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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结构主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韩琦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8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8年2期第86～97页
【作者简介】韩琦，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天津 300071）
【关 键 词】拉美结构主义/拉美经委会主义/发展主义/凯恩斯主义
在拉美结构主义研究中，有几个需要系统梳理和深入探讨的关键性问题，即何谓“拉美的结构主义”？为何“拉美结构主义”有多种称谓？拉美结构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是何种关系？拉美结构主义的主要内容究竟有哪些？如何评价拉美结构主义的影响？本文试图对这几个问题作出初步的分析和回答。
一、“拉美结构主义”的概念及其多种称谓的原因
何谓“拉美结构主义”？为何在国内外的有关文献中，“拉美结构主义”有时还被称作“拉美经委会主义”、“普雷维什主义”、“拉美发展主义”等，为何这些概念被联系在了一起？它们之问究竟是什么关系？笔者认为研究拉美结构主义，首先需要梳理清楚这几个概念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首先，何谓“拉美结构主义”？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从结构主义谈起。结构主义是由结构主义方法论联系起来的一种现代西方哲学思潮。这种结构主义方法论认为，“一种结构的构成因素之间的关系比单个因素更重要……在构成结构的因素之间有一种有规律的、系统的和有秩序的关系”。根据基特和尤里的研究，结构主义要素至少有以下5种：即认为每个体系必须作为一套有组织的相互关联的因素来研究，不能分解为单个因素研究；试图辨认在直接能够观察到和认知到的社会现实背后的深层结构；赞同符号学，后者强调在现实中观察到的事件或事物的意义只是形式上的或社会结构上的而不是自然的；坚持用二元对立的方法分析体系；认为结构随着时间变化，因此经济现象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意义①。结构主义的影响涉及多个学科，其中包括经济学，尤其是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的一种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思想。它的早期代表人物都坚持“结构主义”方法论，注重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特殊性的分析，强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非均衡状态。因此，被称为“结构主义学派”。钱纳里曾指出：“结构主义思路试图确认，是发展中经济的刚性、滞后和其他结构特征影响了经济调整和发展政策的选择”，“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一些最初的结构假说是由罗森斯坦-罗丹、纳克斯、刘易斯、普雷维什、辛格和缪尔达尔等人提出的，他们解释了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失业、在特定的财产需求和生产功能基础上的收入分配的恶化，以及经济行为的特殊性等现象，在这类工作中的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关于导致稳定增长和理想收入分配的价格均衡机制的失败”。②钱纳里提到的这些代表人物除了纳克斯以外，其他都是迈耶介绍的第一代的“发展经济学的先驱”③他们一般都持有结构主义思路。
如果说“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们大多来自发达国家的话，而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拉丁美洲的结构主义学派则是发展中国家土生土长的。普雷维什提出的中心—外围理论，认为世界经济是由中心和外围两极构成的，它们的生产结构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外围生产结构的特点是异质性(即先进的出口部门和落后的维持生计部门共存)和专业化(即集中于一两种主要初级产品的生产，生产部门缺乏横向的补充和纵向的联系)。与此相对应，中心的生产结构则具有均质性和多样化的特点。中心和外围在生产结构上的差异性就成为它们在传统的国际分工中各自发挥不同作用的基础，从而表现为一种用粮食和原料换取工业品的国际贸易形式。从这种关于生产结构差异性的基本观点出发，又派生出了许多其他的观点。罗德里格斯认为，这种最初的概念是拉美结构主义观点之源④。另外，通货膨胀理论为拉美经委会理论以结构主义著称也做出了贡献。1956年胡安·诺约拉发表了一篇文章，力陈通货膨胀不是货币现象，而是以下两种因素之间互相作用的结果，一种是由于结构僵化而产生的“基本通胀压力”，另一种是竞争的收入要求产生的“增殖机制”。1958年奥斯瓦尔多·松克尔发展了这个思想，他认为：“基本通胀压力根本上受经济制度僵化和固定的结构局限性所决定。事实上，某些生产部门缺乏弹性不能适应需求的变化(或者简言之，生产性资源缺乏流动性和价格体系的功能缺陷)是结构性通货膨胀不平衡的主要原因。”⑤这种对通货膨胀原因的结构分析是首先从拉美学者开始的，因此，这被称为拉美通货膨胀的“特殊的结构主义理论”。根据赫尔希曼的研究，“结构主义”这一名词是在诺约拉1956年的文章中首次出现的。⑥
结构主义的结构分析方法与历史分析方法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⑦。普雷维什的贸易条件恶化论就是来自对历史统计资料所做的长波分析。而“中心—外、围”概念也是来自对拉美经济史的动力的感悟。罗纳德·V.A.斯普劳特在他的文章中，对普雷维什在方法论上的贡献作了很好的概括，他写到，普雷维什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世界的方法，“这种方法包括三个环节：空间的、时间的和跨学科的”。前两个环节构成了他早期著作的基础，在后期的著作中则包括了所有三个环节。他的最大的贡献之一来源于他将外围的前景和中心的经济相连，并在分析局部时将其视为整体组成部分的这样一个结构，亦即空间上的联系。时间上的联系是指他的历史方法，即倾向于从昨天的事件中寻求线索，以解答今天的趋势。他的方法中的第三个环节是致力于更好地了解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即跨学科的方法论⑧。
其次，为何拉美的结构主义亦被称作“拉美经委会主义”或“普雷维什主义”？这种称呼主要同拉美结构主义思想的创立者相联系。1948年2月联合国成立了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其坐落在智利的圣地亚哥，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分布在五大洲的经济委员会之一。这里集结了一支由来自拉美各国的优秀知识分子组成的社会科学家团队，他们被一种共同的目的和问题所驱动，结果形成了一种关于拉美发展问题的地区性观点，拉美结构主义思想最初就是作为拉美经委会关注拉美发展的主要障碍和提出克服这些障碍的政策建议而出现的。虽然拉美经委会的理论主要是集体力量的结晶，但劳尔·普雷维什显然是该组织中最杰出的领军人物。他从1949年开始到1963年一直担任该委员会的执行秘书，指导该委员会的工作。后来，他担任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首届会议的主席，当该组织正式成为一个联合国机构时又担任了第一任秘书长(1964-1969年)，于是他不再仅仅是拉美而是整个第三世界的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在拉美经委会的初创年代，他将一批年轻学者集结在他的麾下，包括塞尔索·富尔塔多、阿尼瓦尔·平托、胡安·诺约拉·巴斯科斯、奥斯瓦尔多·松克尔、达德利·西尔斯等人，他们后来都发表了关于结构主义理论的重要论著。当许多学者在酝酿结构主义理论的时候，普雷维什最初的思想在启动这一观点时是非常重要的，他的影响甚至扩大到了拉美以外的地方。他写的《拉美的经济发展和其主要问题》被赫尔希曼贴上了“拉美经委会宣言”的标签，他还是《1949年拉美经济概览》一书的主要作者。这些著作都是拉美结构主义的经典之作。在刚开始的时候，拉美经委会并没有着手要建立一种系统的和统一的发展理论。理论化和系统化的任务发生在后来，并且不是专门地由拉美经委会来完成的，松克尔和巴斯在他们1970年出版的著作中，对拉美经济思想的演变作了最初的梳理。由于拉美经委会采用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形成了外围国家经济发展的一整套经济理论和政策，因此，拉美的结构主义经济思想亦被称为“拉美经委会理论”或“拉美经委会主义”。广义的拉美经委会主义者还包括了接受过拉美经委会训练班培训的人们以及拥护拉美经委会观点的人们⑨。鉴于普雷维什在拉美经委会理论形成中所起到的领军人物的作用和他作为执行秘书的领导地位，拉美经委会主义有时亦被人们称作“普雷维什主义”。
再次，拉美的结构主义经常被称作“拉美的发展主义”的原因，一般来说，拉美结构主义同发展主义的内涵具有一致性，只不过这两种提法的视角不同。如果说称其为“结构主义”主要是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加以强调的话，那么称其为“发展主义”则主要是从思想内涵的角度给予强调的。
从思想内涵的角度看，拉美经委会思想的主旋律就是发展。1970年普雷维什对“发展主义”这一概念作了如下的阐述：“发展主义可以解释为相信不需要大的变革就能加速当前的发展步伐，并确信社会不均将会在发展的强大动力中逐步消除，重要的是发展。”⑩据阿道弗·古里埃里的研究，普雷维什在拉美经委会的早期论著中所提出的发展思想，可以分为三个主要方面，一是他为发展下的定义；二是他对拉美发展所作的阐述；三是他提出的行动建议(11)。普雷维什认为发展的定义主要是指“技术进步及其成果”。发展既是分析范畴，又是社会目的。他把技术进步理解为采取更有效的生产方法使劳动力实际生产率水平有所提高的过程，其主要成果当然是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此外，还有技术进步及其成果的分配问题。他认为技术进步应该比较均匀地分布于整个经济结构，避免其集中于某些行业、部门或企业。生产率的增长应当涉及到全部劳动力。技术进步比较均衡地分布决定着它的成果的比较平均地分配。他的发展定义的突出特点是，既要考虑劳动力实际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及其比较均匀地分布，又要考虑收入水平的提高及其平均分配。他随后提出的行动建议的核心就是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政策保护“幼稚工业”的发展，为实现工业化创造良好的环境。
强调政府干预经济，强调政府主导下的有意识的自主发展是发展主义的突出特征。“发展主义为了发展的目的而要求大量增加政府开支，因而具有某种凯恩斯主义的味道，但由于它把国家看作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的重要角色，从而走得更远。国家被当成了通过经济计划化和工业化而推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先锋”(12)。美国学者爱德华·威廉斯指出，当代拉美思潮认为国家行动是最有效地利用拉美资源的手段。至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职能，主要包括制定规划(或计划)，依靠国家为重要的发展项目提供资金；对极为重要的工业和资源实行国有化(13)。巴西经济学家里卡多·比尔斯克乌斯基认为，发展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工业化作为发展的途径，“发展主义是一种建立在工业资本积累战略基础上的克服欠发达状况的意识形态”(14)。有的学者认为，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柱有以下4个方面：一是“渐进性”的历史观；二是认为社会发展必然要经过工业化；三是强调国家不仅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而且应承担社会整合的职能，因而必须扩大它的活动领域；四是“文化理性化”思想，即作为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的结果而带来的文化理性化，将导致政治秩序的稳定化，并消除政治专制主义形式。(15)这些观点都强调了发展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特征。但广义的发展主义其内涵比拉美结构主义更宽泛，它是一种意识形态，不仅仅包括经济发展的内容，还包括了政治发展、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等方面的内容，以至在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中都出现了专门研究发展问题的分支。
上述可见，拉美结构主义、拉美经委会主义、普雷维什主义、发展主义是从不同的角度对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拉美经委会提出的关于经济发展思想的称谓，“拉美经委会主义”、“普雷维什主义”强调了思想理论的创立者，“拉美结构主义”则是从这一思想的方法论角度加以强调的，而“发展主义”是从这一思想的内涵强调的，但比较而言，发展主义的内涵更加宽泛。
二、拉美结构主义与凯恩斯主义
拉美结构主义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它还受到了其他一些理论的影响，包括凯恩斯主义、李斯特主义、马克思主义、制度主义、现代化理论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凯恩斯主义的影响。
首先，拉美结构主义部分地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理论。据拉美经济思想史学家奥雷斯特·波佩斯库的研究，普雷维什与凯恩斯主义有不解之缘，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影响了他的思想，那就是西尔维奥·格塞尔。此人是德国人，在19世纪末移民到阿根廷，并出版了《币制改革为通向社会国家之桥梁》、《经由自由土地和自由货币实现的自然经济秩序》等著作，被凯恩斯称为凯恩斯经济学的先驱之一。波佩斯库说，普雷维什的非正统思想与格塞尔的非正统思想有“非常密切”的关系(16)。当凯恩斯的《通论》出版后，普雷维什进行了系统地研究，除了发表文章介绍凯恩斯的理论外，还于1947年在墨西哥出版了用西班牙文写成的《凯恩斯介绍》一书，使他作为经济学家在拉美的声誉大大提高(17)。 凯恩斯理论在对新古典正统理论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条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思路，即由国家出面建立一种管理体制，通过公共政策对经济进行积极干预，以避免自由市场出现的种种弊端。这种国家干预主义的思路深深影响了普雷维什。普雷维什在晚年曾谈到：“凯恩斯指出了一种积累与投资之间的非均衡倾向，从另一方面标志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贡献。或许我不会看到，由于技术变革破坏了积累与投资的平衡，而提高消费倾向会带来巨大动力。我认为凯恩斯的最大贡献是为应对经济大危机而推荐了一种基于政府开支和投资的扩张性政策，现在回过头来看，他的巨大文学天赋、精力和优美的散文，在某种情况下已经出类拔萃地表现在了严谨的科学上。”(18)结构主义理论的中心思想就是强调国家干预，通过国家干预纠正结构失衡。凯恩斯也不否定市场机制，但认为这一机制如果要运行得好的话则需要由国家政策来加以刺激和引导。同时，凯恩斯主义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单一经济学”的“坚冰”，认为至少有两种经济学，第一种是正统经济学，其经济分析的假定条件是充分就业，第二种经济学的假定条件是人力和物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后一种情况为拉美经委会提出的关于拉美需要实施基本上不同于工业化国家的政策提供了合法性依据(19)。
其次，凯恩斯主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股国际思潮，是拉美结构主义提倡国家干预的大环境。20世纪40年代以来，西欧和北美都开始采纳凯恩斯的建议，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形成了所谓的“战后凯恩斯共识”，西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福利政策，并对国家经济加强管理，以至于有学者称正确的经济管理可以避免另一次大危机。凯恩斯主义也开始在发展理论中找到了市场。第三世界的经济学家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通论》，许多人在发达国家的大学中受到了训练，而在这些大学中凯恩斯理论已经非常流行。“到40年代早期，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流行于拉美的学术界，并且很快就影响了政府决策。这个理论为起始于40年代后期的扩大需求的政策提供了大量依据”(20)。同时，苏联中央计划的明显成功，苏联工业的快速发展，以及苏联体制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而赢得的声誉，导致许多西方学者对国家主义产生了兴趣。在这种影响下，新思潮出现在第三世界的学术界，特别是国家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则得到了极大的支持。
再次，国家干预主义在拉美国家历史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为凯恩斯主义扎根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西班牙的殖民主义理论强调国家对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的主动权和控制权。独立后的一段时间国家至上思想有所减退，但是19世纪后期的实证主义又重新提出了国家主动权的一些内容(21)。1929年大萧条来临后，拉美主要国家的政府开始放弃自由放任的原则，普遍实行了国家干预主义政策。如巴西瓦加斯上台后，加强国家对经济的领导和计划，通过了“兴建公共工程与加强国防建设的五年计划”，并通过没收外资企业和由政府投资以及与外国联合投资兴建了一批国有企业。墨西哥卡德纳斯政府对外国石油公司实行国有化，开展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并改革政党体制和教育体制，为进口替代工业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阿根廷庇隆上台后，提出“经济独立”和“国有化”的口号，推行工业化的“五年计划”。智利为加快进口替代工业化，1939年成立了“生产开发公司”(它后来成为掌管所有智利国有企业的总公司)，先后在钢铁、能源、甜菜糖业、公用事业等部门建立起了生产企业，同时成立了国家发展银行。到拉美经委会成立时，拉美新的国家干预主义实践持续了将近20年。拉美结构主义理论实际上是对前一阶段拉美实践的总结和认可，并为这种实践提供了理论上的合理性和进一步的指导。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拉美结构主义的衰落与凯恩斯主义的失败也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整个70年代，反对国家干预行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把所有工业国家经历的缓慢而又持续的通货膨胀和生产率、竞争力的下降统统归咎于凯恩斯主义政策，面对“滞胀”难题，凯恩斯主义失去了昔日的光环，被宣布为“失败”。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同时，拉美结构主义影响力也陷入了低谷。
三、拉美结构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关于拉美结构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国内学者早就有所论述，如高铦先生将其归纳为：提出了“外围”国家的内外结构失衡；“外围”国家发展的出路在于工业化；发挥国家的作用、促进发展；在维护自主权原则的基础上利用外资；地区经济一体化；必须改造“外围资本主义”和寻求新的发展方向(22)。苏振兴先生归纳为：中心—外围的结构差异和不均衡发展；贸易比价恶化论；外围工业化思想；发展政策与规划等(23)。江时学先生则归纳为：中心—外围概念；不平等交换与贸易条件恶化；通过进口替代实现工业化；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措施，如扩大市场规模、保护本国幼稚工业、强化国家经济干预、计划化等(24)。可见，国内诸位学者一般都提到了“中心——外围”论；贸易条件恶化论；进口替代工业化论；国家干预论；合理利用外资论；经济一体化论；计划化等。这些论述无疑将拉美结构主义思想的主要贡献呈现给了中国读者，但尚不够完整。
在国外学者中，较早试图对拉美结构主义给予总结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尔希曼，他在1961年发表的《拉美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25)一文中，对1948年到1961年拉美经委会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从拉美经委会成立到1953年，是拉美经委会思想初步形成时期，代表性文件是《拉美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1949年)，其利用原来积累的有关拉美经济的数据着重阐述了中心—外围论；贸易条件恶化论；进口替代工业化论。第二阶段，从1953年至1958年，拉美经委会对拉美各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国别研究，代表性文件是《规划技术引论》(1955年)，强调各国应该制定集中统一的经济发展规划，主张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协调和指导的重要作用。第三阶段，从1958年到60年代初，拉美经委会除了继续关心原来提出的问题外，主要精力转向研究和推动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和促进经济合作，代表性文件是《经济发展、计划和国际合作》(1961年)。强调为防止拉美经济增长放慢，必须建立共同市场。
乌拉圭经济学家奥克塔维·奥罗德里格斯在他写的《拉美经委会的不发达理论》一书中，对拉美经委会的思想贡献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概括，即在经济理论方面提出了：1.中心—外围体系的概念；2.贸易条件恶化论(1949-1950年是从统计和周期的角度论述的，1959年是从工业化的角度论述的)；3.对工业化进程的解释；4.对通货膨胀的分析；5.对发展的结构性障碍的分析。在发展政策方面涉及到：对工业化进程的审议性引导；配置资源的标准；发展计划；国家的作用；土地改革；修订计划化的原则和方法；加强干预主义和财政改革。在国际经济关系的政策方面涉及到：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拉丁美洲一体化；利用外资；技术援助；反周期政策；制成品出口等。农业政策包括：投资和耕地面积；税收和农业改革；激励机制改革。社会、劳动力和收入政策：收入再分配；社会领域的政策；现行的就业政策。短期政策包括：反通货膨胀政策。但罗德里格斯认为，拉美经委会最有独创性的时期是从1949年到20世纪60年代的后半期，之后便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论断。
巴西经济学家里卡多·比尔斯克乌斯基在1998年为纪念拉美经委会成立50周年所出版的《拉美经委会评论》(增刊)中撰写了一篇题为《拉美经委会思想的演变》(26)的文章，该文将拉美经委会50年的思想变化分为5个时期，大约每10年为一个时期，其中前3个时期是拉美结构主义兴衰的时期，结构主义衰落的时间在70年代后期，特别是1982年债务危机之后。后两个时期是新结构主义形成的时期。另外，还从外部条件、内部结构、国家行为三个角度概括了不同时期拉美经委会思想的不同内容。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拉美经委会思想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关注经济发展中的中长期因素；二是历史—结构分析方法始终没有改变。
从国外学者的介绍分析中，我们看到，其优点是，第一，指明了不同时期拉美经委会思想发展的不同侧重点和创新点，有助于读者依据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去分析和理解拉美经委会的思想；第二，区分了理论、政策、方法的不同层面，给出的概念更加明确；第三，内容更加丰富、翔实、系统。就主要内容而言，除了我们经常提到中心—外围论、贸易条件恶化论、进口替代工业化论等之外，还有两个重要方面是被我们忽视的，即通货膨胀论和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分析。
通货膨胀理论是拉美结构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拉美经委会的理论家们根据拉美经济发展进程的现实情况区分出了通货膨胀的基本压力(或结构原因)和传播机制两类因素，前者是指农业部门的刚性和外贸部门的刚性；后者指财政赤字、与生活成本增加联系的薪金和工资的调整、因成本增加而进行的价格再调整。他们认为这两类因素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了拉美的通货膨胀。这一见解的提出被认为是拉美结构主义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伴随通货膨胀理论提出的是税收和土地改革的政策主张。
对拉美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分析也是拉美结构主义理论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贸易条件恶化论和通货膨胀论自然都属于对发展的结构性障碍的分析，前者讨论的是外部瓶颈，后者讨论的是内部障碍。但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分析不仅仅限于这两个方面。例如，在拉美经委会1971年出版的《1969年拉美经济概览》中，提到了拉美发展缺乏动力和社会不平等的7个方面的结构性原因(27)。阿尼瓦尔·平托1976年发表的《拉美发展的方式》，通过对拉美20世纪60年代生产结构、消费结构、分配结构的实证分析，表明拉美有增长而无发展，50％的人口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收入分配的提高主要集中在30％的中上阶层，他们成为耐用消费品消费和拉动工业化的主力。这种情况并不是发展计划的初衷，他呼吁改变拉美的发展方式，要有更加公正的财富和收入分配(28)。普雷维什在1981年出版的《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一书中，将经济与政治和社会问题相联系，分析在外部因素影响下外围发展的内部决定因素。他认为外围的社会结构是在不断变动的，而中心的技术对这种变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作为先进技术化身的跨国公司，在外围国家并没有促进生产的国际化，而是强烈地促进了消费国际化。结果经济剩余的一个重要部分被用于模仿性过度消费和早熟的需求多样化。在这种过度消费中，高收入特权阶层起主导作用，中间阶层步其后尘，而国家则是加剧过度消费的第三个行为者。过度消费起因于外围对中心消费习惯的模仿，但是外围却无法复制中心的生产能力，这就使得需求方面的模仿与供给方面的模仿之间产生了失衡。这种失衡阻碍着工业化以不断增长的生产率和收入向广大劳动力提供就业的机会。同时，外围的企业主阶级得到很大比例的国民收入，尽管工会和政党的民主运动也促使劳工的收入逐步增加，但当工资和税收的增加使企业主的收入压低到某种限度时，这个阶级就会做出提高价格的反应，从而导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螺旋式上升，由此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混乱，会破坏民主制度并为军事独裁打开方便之门。为了确保发展的活力、分配公正、逐步的民主化以及它所固有的各种价值，普雷维什提出，必须实现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一种综合(29)。以上都说明，拉美结构主义在对发展的结构性障碍的认识方面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特点是从单纯的经济因素逐渐扩展到将经济因素与社会、政治因素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关于发展结构性障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同时也说明，在其他学派急于攻击结构主义的时候，它们没有注意到结构主义也是最早确认进口替代工业化局限性的学派之一。
此外，拉美经委会的学者对依附理论也有独到见解，形成了依附论中的一个派别，即“改革主义依附论”，对此将有另文专论。
因此，拉美结构主义思想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包括了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多方面的内容，不仅有人们熟悉的中心一—外围理论、贸易条件恶化论、进口替代工业化理论以及关于工业化、一体化、计划化等政策主张，而且还有通货膨胀理论和对拉美发展结构性障碍的解释等。更重要的是，拉美结构主义思想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能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进行自我批评并试图自我完善。
四、拉美结构主义的影响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拉美结构主义影响的评价褒贬不一。有的给予高度颂扬，如委内瑞拉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海因茨·R.松塔格在文章中写到：拉美经委会的理论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发展学说。一方面，在20世纪50和60年代期间，它在整个欠发达地区尤其是非洲和亚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个理论以强有力的方式抓住了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各国的社会团体、阶级和部门，深深地影响着和鼓舞着集体的想象和舆论，指引着社会实践，使拉美人经历了一场“发展的狂欢节”。“它以某些发展理论、目标和政策为中心，形成了若干联盟，它团结和动员了各种政治力量以及企业界、宗教界、乃至军界的领袖人物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各阶级。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拉美经委会主义’变成了一种发展的意识形态，尤其在那些欠发达的国家中，它不仅受到因发展而得到好处的社会行为主体的拥护，也受到整个社会的欢迎，渗透了拉美各国的集体意识，成了‘新时代’的曙光。”(30)但也有学者清醒地指出了它的严重缺陷和不良影响，如苏振兴先生认为，该理论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忽视生产关系变革，致使拉美农业现代化走了一条单纯技术变革的道路；进口替代工业化被论证为外围国家工业化的惟一模式，导致工业化模式转换的滞后；对中心与外围关系的判断存在偏差带来了“出口悲观论”和利用外资问题上的失误等(31)。
我们认为，对拉美结构主义影响的评价应该历史地、客观地和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
首先，拉美经委会作为联合国的机构，其自身带有局限性。拉美经委会成立于1948年2月25日，它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下属的五个区域委员会之一，它的工作任务是由成员国政府决定的，到1998年成立40周年的时候，它的成员国除了本地区的33个发展中国家外，还有欧洲和北美的7个工业化国家。它的使命是通过保持和加强拉美各国之间以及拉美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来推动经济发展；对本地区关心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编纂、估价和传播经济、技术、统计信息，推动拉美地区以及联合国组织内部其他研究发展问题的机构之间的合作(32)。由于它毕竟不是某个拉美国家的政府机构，因此，它影响拉美国家的途径只能是间接的、有限的。在联合国的发展组织中，拉美经委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之后位居第三。前两者在经济理论上都倾向于新古典正统理论，因此，拉美经委会讲话也不得不小心翼翼，稍一过头就会招来前两个机构或拉美国家保守派的攻击。它既要顾及本身所处的地位，也要顾及到拉美国家社会政治环境和气候。“高薪的拉美经委会官员，即便说他们在国际机构中多么激进，他们仍然要遵从联合国那种温和的分析形式和国际官员的‘非政治性’的语言。同时，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把他们和大多数拉美穷人隔离了。国际官员通常倾向于寻找一个最低程度上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妥协’，而不愿意去激怒任何一方。”(33)拉美经济思想史专家洛夫也指出：无疑拉美经委会的早期作品的确为拉美各国民族资产阶级设计了一个规划。但拉美经委会之“代表”这些集团必然是间接的，因为它是一个对各成员国而不是对社会阶级或法人团体负责的机构。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在多大程度上“信奉”拉美经委会的学说则是个难说清楚的问题，因为许多实业家并不精通经济分析，并且对国家规划人员的发展构想常常不抱好感。一些拉美著名的学术杂志和商业杂志会经常刊登拉美经委会的文章，但有些实业家的刊物并不大注意拉美经委会(34)。因此，结构主义理论对拉美各国的影响是非直接的，同时也是有差异的，拉美各国是否采用和怎样采用结构主义理论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该国的客观形势和政治决策。
从实际情况看，结构主义影响在不同时期其表现也不同。在拉美经委会成立初期，其影响并不尽如人意。普雷维什本人在一次讲话中谈到，进口替代思想并非是不可动摇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也不是一件简单易行的事情。在先进的或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进口替代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在其他国家则带来了不平衡，在更落后的国家则被证明是不可行的。普雷维什的工业化思想“对智利最有影响，相反，在阿根廷庇隆政府从一开始就对普雷维什抱有敌意，于是该组织的思想就不易在此传播”(35)“虽然有些政府如巴西政府在50年代公开承认拉美经委会是它的发展主义政策的源泉，但阿根廷的发展主义者迅即使自己与拉美经委会保持距离，这可能是由于普雷维什从前曾参与阿根廷国家政策形成之故。”“阿根廷的发展主义者对普雷维什本人不屑一顾。”(36)拉美经委会曾派出工作队到若干国家推行它的“规划技术”，但对这些国家国民经济发展政策的实际影响不大。拉美国家的许多发展规划经常停留在纸面上。拉美经委会所遇到的问题不在于同这些国家的有关机构的合作，而在于这些国家的决策官员并不感到这些发展规划是急需的。受到挫折之后，拉美经委会对“经济规划”也就不那么热心了。
但从50年代末开始，拉美经委会的影响力逐渐加大。1958年拉美经委会的主要精力转向推动拉美共同市场的建立，该年拉美经委会促成了中美洲国家签署多边自由贸易条约，在此基础上于1960年建立了中美洲共同市场。中美洲一体化的经验可以被认为是拉美经委会最大的成功之一，1960年至1980年，中美洲区内贸易额从3000万美元上升到1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这些贸易额的90％是制成品，这种模式恰好是拉美经委会所提倡的。同时，南美国家也在拉美经委会的帮助下于1958年召开了关于自由贸易的会议，并于1960年2月签署了蒙得维的亚条约，建立了拉美自由贸易协会。到60年代，拉美已经开始产生互补性的工业结构，从1965年到1979年，整个地区内部的贸易，特别是工业品贸易比对地区外部的全部贸易及工业品贸易增长得快。拉美经委会还在1959年协助创办了泛美开发银行，1964年促成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召开，并积极参与了70年代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拉美经委会专家们所运用的思想和方法也对本地区大学中经济学院的课程设置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少院系增设了国民会计、统计、数学等实际应用的课程，一些或长期或短期地参加了拉美经委会工作的政府官员在回国以后，取得了政府或学术部门的高级职位，拉美经委会的思想通过他们得到了贯彻或传播。
然而，到60年代中期，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种种扭曲现象越来越明显，工业化进程遇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不断增加的外贸不平衡；越来越大的部门不平衡；以及更加迅速增长的通货膨胀风险”(37)。这些结果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搞工业化，而是工业化的方针政策发生了问题，主要问题是“拉美工业化第一阶段相对丰富的非工业品出口项目；过度的保护主义和工业对政治制度的依赖；工业几乎完全面向国内市场”(38)。据普雷维什讲，他早在1961年就提醒人们注意拉美国家工业化面向内部市场的问题，主张采取鼓励向中心出口制成品并加强外围内部关系的政策(39)。同时，普雷维什也否定有人对他“反对农业而偏爱工业”、“反对工业化中的私人创意而鼓励国有企业的增长”的指责(40)。这说明拉美国家并没有认真奉行拉美经委会的发展思想，拉美国家的政治意愿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当然，拉美结构主义理论和政策并不完善。据费利佩·帕索斯讲，过度的保护主义是因为拉美经济学家过低估计了拉美国家通过转变为制成品出口国来增加对外销售的可能性。没有考虑到“出口可能使我们建立起更大更有效率的工厂”和发挥我们工资成本低的竞争优势(41)。拉美经委会经济发展部主任奥斯卡·阿尔蒂米尔认为，拉美经委会倡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特点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国际专业化生产；基于消费的国内动力；模仿性消费模式；面向国内市场和生产互不衔接的工业化；技术脆弱和缺乏竞争力；本国企业在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方面软弱无力；国家充当发展的主角；农业结构的二元性等。这种模式不仅在生产方面带来一系列结构性的不平衡，而且在社会方面对大多数民众具有排斥性(42)。它无力提升本地的技术进步，无力解决新增劳动力的生产性就业，无力控制持续上升的通货膨胀，收入分配形势恶化。最终，人们对结构主义发展政策失去了信心。70年代，依附论从左的方面、新自由主义从右的方面对结构主义发起了攻击。当80年代初债务危机来临时，结构主义影响陷入了低谷。
值得一提的是，拉美结构主义陷入低谷并非标志着它的死亡，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受挫，结构主义中有价值的思想遗产通过新结构主义而获得了再生。
总之，拉美结构主义的确对拉美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对各国政府提供的技术援助、人员培训和咨询活动；为拉美政要提供思想交流的论坛；提供统计资料和类似的服务，但最主要的影响仍来自其提出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应该看到，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又有负面的，既有高潮又有低潮，并非一成不变。“思想”、“主义”的影响固然重要，但毕竟思想来源于实践又要贯彻于实践，思想本身不能决定一切，因此，不能把拉美发展进程的所有成功或所有失败都归因于拉美结构主义思想，不能把思想的力量绝对化。
注释：
①拉塞尔·基特和约翰·厄里：《作为科学的社会理论》(Russel Keat and John Urry, Social Theory as Science)，伦敦1975年版。转引自基恩斯·詹姆森：《拉丁美洲的结构主义：一种方法论视角》(Kenneth P. Jameson, "Latin American Structuralism: A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世界发展》(World Development)1986年第2期。
②霍利斯·钱纳里：《发展政策的结构主义思路》(Hollis B. Chenery, "The Structuralist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Policy")，《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5年第2期。
③杰拉尔德·M.迈耶主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④奥克塔维奥·罗德里格斯：《拉美经委会的欠发达理论》(Octavio Rodriguez，La Teoria Del Subdesarrollo de La Cepal)，墨西哥21世纪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⑤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结构主义的起源》(H. W. Arndt, "The Origins of Structuralism")，《世界发展》1985年第2期。
⑥基恩斯·詹姆森：《拉丁美洲的结构主义：一种方法论视角》，《世界发展》1986年第2期。
⑦结构方法在于把社会现实作为一个结构和进程来理解。结构描述的是构成整体的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整体通过这种关系表现出来。这种关系反映在时间上则表现为连续的变化，这样，结构便具有历史进程的特点。因此，这种结构分析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结合运用也被称作“历史—结构方法”。
⑧罗纳德·V.A.斯普劳特：《普雷维什的思想》(Ronald V. A. Sprout, "The Ideas of Prebisch")，《拉美经委会评论》(Cepal Review)1992年第1期。
⑨约翰·科茨沃斯：《拉美经济史上的结构、禀赋和体制》(John H. Coatsworth， "Structures, Endowment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Ecomonic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拉丁美洲研究评论》(Latin America Research Review)2005年第3期。
⑩劳尔·普雷维什：《变革与发展：拉美的伟大任务》(Raul Rrebisch, Change and Development：Latin America's Great Task)，泛美发展银行1970年版，第19页。
(11)阿道弗·古里埃里：《技术进步及其成果——劳尔·普雷维什著作中的发展思想》，《世界经济译丛》1982年第7期。
(12)克里斯托瓦尔·凯：《拉丁美洲的发展和欠发展理论》(Cristobal Kay, Latin American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and Undevelopment)，伦敦和纽约1989年版，第28页。
(13)爱德华·威廉姆斯、弗里曼·怀特：《拉丁美洲政治：一种发展的思路》(Edward J. Williams and Freeman J. Wright, Latin American Politics，A Developmental Approach)，美国五月视界出版公司1975年版，第130—131页。
(14)里卡多·别尔乔斯基：《意识形态和巴西的发展，1930-1964》(Ricardo Bielsschowsky, "Ideology and Development Braxzil, 1930-1964")，《拉美经委会评论》1991年第3期。
(15)A.弗里斯费奇等：《拉美的民主问题与民主政治》，转引自徐文渊主编：《走向21世纪的拉丁美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9页。
(16)奥雷斯特·波佩斯库：《拉美经济思想史研究》(Oreste Popescu：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Thought)，伦敦和纽约1977年版，第271页。
(17)结构主义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富尔塔多在其自传中也强调自己的思想深受凯恩斯主义的启蒙。见韩琦：《塞尔索·富尔塔多及其经济发展思想》，《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3期。
(18)卡洛斯·皮内罗：《外围的异端，劳尔·普雷维什思想的有效性》(Carlos Pineiro Iniguez, Herejias Perifericas, Raul Prebisch, Vigencia de Su Pensamiento)，拉丁美洲S.R.L集团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162页。
(19)萨拉布·巴布：《管理墨西哥，从民族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Sarab Babb，Managing Mexico，Economists From Nationalism to Neoliberalism)，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20)V.科博：《发展的难题、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拉丁美洲实例比较》，《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3页。
(21)爱德华·威廉姆斯和弗里曼·怀特：《拉丁美洲政治：一种发展的思路》，第130页。
(22)高铦：《第三世界发展理论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6—37页。
(23)苏振兴主编：《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122页。
(24)江时学：《拉美结构主义论再认识》，《国外社会科学》1995第2期。
(25)阿尔伯特·赫尔希曼：《拉美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Albert O. Hirschman, "Ideologi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阿尔伯特·赫尔希曼：《拉丁美洲的问题》(Albert O. Hirschman: Latin American Issues)，纽约1961年版，第13—20页。
(26)里卡多·别尔乔斯基：《拉美经委会思想的演变》(Ricardo Bielschowsky, "Evolución de las ideas de la CEPAL")，《拉美经委会评论》增刊1998年10月号。
(27)包括令人失望的政治和制度条件；技术进步的有限扩散；社会资本形成的无效和收入分配的集中；农业部门的落后；进口替代工业的脆弱性；长期的通货膨胀；缺乏一种对外关系的有效政策等。转引自O.罗萨莱斯：《拉丁美洲发展的结构主义范式》(O. Rosales, "The Strueturalist Paradigm for Latin America Development")，《拉美经委会评论》1988年第1期,第33—34页。
(28)阿尼瓦尔·平托：《拉丁美洲发展的方式》(Anibal Pinto： "Styles of Develoment in Latin America")，《拉美经委会评论》1976年第1期。
(29)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17页。
(30)海因茨·R.松塔格：《发展的际遇》，《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5年5月号。
(31)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02—607页。
(32)何塞·卡尤埃拉：《拉美经委会40年，1948-1988》(Jose Cayuela，ECLAC 40 Years, 1948-1988)，联合国拉美经委会1988年版，第22—23页。
(33)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发展社会学选读》，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6年版，第279页。
(34)约瑟夫·洛夫：《1930年以来拉美的经济思想和意识形态》，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6卷上，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469页。
(35)V.科博：《发展的难题、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拉丁美洲实例比较》，《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第152页。
(36)约瑟夫·洛夫：《1930年以来拉美的经济思想和意识形态》，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6卷上，第429、625页。
(37)阿尔伯特·费希略：《拉美经济学的现状》(Albert Fishlow， "The State of Latin American Economics")，克里斯托夫·米切尔编：《正在变化中的拉美研究的观点，对6个学科的透视》(Christopher Mitchell Edited, Changing Perspectives in Latin American Studies: Insights From Six Disciplines)，加利福尼亚1988年版，第93页。
(38)帕特里西奥·梅勒编：《拉美发展辩论：新结构主义、新货币主义和调整进程》(Patricio Meller, ed., The 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 Debate, Neostructuralism, Neomonetarism, and Adjustment Processes)，牛津1991年版，第61页。
(39)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第177—178页。
(40)戴维·波洛克、丹尼尔·克纳和约瑟夫·洛夫：《普雷维什论拉美经委会的成就和缺陷：一份未公开的采访》(David Pollock, Daniel Kerner and Joseph Love, "Raul Prebisch on ECLAC's Achievements and Deficiencies: An Unpublished Interview")，《拉美经委会评论》2001年第3期。
(41)费利佩·帕索斯：《拉丁美洲经济思想50年》，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拉美问题译丛》1990年第2期。
(42)奥斯卡·阿尔蒂米尔：《发展、危机和公正》(Oscar Artimir, "Development, Crisis and Equity")，《拉美经委会评论》1990年第1期。^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8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8年2期第86～97页
【作者简介】韩琦，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天津 300071）
| 【内容提要】 | 本文对“拉美结构主义”的定义及其相关概念、拉美结构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之间的关系、拉美结构主义的主要内容及其评价等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深入探讨，对这几个拉美结构主义研究中的关键性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
一、“拉美结构主义”的概念及其多种称谓的原因
何谓“拉美结构主义”？为何在国内外的有关文献中，“拉美结构主义”有时还被称作“拉美经委会主义”、“普雷维什主义”、“拉美发展主义”等，为何这些概念被联系在了一起？它们之问究竟是什么关系？笔者认为研究拉美结构主义，首先需要梳理清楚这几个概念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首先，何谓“拉美结构主义”？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从结构主义谈起。结构主义是由结构主义方法论联系起来的一种现代西方哲学思潮。这种结构主义方法论认为，“一种结构的构成因素之间的关系比单个因素更重要……在构成结构的因素之间有一种有规律的、系统的和有秩序的关系”。根据基特和尤里的研究，结构主义要素至少有以下5种：即认为每个体系必须作为一套有组织的相互关联的因素来研究，不能分解为单个因素研究；试图辨认在直接能够观察到和认知到的社会现实背后的深层结构；赞同符号学，后者强调在现实中观察到的事件或事物的意义只是形式上的或社会结构上的而不是自然的；坚持用二元对立的方法分析体系；认为结构随着时间变化，因此经济现象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意义①。结构主义的影响涉及多个学科，其中包括经济学，尤其是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的一种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思想。它的早期代表人物都坚持“结构主义”方法论，注重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特殊性的分析，强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非均衡状态。因此，被称为“结构主义学派”。钱纳里曾指出：“结构主义思路试图确认，是发展中经济的刚性、滞后和其他结构特征影响了经济调整和发展政策的选择”，“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一些最初的结构假说是由罗森斯坦-罗丹、纳克斯、刘易斯、普雷维什、辛格和缪尔达尔等人提出的，他们解释了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失业、在特定的财产需求和生产功能基础上的收入分配的恶化，以及经济行为的特殊性等现象，在这类工作中的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关于导致稳定增长和理想收入分配的价格均衡机制的失败”。②钱纳里提到的这些代表人物除了纳克斯以外，其他都是迈耶介绍的第一代的“发展经济学的先驱”③他们一般都持有结构主义思路。
如果说“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们大多来自发达国家的话，而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拉丁美洲的结构主义学派则是发展中国家土生土长的。普雷维什提出的中心—外围理论，认为世界经济是由中心和外围两极构成的，它们的生产结构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外围生产结构的特点是异质性(即先进的出口部门和落后的维持生计部门共存)和专业化(即集中于一两种主要初级产品的生产，生产部门缺乏横向的补充和纵向的联系)。与此相对应，中心的生产结构则具有均质性和多样化的特点。中心和外围在生产结构上的差异性就成为它们在传统的国际分工中各自发挥不同作用的基础，从而表现为一种用粮食和原料换取工业品的国际贸易形式。从这种关于生产结构差异性的基本观点出发，又派生出了许多其他的观点。罗德里格斯认为，这种最初的概念是拉美结构主义观点之源④。另外，通货膨胀理论为拉美经委会理论以结构主义著称也做出了贡献。1956年胡安·诺约拉发表了一篇文章，力陈通货膨胀不是货币现象，而是以下两种因素之间互相作用的结果，一种是由于结构僵化而产生的“基本通胀压力”，另一种是竞争的收入要求产生的“增殖机制”。1958年奥斯瓦尔多·松克尔发展了这个思想，他认为：“基本通胀压力根本上受经济制度僵化和固定的结构局限性所决定。事实上，某些生产部门缺乏弹性不能适应需求的变化(或者简言之，生产性资源缺乏流动性和价格体系的功能缺陷)是结构性通货膨胀不平衡的主要原因。”⑤这种对通货膨胀原因的结构分析是首先从拉美学者开始的，因此，这被称为拉美通货膨胀的“特殊的结构主义理论”。根据赫尔希曼的研究，“结构主义”这一名词是在诺约拉1956年的文章中首次出现的。⑥
结构主义的结构分析方法与历史分析方法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⑦。普雷维什的贸易条件恶化论就是来自对历史统计资料所做的长波分析。而“中心—外、围”概念也是来自对拉美经济史的动力的感悟。罗纳德·V.A.斯普劳特在他的文章中，对普雷维什在方法论上的贡献作了很好的概括，他写到，普雷维什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世界的方法，“这种方法包括三个环节：空间的、时间的和跨学科的”。前两个环节构成了他早期著作的基础，在后期的著作中则包括了所有三个环节。他的最大的贡献之一来源于他将外围的前景和中心的经济相连，并在分析局部时将其视为整体组成部分的这样一个结构，亦即空间上的联系。时间上的联系是指他的历史方法，即倾向于从昨天的事件中寻求线索，以解答今天的趋势。他的方法中的第三个环节是致力于更好地了解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即跨学科的方法论⑧。
其次，为何拉美的结构主义亦被称作“拉美经委会主义”或“普雷维什主义”？这种称呼主要同拉美结构主义思想的创立者相联系。1948年2月联合国成立了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其坐落在智利的圣地亚哥，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分布在五大洲的经济委员会之一。这里集结了一支由来自拉美各国的优秀知识分子组成的社会科学家团队，他们被一种共同的目的和问题所驱动，结果形成了一种关于拉美发展问题的地区性观点，拉美结构主义思想最初就是作为拉美经委会关注拉美发展的主要障碍和提出克服这些障碍的政策建议而出现的。虽然拉美经委会的理论主要是集体力量的结晶，但劳尔·普雷维什显然是该组织中最杰出的领军人物。他从1949年开始到1963年一直担任该委员会的执行秘书，指导该委员会的工作。后来，他担任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首届会议的主席，当该组织正式成为一个联合国机构时又担任了第一任秘书长(1964-1969年)，于是他不再仅仅是拉美而是整个第三世界的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在拉美经委会的初创年代，他将一批年轻学者集结在他的麾下，包括塞尔索·富尔塔多、阿尼瓦尔·平托、胡安·诺约拉·巴斯科斯、奥斯瓦尔多·松克尔、达德利·西尔斯等人，他们后来都发表了关于结构主义理论的重要论著。当许多学者在酝酿结构主义理论的时候，普雷维什最初的思想在启动这一观点时是非常重要的，他的影响甚至扩大到了拉美以外的地方。他写的《拉美的经济发展和其主要问题》被赫尔希曼贴上了“拉美经委会宣言”的标签，他还是《1949年拉美经济概览》一书的主要作者。这些著作都是拉美结构主义的经典之作。在刚开始的时候，拉美经委会并没有着手要建立一种系统的和统一的发展理论。理论化和系统化的任务发生在后来，并且不是专门地由拉美经委会来完成的，松克尔和巴斯在他们1970年出版的著作中，对拉美经济思想的演变作了最初的梳理。由于拉美经委会采用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形成了外围国家经济发展的一整套经济理论和政策，因此，拉美的结构主义经济思想亦被称为“拉美经委会理论”或“拉美经委会主义”。广义的拉美经委会主义者还包括了接受过拉美经委会训练班培训的人们以及拥护拉美经委会观点的人们⑨。鉴于普雷维什在拉美经委会理论形成中所起到的领军人物的作用和他作为执行秘书的领导地位，拉美经委会主义有时亦被人们称作“普雷维什主义”。
再次，拉美的结构主义经常被称作“拉美的发展主义”的原因，一般来说，拉美结构主义同发展主义的内涵具有一致性，只不过这两种提法的视角不同。如果说称其为“结构主义”主要是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加以强调的话，那么称其为“发展主义”则主要是从思想内涵的角度给予强调的。
从思想内涵的角度看，拉美经委会思想的主旋律就是发展。1970年普雷维什对“发展主义”这一概念作了如下的阐述：“发展主义可以解释为相信不需要大的变革就能加速当前的发展步伐，并确信社会不均将会在发展的强大动力中逐步消除，重要的是发展。”⑩据阿道弗·古里埃里的研究，普雷维什在拉美经委会的早期论著中所提出的发展思想，可以分为三个主要方面，一是他为发展下的定义；二是他对拉美发展所作的阐述；三是他提出的行动建议(11)。普雷维什认为发展的定义主要是指“技术进步及其成果”。发展既是分析范畴，又是社会目的。他把技术进步理解为采取更有效的生产方法使劳动力实际生产率水平有所提高的过程，其主要成果当然是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此外，还有技术进步及其成果的分配问题。他认为技术进步应该比较均匀地分布于整个经济结构，避免其集中于某些行业、部门或企业。生产率的增长应当涉及到全部劳动力。技术进步比较均衡地分布决定着它的成果的比较平均地分配。他的发展定义的突出特点是，既要考虑劳动力实际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及其比较均匀地分布，又要考虑收入水平的提高及其平均分配。他随后提出的行动建议的核心就是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政策保护“幼稚工业”的发展，为实现工业化创造良好的环境。
强调政府干预经济，强调政府主导下的有意识的自主发展是发展主义的突出特征。“发展主义为了发展的目的而要求大量增加政府开支，因而具有某种凯恩斯主义的味道，但由于它把国家看作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的重要角色，从而走得更远。国家被当成了通过经济计划化和工业化而推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先锋”(12)。美国学者爱德华·威廉斯指出，当代拉美思潮认为国家行动是最有效地利用拉美资源的手段。至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职能，主要包括制定规划(或计划)，依靠国家为重要的发展项目提供资金；对极为重要的工业和资源实行国有化(13)。巴西经济学家里卡多·比尔斯克乌斯基认为，发展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工业化作为发展的途径，“发展主义是一种建立在工业资本积累战略基础上的克服欠发达状况的意识形态”(14)。有的学者认为，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柱有以下4个方面：一是“渐进性”的历史观；二是认为社会发展必然要经过工业化；三是强调国家不仅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而且应承担社会整合的职能，因而必须扩大它的活动领域；四是“文化理性化”思想，即作为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的结果而带来的文化理性化，将导致政治秩序的稳定化，并消除政治专制主义形式。(15)这些观点都强调了发展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特征。但广义的发展主义其内涵比拉美结构主义更宽泛，它是一种意识形态，不仅仅包括经济发展的内容，还包括了政治发展、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等方面的内容，以至在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中都出现了专门研究发展问题的分支。
上述可见，拉美结构主义、拉美经委会主义、普雷维什主义、发展主义是从不同的角度对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拉美经委会提出的关于经济发展思想的称谓，“拉美经委会主义”、“普雷维什主义”强调了思想理论的创立者，“拉美结构主义”则是从这一思想的方法论角度加以强调的，而“发展主义”是从这一思想的内涵强调的，但比较而言，发展主义的内涵更加宽泛。
二、拉美结构主义与凯恩斯主义
拉美结构主义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它还受到了其他一些理论的影响，包括凯恩斯主义、李斯特主义、马克思主义、制度主义、现代化理论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凯恩斯主义的影响。
首先，拉美结构主义部分地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理论。据拉美经济思想史学家奥雷斯特·波佩斯库的研究，普雷维什与凯恩斯主义有不解之缘，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影响了他的思想，那就是西尔维奥·格塞尔。此人是德国人，在19世纪末移民到阿根廷，并出版了《币制改革为通向社会国家之桥梁》、《经由自由土地和自由货币实现的自然经济秩序》等著作，被凯恩斯称为凯恩斯经济学的先驱之一。波佩斯库说，普雷维什的非正统思想与格塞尔的非正统思想有“非常密切”的关系(16)。当凯恩斯的《通论》出版后，普雷维什进行了系统地研究，除了发表文章介绍凯恩斯的理论外，还于1947年在墨西哥出版了用西班牙文写成的《凯恩斯介绍》一书，使他作为经济学家在拉美的声誉大大提高(17)。 凯恩斯理论在对新古典正统理论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条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思路，即由国家出面建立一种管理体制，通过公共政策对经济进行积极干预，以避免自由市场出现的种种弊端。这种国家干预主义的思路深深影响了普雷维什。普雷维什在晚年曾谈到：“凯恩斯指出了一种积累与投资之间的非均衡倾向，从另一方面标志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贡献。或许我不会看到，由于技术变革破坏了积累与投资的平衡，而提高消费倾向会带来巨大动力。我认为凯恩斯的最大贡献是为应对经济大危机而推荐了一种基于政府开支和投资的扩张性政策，现在回过头来看，他的巨大文学天赋、精力和优美的散文，在某种情况下已经出类拔萃地表现在了严谨的科学上。”(18)结构主义理论的中心思想就是强调国家干预，通过国家干预纠正结构失衡。凯恩斯也不否定市场机制，但认为这一机制如果要运行得好的话则需要由国家政策来加以刺激和引导。同时，凯恩斯主义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单一经济学”的“坚冰”，认为至少有两种经济学，第一种是正统经济学，其经济分析的假定条件是充分就业，第二种经济学的假定条件是人力和物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后一种情况为拉美经委会提出的关于拉美需要实施基本上不同于工业化国家的政策提供了合法性依据(19)。
其次，凯恩斯主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股国际思潮，是拉美结构主义提倡国家干预的大环境。20世纪40年代以来，西欧和北美都开始采纳凯恩斯的建议，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形成了所谓的“战后凯恩斯共识”，西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福利政策，并对国家经济加强管理，以至于有学者称正确的经济管理可以避免另一次大危机。凯恩斯主义也开始在发展理论中找到了市场。第三世界的经济学家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通论》，许多人在发达国家的大学中受到了训练，而在这些大学中凯恩斯理论已经非常流行。“到40年代早期，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流行于拉美的学术界，并且很快就影响了政府决策。这个理论为起始于40年代后期的扩大需求的政策提供了大量依据”(20)。同时，苏联中央计划的明显成功，苏联工业的快速发展，以及苏联体制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而赢得的声誉，导致许多西方学者对国家主义产生了兴趣。在这种影响下，新思潮出现在第三世界的学术界，特别是国家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则得到了极大的支持。
再次，国家干预主义在拉美国家历史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为凯恩斯主义扎根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西班牙的殖民主义理论强调国家对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的主动权和控制权。独立后的一段时间国家至上思想有所减退，但是19世纪后期的实证主义又重新提出了国家主动权的一些内容(21)。1929年大萧条来临后，拉美主要国家的政府开始放弃自由放任的原则，普遍实行了国家干预主义政策。如巴西瓦加斯上台后，加强国家对经济的领导和计划，通过了“兴建公共工程与加强国防建设的五年计划”，并通过没收外资企业和由政府投资以及与外国联合投资兴建了一批国有企业。墨西哥卡德纳斯政府对外国石油公司实行国有化，开展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并改革政党体制和教育体制，为进口替代工业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阿根廷庇隆上台后，提出“经济独立”和“国有化”的口号，推行工业化的“五年计划”。智利为加快进口替代工业化，1939年成立了“生产开发公司”(它后来成为掌管所有智利国有企业的总公司)，先后在钢铁、能源、甜菜糖业、公用事业等部门建立起了生产企业，同时成立了国家发展银行。到拉美经委会成立时，拉美新的国家干预主义实践持续了将近20年。拉美结构主义理论实际上是对前一阶段拉美实践的总结和认可，并为这种实践提供了理论上的合理性和进一步的指导。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拉美结构主义的衰落与凯恩斯主义的失败也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整个70年代，反对国家干预行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把所有工业国家经历的缓慢而又持续的通货膨胀和生产率、竞争力的下降统统归咎于凯恩斯主义政策，面对“滞胀”难题，凯恩斯主义失去了昔日的光环，被宣布为“失败”。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同时，拉美结构主义影响力也陷入了低谷。
三、拉美结构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关于拉美结构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国内学者早就有所论述，如高铦先生将其归纳为：提出了“外围”国家的内外结构失衡；“外围”国家发展的出路在于工业化；发挥国家的作用、促进发展；在维护自主权原则的基础上利用外资；地区经济一体化；必须改造“外围资本主义”和寻求新的发展方向(22)。苏振兴先生归纳为：中心—外围的结构差异和不均衡发展；贸易比价恶化论；外围工业化思想；发展政策与规划等(23)。江时学先生则归纳为：中心—外围概念；不平等交换与贸易条件恶化；通过进口替代实现工业化；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措施，如扩大市场规模、保护本国幼稚工业、强化国家经济干预、计划化等(24)。可见，国内诸位学者一般都提到了“中心——外围”论；贸易条件恶化论；进口替代工业化论；国家干预论；合理利用外资论；经济一体化论；计划化等。这些论述无疑将拉美结构主义思想的主要贡献呈现给了中国读者，但尚不够完整。
在国外学者中，较早试图对拉美结构主义给予总结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尔希曼，他在1961年发表的《拉美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25)一文中，对1948年到1961年拉美经委会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从拉美经委会成立到1953年，是拉美经委会思想初步形成时期，代表性文件是《拉美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1949年)，其利用原来积累的有关拉美经济的数据着重阐述了中心—外围论；贸易条件恶化论；进口替代工业化论。第二阶段，从1953年至1958年，拉美经委会对拉美各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国别研究，代表性文件是《规划技术引论》(1955年)，强调各国应该制定集中统一的经济发展规划，主张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协调和指导的重要作用。第三阶段，从1958年到60年代初，拉美经委会除了继续关心原来提出的问题外，主要精力转向研究和推动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和促进经济合作，代表性文件是《经济发展、计划和国际合作》(1961年)。强调为防止拉美经济增长放慢，必须建立共同市场。
乌拉圭经济学家奥克塔维·奥罗德里格斯在他写的《拉美经委会的不发达理论》一书中，对拉美经委会的思想贡献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概括，即在经济理论方面提出了：1.中心—外围体系的概念；2.贸易条件恶化论(1949-1950年是从统计和周期的角度论述的，1959年是从工业化的角度论述的)；3.对工业化进程的解释；4.对通货膨胀的分析；5.对发展的结构性障碍的分析。在发展政策方面涉及到：对工业化进程的审议性引导；配置资源的标准；发展计划；国家的作用；土地改革；修订计划化的原则和方法；加强干预主义和财政改革。在国际经济关系的政策方面涉及到：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拉丁美洲一体化；利用外资；技术援助；反周期政策；制成品出口等。农业政策包括：投资和耕地面积；税收和农业改革；激励机制改革。社会、劳动力和收入政策：收入再分配；社会领域的政策；现行的就业政策。短期政策包括：反通货膨胀政策。但罗德里格斯认为，拉美经委会最有独创性的时期是从1949年到20世纪60年代的后半期，之后便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论断。
巴西经济学家里卡多·比尔斯克乌斯基在1998年为纪念拉美经委会成立50周年所出版的《拉美经委会评论》(增刊)中撰写了一篇题为《拉美经委会思想的演变》(26)的文章，该文将拉美经委会50年的思想变化分为5个时期，大约每10年为一个时期，其中前3个时期是拉美结构主义兴衰的时期，结构主义衰落的时间在70年代后期，特别是1982年债务危机之后。后两个时期是新结构主义形成的时期。另外，还从外部条件、内部结构、国家行为三个角度概括了不同时期拉美经委会思想的不同内容。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拉美经委会思想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关注经济发展中的中长期因素；二是历史—结构分析方法始终没有改变。
从国外学者的介绍分析中，我们看到，其优点是，第一，指明了不同时期拉美经委会思想发展的不同侧重点和创新点，有助于读者依据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去分析和理解拉美经委会的思想；第二，区分了理论、政策、方法的不同层面，给出的概念更加明确；第三，内容更加丰富、翔实、系统。就主要内容而言，除了我们经常提到中心—外围论、贸易条件恶化论、进口替代工业化论等之外，还有两个重要方面是被我们忽视的，即通货膨胀论和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分析。
通货膨胀理论是拉美结构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拉美经委会的理论家们根据拉美经济发展进程的现实情况区分出了通货膨胀的基本压力(或结构原因)和传播机制两类因素，前者是指农业部门的刚性和外贸部门的刚性；后者指财政赤字、与生活成本增加联系的薪金和工资的调整、因成本增加而进行的价格再调整。他们认为这两类因素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了拉美的通货膨胀。这一见解的提出被认为是拉美结构主义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伴随通货膨胀理论提出的是税收和土地改革的政策主张。
对拉美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分析也是拉美结构主义理论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贸易条件恶化论和通货膨胀论自然都属于对发展的结构性障碍的分析，前者讨论的是外部瓶颈，后者讨论的是内部障碍。但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分析不仅仅限于这两个方面。例如，在拉美经委会1971年出版的《1969年拉美经济概览》中，提到了拉美发展缺乏动力和社会不平等的7个方面的结构性原因(27)。阿尼瓦尔·平托1976年发表的《拉美发展的方式》，通过对拉美20世纪60年代生产结构、消费结构、分配结构的实证分析，表明拉美有增长而无发展，50％的人口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收入分配的提高主要集中在30％的中上阶层，他们成为耐用消费品消费和拉动工业化的主力。这种情况并不是发展计划的初衷，他呼吁改变拉美的发展方式，要有更加公正的财富和收入分配(28)。普雷维什在1981年出版的《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一书中，将经济与政治和社会问题相联系，分析在外部因素影响下外围发展的内部决定因素。他认为外围的社会结构是在不断变动的，而中心的技术对这种变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作为先进技术化身的跨国公司，在外围国家并没有促进生产的国际化，而是强烈地促进了消费国际化。结果经济剩余的一个重要部分被用于模仿性过度消费和早熟的需求多样化。在这种过度消费中，高收入特权阶层起主导作用，中间阶层步其后尘，而国家则是加剧过度消费的第三个行为者。过度消费起因于外围对中心消费习惯的模仿，但是外围却无法复制中心的生产能力，这就使得需求方面的模仿与供给方面的模仿之间产生了失衡。这种失衡阻碍着工业化以不断增长的生产率和收入向广大劳动力提供就业的机会。同时，外围的企业主阶级得到很大比例的国民收入，尽管工会和政党的民主运动也促使劳工的收入逐步增加，但当工资和税收的增加使企业主的收入压低到某种限度时，这个阶级就会做出提高价格的反应，从而导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螺旋式上升，由此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混乱，会破坏民主制度并为军事独裁打开方便之门。为了确保发展的活力、分配公正、逐步的民主化以及它所固有的各种价值，普雷维什提出，必须实现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一种综合(29)。以上都说明，拉美结构主义在对发展的结构性障碍的认识方面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特点是从单纯的经济因素逐渐扩展到将经济因素与社会、政治因素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关于发展结构性障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同时也说明，在其他学派急于攻击结构主义的时候，它们没有注意到结构主义也是最早确认进口替代工业化局限性的学派之一。
此外，拉美经委会的学者对依附理论也有独到见解，形成了依附论中的一个派别，即“改革主义依附论”，对此将有另文专论。
因此，拉美结构主义思想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包括了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多方面的内容，不仅有人们熟悉的中心一—外围理论、贸易条件恶化论、进口替代工业化理论以及关于工业化、一体化、计划化等政策主张，而且还有通货膨胀理论和对拉美发展结构性障碍的解释等。更重要的是，拉美结构主义思想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能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进行自我批评并试图自我完善。
四、拉美结构主义的影响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拉美结构主义影响的评价褒贬不一。有的给予高度颂扬，如委内瑞拉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海因茨·R.松塔格在文章中写到：拉美经委会的理论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发展学说。一方面，在20世纪50和60年代期间，它在整个欠发达地区尤其是非洲和亚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个理论以强有力的方式抓住了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各国的社会团体、阶级和部门，深深地影响着和鼓舞着集体的想象和舆论，指引着社会实践，使拉美人经历了一场“发展的狂欢节”。“它以某些发展理论、目标和政策为中心，形成了若干联盟，它团结和动员了各种政治力量以及企业界、宗教界、乃至军界的领袖人物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各阶级。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拉美经委会主义’变成了一种发展的意识形态，尤其在那些欠发达的国家中，它不仅受到因发展而得到好处的社会行为主体的拥护，也受到整个社会的欢迎，渗透了拉美各国的集体意识，成了‘新时代’的曙光。”(30)但也有学者清醒地指出了它的严重缺陷和不良影响，如苏振兴先生认为，该理论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忽视生产关系变革，致使拉美农业现代化走了一条单纯技术变革的道路；进口替代工业化被论证为外围国家工业化的惟一模式，导致工业化模式转换的滞后；对中心与外围关系的判断存在偏差带来了“出口悲观论”和利用外资问题上的失误等(31)。
我们认为，对拉美结构主义影响的评价应该历史地、客观地和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
首先，拉美经委会作为联合国的机构，其自身带有局限性。拉美经委会成立于1948年2月25日，它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下属的五个区域委员会之一，它的工作任务是由成员国政府决定的，到1998年成立40周年的时候，它的成员国除了本地区的33个发展中国家外，还有欧洲和北美的7个工业化国家。它的使命是通过保持和加强拉美各国之间以及拉美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来推动经济发展；对本地区关心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编纂、估价和传播经济、技术、统计信息，推动拉美地区以及联合国组织内部其他研究发展问题的机构之间的合作(32)。由于它毕竟不是某个拉美国家的政府机构，因此，它影响拉美国家的途径只能是间接的、有限的。在联合国的发展组织中，拉美经委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之后位居第三。前两者在经济理论上都倾向于新古典正统理论，因此，拉美经委会讲话也不得不小心翼翼，稍一过头就会招来前两个机构或拉美国家保守派的攻击。它既要顾及本身所处的地位，也要顾及到拉美国家社会政治环境和气候。“高薪的拉美经委会官员，即便说他们在国际机构中多么激进，他们仍然要遵从联合国那种温和的分析形式和国际官员的‘非政治性’的语言。同时，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把他们和大多数拉美穷人隔离了。国际官员通常倾向于寻找一个最低程度上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妥协’，而不愿意去激怒任何一方。”(33)拉美经济思想史专家洛夫也指出：无疑拉美经委会的早期作品的确为拉美各国民族资产阶级设计了一个规划。但拉美经委会之“代表”这些集团必然是间接的，因为它是一个对各成员国而不是对社会阶级或法人团体负责的机构。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在多大程度上“信奉”拉美经委会的学说则是个难说清楚的问题，因为许多实业家并不精通经济分析，并且对国家规划人员的发展构想常常不抱好感。一些拉美著名的学术杂志和商业杂志会经常刊登拉美经委会的文章，但有些实业家的刊物并不大注意拉美经委会(34)。因此，结构主义理论对拉美各国的影响是非直接的，同时也是有差异的，拉美各国是否采用和怎样采用结构主义理论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该国的客观形势和政治决策。
从实际情况看，结构主义影响在不同时期其表现也不同。在拉美经委会成立初期，其影响并不尽如人意。普雷维什本人在一次讲话中谈到，进口替代思想并非是不可动摇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也不是一件简单易行的事情。在先进的或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进口替代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在其他国家则带来了不平衡，在更落后的国家则被证明是不可行的。普雷维什的工业化思想“对智利最有影响，相反，在阿根廷庇隆政府从一开始就对普雷维什抱有敌意，于是该组织的思想就不易在此传播”(35)“虽然有些政府如巴西政府在50年代公开承认拉美经委会是它的发展主义政策的源泉，但阿根廷的发展主义者迅即使自己与拉美经委会保持距离，这可能是由于普雷维什从前曾参与阿根廷国家政策形成之故。”“阿根廷的发展主义者对普雷维什本人不屑一顾。”(36)拉美经委会曾派出工作队到若干国家推行它的“规划技术”，但对这些国家国民经济发展政策的实际影响不大。拉美国家的许多发展规划经常停留在纸面上。拉美经委会所遇到的问题不在于同这些国家的有关机构的合作，而在于这些国家的决策官员并不感到这些发展规划是急需的。受到挫折之后，拉美经委会对“经济规划”也就不那么热心了。
但从50年代末开始，拉美经委会的影响力逐渐加大。1958年拉美经委会的主要精力转向推动拉美共同市场的建立，该年拉美经委会促成了中美洲国家签署多边自由贸易条约，在此基础上于1960年建立了中美洲共同市场。中美洲一体化的经验可以被认为是拉美经委会最大的成功之一，1960年至1980年，中美洲区内贸易额从3000万美元上升到1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这些贸易额的90％是制成品，这种模式恰好是拉美经委会所提倡的。同时，南美国家也在拉美经委会的帮助下于1958年召开了关于自由贸易的会议，并于1960年2月签署了蒙得维的亚条约，建立了拉美自由贸易协会。到60年代，拉美已经开始产生互补性的工业结构，从1965年到1979年，整个地区内部的贸易，特别是工业品贸易比对地区外部的全部贸易及工业品贸易增长得快。拉美经委会还在1959年协助创办了泛美开发银行，1964年促成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召开，并积极参与了70年代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拉美经委会专家们所运用的思想和方法也对本地区大学中经济学院的课程设置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少院系增设了国民会计、统计、数学等实际应用的课程，一些或长期或短期地参加了拉美经委会工作的政府官员在回国以后，取得了政府或学术部门的高级职位，拉美经委会的思想通过他们得到了贯彻或传播。
然而，到60年代中期，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种种扭曲现象越来越明显，工业化进程遇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不断增加的外贸不平衡；越来越大的部门不平衡；以及更加迅速增长的通货膨胀风险”(37)。这些结果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搞工业化，而是工业化的方针政策发生了问题，主要问题是“拉美工业化第一阶段相对丰富的非工业品出口项目；过度的保护主义和工业对政治制度的依赖；工业几乎完全面向国内市场”(38)。据普雷维什讲，他早在1961年就提醒人们注意拉美国家工业化面向内部市场的问题，主张采取鼓励向中心出口制成品并加强外围内部关系的政策(39)。同时，普雷维什也否定有人对他“反对农业而偏爱工业”、“反对工业化中的私人创意而鼓励国有企业的增长”的指责(40)。这说明拉美国家并没有认真奉行拉美经委会的发展思想，拉美国家的政治意愿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当然，拉美结构主义理论和政策并不完善。据费利佩·帕索斯讲，过度的保护主义是因为拉美经济学家过低估计了拉美国家通过转变为制成品出口国来增加对外销售的可能性。没有考虑到“出口可能使我们建立起更大更有效率的工厂”和发挥我们工资成本低的竞争优势(41)。拉美经委会经济发展部主任奥斯卡·阿尔蒂米尔认为，拉美经委会倡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特点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国际专业化生产；基于消费的国内动力；模仿性消费模式；面向国内市场和生产互不衔接的工业化；技术脆弱和缺乏竞争力；本国企业在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方面软弱无力；国家充当发展的主角；农业结构的二元性等。这种模式不仅在生产方面带来一系列结构性的不平衡，而且在社会方面对大多数民众具有排斥性(42)。它无力提升本地的技术进步，无力解决新增劳动力的生产性就业，无力控制持续上升的通货膨胀，收入分配形势恶化。最终，人们对结构主义发展政策失去了信心。70年代，依附论从左的方面、新自由主义从右的方面对结构主义发起了攻击。当80年代初债务危机来临时，结构主义影响陷入了低谷。
值得一提的是，拉美结构主义陷入低谷并非标志着它的死亡，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受挫，结构主义中有价值的思想遗产通过新结构主义而获得了再生。
总之，拉美结构主义的确对拉美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对各国政府提供的技术援助、人员培训和咨询活动；为拉美政要提供思想交流的论坛；提供统计资料和类似的服务，但最主要的影响仍来自其提出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应该看到，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又有负面的，既有高潮又有低潮，并非一成不变。“思想”、“主义”的影响固然重要，但毕竟思想来源于实践又要贯彻于实践，思想本身不能决定一切，因此，不能把拉美发展进程的所有成功或所有失败都归因于拉美结构主义思想，不能把思想的力量绝对化。
注释：
①拉塞尔·基特和约翰·厄里：《作为科学的社会理论》(Russel Keat and John Urry, Social Theory as Science)，伦敦1975年版。转引自基恩斯·詹姆森：《拉丁美洲的结构主义：一种方法论视角》(Kenneth P. Jameson, "Latin American Structuralism: A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世界发展》(World Development)1986年第2期。
②霍利斯·钱纳里：《发展政策的结构主义思路》(Hollis B. Chenery, "The Structuralist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Policy")，《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5年第2期。
③杰拉尔德·M.迈耶主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④奥克塔维奥·罗德里格斯：《拉美经委会的欠发达理论》(Octavio Rodriguez，La Teoria Del Subdesarrollo de La Cepal)，墨西哥21世纪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⑤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结构主义的起源》(H. W. Arndt, "The Origins of Structuralism")，《世界发展》1985年第2期。
⑥基恩斯·詹姆森：《拉丁美洲的结构主义：一种方法论视角》，《世界发展》1986年第2期。
⑦结构方法在于把社会现实作为一个结构和进程来理解。结构描述的是构成整体的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整体通过这种关系表现出来。这种关系反映在时间上则表现为连续的变化，这样，结构便具有历史进程的特点。因此，这种结构分析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结合运用也被称作“历史—结构方法”。
⑧罗纳德·V.A.斯普劳特：《普雷维什的思想》(Ronald V. A. Sprout, "The Ideas of Prebisch")，《拉美经委会评论》(Cepal Review)1992年第1期。
⑨约翰·科茨沃斯：《拉美经济史上的结构、禀赋和体制》(John H. Coatsworth， "Structures, Endowment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Ecomonic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拉丁美洲研究评论》(Latin America Research Review)2005年第3期。
⑩劳尔·普雷维什：《变革与发展：拉美的伟大任务》(Raul Rrebisch, Change and Development：Latin America's Great Task)，泛美发展银行1970年版，第19页。
(11)阿道弗·古里埃里：《技术进步及其成果——劳尔·普雷维什著作中的发展思想》，《世界经济译丛》1982年第7期。
(12)克里斯托瓦尔·凯：《拉丁美洲的发展和欠发展理论》(Cristobal Kay, Latin American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and Undevelopment)，伦敦和纽约1989年版，第28页。
(13)爱德华·威廉姆斯、弗里曼·怀特：《拉丁美洲政治：一种发展的思路》(Edward J. Williams and Freeman J. Wright, Latin American Politics，A Developmental Approach)，美国五月视界出版公司1975年版，第130—131页。
(14)里卡多·别尔乔斯基：《意识形态和巴西的发展，1930-1964》(Ricardo Bielsschowsky, "Ideology and Development Braxzil, 1930-1964")，《拉美经委会评论》1991年第3期。
(15)A.弗里斯费奇等：《拉美的民主问题与民主政治》，转引自徐文渊主编：《走向21世纪的拉丁美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9页。
(16)奥雷斯特·波佩斯库：《拉美经济思想史研究》(Oreste Popescu：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Thought)，伦敦和纽约1977年版，第271页。
(17)结构主义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富尔塔多在其自传中也强调自己的思想深受凯恩斯主义的启蒙。见韩琦：《塞尔索·富尔塔多及其经济发展思想》，《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3期。
(18)卡洛斯·皮内罗：《外围的异端，劳尔·普雷维什思想的有效性》(Carlos Pineiro Iniguez, Herejias Perifericas, Raul Prebisch, Vigencia de Su Pensamiento)，拉丁美洲S.R.L集团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162页。
(19)萨拉布·巴布：《管理墨西哥，从民族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Sarab Babb，Managing Mexico，Economists From Nationalism to Neoliberalism)，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20)V.科博：《发展的难题、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拉丁美洲实例比较》，《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3页。
(21)爱德华·威廉姆斯和弗里曼·怀特：《拉丁美洲政治：一种发展的思路》，第130页。
(22)高铦：《第三世界发展理论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6—37页。
(23)苏振兴主编：《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122页。
(24)江时学：《拉美结构主义论再认识》，《国外社会科学》1995第2期。
(25)阿尔伯特·赫尔希曼：《拉美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Albert O. Hirschman, "Ideologi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阿尔伯特·赫尔希曼：《拉丁美洲的问题》(Albert O. Hirschman: Latin American Issues)，纽约1961年版，第13—20页。
(26)里卡多·别尔乔斯基：《拉美经委会思想的演变》(Ricardo Bielschowsky, "Evolución de las ideas de la CEPAL")，《拉美经委会评论》增刊1998年10月号。
(27)包括令人失望的政治和制度条件；技术进步的有限扩散；社会资本形成的无效和收入分配的集中；农业部门的落后；进口替代工业的脆弱性；长期的通货膨胀；缺乏一种对外关系的有效政策等。转引自O.罗萨莱斯：《拉丁美洲发展的结构主义范式》(O. Rosales, "The Strueturalist Paradigm for Latin America Development")，《拉美经委会评论》1988年第1期,第33—34页。
(28)阿尼瓦尔·平托：《拉丁美洲发展的方式》(Anibal Pinto： "Styles of Develoment in Latin America")，《拉美经委会评论》1976年第1期。
(29)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17页。
(30)海因茨·R.松塔格：《发展的际遇》，《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5年5月号。
(31)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02—607页。
(32)何塞·卡尤埃拉：《拉美经委会40年，1948-1988》(Jose Cayuela，ECLAC 40 Years, 1948-1988)，联合国拉美经委会1988年版，第22—23页。
(33)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发展社会学选读》，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6年版，第279页。
(34)约瑟夫·洛夫：《1930年以来拉美的经济思想和意识形态》，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6卷上，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469页。
(35)V.科博：《发展的难题、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拉丁美洲实例比较》，《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第152页。
(36)约瑟夫·洛夫：《1930年以来拉美的经济思想和意识形态》，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6卷上，第429、625页。
(37)阿尔伯特·费希略：《拉美经济学的现状》(Albert Fishlow， "The State of Latin American Economics")，克里斯托夫·米切尔编：《正在变化中的拉美研究的观点，对6个学科的透视》(Christopher Mitchell Edited, Changing Perspectives in Latin American Studies: Insights From Six Disciplines)，加利福尼亚1988年版，第93页。
(38)帕特里西奥·梅勒编：《拉美发展辩论：新结构主义、新货币主义和调整进程》(Patricio Meller, ed., The 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 Debate, Neostructuralism, Neomonetarism, and Adjustment Processes)，牛津1991年版，第61页。
(39)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第177—178页。
(40)戴维·波洛克、丹尼尔·克纳和约瑟夫·洛夫：《普雷维什论拉美经委会的成就和缺陷：一份未公开的采访》(David Pollock, Daniel Kerner and Joseph Love, "Raul Prebisch on ECLAC's Achievements and Deficiencies: An Unpublished Interview")，《拉美经委会评论》2001年第3期。
(41)费利佩·帕索斯：《拉丁美洲经济思想50年》，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拉美问题译丛》1990年第2期。
(42)奥斯卡·阿尔蒂米尔：《发展、危机和公正》(Oscar Artimir, "Development, Crisis and Equity")，《拉美经委会评论》199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