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体系
现代化与中国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钱乘旦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8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8年2期第34～36页
【作者简介】钱乘旦，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 100871)
关于世界史学科体系问题，笔者数年前就思考过并发表了看法。我的观点一以贯之，只不过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更加坚定和深化。①
笔者曾提出“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理由是：中国的世界史学科需要探索一个属于中国自己的、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工作框架，使其既能在世界学术之林独树一帜，又能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号召，这是一个深得人心的号召，世界史同仁自然不可置身于外。
世界史学科曾经有一个体系，那就是“苏联体系”。“苏联体系”的名称不见得合适，但它和几乎所有的指称一样，既然约定俗成了，人们也就知道它的意思。我对“苏联体系”的评价是这样的：(1)它对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起过独特的作用。首先，由于引进“苏联体系”，中国才出现一个“世界史学科”，才培养起一批世界史学工作者，没有“苏联体系”，世界史至今未见得成为“学科”。其次，“苏联体系”让中国史学工作者熟悉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与方法，这一点不仅对世界史学科而言，而且对中国史学科而言都是适用的。再次，在“文革”前的十多年中，世界史学工作者在“苏联体系”的扶持下，实现了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起步”，对此，学界同仁几乎一致认同。(2)“苏联体系”是一个真正的“体系”，它独树一帜，在国际学术界有不可动摇的地位。无论是赞同它还是反对它，严肃的学者对这个“体系”的承认是不受影响的。正因为如此，“苏联体系”可以长期存在，并且至今仍得到承认。(3)“苏联体系”以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正因为这样，它才能独树一帜，在国际学术界造成深刻的影响。但我们同时需要指出，这个体系在相当一些论述上没有准确反映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的思想，有不少说法和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的不完全一致，关于这一点，中国学者早就曾指出过。②出现这种情况，是和“苏联体系”的空间和时间背景相关，它脱离不了“苏联”这个国家和“斯大林”那个时代，许多人为和非人为因素都造成了这种后果。举一个例子，“苏联体系”中的大俄罗斯主义情结非常明显，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承认“苏联体系”的价值，同时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前面已经说过，它是时间与空间的产物，为那个时代和当时的苏联服务。“阶级斗争为纲”就反映了那个时代苏联的需要，而“阶级斗争为纲”是“苏联体系”一个基本的支撑点。后来，时代变化了，体系也丧失了它的时代性。我们知道，一切学术体系都建立在时代性基础上，一旦时代性消失，体系自己就必须发生变化。然而，“苏联体系”自身的容量却比较小，应变性不强，未能跟上时代的变化，也没有跟上20世纪以来历史学的发展。历史学新发展已经把人类所有的活动乃至非人类因素都置于自己的视野中，“苏联体系”仍坚守单一线条(阶级斗争)解释历史，已不能胜任新的任务。
因此，突破“苏联体系”便是自然而然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重新思考“苏联体系”，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人们希望探寻某种能够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学科体系，这是时代对学科的呼唤，它反映着世界史学科的新进展，因此是一件大好事，应该为它叫好！当然，探索是艰难的，结果不可预知，但我们做好几代人的准备，最终形成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学科体系，是可以做到的。
笔者提出“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是因为它回应了时代的要求。当代中国的主题是现代化，现代化是全中国人民的追求。中国人追求现代化不是因为他们读了某些外国人的书(例如“现代化理论”)而受到蛊惑，而是因为他们亲身的经历，认识到必须实行现代化。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需要借鉴其他国家(包括先行国家和后行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因此需要去了解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历史。以现代化为中心来观察近代以来世界的历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也由此而具备了独特的学术视野。
从历史发展的真实来看，世界近现代史的主题确实是现代化。近代以来，世界上一切事关全局或体现方向的变动都围绕现代化这个主题展开，而不管这些变动是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还是文化和社会方面。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发展的趋势，各民族共同的经历，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这样一来，就必须澄清什么是“现代化”？人们现在普遍认为，“现代化”这个说法不好，造成很多混乱，而且词不达意。但同时又不可否认，无论用一个什么术语，“那个”过程是确实存在的，不可能因为“现代化”这个术语不好，就否认“现代化”这个过程的存在。并且，既然“现代化”已经约定俗成，那我们只好继续使用，就好像我们不得不使用“苏联体系”一样。那么什么是“现代化”？我很赞成罗荣渠先生的表述：广义而言，现代化是指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的变动；狭义而言，它是落后国家采用高效率途径赶上先进工业国并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的过程。③这个说法应该可以被多数人接受。所以，以现代化为主题考察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其涵盖面非常广泛，几乎包括历史的方方面面。
“现代化”是一个中性概念，但它有没有姓“资”姓“社”的问题呢？有的。那不是说“现代化”本身只姓“资”，不会姓“社”；而是说现代化的执行方式可以姓“资”，也可以姓“社”，甚至出现更复杂的属性。我们常说，现代化有不同的道路、不同的“模式”，“模式”问题是现代化研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最大的模式区分在哪里？在“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之间；两条道路之下，不同国家又各有不同的道路。所以，中国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英、美、法等国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吴于廑先生有这样一段话：十月革命以后，“历史上就出现一个与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相对立的、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消灭阶级剥削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工业世界”，20世纪的历史，是这两个工业世界内部变化和相互竞争的历史。④他没有用“现代化”这个术语，却清楚表明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
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认为“现代化”这个概念姓“资”，不可以姓“社”，事实证明这是不正确的。正如我们在很长时间里曾认为“市场经济”、“商品”、“股票”这些概念姓“资”，“民主”、“人权”更加“资”不可言。现在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也需要市场经济，也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保护公民权。“现代化”这个概念也经历同样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们对“现代化”有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到1978年，才真正把它作为全民族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有理论支撑，许多领域已做出卓然成就，举例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理论，等等。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是否也应该做出自己的贡献呢？我认为是必需的，也是义不容辞的。
最后要说明的是，尽管主张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但决不否定，学界同仁在其他路径上探索的努力。事实上同仁们对世界史体系问题做出了多种探索，其中包括“全球史观”、“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观”、“环境史观”、“生态史观”等等。笔者认为，所有这些探讨都有意义，都从不同的角度让我们对历史有更全面、更精确的理解。我认为，“现代化”主张和同仁们的其他主张是相容的，可以互通。例如，笔者赞同吴于廑先生“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观点，认为这个过程进入近代，就借助“现代化”而形成了全球性整合，所以“现代化”是“从分散到整体”的“现代”环节。这个观点笔者在《关于开展“世界史”研究的几点思考》中表达过(《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不再赘述。再例如，社会经济变动是我们解释整体性、方向性历史发展(不是细小事件)的基础出发点，所以社会经济史观是极有意义的。笔者相信同仁们的探讨都指向一个共同点，就是发展世界史学科，让它置身于世界学术之林，并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历史思考。
注释：
①参见钱乘旦《世界近现代史的主线是现代化》，《历史教学》2001年第2期；《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关于我国现代化研究的几个问题》，《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现代化研究与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世界历史》2006年第6期，等等。
②比如关于世界近代史(即资本主义时代)起自何时，“苏联体系”的说法就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不一致，中国学者指出了这个问题。参见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前言。
③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6—17页。
④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总序，第26—29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8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8年2期第34～36页
【作者简介】钱乘旦，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 100871)
笔者曾提出“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理由是：中国的世界史学科需要探索一个属于中国自己的、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工作框架，使其既能在世界学术之林独树一帜，又能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号召，这是一个深得人心的号召，世界史同仁自然不可置身于外。
世界史学科曾经有一个体系，那就是“苏联体系”。“苏联体系”的名称不见得合适，但它和几乎所有的指称一样，既然约定俗成了，人们也就知道它的意思。我对“苏联体系”的评价是这样的：(1)它对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起过独特的作用。首先，由于引进“苏联体系”，中国才出现一个“世界史学科”，才培养起一批世界史学工作者，没有“苏联体系”，世界史至今未见得成为“学科”。其次，“苏联体系”让中国史学工作者熟悉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与方法，这一点不仅对世界史学科而言，而且对中国史学科而言都是适用的。再次，在“文革”前的十多年中，世界史学工作者在“苏联体系”的扶持下，实现了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起步”，对此，学界同仁几乎一致认同。(2)“苏联体系”是一个真正的“体系”，它独树一帜，在国际学术界有不可动摇的地位。无论是赞同它还是反对它，严肃的学者对这个“体系”的承认是不受影响的。正因为如此，“苏联体系”可以长期存在，并且至今仍得到承认。(3)“苏联体系”以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正因为这样，它才能独树一帜，在国际学术界造成深刻的影响。但我们同时需要指出，这个体系在相当一些论述上没有准确反映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的思想，有不少说法和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的不完全一致，关于这一点，中国学者早就曾指出过。②出现这种情况，是和“苏联体系”的空间和时间背景相关，它脱离不了“苏联”这个国家和“斯大林”那个时代，许多人为和非人为因素都造成了这种后果。举一个例子，“苏联体系”中的大俄罗斯主义情结非常明显，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承认“苏联体系”的价值，同时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前面已经说过，它是时间与空间的产物，为那个时代和当时的苏联服务。“阶级斗争为纲”就反映了那个时代苏联的需要，而“阶级斗争为纲”是“苏联体系”一个基本的支撑点。后来，时代变化了，体系也丧失了它的时代性。我们知道，一切学术体系都建立在时代性基础上，一旦时代性消失，体系自己就必须发生变化。然而，“苏联体系”自身的容量却比较小，应变性不强，未能跟上时代的变化，也没有跟上20世纪以来历史学的发展。历史学新发展已经把人类所有的活动乃至非人类因素都置于自己的视野中，“苏联体系”仍坚守单一线条(阶级斗争)解释历史，已不能胜任新的任务。
因此，突破“苏联体系”便是自然而然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重新思考“苏联体系”，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人们希望探寻某种能够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学科体系，这是时代对学科的呼唤，它反映着世界史学科的新进展，因此是一件大好事，应该为它叫好！当然，探索是艰难的，结果不可预知，但我们做好几代人的准备，最终形成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学科体系，是可以做到的。
笔者提出“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是因为它回应了时代的要求。当代中国的主题是现代化，现代化是全中国人民的追求。中国人追求现代化不是因为他们读了某些外国人的书(例如“现代化理论”)而受到蛊惑，而是因为他们亲身的经历，认识到必须实行现代化。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需要借鉴其他国家(包括先行国家和后行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因此需要去了解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历史。以现代化为中心来观察近代以来世界的历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也由此而具备了独特的学术视野。
从历史发展的真实来看，世界近现代史的主题确实是现代化。近代以来，世界上一切事关全局或体现方向的变动都围绕现代化这个主题展开，而不管这些变动是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还是文化和社会方面。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发展的趋势，各民族共同的经历，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这样一来，就必须澄清什么是“现代化”？人们现在普遍认为，“现代化”这个说法不好，造成很多混乱，而且词不达意。但同时又不可否认，无论用一个什么术语，“那个”过程是确实存在的，不可能因为“现代化”这个术语不好，就否认“现代化”这个过程的存在。并且，既然“现代化”已经约定俗成，那我们只好继续使用，就好像我们不得不使用“苏联体系”一样。那么什么是“现代化”？我很赞成罗荣渠先生的表述：广义而言，现代化是指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的变动；狭义而言，它是落后国家采用高效率途径赶上先进工业国并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的过程。③这个说法应该可以被多数人接受。所以，以现代化为主题考察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其涵盖面非常广泛，几乎包括历史的方方面面。
“现代化”是一个中性概念，但它有没有姓“资”姓“社”的问题呢？有的。那不是说“现代化”本身只姓“资”，不会姓“社”；而是说现代化的执行方式可以姓“资”，也可以姓“社”，甚至出现更复杂的属性。我们常说，现代化有不同的道路、不同的“模式”，“模式”问题是现代化研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最大的模式区分在哪里？在“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之间；两条道路之下，不同国家又各有不同的道路。所以，中国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英、美、法等国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吴于廑先生有这样一段话：十月革命以后，“历史上就出现一个与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相对立的、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消灭阶级剥削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工业世界”，20世纪的历史，是这两个工业世界内部变化和相互竞争的历史。④他没有用“现代化”这个术语，却清楚表明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
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认为“现代化”这个概念姓“资”，不可以姓“社”，事实证明这是不正确的。正如我们在很长时间里曾认为“市场经济”、“商品”、“股票”这些概念姓“资”，“民主”、“人权”更加“资”不可言。现在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也需要市场经济，也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保护公民权。“现代化”这个概念也经历同样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们对“现代化”有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到1978年，才真正把它作为全民族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有理论支撑，许多领域已做出卓然成就，举例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理论，等等。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是否也应该做出自己的贡献呢？我认为是必需的，也是义不容辞的。
最后要说明的是，尽管主张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但决不否定，学界同仁在其他路径上探索的努力。事实上同仁们对世界史体系问题做出了多种探索，其中包括“全球史观”、“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观”、“环境史观”、“生态史观”等等。笔者认为，所有这些探讨都有意义，都从不同的角度让我们对历史有更全面、更精确的理解。我认为，“现代化”主张和同仁们的其他主张是相容的，可以互通。例如，笔者赞同吴于廑先生“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观点，认为这个过程进入近代，就借助“现代化”而形成了全球性整合，所以“现代化”是“从分散到整体”的“现代”环节。这个观点笔者在《关于开展“世界史”研究的几点思考》中表达过(《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不再赘述。再例如，社会经济变动是我们解释整体性、方向性历史发展(不是细小事件)的基础出发点，所以社会经济史观是极有意义的。笔者相信同仁们的探讨都指向一个共同点，就是发展世界史学科，让它置身于世界学术之林，并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历史思考。
注释：
①参见钱乘旦《世界近现代史的主线是现代化》，《历史教学》2001年第2期；《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关于我国现代化研究的几个问题》，《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现代化研究与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世界历史》2006年第6期，等等。
②比如关于世界近代史(即资本主义时代)起自何时，“苏联体系”的说法就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不一致，中国学者指出了这个问题。参见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前言。
③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6—17页。
④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总序，第26—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