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体系
世界史与和谐世界
向荣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8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8年2期第41～45页
【作者简介】向荣，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武汉 430072）
200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首次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标志着中国政府将“和谐”理念由内政延伸到外交。“和谐世界”新理念既是中国传统智慧的结晶，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共同的愿望，是新时代国际局势发展的需要。在建设“和谐世界”的过程中，世界史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到目前为止，学界对于什么是世界史仍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世界史是全人类的历史，包括一切民族、一切国家和地区；①有人认为世界史是除去本民族历史的外国史；②还有人认为世界史是对人类历史的宏观把握，包括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历史进行比较，探讨相互间的联系和交流，以及分析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等等。③尽管如此，世界史是国际史，是关乎外民族的历史，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史同历史学一样古老。在最早的历史著作，如希罗多德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中，都有对本民族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历史的记叙。④希罗多德的《历史》虽以希波战争中希腊人的胜利为主题，但他对希腊城邦以外的“异邦人”的历史、政治制度、风土人情等也有详细的叙述，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多达20个左右。因此，吴于廑先生说：“希罗多德的《历史》，就是当时希腊人已知世界的历史。”⑤但是，近代意义的世界史是在15、16世纪海道大通，特别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将整个世界联成一体之后出现的。
在19世纪“科学的”历史学产生之前，历史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其主要功能是道德教化。世界史也是如此。西方人将世界史看作“国际教育”的一部分，目的是增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理解，避免冲突和战争。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古代。斯多噶派哲学家提出“双城”论，每一个人既属于他所生活的特定“城邦”(the polis)，又属于全人类的“世界城邦”(the cosmopolis)；人们既要服从各自城邦的法律和习俗，还要遵从由人类共性派生出来的普遍的道德规范，如和平与正义。⑥圣·奥古斯丁将斯多噶派哲学家的“双城”发展为对立的“地上之城”和“上帝之城”。按照他的描述，“地上之城”寻求自我利益，充满了争执和征战，“常自相分裂”；而“天上之城的和平是最有序、最和谐的团契”。⑦人类历史就是“上帝之城”与由世俗国家和帝国组成的“地上之城”不断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国际教育”的理念是由17世纪的宗教改革家夸美纽斯提出来的，他认为为了消除人类彼此的误解与纷争，要编写包括历史、科学、智识在内的公共教材，为全世界所有人的思想和想象打造共同的“基础和框架”。⑧在19世纪的反战运动中，基督教和平主义者按照奥古斯丁的二分法，将历史分为两类：民族的历史和世界史；前者是战争史，后者是和平史。⑨尽管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基督教和平主义者将历史的二分推到了极端，但是以这种极端的方式，他们将世界史与世界和平的关系彰显出来。
但是，19世纪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大工业消除了以往历史形成的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孤立闭塞的状态，使人类历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⑩另一方面，随着民族主义史学和以兰克为代表的“科学派”史学的兴起，历史学家对世界史进行研究和写作的兴趣却大大下降。民族主义史学是法国大革命，特别是拿破仑战争引发的民族主义思潮在史学领域的反映，与世界史不同，民族主义史学关注的不是人类的共性和人类历史的整体性，而是本民族的个性和本民族历史的特殊性。通过对本民族集体历史的回忆，民族主义史学家试图唤起本民族人民的集体认同和归属感。科学派史学家要将历史科学化，他们重视对史料的考辨，强调要将研究范围限制在资料所及的范围之内，在他们看来，世界史是不可能的。科学派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是相互推挽的，因为科学派史学对历史个体和个性的重视，与民族主义史学不谋而合。科学派史家所言的历史个体和个性，主要是指国家和民族精神。因此，伊格尔斯说：“尽管德国科学学派强调对文献进行批判性考查，但它并没有大大削弱历史学所具有的意识形态职能，反而有助于使历史为民族和国内政治服务”。(11)
民族主义史学的产生有其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合理因素的抗议，它对于后发达国家、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外国强权势力的干涉或统治起过积极地推动作用。据说，俾斯麦说过，德国统一战争的胜利应归功于两群人：普鲁士官员和民族主义史学家。(12)但是，民族主义史学就如同民族主义一样，是一把双刃剑，它容易给本民族人民的眼睛蒙上一层由民族偏见织成的纱幕，造成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猜疑、误解，乃至仇杀。正因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历史学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欧内斯特·巴克沉重地说，历史学家对这场战争的爆发负有责任。(13)
1918年至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英国小说家韦尔斯痛感战争对文明造成的灾难之深重，编写出供普通人阅读的《世界史纲》上、下册。作者回顾夸美纽斯提出的“国际教育”理念，认为在文明遭遇如此危机之际，唯有世界史才能给世界人民提供“新的共同基础”，“一个全新的立足点”。(14)在书中，韦尔斯对专业历史学家的冷漠提出了批评，认为由于他们过分关注细节，“使我们无法从历史学家那里找到我们这里所需要的东西”。(15)不过，韦尔斯的批评并未引起当时历史学家的重视。
转折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此后。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人类经历了两次大战的浩劫，这一残酷的现实迫使所有有良知的人，包括历史学家开始认真反思。在1943年举行的“科学、哲学和宗教大会”上，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后来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史》第4分册主编的路易斯·戈特沙尔特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历史对世界和平的教益。他呼吁创造一个“世界联邦”(world federation)，在这里所有国家一律平等，所有人都是世界公民。尽管“世界联邦”还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理念，但是史学家知道，历史上有许多知识分子的理念，如关于建立大的联邦共和国的设想、废除奴隶制的目标后来都变成了人类的“共同财富”(common property)。(16)1949年，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在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信中说：到处都在讲授的、以政治为基础的民族史绝不会导致民族和解，因此，我们应开设新的历史课程——“致力于和平”的非政治的世界史。(17)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下，从1951年起一批世界级历史学家集体合作，开始编写旨在供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世界史教材。该书主编、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拉尔夫·E.特纳预言：“该著作……将构成一种资源，从中所有民族都能获得一种眼光：人类是一个整体。”(18)该书于1963年至1976年分五卷先后出版，书名为《人类史：文化和科学的发展》。(19)
与此同时，历史学家还对科学派史学，尤其是战前影响极大的历史主义进行了批判。按照历史主义的观点，历史学就是为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历史学家应当忘掉自己所处的环境，埋头于过去的文献，写出既无个人偏见，也没有主观解释的“纯粹历史”。(20)在战后的一代史学家看来，这一崇高目标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巴勒克拉夫说：“所有历史著作都必定受历史学家个人经历的影响。从门前清扫出去的社会实用性，很容易经窗户飞回来”。(21)那些标榜客观的史学家往往自己带有强烈的主观或意识形态色彩。(22)此外，由于历史主义割断了历史学与生活的联系，割断了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联系，也限制了历史学自身的发展。巴勒克拉夫说：“今天，人们在回顾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历程时，都不会否认历史主义由于排除人类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作为历史研究的正当对象而给历史学的学术水平带来的严重危害。”(2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史主义否认道德真实。历史主义认为一切以时间、地点和环境为转移，因此，历史学家不能够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好坏做评判。在经历了二战期间的法西斯暴行之后，人们再也无法忍受这种道德相对主义。巴勒克拉夫引用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话说：“当有人对我们说：我们历史学家使用的范畴是中性的，我们的任务仅仅是叙述。对此，我们作出的回答只能是：赞同这些说法便意味着背叛我们的基本道德观念，而且错误地表达了我们对过去的认识”。(24)
战后史学家力图填平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伊格尔斯说：“历史学家探讨过去现实的概念体系反映了他们工作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差异和利益。因此，思想意识成份未必将要或者未必能够被排除于历史学术之外。但是，正是历史研究本身如此深深地扎根于它们在其中从事研究的历史环境这一事实，也许有益于丰富对历史的理解……历史不能同它在社会和精神现实中的基础及其时代的冲突截然分开，历史学科本身必须在现代世界历史更为广泛的环境中进行批判的观察。”(25)他们还引进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拓宽了研究领域，跨国界的经济运动、人口流动、文化传播也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在这种新的学术环境中，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世界史迅速兴起。(26)
战后世界史学科的兴起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革命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世界已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与此同时，世界的整体性发展也带来了新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战后世界史是对世界整体性发展造成的双重效应的回应。
美国著名世界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说：“在美国人到处与他者发生越来越密切、越来越持久的相互影响的时代，了解与我们共享地球表面的其他民族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通信和交通使孤立变得不可能了，对他者的无知将付出越来越惨重的代价。”(27)麦克尼尔的警告并非无稽之谈。虽然经过了一战、二战和冷战，人类厌倦了战争，和平、发展与合作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是，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仍然存在。更为严重的是，全球化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在给世界制造新的麻烦。麦克尼尔敏锐地意识到，在世界一体化时代很容易产生认同危机，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时代人的归属问题才突显出来。历史经验表明，人类从对外交往中学会的东西越多，人类共享的利益越大，人类各群体就越重视自己传统的特殊性。麦克尼尔认为如何调和世界整体性发展的必然性与本土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是当今世界最紧迫的问题。(28)
尽管如此，麦克尼尔相信人类有能力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种种问题。同夸美纽斯、韦尔斯一样，麦克尼尔寄希望于国际教育，他说：“人类整体具有一种共性，历史学家可能希望明确地理解它，就像他们能够弄清什么将任何较小的群体团结起来的一样。一种明白易懂的世界史，不是像狭隘的史学那样助长冲突，而是通过培养个人与人类整体休戚与共的意识，可能有望消除群体相遇时产生的破坏效果。我看这确实是我们时代的历史学从业人员的道德责任。”(29)美国另一位有影响的世界史专家杰里·本特利教授持相同观点，他说：“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有一点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要理解别人、尊重近邻，同时也尊重距离遥远的社会的权益和事务，在具有不同政治、社会和文化传统的人们之间，应该促进交流和协商，而不是以暴力和冲突来解决争端。”他认为，学习世界史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的方式之一。”(30)
西方文化传统中古老的国际教育思想正在新的历史环境中重放光芒，通过各种渠道，如教材、通俗读物、传媒、网上教育，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理念正在转变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该理念还写进了1995年美国公布的全国中学历史课标，在“历史对受教育公民的意义”一节中，课标写道：“历史为学生提供了对世界、对不同于他们自身的多种文化和生活方式形成全面理解的机会。从一种不偏不倚、包容的世界史，学生可能获得对世界许多民族，和对他们共有的人性、共同的问题两方面的感知。学生还可能形成通过他人之眼看问题的习惯，并认识到当他们研究他人时，他们能更好地理解自己，反之亦然……特别重要的是，对世界多种文化的历史的理解有助于培养相互忍耐、尊重和公民勇气的品性，这类品性是我们日益多元的社会，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所需要的。”(31)
毫无疑问，和谐世界的构建不能仅靠教育。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有更加民主的国际关系，更加合理的资源分配，还要有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机制与机构。尽管如此，教育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它可以消除人们内心的隔膜。从这种意义上说，世界史能够而且应该为和谐世界的构建做出贡献。
注释：
①最具代表性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编写的5卷本《人类史：文化和科学的发展》(Unesco, History of Mankind: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5vols., London: Allen & Unwin, 1963-1976)。
②国内学者通常将世界史等同于外国史。彭小瑜教授认为“世界历史”这样的名称带有浓厚的历史哲学意味，有淡化国别史和具体问题研究的倾向。因此，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将“世界历史”改为“外国历史”。见彭小瑜：《世界史研究的学说史问题——由“禁欲主义”一语的翻译说起》，《世界历史》2005年第6期，第7页。
③Geoffrey Barraclough, "Universal History," in H. P. R. Finberg, ed., Approaches to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2, pp. 83-109; Jerry H. Bentley, “The New World History, " in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 eds., 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Oxford: Blackwell, 2002, pp.393-416;吴于廑：《世界历史》，《吴于廑文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0—66页。
④吴于廑：《世界历史》，第41—42页；杰里·H.本特利：《20世纪的世界史学史》，许平、胡修雷译《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第119页。
⑤吴于廑：《世界历史》，第41页
⑥Gilbert Allardyce, "Toward World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ans and the Coming of the World History Cours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1, no. 1, 1990, p. 28; 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盛葵阳、崔妙因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86—190页。
⑦引自夏洞奇：《尘世的权威：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思想》，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91页。
⑧H. G. Wells, The Salvaging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1, pp. 97-99.
⑨Allardyce, "Toward World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ans and the Coming of the World History Course, "p. 29.
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它(指大工业——引者注)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4页。
(11)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2页。
(12)Allardyce, "Toward World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ans and the Coming of the World History Course," p. 29.
(13)Allardyce, "Toward World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ans and the Coming of the World History Course, " p. 30.
(14)Wells, The Salvaging of Civilization, pp. 97-112.
(15)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上卷，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页。
(16)Louis Gottschalk, "Lessons of Modern History for World Peace, " in Lyman Bryson, Louis Finkelstein and Robert M. Maciver, eds., Approaches to World Peace,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4,. pp.75-82.
(17)Allardyce, "Toward World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ans and the Coming of the World History Course, " p. 31.
(18)Allardyce, "Toward World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ans and the Coming of the World History Course, " p. 27.
(19)Unesco, History of Mankind: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20)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0—21页；乔治·克拉克：《总导言：史学与近代史学家》，G.R.波特：《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7—18页。
(21)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55, p.23；克拉克有类似观点，见克拉克：《总导言：史学与近代史学家》，第19页。
(22)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23；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第20—25页。
(23)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1页。
(24)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3页。
(25)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第229页。
(26)关于战后世界史学科的发展，特别是近期发展可参见本特利：《20世纪的世界史学史》，《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Benedikt Stuchtey and Eckhardt Fuchs, "Problems of Writing World History: Western and Non-Western Experiences, 1800-2000," in Stuchtey and Fuchs, eds., Writing World History, 1800-20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9; Patrick Manning, Navigating World History: Historians Create a Global Pa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especially Chapters, 4, 5 and 23.
(27)William H. McNeill,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87, p. xv.
(28)William H. McNeill, "Mythistory, or Truth, Myt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 in McNeill, Myt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p. 15-16; William H. McNeill, "The Changing Shape of World History, "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4, no. 2, 1995, pp. 24-25.
(29)McNeill, "Mythistory, or Truth, Myt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pp. 16-17.
(30)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上，魏凤莲、张颖、白玉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Ⅲ页。
(31)"The National Standards for United States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in The History Teacher, vol.28, no. 3, 1995, p. 302.^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8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8年2期第41～45页
【作者简介】向荣，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武汉 430072）
到目前为止，学界对于什么是世界史仍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世界史是全人类的历史，包括一切民族、一切国家和地区；①有人认为世界史是除去本民族历史的外国史；②还有人认为世界史是对人类历史的宏观把握，包括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历史进行比较，探讨相互间的联系和交流，以及分析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等等。③尽管如此，世界史是国际史，是关乎外民族的历史，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史同历史学一样古老。在最早的历史著作，如希罗多德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中，都有对本民族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历史的记叙。④希罗多德的《历史》虽以希波战争中希腊人的胜利为主题，但他对希腊城邦以外的“异邦人”的历史、政治制度、风土人情等也有详细的叙述，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多达20个左右。因此，吴于廑先生说：“希罗多德的《历史》，就是当时希腊人已知世界的历史。”⑤但是，近代意义的世界史是在15、16世纪海道大通，特别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将整个世界联成一体之后出现的。
在19世纪“科学的”历史学产生之前，历史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其主要功能是道德教化。世界史也是如此。西方人将世界史看作“国际教育”的一部分，目的是增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理解，避免冲突和战争。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古代。斯多噶派哲学家提出“双城”论，每一个人既属于他所生活的特定“城邦”(the polis)，又属于全人类的“世界城邦”(the cosmopolis)；人们既要服从各自城邦的法律和习俗，还要遵从由人类共性派生出来的普遍的道德规范，如和平与正义。⑥圣·奥古斯丁将斯多噶派哲学家的“双城”发展为对立的“地上之城”和“上帝之城”。按照他的描述，“地上之城”寻求自我利益，充满了争执和征战，“常自相分裂”；而“天上之城的和平是最有序、最和谐的团契”。⑦人类历史就是“上帝之城”与由世俗国家和帝国组成的“地上之城”不断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国际教育”的理念是由17世纪的宗教改革家夸美纽斯提出来的，他认为为了消除人类彼此的误解与纷争，要编写包括历史、科学、智识在内的公共教材，为全世界所有人的思想和想象打造共同的“基础和框架”。⑧在19世纪的反战运动中，基督教和平主义者按照奥古斯丁的二分法，将历史分为两类：民族的历史和世界史；前者是战争史，后者是和平史。⑨尽管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基督教和平主义者将历史的二分推到了极端，但是以这种极端的方式，他们将世界史与世界和平的关系彰显出来。
但是，19世纪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大工业消除了以往历史形成的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孤立闭塞的状态，使人类历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⑩另一方面，随着民族主义史学和以兰克为代表的“科学派”史学的兴起，历史学家对世界史进行研究和写作的兴趣却大大下降。民族主义史学是法国大革命，特别是拿破仑战争引发的民族主义思潮在史学领域的反映，与世界史不同，民族主义史学关注的不是人类的共性和人类历史的整体性，而是本民族的个性和本民族历史的特殊性。通过对本民族集体历史的回忆，民族主义史学家试图唤起本民族人民的集体认同和归属感。科学派史学家要将历史科学化，他们重视对史料的考辨，强调要将研究范围限制在资料所及的范围之内，在他们看来，世界史是不可能的。科学派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是相互推挽的，因为科学派史学对历史个体和个性的重视，与民族主义史学不谋而合。科学派史家所言的历史个体和个性，主要是指国家和民族精神。因此，伊格尔斯说：“尽管德国科学学派强调对文献进行批判性考查，但它并没有大大削弱历史学所具有的意识形态职能，反而有助于使历史为民族和国内政治服务”。(11)
民族主义史学的产生有其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合理因素的抗议，它对于后发达国家、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外国强权势力的干涉或统治起过积极地推动作用。据说，俾斯麦说过，德国统一战争的胜利应归功于两群人：普鲁士官员和民族主义史学家。(12)但是，民族主义史学就如同民族主义一样，是一把双刃剑，它容易给本民族人民的眼睛蒙上一层由民族偏见织成的纱幕，造成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猜疑、误解，乃至仇杀。正因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历史学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欧内斯特·巴克沉重地说，历史学家对这场战争的爆发负有责任。(13)
1918年至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英国小说家韦尔斯痛感战争对文明造成的灾难之深重，编写出供普通人阅读的《世界史纲》上、下册。作者回顾夸美纽斯提出的“国际教育”理念，认为在文明遭遇如此危机之际，唯有世界史才能给世界人民提供“新的共同基础”，“一个全新的立足点”。(14)在书中，韦尔斯对专业历史学家的冷漠提出了批评，认为由于他们过分关注细节，“使我们无法从历史学家那里找到我们这里所需要的东西”。(15)不过，韦尔斯的批评并未引起当时历史学家的重视。
转折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此后。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人类经历了两次大战的浩劫，这一残酷的现实迫使所有有良知的人，包括历史学家开始认真反思。在1943年举行的“科学、哲学和宗教大会”上，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后来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史》第4分册主编的路易斯·戈特沙尔特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历史对世界和平的教益。他呼吁创造一个“世界联邦”(world federation)，在这里所有国家一律平等，所有人都是世界公民。尽管“世界联邦”还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理念，但是史学家知道，历史上有许多知识分子的理念，如关于建立大的联邦共和国的设想、废除奴隶制的目标后来都变成了人类的“共同财富”(common property)。(16)1949年，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在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信中说：到处都在讲授的、以政治为基础的民族史绝不会导致民族和解，因此，我们应开设新的历史课程——“致力于和平”的非政治的世界史。(17)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下，从1951年起一批世界级历史学家集体合作，开始编写旨在供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世界史教材。该书主编、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拉尔夫·E.特纳预言：“该著作……将构成一种资源，从中所有民族都能获得一种眼光：人类是一个整体。”(18)该书于1963年至1976年分五卷先后出版，书名为《人类史：文化和科学的发展》。(19)
与此同时，历史学家还对科学派史学，尤其是战前影响极大的历史主义进行了批判。按照历史主义的观点，历史学就是为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历史学家应当忘掉自己所处的环境，埋头于过去的文献，写出既无个人偏见，也没有主观解释的“纯粹历史”。(20)在战后的一代史学家看来，这一崇高目标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巴勒克拉夫说：“所有历史著作都必定受历史学家个人经历的影响。从门前清扫出去的社会实用性，很容易经窗户飞回来”。(21)那些标榜客观的史学家往往自己带有强烈的主观或意识形态色彩。(22)此外，由于历史主义割断了历史学与生活的联系，割断了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联系，也限制了历史学自身的发展。巴勒克拉夫说：“今天，人们在回顾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历程时，都不会否认历史主义由于排除人类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作为历史研究的正当对象而给历史学的学术水平带来的严重危害。”(2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史主义否认道德真实。历史主义认为一切以时间、地点和环境为转移，因此，历史学家不能够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好坏做评判。在经历了二战期间的法西斯暴行之后，人们再也无法忍受这种道德相对主义。巴勒克拉夫引用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话说：“当有人对我们说：我们历史学家使用的范畴是中性的，我们的任务仅仅是叙述。对此，我们作出的回答只能是：赞同这些说法便意味着背叛我们的基本道德观念，而且错误地表达了我们对过去的认识”。(24)
战后史学家力图填平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伊格尔斯说：“历史学家探讨过去现实的概念体系反映了他们工作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差异和利益。因此，思想意识成份未必将要或者未必能够被排除于历史学术之外。但是，正是历史研究本身如此深深地扎根于它们在其中从事研究的历史环境这一事实，也许有益于丰富对历史的理解……历史不能同它在社会和精神现实中的基础及其时代的冲突截然分开，历史学科本身必须在现代世界历史更为广泛的环境中进行批判的观察。”(25)他们还引进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拓宽了研究领域，跨国界的经济运动、人口流动、文化传播也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在这种新的学术环境中，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世界史迅速兴起。(26)
战后世界史学科的兴起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革命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世界已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与此同时，世界的整体性发展也带来了新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战后世界史是对世界整体性发展造成的双重效应的回应。
美国著名世界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说：“在美国人到处与他者发生越来越密切、越来越持久的相互影响的时代，了解与我们共享地球表面的其他民族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通信和交通使孤立变得不可能了，对他者的无知将付出越来越惨重的代价。”(27)麦克尼尔的警告并非无稽之谈。虽然经过了一战、二战和冷战，人类厌倦了战争，和平、发展与合作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是，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仍然存在。更为严重的是，全球化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在给世界制造新的麻烦。麦克尼尔敏锐地意识到，在世界一体化时代很容易产生认同危机，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时代人的归属问题才突显出来。历史经验表明，人类从对外交往中学会的东西越多，人类共享的利益越大，人类各群体就越重视自己传统的特殊性。麦克尼尔认为如何调和世界整体性发展的必然性与本土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是当今世界最紧迫的问题。(28)
尽管如此，麦克尼尔相信人类有能力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种种问题。同夸美纽斯、韦尔斯一样，麦克尼尔寄希望于国际教育，他说：“人类整体具有一种共性，历史学家可能希望明确地理解它，就像他们能够弄清什么将任何较小的群体团结起来的一样。一种明白易懂的世界史，不是像狭隘的史学那样助长冲突，而是通过培养个人与人类整体休戚与共的意识，可能有望消除群体相遇时产生的破坏效果。我看这确实是我们时代的历史学从业人员的道德责任。”(29)美国另一位有影响的世界史专家杰里·本特利教授持相同观点，他说：“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有一点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要理解别人、尊重近邻，同时也尊重距离遥远的社会的权益和事务，在具有不同政治、社会和文化传统的人们之间，应该促进交流和协商，而不是以暴力和冲突来解决争端。”他认为，学习世界史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的方式之一。”(30)
西方文化传统中古老的国际教育思想正在新的历史环境中重放光芒，通过各种渠道，如教材、通俗读物、传媒、网上教育，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理念正在转变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该理念还写进了1995年美国公布的全国中学历史课标，在“历史对受教育公民的意义”一节中，课标写道：“历史为学生提供了对世界、对不同于他们自身的多种文化和生活方式形成全面理解的机会。从一种不偏不倚、包容的世界史，学生可能获得对世界许多民族，和对他们共有的人性、共同的问题两方面的感知。学生还可能形成通过他人之眼看问题的习惯，并认识到当他们研究他人时，他们能更好地理解自己，反之亦然……特别重要的是，对世界多种文化的历史的理解有助于培养相互忍耐、尊重和公民勇气的品性，这类品性是我们日益多元的社会，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所需要的。”(31)
毫无疑问，和谐世界的构建不能仅靠教育。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有更加民主的国际关系，更加合理的资源分配，还要有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机制与机构。尽管如此，教育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它可以消除人们内心的隔膜。从这种意义上说，世界史能够而且应该为和谐世界的构建做出贡献。
注释：
①最具代表性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编写的5卷本《人类史：文化和科学的发展》(Unesco, History of Mankind: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5vols., London: Allen & Unwin, 1963-1976)。
②国内学者通常将世界史等同于外国史。彭小瑜教授认为“世界历史”这样的名称带有浓厚的历史哲学意味，有淡化国别史和具体问题研究的倾向。因此，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将“世界历史”改为“外国历史”。见彭小瑜：《世界史研究的学说史问题——由“禁欲主义”一语的翻译说起》，《世界历史》2005年第6期，第7页。
③Geoffrey Barraclough, "Universal History," in H. P. R. Finberg, ed., Approaches to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2, pp. 83-109; Jerry H. Bentley, “The New World History, " in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 eds., 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Oxford: Blackwell, 2002, pp.393-416;吴于廑：《世界历史》，《吴于廑文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0—66页。
④吴于廑：《世界历史》，第41—42页；杰里·H.本特利：《20世纪的世界史学史》，许平、胡修雷译《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第119页。
⑤吴于廑：《世界历史》，第41页
⑥Gilbert Allardyce, "Toward World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ans and the Coming of the World History Cours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1, no. 1, 1990, p. 28; 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盛葵阳、崔妙因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86—190页。
⑦引自夏洞奇：《尘世的权威：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思想》，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91页。
⑧H. G. Wells, The Salvaging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1, pp. 97-99.
⑨Allardyce, "Toward World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ans and the Coming of the World History Course, "p. 29.
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它(指大工业——引者注)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4页。
(11)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2页。
(12)Allardyce, "Toward World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ans and the Coming of the World History Course," p. 29.
(13)Allardyce, "Toward World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ans and the Coming of the World History Course, " p. 30.
(14)Wells, The Salvaging of Civilization, pp. 97-112.
(15)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上卷，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页。
(16)Louis Gottschalk, "Lessons of Modern History for World Peace, " in Lyman Bryson, Louis Finkelstein and Robert M. Maciver, eds., Approaches to World Peace,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4,. pp.75-82.
(17)Allardyce, "Toward World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ans and the Coming of the World History Course, " p. 31.
(18)Allardyce, "Toward World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ans and the Coming of the World History Course, " p. 27.
(19)Unesco, History of Mankind: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20)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0—21页；乔治·克拉克：《总导言：史学与近代史学家》，G.R.波特：《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7—18页。
(21)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55, p.23；克拉克有类似观点，见克拉克：《总导言：史学与近代史学家》，第19页。
(22)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23；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第20—25页。
(23)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1页。
(24)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3页。
(25)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第229页。
(26)关于战后世界史学科的发展，特别是近期发展可参见本特利：《20世纪的世界史学史》，《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Benedikt Stuchtey and Eckhardt Fuchs, "Problems of Writing World History: Western and Non-Western Experiences, 1800-2000," in Stuchtey and Fuchs, eds., Writing World History, 1800-20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9; Patrick Manning, Navigating World History: Historians Create a Global Pa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especially Chapters, 4, 5 and 23.
(27)William H. McNeill,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87, p. xv.
(28)William H. McNeill, "Mythistory, or Truth, Myt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 in McNeill, Myt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p. 15-16; William H. McNeill, "The Changing Shape of World History, "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4, no. 2, 1995, pp. 24-25.
(29)McNeill, "Mythistory, or Truth, Myt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pp. 16-17.
(30)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上，魏凤莲、张颖、白玉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Ⅲ页。
(31)"The National Standards for United States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in The History Teacher, vol.28, no. 3, 1995, p. 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