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二十世纪以来法国反美主义的文化释读
王晓德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9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8年3期第109～123页
【作者简介】王晓德，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福州 350007）
【关 键 词】法国/反美主义/美国化/大众文化
在西欧国家中，法国人对美国的态度表现出与其他国家很有区别的个性，两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恩恩怨怨，爱恨交织。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法国功不可没。作为美国自由乐土的象征，至今依然矗立在纽约港的“自由女神”铜像就是法国人送给美国人的最好“礼品”。每当法国面对外部入侵处于民族危亡之际，美国都会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法国人抗击入侵者，恢复法国的共和制度。尽管如此，从官方的角度讲，两国总是磕磕碰碰，从1789年法国爆发推翻专制王朝的革命起，美国拒绝履行条约义务对法国革命提供支持，自此以后两国关系陷入了长期难以走出的阴影之中。掌握法国权力资源的精英人士始终对大洋彼岸的美国抱有警戒之心，尤其是当美国在国际社会利用其控制的各种优势来追求全球霸权时，法国人多持反对的态度，很难容忍美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以“老大”或领袖自居的唯我独尊。因此，在美国的欧洲盟国中，法国人的反美情绪最为强烈，其持续的时间之长，也是很少有欧洲国家能够与之相比的。20世纪法国的反美主义很少不与抵制美国大众文化大举“入侵”发生联系，不断加剧的“美国化”成为法国反美主义情绪高涨的主要诱因。国内学术界研究反美主义多是从美国在国际社会奉行霸权政策引起其他国家不满的角度出发，从文化上探讨反美主义根源及其表现的论著尚不多见。法国的反美主义尽管往往表现出很激烈的形式，但决不是法国特有的现象。因此，从文化的视角考察法国的反美主义对认识全球反美主义的文化根源富有启迪意义。
一、文化的“他者”：法国反美主义的根源
笔者曾撰文探讨欧洲上层社会人士的美国观，① 他们可以说是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大洋彼岸正在崛起的美利坚合众国的，这样一种状况在法国精英人士中尤甚。法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尽管都属于西方文化的范畴，但在很大程度上二者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宗教是形成文化的核心，天主教伦理在法国居于主导地位，而新教伦理却在美国占据着优势，这样自然造就了生活在不同宗教氛围的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法国历史悠久，在这块土地上形成和演变的文化具有厚实的基础，文化承载着一个民族兴盛和苦难的经历，在法国人眼中，法兰西文明的伟大足以让他们引为自豪。美国历史较短，缺乏法国人眼中的文化积淀，这一点在历史上很长时期内让一些居于上流社会的美国人多少有点“自卑”，他们把子女送到欧洲名校接受教育，目的之一就是想培养他们的绅士风度或贵族气质。从文化的表现形式来看，法国文化以“高雅”为主，多局限于受到良好教育的阶层，贵族气息浓重；美国人从来没有把所谓的“文化”只停留在普通百姓很难进入的“神圣”高雅殿堂，崇尚民主与平等的精神自然决定了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文化与大众息息相关，文化的大众化或平民化是美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具体到文化观念上，法国人与美国人存在很多区别。正是这些明显的区别，法国上层人士在看待美国时始终将之视为文化上的“他者”，他们可以承认美国在物质上的进步，但一直很难认同美国文化，甚至把美国看作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度。用法国学者菲利浦·罗杰的话来说，“法国人将不把美国文化称为文化，它是一种非文化，一种非文明，只是一种生活方式”。② 对美国社会与文化诋毁的“经典”之语多数出自法国知识精英之口。
法国人把美国树立为文化上对立的“他者”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旨在凸显出法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成熟优越。早在18世纪对北美的讨论中，法国知识精英就提出了北美“退化”的观点。著名动物学家比丰认为，美洲仍然是一个“年轻”的大陆，在动物的多样性上无法与欧洲相提并论。比丰把一个大陆动物数量的多寡与其进步和发展联系起来，美洲动物数量少与欧洲动物数量多恰恰形成了对比。因此，对比丰来说，北美“动物群的不成熟有助于抬高欧洲动物群的‘成熟’以及旧大陆的优越”。③ 法国百科全书派代表人物科内留斯·德波不仅把新大陆与新和不成熟联系起来，而且赋予了“衰退”的特征。在他看来，新大陆的自然界是腐败的和脆弱的。除了昆虫、蛇和一些伤人动物的数量多于欧洲之外，哺乳动物的种类和数量都很少，只是旧大陆同种动物的六分之一。依此类推，在美洲生活的人事实上比动物更为糟糕，他们弱不可击，“缺乏感性认识，没有仁爱，没有情趣和直觉，没有精神气质，没有智力，事实上什么都没有。他们像傻孩子一样，表现出不可救药的懒惰，无论怎么都不能取得任何智力上的进步”。④ 比丰和德波的观点在当时的欧洲，尤其法国知识界广有市场。这种观点尽管早已被证明是荒诞不经的，但其通过贬低新大陆的“低劣”来弘扬旧世界的“优越”却被法国文人继承下来，成为他们观察美国的基本出发点。
与成熟古老的法国文化相比，“年轻”和“新”是美国文化的主要特征。言下之意，美国文化没有经历时间考验的历史底蕴，说得更尖刻一点犹如“无本之木”。因此，生活在这片大陆上的人不可能在文学、艺术以及音乐等领域产生世界级的大师，而这是一个民族的精华，只有在具有深厚文化根基的社会环境中才能产生。北美不具备这样的文化背景，自然就很难出现对整个人类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法国著名人士阿贝·雷纳尔在1770年写道，非常令人感到惊奇的是“直到今天，北美还没有产生出一个优秀的诗人，没有一个熟练的技师，在任何艺术或科学领域没有一个天才”。⑤ 以安德烈·莫里奥为笔名的法国著名人士埃米尔·埃尔佐格经常来往于法国与美国之间，以比较的眼光撰写了很多关于美国的文章，在他的笔下，美国人对高雅艺术的肤浅理解与法国人的深邃情趣形成鲜明的对比。⑥ 法国社会学家安德烈·西格弗里德宣称：“现代美国没有任何国家艺术，甚至也不觉得需要国家艺术。”⑦ 另一个法国人米勒莱·法维耶认为，法国人具有一种天生的把烹饪作为艺术的自豪感，他们能从烹饪中享受到乐趣。法维耶意在说明，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法国烹饪与美国的快餐文化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法维耶这里只是对法国的精美烹饪“艺术”与美国毫无欣赏价值的快餐进行比较，但法国文化的“精深”和美国文化的“粗俗”却是这种比较所体现出的深刻言外之意。
对美国文化粗俗低劣的描述，在法国文人关于美国的论著中比比皆是，美国要么不存在法国人定义的“文化”，要么只有一种注重追求物质的文化。法国塔莱朗亲王1794年访问了费城，他对美国社会的了解尽管是走马观花，但毕竟亲眼看到了美国社会。他对美国的评价依然摆脱不了固有的刻板之见。根据他的回忆，“我对那些通常引起旅游者兴趣的新奇发明完全是不屑一顾的”。美国的粗俗行为、物质主义和缺乏情操使他感到很不舒服。⑧ 美国立国初期，法国贵族和自由资产阶级就用“物质主义和贪欲”形容这个新国家。如一位法国很著名的人士1814年批评美国人“对金钱的狂爱”。⑨ 后成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蒂埃里·莫尔尼耶由此把美国说成是“新的野蛮主义”，使人仅仅局限于满足兽欲的需要，并且使他们受制于一个经济庞然大物，然后靠着各种功能来限制他们。因此，学者的责任就是要谴责这种野蛮主义，不要使知识分子成为沿街叫卖的幸福小贩。⑩ 1929年法国学者乔治·迪阿梅尔从美国访问归国后写了一本题为《未来生活的场面》的书。在这本书中，迪阿梅尔把美国的生活描绘成物质主义的、绥靖的和庸俗的，美国的物质主义将会使欧洲“文明”黯然失色。对迪阿梅尔来说，机器确定了美国生活的节奏，生活的目的就是生产和利润。(11) 同年法国学者马塞尔·布劳恩施韦格在其著述中描述了美国人对金钱的偏爱，试图从新教伦理来解释美国人追逐钱财的动机。(12) 布劳恩施韦格倒没有对美国人这一特性作出褒贬评价，但却反映了法国学者对美国社会的一种普遍看法。
法国知识界对美国的描述很大程度上是虚构大于真实的主观想象，与实实在在的美国相距甚远，久而久之，这些想象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法国文化之中，成为该文化主体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场合只要涉及美国便会在脑海中浮现出的图景。很多法国人也许读过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等对美国真实生活的经典描述，但对其中大多数人来说，要改变他们心中的美国形象绝不是仅靠书本知识所能解决的。文化的偏见不只是反映了对异文化缺乏深入的了解，同时也是对本土文化价值观的积极维护。这样一种在文化上对立的观念使法国人不愿意看到美国文化对他们生活的社会日益产生影响，这就自然导致法国对美国文化进入的抵制程度远远超过其他欧洲国家。因此，视美国为文化上对立的“他者”是法国反美主义情绪一直持续不衰的根源。
二、法国精英阶层的反美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世界上的第一经济强国，美国逐步地实现了向现代大众消费社会的过渡，完成了在资本主义框架之下的一次社会转型。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向外扩张的步伐日益加快，能够代表现代消费社会主要特性的文化产品随即大规模地输往国外，“美国化”的现象由此在大量消费这些产品的社会开始出现，法国是最早遭受到美国大众文化冲击的主要欧洲国家之一。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意味着一种以“现代性”为主要特征的生活方式横越大西洋从美国来到法国，当然，从经济发展角度讲，对“现代性”的接受未必对法国是件坏事，但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延续却显然是“不祥之兆”。对法国精英们来说，他们未必不喜欢美国的文化产品，但从内心深处不愿看到这些产品中体现的文化内涵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并由此威胁他们享有的文化特权，进而使维系一个民族内聚力的国家认同不复存在，最终使社会各阶层都认可的社会等级次序出现“无序”的状态。因此，在很多法国精英人士看来，美国大众文化可谓“洪水猛兽”，不仅与他们享受的高雅文化难以相容，而且最可怕的是瓦解了现行统治的文化合法性基础。随着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原先他们独占的文化资源开始呈分散化的态势，过去一直被排斥在高雅文化活动之外的普通民众开始具有分享文化资源的意识，继而要求参与国家政治和经济资源分配的过程，并对精英们享有的文化控制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与质疑。对法国精英来说，这样一种状况多少是难以容忍的，他们把导致这种结果出现的“罪魁祸首”归于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对法国国家传统认同的瓦解。这样，他们必然要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资源试图限制或遏止美国大众文化的蔓延。只要法国面对着“美国化”的威胁，法国的精英阶层就不会停止对美国大众文化传播的抵制。因此，在法国社会各阶层中，精英人士的反美主义情绪最为强烈。
反美主义作为一个概念出现在学术话语中大概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但法国精英阶层的反美情绪几乎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同步。2002年当美国准备武力攻打伊拉克引起欧洲国家轩然大波之际，法国学者罗杰推出了一本关于法国反美主义历史的专著，这部作品篇幅较大，法文版共601页。罗杰在这本书中追溯了过去200年来法国反美主义的历史，把法国知识界对美国人和美国文化的蔑视大白于天下。在他看来，法国的反美主义不是受某个事件或某种特殊局势而引发的一场对美国抗议或抵制运动，而是在历史上形成的根深蒂固于法国文化精英脑海中的情绪。深深地印刻在历史长河之中，极少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13) 罗杰本人不是反美主义者，但他的研究揭示出反美主义在法国精英阶层的根深蒂固。因此，从历史上来看，法国反美主义的根子主要还是在文人墨客那里，他们的身上体现得也最为明显。在这点上，研究法国反美主义历史与现状的学者很少提出异议。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埃兹拉·萨勒曼对此是这样解释的，“在法国，知识分子形成一个社会的文化态度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千真万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上长期以来发挥着显著的作用”。(14) 萨勒曼站在法国文化圈之外观察得出的结论与身处法国文化圈之内的罗杰得出的结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打开历史的画卷，法国文人对美国的描述不乏真知灼见，如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考察，但映入读者眼帘的多是对美国文化和社会的负面描述。这里仅举一个例子便可说明。安德烈·莫里奥经常来往于法国与美国之间。他在一篇文章中讲了这样一件真实的事情，大意是有一年他受到邀请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短期访问学者，他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一位老朋友。这位老兄从来没有到过美国，大概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去这个在他脑海中充满“恐怖”的国家。因此，莫里奥的这位朋友可算抓住了一个机会，对美国文化和社会进行了一番充满激情的“炮轰”，要他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否则将会愧对家人，客死异乡。莫里奥在他的文章中把他朋友对他说的话如实记录下来。(15) 莫里奥显然认为这位老兄把美国描述为“恐怖”之国有些可笑，他之所以将他朋友的这番话公之于众显然想要说明包括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人文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思想开放者和守旧者等在内的法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对美国缺乏足够的了解，另一方面大概也不想真正地了解美国，对美国的“扭曲”恰恰在于能够对美国文化和社会提出尖锐批评的文化基础，也以此来凸显法兰西文明的“伟大和精深”。因此，在很多法国知识分子的眼中，美国在文化上起了一个反面镜子的作用。在这面镜子的衬托下法国人才知道了他们生活在一个能够激发人们激情的高雅文化之中，这该是多么的“幸运”，而大洋那边的美国人却成为物质舒适的“奴隶”，精神生活极度贫乏，与他们相比又是多么的“不幸”。久而久之，法国知识分子“虚构”的美国在他们的脑海中成为“真实”。即使很多人从接触到的美国人身上看到了一些美国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也很难使他们改变固有的成见，尽量地找一些甚至带有侮辱性的词汇来贬低美国。伊夫·贝尔热是法国一位有名的学者，他曾举例说明了这一点。1945年法国解放时他还是个孩子，美国军人在法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常理上讲，法国文人会改变对美国的一些偏见，但事实上很多人依然如故。与贝尔热家关系甚好的一位邻居告诉他，“哼，美国人，他们个个都是白痴”。这位邻居是个文人，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整日地期盼着美军到来帮助解放法国。(16) 贝尔热大概想以此例说明法国文人对美国社会的偏颇之见根深蒂固，非朝夕之间能够消除或转变。这些对美国社会和文化虚构出的“偏见”既是法国反美主义的主要根源之一，也是法国反美主义在精英身上的主要表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作为最强大的国家担当起把西方盟国凝聚起来与敌对意识形态斗争的责任。法国在战后的复兴，美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美国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战后初期，很多持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左翼学者却对美国大加挞伐，持右翼观点的学者对美国的批评会有所“收敛”，但很快就“复燃”。随着法国市场向美国的开放，所谓的“美国化”日益加剧，这就使得法国左右翼文人再次切身地感到本国文化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样，固存于他们脑海之中的对美国文化的刻板之见必然会浮出表面，美国成为很多学者为维护法兰西文明所攻击的一个目标。他们对美国文化的抨击在冷战时期可以说是一直没有中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官方对美国的态度。有的知识分子甚至把美国看作是欧洲面对的最大敌人，当然这个敌人主要是在文化上对欧洲文明的存在与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阿兰·德伯努瓦是战后新右派的代表。在他看来，美国比苏联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原因在于美国几乎企图毁灭所有文化的普世主义、世界主义和平等主义。苏联和美国是法国人面对的两种“邪恶”，如果要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他宁愿戴上“红军帽”，也不愿意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吃汉堡”。(17) 右翼人士对“美国化扼杀了所有文化特性”可谓有切肤之恨。左翼人士所持的观点与战后初期已有所不同，也在高扬法国文明中呼吁对美国文化入侵的抵制。法国《世界报》是左翼人士的喉舌，其刊登的文章集中体现了他们的观点。莫里斯·迪韦尔热在1960年代成为《世界报》的政治分析家，1964年3月5日他发表了一篇访谈录，宣称不再是“时髦的反美主义者”，但还是认为美国依然对欧洲文明构成了很大威胁。法国的右翼和左翼在很多问题上观点相左，有时甚至达到了尖锐冲突的地步，但在对待美国大众文化“入侵”法国和维护法国文化认同等问题上，两者似乎又如出一辙，都表现出强烈的反美主义情绪。难怪勒韦尔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如果你消除了反美主义，那么没有什么可以保留在今天的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法国政治思想中。”(18) 他们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的“贬抑”其实就是历史上法国文人虚构出的一幅美国图景在新时期的“再现”。
可口可乐本来只是一种普通的商品而已，因为这种饮料源于美国，而且向外扩张的速度超过了一般的商品，所以便具有代表美国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或文化上的内涵。法国哲学家雷吉斯·德布雷把可口可乐等同于美国文化，把喝可口可乐看作是对美国文化的屈从或认同。(19) 因此，当可口可乐在战后初期进入法国时，便遭到了法国左右翼文人的强烈抵制。在他们看来，这种消费行为并非单纯是在满足身体机能的需要，而是对传统文化的叛逆，体现了对一种威胁传统的新生活方式的追求。为了达到阻止可口可乐进入法国市场的目的，他们把这种饮料说成是含有毒素，对法国国民健康造成了危害，而且威胁了法国传统的酿酒业。正是在一些左翼人士和保守文人的呼吁下，法国政府也不敢贸然对可口可乐开禁，为此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尽管可口可乐最终还是进入了法国市场，但其在法国遭遇到的抵制之程度可谓是欧洲国家之最，而且法国文人们从来没有停息对象征着“美国生活方式”的可口可乐的抨击。1992年4月12日，沃尔特·迪斯尼公司在法国建成的第一家欧洲迪斯尼主题公园隆重开业，一伙法国知识精英认为法国文化再次受到来自美国的威胁，面临着“迪斯尼化”的危险。公园开业当天，面对着迪斯尼乐园人山人海的场景，他们感到既无奈又恼火，发出了阻止“美国文化殖民主义”的呼声。法国作家让·戈的警告危言耸听，把欧洲迪斯尼主题公园说成是由“纸板、塑料和五颜六色构成的恐怖场景，是由直接出自为肥胖的美国人而写的连环漫画中的坚硬的口香糖和愚蠢的民间传说所构建”。法国作家雅克·朱利阿德宣称，我打心眼里希望“一把火把欧洲迪斯尼乐园”烧掉。另一个作家阿兰·芬克尔考说，这个主题公园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巨人的铁蹄，大踏步地迈向世界同质化”。(20) 法国著名评论家伊夫·厄德在占有大量文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迪斯尼文化及其给法国带来的潜在威胁，认为迪斯尼乐园在国外的版本自然在全球传播了美国的价值观，对法国文化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法国《观点》杂志驻美国记者让—塞巴斯蒂安·斯特利认为，欧洲迪斯尼带来的最大的危险是“文化同质化”。(21) 他们对欧洲迪斯尼乐园的“讨伐”尽管不会阻挡住普通人去那里消遣娱乐，但也从中可以看到法国精英们从心理上很难认同美国的大众文化，不愿意打上任何美国文化烙印的生活方式在法国流行。法国精英人士对任何美国文化产品进入法国市场都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抵制，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
迄今为止，法国的文化认同依然面对着美国大众文化的威胁，全球化的不断加快使这种威胁更为严重，导致法国精英在文化上激烈反对美国的因素丝毫没有消除。研究法国文化的美国学者让-菲利普·马蒂总结了当代法国学界的主流观点，即“美国化在各个方面威胁了法国的社会：在哲学上，它瓦解了共和制设计的抽象基础；在经济上，它把公民们转向个人主义的消费，使国家经济服从于跨国公司的奇思怪想；在文化上，它贬损了本土审美的高标准，用肥皂剧取代了法兰西喜剧，迪斯尼取代了凡尔赛；在政治上，它摧毁了公民共同的价值观，使之成为对多样性新的不切实际的赞美”。(22) 法国文人们从20世纪之初就开始呼吁法国文化面临着“美国化”的威胁，(23) 100多年过去了，法国文化其实并没有被“美国化”，只是在传统中增加了更加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潮流的成分，但他们对“美国化”的批评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更具有理论上的深度。“美国化”在一个时代也许具有该时代的特征，因此，每个时代那些极力维护民族传统的人对“美国化”的批评无疑都具有自身的合理性，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担忧未能成为现实而谴责他们，毕竟他们也是生活在一个受美国大众文化包围的现实生活之中。法国受美国文化影响的进程在未来大概也不会中断，而且还会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变得加快，对那些把全球化等于“美国化”的法国精英来说，这种趋势尽管难以阻止，但决不能听之任之，他们还会在新的形势下对美国大众文化的进入采取抵制，文化上的反美主义将会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得更为强烈。
三、法国官方的反美主义
在法国，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官员无疑是来自精英阶层，但他们对待美国文化的态度与在野的精英人士还是存在很大的区别，他们既要考虑到与美国的关系，尤其是当法国需要美国援助时更不愿意令两国官方关系蒙上阴影，还要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以免对法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不必要的伤害。然而，他们又难以超越对美国社会和文化早已形成的消极观念，打心眼里不愿意看到美国大众文化在法国的广泛传播，更何况维护法国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特性本来就是政府的主要责任之一。因此，对美国文化对法国民众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法国政府不是无动于衷，而是在多数情况下采取了积极的措施，试图遏制住法国“美国化”的发展，把美国大众文化抵挡在疆域之外。结果，法国官方的反美主义要比其他欧洲国家激烈得多，持续的时间也更长。
法国很多政府最高决策者表现出了强烈的反美主义情绪。1958年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的戴高乐尽管出身行伍，但他的身上将法兰西民族的特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他非常不希望看到法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过分依赖美国，决心恢复法兰西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强大，为此他发出了“没有伟大就没有法兰西”的呼声。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豪感使他的骨子里看不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颐指气使，称王称霸。他在任期内奉行了一系列在很多人看来与美国对立的独立外交政策，如抵制美国对西方联盟的控制、1966年迫使北约将其总部从法国迁出、关闭了美国在法国的军事基地、拒绝让法国部队参加北约的军事演习、限制美国在法国的经济活动等等。不管这些措施最终的结果是否对法国的发展有利，但戴高乐的初衷显然是不愿意让法国处在美国的保护伞下，更不愿意看到法国的现代化受制于一个在文化上一直被法国人瞧不起的国家。所以，戴高乐强调美国和法国之间的“文明冲突”，他向一个来访的阿拉伯记者呼吁组建由地中海周围的国家构成的一个联盟，以创造一种“不追随美国模式的工业文明”。与戴高乐经常打交道的美国驻法大使查尔斯·波伦回忆说，这位法国领导人认为美国“缺乏他感到一个稳定国家必备的大多数属性”，美国缺乏好战传统或把人们凝聚在一起的宗教遗产。戴高乐认为，美国人是物质主义者，没有法国的牢固的文明传统。(24) 显而易见，在戴高乐的身上，人们可以看到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反美痕迹。在这些抵制美国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戴高乐“无疑受到法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对抵制美国文化和权力的影响。他拥有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十分流行的观点，即美国是一个沉溺于机器、造币和大众消费的国家，是一个没有任何传统和对哲学与艺术缺乏任何热情的国家”。(25) 20世纪90年代出任法国总统的弗朗西斯·密特朗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极力提倡在全球化的大潮下对传统文化的维护，为此他对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传播给其他文化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很多法国人称赞他在捍卫法国民族文化和有效抵制美国文化入侵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在1993年关贸总协定谈判期间坚持认为，任何单一国家“都不应该被允许控制整个世界的形象”，每个国家都有使自己文化免遭外部入侵的权利，其中包括维护本国电影和电视节目的权利。(26) 密特朗这里的“外部”显然是指风靡全球的美国大众文化而言的。法国是北约组织的成员，是美国在欧洲的主要盟国之一。两国在涉及维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不乏共同之处，但根植于很多法国政治家脑海中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的“蔑视”常常导致法国不愿意听命于美国的安排，在合作上磕磕碰碰，甚至产生与美国尖锐对立的情绪或对美国奉行的政策表示相当强硬的抵制。戴高乐和密特朗决不是特例，他们的这种思想在很多高官身上都有所体现。
法国文化部是政府的一个重要部门，成立于戴高乐当政初期，宗旨是维护法国文化的完整性以及扩大法国文化的内外影响。因此，除了个别之外，法国文化部长多是由那些对美国文化持有强烈抵制态度的人士担任。首任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在任期内曾经公开宣布，美国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这种观点并非新颖，也不是他出任文化部长后为了使法国文化免遭被美国大众文化的取代才提出的，这是他对美国文化的一贯看法。他在1948年3月5日的讲话中指出，只要是美国的东西便“无任何文化含量”。一旦美国文化中的欧洲因素被消除，美国文化便只剩下由技术等因素构成的物质体，而不能算作是“一种有机的文化”。(27) 他的后任们似乎大多继承了这种传统，对知识界抵制美国文化的“入侵”提供官方支持。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的那样，法国文化部长几乎始终不渝地支持法国文化精英的主张，他们对来自美国文化的威胁，尤其是好莱坞对法国电影的威胁十分着急。他们的忧虑在于“好莱坞就是一匹特洛伊木马，把迪斯尼乐园、快餐连锁店和为美国从衣服到爵士音乐所做的免费广告携带到巴黎”。(28)
20世纪80年代初，出任法国文化部长雅克·朗大概是历任这一职务的高官中对美国大众文化抵制最为强烈的人，1982年他在墨西哥城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严厉抨击了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行为，认为美国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更为严重的是干涉其他国家公民的意识”，控制了他们的“思想的形成”和“生活方式”。他号召联合抵制在法国多维尔举行的美国电影节，谴责法国文化受到“外国形象和标准化音乐”的入侵和颠覆，这些外国形象和标准化音乐“使文化变得单调枯燥，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些人想强加给全球的同质化的生活方式”。雅克·朗也谴责美国电视剧《豪门恩怨》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例子和对法国民族认同的威胁。(29) 与雅克·朗同为一个内阁的另一位部长让-皮埃尔·舍韦内芒特1983年5月11日在《世界报》发表文章警告法国面临着文化上美国化的危险，他认为，自百年战争以来，“我们的人民从来不知道这样的认同危机。我们的语言在历史上第一次受到灭绝的威胁”。(30) 90年代初出任法国文化部长雅克·图邦持有类似的观点，他宣称，一个按照美国规范形成的标准化的世界文化将很快发展。《侏罗纪公园》这部电影是对法国文化认同的威胁。(31) 正是在官方的默许或支持下，法国在90年代期间出现了把好莱坞大片拷贝当众焚烧的事件，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却是很少发生的。面对着美国文化大规模的“入侵”，法国文化部竭力维护法国的文化传统属于其职责范围，无可厚非，它的确在保护文化遗产和促进法国文化整体发展上贡献良多，但在很多人看来，法国之所以战后比其他国家对美国大众文化进行了更为激烈的抵制，代表官方的文化部起了“推波助澜”之效，这与历任的文化部长多持有强烈的反美主义情绪有很大的关系。
法国在限制美国媒介产品的进口方面比其他欧洲国家更为激烈。法国本是电影生产大国，拍摄的电影一度风靡世界，但一战后在好莱坞的猛烈攻势下急剧衰落，甚至在国内市场上也难有一席之地。以1927年为例，法国影剧院只有5％的影片是法国电影公司拍摄的，美国影片占80％；当年有368部美国影片在法国发行，而法国电影只有8部销往美国，还未必能够发行。法国政府所担心的不仅是一个民族行业的丧失，更重要的是对好莱坞影片改变国家传统生活方式的忧虑。因此，法国不会对好莱坞占领本国市场无动于衷，势必会采取措施予以限制。1920—1930年期间政府屡屡出台的电影配额的规定，便是试图改变好莱坞在法国电影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其实，法国政府实行的配额制可以缓解好莱坞对法国电影市场的垄断，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好莱坞对法国传统生活方式产生的巨大冲击。然而，法国政府决不会坐视好莱坞宣传的价值观对法国文化认同构成的威胁持续下去。二战之后，法国官方在限制好莱坞进入国内市场上采取了比其他欧洲国家更为激进的措施。如确定进口美国电影的数额，对进口原版好莱坞影片每部征收4000美元的影片长度税，要求每个电影院定期必须放映法国影片。这些措施在战后有效地缓解了好莱坞对法国影业的冲击，使法国人拍摄的电影至少在国内市场上占据了与好莱坞可以平分秋色的份额。研究法国“美国化”的专家理查德·凯塞尔的统计表明，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法国电影市场上，法国电影的观众占有率为50％，而美国电影平均是35％。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32) 在对电视台播放外国节目的控制上，法国较欧共体其他国家更进一步，欧共体要求成员国的所有电视频道必须至少播放50％欧洲制作的节目，法国通过法律规定把这一数字提高到60％，而且其中至少有40％属于法国人制作的节目。法国政府甚至通过“单独配额”强行要求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放法国人制作的电视节目。法国的配额显然主要是针对美国的。
为了使国内限制美国文化产品的法律获得国际上的承认，法国政府在全球多边贸易谈判过程中提出了“文化例外”，认为文化产品属于特殊的商品，不能包括在自由贸易谈判的范围之内。这一主张显然是想通过强调文化产品的“特殊性”或“精神性”将之从自由贸易谈判中排除出去，最终达到保护国内文化产品市场的目的。法国提出“文化例外”并非偶然，而是反映了当“美国化”成为一种全球威胁时法国人保护自己文化认同的不懈努力。在全球贸易自由化成为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文化例外”说似乎有点不合潮流，始终未能得到美国的认同。因此，在贸易谈判中，只要法国等国坚持“文化例外”，往往就使谈判陷入僵局，甚至差点让谈判中途而止。法国人提出的“文化例外”从表面上看不利于全球多边自由贸易谈判的顺利进行，可是从抵制美国大众文化大规模传播以维护本国文化的正常发展上有其自身的合理性。文化产品与其他商品有共同之处，但的确具有影响或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特殊性，这是一般消费品所不具备的。1993年正是“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接近尾声，一旦文化产品与其他商品没有区别地写入达成的最后协定中，法国实际上也就失去了在合法性上抵制美国视听产品的最后屏障，不仅会导致与美国在文化产品贸易上的逆差进一步加大，更重要的是不得不放弃多年来坚持的配额制，结果必然是法国的文化认同陷入难以走出的危机之中。难怪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宣称：“我们国家的文化认同正处于生死攸关的状态，每个民族都有维护自己文化的权利。”(33) 法国政府甚至扬言，如果所达成的协定不利于其对本国电影奉行的保护主义政策，它将毫不犹豫地投否决票。在这样一种法国人看来对自己文化“生死攸关”的形势下，法国自然在“文化例外”上丝毫不做出任何让步，甚至宁愿让艰苦谈判八年之久的“乌拉圭回合”毁于一旦也在所不惜。法国政府的这种立场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这场发生在1993年底的斗争最终以美国的妥协而告终，美国尽管依然坚持文化产品与普通产品没有任何区别，但为了“乌拉圭回合”达成的最后协定能够顺利签署，不得不屈从了欧盟国家在文化产品上提出的动议，把文化产品的贸易排除在签署的最后协定之外。法国等国在与美国的这场争执中基本上达到了目的，至少在国际法的意义上对美国文化产品采取限定性的措施具有合法性。当然，法国等国对视听产品实行的配额制至少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限制了美国影视作品的“泛滥”，但“文化例外”得到国际上的一致认同显然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四、法国民众的反美主义
一般来讲，法国普通公众在多数情况下对美国文化产品大规模进入法国并不十分反感，原因在于这增加了他们生活多样化的选择，很多年轻人与其他国家的同龄人一样对这些体现了“现代性”的产品趋之若鹜。他们“欢迎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阅读美国的畅销书，购买美国的唱片集，说美国的俚语”。(34) 佩尔斯这里描述的是一个事实，展现了美国文化产品对法国公众的影响力。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描述说，麦当劳汉堡每天被数以百万的法国人消费；好莱坞电影居于法国票房收入之首；成千上万的法国妇女排队看玛丽莲·梦露的影片。(35) 法国《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在20世纪80年代曾载文指出，法国人对美国文化出口品变得越来越放松，该文把美国称为是“时髦的”，对法国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法国人身着美国的时尚服饰，观看美国的电影，阅读美国的小说。在该文发表的当月举办的一个艺术展览会致力于“最美丽的可口可乐广告”。甚至美国的食品在这个以烹饪闻名的国土上也取得了一席之地，即香榭丽舍酒店与汉堡连锁店及快餐店并驾齐驱。(36)
不过，就整体而言，法国民众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丝毫不会因为喜欢美国文化产品而消失。在他们看来，消费美国文化产品大概只是纯粹的商业行为，不会意识到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会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而发生改变，但对本国文化传统的维护却是一个谁也不会提出异议的自觉意识。在马歇尔计划执行期间，一位在法国留学的美国学生这样评价法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即法国人“是一个自豪的民族，不喜欢美国美元带来的思想。在这里，不止一个人激烈地说：‘你们购买我们的香水和我们的丝绸，但你们不能购买我们的灵魂’”。(37) 凯塞尔在一本很有影响的专著中认为，法国人喜欢或容忍关于美国的大多数东西，也就是说对美国在法国土壤上的影响持强烈的保留。在他们看来，在未来，美国将继续拥有最高的生活标准，但法国是生活的最佳之地。尽管美国生活方式具有吸引力，但法国生活方式是无比卓越的。这种认识导致在许多方面，“法国人没有屈从于美国化。消费产品的纷至沓来，集中在购买行为上的新生活方式以及大众文化的丰富多彩，凡此种种都没有使法国的差异性荡然无存。法国人的厨房已经电气化，在香榭丽舍酒店摆着麦当劳出售的汉堡，但法国的烹调方法并没有消失”。(38) 这样一种对本国文化的自豪感导致法国民众很难在根本上认同美国大众文化，维护本国传统生活方式的意识很强，这也是他们不希望看到美国文化影响在法国日益上升的主要原因。
法国公众对美国文化产品的青睐与他们心目中的美国形象似乎无必然的联系，前者只是一种消费行为，而后者却是对美国的整体评价。因此，如果说存在着“美国化”现象的话，法国的“美国化”程度要比其他西欧国家更高，但法国的反美情绪却更为广泛，也只有在法国才能出现对象征着“美国化”的东西采取过激的行为。一旦发生与美国冲突的事件，民众大多会站在本国的立场上支持对民族文化的维护。1999年8月12日，一位名叫若泽·博维的农民联合会领导人率领着一伙愤怒者攻击了法国南部米洛镇尚未完工的麦当劳连锁店。博维随后被警方拘捕，但顿时成为法国的民族英雄。法国媒体把博维比作法国人钦佩的卡通人物阿斯泰里克斯（Astérix），后者凭着机智率领村民有效地抵制了罗马侵略者，被誉为法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博维在率人对麦当劳店采取激烈行动时宣称，他正在象征性地攻击美国，不仅因为美国通过关税把博维奶羊场制作的一种奶酪品阻挡在美国市场之外，而且因为美国是经济全球化与批量生产食品的发源地。因此，他的行为是为了维护法国的“烹调主权”，抗议美国居于支配地位的全球化以及世界市场自由化，说的更具体化一点就是“抗议法国的美国化”。(39) 这一令全球瞩目的事件反映了法国民众对美国大规模输出其大众文化的不满。
这个事件发生在法国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法国在经贸领域与美国冲突不断升级所导致的一种必然结果。在此之前，法国政府决定禁止含有激素的美国牛肉在法国市场上销售，理由显然是出于保护法国消费者的健康考虑。美国对法国的举动非常不满，立即采取报复措施，对诸如鹅肝酱、罗克福尔奶酪以及芥末粉等法国食品征收随意性高额关税，实际上等于对这些传统上一直出口美国的产品关闭了进入美国市场之门。法国农民为此深受其害，于是号召本国消费者抵制象征着法国生活方式部分“美国化”的可口可乐和麦当劳。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生了很多起攻击诸如与现代消费联系在一起的大型超市等行动，博维率人砸麦当劳店只是其中一个具有很大影响的事件。博维等人把目标对准麦当劳店并非偶然，他们认为麦当劳是美国的象征，博维自己就抱怨，麦当劳象征着与真正食品没有多大关系的“毫无特性的全球化”。(40) 在很多人的脑海中，“麦当劳的红黄标志是美国星条旗的新的翻版，美国的商业霸权对农业构成了威胁，美国的文化霸权不知不觉地毁灭了神圣地反映了法国身份的高贵行为”。(41) 因此，这一事件貌似经贸问题所引发，但背后却隐藏着很多法国人长期以来对美国文化进入法国损害了当地文化认同和生活方式的不满情绪，美国研究法国问题的专家菲利普·戈登等人认为，博维事件“通过把文化与农业、贸易与认同以及对美国霸权的抵制与法国民众抗议的传统混合在一起，逐渐象征着一个感受到全球化威胁的法国”。(42) 比利时学者丹尼尔·比尔特里斯特说得更明白，即博维事件“在法国的反美主义方面多少有些极端，但似乎与法国针对美国开展的文化战和媒介战是相一致的”。(43) 博维事件发生的当年11月，一个由支持者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在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对美国主导下的贸易自由化表示抗议。2000年7月，4万余名年轻人涌向米洛镇，引发了法国国内的动荡，其中2000余名抗议者由此被捕入狱。一时间，巴黎书店充斥着谴责美国文化和社会的图书。此时此刻，“公开的反美是正当的”。(44) 由此看来，这一系列表面上由经贸引发的抵制美国产品事件的背后具有很深刻的文化根源。
2000年6月在博维受审期间，民意调查结果显示，45％的调查者说他们“支持”博维的行为或对博维表示“同情”，只有4％的“反对”或“敌对”，51％的人说他们同意博维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上的立场，只有28％的人表示异议，绝大多数人赞成博维在维护法国小农场以及避免不健康食品等问题上的态度。由此事件推而广之到法国民众对全球化和“美国化”的态度，他们表示出的忧虑远远高于其他国家。2000年4月5日的民意测验表明，56％的法国人认为，全球化威胁了他们的民族认同。2000年5月的民意调查显示，法国人对全球化以“美国化”形式的到来感到特别不安：65％的法国人认为美国对法国电视节目有“过度”的影响，57％的人认为美国对法国电影有“过度”的影响，37％的人认为美国对法国音乐有“过度”的影响，34％的人认为美国对法国食品有“过度”的影响。还有一些民意测验表明，法国人比它的邻邦对“美国化”更为焦虑。在被调查的法国人中的33％说，美国大众文化是“严重的或非常严重的威胁”，而英国这一比例只占27％，德国占24％，意大利占19％。美国大众文化在年轻一代人中很有市场，但年轻的法国人似乎也具有这些忧虑，在从15发到24岁的法国人中，不少于74％的人表示，美国文化在法国的影响是“有些过分”。(45) 普通民众通常不是法国反美主义者的主体，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他们脑海中的美国形象往往是负面远远大于正面，这是在与美国的冲突出现后民众会自觉地站在本国立场上的基本原因，形成了法国反美主义行动的广泛社会基础。
结语
文化上的反美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全球现象，与全球“美国化”几乎是同时出现的，两者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因果关系。法国与很多国家一样，反美主义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精英阶层毫无例外的是反美主义的主体，但法国精英人士表现出的反美情绪之激烈与持之以恒，很少有国家能够与之相比。一项关于美国在法国公众脑海中形象的研究成果表明，就法国“知识精英而言（尤其受过文学教育的那些人），长期以来，政治上的反美主义与一种文化体的剧烈反美主义密切相连。他们的态度是基于美国大众文化（或反文化）即美国生活方式与真正的（或高雅的）文化之间截然分明的对立”。(46) 研究法国与美国的文化关系，不涉及到反美主义恐怕不仅是一个很大的缺憾，而且很难从更深的层次认清这两个国家关系的实质所在。一篇研究欧洲“美国化”的权威性文章指出，在一个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攻击十分普遍活跃，是对美国神话和符号以及美国社会模式的全面拒绝”。这就是“反美主义”概念的起源。(47)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人员索菲·默尼耶认为“法国文化认同中的一个很著名的特性就是它的反美主义”。(48) 法国的反美主义包含对美国文化的拒绝或对美国形象的贬抑，是长期滞留在人们脑海中的一种难以磨灭的情绪或情感。这样一种内含着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情绪或外化到行动上的表现说到底还是要突出法国文化的优越和地位。其实，反美主义并不是一个十分准确的概念，但反映了对美国向外传播的文化价值观的拒绝和抵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国的确在反美主义上走到了其他国家的前面。
一般而言，法国的精英人士往往无限地夸大美国文化进入法国带来的消极影响，目的是试图在法国人的心目中建立起一道牢不可破的“防疫线”，使法国人一向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本民族文化能够更加发扬光大，为世界文化的发展有所贡献。当美国大众文化席卷全球时，他们感到法兰西文明受到了很难抵御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不喜欢打上很深美国烙印的全球化，认为全球化大潮带来文化多样性的“弱化”，会导致一种受美国文化主导的全球文化的形成，这是法国文化继续传承面对的最大威胁之一。在法国政治家的讲话中，在报刊杂志发表的文章中，在学者们撰写的论著中，对全球化的批评俯拾皆是。这样一种对全球化的否定态度很难为处于全球发展边缘的国家所能理解。其实原因很简单，在法国精英们看来，全球化只是“美国化”的翻版，结果只会带来世界各国文化的“标准化”，文化的多样性将成为一元文化霸权的牺牲品，法国文化自然会在这一进程中受到不可避免的伤害，把一个具有自己特性的民族维系在一起的文化认同趋向“弱化”，更有甚者，把法国与其他国家区别开来的生活方式淹没在滚滚而来的同质化大潮之中。凡此种种都被归因于在法国人眼中很大程度上起源于美国的全球化。这样，法国人对全球化的批评主要集中到文化方面，而法国文化受到的威胁主要是来自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因此，法国人对全球化的指责实际上针对美国。
法国是一个反美主义非常强烈的国家，但在学术界并非没有异议，如罗杰写的那本影响很大的专著之目的显然是提醒国人反美主义并不符合法国的根本利益，更不利于在一个全球化不断加速的世界里法国的发展。罗杰没有明确讲明这一点，但这样一种暗示体现在全书的字里行间。最有代表性的是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让-弗朗索瓦·勒韦尔2002年出版了名为《反美主义的痴迷》的著作，(49) 从整体上考察了战后美国对外政策与全球反美主义之间密切的关系，在更深的层面上揭示了欧洲反美主义的根源及其表现，其中有很大篇幅涉及法国的反美主义。在法国学术界，勒韦尔尽管名气很大，但却与主流观点格格不入，常常以提出一些惊世骇俗的观点著称。20世纪70年代初，反美主义在全球高潮迭起，作为一个具有反美情绪悠久历史的国家，法国自然是这一全球现象的中心之一。勒韦尔当时对全球指责美国提出了异议，公开为美国辩解。30年后，已经名气很大的勒韦尔再次重复当年反法国学界主流呼声的“勇气”，在其新著中提出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面对着世界和欧洲此起彼伏的反美浪潮，勒韦尔试图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欧洲人尤其法国人把美国看作是一个“邪恶的帝国”。作为一个具有反美传统的国家，法国长期以来发挥着欧洲反美主义观点的“某种实验室”的作用。如果听政治家的讲话，观看电视和电台采访，阅读报刊文章，人们就可以发现法国文人和政治家为了培育对欧洲尤其是法国地位丧失的不满如何扭曲了美国最基本的现实。他由此试图解释欧洲特别是法国仇视美国的根本原因，把这种反美主义看作是超越了理性批评的界限。在反美主义问题上，法国学者发出异议的声音丝毫不足为怪，倒是恰恰反映了他们对反美主义话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法国学界的“忍无可忍”。这些“反反美主义”者的著作影响很大，但毕竟还是少数的声音，不足于改变法国主流对美国的消极看法。只要反美的根子还存在，反美主义就不可能在法国文人的脑海中和文笔下一笔勾销，这也正是罗杰得出了“法国的反美运动还会出现高潮的日子”(50) 结论的主要原因。
在法国，无论是通过文人笔下的“恐怖”描述或理论阐释，还是通过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从维护一个民族文化内聚力的角度讲，对美国大众文化传播的抵制具有时代的合理性，但这种传播毕竟不是类似军队入侵的有形行为，后者可以激发起全民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前者恰恰相反，它是在民众对美国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完成的。美国文化产品从表面上看与其他商品并无多大差别，并不具有像外国人手持枪炮在异国土地上横行无忌的赤裸裸入侵的特征，它们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不是靠着枪炮的威逼或压力，而是在获得身心满足的愉悦体验中实现的。这是一种潜移默化地改变传统生活方式的过程，消费这些产品的个体很难觉察到自身的变化。法国精英们尽管意识到所谓“美国化”的严重性，他们也试图通过各种方式阻止这种趋势的发展，但很难形成全民抵制的运动。只要美国文化产品对法国公众具有诱惑力或吸引力，国家采取任何积极的抵制政策最终都是很难奏效的。从这一意义上讲，“美国化”依然是法国在维护本国文化认同和生活方式时面对的严峻挑战。
注释：
① 参见王晓德：《对欧洲上层社会消极美国观的历史考察》，《欧洲研究》2006年第6期。
② James Dibenedetto, “Cultural Imperialism,” February 24, 2003.全文可在http://www. elevendayempire. com/movabletype/archives/005468, htm网址上获得。
③ Thomas K. Murphy, A Land without Castles: The Changing Image of America in Europe, 1780-1830,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1, pp.14-15.
④ Cornelius de Pauw的理论详见Antonello Gerbi, The Dispute of the New World: The History of a Polemic, 1750-1900, trans. Jeremy Moyle,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3, pp. 52-56.
⑤ 转引自John Dean and Jean-Paul Gabilliet, eds., European Readings of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6, p. xxx.
⑥ Oscar Handlin, ed., This Was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560.
⑦ André Siegfried, America Comes of Age, trans. H. H. Hemming and Doris Hemming,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27, p. 350.
⑧ 转引自Comer Vann Woodward, The Old World's New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xxi.
⑨ Jean-Philippe Mathy, “The Popularity of American Culture,” Journal of the Twentieth-Century/Contemporary French Studies, vol. 1, no. 1, (Spring 1997), p. 142.
⑩ Richard F. Kuisel, Seducing the French: The Dilemma of American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 13.
(11) Georges Duhamel, American the Menace: Scenes from the Life of the Future, chapter XV, trans. Charles Miner Thompson,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1, pp. 190-217.
(12) Donald Roy Allen, French Views of America in the 1930s,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79, p. 67.
(13) 参见菲利普·罗杰：《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吴强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2页。
(14) Ezra N. Suleiman, “Anti-Americanism and the Elite,” in Denis Lacorne, Jacques Rupnik and MarieFrance Toinet, eds., The Rise and Fall of Anti-Americanism: A Century of French Perception, Trans. Gerald Turner,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0, pp. 108-109.
(15) Jean-Philippe Mathy, Extreme-Occident: French Intellectuals and America,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p. 1-2.
(16) 转引自David Lawday, “Now French Intellectuals Love America,” New Statesman, vol. 132, no. 4656, September 22, 2003, p. 33,
(17) 转引自Kuisel, Seducing the French: The Dilemma of Americanization, p. 218.
(18) 转引自James W. Ceaser, “A Genealogy of Anti-Americanism,” Public Interest, no. 152, Summer 2003, p. 4.
(19) Roger Cohen, “Aux Armes! France Rallies To Battle Sly and T. Rex,”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 1994, p. H1.
(20) Alan Ridings, “Only the French Elite Scorn Mickey's Debut,” New York Times, April 13, 1992, pp. A1, A13.
(21) Janis Forman, “Corporate Imag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Euro Disney: Mickey Mouse and the French Press,”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vol. 7, no. 3(Summer 1998), p. 250.
(22) Jean-Philippe Mathy, French Resistance: The French-American Culture Wa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p. 17.
(23) Marconi Transatlantic Wireless Telegraph to The New York Times,“‘American Manners’Deplored by French,” New York Times, August 27, 1911, p. C3.
(24) Barry M. Rubin and Judith Colp Rubin, Hating America: A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38.
(25) Richard Pells, Not Like Us: How Europeans Have Loved, Hated, and Transformed American Culture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 193.
(26) 转引自David Ellwood, “Introduction: Historical Methods and Approaches,” in David W. Ellwood and Rob Kroes, eds., Hollywood in Europe: Experiences of a Cultural Hegemony, Amsterdam: VU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9.
(27) Kuisel, Seducing the French: The Dilemma of Americanization, p. 191; Pierre Nora, “America and the French Intellectuals,” Daedalus, vol. 107, no. 1 (Winter 1978), p. 326.
(28) “Culture Wars,” The Economist, vol. 348, no. 8085 (September 12, 1998), pp. 97-99.全文可在南开大学EBSCO数据库中查到。
(29) Pells, Not Like Us, p. 193; Philip Gordon and Sophie Meunier, The French Challenge: Adapting to Globaliz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1, p. 45.
(30) 转引自Kuisel, Seducing the French: The Dilemma of Americanization, p. 220.
(31) David Rieff, “A Global Culture?”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10, no. 4, Winter 1993/1994, p. 75; Richard F. Kuisel, “The French Cinema and Hollywood: A Case Study of Americanization,” in Heide Fehrenbach and Uta G. Poiger, eds., Transactions, Transgressions, Transformations: American Culture in Western Europe and Japan,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0, p. 221.
(32) Kuisel,“The French Cinema and Hollywood: A Case Study of Americanization,” p. 211.
(33) 转引自David W. Ellwood, “Hollywood's Star Wars,” History Today, vol. 44, no. 4(April 1994), p. 9.
(34) Pells, Not Like Us, p. 239.
(35) “Except Us,” Economist, vol. 353, no. 8141 (October 16, 1999), p. 53.
(36) Michael Dobbs, “Of Two Minds about America: 100 Years after Their Gift, the French still Hate to Love Us,” Washington Post, July 2, 1986, p. A1.
(37) Common Council for American Unity, European Beliefs Regarding the United States 1949: A Study Under the Direction of Henry Lee Munson, New York, 1949, p. 1.
(38) Kuisel, Seducing the French: The Dilemma of Americanization, pp. 35, 232.
(39) Elaine Sciolino, “Millau Journal: Above the Clouds, the French Glimpse the Old Grandeur,”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7, 2004, p. 4.
(40) José Boyé and Fran
ois Dufour, World is Not for Sale: Farmers against Junk Food,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1, p. 55.转引自 Barry M. Rubin and Judith Colp Rubin, Hating America: A History, p. 195.
(41) Francis X. Rocca, “America's Multicultural Imperialism,” American Spectator, vol. 33, no. 7 (September 2000), pp. 34-35.
(42) Gordon and Meunier, The French Challenge: Adapting to Globalization, pp. 1-2.
(43) Daniel Biltereyst, “Globalisation, Americanisation and Politicisation of Media Research. Learning from a Long Tradition of Research on the Cross-cultural Influences of US Media,” p. 4. Paper for the 23rd Conference and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IAMCR 2002, 21st to 26th July 2002, Barcelona, Spain.全文可在http: //www. portalcomunicacion. com/bcn2002/n_eng/programme/prog_ind/papers/b/pdf/b008se06_bilte.pdf网址上获得。
(44) Suzanne Daley, “In Europe's Eyes, Americans Become Uglier and Uglier,” Seattle Times, April 9, 2000.全文可在http://www. commondreams. org/views/040900-106. htm网址上获得。
(45) 关于这几次民意测验的结果详见Gordon and Meunier, The French Challenge: Adapting to Globalization, pp. 2, 43.
(46) Jacques Rupnik and Muriel Humbertjean, “Imag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Public Opinion,” in Denis Lacorne, Jacques Rupnik and Marie-France Toinet, eds., The Rise and Fall of Anti-Americanism: A Century of French Perception, p. 94.
(47) David W. Ellwood, Mel Van Elteren, et al., “Questions of Cultural Exchange: The NLAS Statement on the European Reception of American Mass Culture,” in Rob Kroes, R. W. Rydell and D. F. J. Bosscher, eds., Cultural Transmissions and Receptions: American Mass Culture in Europe, Amsterdam: VU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23.
(48) Sophie Meunier, “The French Excep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79, no. 4 (July/August 2000), p. 106.
(49) 该书在2003年翻译为英文在美国出版，参见Jean-Francois Revel, Anti-Americanism, translated by Diarmid Cammell. San Francisco: Encounter Books, 2003.
(50) 菲利普·罗杰：《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第477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9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8年3期第109～123页
【作者简介】王晓德，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福州 350007）
| 【内容提要】 | 在与美国结盟的国家中，法国是反美主义情绪最为强烈的国家，反美主义在法国文化中根深蒂固，历史上形成了把美国视为文化上对立的“他者”。一般说来，精英阶层的反美主义最为激进和持久，对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有着很大影响。民众通常不是法国反美主义者的主体，但却形成了反美主义行动的广泛社会基础。 |
一、文化的“他者”：法国反美主义的根源
笔者曾撰文探讨欧洲上层社会人士的美国观，① 他们可以说是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大洋彼岸正在崛起的美利坚合众国的，这样一种状况在法国精英人士中尤甚。法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尽管都属于西方文化的范畴，但在很大程度上二者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宗教是形成文化的核心，天主教伦理在法国居于主导地位，而新教伦理却在美国占据着优势，这样自然造就了生活在不同宗教氛围的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法国历史悠久，在这块土地上形成和演变的文化具有厚实的基础，文化承载着一个民族兴盛和苦难的经历，在法国人眼中，法兰西文明的伟大足以让他们引为自豪。美国历史较短，缺乏法国人眼中的文化积淀，这一点在历史上很长时期内让一些居于上流社会的美国人多少有点“自卑”，他们把子女送到欧洲名校接受教育，目的之一就是想培养他们的绅士风度或贵族气质。从文化的表现形式来看，法国文化以“高雅”为主，多局限于受到良好教育的阶层，贵族气息浓重；美国人从来没有把所谓的“文化”只停留在普通百姓很难进入的“神圣”高雅殿堂，崇尚民主与平等的精神自然决定了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文化与大众息息相关，文化的大众化或平民化是美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具体到文化观念上，法国人与美国人存在很多区别。正是这些明显的区别，法国上层人士在看待美国时始终将之视为文化上的“他者”，他们可以承认美国在物质上的进步，但一直很难认同美国文化，甚至把美国看作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度。用法国学者菲利浦·罗杰的话来说，“法国人将不把美国文化称为文化，它是一种非文化，一种非文明，只是一种生活方式”。② 对美国社会与文化诋毁的“经典”之语多数出自法国知识精英之口。
法国人把美国树立为文化上对立的“他者”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旨在凸显出法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成熟优越。早在18世纪对北美的讨论中，法国知识精英就提出了北美“退化”的观点。著名动物学家比丰认为，美洲仍然是一个“年轻”的大陆，在动物的多样性上无法与欧洲相提并论。比丰把一个大陆动物数量的多寡与其进步和发展联系起来，美洲动物数量少与欧洲动物数量多恰恰形成了对比。因此，对比丰来说，北美“动物群的不成熟有助于抬高欧洲动物群的‘成熟’以及旧大陆的优越”。③ 法国百科全书派代表人物科内留斯·德波不仅把新大陆与新和不成熟联系起来，而且赋予了“衰退”的特征。在他看来，新大陆的自然界是腐败的和脆弱的。除了昆虫、蛇和一些伤人动物的数量多于欧洲之外，哺乳动物的种类和数量都很少，只是旧大陆同种动物的六分之一。依此类推，在美洲生活的人事实上比动物更为糟糕，他们弱不可击，“缺乏感性认识，没有仁爱，没有情趣和直觉，没有精神气质，没有智力，事实上什么都没有。他们像傻孩子一样，表现出不可救药的懒惰，无论怎么都不能取得任何智力上的进步”。④ 比丰和德波的观点在当时的欧洲，尤其法国知识界广有市场。这种观点尽管早已被证明是荒诞不经的，但其通过贬低新大陆的“低劣”来弘扬旧世界的“优越”却被法国文人继承下来，成为他们观察美国的基本出发点。
与成熟古老的法国文化相比，“年轻”和“新”是美国文化的主要特征。言下之意，美国文化没有经历时间考验的历史底蕴，说得更尖刻一点犹如“无本之木”。因此，生活在这片大陆上的人不可能在文学、艺术以及音乐等领域产生世界级的大师，而这是一个民族的精华，只有在具有深厚文化根基的社会环境中才能产生。北美不具备这样的文化背景，自然就很难出现对整个人类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法国著名人士阿贝·雷纳尔在1770年写道，非常令人感到惊奇的是“直到今天，北美还没有产生出一个优秀的诗人，没有一个熟练的技师，在任何艺术或科学领域没有一个天才”。⑤ 以安德烈·莫里奥为笔名的法国著名人士埃米尔·埃尔佐格经常来往于法国与美国之间，以比较的眼光撰写了很多关于美国的文章，在他的笔下，美国人对高雅艺术的肤浅理解与法国人的深邃情趣形成鲜明的对比。⑥ 法国社会学家安德烈·西格弗里德宣称：“现代美国没有任何国家艺术，甚至也不觉得需要国家艺术。”⑦ 另一个法国人米勒莱·法维耶认为，法国人具有一种天生的把烹饪作为艺术的自豪感，他们能从烹饪中享受到乐趣。法维耶意在说明，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法国烹饪与美国的快餐文化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法维耶这里只是对法国的精美烹饪“艺术”与美国毫无欣赏价值的快餐进行比较，但法国文化的“精深”和美国文化的“粗俗”却是这种比较所体现出的深刻言外之意。
对美国文化粗俗低劣的描述，在法国文人关于美国的论著中比比皆是，美国要么不存在法国人定义的“文化”，要么只有一种注重追求物质的文化。法国塔莱朗亲王1794年访问了费城，他对美国社会的了解尽管是走马观花，但毕竟亲眼看到了美国社会。他对美国的评价依然摆脱不了固有的刻板之见。根据他的回忆，“我对那些通常引起旅游者兴趣的新奇发明完全是不屑一顾的”。美国的粗俗行为、物质主义和缺乏情操使他感到很不舒服。⑧ 美国立国初期，法国贵族和自由资产阶级就用“物质主义和贪欲”形容这个新国家。如一位法国很著名的人士1814年批评美国人“对金钱的狂爱”。⑨ 后成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蒂埃里·莫尔尼耶由此把美国说成是“新的野蛮主义”，使人仅仅局限于满足兽欲的需要，并且使他们受制于一个经济庞然大物，然后靠着各种功能来限制他们。因此，学者的责任就是要谴责这种野蛮主义，不要使知识分子成为沿街叫卖的幸福小贩。⑩ 1929年法国学者乔治·迪阿梅尔从美国访问归国后写了一本题为《未来生活的场面》的书。在这本书中，迪阿梅尔把美国的生活描绘成物质主义的、绥靖的和庸俗的，美国的物质主义将会使欧洲“文明”黯然失色。对迪阿梅尔来说，机器确定了美国生活的节奏，生活的目的就是生产和利润。(11) 同年法国学者马塞尔·布劳恩施韦格在其著述中描述了美国人对金钱的偏爱，试图从新教伦理来解释美国人追逐钱财的动机。(12) 布劳恩施韦格倒没有对美国人这一特性作出褒贬评价，但却反映了法国学者对美国社会的一种普遍看法。
法国知识界对美国的描述很大程度上是虚构大于真实的主观想象，与实实在在的美国相距甚远，久而久之，这些想象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法国文化之中，成为该文化主体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场合只要涉及美国便会在脑海中浮现出的图景。很多法国人也许读过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等对美国真实生活的经典描述，但对其中大多数人来说，要改变他们心中的美国形象绝不是仅靠书本知识所能解决的。文化的偏见不只是反映了对异文化缺乏深入的了解，同时也是对本土文化价值观的积极维护。这样一种在文化上对立的观念使法国人不愿意看到美国文化对他们生活的社会日益产生影响，这就自然导致法国对美国文化进入的抵制程度远远超过其他欧洲国家。因此，视美国为文化上对立的“他者”是法国反美主义情绪一直持续不衰的根源。
二、法国精英阶层的反美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世界上的第一经济强国，美国逐步地实现了向现代大众消费社会的过渡，完成了在资本主义框架之下的一次社会转型。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向外扩张的步伐日益加快，能够代表现代消费社会主要特性的文化产品随即大规模地输往国外，“美国化”的现象由此在大量消费这些产品的社会开始出现，法国是最早遭受到美国大众文化冲击的主要欧洲国家之一。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意味着一种以“现代性”为主要特征的生活方式横越大西洋从美国来到法国，当然，从经济发展角度讲，对“现代性”的接受未必对法国是件坏事，但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延续却显然是“不祥之兆”。对法国精英们来说，他们未必不喜欢美国的文化产品，但从内心深处不愿看到这些产品中体现的文化内涵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并由此威胁他们享有的文化特权，进而使维系一个民族内聚力的国家认同不复存在，最终使社会各阶层都认可的社会等级次序出现“无序”的状态。因此，在很多法国精英人士看来，美国大众文化可谓“洪水猛兽”，不仅与他们享受的高雅文化难以相容，而且最可怕的是瓦解了现行统治的文化合法性基础。随着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原先他们独占的文化资源开始呈分散化的态势，过去一直被排斥在高雅文化活动之外的普通民众开始具有分享文化资源的意识，继而要求参与国家政治和经济资源分配的过程，并对精英们享有的文化控制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与质疑。对法国精英来说，这样一种状况多少是难以容忍的，他们把导致这种结果出现的“罪魁祸首”归于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对法国国家传统认同的瓦解。这样，他们必然要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资源试图限制或遏止美国大众文化的蔓延。只要法国面对着“美国化”的威胁，法国的精英阶层就不会停止对美国大众文化传播的抵制。因此，在法国社会各阶层中，精英人士的反美主义情绪最为强烈。
反美主义作为一个概念出现在学术话语中大概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但法国精英阶层的反美情绪几乎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同步。2002年当美国准备武力攻打伊拉克引起欧洲国家轩然大波之际，法国学者罗杰推出了一本关于法国反美主义历史的专著，这部作品篇幅较大，法文版共601页。罗杰在这本书中追溯了过去200年来法国反美主义的历史，把法国知识界对美国人和美国文化的蔑视大白于天下。在他看来，法国的反美主义不是受某个事件或某种特殊局势而引发的一场对美国抗议或抵制运动，而是在历史上形成的根深蒂固于法国文化精英脑海中的情绪。深深地印刻在历史长河之中，极少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13) 罗杰本人不是反美主义者，但他的研究揭示出反美主义在法国精英阶层的根深蒂固。因此，从历史上来看，法国反美主义的根子主要还是在文人墨客那里，他们的身上体现得也最为明显。在这点上，研究法国反美主义历史与现状的学者很少提出异议。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埃兹拉·萨勒曼对此是这样解释的，“在法国，知识分子形成一个社会的文化态度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千真万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上长期以来发挥着显著的作用”。(14) 萨勒曼站在法国文化圈之外观察得出的结论与身处法国文化圈之内的罗杰得出的结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打开历史的画卷，法国文人对美国的描述不乏真知灼见，如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考察，但映入读者眼帘的多是对美国文化和社会的负面描述。这里仅举一个例子便可说明。安德烈·莫里奥经常来往于法国与美国之间。他在一篇文章中讲了这样一件真实的事情，大意是有一年他受到邀请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短期访问学者，他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一位老朋友。这位老兄从来没有到过美国，大概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去这个在他脑海中充满“恐怖”的国家。因此，莫里奥的这位朋友可算抓住了一个机会，对美国文化和社会进行了一番充满激情的“炮轰”，要他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否则将会愧对家人，客死异乡。莫里奥在他的文章中把他朋友对他说的话如实记录下来。(15) 莫里奥显然认为这位老兄把美国描述为“恐怖”之国有些可笑，他之所以将他朋友的这番话公之于众显然想要说明包括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人文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思想开放者和守旧者等在内的法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对美国缺乏足够的了解，另一方面大概也不想真正地了解美国，对美国的“扭曲”恰恰在于能够对美国文化和社会提出尖锐批评的文化基础，也以此来凸显法兰西文明的“伟大和精深”。因此，在很多法国知识分子的眼中，美国在文化上起了一个反面镜子的作用。在这面镜子的衬托下法国人才知道了他们生活在一个能够激发人们激情的高雅文化之中，这该是多么的“幸运”，而大洋那边的美国人却成为物质舒适的“奴隶”，精神生活极度贫乏，与他们相比又是多么的“不幸”。久而久之，法国知识分子“虚构”的美国在他们的脑海中成为“真实”。即使很多人从接触到的美国人身上看到了一些美国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也很难使他们改变固有的成见，尽量地找一些甚至带有侮辱性的词汇来贬低美国。伊夫·贝尔热是法国一位有名的学者，他曾举例说明了这一点。1945年法国解放时他还是个孩子，美国军人在法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常理上讲，法国文人会改变对美国的一些偏见，但事实上很多人依然如故。与贝尔热家关系甚好的一位邻居告诉他，“哼，美国人，他们个个都是白痴”。这位邻居是个文人，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整日地期盼着美军到来帮助解放法国。(16) 贝尔热大概想以此例说明法国文人对美国社会的偏颇之见根深蒂固，非朝夕之间能够消除或转变。这些对美国社会和文化虚构出的“偏见”既是法国反美主义的主要根源之一，也是法国反美主义在精英身上的主要表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作为最强大的国家担当起把西方盟国凝聚起来与敌对意识形态斗争的责任。法国在战后的复兴，美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美国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战后初期，很多持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左翼学者却对美国大加挞伐，持右翼观点的学者对美国的批评会有所“收敛”，但很快就“复燃”。随着法国市场向美国的开放，所谓的“美国化”日益加剧，这就使得法国左右翼文人再次切身地感到本国文化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样，固存于他们脑海之中的对美国文化的刻板之见必然会浮出表面，美国成为很多学者为维护法兰西文明所攻击的一个目标。他们对美国文化的抨击在冷战时期可以说是一直没有中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官方对美国的态度。有的知识分子甚至把美国看作是欧洲面对的最大敌人，当然这个敌人主要是在文化上对欧洲文明的存在与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阿兰·德伯努瓦是战后新右派的代表。在他看来，美国比苏联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原因在于美国几乎企图毁灭所有文化的普世主义、世界主义和平等主义。苏联和美国是法国人面对的两种“邪恶”，如果要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他宁愿戴上“红军帽”，也不愿意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吃汉堡”。(17) 右翼人士对“美国化扼杀了所有文化特性”可谓有切肤之恨。左翼人士所持的观点与战后初期已有所不同，也在高扬法国文明中呼吁对美国文化入侵的抵制。法国《世界报》是左翼人士的喉舌，其刊登的文章集中体现了他们的观点。莫里斯·迪韦尔热在1960年代成为《世界报》的政治分析家，1964年3月5日他发表了一篇访谈录，宣称不再是“时髦的反美主义者”，但还是认为美国依然对欧洲文明构成了很大威胁。法国的右翼和左翼在很多问题上观点相左，有时甚至达到了尖锐冲突的地步，但在对待美国大众文化“入侵”法国和维护法国文化认同等问题上，两者似乎又如出一辙，都表现出强烈的反美主义情绪。难怪勒韦尔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如果你消除了反美主义，那么没有什么可以保留在今天的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法国政治思想中。”(18) 他们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的“贬抑”其实就是历史上法国文人虚构出的一幅美国图景在新时期的“再现”。
可口可乐本来只是一种普通的商品而已，因为这种饮料源于美国，而且向外扩张的速度超过了一般的商品，所以便具有代表美国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或文化上的内涵。法国哲学家雷吉斯·德布雷把可口可乐等同于美国文化，把喝可口可乐看作是对美国文化的屈从或认同。(19) 因此，当可口可乐在战后初期进入法国时，便遭到了法国左右翼文人的强烈抵制。在他们看来，这种消费行为并非单纯是在满足身体机能的需要，而是对传统文化的叛逆，体现了对一种威胁传统的新生活方式的追求。为了达到阻止可口可乐进入法国市场的目的，他们把这种饮料说成是含有毒素，对法国国民健康造成了危害，而且威胁了法国传统的酿酒业。正是在一些左翼人士和保守文人的呼吁下，法国政府也不敢贸然对可口可乐开禁，为此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尽管可口可乐最终还是进入了法国市场，但其在法国遭遇到的抵制之程度可谓是欧洲国家之最，而且法国文人们从来没有停息对象征着“美国生活方式”的可口可乐的抨击。1992年4月12日，沃尔特·迪斯尼公司在法国建成的第一家欧洲迪斯尼主题公园隆重开业，一伙法国知识精英认为法国文化再次受到来自美国的威胁，面临着“迪斯尼化”的危险。公园开业当天，面对着迪斯尼乐园人山人海的场景，他们感到既无奈又恼火，发出了阻止“美国文化殖民主义”的呼声。法国作家让·戈的警告危言耸听，把欧洲迪斯尼主题公园说成是由“纸板、塑料和五颜六色构成的恐怖场景，是由直接出自为肥胖的美国人而写的连环漫画中的坚硬的口香糖和愚蠢的民间传说所构建”。法国作家雅克·朱利阿德宣称，我打心眼里希望“一把火把欧洲迪斯尼乐园”烧掉。另一个作家阿兰·芬克尔考说，这个主题公园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巨人的铁蹄，大踏步地迈向世界同质化”。(20) 法国著名评论家伊夫·厄德在占有大量文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迪斯尼文化及其给法国带来的潜在威胁，认为迪斯尼乐园在国外的版本自然在全球传播了美国的价值观，对法国文化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法国《观点》杂志驻美国记者让—塞巴斯蒂安·斯特利认为，欧洲迪斯尼带来的最大的危险是“文化同质化”。(21) 他们对欧洲迪斯尼乐园的“讨伐”尽管不会阻挡住普通人去那里消遣娱乐，但也从中可以看到法国精英们从心理上很难认同美国的大众文化，不愿意打上任何美国文化烙印的生活方式在法国流行。法国精英人士对任何美国文化产品进入法国市场都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抵制，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
迄今为止，法国的文化认同依然面对着美国大众文化的威胁，全球化的不断加快使这种威胁更为严重，导致法国精英在文化上激烈反对美国的因素丝毫没有消除。研究法国文化的美国学者让-菲利普·马蒂总结了当代法国学界的主流观点，即“美国化在各个方面威胁了法国的社会：在哲学上，它瓦解了共和制设计的抽象基础；在经济上，它把公民们转向个人主义的消费，使国家经济服从于跨国公司的奇思怪想；在文化上，它贬损了本土审美的高标准，用肥皂剧取代了法兰西喜剧，迪斯尼取代了凡尔赛；在政治上，它摧毁了公民共同的价值观，使之成为对多样性新的不切实际的赞美”。(22) 法国文人们从20世纪之初就开始呼吁法国文化面临着“美国化”的威胁，(23) 100多年过去了，法国文化其实并没有被“美国化”，只是在传统中增加了更加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潮流的成分，但他们对“美国化”的批评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更具有理论上的深度。“美国化”在一个时代也许具有该时代的特征，因此，每个时代那些极力维护民族传统的人对“美国化”的批评无疑都具有自身的合理性，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担忧未能成为现实而谴责他们，毕竟他们也是生活在一个受美国大众文化包围的现实生活之中。法国受美国文化影响的进程在未来大概也不会中断，而且还会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变得加快，对那些把全球化等于“美国化”的法国精英来说，这种趋势尽管难以阻止，但决不能听之任之，他们还会在新的形势下对美国大众文化的进入采取抵制，文化上的反美主义将会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得更为强烈。
三、法国官方的反美主义
在法国，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官员无疑是来自精英阶层，但他们对待美国文化的态度与在野的精英人士还是存在很大的区别，他们既要考虑到与美国的关系，尤其是当法国需要美国援助时更不愿意令两国官方关系蒙上阴影，还要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以免对法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不必要的伤害。然而，他们又难以超越对美国社会和文化早已形成的消极观念，打心眼里不愿意看到美国大众文化在法国的广泛传播，更何况维护法国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特性本来就是政府的主要责任之一。因此，对美国文化对法国民众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法国政府不是无动于衷，而是在多数情况下采取了积极的措施，试图遏制住法国“美国化”的发展，把美国大众文化抵挡在疆域之外。结果，法国官方的反美主义要比其他欧洲国家激烈得多，持续的时间也更长。
法国很多政府最高决策者表现出了强烈的反美主义情绪。1958年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的戴高乐尽管出身行伍，但他的身上将法兰西民族的特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他非常不希望看到法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过分依赖美国，决心恢复法兰西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强大，为此他发出了“没有伟大就没有法兰西”的呼声。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豪感使他的骨子里看不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颐指气使，称王称霸。他在任期内奉行了一系列在很多人看来与美国对立的独立外交政策，如抵制美国对西方联盟的控制、1966年迫使北约将其总部从法国迁出、关闭了美国在法国的军事基地、拒绝让法国部队参加北约的军事演习、限制美国在法国的经济活动等等。不管这些措施最终的结果是否对法国的发展有利，但戴高乐的初衷显然是不愿意让法国处在美国的保护伞下，更不愿意看到法国的现代化受制于一个在文化上一直被法国人瞧不起的国家。所以，戴高乐强调美国和法国之间的“文明冲突”，他向一个来访的阿拉伯记者呼吁组建由地中海周围的国家构成的一个联盟，以创造一种“不追随美国模式的工业文明”。与戴高乐经常打交道的美国驻法大使查尔斯·波伦回忆说，这位法国领导人认为美国“缺乏他感到一个稳定国家必备的大多数属性”，美国缺乏好战传统或把人们凝聚在一起的宗教遗产。戴高乐认为，美国人是物质主义者，没有法国的牢固的文明传统。(24) 显而易见，在戴高乐的身上，人们可以看到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反美痕迹。在这些抵制美国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戴高乐“无疑受到法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对抵制美国文化和权力的影响。他拥有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十分流行的观点，即美国是一个沉溺于机器、造币和大众消费的国家，是一个没有任何传统和对哲学与艺术缺乏任何热情的国家”。(25) 20世纪90年代出任法国总统的弗朗西斯·密特朗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极力提倡在全球化的大潮下对传统文化的维护，为此他对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传播给其他文化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很多法国人称赞他在捍卫法国民族文化和有效抵制美国文化入侵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在1993年关贸总协定谈判期间坚持认为，任何单一国家“都不应该被允许控制整个世界的形象”，每个国家都有使自己文化免遭外部入侵的权利，其中包括维护本国电影和电视节目的权利。(26) 密特朗这里的“外部”显然是指风靡全球的美国大众文化而言的。法国是北约组织的成员，是美国在欧洲的主要盟国之一。两国在涉及维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不乏共同之处，但根植于很多法国政治家脑海中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的“蔑视”常常导致法国不愿意听命于美国的安排，在合作上磕磕碰碰，甚至产生与美国尖锐对立的情绪或对美国奉行的政策表示相当强硬的抵制。戴高乐和密特朗决不是特例，他们的这种思想在很多高官身上都有所体现。
法国文化部是政府的一个重要部门，成立于戴高乐当政初期，宗旨是维护法国文化的完整性以及扩大法国文化的内外影响。因此，除了个别之外，法国文化部长多是由那些对美国文化持有强烈抵制态度的人士担任。首任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在任期内曾经公开宣布，美国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这种观点并非新颖，也不是他出任文化部长后为了使法国文化免遭被美国大众文化的取代才提出的，这是他对美国文化的一贯看法。他在1948年3月5日的讲话中指出，只要是美国的东西便“无任何文化含量”。一旦美国文化中的欧洲因素被消除，美国文化便只剩下由技术等因素构成的物质体，而不能算作是“一种有机的文化”。(27) 他的后任们似乎大多继承了这种传统，对知识界抵制美国文化的“入侵”提供官方支持。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的那样，法国文化部长几乎始终不渝地支持法国文化精英的主张，他们对来自美国文化的威胁，尤其是好莱坞对法国电影的威胁十分着急。他们的忧虑在于“好莱坞就是一匹特洛伊木马，把迪斯尼乐园、快餐连锁店和为美国从衣服到爵士音乐所做的免费广告携带到巴黎”。(28)
20世纪80年代初，出任法国文化部长雅克·朗大概是历任这一职务的高官中对美国大众文化抵制最为强烈的人，1982年他在墨西哥城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严厉抨击了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行为，认为美国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更为严重的是干涉其他国家公民的意识”，控制了他们的“思想的形成”和“生活方式”。他号召联合抵制在法国多维尔举行的美国电影节，谴责法国文化受到“外国形象和标准化音乐”的入侵和颠覆，这些外国形象和标准化音乐“使文化变得单调枯燥，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些人想强加给全球的同质化的生活方式”。雅克·朗也谴责美国电视剧《豪门恩怨》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例子和对法国民族认同的威胁。(29) 与雅克·朗同为一个内阁的另一位部长让-皮埃尔·舍韦内芒特1983年5月11日在《世界报》发表文章警告法国面临着文化上美国化的危险，他认为，自百年战争以来，“我们的人民从来不知道这样的认同危机。我们的语言在历史上第一次受到灭绝的威胁”。(30) 90年代初出任法国文化部长雅克·图邦持有类似的观点，他宣称，一个按照美国规范形成的标准化的世界文化将很快发展。《侏罗纪公园》这部电影是对法国文化认同的威胁。(31) 正是在官方的默许或支持下，法国在90年代期间出现了把好莱坞大片拷贝当众焚烧的事件，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却是很少发生的。面对着美国文化大规模的“入侵”，法国文化部竭力维护法国的文化传统属于其职责范围，无可厚非，它的确在保护文化遗产和促进法国文化整体发展上贡献良多，但在很多人看来，法国之所以战后比其他国家对美国大众文化进行了更为激烈的抵制，代表官方的文化部起了“推波助澜”之效，这与历任的文化部长多持有强烈的反美主义情绪有很大的关系。
法国在限制美国媒介产品的进口方面比其他欧洲国家更为激烈。法国本是电影生产大国，拍摄的电影一度风靡世界，但一战后在好莱坞的猛烈攻势下急剧衰落，甚至在国内市场上也难有一席之地。以1927年为例，法国影剧院只有5％的影片是法国电影公司拍摄的，美国影片占80％；当年有368部美国影片在法国发行，而法国电影只有8部销往美国，还未必能够发行。法国政府所担心的不仅是一个民族行业的丧失，更重要的是对好莱坞影片改变国家传统生活方式的忧虑。因此，法国不会对好莱坞占领本国市场无动于衷，势必会采取措施予以限制。1920—1930年期间政府屡屡出台的电影配额的规定，便是试图改变好莱坞在法国电影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其实，法国政府实行的配额制可以缓解好莱坞对法国电影市场的垄断，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好莱坞对法国传统生活方式产生的巨大冲击。然而，法国政府决不会坐视好莱坞宣传的价值观对法国文化认同构成的威胁持续下去。二战之后，法国官方在限制好莱坞进入国内市场上采取了比其他欧洲国家更为激进的措施。如确定进口美国电影的数额，对进口原版好莱坞影片每部征收4000美元的影片长度税，要求每个电影院定期必须放映法国影片。这些措施在战后有效地缓解了好莱坞对法国影业的冲击，使法国人拍摄的电影至少在国内市场上占据了与好莱坞可以平分秋色的份额。研究法国“美国化”的专家理查德·凯塞尔的统计表明，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法国电影市场上，法国电影的观众占有率为50％，而美国电影平均是35％。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32) 在对电视台播放外国节目的控制上，法国较欧共体其他国家更进一步，欧共体要求成员国的所有电视频道必须至少播放50％欧洲制作的节目，法国通过法律规定把这一数字提高到60％，而且其中至少有40％属于法国人制作的节目。法国政府甚至通过“单独配额”强行要求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放法国人制作的电视节目。法国的配额显然主要是针对美国的。
为了使国内限制美国文化产品的法律获得国际上的承认，法国政府在全球多边贸易谈判过程中提出了“文化例外”，认为文化产品属于特殊的商品，不能包括在自由贸易谈判的范围之内。这一主张显然是想通过强调文化产品的“特殊性”或“精神性”将之从自由贸易谈判中排除出去，最终达到保护国内文化产品市场的目的。法国提出“文化例外”并非偶然，而是反映了当“美国化”成为一种全球威胁时法国人保护自己文化认同的不懈努力。在全球贸易自由化成为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文化例外”说似乎有点不合潮流，始终未能得到美国的认同。因此，在贸易谈判中，只要法国等国坚持“文化例外”，往往就使谈判陷入僵局，甚至差点让谈判中途而止。法国人提出的“文化例外”从表面上看不利于全球多边自由贸易谈判的顺利进行，可是从抵制美国大众文化大规模传播以维护本国文化的正常发展上有其自身的合理性。文化产品与其他商品有共同之处，但的确具有影响或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特殊性，这是一般消费品所不具备的。1993年正是“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接近尾声，一旦文化产品与其他商品没有区别地写入达成的最后协定中，法国实际上也就失去了在合法性上抵制美国视听产品的最后屏障，不仅会导致与美国在文化产品贸易上的逆差进一步加大，更重要的是不得不放弃多年来坚持的配额制，结果必然是法国的文化认同陷入难以走出的危机之中。难怪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宣称：“我们国家的文化认同正处于生死攸关的状态，每个民族都有维护自己文化的权利。”(33) 法国政府甚至扬言，如果所达成的协定不利于其对本国电影奉行的保护主义政策，它将毫不犹豫地投否决票。在这样一种法国人看来对自己文化“生死攸关”的形势下，法国自然在“文化例外”上丝毫不做出任何让步，甚至宁愿让艰苦谈判八年之久的“乌拉圭回合”毁于一旦也在所不惜。法国政府的这种立场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这场发生在1993年底的斗争最终以美国的妥协而告终，美国尽管依然坚持文化产品与普通产品没有任何区别，但为了“乌拉圭回合”达成的最后协定能够顺利签署，不得不屈从了欧盟国家在文化产品上提出的动议，把文化产品的贸易排除在签署的最后协定之外。法国等国在与美国的这场争执中基本上达到了目的，至少在国际法的意义上对美国文化产品采取限定性的措施具有合法性。当然，法国等国对视听产品实行的配额制至少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限制了美国影视作品的“泛滥”，但“文化例外”得到国际上的一致认同显然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四、法国民众的反美主义
一般来讲，法国普通公众在多数情况下对美国文化产品大规模进入法国并不十分反感，原因在于这增加了他们生活多样化的选择，很多年轻人与其他国家的同龄人一样对这些体现了“现代性”的产品趋之若鹜。他们“欢迎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阅读美国的畅销书，购买美国的唱片集，说美国的俚语”。(34) 佩尔斯这里描述的是一个事实，展现了美国文化产品对法国公众的影响力。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描述说，麦当劳汉堡每天被数以百万的法国人消费；好莱坞电影居于法国票房收入之首；成千上万的法国妇女排队看玛丽莲·梦露的影片。(35) 法国《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在20世纪80年代曾载文指出，法国人对美国文化出口品变得越来越放松，该文把美国称为是“时髦的”，对法国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法国人身着美国的时尚服饰，观看美国的电影，阅读美国的小说。在该文发表的当月举办的一个艺术展览会致力于“最美丽的可口可乐广告”。甚至美国的食品在这个以烹饪闻名的国土上也取得了一席之地，即香榭丽舍酒店与汉堡连锁店及快餐店并驾齐驱。(36)
不过，就整体而言，法国民众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丝毫不会因为喜欢美国文化产品而消失。在他们看来，消费美国文化产品大概只是纯粹的商业行为，不会意识到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会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而发生改变，但对本国文化传统的维护却是一个谁也不会提出异议的自觉意识。在马歇尔计划执行期间，一位在法国留学的美国学生这样评价法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即法国人“是一个自豪的民族，不喜欢美国美元带来的思想。在这里，不止一个人激烈地说：‘你们购买我们的香水和我们的丝绸，但你们不能购买我们的灵魂’”。(37) 凯塞尔在一本很有影响的专著中认为，法国人喜欢或容忍关于美国的大多数东西，也就是说对美国在法国土壤上的影响持强烈的保留。在他们看来，在未来，美国将继续拥有最高的生活标准，但法国是生活的最佳之地。尽管美国生活方式具有吸引力，但法国生活方式是无比卓越的。这种认识导致在许多方面，“法国人没有屈从于美国化。消费产品的纷至沓来，集中在购买行为上的新生活方式以及大众文化的丰富多彩，凡此种种都没有使法国的差异性荡然无存。法国人的厨房已经电气化，在香榭丽舍酒店摆着麦当劳出售的汉堡，但法国的烹调方法并没有消失”。(38) 这样一种对本国文化的自豪感导致法国民众很难在根本上认同美国大众文化，维护本国传统生活方式的意识很强，这也是他们不希望看到美国文化影响在法国日益上升的主要原因。
法国公众对美国文化产品的青睐与他们心目中的美国形象似乎无必然的联系，前者只是一种消费行为，而后者却是对美国的整体评价。因此，如果说存在着“美国化”现象的话，法国的“美国化”程度要比其他西欧国家更高，但法国的反美情绪却更为广泛，也只有在法国才能出现对象征着“美国化”的东西采取过激的行为。一旦发生与美国冲突的事件，民众大多会站在本国的立场上支持对民族文化的维护。1999年8月12日，一位名叫若泽·博维的农民联合会领导人率领着一伙愤怒者攻击了法国南部米洛镇尚未完工的麦当劳连锁店。博维随后被警方拘捕，但顿时成为法国的民族英雄。法国媒体把博维比作法国人钦佩的卡通人物阿斯泰里克斯（Astérix），后者凭着机智率领村民有效地抵制了罗马侵略者，被誉为法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博维在率人对麦当劳店采取激烈行动时宣称，他正在象征性地攻击美国，不仅因为美国通过关税把博维奶羊场制作的一种奶酪品阻挡在美国市场之外，而且因为美国是经济全球化与批量生产食品的发源地。因此，他的行为是为了维护法国的“烹调主权”，抗议美国居于支配地位的全球化以及世界市场自由化，说的更具体化一点就是“抗议法国的美国化”。(39) 这一令全球瞩目的事件反映了法国民众对美国大规模输出其大众文化的不满。
这个事件发生在法国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法国在经贸领域与美国冲突不断升级所导致的一种必然结果。在此之前，法国政府决定禁止含有激素的美国牛肉在法国市场上销售，理由显然是出于保护法国消费者的健康考虑。美国对法国的举动非常不满，立即采取报复措施，对诸如鹅肝酱、罗克福尔奶酪以及芥末粉等法国食品征收随意性高额关税，实际上等于对这些传统上一直出口美国的产品关闭了进入美国市场之门。法国农民为此深受其害，于是号召本国消费者抵制象征着法国生活方式部分“美国化”的可口可乐和麦当劳。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生了很多起攻击诸如与现代消费联系在一起的大型超市等行动，博维率人砸麦当劳店只是其中一个具有很大影响的事件。博维等人把目标对准麦当劳店并非偶然，他们认为麦当劳是美国的象征，博维自己就抱怨，麦当劳象征着与真正食品没有多大关系的“毫无特性的全球化”。(40) 在很多人的脑海中，“麦当劳的红黄标志是美国星条旗的新的翻版，美国的商业霸权对农业构成了威胁，美国的文化霸权不知不觉地毁灭了神圣地反映了法国身份的高贵行为”。(41) 因此，这一事件貌似经贸问题所引发，但背后却隐藏着很多法国人长期以来对美国文化进入法国损害了当地文化认同和生活方式的不满情绪，美国研究法国问题的专家菲利普·戈登等人认为，博维事件“通过把文化与农业、贸易与认同以及对美国霸权的抵制与法国民众抗议的传统混合在一起，逐渐象征着一个感受到全球化威胁的法国”。(42) 比利时学者丹尼尔·比尔特里斯特说得更明白，即博维事件“在法国的反美主义方面多少有些极端，但似乎与法国针对美国开展的文化战和媒介战是相一致的”。(43) 博维事件发生的当年11月，一个由支持者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在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对美国主导下的贸易自由化表示抗议。2000年7月，4万余名年轻人涌向米洛镇，引发了法国国内的动荡，其中2000余名抗议者由此被捕入狱。一时间，巴黎书店充斥着谴责美国文化和社会的图书。此时此刻，“公开的反美是正当的”。(44) 由此看来，这一系列表面上由经贸引发的抵制美国产品事件的背后具有很深刻的文化根源。
2000年6月在博维受审期间，民意调查结果显示，45％的调查者说他们“支持”博维的行为或对博维表示“同情”，只有4％的“反对”或“敌对”，51％的人说他们同意博维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上的立场，只有28％的人表示异议，绝大多数人赞成博维在维护法国小农场以及避免不健康食品等问题上的态度。由此事件推而广之到法国民众对全球化和“美国化”的态度，他们表示出的忧虑远远高于其他国家。2000年4月5日的民意测验表明，56％的法国人认为，全球化威胁了他们的民族认同。2000年5月的民意调查显示，法国人对全球化以“美国化”形式的到来感到特别不安：65％的法国人认为美国对法国电视节目有“过度”的影响，57％的人认为美国对法国电影有“过度”的影响，37％的人认为美国对法国音乐有“过度”的影响，34％的人认为美国对法国食品有“过度”的影响。还有一些民意测验表明，法国人比它的邻邦对“美国化”更为焦虑。在被调查的法国人中的33％说，美国大众文化是“严重的或非常严重的威胁”，而英国这一比例只占27％，德国占24％，意大利占19％。美国大众文化在年轻一代人中很有市场，但年轻的法国人似乎也具有这些忧虑，在从15发到24岁的法国人中，不少于74％的人表示，美国文化在法国的影响是“有些过分”。(45) 普通民众通常不是法国反美主义者的主体，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他们脑海中的美国形象往往是负面远远大于正面，这是在与美国的冲突出现后民众会自觉地站在本国立场上的基本原因，形成了法国反美主义行动的广泛社会基础。
结语
文化上的反美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全球现象，与全球“美国化”几乎是同时出现的，两者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因果关系。法国与很多国家一样，反美主义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精英阶层毫无例外的是反美主义的主体，但法国精英人士表现出的反美情绪之激烈与持之以恒，很少有国家能够与之相比。一项关于美国在法国公众脑海中形象的研究成果表明，就法国“知识精英而言（尤其受过文学教育的那些人），长期以来，政治上的反美主义与一种文化体的剧烈反美主义密切相连。他们的态度是基于美国大众文化（或反文化）即美国生活方式与真正的（或高雅的）文化之间截然分明的对立”。(46) 研究法国与美国的文化关系，不涉及到反美主义恐怕不仅是一个很大的缺憾，而且很难从更深的层次认清这两个国家关系的实质所在。一篇研究欧洲“美国化”的权威性文章指出，在一个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攻击十分普遍活跃，是对美国神话和符号以及美国社会模式的全面拒绝”。这就是“反美主义”概念的起源。(47)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人员索菲·默尼耶认为“法国文化认同中的一个很著名的特性就是它的反美主义”。(48) 法国的反美主义包含对美国文化的拒绝或对美国形象的贬抑，是长期滞留在人们脑海中的一种难以磨灭的情绪或情感。这样一种内含着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情绪或外化到行动上的表现说到底还是要突出法国文化的优越和地位。其实，反美主义并不是一个十分准确的概念，但反映了对美国向外传播的文化价值观的拒绝和抵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国的确在反美主义上走到了其他国家的前面。
一般而言，法国的精英人士往往无限地夸大美国文化进入法国带来的消极影响，目的是试图在法国人的心目中建立起一道牢不可破的“防疫线”，使法国人一向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本民族文化能够更加发扬光大，为世界文化的发展有所贡献。当美国大众文化席卷全球时，他们感到法兰西文明受到了很难抵御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不喜欢打上很深美国烙印的全球化，认为全球化大潮带来文化多样性的“弱化”，会导致一种受美国文化主导的全球文化的形成，这是法国文化继续传承面对的最大威胁之一。在法国政治家的讲话中，在报刊杂志发表的文章中，在学者们撰写的论著中，对全球化的批评俯拾皆是。这样一种对全球化的否定态度很难为处于全球发展边缘的国家所能理解。其实原因很简单，在法国精英们看来，全球化只是“美国化”的翻版，结果只会带来世界各国文化的“标准化”，文化的多样性将成为一元文化霸权的牺牲品，法国文化自然会在这一进程中受到不可避免的伤害，把一个具有自己特性的民族维系在一起的文化认同趋向“弱化”，更有甚者，把法国与其他国家区别开来的生活方式淹没在滚滚而来的同质化大潮之中。凡此种种都被归因于在法国人眼中很大程度上起源于美国的全球化。这样，法国人对全球化的批评主要集中到文化方面，而法国文化受到的威胁主要是来自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因此，法国人对全球化的指责实际上针对美国。
法国是一个反美主义非常强烈的国家，但在学术界并非没有异议，如罗杰写的那本影响很大的专著之目的显然是提醒国人反美主义并不符合法国的根本利益，更不利于在一个全球化不断加速的世界里法国的发展。罗杰没有明确讲明这一点，但这样一种暗示体现在全书的字里行间。最有代表性的是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让-弗朗索瓦·勒韦尔2002年出版了名为《反美主义的痴迷》的著作，(49) 从整体上考察了战后美国对外政策与全球反美主义之间密切的关系，在更深的层面上揭示了欧洲反美主义的根源及其表现，其中有很大篇幅涉及法国的反美主义。在法国学术界，勒韦尔尽管名气很大，但却与主流观点格格不入，常常以提出一些惊世骇俗的观点著称。20世纪70年代初，反美主义在全球高潮迭起，作为一个具有反美情绪悠久历史的国家，法国自然是这一全球现象的中心之一。勒韦尔当时对全球指责美国提出了异议，公开为美国辩解。30年后，已经名气很大的勒韦尔再次重复当年反法国学界主流呼声的“勇气”，在其新著中提出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面对着世界和欧洲此起彼伏的反美浪潮，勒韦尔试图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欧洲人尤其法国人把美国看作是一个“邪恶的帝国”。作为一个具有反美传统的国家，法国长期以来发挥着欧洲反美主义观点的“某种实验室”的作用。如果听政治家的讲话，观看电视和电台采访，阅读报刊文章，人们就可以发现法国文人和政治家为了培育对欧洲尤其是法国地位丧失的不满如何扭曲了美国最基本的现实。他由此试图解释欧洲特别是法国仇视美国的根本原因，把这种反美主义看作是超越了理性批评的界限。在反美主义问题上，法国学者发出异议的声音丝毫不足为怪，倒是恰恰反映了他们对反美主义话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法国学界的“忍无可忍”。这些“反反美主义”者的著作影响很大，但毕竟还是少数的声音，不足于改变法国主流对美国的消极看法。只要反美的根子还存在，反美主义就不可能在法国文人的脑海中和文笔下一笔勾销，这也正是罗杰得出了“法国的反美运动还会出现高潮的日子”(50) 结论的主要原因。
在法国，无论是通过文人笔下的“恐怖”描述或理论阐释，还是通过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从维护一个民族文化内聚力的角度讲，对美国大众文化传播的抵制具有时代的合理性，但这种传播毕竟不是类似军队入侵的有形行为，后者可以激发起全民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前者恰恰相反，它是在民众对美国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完成的。美国文化产品从表面上看与其他商品并无多大差别，并不具有像外国人手持枪炮在异国土地上横行无忌的赤裸裸入侵的特征，它们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不是靠着枪炮的威逼或压力，而是在获得身心满足的愉悦体验中实现的。这是一种潜移默化地改变传统生活方式的过程，消费这些产品的个体很难觉察到自身的变化。法国精英们尽管意识到所谓“美国化”的严重性，他们也试图通过各种方式阻止这种趋势的发展，但很难形成全民抵制的运动。只要美国文化产品对法国公众具有诱惑力或吸引力，国家采取任何积极的抵制政策最终都是很难奏效的。从这一意义上讲，“美国化”依然是法国在维护本国文化认同和生活方式时面对的严峻挑战。
注释：
① 参见王晓德：《对欧洲上层社会消极美国观的历史考察》，《欧洲研究》2006年第6期。
② James Dibenedetto, “Cultural Imperialism,” February 24, 2003.全文可在http://www. elevendayempire. com/movabletype/archives/005468, htm网址上获得。
③ Thomas K. Murphy, A Land without Castles: The Changing Image of America in Europe, 1780-1830,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1, pp.14-15.
④ Cornelius de Pauw的理论详见Antonello Gerbi, The Dispute of the New World: The History of a Polemic, 1750-1900, trans. Jeremy Moyle,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3, pp. 52-56.
⑤ 转引自John Dean and Jean-Paul Gabilliet, eds., European Readings of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6, p. xxx.
⑥ Oscar Handlin, ed., This Was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560.
⑦ André Siegfried, America Comes of Age, trans. H. H. Hemming and Doris Hemming,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27, p. 350.
⑧ 转引自Comer Vann Woodward, The Old World's New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xxi.
⑨ Jean-Philippe Mathy, “The Popularity of American Culture,” Journal of the Twentieth-Century/Contemporary French Studies, vol. 1, no. 1, (Spring 1997), p. 142.
⑩ Richard F. Kuisel, Seducing the French: The Dilemma of American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 13.
(11) Georges Duhamel, American the Menace: Scenes from the Life of the Future, chapter XV, trans. Charles Miner Thompson,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1, pp. 190-217.
(12) Donald Roy Allen, French Views of America in the 1930s,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79, p. 67.
(13) 参见菲利普·罗杰：《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吴强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2页。
(14) Ezra N. Suleiman, “Anti-Americanism and the Elite,” in Denis Lacorne, Jacques Rupnik and MarieFrance Toinet, eds., The Rise and Fall of Anti-Americanism: A Century of French Perception, Trans. Gerald Turner,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0, pp. 108-109.
(15) Jean-Philippe Mathy, Extreme-Occident: French Intellectuals and America,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p. 1-2.
(16) 转引自David Lawday, “Now French Intellectuals Love America,” New Statesman, vol. 132, no. 4656, September 22, 2003, p. 33,
(17) 转引自Kuisel, Seducing the French: The Dilemma of Americanization, p. 218.
(18) 转引自James W. Ceaser, “A Genealogy of Anti-Americanism,” Public Interest, no. 152, Summer 2003, p. 4.
(19) Roger Cohen, “Aux Armes! France Rallies To Battle Sly and T. Rex,”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 1994, p. H1.
(20) Alan Ridings, “Only the French Elite Scorn Mickey's Debut,” New York Times, April 13, 1992, pp. A1, A13.
(21) Janis Forman, “Corporate Imag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Euro Disney: Mickey Mouse and the French Press,”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vol. 7, no. 3(Summer 1998), p. 250.
(22) Jean-Philippe Mathy, French Resistance: The French-American Culture Wa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p. 17.
(23) Marconi Transatlantic Wireless Telegraph to The New York Times,“‘American Manners’Deplored by French,” New York Times, August 27, 1911, p. C3.
(24) Barry M. Rubin and Judith Colp Rubin, Hating America: A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38.
(25) Richard Pells, Not Like Us: How Europeans Have Loved, Hated, and Transformed American Culture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 193.
(26) 转引自David Ellwood, “Introduction: Historical Methods and Approaches,” in David W. Ellwood and Rob Kroes, eds., Hollywood in Europe: Experiences of a Cultural Hegemony, Amsterdam: VU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9.
(27) Kuisel, Seducing the French: The Dilemma of Americanization, p. 191; Pierre Nora, “America and the French Intellectuals,” Daedalus, vol. 107, no. 1 (Winter 1978), p. 326.
(28) “Culture Wars,” The Economist, vol. 348, no. 8085 (September 12, 1998), pp. 97-99.全文可在南开大学EBSCO数据库中查到。
(29) Pells, Not Like Us, p. 193; Philip Gordon and Sophie Meunier, The French Challenge: Adapting to Globaliz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1, p. 45.
(30) 转引自Kuisel, Seducing the French: The Dilemma of Americanization, p. 220.
(31) David Rieff, “A Global Culture?”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10, no. 4, Winter 1993/1994, p. 75; Richard F. Kuisel, “The French Cinema and Hollywood: A Case Study of Americanization,” in Heide Fehrenbach and Uta G. Poiger, eds., Transactions, Transgressions, Transformations: American Culture in Western Europe and Japan,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0, p. 221.
(32) Kuisel,“The French Cinema and Hollywood: A Case Study of Americanization,” p. 211.
(33) 转引自David W. Ellwood, “Hollywood's Star Wars,” History Today, vol. 44, no. 4(April 1994), p. 9.
(34) Pells, Not Like Us, p. 239.
(35) “Except Us,” Economist, vol. 353, no. 8141 (October 16, 1999), p. 53.
(36) Michael Dobbs, “Of Two Minds about America: 100 Years after Their Gift, the French still Hate to Love Us,” Washington Post, July 2, 1986, p. A1.
(37) Common Council for American Unity, European Beliefs Regarding the United States 1949: A Study Under the Direction of Henry Lee Munson, New York, 1949, p. 1.
(38) Kuisel, Seducing the French: The Dilemma of Americanization, pp. 35, 232.
(39) Elaine Sciolino, “Millau Journal: Above the Clouds, the French Glimpse the Old Grandeur,”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7, 2004, p. 4.
(40) José Boyé and Fran
ois Dufour, World is Not for Sale: Farmers against Junk Food,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1, p. 55.转引自 Barry M. Rubin and Judith Colp Rubin, Hating America: A History, p. 195.(41) Francis X. Rocca, “America's Multicultural Imperialism,” American Spectator, vol. 33, no. 7 (September 2000), pp. 34-35.
(42) Gordon and Meunier, The French Challenge: Adapting to Globalization, pp. 1-2.
(43) Daniel Biltereyst, “Globalisation, Americanisation and Politicisation of Media Research. Learning from a Long Tradition of Research on the Cross-cultural Influences of US Media,” p. 4. Paper for the 23rd Conference and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IAMCR 2002, 21st to 26th July 2002, Barcelona, Spain.全文可在http: //www. portalcomunicacion. com/bcn2002/n_eng/programme/prog_ind/papers/b/pdf/b008se06_bilte.pdf网址上获得。
(44) Suzanne Daley, “In Europe's Eyes, Americans Become Uglier and Uglier,” Seattle Times, April 9, 2000.全文可在http://www. commondreams. org/views/040900-106. htm网址上获得。
(45) 关于这几次民意测验的结果详见Gordon and Meunier, The French Challenge: Adapting to Globalization, pp. 2, 43.
(46) Jacques Rupnik and Muriel Humbertjean, “Imag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Public Opinion,” in Denis Lacorne, Jacques Rupnik and Marie-France Toinet, eds., The Rise and Fall of Anti-Americanism: A Century of French Perception, p. 94.
(47) David W. Ellwood, Mel Van Elteren, et al., “Questions of Cultural Exchange: The NLAS Statement on the European Reception of American Mass Culture,” in Rob Kroes, R. W. Rydell and D. F. J. Bosscher, eds., Cultural Transmissions and Receptions: American Mass Culture in Europe, Amsterdam: VU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23.
(48) Sophie Meunier, “The French Excep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79, no. 4 (July/August 2000), p. 106.
(49) 该书在2003年翻译为英文在美国出版，参见Jean-Francois Revel, Anti-Americanism, translated by Diarmid Cammell. San Francisco: Encounter Books, 2003.
(50) 菲利普·罗杰：《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第4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