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体系
开展生态环境史研究 拓宽解读人类历史的视角
陈志强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8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8年期第38～41页
【作者简介】陈志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历史学工作者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导下，中国极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快速推进，凸显出历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变革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重要性。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反映了党和国家领导核心富有历史远见和洞察力，也为我们开展生态环境史研究指明了方向。
生态环境史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并非偶然，这一新的研究视角的形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世界历史演进中，我们可以大体确定几种主要的生产生活形态，即采集的、游牧的、农耕的、工业制造的。与这些主要的生产生活形态相适应，人类社会形成了前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及其上层建筑。在工业文明出现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中，人类的生活还不能大范围地改变自然环境，世界各地的人们大体上被动地适应其所在地区自然环境对人类生活的限制。只是由于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步伐空前加快，人类生存环境改变的速度也空前加快。当人们通过科技手段认识周围世界的能力还十分有限的时候，当人类生活对其生存环境造成的破坏表现得还不十分清晰的时候，历史研究必然更多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衍生出来的各种制度和精神成果，而忽视人与自然资源、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人们之所以忽视后一种关系是因为，人的能力在相当长时间里相对于浩瀚无际的自然显得极为渺小，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漫长的人类自然史上还产生不了太大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当自然资源枯竭、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严重程度日益显露，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已经受到生态环境制约的时候，人们才可能意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的真正意义。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模式，因而具有特别深远的历史意义。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历史研究中注意不够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意识逐渐成为观察和解读人类历史的新视角，生态环境史也逐渐受到学者更多的重视，一批关注人类开发自然资源和生存状态的历史书籍已经问世。②
生态环境史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世界发达国家学术研究中逐渐兴起的，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借助人类学、地理学、考古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着重观察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对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给出新颖的解释，因此受到普遍的关注，迅速兴起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目前，这一学科尚在构建之中，中国学术界对于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诸多学科建设问题也在探讨之中。生态环境史研究首先表现为一种新的研究理论思维，即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增加观察问题的新视角。由于研究视角的变化，人们在研究资料的整理和选取、史料的解读、史实的构建和解释、历史经验的总结方面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进而，使历史研究的领域得到极大拓展，推进了人们对过往历史的认识。整部人类历史是人类解决“生存”与“发展”两大主题的历史，这部历史的核心内容就是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改变生存环境的活动及其后果。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衍生出来的各种制度和思想，是建立在人与自然资源、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基础上的。人类建立复杂社会关系的前提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最初始的关系包括人与生存环境和人与自然资源的关系两个方面，它们是先于“生产”而存在的关系，“一切生产都是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马克思语)，人类社会的其他关系和成就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以这样的理念观察世界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某种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首先决定于特定人群在特定生存环境中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开发，特定环境中人们对特定资源的占有、开发和利用决定了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特征。离开了人与生存环境和人与自然资源的关系，我们就无法回答世界历史上出现的多种文明何以具有不同的特点。生态环境史研究力图从考察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入手总结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经验。
生态环境史研究方法的突出特征是其问题意识。这一新的研究视角突出人们对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反思，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业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的批判，并由此深入探讨人类生存和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全部历史。在漫长的采集生活中，“自然”状态的人类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被动地接受来自自然的各种压力，本能地应对各种自然挑战，以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人类从动物和植物的采集中发展起来的游牧和农耕生产生活方式，意味着人类凭借不断发展的智力驯化了部分自然生存能力较弱的动物和植物，也获得了更稳定的生活资料。在人类提高其利用自然资源能力的同时，他们也在改善自身生存的质量，这意味着人均资源消费量的增加和生存环境的改变。由于采用游牧和农耕两种方式的人类，形成了与自然环境不同的关系，并因其从自然资源中索取生活资料的手段不同，决定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发展道路的不同，进而决定了其文明特征的不同。农耕人口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比游牧人口更加稳固，因此其“财富”积累的速度更快，生活的质量更高，表现得更“文明”。工业文明的出现标志人类与自然关系发生巨大改变，人类彻底“摆脱”被动地接受自然压力的新时代到来了。首先，人类借助工业科技从更深层自然资源中获取生活资料，对采集、游牧、农耕产品的再加工，对多种形态物质进行开发，极大地扩展了人类获取自然资源的范围。其次，由于人类改变了获取自然资源的传统思路，拓展了从自然资源转化生活资料的渠道和方法，因此人类更为“主动地”、多维度多领域多层次改变了生存环境。与工业文明同时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之所以能推动科技迅猛发展，是由于工业时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更多“剩余人口”及“剩余智力”加入到开发自然资源新手段的队伍中去，人类的知识因此“大爆炸”，在数百年间超越了数百万年间的知识积累。但同时，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也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使人类面临的资源与环境破坏程度空前严重。生态环境史研究的批判指向非常明确，其力图解决的问题就在于从人类与自然关系漫长的演变过程中总结正反历史经验，③纠正人类违反自然规律的错误生活方式。
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特征是重视人类长时段的生存与发展。④这首先是因为人类改变自然的结果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显现，需要通过更长尺度的观察视角才能看清事情的原委。其次，人类生活的惯性和文明积累的方式决定了长时段视角研究问题的优越性，人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视角看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许多问题。以这样的观点看问题，工业文明出现以来的数百年就不仅仅是人类战胜自然的历史，也是人类急剧改变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历史。工业文明引发人类社会发生了相当剧烈的变动，资本主义打乱了人类长期生活的慢节奏，人类对生存环境的破坏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口号鼓舞下加速进行，人类获取自然资源的能力使得部分资源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告枯竭，而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几乎到了无法克服的程度。从长时段视角看，我们仍然处于工业文明发展不成熟的阶段，全球工业化的进程远未完成。从世界史发展的角度看，个别地区和国家的所谓“发达工业”是以牺牲其他地区和国家甚至全球的“廉价”资源为代价，同时，世界大部分地区和国家仍然停留在农业文明发展水平上。只有当工业加工过程中不产生“废料”，同时不以损坏生存环境为代价时，人类才进入了工业文明的成熟阶段。换言之，只有当人类能够最大限度地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并使所有自然资源转变为可再生资源时，才能走出工业时代，进入“后工业时代”。
总之，在历史研究中增加生态环境史视角必将丰富研究内容，扩大研究领域，有助于对人类历史的全面认识。
注释：
①1992年，69个国家的1700名科学家，包括99名尚健在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发出“人类与自然界正处于一种冲突之中”的警告，明确提出了资源和环境危机问题。此后，生态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全球有识之士和负责任的政治家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②参见唐纳德·沃斯特：《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侯文惠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许友民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彼得·詹姆斯等：《世界古代发明》，颜可维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威廉·麦克高希：《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董建中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王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菲利普·赛福：《地球素描》(剑桥文丛)，刘乐亭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国学者包茂宏、王利华、梅学芹、于新忠、周鸿等的研究成果也相继问世。
③生态环境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使人们有可能对人类发展的全部历史，特别是其中的某些重大问题重新进行考察，诸如涉及灾害、疾病等领域的个案研究因此显得十分重要，新的研究有可能对传统结论提出挑战。目前，国内外相关个案研究成果不仅是对传统研究的补充，而且迫使人们改变原有的结论，丰富了人们的历史认识。生态环境史的权威学者因此认为，生态环境史研究应该在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上展开。见Mark Elvin，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An Agenda of Ideas," AsianStudies Review, vol. 14, no. 2, 1990, pp. 39-53. 另 见 Donald Worster,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Donald Worster, ed.,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90-291.
④“长时段”理论是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提出的，其分析方法实现了整体史学的纲领。参见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唐家龙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8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8年期第38～41页
【作者简介】陈志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生态环境史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并非偶然，这一新的研究视角的形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世界历史演进中，我们可以大体确定几种主要的生产生活形态，即采集的、游牧的、农耕的、工业制造的。与这些主要的生产生活形态相适应，人类社会形成了前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及其上层建筑。在工业文明出现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中，人类的生活还不能大范围地改变自然环境，世界各地的人们大体上被动地适应其所在地区自然环境对人类生活的限制。只是由于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步伐空前加快，人类生存环境改变的速度也空前加快。当人们通过科技手段认识周围世界的能力还十分有限的时候，当人类生活对其生存环境造成的破坏表现得还不十分清晰的时候，历史研究必然更多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衍生出来的各种制度和精神成果，而忽视人与自然资源、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人们之所以忽视后一种关系是因为，人的能力在相当长时间里相对于浩瀚无际的自然显得极为渺小，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漫长的人类自然史上还产生不了太大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当自然资源枯竭、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严重程度日益显露，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已经受到生态环境制约的时候，人们才可能意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的真正意义。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模式，因而具有特别深远的历史意义。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历史研究中注意不够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意识逐渐成为观察和解读人类历史的新视角，生态环境史也逐渐受到学者更多的重视，一批关注人类开发自然资源和生存状态的历史书籍已经问世。②
生态环境史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世界发达国家学术研究中逐渐兴起的，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借助人类学、地理学、考古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着重观察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对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给出新颖的解释，因此受到普遍的关注，迅速兴起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目前，这一学科尚在构建之中，中国学术界对于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诸多学科建设问题也在探讨之中。生态环境史研究首先表现为一种新的研究理论思维，即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增加观察问题的新视角。由于研究视角的变化，人们在研究资料的整理和选取、史料的解读、史实的构建和解释、历史经验的总结方面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进而，使历史研究的领域得到极大拓展，推进了人们对过往历史的认识。整部人类历史是人类解决“生存”与“发展”两大主题的历史，这部历史的核心内容就是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改变生存环境的活动及其后果。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衍生出来的各种制度和思想，是建立在人与自然资源、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基础上的。人类建立复杂社会关系的前提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最初始的关系包括人与生存环境和人与自然资源的关系两个方面，它们是先于“生产”而存在的关系，“一切生产都是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马克思语)，人类社会的其他关系和成就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以这样的理念观察世界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某种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首先决定于特定人群在特定生存环境中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开发，特定环境中人们对特定资源的占有、开发和利用决定了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特征。离开了人与生存环境和人与自然资源的关系，我们就无法回答世界历史上出现的多种文明何以具有不同的特点。生态环境史研究力图从考察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入手总结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经验。
生态环境史研究方法的突出特征是其问题意识。这一新的研究视角突出人们对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反思，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业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的批判，并由此深入探讨人类生存和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全部历史。在漫长的采集生活中，“自然”状态的人类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被动地接受来自自然的各种压力，本能地应对各种自然挑战，以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人类从动物和植物的采集中发展起来的游牧和农耕生产生活方式，意味着人类凭借不断发展的智力驯化了部分自然生存能力较弱的动物和植物，也获得了更稳定的生活资料。在人类提高其利用自然资源能力的同时，他们也在改善自身生存的质量，这意味着人均资源消费量的增加和生存环境的改变。由于采用游牧和农耕两种方式的人类，形成了与自然环境不同的关系，并因其从自然资源中索取生活资料的手段不同，决定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发展道路的不同，进而决定了其文明特征的不同。农耕人口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比游牧人口更加稳固，因此其“财富”积累的速度更快，生活的质量更高，表现得更“文明”。工业文明的出现标志人类与自然关系发生巨大改变，人类彻底“摆脱”被动地接受自然压力的新时代到来了。首先，人类借助工业科技从更深层自然资源中获取生活资料，对采集、游牧、农耕产品的再加工，对多种形态物质进行开发，极大地扩展了人类获取自然资源的范围。其次，由于人类改变了获取自然资源的传统思路，拓展了从自然资源转化生活资料的渠道和方法，因此人类更为“主动地”、多维度多领域多层次改变了生存环境。与工业文明同时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之所以能推动科技迅猛发展，是由于工业时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更多“剩余人口”及“剩余智力”加入到开发自然资源新手段的队伍中去，人类的知识因此“大爆炸”，在数百年间超越了数百万年间的知识积累。但同时，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也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使人类面临的资源与环境破坏程度空前严重。生态环境史研究的批判指向非常明确，其力图解决的问题就在于从人类与自然关系漫长的演变过程中总结正反历史经验，③纠正人类违反自然规律的错误生活方式。
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特征是重视人类长时段的生存与发展。④这首先是因为人类改变自然的结果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显现，需要通过更长尺度的观察视角才能看清事情的原委。其次，人类生活的惯性和文明积累的方式决定了长时段视角研究问题的优越性，人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视角看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许多问题。以这样的观点看问题，工业文明出现以来的数百年就不仅仅是人类战胜自然的历史，也是人类急剧改变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历史。工业文明引发人类社会发生了相当剧烈的变动，资本主义打乱了人类长期生活的慢节奏，人类对生存环境的破坏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口号鼓舞下加速进行，人类获取自然资源的能力使得部分资源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告枯竭，而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几乎到了无法克服的程度。从长时段视角看，我们仍然处于工业文明发展不成熟的阶段，全球工业化的进程远未完成。从世界史发展的角度看，个别地区和国家的所谓“发达工业”是以牺牲其他地区和国家甚至全球的“廉价”资源为代价，同时，世界大部分地区和国家仍然停留在农业文明发展水平上。只有当工业加工过程中不产生“废料”，同时不以损坏生存环境为代价时，人类才进入了工业文明的成熟阶段。换言之，只有当人类能够最大限度地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并使所有自然资源转变为可再生资源时，才能走出工业时代，进入“后工业时代”。
总之，在历史研究中增加生态环境史视角必将丰富研究内容，扩大研究领域，有助于对人类历史的全面认识。
注释：
①1992年，69个国家的1700名科学家，包括99名尚健在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发出“人类与自然界正处于一种冲突之中”的警告，明确提出了资源和环境危机问题。此后，生态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全球有识之士和负责任的政治家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②参见唐纳德·沃斯特：《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侯文惠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许友民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彼得·詹姆斯等：《世界古代发明》，颜可维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威廉·麦克高希：《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董建中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王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菲利普·赛福：《地球素描》(剑桥文丛)，刘乐亭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国学者包茂宏、王利华、梅学芹、于新忠、周鸿等的研究成果也相继问世。
③生态环境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使人们有可能对人类发展的全部历史，特别是其中的某些重大问题重新进行考察，诸如涉及灾害、疾病等领域的个案研究因此显得十分重要，新的研究有可能对传统结论提出挑战。目前，国内外相关个案研究成果不仅是对传统研究的补充，而且迫使人们改变原有的结论，丰富了人们的历史认识。生态环境史的权威学者因此认为，生态环境史研究应该在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上展开。见Mark Elvin，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An Agenda of Ideas," AsianStudies Review, vol. 14, no. 2, 1990, pp. 39-53. 另 见 Donald Worster,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Donald Worster, ed.,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90-291.
④“长时段”理论是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提出的，其分析方法实现了整体史学的纲领。参见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唐家龙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