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日本近世城市的兴起及其经济影响
许晓光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8期
【原文出处】《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成都)2008年3期第24～32页
【作者简介】许晓光，四川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学院教授论。(成都 610066)
【关 键 词】日本/德川幕府/城下町/商品货币经济/资本主义萌芽
中图分类号：K313.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8)03-0024－09
日本近代之所以会发生重大社会变革绝非偶然，其原因除了学术界公认的西方列强从外部对日本构成压力之外，与日本社会内部的经济逐渐转型也有着密切联系，其中近世日本城市的兴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这一因素的研究虽有所涉及，但专门的研究尚不多见。因此笔者拟从城市兴起的原因及其对日本社会经济发展乃至社会变革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作一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仁。这里的“近世”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时间概念，大致是指德川幕府统治的中期到晚期约150年的时间范围。
一
众所周知，世界历史上东西方社会发展出现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城市兴起的动因和兴起后对社会演变发挥的作用之区别。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东方社会大多是因政治军事的需求而出现了中心城市，西方社会往往是因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了城市。因此城市兴起后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也有所不同。日本近世城市的兴起则与东西方社会城市兴起的历史不尽相同，因为它与政治军事需求有关，兴起后又对经济方面乃至社会改革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耐人寻味，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本近代历史演变与亚洲其他国家出现巨大差异，向着更加接近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方向演进。
日本近世城市兴起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就是兵农分离政策的推行。在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日本武家政治的代表丰臣秀吉于1591年正式颁布身份统制令，实施兵农分离政策和固定身份的政治制度[1]165。这种制度抑制不同等级身份的人相互转化身份，尤其禁止百姓向町人转化。它将社会身份地位最高的大约200万武士集中到城镇居住，脱离自己作为食邑的农村土地“知行地”，与在农村土地上耕种的农民分离[2]11。到了德川幕府时期，为了加强对武士的控制，幕府实行这种政策更为严厉，法律上规定武士只能居住在城市中，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尤其是以军事为专职，原则上不能从事其他职业：“文武弓马之道，应专相熟习。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矣。弓马者乃武家之要枢也。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治不忘乱，何不励修炼乎？”[3]61同时实行“定府制”和“交替参觐”制度，即规定各藩的大名定期轮流到将军驻扎的江户朝见将军并居住大约一年时间，“大名、小名在江户交替所相定也，每岁夏四月中可致参觐。从者之员数近来甚多，且国都之费、且人民之劳也”[4]63。“参觐交替之仪，每岁可守所定之时节”[5]66。大名妻子还须按幕府规定长期居住江户作为人质，便于将军控制大名。
兵农分离政策的推广，使武士居住在城堡中的领主宅邸内，完全脱离了对农业生产的直接管理经营。他们的生活，侍奉他们的随从、奴仆的生活，以及往来于江户和藩地之间的日用生活品皆需要花费金钱，这一切只能靠市场交换来满足。于是武士们便将作为俸禄的大米向市场出售，以换取生活必需的金钱。在向农民征收租税时，大名武士也往往要求农民将禄米到市场换成现金缴纳。这样一来，农民种植水稻便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投放市场销售，促使大米不仅成为生活必需品，更重要的是变成商品。从下表可知近世日本大米的商品化率已达相当高的程度[6]68：
从上表反映的大米商品化率平均已达到50％，这实际上在不知不觉间便逐渐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并促使城市作为商品交换的重要场所迅速兴起。从各藩运送来的农民缴纳的年贡米源源不断地进入大阪市场囤积，再由大阪向各地销售。德川时期最初为了方便商品交换，在武士居住的没有围墙的城堡周围，逐渐兴起了从事商品交换的集市。这些集市的发展，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在这些城市中，有了专门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居民，被称为“町人”，即城镇工商业者。
因此，日本近世城市的兴起虽然最初的直接原因在于政治统治的需求，但这种需求也只能导致作为满足政治军事需求的城堡的出现。从根本上考察，城市的兴起与日本社会内部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兴起密切相关。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在“长期无战事”的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下，生产力不断发展，一些地方由于耕作技术的提高，产量的增加，产品有了剩余，农产品加工迅速崛起，市场交换逐渐活跃，为了投入市场进行交换的商品生产也逐渐兴起。以后，这种为了市场销售而进行的商品农业不仅限于水稻，而且扩大到其他农产品。日本以前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国，所以水田历来比旱地更受重视。但后来因旱地出产的经济作物可投放市场赚取更多利润，人们便转而重视旱地。时人三善庸礼在《国家损益本论》中曾描绘天保时期扩大耕地种植经济作物的状况：“辨别旱地之好坏肥瘦，应当等同于辨别水田。古代至元和八年时，多有森林、湖泊、原野、山岗、沼泽、泥淖等，但开垦为旱田耕作之事甚为少有。至今，从原野山岗森林到薮原沼淖，悉开立为田、旱地、住房用地。尤其所有空地开为旱田，是以种植五谷杂粮为所务。旱地之年贡都定为以大豆上交，现大豆进贡之外，也可用银购买……以今考见，旱地古代劣于田地，但至今价贵倍于田地，百姓专好求田地而作，可得莫大之所务。”[7]352即因为旱地可以种植大豆等价值更高的经济作物，农民更希望拥有旱地。说明农民种植经济作物的观念已在迅速加强，这也促使大量的非粮食产品成为商品投向市场。如1737年8月到1738年3月期间，在河岸批发商小松家的大福账中，报告了销往江户的商品有枥木的麻、结城和真冈的晒木棉、水户的烟草等。根据对这个时期输送的商品和货主的研究，关东农村已从自给自足性质的农业经营转变，逐渐开始与江户直接进行商品流通。当时送往江户的商品最重要的有宇都宫的干瓢、水户和大山田的烟草、真冈和下馆的晒以及鹿沼、枥木的麻丝等。这个时期的商品流通，随着北关东地区经济需要的扩大(如不可能自给的必需品糖、鱼肥、盐、酱油、衣料等)，向江户输送商品的品种和数量飞速增长，形成“江户经济圈”的萌芽。许多农民参与了商品流通，商品生产已非偶然发生，而变成经常的、有组织的经济活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地区分工，出现了专门生产一种或少数几种商品的特产地[8]14。唯物主义思想家山片蟠桃(1748-1821)1820年曾描述了这种商品生产的地区分工：“如今各国有饶于米谷者，有饶于布帛者，亦有饶于木材、纸张之类者。所以，大多数诸侯国均出产一两种大宗物产，而不能自行制造他物，必定前往都会，即与诸物交易，以满足国用。若仍不能满足，即向外国寻求，从远至一万三千里之国送货物来，以作为日用之物。虽说为升平世界，也有些过于自由。”[9]263该材料表明商品生产分工的扩大和流通范围的不断拓宽，已成为当时日本的普遍现象。
又如在广岛藩，酿酒业比较发达，这些酒不可能完全由当地消费，于是便向外地出售盈利。由于酿酒有利可图，开始由幕府垄断，到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便完全放开自由竞争。于是为了投放市场的酿酒生产逐渐兴旺，如三原地方的酒有70—80％销售到濑户内海各岛[10]181、184。而麻的生产基本上都是为了投放市场。都贺郡盐山村的麻种植面积逐年扩大，1766年为83.7反(—反为99lm[2])，占总面积的14.6％；到1876年增至170反，占总面积的30％，增长成倍。其邻村下南摩村的名主阿久津家出售麻的收入，1820年时为7两金，到1844年便增加到26两金，增长2.7倍[8]15、16。
一些商品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藩，也希望学者出谋划策，力图加快本藩工商业的发展。如著名学者海保青陵(1755-1817)便为加贺藩策划过如何发展该藩的商品经济。他提出了自己对加贺藩的经济改革方案，尤其强调要加强商品流通：“产品周转之类，对商业规模关系重大。所以只要周转，便可大为获利。但钱不上市便不能向民收买产品，不能收买也就不能使民获利。民无利便不佳，民不佳便不能大量产物。物之所以无法大量产出，因为产出它之物尚未产生。米产出少恰好相同。此乃国不富之因。欲使国富，关注他国之富乃为其术。”[11]379这是对历来重农抑商观念的否定。他对加贺藩的具体建议包括：1.建国初期以来，加贺藩采取了禁止进出口的经济政策，现随着时间推移，经济状况的变迁，已不完全适合社会的发展。应下决心积极实行进出口。2.加贺藩建国初期金钱过多，因此可以不鼓励开发天然资源和奖励产业。但随时间推移，支出增多，恐怕超过当初一百多倍。尽管如此，收入依然不变，因此造成赤字。3.即使奖励输出，也应投入力量开发天然资源和殖产兴业。同时奖励蕃民在其中的劳动。4.作为天然资源，加贺藩大量产出铅、明矾、硫磺、金银铜、水晶等。由此在给既存的产品如药材、火药、纺织品、酒等增加附加值的同时，应生产新的产品。5.应当改善销售法，藩应极力保护、致力于大量输出。6.山上有大量木材，海里有丰富的鱼类，此也可活用。应努力于海盐的大量生产。7.据调查，被禁止输出的商品如下：纸、楮、烟叶、油、油种、杂谷、大小皮革、木棉、武器、蜡、丝等。8.虽未发出输出禁止令，但按照输出禁止令由商人自发控制输出之物品包括：铅、漆、马具、马皮、牛皮、铜、古道具、茶具、刀、硝盐、硫磺、黄连、酒、盐、鱼鸟类、真棉、生丝、绢、布等。应当积极地向他国出口这些商品[12]60-61。这种商品生产及流通当然离不开发挥枢纽作用的城市的发展。因此，近世日本城市的兴起的直接原因虽与政治统治有关，但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
二
随着兵农分离政策和定府制的推行，城下町在日本迅速兴起。所谓城下町，就是围绕原来的政治军事中心城郭而兴起的城市。战国大名在统一领国的过程中，将直属自己的武士和工商业者町人集中居住于城下町。这样大量武士便按规定到城下町与町人杂居。德川时代著名学者本多利明(1744-1821)曾描述了当时的这种状况：“继承家康公意志之三代将军，确立了诸侯的参觐交代制度。此为使诸侯之妻子共住江户城下，诸侯每年轮流住江户和领地，让其照管领国政治之方法。当然有家康公深远考虑之原因。至三代继承者，成为公开之制度。一年间在国中，诸侯使各自领土人民提高产量，激励武士文武两道。各国诸侯习于在江户会合之制度，在各藩也使武士全部居住于城下町。”[13]32-33本多利明在此主要说明了城市兴起的政治原因和当时因这种政治需求而造成的江户城市兴起的状况。但由于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因而反过来又发挥着促进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作用。随着以买卖米谷为中心的国内市场的形成，町人经营的范围很快便突破了买卖大米的范围，既买卖其他商品，也从事一定程度的商品生产。町人居住的城下町因交换的需要而迅速扩大为相当规模的城市，甚至出现了像大阪、江户、京都(合称为“三都”)那样的大城市。随着各藩与大阪、江户结合的加深，推进了以年贡米和各地特产为主要商品的全国市场的形成。在大阪、江户等主要城市，承担商品流通的批发商人，取代了织丰时期从事朱印船贸易的豪商。
其中大阪成为德川时代商业发展最为突出的城市，同时也是商品流通的中心。大阪和江户不同，它并非政治统治中心，而是依靠工商业发展兴起的大城市。大阪集中了来自各藩的年贡米、商人米和特产，其发展速度惊人。各藩在大阪的库藏每年达到上百万石左右。为了收藏各地运送来的商品并向全国各地销售，大阪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专职商业人员：负责管理收藏大米和各类商品的仓库“藏屋敷”，向各地发送商品者的“藏元”，负责收取出售大米和商品换来的钱财并将这些钱财交送到江户和各藩者称为“银挂屋”，简称“挂屋”。他们本来是领主和武士的手下人员，但后来逐渐被町人所取代。从事这类职业最著名的是大阪的鸿池家族，他们通过承包买卖禄米和其他商品，积累了巨额财富。同时，为了向各地批发商品，还出现了专职批发商“问屋”。藏元挂屋等御用商人通过掮客，在北浜(以后为堂岛)出售。运送到大阪的不仅有大米，还有各地需要的其他商品，如棉花、油菜籽、蓝玉、木材、干燥鱼肥、布匹等。它们不仅要销售到各地，也要满足大阪城市居民自身的消费[1]187。这样，日本的非农业人口数量急剧增加，构成了必须依赖于市场交换而生活的庞大消费人群，促使国内市场逐渐形成。17世纪中到18世纪初，大阪批发商逐渐组成了承担主要商品集散功能的棉花、油菜籽、蓝玉、木材、干燥鱼肥等商品销售的同业公会组织。还组成了专门向江户运送货物的批发商组织共24组[1]188。工商业的兴旺带来了大阪城市的繁荣，由此使大量财富流入大阪。据山片蟠桃描述：“近年国内金银渐多，半数以上均聚于大坂(阪)，所以全国以该城为最富饶的地方。东西诸侯都到大坂来筹借资金。北西、和中路各诸侯国的米谷，也都聚集于大坂。而且红毛人经由中国将药材及砂糖等运到大坂，然后再转售于全国各地。因此之故，多数经营均萃聚于此。”[14]58这里的“红毛人”即以荷兰人为主的欧洲人，说明大阪还担当起了国际贸易的重任。城市繁荣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人口迅速增加。商业贸易的频繁，使大阪市的人口由1625年时近28万，激增到1709年38万多人。
与大阪发展并行，京都也完成了新变化。这里也广泛成立了购物批发店，油、漆、纸、棉花、盐、鱼等按商品类别的批发店纷纷成立，同时又出现了长崎批发商、朝鲜批发商那样的输入品批发店。仅输入白线的西阵机业，1705年机房便达2000间，相关的人口在17世纪后期便超过了1万人。京都也是工艺品生产的全国中心地。这种发展使京都由传统的政治都市向工商业城市转化。人口到18世纪初达到35万[1]191。
作为政治中心的幕府所在地江户，也迅速向经济中心转化。为了满足江户日趋增长的庞大人口群的生活需要，大量商品与年贡米从全国各地运送到江户。德川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荻生徂徕(1666-1728)曾对江户规模的迅速扩大表示惊叹：“江户城的范围年年扩大，没有谁批准，执勤管理人员中谁也没有注意过，不知不觉之间，北到千住，南到品川，居民住户的房屋连成了片。”[15]366江户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不仅是政治中心，而且逐渐与大阪齐名，成为商业大都市，完成了由政治中心向政治经济中心的转化。1693年城镇人口已有35万，1721年便超过了50万，合并武家人口可达100万。为了满足如此庞大人群的正常消费乃至部分人的奢侈消费，必须要有规模巨大的商品经济。城市的扩大又反过来刺激了商品经济的扩大和繁荣。在江户，以大传马街的棉花批发店为首，各种货物批发店十分发达。它们在向江户的小商贩提供商品的同时，还充当对关东、东北各地批发店的中介。而且，到17世纪末，与菱垣回船等大阪商人对抗，处理降价货物的江户各批发店组成了10组批发店，另一方面，白木店、越后店等大型零售店开业。
这样，“三都的商业、金融组织从17世纪中期到后期迅速形成和整备，形成了幕藩制社会的市场构造的框架。它基本上具有这么一种特殊构造：使中世纪末以来萌芽的农村内部的社会分工、市场关系解体，让农村手工业者、商人集中居住于城下町，使商品经济与传统农业经济决裂，将集中于大名手中的年贡米和特产物投放市场交换……三都的发展给予农民经济以很强烈的刺激，也带来了与幕藩制经济构造原理相对抗的农民商品经济的发展”[16][1]192。
大城市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中小城市商品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当时的贸易范围迅速扩大，不仅在“三都”这样的大城市交易十分活跃，其他城市也加入进国内市场。同时，商品交易已逐渐超出了城市之间双边贸易的范围，构成不同藩和不同城市之间的多边贸易的繁荣格局。海保青陵对这种格局曾有分析：“根据商品之不同，作为大宗货物，应当运往大阪。但并非只能在大阪、京都、大津之类的市场，而不能在其他市场出售。假若是大城市，任何地方皆能交易。而且，与其他城市一交易，不仅出售本方之商品，而且还可将该城市之货物便宜购入。另外，不仅将本国货物卖往别国，将别国之货物买入本国，也可以将别国之货物卖往其他国家。让商人从事买卖，并非国家之耻。”[11]464如小城市桐生，到1840年，尽管人口仅有3300人，但“购绢商组合、帐簿店组合、当铺组合、纺织品店组合、小花纹染房组合、丝织品店组合、续麻店组合等成立，以至明显准备了工商业城市的体制”，甚至威胁到以纺织业闻名的西阵之地位[16]219。若干这样的小城市经济实力的汇合，对于整个近世日本商品经济的繁荣有着不可小视的作用。
三
城市的兴起对日本近世商品货币经济发挥出巨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较大规模的中心城市，更是向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大部地区辐射着自己的市场功能和金融功能。根据上述情况分析，其市场功能大致表现在以下多个方面：
(一)对市场的调节功能。如大阪对全国的大米市场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山片蟠桃曾谈到大阪大米市场的这种作用：“五畿七道之米谷没有不送往大坂者。其中关东、奥州、东海道之米谷虽然进入江户，但原本是因其不足而由大坂补充的。因此若江户米少，则由大坂多送，若江户米多则少送。所以如血液在江户大坂之间畅通，价格不受影响。”[9]267这种将年贡米投往市场进行的频繁交易使“领主经济以年贡米的商品化为起点，全面地卷入到商品经济中”[1]198。
(二)对市场的规范功能。商品交易中由于双方利益不同，必然会产生一些矛盾。为了规范市场，促使商品交易顺利进行，这时开始出现一些较早的市场规约。例如随着桐生近郊“大开开绢市”的开张，桐生、伊势崎、前桥、藤冈、武州八幡一带的商人们汇集在一起，于1703年制定了《市场规约》，大意包括：1.所谓绢市，最多可开两间大屋(门市)；2.关于丝棉等货物的质量、价格，在开市前应当订立合同；3.按以前规矩建立的古老市场，在商人市场之外的其余街道是否不留一人，可斟酌。[17]83说明这时市场机制开始逐渐趋向规范。
(三)促进国际贸易开展的功能。在城市的带动下，不仅国内市场逐渐形成，国际贸易也已开始出现苗头。如第九、十两代将军时担任幕府老中笔头的田沼意次(1719-1788)就提出打破“锁国”，鼓励出口的主张：“日本在长崎与荷兰、中国正进行交易，但仅有输入品，没有输出品。由日本出口的仅有金、银、铜等重要金属类。必须将流出的金、银铜等收回。为此，要提高日本产品的附加价值，更加积极地向外国出售。”[12]28一些藩已开始冲破幕府禁止与中国、荷兰以外国家通商的规定，致力加强商品生产，发展国际贸易。如萨摩藩主岛津齐彬(1809－1858)认为“曾祖父时在许多感兴趣的地方实行西洋化。我决不那样。而要投入资金，使鹿儿岛工业化，由此将优质产品逐渐向国外输出”[12]40-41。萨摩藩的工业产品举世闻名的是雕花玻璃。雕花玻璃当时本是德国制品最优秀，但岛津齐彬指导的萨摩雕花玻璃制品则优于其水平，其高技术甚至影响到世界玻璃制品的产出。
除上述商品流通领域的功能外，城市的另一重大功能必须重点阐述，这就是其向城乡四周辐射的金融功能。商品交易的活跃，势必导致城乡货币经济迅速成长。在自然经济下那种物物交换的方式已被抛弃，货币经济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伸向了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当时一些做买卖的商人常出现资金短缺无法周转的情况，于是一些拥有货币的商人便向其放贷。如麻批发商源左卫门1759年从下总国八日市场忠五郎那里借入货物购买资金100两，以弥补购买资金不足。“这种购买金的提前借贷，从江户、常总的需求市场到当地批发商，又从当地批发商通过中间商向生产者推广，使北关东的特产商品生产受到刺激，其范围和密度扩大”[8]14-15。
随着商品交易日益频繁，这种购前贷款的范围日益扩大。如加东郡近藤家文书的记载，表现出近世贷款范围逐年扩大的趋势。文书将贷款分为几个时期：第一期从1748到1760年，贷款范围均在4公里以内。说明市场狭小，商业活动不发达。第二期从1761到1771年，贷款范围开始扩大，出现了14公里以外的3处贷款地方，但贷款的80％仍在加东郡。第三期范围更加扩大，加东郡只占了57％，其余均贷往外郡。到第七期时，14公里以外的贷款已达58％，本郡只占到42％，说明货币市场范围进一步扩大[18]52-56。这种贷款的利息相对较高，据统计，1786－1789年，最高利率可达50％，以后逐渐降低，到1867年，仍然达到平均29.2％[18]143、344。商业资本向大名的贷款数额也逐年增加。如京都的商人三井家向纪州藩贷款，由1719年的6万贯逐年增加，到1774年，达到655000贯。年利率最低9.6％，最高达15％[19]39表、45。
货币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导致货币替代物的出现，如大阪商人以藩商品提货单为担保向大名贷款。德川中期以后，在大阪，幕藩藏物交易的昌盛压迫了批发商的商品，大阪商人也不再把资金投向批发商。他们认为，藏物交易的昌盛是幕藩当局取代了批发商的结果，他们的资金伴随藩营专卖的发达，也就取代以前的批发店而向藩当局贷出，这是德川中期以后的大名贷的由来。在大阪，直接与各藩发生金融关系的町人比较少，他们在兑换商中地位重要。他们以将来回收为目的，用大米、砂糖、蜡的提货单之类的预藏提单为担保，对各藩进行贷款。这是最普遍的方式，这就产生了融通支票[7]442。还有一些藩由官方发行“藩扎”，即只能在藩内流通的货币。
在商品经济中心大阪，代替货币的票据十分流行。发行票据者是一些从事商业后积聚了巨额财富的兑换商。在德川时代的大阪，可用白银直接进行交易，而金币是限制流通的。但向兑换商进行现金存款时，用的是黄金，交易时又必须将黄金兑换成白银。故进行金银兑换的兑换商是不可缺的[7]419。而随着交易的活跃和日益频繁，携带现金长途跋涉进行交易十分不便，也不安全，于是兑换商便扩大业务，发行货币的替代物票据。普通兑换商称为“本两替”，经营兑换、买卖金银、存款、贷款、票据、汇兑等业务。总数约有120到200家左右。在天保年间(1830－1843)，其中拥有资本20万两以上者达50多家[20]252。
近世日本把票据称为“手形”，是因为票据有“备忘录”、金额、本文、年月日和印章、署名以及记名人(票据领受人或票据支付人)等五方面内容，仿佛人的五指并列状态。据说票据是由宽永五年在大阪开业的天王寺屋五兵卫开始发行的[7]336。当时在大阪流行的主要有汇票、存款票据、付款票据、支票、大发票、期票、提货单据等7种票据[7]407。在各种商业交易中，票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茶叶产地山城、大和、伊贺、近江、丹波、纪伊等地，其交易流行被称为“汇兑付”的方法。即货主在运送其货物的同时，将卖价通知批发店，批发店将卖价的7－9成作为定金，汇款给货主，货物销售完毕后，计算金额，将余额汇去。除此方法以外，批发商还以产地为对象，作为押金进行若干提前借贷。煤炭业也类似，批发店在从日向、土佐、纪伊、伊予、伯耆、大分等产地购买煤炭时，习惯于将若干资金(称为山手金)提前贷给产地，山方以炭山作抵押。这样批发商确保有煤炭，将炭卖完以后清算山手金[7]394。这种票据盛行的状况当时人也有记载。如海保青陵介绍：“这样在大阪，终究金钱很多，因此各家大名制作了称为米提单的票据，以此借钱。所以在真正的钱之外，还有称作米提单的财宝。此外，还有称为支票的东西，类似汇票。将应当从鸿池店领受的钱，不领钱而领票据。或将此票据向饭馆出示，假定向加岛店出示，即便将此票据带到饭馆，带到加岛店，也可换成钱。因此领受者不马上换钱，在其他需要用钱时再用票据。应当收钱者只要有上述票据，任何时候皆可换钱，也可作他用。这就是所谓支票。这样，在金钱之外，在米提单之外，又有所谓支票的财宝。”[11]377习78
发行票据的兑换商一般资金比较雄厚，当时要组建正式兑换店铺，“在天保时有20万两以上的兑换店50余处，其金额可说不低于今天的1亿元”[7]429注4。当然有些兑换商发行的兑付票据往往会超过实际拥有的现金。他们把自己的资金向他人放贷，也把别人的资金吸收过来向他人放贷。而且还会“向社会宣传有上千两，实际只有二三百两”[7]407。这样若发生挤兑，难免出现空头支票。幕府为了保证银账票据能够顺利流通，严厉取缔那些发行空头票、强行使债务者发行空头票据而引起投诉以及拒绝兑换支票正银的兑换商[7]440-441。
兑换商通过贷款控制了藩商品的销售。如大阪兑换商向德山藩贷款，德山藩每年欠债近600贯白银，所以德山藩每年的4000石禄米送到大阪，由大阪商人控制其销售[7]443。伴随着交易扩大，在鸿池十人兑换以下，兑换商又分化为本兑换、钱兑换等，同步成长发展。兑换、汇兑、票据大量涌现，定金、贷款等十分流行，同时通过向大名贷款获取了巨额利润。随着城市金融功能的充分发挥，货币经济在德川时代的日本达到相当繁荣的程度。
四
近世日本城市的兴起对日本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首先表现在带动了农村经济进一步改变自给自足的性质而向市场经济转化。由于商品货币经济深入到城乡各地，以前的实物年贡逐渐被货币年贡所替代，许多居住在城市的领主逐渐改变了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从聚敛实物转向追求货币，以满足自己日益奢侈的生活需求。对于这种转向，太宰春台(1680-1747)有生动的描绘：“当今天下之人，不分贵贱皆集于江户，成为旅客。故用金银满足万事之用已成为习俗。非旅客者也如旅客，不以米谷布帛为宝，而以金银为宝。不管田野山林，只要有金银，便不思获取米谷布帛。如今只为金银之世界，米谷不足充朝夕之饭食，布帛不足充衣服。其余皆由金银办理大事小事、用度一时。故天下之人珍视金银百倍于昔日。如今若只有米谷布帛而金银匮乏，则不能立于世。不仅小民之贱者，士大夫以上、连诸侯国之君亦然。如今所有高级武士和大名，皆如商贾，偏金银满足万事之用。故想方设法获取金银，看作当今之急务。获取金银之术莫如做买卖最方便。当代早已有某些藩用经营买卖以供国用来弥补其禄食。”[21]47该材料反映了以前依赖农本经济为生的藩，已转向经商来弥补从土地上获得俸禄之不足，以维持藩的财政。表明货币经济已经对德川时代传统自给自足的农本经济构成了强烈的冲击，对社会性质的转变影响巨大。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为：1.由于正常务农的农民必须将用于缴纳年贡的实物通过市场交换成货币，从而受到商人的多一层剥削。受到货币经济打击的小农经济走向凋敝。2.在小农生产方式衰落的同时，促使更多农民转向商品货币经济。“商品货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侵入，从初期以居住在城下町的特权商人为核心的‘领主性商品货币经济’，直到转变成以乡间商人和经营‘商业性农业’的直接生产者农民为主体的‘农民性商品货币经济”[17]10。一些农民在经营商品农业的过程中迅速积累起了大量财富，成为豪农。这样，传统的以将农民固着于不能自由买卖的土地上和向农民收取年贡米的幕藩体制的基础受到严重破坏而趋于崩溃。3.不少属于统治集团的武士开始转变观念，冲破幕府不准武士经商的规定，涉足商品货币经济，这不仅限于相对贫困的下级武士，而且一些藩主、大名也热衷于此。
其次促进了资本主义因素在日本城乡萌芽。在城乡交换频繁、商品货币经济繁荣的基础上，日本的早期资本主义因素也随之悄然萌芽。它既表现在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内，更表现在城市中的“问屋”(批发商)控制的小规模手工工场中。如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畿内和尾张棉织业发展中，便出现了早期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畿内棉织业最发达的和泉商人提供原棉给农村手工家庭，让其纺纱织布，然后支付现金工资。以加工35匁原棉为一个工，支付工资为4匁到4兔5分银。另外在棉织业和丝织业中，采用将织机出租给小手工生产者以组织纺织生产的形式比较流行。被称为“织元”的资本家将织机出租给手工业者并提供原料，按交付制成品的多少支付工资。19世纪30年代，和泉地方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为普遍。共有织元约40家，出租织机约1000台，生产棉布达17万多反(1匁大约为1钱，1反大约为做1套和服的布料)[22]97。1786年和泉送往大阪的棉花为20万反，到文久时期(1861-1863)激增为200万反。在1790年岸和田藩的告示中有“女皆招聘多数”，表明存在招聘女工从事纺织的小型纺织工场。和泉国宇多大津村1840年前后有288户村民，完全从事农业的有197家，兼营农业的有28家，脱离农业的有66家，其中有28家是靠工资为生的日雇工[23]32。到1843年，以宇多大津村为首的棉纺工业已十分有名。该村277户中有235户与棉纺工业有关，占85％。其中14户工场家族劳动46人，雇工47人，共93人，平均一户7人。最大的一户为家族劳动4人，雇工23人。雇佣劳力的主体是每天拿工资的织工，仅村内就有30户。另有家内雇工9户，纺线164户。可见纺织批发制家内工业已广泛成立[24]51。
18世纪末在尾张开始的丝棉生产，在化政时期(1804-1829)从结城地方引进丝棉的同时，引进了先进的高机而显著发展。1844年，在鹤多须官所管内的42村，有纺织店322户，纺织机1435台，另有休闲机322台。纺织机出租471台，在工场内的内机964台。其中心地区的起村，有内机5台以上的放置店10家，雇佣50人，最大者为内机6台，雇佣10人。在小信中岛村，一户制造业有内机9台，出租17台。天保以后日益发展。从同一官所内主要的28村看，1844年纺织店有315户，纺织机1496台。到明治初，激增到629户和6199台(分别增长了99.6％和314％)[25]149。这种雇佣工人进行商品生产，并付给工资的形态，可视为早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它已从本质上有别于将农民固着于土地上，向其征收年贡的传统经济形态。
桐生的“蹙机”制织技术由于1738年从西阵引进“高机”和织纱绫的技术而飞跃发展。加之在1783年由岩濑吉兵卫发明“水力八丁车”和天保年间(1830－1843)由其孙笠原吉郎完成“捻丝八丁车”[17]80，使当地具备了纺织高级绢织物的条件，生产力迅速提高。其主要的生产形态，是在批发商支配下，雇佣工人进行劳动生产的那种纺织业流行的批发店制家内工业。到18世纪末以后，大多数皆利用雇佣劳动力，按照基于自营工场中的分工协作，推进了染色、纺织的全部过程，产生了一部分有实力的纺织商经营的制造业。同时，又将这种相对先进的生产形态和纺织工业技术传到其他地方。如以前仅作为农家副业的八王子的绢织物，由于从桐生引进了高机技术而发展，雇工进行的绢织业也在以秩父为首的北武藏一带流行，到天明年间(1781-1788)已经建立了25所绢市[1]227。这些纺织老板的多数以前皆为村官“里正”(庄屋)或“名主”。现在他们雇佣劳力经营纺织业，成为与城市里的町人有共同利益的豪农。1824年2月的“桐生织店组合掟”里可以看到这种规定：“男女雇工同日花功夫于张线机制造等”，“召男女织工十数人，从事机业”。还有在1835年2月桐生的“机屋共始末附书”写道：“往古者，百姓业余之时，妇女们养蚕取丝织绸度日。随着近年逐渐繁荣，养蚕等相互竞争，靠近者不计其数。也由他国买入丝，以至许多丝批发店出现。机屋皆各自大量招聘织机女及缲丝引纹等作为职业。”[17]79从这些记载可看出，当时繁盛的桐生纺织店经营，基于雇佣劳动的分工与协作已经萌芽。而租赁织机从事生产也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经营规模也迅速扩大。如1846年在山田郡广泽村有33间机房、127台织机，最大的一家拥有12台。这种经营规模伴随着雇工人数的增加。18世纪中期桐生市丝织机屋的2700人，其中上织200人、中织200人、并织100人、引纹200人等，若加上缲丝和机修工，雇工人数远远大于此数[17]80。在丝织业方面，19世纪60年代，信州地方出现了新的生产工具“坐缫器”。小手工业者无力自己购买，织元便将坐缫器出租给他们，同时提供原料。这种方式在桐生和福岛地方也不少见[22]102-104。
使用雇佣工人从事生产的行业不仅限于纺织业，在其他行业也有事例可寻。如建筑业，不可能由在乡的农民完成，只能招聘身份相对自由的城市工人从事。专家研究了当时建筑业的工人工资的升降情况。据统计，在京都，日雇工人的工资从1740至1760年总趋势几乎未变。但从1790到1820年，则呈明显上升趋势。而建筑业工人工资的上升相对滞后大约2、3年。到19世纪20年代前期，由于物价相对下降，建筑工人工资相对上升。但从19世纪20年代后半期到1854年，物价快速上升，雇工的工资相对下降。1854年以后，工资虽然也有较快上升，但比起急速高涨的物价来，建筑工人的收入还是相对降低[26]27、215、224。雇佣这些工人并组织生产的城市的批发商和农村的豪农，便成为最早的工业资本家。甚至在家内服务方面，雇工现象也越来越普遍。荻生徂徕曾谈到有期限雇工的增加、社会关系逐渐松弛的状况：“近年，有期限的轮换合同工盛行，奴仆在武家已绝迹，就连农民家也很少见了。……人们皆喜欢轮换合同工……雇工可自由出入主人之家。”[15]397、398可见这种没有人身束缚的雇佣关系已非个别现象。日本早期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虽然随着城市的兴起而普遍存在，但却非常微弱，在传统封建经济为主的社会中只能如茫茫大海里的几点孤岛。但它的出现却预示着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总之，城市的兴起及其对商品货币经济的促进，一方面与幕藩体制赖以生存的基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矛盾，另一方面在客观上又是这种体制能够得以维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必然引起与旧体制相矛盾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最终将导致日本发生根本性的社会变革。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8期
【原文出处】《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成都)2008年3期第24～32页
【作者简介】许晓光，四川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学院教授论。(成都 610066)
| 【内容提要】 | 明治维新前，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的近世日本，由于“兵农分离”政策的推行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以从事工商业经济为主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兴起，促进了日本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并促使日本产生了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为即将到来的重大社会变革奠定了物质基础。 |
日本近代之所以会发生重大社会变革绝非偶然，其原因除了学术界公认的西方列强从外部对日本构成压力之外，与日本社会内部的经济逐渐转型也有着密切联系，其中近世日本城市的兴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这一因素的研究虽有所涉及，但专门的研究尚不多见。因此笔者拟从城市兴起的原因及其对日本社会经济发展乃至社会变革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作一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仁。这里的“近世”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时间概念，大致是指德川幕府统治的中期到晚期约150年的时间范围。
一
众所周知，世界历史上东西方社会发展出现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城市兴起的动因和兴起后对社会演变发挥的作用之区别。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东方社会大多是因政治军事的需求而出现了中心城市，西方社会往往是因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了城市。因此城市兴起后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也有所不同。日本近世城市的兴起则与东西方社会城市兴起的历史不尽相同，因为它与政治军事需求有关，兴起后又对经济方面乃至社会改革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耐人寻味，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本近代历史演变与亚洲其他国家出现巨大差异，向着更加接近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方向演进。
日本近世城市兴起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就是兵农分离政策的推行。在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日本武家政治的代表丰臣秀吉于1591年正式颁布身份统制令，实施兵农分离政策和固定身份的政治制度[1]165。这种制度抑制不同等级身份的人相互转化身份，尤其禁止百姓向町人转化。它将社会身份地位最高的大约200万武士集中到城镇居住，脱离自己作为食邑的农村土地“知行地”，与在农村土地上耕种的农民分离[2]11。到了德川幕府时期，为了加强对武士的控制，幕府实行这种政策更为严厉，法律上规定武士只能居住在城市中，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尤其是以军事为专职，原则上不能从事其他职业：“文武弓马之道，应专相熟习。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矣。弓马者乃武家之要枢也。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治不忘乱，何不励修炼乎？”[3]61同时实行“定府制”和“交替参觐”制度，即规定各藩的大名定期轮流到将军驻扎的江户朝见将军并居住大约一年时间，“大名、小名在江户交替所相定也，每岁夏四月中可致参觐。从者之员数近来甚多，且国都之费、且人民之劳也”[4]63。“参觐交替之仪，每岁可守所定之时节”[5]66。大名妻子还须按幕府规定长期居住江户作为人质，便于将军控制大名。
兵农分离政策的推广，使武士居住在城堡中的领主宅邸内，完全脱离了对农业生产的直接管理经营。他们的生活，侍奉他们的随从、奴仆的生活，以及往来于江户和藩地之间的日用生活品皆需要花费金钱，这一切只能靠市场交换来满足。于是武士们便将作为俸禄的大米向市场出售，以换取生活必需的金钱。在向农民征收租税时，大名武士也往往要求农民将禄米到市场换成现金缴纳。这样一来，农民种植水稻便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投放市场销售，促使大米不仅成为生活必需品，更重要的是变成商品。从下表可知近世日本大米的商品化率已达相当高的程度[6]68：
从上表反映的大米商品化率平均已达到50％，这实际上在不知不觉间便逐渐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并促使城市作为商品交换的重要场所迅速兴起。从各藩运送来的农民缴纳的年贡米源源不断地进入大阪市场囤积，再由大阪向各地销售。德川时期最初为了方便商品交换，在武士居住的没有围墙的城堡周围，逐渐兴起了从事商品交换的集市。这些集市的发展，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在这些城市中，有了专门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居民，被称为“町人”，即城镇工商业者。
因此，日本近世城市的兴起虽然最初的直接原因在于政治统治的需求，但这种需求也只能导致作为满足政治军事需求的城堡的出现。从根本上考察，城市的兴起与日本社会内部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兴起密切相关。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在“长期无战事”的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下，生产力不断发展，一些地方由于耕作技术的提高，产量的增加，产品有了剩余，农产品加工迅速崛起，市场交换逐渐活跃，为了投入市场进行交换的商品生产也逐渐兴起。以后，这种为了市场销售而进行的商品农业不仅限于水稻，而且扩大到其他农产品。日本以前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国，所以水田历来比旱地更受重视。但后来因旱地出产的经济作物可投放市场赚取更多利润，人们便转而重视旱地。时人三善庸礼在《国家损益本论》中曾描绘天保时期扩大耕地种植经济作物的状况：“辨别旱地之好坏肥瘦，应当等同于辨别水田。古代至元和八年时，多有森林、湖泊、原野、山岗、沼泽、泥淖等，但开垦为旱田耕作之事甚为少有。至今，从原野山岗森林到薮原沼淖，悉开立为田、旱地、住房用地。尤其所有空地开为旱田，是以种植五谷杂粮为所务。旱地之年贡都定为以大豆上交，现大豆进贡之外，也可用银购买……以今考见，旱地古代劣于田地，但至今价贵倍于田地，百姓专好求田地而作，可得莫大之所务。”[7]352即因为旱地可以种植大豆等价值更高的经济作物，农民更希望拥有旱地。说明农民种植经济作物的观念已在迅速加强，这也促使大量的非粮食产品成为商品投向市场。如1737年8月到1738年3月期间，在河岸批发商小松家的大福账中，报告了销往江户的商品有枥木的麻、结城和真冈的晒木棉、水户的烟草等。根据对这个时期输送的商品和货主的研究，关东农村已从自给自足性质的农业经营转变，逐渐开始与江户直接进行商品流通。当时送往江户的商品最重要的有宇都宫的干瓢、水户和大山田的烟草、真冈和下馆的晒以及鹿沼、枥木的麻丝等。这个时期的商品流通，随着北关东地区经济需要的扩大(如不可能自给的必需品糖、鱼肥、盐、酱油、衣料等)，向江户输送商品的品种和数量飞速增长，形成“江户经济圈”的萌芽。许多农民参与了商品流通，商品生产已非偶然发生，而变成经常的、有组织的经济活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地区分工，出现了专门生产一种或少数几种商品的特产地[8]14。唯物主义思想家山片蟠桃(1748-1821)1820年曾描述了这种商品生产的地区分工：“如今各国有饶于米谷者，有饶于布帛者，亦有饶于木材、纸张之类者。所以，大多数诸侯国均出产一两种大宗物产，而不能自行制造他物，必定前往都会，即与诸物交易，以满足国用。若仍不能满足，即向外国寻求，从远至一万三千里之国送货物来，以作为日用之物。虽说为升平世界，也有些过于自由。”[9]263该材料表明商品生产分工的扩大和流通范围的不断拓宽，已成为当时日本的普遍现象。
又如在广岛藩，酿酒业比较发达，这些酒不可能完全由当地消费，于是便向外地出售盈利。由于酿酒有利可图，开始由幕府垄断，到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便完全放开自由竞争。于是为了投放市场的酿酒生产逐渐兴旺，如三原地方的酒有70—80％销售到濑户内海各岛[10]181、184。而麻的生产基本上都是为了投放市场。都贺郡盐山村的麻种植面积逐年扩大，1766年为83.7反(—反为99lm[2])，占总面积的14.6％；到1876年增至170反，占总面积的30％，增长成倍。其邻村下南摩村的名主阿久津家出售麻的收入，1820年时为7两金，到1844年便增加到26两金，增长2.7倍[8]15、16。
一些商品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藩，也希望学者出谋划策，力图加快本藩工商业的发展。如著名学者海保青陵(1755-1817)便为加贺藩策划过如何发展该藩的商品经济。他提出了自己对加贺藩的经济改革方案，尤其强调要加强商品流通：“产品周转之类，对商业规模关系重大。所以只要周转，便可大为获利。但钱不上市便不能向民收买产品，不能收买也就不能使民获利。民无利便不佳，民不佳便不能大量产物。物之所以无法大量产出，因为产出它之物尚未产生。米产出少恰好相同。此乃国不富之因。欲使国富，关注他国之富乃为其术。”[11]379这是对历来重农抑商观念的否定。他对加贺藩的具体建议包括：1.建国初期以来，加贺藩采取了禁止进出口的经济政策，现随着时间推移，经济状况的变迁，已不完全适合社会的发展。应下决心积极实行进出口。2.加贺藩建国初期金钱过多，因此可以不鼓励开发天然资源和奖励产业。但随时间推移，支出增多，恐怕超过当初一百多倍。尽管如此，收入依然不变，因此造成赤字。3.即使奖励输出，也应投入力量开发天然资源和殖产兴业。同时奖励蕃民在其中的劳动。4.作为天然资源，加贺藩大量产出铅、明矾、硫磺、金银铜、水晶等。由此在给既存的产品如药材、火药、纺织品、酒等增加附加值的同时，应生产新的产品。5.应当改善销售法，藩应极力保护、致力于大量输出。6.山上有大量木材，海里有丰富的鱼类，此也可活用。应努力于海盐的大量生产。7.据调查，被禁止输出的商品如下：纸、楮、烟叶、油、油种、杂谷、大小皮革、木棉、武器、蜡、丝等。8.虽未发出输出禁止令，但按照输出禁止令由商人自发控制输出之物品包括：铅、漆、马具、马皮、牛皮、铜、古道具、茶具、刀、硝盐、硫磺、黄连、酒、盐、鱼鸟类、真棉、生丝、绢、布等。应当积极地向他国出口这些商品[12]60-61。这种商品生产及流通当然离不开发挥枢纽作用的城市的发展。因此，近世日本城市的兴起的直接原因虽与政治统治有关，但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
二
随着兵农分离政策和定府制的推行，城下町在日本迅速兴起。所谓城下町，就是围绕原来的政治军事中心城郭而兴起的城市。战国大名在统一领国的过程中，将直属自己的武士和工商业者町人集中居住于城下町。这样大量武士便按规定到城下町与町人杂居。德川时代著名学者本多利明(1744-1821)曾描述了当时的这种状况：“继承家康公意志之三代将军，确立了诸侯的参觐交代制度。此为使诸侯之妻子共住江户城下，诸侯每年轮流住江户和领地，让其照管领国政治之方法。当然有家康公深远考虑之原因。至三代继承者，成为公开之制度。一年间在国中，诸侯使各自领土人民提高产量，激励武士文武两道。各国诸侯习于在江户会合之制度，在各藩也使武士全部居住于城下町。”[13]32-33本多利明在此主要说明了城市兴起的政治原因和当时因这种政治需求而造成的江户城市兴起的状况。但由于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因而反过来又发挥着促进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作用。随着以买卖米谷为中心的国内市场的形成，町人经营的范围很快便突破了买卖大米的范围，既买卖其他商品，也从事一定程度的商品生产。町人居住的城下町因交换的需要而迅速扩大为相当规模的城市，甚至出现了像大阪、江户、京都(合称为“三都”)那样的大城市。随着各藩与大阪、江户结合的加深，推进了以年贡米和各地特产为主要商品的全国市场的形成。在大阪、江户等主要城市，承担商品流通的批发商人，取代了织丰时期从事朱印船贸易的豪商。
其中大阪成为德川时代商业发展最为突出的城市，同时也是商品流通的中心。大阪和江户不同，它并非政治统治中心，而是依靠工商业发展兴起的大城市。大阪集中了来自各藩的年贡米、商人米和特产，其发展速度惊人。各藩在大阪的库藏每年达到上百万石左右。为了收藏各地运送来的商品并向全国各地销售，大阪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专职商业人员：负责管理收藏大米和各类商品的仓库“藏屋敷”，向各地发送商品者的“藏元”，负责收取出售大米和商品换来的钱财并将这些钱财交送到江户和各藩者称为“银挂屋”，简称“挂屋”。他们本来是领主和武士的手下人员，但后来逐渐被町人所取代。从事这类职业最著名的是大阪的鸿池家族，他们通过承包买卖禄米和其他商品，积累了巨额财富。同时，为了向各地批发商品，还出现了专职批发商“问屋”。藏元挂屋等御用商人通过掮客，在北浜(以后为堂岛)出售。运送到大阪的不仅有大米，还有各地需要的其他商品，如棉花、油菜籽、蓝玉、木材、干燥鱼肥、布匹等。它们不仅要销售到各地，也要满足大阪城市居民自身的消费[1]187。这样，日本的非农业人口数量急剧增加，构成了必须依赖于市场交换而生活的庞大消费人群，促使国内市场逐渐形成。17世纪中到18世纪初，大阪批发商逐渐组成了承担主要商品集散功能的棉花、油菜籽、蓝玉、木材、干燥鱼肥等商品销售的同业公会组织。还组成了专门向江户运送货物的批发商组织共24组[1]188。工商业的兴旺带来了大阪城市的繁荣，由此使大量财富流入大阪。据山片蟠桃描述：“近年国内金银渐多，半数以上均聚于大坂(阪)，所以全国以该城为最富饶的地方。东西诸侯都到大坂来筹借资金。北西、和中路各诸侯国的米谷，也都聚集于大坂。而且红毛人经由中国将药材及砂糖等运到大坂，然后再转售于全国各地。因此之故，多数经营均萃聚于此。”[14]58这里的“红毛人”即以荷兰人为主的欧洲人，说明大阪还担当起了国际贸易的重任。城市繁荣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人口迅速增加。商业贸易的频繁，使大阪市的人口由1625年时近28万，激增到1709年38万多人。
与大阪发展并行，京都也完成了新变化。这里也广泛成立了购物批发店，油、漆、纸、棉花、盐、鱼等按商品类别的批发店纷纷成立，同时又出现了长崎批发商、朝鲜批发商那样的输入品批发店。仅输入白线的西阵机业，1705年机房便达2000间，相关的人口在17世纪后期便超过了1万人。京都也是工艺品生产的全国中心地。这种发展使京都由传统的政治都市向工商业城市转化。人口到18世纪初达到35万[1]191。
作为政治中心的幕府所在地江户，也迅速向经济中心转化。为了满足江户日趋增长的庞大人口群的生活需要，大量商品与年贡米从全国各地运送到江户。德川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荻生徂徕(1666-1728)曾对江户规模的迅速扩大表示惊叹：“江户城的范围年年扩大，没有谁批准，执勤管理人员中谁也没有注意过，不知不觉之间，北到千住，南到品川，居民住户的房屋连成了片。”[15]366江户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不仅是政治中心，而且逐渐与大阪齐名，成为商业大都市，完成了由政治中心向政治经济中心的转化。1693年城镇人口已有35万，1721年便超过了50万，合并武家人口可达100万。为了满足如此庞大人群的正常消费乃至部分人的奢侈消费，必须要有规模巨大的商品经济。城市的扩大又反过来刺激了商品经济的扩大和繁荣。在江户，以大传马街的棉花批发店为首，各种货物批发店十分发达。它们在向江户的小商贩提供商品的同时，还充当对关东、东北各地批发店的中介。而且，到17世纪末，与菱垣回船等大阪商人对抗，处理降价货物的江户各批发店组成了10组批发店，另一方面，白木店、越后店等大型零售店开业。
这样，“三都的商业、金融组织从17世纪中期到后期迅速形成和整备，形成了幕藩制社会的市场构造的框架。它基本上具有这么一种特殊构造：使中世纪末以来萌芽的农村内部的社会分工、市场关系解体，让农村手工业者、商人集中居住于城下町，使商品经济与传统农业经济决裂，将集中于大名手中的年贡米和特产物投放市场交换……三都的发展给予农民经济以很强烈的刺激，也带来了与幕藩制经济构造原理相对抗的农民商品经济的发展”[16][1]192。
大城市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中小城市商品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当时的贸易范围迅速扩大，不仅在“三都”这样的大城市交易十分活跃，其他城市也加入进国内市场。同时，商品交易已逐渐超出了城市之间双边贸易的范围，构成不同藩和不同城市之间的多边贸易的繁荣格局。海保青陵对这种格局曾有分析：“根据商品之不同，作为大宗货物，应当运往大阪。但并非只能在大阪、京都、大津之类的市场，而不能在其他市场出售。假若是大城市，任何地方皆能交易。而且，与其他城市一交易，不仅出售本方之商品，而且还可将该城市之货物便宜购入。另外，不仅将本国货物卖往别国，将别国之货物买入本国，也可以将别国之货物卖往其他国家。让商人从事买卖，并非国家之耻。”[11]464如小城市桐生，到1840年，尽管人口仅有3300人，但“购绢商组合、帐簿店组合、当铺组合、纺织品店组合、小花纹染房组合、丝织品店组合、续麻店组合等成立，以至明显准备了工商业城市的体制”，甚至威胁到以纺织业闻名的西阵之地位[16]219。若干这样的小城市经济实力的汇合，对于整个近世日本商品经济的繁荣有着不可小视的作用。
三
城市的兴起对日本近世商品货币经济发挥出巨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较大规模的中心城市，更是向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大部地区辐射着自己的市场功能和金融功能。根据上述情况分析，其市场功能大致表现在以下多个方面：
(一)对市场的调节功能。如大阪对全国的大米市场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山片蟠桃曾谈到大阪大米市场的这种作用：“五畿七道之米谷没有不送往大坂者。其中关东、奥州、东海道之米谷虽然进入江户，但原本是因其不足而由大坂补充的。因此若江户米少，则由大坂多送，若江户米多则少送。所以如血液在江户大坂之间畅通，价格不受影响。”[9]267这种将年贡米投往市场进行的频繁交易使“领主经济以年贡米的商品化为起点，全面地卷入到商品经济中”[1]198。
(二)对市场的规范功能。商品交易中由于双方利益不同，必然会产生一些矛盾。为了规范市场，促使商品交易顺利进行，这时开始出现一些较早的市场规约。例如随着桐生近郊“大开开绢市”的开张，桐生、伊势崎、前桥、藤冈、武州八幡一带的商人们汇集在一起，于1703年制定了《市场规约》，大意包括：1.所谓绢市，最多可开两间大屋(门市)；2.关于丝棉等货物的质量、价格，在开市前应当订立合同；3.按以前规矩建立的古老市场，在商人市场之外的其余街道是否不留一人，可斟酌。[17]83说明这时市场机制开始逐渐趋向规范。
(三)促进国际贸易开展的功能。在城市的带动下，不仅国内市场逐渐形成，国际贸易也已开始出现苗头。如第九、十两代将军时担任幕府老中笔头的田沼意次(1719-1788)就提出打破“锁国”，鼓励出口的主张：“日本在长崎与荷兰、中国正进行交易，但仅有输入品，没有输出品。由日本出口的仅有金、银、铜等重要金属类。必须将流出的金、银铜等收回。为此，要提高日本产品的附加价值，更加积极地向外国出售。”[12]28一些藩已开始冲破幕府禁止与中国、荷兰以外国家通商的规定，致力加强商品生产，发展国际贸易。如萨摩藩主岛津齐彬(1809－1858)认为“曾祖父时在许多感兴趣的地方实行西洋化。我决不那样。而要投入资金，使鹿儿岛工业化，由此将优质产品逐渐向国外输出”[12]40-41。萨摩藩的工业产品举世闻名的是雕花玻璃。雕花玻璃当时本是德国制品最优秀，但岛津齐彬指导的萨摩雕花玻璃制品则优于其水平，其高技术甚至影响到世界玻璃制品的产出。
除上述商品流通领域的功能外，城市的另一重大功能必须重点阐述，这就是其向城乡四周辐射的金融功能。商品交易的活跃，势必导致城乡货币经济迅速成长。在自然经济下那种物物交换的方式已被抛弃，货币经济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伸向了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当时一些做买卖的商人常出现资金短缺无法周转的情况，于是一些拥有货币的商人便向其放贷。如麻批发商源左卫门1759年从下总国八日市场忠五郎那里借入货物购买资金100两，以弥补购买资金不足。“这种购买金的提前借贷，从江户、常总的需求市场到当地批发商，又从当地批发商通过中间商向生产者推广，使北关东的特产商品生产受到刺激，其范围和密度扩大”[8]14-15。
随着商品交易日益频繁，这种购前贷款的范围日益扩大。如加东郡近藤家文书的记载，表现出近世贷款范围逐年扩大的趋势。文书将贷款分为几个时期：第一期从1748到1760年，贷款范围均在4公里以内。说明市场狭小，商业活动不发达。第二期从1761到1771年，贷款范围开始扩大，出现了14公里以外的3处贷款地方，但贷款的80％仍在加东郡。第三期范围更加扩大，加东郡只占了57％，其余均贷往外郡。到第七期时，14公里以外的贷款已达58％，本郡只占到42％，说明货币市场范围进一步扩大[18]52-56。这种贷款的利息相对较高，据统计，1786－1789年，最高利率可达50％，以后逐渐降低，到1867年，仍然达到平均29.2％[18]143、344。商业资本向大名的贷款数额也逐年增加。如京都的商人三井家向纪州藩贷款，由1719年的6万贯逐年增加，到1774年，达到655000贯。年利率最低9.6％，最高达15％[19]39表、45。
货币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导致货币替代物的出现，如大阪商人以藩商品提货单为担保向大名贷款。德川中期以后，在大阪，幕藩藏物交易的昌盛压迫了批发商的商品，大阪商人也不再把资金投向批发商。他们认为，藏物交易的昌盛是幕藩当局取代了批发商的结果，他们的资金伴随藩营专卖的发达，也就取代以前的批发店而向藩当局贷出，这是德川中期以后的大名贷的由来。在大阪，直接与各藩发生金融关系的町人比较少，他们在兑换商中地位重要。他们以将来回收为目的，用大米、砂糖、蜡的提货单之类的预藏提单为担保，对各藩进行贷款。这是最普遍的方式，这就产生了融通支票[7]442。还有一些藩由官方发行“藩扎”，即只能在藩内流通的货币。
在商品经济中心大阪，代替货币的票据十分流行。发行票据者是一些从事商业后积聚了巨额财富的兑换商。在德川时代的大阪，可用白银直接进行交易，而金币是限制流通的。但向兑换商进行现金存款时，用的是黄金，交易时又必须将黄金兑换成白银。故进行金银兑换的兑换商是不可缺的[7]419。而随着交易的活跃和日益频繁，携带现金长途跋涉进行交易十分不便，也不安全，于是兑换商便扩大业务，发行货币的替代物票据。普通兑换商称为“本两替”，经营兑换、买卖金银、存款、贷款、票据、汇兑等业务。总数约有120到200家左右。在天保年间(1830－1843)，其中拥有资本20万两以上者达50多家[20]252。
近世日本把票据称为“手形”，是因为票据有“备忘录”、金额、本文、年月日和印章、署名以及记名人(票据领受人或票据支付人)等五方面内容，仿佛人的五指并列状态。据说票据是由宽永五年在大阪开业的天王寺屋五兵卫开始发行的[7]336。当时在大阪流行的主要有汇票、存款票据、付款票据、支票、大发票、期票、提货单据等7种票据[7]407。在各种商业交易中，票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茶叶产地山城、大和、伊贺、近江、丹波、纪伊等地，其交易流行被称为“汇兑付”的方法。即货主在运送其货物的同时，将卖价通知批发店，批发店将卖价的7－9成作为定金，汇款给货主，货物销售完毕后，计算金额，将余额汇去。除此方法以外，批发商还以产地为对象，作为押金进行若干提前借贷。煤炭业也类似，批发店在从日向、土佐、纪伊、伊予、伯耆、大分等产地购买煤炭时，习惯于将若干资金(称为山手金)提前贷给产地，山方以炭山作抵押。这样批发商确保有煤炭，将炭卖完以后清算山手金[7]394。这种票据盛行的状况当时人也有记载。如海保青陵介绍：“这样在大阪，终究金钱很多，因此各家大名制作了称为米提单的票据，以此借钱。所以在真正的钱之外，还有称作米提单的财宝。此外，还有称为支票的东西，类似汇票。将应当从鸿池店领受的钱，不领钱而领票据。或将此票据向饭馆出示，假定向加岛店出示，即便将此票据带到饭馆，带到加岛店，也可换成钱。因此领受者不马上换钱，在其他需要用钱时再用票据。应当收钱者只要有上述票据，任何时候皆可换钱，也可作他用。这就是所谓支票。这样，在金钱之外，在米提单之外，又有所谓支票的财宝。”[11]377习78
发行票据的兑换商一般资金比较雄厚，当时要组建正式兑换店铺，“在天保时有20万两以上的兑换店50余处，其金额可说不低于今天的1亿元”[7]429注4。当然有些兑换商发行的兑付票据往往会超过实际拥有的现金。他们把自己的资金向他人放贷，也把别人的资金吸收过来向他人放贷。而且还会“向社会宣传有上千两，实际只有二三百两”[7]407。这样若发生挤兑，难免出现空头支票。幕府为了保证银账票据能够顺利流通，严厉取缔那些发行空头票、强行使债务者发行空头票据而引起投诉以及拒绝兑换支票正银的兑换商[7]440-441。
兑换商通过贷款控制了藩商品的销售。如大阪兑换商向德山藩贷款，德山藩每年欠债近600贯白银，所以德山藩每年的4000石禄米送到大阪，由大阪商人控制其销售[7]443。伴随着交易扩大，在鸿池十人兑换以下，兑换商又分化为本兑换、钱兑换等，同步成长发展。兑换、汇兑、票据大量涌现，定金、贷款等十分流行，同时通过向大名贷款获取了巨额利润。随着城市金融功能的充分发挥，货币经济在德川时代的日本达到相当繁荣的程度。
四
近世日本城市的兴起对日本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首先表现在带动了农村经济进一步改变自给自足的性质而向市场经济转化。由于商品货币经济深入到城乡各地，以前的实物年贡逐渐被货币年贡所替代，许多居住在城市的领主逐渐改变了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从聚敛实物转向追求货币，以满足自己日益奢侈的生活需求。对于这种转向，太宰春台(1680-1747)有生动的描绘：“当今天下之人，不分贵贱皆集于江户，成为旅客。故用金银满足万事之用已成为习俗。非旅客者也如旅客，不以米谷布帛为宝，而以金银为宝。不管田野山林，只要有金银，便不思获取米谷布帛。如今只为金银之世界，米谷不足充朝夕之饭食，布帛不足充衣服。其余皆由金银办理大事小事、用度一时。故天下之人珍视金银百倍于昔日。如今若只有米谷布帛而金银匮乏，则不能立于世。不仅小民之贱者，士大夫以上、连诸侯国之君亦然。如今所有高级武士和大名，皆如商贾，偏金银满足万事之用。故想方设法获取金银，看作当今之急务。获取金银之术莫如做买卖最方便。当代早已有某些藩用经营买卖以供国用来弥补其禄食。”[21]47该材料反映了以前依赖农本经济为生的藩，已转向经商来弥补从土地上获得俸禄之不足，以维持藩的财政。表明货币经济已经对德川时代传统自给自足的农本经济构成了强烈的冲击，对社会性质的转变影响巨大。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为：1.由于正常务农的农民必须将用于缴纳年贡的实物通过市场交换成货币，从而受到商人的多一层剥削。受到货币经济打击的小农经济走向凋敝。2.在小农生产方式衰落的同时，促使更多农民转向商品货币经济。“商品货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侵入，从初期以居住在城下町的特权商人为核心的‘领主性商品货币经济’，直到转变成以乡间商人和经营‘商业性农业’的直接生产者农民为主体的‘农民性商品货币经济”[17]10。一些农民在经营商品农业的过程中迅速积累起了大量财富，成为豪农。这样，传统的以将农民固着于不能自由买卖的土地上和向农民收取年贡米的幕藩体制的基础受到严重破坏而趋于崩溃。3.不少属于统治集团的武士开始转变观念，冲破幕府不准武士经商的规定，涉足商品货币经济，这不仅限于相对贫困的下级武士，而且一些藩主、大名也热衷于此。
其次促进了资本主义因素在日本城乡萌芽。在城乡交换频繁、商品货币经济繁荣的基础上，日本的早期资本主义因素也随之悄然萌芽。它既表现在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内，更表现在城市中的“问屋”(批发商)控制的小规模手工工场中。如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畿内和尾张棉织业发展中，便出现了早期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畿内棉织业最发达的和泉商人提供原棉给农村手工家庭，让其纺纱织布，然后支付现金工资。以加工35匁原棉为一个工，支付工资为4匁到4兔5分银。另外在棉织业和丝织业中，采用将织机出租给小手工生产者以组织纺织生产的形式比较流行。被称为“织元”的资本家将织机出租给手工业者并提供原料，按交付制成品的多少支付工资。19世纪30年代，和泉地方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为普遍。共有织元约40家，出租织机约1000台，生产棉布达17万多反(1匁大约为1钱，1反大约为做1套和服的布料)[22]97。1786年和泉送往大阪的棉花为20万反，到文久时期(1861-1863)激增为200万反。在1790年岸和田藩的告示中有“女皆招聘多数”，表明存在招聘女工从事纺织的小型纺织工场。和泉国宇多大津村1840年前后有288户村民，完全从事农业的有197家，兼营农业的有28家，脱离农业的有66家，其中有28家是靠工资为生的日雇工[23]32。到1843年，以宇多大津村为首的棉纺工业已十分有名。该村277户中有235户与棉纺工业有关，占85％。其中14户工场家族劳动46人，雇工47人，共93人，平均一户7人。最大的一户为家族劳动4人，雇工23人。雇佣劳力的主体是每天拿工资的织工，仅村内就有30户。另有家内雇工9户，纺线164户。可见纺织批发制家内工业已广泛成立[24]51。
18世纪末在尾张开始的丝棉生产，在化政时期(1804-1829)从结城地方引进丝棉的同时，引进了先进的高机而显著发展。1844年，在鹤多须官所管内的42村，有纺织店322户，纺织机1435台，另有休闲机322台。纺织机出租471台，在工场内的内机964台。其中心地区的起村，有内机5台以上的放置店10家，雇佣50人，最大者为内机6台，雇佣10人。在小信中岛村，一户制造业有内机9台，出租17台。天保以后日益发展。从同一官所内主要的28村看，1844年纺织店有315户，纺织机1496台。到明治初，激增到629户和6199台(分别增长了99.6％和314％)[25]149。这种雇佣工人进行商品生产，并付给工资的形态，可视为早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它已从本质上有别于将农民固着于土地上，向其征收年贡的传统经济形态。
桐生的“蹙机”制织技术由于1738年从西阵引进“高机”和织纱绫的技术而飞跃发展。加之在1783年由岩濑吉兵卫发明“水力八丁车”和天保年间(1830－1843)由其孙笠原吉郎完成“捻丝八丁车”[17]80，使当地具备了纺织高级绢织物的条件，生产力迅速提高。其主要的生产形态，是在批发商支配下，雇佣工人进行劳动生产的那种纺织业流行的批发店制家内工业。到18世纪末以后，大多数皆利用雇佣劳动力，按照基于自营工场中的分工协作，推进了染色、纺织的全部过程，产生了一部分有实力的纺织商经营的制造业。同时，又将这种相对先进的生产形态和纺织工业技术传到其他地方。如以前仅作为农家副业的八王子的绢织物，由于从桐生引进了高机技术而发展，雇工进行的绢织业也在以秩父为首的北武藏一带流行，到天明年间(1781-1788)已经建立了25所绢市[1]227。这些纺织老板的多数以前皆为村官“里正”(庄屋)或“名主”。现在他们雇佣劳力经营纺织业，成为与城市里的町人有共同利益的豪农。1824年2月的“桐生织店组合掟”里可以看到这种规定：“男女雇工同日花功夫于张线机制造等”，“召男女织工十数人，从事机业”。还有在1835年2月桐生的“机屋共始末附书”写道：“往古者，百姓业余之时，妇女们养蚕取丝织绸度日。随着近年逐渐繁荣，养蚕等相互竞争，靠近者不计其数。也由他国买入丝，以至许多丝批发店出现。机屋皆各自大量招聘织机女及缲丝引纹等作为职业。”[17]79从这些记载可看出，当时繁盛的桐生纺织店经营，基于雇佣劳动的分工与协作已经萌芽。而租赁织机从事生产也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经营规模也迅速扩大。如1846年在山田郡广泽村有33间机房、127台织机，最大的一家拥有12台。这种经营规模伴随着雇工人数的增加。18世纪中期桐生市丝织机屋的2700人，其中上织200人、中织200人、并织100人、引纹200人等，若加上缲丝和机修工，雇工人数远远大于此数[17]80。在丝织业方面，19世纪60年代，信州地方出现了新的生产工具“坐缫器”。小手工业者无力自己购买，织元便将坐缫器出租给他们，同时提供原料。这种方式在桐生和福岛地方也不少见[22]102-104。
使用雇佣工人从事生产的行业不仅限于纺织业，在其他行业也有事例可寻。如建筑业，不可能由在乡的农民完成，只能招聘身份相对自由的城市工人从事。专家研究了当时建筑业的工人工资的升降情况。据统计，在京都，日雇工人的工资从1740至1760年总趋势几乎未变。但从1790到1820年，则呈明显上升趋势。而建筑业工人工资的上升相对滞后大约2、3年。到19世纪20年代前期，由于物价相对下降，建筑工人工资相对上升。但从19世纪20年代后半期到1854年，物价快速上升，雇工的工资相对下降。1854年以后，工资虽然也有较快上升，但比起急速高涨的物价来，建筑工人的收入还是相对降低[26]27、215、224。雇佣这些工人并组织生产的城市的批发商和农村的豪农，便成为最早的工业资本家。甚至在家内服务方面，雇工现象也越来越普遍。荻生徂徕曾谈到有期限雇工的增加、社会关系逐渐松弛的状况：“近年，有期限的轮换合同工盛行，奴仆在武家已绝迹，就连农民家也很少见了。……人们皆喜欢轮换合同工……雇工可自由出入主人之家。”[15]397、398可见这种没有人身束缚的雇佣关系已非个别现象。日本早期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虽然随着城市的兴起而普遍存在，但却非常微弱，在传统封建经济为主的社会中只能如茫茫大海里的几点孤岛。但它的出现却预示着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总之，城市的兴起及其对商品货币经济的促进，一方面与幕藩体制赖以生存的基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矛盾，另一方面在客观上又是这种体制能够得以维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必然引起与旧体制相矛盾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最终将导致日本发生根本性的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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