的形成是“早期近代”其它大规模历史进程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海路的畅通使东西两半球以及大洋洲之间的相互来往成为可能。欧洲人在探索海外世界、建立海上交通网方面比其他民族更加积极主动，更加富有创造性和冒险性。随着欧洲人打通了全球海路，一个规模空前的物种大交流在世界范围展开，各种植物、农作物、动物以及微生物随着人类的活动传播到地球各个角落，这对于人类和环境的影响是以往所有类似交流都无法比拟的。在“哥伦布交流”极大地促进了物种的世界性传播的同时，早期资本主义经济也开始出现并日益影响各地的生产、贸易、消费和社会组织。这个时期在全球范围流通的商品主要是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印度的香料和棉花，东南亚的香料以及美洲的蔗糖和烟草。另外，来自美洲的大量白银不仅为欧洲商人提供了他们亟需的货币资源，使其得以在亚洲市场上购买商品，同时也成为亚洲本身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在1600年和1602年英国和荷兰先后建立东印度公司之后，“早期近代世界”的长程贸易及其利润越来越多地落入欧洲人手中，但全球性的商品流通仍对欧洲以外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上述商品之所以能够应世界市场所需而大批量生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地经济和社会组织中的相应变化和必要调整，例如印度棉纺业增加了织工的数量，中国制瓷业扩大了设施，墨西哥和秘鲁的采矿业采取了强制性劳动，在美洲和东南亚则为生产经济作物而建立起种植园制度等等。
在三大全球性历史进程派生的七个方面的重要发展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人口的戏剧性变化。世界总人口在1500-1800年间大约增长一倍，从4.5亿上升到9亿左右，这主要得益于“哥伦布交流”带来的食物构成变化和营养增加。另一方面，世界人口变化也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地区差异。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人口迅速膨胀，而美洲大陆和大洋洲的土著人口却由于“哥伦布交流”带来的旧大陆的疫病而急遽减少。这种迥然不同的地区人口变化引起另一方面的重要变化，即200万欧洲人(主动的)和1200万非洲人(被迫的)向西半球大迁徙，由此缔造了欧洲人的美洲殖民地以及美洲的非洲裔社区和文化。同时，世界人口增长也给自然环境造成了日益沉重的压力，表现为“早期近代世界”的大规模边疆开发，爆炸性的商业性捕猎以及资源和能源的大量短缺。
此外，三大全球性历史进程也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科学技术推广、中央集权国家巩固、欧洲海外帝国扩张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随着海路开通和“哥伦布交流”，航海、印刷、农业等各项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世界各地传播，而火药在“早期近代”有力地帮助了欧亚大陆主要国家巩固政权和扩大版图，例如中国清王朝、印度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帝国、沙俄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奥地利和西班牙、尼德兰共和国、英帝国早期以及日本德川幕府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将火药技术运用于军事。晚些时候，甚至在夏威夷群岛的混战中火药也显示了威力。最后，在物种、商品、移民和科技在各地区之间流动的同时，来自不同社会的各种思想和宗教也迅速走向全世界。当然，在欧洲人加入之前，思想文化的交流就已存在，例如穆斯林商人和传教士不断在东南亚和北非地区吸引大批群众信奉伊斯兰教，如同其先人在早前所做的一样；但是在“早期近代”，欧洲人也在世界各地努力地、卓有成效地传播了他们的宗教。
本特利还讨论了三大全球性进程和各种派生性发展之间相互联接、相互依存的关系。例如，海路畅通为跨地区贸易和物种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而跨地区贸易又促进了科技传播和文化交流。同理，物种交流对各地人口增加和移民情况有不同影响，当欧洲移民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其殖民帝国扩张时，非洲移民在发展全球经济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另外，人口增长与世界市场形成给很多地区的自然资源与环境带来严重压力，而这些压力又迫使某些国家的统治者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对国内的控制，加快向国外扩张。本特利强调，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和历史时代，“早期近代世界”的内容十分丰富和复杂，人们不应该试图将其简化为任何一种“动力”或任何一组“特征”。相反，应当把“早期近代世界”视作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动态进程，一个各种历史推动力集合作用的产物。
最后，如何评价欧洲在“早期近代世界”的作用和贡献。本特利认为，欧洲人无疑是早期近代世界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欧洲的商人和航海家把世界各地连结起来，启动了形成“早期近代世界”的历史进程。与此同时，欧洲人也因此而抢占了先机，得以充分利用“早期近代”的各种经济和政治机会，通过对西半球的殖民获得了美洲的资源与财富，进而为欧洲向世界各地扩张提供物质支撑。这一系列活动使欧洲社会在各个方面得到加强。但是与19世纪和20世纪相比，欧洲人在“早期近代”尚未建立起对世界的统治。尽管欧洲人在“早期近代”的活动和经验对此后新的历史时代的形成十分关键，但无论如何，“早期近代欧洲”之所以重要，乃是由于它积极融入“早期近代世界”，并成为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笔者看来，本特利的看法至少有几点值得我们思考。首先，他把1500-1800年这3个世纪看作是有别于19世纪的历史时代，强调“早期近代”本身的特征、内容和动力结构，既不是以19世纪以后的发展作为参照，也没有把1500年以后400年的历史全部划归“资本主义时代”，而这种分期法更接近于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各地区的历史实际。其次，他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仅仅视为推动“早期近代世界”形成的三个历史进程之一，而不是近代史唯一的主线，这样就避免了过分夸大早期资本主义因素的规模和影响；同时，这种叙史结构注重三大历史进程以及各种派生性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合力作用，因而更完整地展示了世界各地区的横向联系和世界整体化发展的各个方面，有利于更准确地描绘“早期近代世界”错综复杂、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最后，他承认是欧洲人启动了“早期近代世界”的三大历史进程，但同时指出，这些进程随后即取得了自我运转的能动性，因此人们在研究和叙述中应该更多地关注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如何参与到这些历史进程中来，而不是欧洲文明的单向传播。总之，本特利提供了一种理论方法，使历史学家能够突破以欧洲为中心的治史思路，着眼于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相互影响以及跨地区、跨文化联系和交流的发展，从而扩展了我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体系。
编史实践：《传统与碰撞》
在从事全球史理论研究的同时，本特利多年来致力于将整体世界史的观念贯彻于编史实践。2000年，本特利与其同事赫伯特·齐格勒一起，编写和出版了世界通史教材《传统与碰撞》。这部教材问世后大受欢迎，很快成为较为流行的大学世界史教材之一(11)，到2007年10月该书已出了第四版(12)。这套教材相当完整地体现了本特利对全球历史的理论阐释，其副标题的含义即为“从全球视角观察人类的过去”。
在该书序言中，两位作者首先解释了何为观察人类历史的“全球视角”。他们认为，这种“全球视角”尊重世界上所有民族的历史经验，而不是只关注少数几个大国。从全球视角出发，史家应当超越对单个社会的研究而考察更大范围的地区的、大陆的、半球的乃至全球的景观，应当探讨历史上各个时期促进不同社会和人群间交互影响的各种网络和结构，应当关注不同地区和人民间的交往和交流对这些地区、人民和社会的历史作用。从全球视角出发，史家能够帮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人类共同的过去，并在恰当的历史背景中观察已然全球化的当今世界。
从表面看，本特利和齐格勒的这部教材与其他一些流行的全球史教材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是如同作者所说，他们的教材与其他同类型著作有两点显著不同。其一，他们的教材在用全球视角研究世界历史时，以两大主题贯穿全书，即“传统”与“碰撞”，前者系指世界所有地区各个社会自身的历史发展，后者则展示不同地区、社会和人民之间的交往和相互影响。其二，该书将人类历史长河划分为七大历史时期，以展示各个不同时期全球历史发展的共性和个性。对该书的这两个特点，笔者认为有必要做进一步的介绍和分析。
作者认为，“传统”与“碰撞”两大主题的结合，概括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这个观点与已故吴先生关于“世界历史包括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方面”的看法十分接近。吴于廑先生曾指出，世界历史“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而“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这一过程(13)。而在本特利和齐格勒看来，“传统”这一主题涉及的是人类历史上各个不同社会之形成、维系、发展或消亡的历史。从人类远古文明开始，不同人群便孕育和缔造出独特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传统，以管理和规范社会内部的各种事物；某些传统形成不久就衰落和消亡了，但另一些传统却在数百甚至数千年间对人类事物有着持久的影响力，直到当今。他们在这部教材中，着力说明这些塑造了世界各个地区人民生活和历史经验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发展及其特征。当然，因篇幅有限，他们对各种传统的介绍有详略之分；但是在着重描写那些在6000年间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大地域的、人口密集的、复杂的和以城市(邦)为基础的强盛社会的同时，他们也对那些相对弱小的社会给予了应有的关注。
在持续创造和发展自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传统的同时，世界各地区人民之间的交往也在不断发生和扩大。事实上，这种不同人群间的接触和交往早在远古时代已然开始，而且从未停止过。“碰撞”这个主题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历史上那些把某个社会及成员与周围其他社会和成员连接起来的诸种交往、交流、交换，以及因此而在更广阔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形成的交流网络。本特利和齐格勒希望，通过系统地研究和展示不同社会和人民之间的“碰撞”，使人们更加重视跨文化交流的变化进程，因为跨文化交流乃是促进整个世界历史不断发展的最有效的动力之一。历史上不同人群之间的“碰撞”有着不同的形式，并且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发生，比如大规模人口迁徙、帝国扩张战争、远程贸易、粮食作物推广、传染病蔓延、技术手段的引进或输出以及宗教文化传播等等。这些各色各样的交流互动对各个社会自身以及整个世界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这部教材非常重视各种“碰撞”的形式和渠道，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详加讨论。
在利用“传统”和“碰撞”两大主题把丰富多彩的人类历史有条有理地编织起来的同时，本特利和齐格勒还按时间顺序将整个世界历史划分为七个时期，依次构成他们这部教材的七个部分。在他们看来，这七个历史时期的确定并非根据某个社会的特殊历史经验，而是主要基于“参与跨文化交流进程的所有社会的共同经验”。换句话说，跨文化交流的状况和发展程度及其历史作用，是该书世界历史分期的主要依据。这种结构无疑带有本特利的世界历史分期法的鲜明印记(14)。显然，采用这种历史分期法，必然要更多着墨于各个历史时代中将分散和相互隔绝的不同社会及其成员连接起来的诸种交流、交往、交换活动及其网络，而这又是“碰撞”主题的题中应有之意。如同作者所说，甚至早在远古时代，这些交流和交往活动已对各个不同地域人类成员的生活发生影响，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改进，跨地区跨文化的交流和交往变得越来越频繁而有系统。这样，“传统”和“碰撞”两大主题与七个历史时期相结合，该书将各个不同社会的自身经验和发展置放在所处地区、大陆、半球乃至全球的大环境之中，既描述了不同社会形态何以产生和如何发展，又对不同社会的特征做了有意义的比较，同时更凸显出跨文化交流在历史上所起到的影响这些社会和世界整体发展的重要作用，从而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全球视角，使之在了解人类的过去的同时，更加深入地认识当今这个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的世界。
这部教材对历史时期的划分虽然源于本特利的分期法，但两者还有些区别。本特利1996年所写文章中划分的“早期复杂社会”和“古代文明”两个时期，在《传统与碰撞》一书中被合二为一，统称为“早期复杂社会”(公元前3500-500年)，“跨地区游牧帝国时期”被改名为“跨文化交流时代”(1000-1500年)，而1500年开始的“近代时期”则被一分为三，包括“全球性相互依赖的起源”(即“早期近代”，1500-1800年)，“革命、工业和帝国的时代”(1750-1914年)，以及“当代的全球性重构”(1914年至今)。本文前两部分已经详细讨论了本特利对近代以前和早期近代的理论思考，这里不再赘述，只是重点介绍《传统与碰撞》对19世纪和20世纪历史的划分与解释。
两位作者认为，在1500-1800年的“早期近代”，世界各地居民首次进入全球性的持续交往，而欧洲从这种全球交往中获利最多。在1750-1914年期间，欧洲人成功地把自己的优势地位发展成全球霸权。到19世纪后期，欧洲列强已经控制了大部分亚洲和几乎全部非洲，他们的族亲亦统治了美洲大陆。革命、工业化和帝国主义是这个时期的三大历史进程，三者的合力将欧美列强推到其势力的顶峰。革命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深刻地改造了欧美社会，北美革命和法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前者的结果是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而后者则在法国废除了封建君主制和等级制，最终建立起基于自由、平等和人民主权原则的共和体制。此外，海地革命和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也取得了胜利，这些革命给大西洋两岸的社会组织带来重大影响，尤其是使“民族认同”在革命运动过程中产生，各国政府则因追求民族利益而获得空前广泛的支持，这种民族国家的模式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政治发展。
在建立民族国家的同时，欧洲和北美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工业化首先在英国发生，随之影响到西欧和北美，19世纪后期俄国和日本也加入了工业国家行列。工业化促进了持续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但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也造成了大规模的社会错位和震荡。从长远看，工业社会比农业社会强盛得多。即使那些在19世纪尚未实行工业化的地区和国家，也很快感受到这个历史进程的震撼性作用，特别是工业国家对农产品和工业原料的快速增长的需求。工业化在有效地改善社会物质生活水平和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同时，也极大地便利了近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扩张。大工业提供了农业社会所不具备的强大的运输、通讯和军事技术，使工业化列强得以将其统治强加于亚洲和非洲，欧洲移民则凭借工业技术把美洲当地居民驱赶出家园。19世纪末，美国和日本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俱乐部的新成员。面对咄咄逼人的帝国主义列强，其他一些国家如奥斯曼帝国、俄国和中国等，曾实行不同程度的改革，以建造民族国家，聚集人民的力量，实现社会改革和提高本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为此他们学习和试图引进西方成功的经验。但是，由于缺乏能够摧毁旧的统治势力的革命运动，而既得利益集团又强烈反对一切根本性变革，因此这些国家的改革运动往往流于形式或归于失败。殖民地人民更加不幸，他们鲜有机会发起政治和社会改革，但他们对殖民主义的抗争从未停止。革命运动、工业化进程和帝国主义在整个19世纪不断造成冲突，使全世界人民之间的交往进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形成了欧美列强在20世纪初对世界大部分地区和全球事务的统治。
在《传统与碰撞》一书中，最后一个历史时期“当代的全球性重构”起始于1914年欧洲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当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动员本国和殖民地一切人力物力资源并把奥斯曼、日本、美国都拖入战争后，这场战争真正成为世界大战。1918年战争结束时，欧洲列强都被耗尽了气力，开始丧失其全球统治地位。战后世界大部分地区尚未从重大挫折感和经济不稳定中完全恢复过来，又遭遇了30年代初全球性大萧条。经济危机加重了政治和社会动荡，为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专政铺平了道路。当世界各工业国家在经济萧条中挣扎时，1917年诞生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开始了由国家主导的高速工业化运动。尽管付出极高的人力物力成本，但一系列“五年计划”使苏联迅速成为工业化强国。本特利和齐格勒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和经济大萧条引发全球性冲突再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经过30年代欧亚法西斯国家一系列侵略活动，1941年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已经被卷入战争，1945年大战以侵略者的失败告终。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欧洲列强政治和经济上的衰落，也带来当代世界第二次阵营重组。二战后冷战即时开始以及欧洲殖民帝国崩溃，导致世界在20世纪下半叶改组。欧洲失去了国际舞台上的主导地位，美国及其盟国和苏联及其伙伴上升为世界新的两极，两者间意识形态方面和战略方面的争斗造成一系列新的全球性变化，并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经济体系、政治体制和外交关系。但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联集团因内部和平革命而解体，冷战和两极世界也在突然之间结束。尽管冷战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前殖民地的民族重建，但是二战后的30年间，势不可挡的民族独立运动遍及亚非各地，殖民帝国的瓦解无疑是二战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也是当代世界重组最壮丽的景观。然而，在获得民族自由解放之后，大批新独立国家很快陷入新的困境，比如新殖民主义的控制以及诸如人口膨胀、经济发展缓慢、地区和种族冲突等等后殖民时代的难题。
冷战和非殖民化重新构建了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初的世界。与此同时，其他重要因素也在发挥作用，例如全球化。技术进步开始打破传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藩篱，推动着全球化的进程，信息、通讯和交通的改进大大方便了人员、疾病、文化等等跨政治和地理疆界的活动。在这个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上，处理各种全球性的课题，例如人权、妇女平等和环境保护等等，都越来越需要国际性的合作，而更大程度上的全球性整合又将催生共同的经济、政治利益和文化价值观。但是本特利和齐格勒也提醒人们注意那些旨在保护和弘扬特定文化传统和政治认同的势力，以及它们对全球化进程和结果的挑战。
注释：
①参见杰里·本特利：《人文主义者与圣经》(Jerry H. Bentley，Humanists and Holy Writ)，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杰里·本特利：《文艺复兴时代那不勒斯的政治和文化》(Jerry H. Bentley,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Renaissance Naple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②参见杰里·本特利：《旧世界的碰撞》(Jerry H. Bentley, Old World Encounters)，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③参见杰里·本特利：《二十世纪学术成就中世界历史领域的状况》(Jerry H. Bentley, Shapes of World History in Twentieth-Century Scholarship)，华盛顿1996年版。
④参见杰里·本特利“跨文化交往和世界历史的分期”(Jerry H. Bentley,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World History")，《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1卷第三期(1996年6月)，749—770页。
⑤参见杰里·本特利“早期近代欧洲与早期近代世界”(Jerry H. Bentley, "Early Modern Europe and Early Modern World")。笔者于2003年读到这篇文章，其时该文尚未发表。
⑥以下介绍根据本特利1996年发表在《美国历史评论》上的文章“跨文化交往和世界历史的分期”。
⑦对国内世界通史编撰中的“欧洲中心主义”问题，参见徐洛“评近年来世界通史编撰中的‘欧洲中心’倾向”一文，原载《世界历史》2005年第三期，第93—102页。
⑧杰里·本特利“早期近代欧洲与早期近代世界”(Jerry H. Bentley, "Early Modern Europe and Early Modem World")。笔者获本特利教授惠允，在文中介绍他这篇当时尚未发表的文章，对此深表感谢。
⑨如果套用国内通行的“近代”和“现代”两个概念，本特利的分期法把18世纪末、19世纪初作为近代到现代的转折点，从科技及生产力发展、民族国家产生及历史作用以及国际体系形成和变化的角度看，这种分期法比目前国内多数著作采用的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近代结束和现代开端的分期法更为恰当。以1900作为现代史起点的主要依据，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时期发展到垄断和帝国主义阶段，同时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使20世纪具有了不同于以往时代的新特征。但是由于对20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及世界体系发展越来越多的了解，人们对垄断资本主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至少在实证的意义上，垄断是否真是资本主义的“最高”或“最后”发展阶段，还需要由资本主义寿终正寝之后的历史学家来判定；此外，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列强均崛起于19世纪，而俄国十月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也来源于19世纪中叶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和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欧洲工人运动。
⑩按照国内常用的说法，这三个历史进程所反映的主要是人类社会“横向联系”的扩大和发展。
(11)西方学者从全球视角叙述总体世界史的代表作，如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国内读者已十分熟悉，但这两部书作为大学教材并不很流行。在美国很多大学里，因为选修世界历史课程的大多数学生来自非历史专业，故多采用其他更通俗易懂、更能提供各种帮助学生学习和理解历史的辅助工具的教材。
(12)杰里·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传统与碰撞》(Jerry H. Bentley and Herbert F. Ziegler, Traditions and Encounters: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纽约2007年第四版。本节内容根据该书序言和各部分导言。
(13)参见《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2—63页。
(14)对这种世界历史分期的介绍，参见本文第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