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美国化”与德国反美主义的文化释读
王晓德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7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8年2期第24～35页
【作者简介】王晓德，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福州 350007)
【关 键 词】反美主义/美国化/文化
自20世纪以来，随着美国的崛起，携带着与“现代性”密切相连的一种新生活方式的美国大众文化开始向全球蔓延。最先感到这一“冲击波”的是与美国联系密切的欧洲国家，致使这些国家面临着“美国化”的威胁或挑战，这种状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甚。德国便是欧洲最早面临“美国化”冲击的国家之一。这种令很多竭力维护传统文化认同人士深感忧虑的现象，可以说一直持续至今。“美国化”无疑给德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延存带来挑战，也引发了当地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但这种包含着现代消费理念的文化在20世纪德国发展进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成为引发德国反美主义持续不衰的重要因素。
德国的反美主义具有很长的历史，精英阶层把美国文化视为“粗俗低劣”的观念是反美主义产生的根源，美国大众文化的广泛传播加剧了德国精英人士的反美情绪。国外学者的很多研究成果从文化视角探讨了欧洲反美主义这一现象，对从一个新的视角认识反美主义很有启迪。但他们毕竟是站在本国的文化立场上来观察这一现象的，多强调反美主义本身，不仅缺乏对这一现象背后根源的客观认识，而且往往在观点上有失公允。国内学术界研究反美主义多是从美国在国际社会奉行霸权政策引起其他国家不满的角度出发，从文化上探讨反美主义根源及其表现的论著尚不多见。德国的反美主义是根深蒂固于德国文化中的观念或情绪，只要美国不停止对外文化输出或霸权心态，这种观念或情绪便会外化为对美国的不满，形成对美国大众文化传播的抵制。本文通过对德国反美主义的考察，试图提供一个揭示其根源的文化视角，也有助于对美国在国际社会推行霸权主义政策有一个新的认识。
一、德国上层人士消极的美国观
与欧洲大陆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德国的反美主义无疑具有本国的特殊性，但共同的地区特性表现的也是非常明显，即这种对美国抵制的情绪通常为享有文化特权的精英阶层所拥有，他们对美国文化和社会长期持有一种鄙视的心理，惟恐这样一种缺乏历史根基的文化对他们的国家产生“消极”影响，致使他们为之骄傲的民族文化的正常发展受到严重威胁或挑战。他们在历史上形成的美国观很大程度上不是在于真正地了解美国，而是要通过树立起美国这个消极的形象来凸现或弘扬德意志文化的精神和价值观。因此，美国长期被那些持有保守观点的人士或民族情绪非常强烈的人视为“没有文化和历史的一块土地”。就连那些不畏重洋来到美国的移民们也给留在母国的亲人传递了这样一种信息，即美国充满着无限的机会，但却是“一个无文化的、矫揉造作的、没有同情心的以及受机器控制的社会”。他们原先享受的德国社会文化给人以稳定与安全之感①。诗人尼古劳斯·莱瑙常常被看作是“德国的拜伦”，他对德国人的反美情绪有一段经典的阐述，“我想我只能用缺乏根基的表述来表明所有美国制度的总特性；我们称为祖国的东西在那里只是一份财产保险单”。换句话说，美国没有真正的社区，没有真正的音乐。美国的文化“在组成上决不是从内部产生”。美国只有单调的物质主义，美国人一无所知，他们只追求金钱，没有任何思想②。这样的描述经常见诸于德国文人关于美国的论著当中，构成了他们观察美国时的一个重要基础。
德国人对“文化”的理解与美国人完全不同，这是他们不能从根本上认同美国文化的基本原因。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特奥多尔·阿多诺是当代大众文化的著名批评家。他认为，在德国，“文化”被理解为用来衡量高雅艺术作品的一种“规范”，暗示了精神自我发展的一种“理想”。这种集中于理性的和精神的高雅促进了德国音乐和哲学的发展，但把人的思想从绝对权力下解放出来的代价是大大缺乏与现实的联系。因此，大多数德国知识分子往往谴责美国受“物质主义”的支配。在美国，文化观念与现实生活中的“做法”联系在一起，既形成了社会关系，也通过技术手段征服了自然和控制了自然资源。他对美国大众文化持一种赞扬的态度，坚信“全球的历史趋势将归结为欧洲的美国化”③。作为一个文化批评家，阿多诺试图通过两种文化的比较，从理论上找出美国大众文化在欧洲传播的根源。他的观点显然不会得到多数德国知识分子的认同，但却表明了德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巨大的区别。从消极方面看待这种区别在德国大有人在。诸如阿道夫·哈尔范德等德国保守分子认为，美国文明是“没有灵魂的文化”。在他们看来，美国人对高雅文化不屑一顾，诸如生产率、效率与合理性等美国人的基本认同和价值观与包括高质量的工艺品、苦思冥想以及创造性地利用闲暇等在内的“文化”的最根本特征相悖，“对许多观察家来说，美国文明不仅仅是不同，而且对欧洲文化构成了破坏性的威胁”④。德国著名小说家彼得·乔特耶维茨谈到德国流行的一种说法，即“美国人是地球上惟一从石器时代跳跃到文明的民族，缺乏创建一种文化的曲折性”⑤。一位德国编辑得出结论：“物质的繁荣掩盖了精神的空虚，美国的这种气氛可能是文化进步的障碍。”⑥ 客观上讲，这种对美国的看法与美国的实际状况不是完全相符，带有很大的文化偏见在内，但却是德国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一种对美国的“刻板之见”。这种在他们眼中缺乏文化内涵的文化在德国的广泛传播不仅阻止了德国文化的正常发展，而且显现出取代德国文化的严重威胁。
有一段著名的话反映了两种文化在本质上存在的区别，即德国人的世界观“来源于高度理性化的新教，最大限度地保持了真正文化的价值观，一种能够产生歌德、席勒或康德等人的文化。相比之下，美国代表了一种功利主义的大众文明，在这个文明中，个人主义和商业利益窒息了理性和精神生活的发展”⑦。这正是德国精英阶层贬低美国文化和社会的真正原因所在。历史学家丹·迪内尔指出，在整个20世纪，德国人对美国的抱怨“不是因为美国做了什么，而是因为美国是什么”⑧。迪内尔是研究德国反美主义的专家，在这方面发表和出版了很多产生影响的论著，他的意思很明确，即对德国一些精英来说，美国做什么别人无权干涉，大概也是无关紧要的，但美国象征着什么却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他们对美国的贬低或虚拟出一幅美国社会的“恐怖”图景恰恰在于对美国之“象征”的批判，最后达到对美国发展模式拒绝的目的。
德国的反美主义最初只是德国精英阶层对大洋彼岸的美国社会与文化的一种消极看法，目的显然在于对美国文化的批评而彰显德国文化的优越，但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套在德国精英阶层流行的特殊话语。在这套话语中，虚构的内容显然多于现实的成分，成为该文化主体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场合只要涉及到美国便会在脑海中浮现出的图景。很多德国人也许读过一些欧洲学者对美国真实生活的经典描述，但对其中大多数人来说，要改变他们心中的美国形象绝不是仅靠书本知识所能解决的。文化的偏见不只是反映了对他文化缺乏深入的了解，同时也是对本土文化价值观的积极维护。这样一种在文化上对立的观念使德国人不愿意看到美国文化对他们生活的社会日益产生影响。这样历史上形成的美国观自然成为精英人士阻挡美国文化“侵蚀”本国文化的一个强有力的依据。
二、“美国化”与德国反美主义的文化根源
在欧洲国家中，德国比较特殊，在历史上和美国真枪实弹地较量过两次，但均以“屈辱”的失败而告终。很多德国人把德美关系看作有点若即若离，谈不上密切，但也不会中断。德国人可能会对这个在近代崛起的大西洋彼岸国家颇有微词，但很难否认尤其是20世纪以来美国对德国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进入现代消费社会的德国处处可以看到美国的痕迹，社会发生趋向“更像美国”的转变。有的学者由此把德国说成是欧洲国家中“最倾向美国的”。德国新闻记者罗夫尔·温特在其1995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谈到德国行走在“美国化”的不归之路上，在此过程中，“德国人正在再次发现自身，感到他们是美国人”⑨。其实，这种物质层面上向着“美国化”的发展会导致德国人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对德国人长期所理解的“文化”形成了威胁和挑战，而这恰恰种下了德国精英阶层反美主义的重要根源之一。正如保罗·霍兰德所言，在德国，美国文化过于广泛的影响是“触发反美情绪的因素之一。在许多方面，西德是所有欧洲国家中最美国化的，其国家认同受到美国多方面影响（以及对这些方面的普遍接受）的严重威胁。因此，在德国存在着对这些影响特别恶意的回应”⑩。霍兰德对德国精英阶层中存在的强烈反美主义显然不以为然，但上述他这番话却揭示了反美主义与“美国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海因斯·伊克斯泰特说的更明确，认为“美国化”和“反美主义”在逻辑上密切相连，二者是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11)。
有的学者持不同观点。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德国文化的专家拉塞尔·伯曼教授提出了欧洲的反美主义不是对“美国化”做出回应的看法，认为反美主义与等同于“美国化”的“美国存在”关系不大，两者之间因果逻辑不是十分明显。他主要以德国为个案来说明这种观点。在他看来，德国的反美主义不能说是“美国化”的结果，所持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至少是在当代，德国的反美主义往往是针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其次，两德统一之后美国在德国的存在减少，而德国的反美主义却在明显上升；最后，反美主义不仅存在于“美国化”一直没有发生的场合或领域，而且反美主义明显先于美国在德国引人注目的存在。伯曼这里谈到的“美国的存在”主要指美国大众文化在德国传播产生的一种“更像美国”的结果(12) 反美主义与“美国化”之间究竟有无必然的联系，前者是否一定是后者的结果，伯曼做出了否定的回答，明确区分了两者之间并无因果关系，把反美主义从根本上看作是对政治和经济转变这一历史进程的抵制话语，所以他把反美主义区分为“前民主的反美主义”、“共产主义的反美主义”和“后民主的反美主义”，这三种类型大致可以概括出德国反美主义的历史与现状。
伯曼的观点说实在只能算作是一家之言，在反美主义和“美国化”之间明确划一道分界线很难得到多数研究德美文化关系学者的认同，不过，伯曼也无法回避反美主义与德国精英对美国生活方式诋毁之间的联系，把反美主义追溯到对美国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形成的“刻板之见”。如果把“美国化”看作是美国大众文化在德国传播引起的一种结果的话，人们还是能从伯曼对德国反美主义的论述中看到两者具有一定联系的“痕迹”。伯曼的观点很有意思，他所谓的“美国化”大概只是指对美国文化产品的消费，并不包含着“文化转变”的含义在内。实际上，他是非常强调欧洲反美主义的文化因素，他在2004年出版的一本专著中明确提出了欧洲的反美主义是一个文化问题。他是这样形容反美主义的，即“如果一个欧洲人厌恶爵士乐，这个不能说他是反美的。它只是一个音乐情趣的问题。然而，如果这种厌恶深深地打上对非裔美国人种族主义歧视的烙印，那么它便称为反美主义问题：偏见的着迷取代了可能的音乐讨论。”(13) 因此，伯曼对反美主义的讨论说到底最终还是归到了文化这个很难捉摸的深层次问题。
对德国的反美主义可谓是见仁见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反美主义不仅明显，而且往往表现得很激烈，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对美国的抵制一般是由具体的事件所引发，参与阶层比较广泛，声势也比较浩大，还会对政府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这类反美主义尽管不会是“昙花一现”，但持续时间多为不长，通常随着引发因素的缓解或消失而逐渐偃旗息鼓。文化上的反美主义很少外化为直接引发文化冲突的具体行为，只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一些人的脑海之中，也就是伯曼所谓的“偏见”，成为他们看待与美国有关的任何事物时一种“不由自主”的意识。与其说文化上的反美主义是一种“行为”，不如说是一种“话语”。德国历史学家杰西卡·吉诺—黑希特博士把反美主义称为是“一种习惯、一种综合症、一种意识形态的心理，其表现取决于当地政治和文化背景，也取决于本地区的经济利益”(14)。美国康奈尔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彼得·卡赞斯坦等人把反美主义界定为“对美国和整体的美国社会持有消极看法的一种心理倾向。根据观察者的身份和价值观，反美主义可以分为四大类，即自由主义的反美主义，社会的反美主义，主权—民族主义的反美主义和激进的反美主义”(15)。他们尽管更细化了反美主义的类型，但这些类型的产生显然都与人们的文化心理活动有关。根据多数学者的看法，文化上的反美主义其实只是一种情绪而已，无时无刻不在一些人身上存在，如果说有什么具体表现的话，就是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产生了趋向抵制美国的影响，不管是政治上的反美主义，还是经济上的反美主义，人们都会从相关事件发展过程中看到文化在起作用的“影子”，实际上最终还是追溯到了文化根子上。吉诺－黑希特博士关于欧洲反美主义的新近研究成果重点探讨了文化上的反美主义和政治上的反美主义之间的区别，认为这两种类型的反美主义的相对力量因历史时期不同而异，反美主义情绪在欧洲右翼中就同在左翼中一样一直是非常强烈的，人们将很难明确区别出这一现象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因素。然而，她最后还是得出结论，欧洲的反美主义主要是一种文化倾向，其政治方面只是一种掩盖。美国的模式最终是一种文化模式，在过去几十年期间，保守分子、进步人士和左翼人士一直坚持对美国模式的一致拒绝(16)。德国的反美主义是吉诺－黑希特博士说明她这一观点的主要论据。因此，反美主义可能会有多种表现形式，这些形式也会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特性，但无论是哪种形式，都可以在文化上找到其根源。
三、二战前德国反美主义的表现
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了“美国化”的第一次高潮。如前所言，德国人对“文化”的理解和美国人很不相同，这与德国的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关系。德国人善于抽象思维，习惯于从深奥的层次对人类面对的问题以及终极目标进行阐述与理解，这样在历史上造就了一大批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大哲学家，即使是科学研究，也具有很浓的理论色彩。此外，这种文化毫无例外地由精英所创造和享有。从理论上讲，这样一种崇尚“高雅文化”的氛围很难提供给“大众文化”传播的空间。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一战之后美国生活方式在德国迅速传播开来。德国人开始着迷于爵士音乐，到处放着美国流行歌手的歌曲。好莱坞影片深受民众的欢迎，影剧院常常爆满。1923年11月，亨利·福特的自传被译为德文在德国出版，其后福特的装配线技术很快被德国大工厂采纳，泰勒的效率模式受到工业家的青睐。体现在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中的信用创新也很快为德国人所接受。魏玛共和国是现代德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尽管它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却经历了其中包括文化在内的重大社会变革。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战争之后在国际舞台上崛起的美国，无论在经济和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对魏玛共和国发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很少不承认这一事实。法国学者安德烈·西格弗里德在1927年出版的一本书中甚至主张把德国从欧洲整体中排除出去，他把德国描述为是欧洲的美国。用他的话来说：“德国人在很多方面与现代美国十分相似，正如他们一贯的做法，以满腔的热情把自己置于标准化进程。今天没有任何德国人不对‘合理化’高唱赞歌；后者显然符合他们强调规矩的思想，让我们承认他们缺乏个性。”(17) 西格弗里德这里显然有贬低德国之意，但却说明了魏玛共和国时期所谓的“美国化”程度之深。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尽管在战胜国的面前受尽屈辱，但也与其他西欧国家一样出现了现代消费社会的一些特征，如何解决当时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已经走在前面的美国自然成为德国人效仿的“榜样”。因此，在许多德国人看来，美国成为他们国家走出困境的希望。然而，美国大众文化产品的大举进入却给那些以德意志民族文化为自豪的德国人带来忧心忡忡。“希望与恐惧”以及“引进与抵制”构成了面对美国大众文化的强烈冲击的德国人的矛盾心态。德国精英人士对美国的消极看法不会改变，他们从历史上形成的对美国“刻板之见”的话语中找到了对“美国化”这一大潮顽固抵制的一个最好理由。尼采正处在美国迅速崛起的时代，美国在文化上尚未直接对德国构成威胁，但尼采与他同时代很多人一样，把美国工业和技术的威力批评为一种精神的空虚，美国人喘不过气的工作是新世界独一无二的罪恶，现在已经开始以凶猛之势侵入了古老的欧洲，正在把这种精神空虚传播到包括德国在内的整个欧洲大陆(18)。尼采刚进入20世纪就与世长辞了，他未能目睹美国大众文化在德国的泛滥，但他以一个哲学家的敏锐性预感到了这一趋势，同时表明了德国精英阶层的反美情绪开始由原先抨击美国社会的“话语”转变到对美国文化的实际感受。一战之前，美国大众文化就显现出了向欧洲蔓延的势头，德国知识精英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同行一道发出了抵制美国大众文化传播的呼声。如德国著名记者罗伯特·穆勒大声疾呼整个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抵制美国的生活方式，以把欧洲文化从日常生活事务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中拯救出来(19)。因此，当魏玛时期德国知识分子真正面对着美国大众文化威胁这一现实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势必借助笔墨或控制的舆论工具把美国刻画为是资本主义邪恶，是一个迷信的、无知的和缺乏高尚精神的社会，用这些虚构多于真实的描绘在民众中对“美国化”造成恐惧之感，以此激发起他们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情绪，自觉地在思想上牢牢树立起一道文化“防疫线”，并且由此对国家相关决策发生影响。
这一时期德国的反美主义常常围绕着抵制美国传人的大众生产和大众消费来展开，因为“大众消费被认为是导致和促进所有邪恶之源的物质主义；消费要求工资、社会等级和文化价值的重构，威胁要破坏传统的性别角色”(20)。当携带着现代性信息的美国文化产品蜂拥而入德国市场时，说实在这是一种很难抵挡住的浪潮，但像诸如埃贡·埃尔温·基施、贝托尔特·布雷希特、阿尔弗雷德·克尔、哈尔费尔德等一批文化界的名流还是各显其能地对美国大众文化“口诛笔伐”。就连当时德国拍摄的一些电影也带有批判美国文化的味道。如1934年上映的《浪子回头》（The Prodigal Son）便是这样一部作品。这部影片由大牌明星路易斯·特伦克尔主演，剧中把美国刻画为饱受经济大萧条的折磨，尽管是一片具有很大诱惑力的土地，但却充满着欲望的危险。剧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托尼奥·福伊尔辛格的德国年轻人在纽约冒险的经历，最后结束了在纽约贫民窟的流浪生活，回到了位于多洛米特斯地区的乡村老家。这部影片使美国现代性的冷酷无情与具有阿尔卑斯山当地风情的幸福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1)。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在第三帝国统治时期，官方尽管积极地引进美国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技术，但却禁止美国的电影、爵士乐以及摇摆舞在德国社会上传播，惟恐出现由美国文化主导的大众消费社会。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学教授杰弗里·赫夫将之称为“反动的现代主义”(22)。德国右翼历史学家埃内斯特·诺尔特甚至认为，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本身不是对布尔什维克威胁的回应，而是对“在美国模式之上同质化”的一种对抗(23)。诺拉的研究结论是，从1920年直到进入60年代，大众生产和大众消费是德国反美主义关注的根本方面。在魏玛共和国期间，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资方还是劳方，无一不剖析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的特性，断言其对资本主义的德国变体构成了危险，更为宽泛地讲对德国文化和社会构成了威胁(24)。诺拉是研究德国“美国化”的专家，他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二战前德国在工业发展或现代化进程中对美国先进技术的采纳，也就是美国作为一个经济发展的模式对德国的诱惑力，但对这种模式的采纳其实就意味着原先支撑德国经济运行的文化基础开始动摇，这样势必引起很多本来就对美国抱有偏见的人的严重不满。他们一方面继续对美国社会进行激烈的批判，另一方面告诫美国经济发展模式进入德国后给当地带来的各种危害，尤其是在生活方式上引起了趋向“美国化”的转变。其实，这两方面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对美国社会“阴暗面”的揭露或夸大其负面作用的目的还是在于阻止美国大众生产和大众消费模式在德国的传播。
从官方角度讲，德国政府也不愿意或不希望美国大众文化对德国民众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产生背离传统的影响，会采取一些相关措施阻止这一趋势的发展。这里以对好莱坞的态度为例。1921年1月，德国首次对电影进口实行配额，允许每年进口的影片相当于德国1919年制作的电影胶片长度的15％。这一举措立刻引起美国电影业的抗议，试图迫使德国取缔电影进口配额。德国并未完全屈从来自美国的压力，但却对电影进口配额做了大幅度的调整，规定进口电影数目与国内制作电影数目持平。这一法令在实际执行中已经大打折扣，未能有效地遏制住美国影片的进入。到1924年，德国每年制作约100部影片，但进口影片数目却在200到300部之间，远远超过了一比一的配额。1924年9月初，德国电影业主联盟举行会议，讨论美国影片构成的“威胁”。大多数与会者认为，为了维护德国电影业主的利益，对国内电影市场保护是绝对必要的。他们提议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在1925年期间不允许进口任何外国电影(25)。当然，完全禁止电影进口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但德国政府为了有效地保护国内市场，实行了电影进口许可证制，规定电影发行商购买一部德国电影方可得到一部进口电影的许可证，以此保证外国电影在德国市场上不超过50％。这一法令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据统计，1925年，在通过德国电影审查办公室的全部影片中，40.9％是德国的，41.7％是美国的，17.4％是其他国家的。到1929年，这一数字分别是德国影片为45.1％，美国影片为33.3％，其他国家为21.6％(26) 好莱坞影片在德国市场上一直占有相当的比例，但德国政府从来没有放弃对国内电影业的保护，以此抵制美国影片的影响。正如一篇文章指出的那样：“德国把它的控制制度基于政府培养和保护一种幼稚工业之上，而美国公司却要求在互惠的基础上市场向公正竞争开放。”(27) 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理念是德国政府一直没有放弃限制美国影片在德国泛滥的一个主要原因。
四、冷战时期西德的反美主义表现
冷战爆发后，德国成为美苏双方争夺势力范围的一个焦点，欧洲的冷战很大程度上是在德国展开的。1949年在美国主导下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追随美国的全球冷战战略，成为美国在欧洲大陆抵制苏联的一个重要前哨基地。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美国对西德提供各种援助，在西德创造战后经济发展奇迹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两国在政治关系上经历了自1871年德国首次统一以来更为密切的关系。联邦德国在战后确定了亲美反苏的政治立场，也在美国的安排下完成了政治体制向西方民主制的转变。正是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代表美国生活方式的文化观念和产品蜂拥而入西德，第三帝国中断的“美国化”进程再次成为人们所面对的一个现实。不可否认，代表现代消费社会发展趋势的美国大众文化的进入给战后德国社会的转型带来积极的影响，促进了当地人对美国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在实现对西德政治制度“民主化”的改造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时的“美国化”尽管是战前业已开始的进程之继续，但体现的政治性更为明显，在思想意识上包含着突破东西方冷战“铁幕”的取向。所以，很多学者把“美国化”作为解释战后西德社会变迁的一种框架，“等同于自由国家和市场经济的成功确立”(28)。当然，美国生活方式在西德的广泛传播无疑是对当地传统观念延续的严重威胁，即使是西德政府愿意接受美国的领导来与它认为对其制度构成更危险的苏联对抗，但西德政治和社会精英决不希望看到本土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美国大众文化的侵蚀而日渐衰落，他们对“美国化”的批评和抵制反映了对自己拥有的文化权力的维护。
反美主义在德国右翼保守人士的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密歇根大学教授安德烈·马尔科维茨的研究表明，从根本上讲，与魏玛共和国时期形成明显不同的是，波恩共和国的右翼反美主义只局限在对美国社会的文化批评，如美国人只有不良的情趣，美国没有阶层等等，而他们在此之前所持的政治立场改变为明确的亲美立场。因此，“对自由民主体制合法性的接受结束了右翼在政治上的反美主义，自此以后就成为美国的重要支持者”(29)。在战后初期，德国保守分子失去了往日政治上显赫的光环，很少进入政府的决策层内，但他们依然保持着德意志文化至高无上的优越感，这样他们对美国文化产品的大举进入德国势必持抵制态度。如德国老牌右翼分子鲁道夫·潘维茨对西德变成“充满美国主义的土地”极为痛心，他在1958年发表一篇论文中明确提出了全欧洲联合起来抵制纯粹“文化殖民主义”的美国生活方式(30)。潘维茨的观点无疑有些极端，他提倡建立抵制美国文化“入侵”的欧洲大联盟只是重复了米勒一战前的观点，在很多欧洲国家追随美国的年代里显然不可能变为现实，但却反映了对美国文化“入侵”抵制的呼吁在德国精英层中从来没有间断，他们在文化上对美国社会的批评在德国既有长期的历史传统，也具备广泛的社会基础，这种激进的观点势必会在这块拥有文化上反美主义传统的土地上产生影响。1949年，美国联合共同委员会进行了一次关于欧洲人对美国看法的大型调查，采访了欧洲不同国家各个阶层的人士。德国人的看法明显带有对美国社会的贬抑。当年出版的调查报告显示，许多德国人尽管承认关于美国生活扭曲的多数画面不真实，但他们却进而表明了对美国日常生活的很多属性不屑一顾的态度，这显然与他们自己一直具有的这种思想是一致的，即美国在实力上和物质成就上是最优秀的，但在文化上与德国相比一直是很低劣的。他们很不高兴地谈到美国的爵士音乐、口香糖、慌里慌张、大声喧哗、缺乏传统和情趣等。因此，美国“被描绘为是富得流油的土地，但极度的贫穷、政治家腐败不堪、恶棍横行以及到处失业也充斥于这块土地之上”(31)。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对美国文化产品的抵制情绪在精英阶层内就已经变得很普遍。美国这一研究领域的一位专家认为，在50年代后半期的西德，敌对情绪左右了对美国大众文化的评论。西德人发现他们面对着几条战线作战：一是对法西斯历史的反思，二是与当前冷战敌人的斗争，三是抵制美国式消费文化的幽灵。他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这一时期一些西德人对美国文化产品的进入表现出的“敌对”态度(32)。
很多学者认为德美关系的“蜜月”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就开始发生了变化，美国国内民权运动引起内部的动荡不宁，再加上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丑闻，导致德国人脑海中的美国道德形象一下子“一落千丈”，尤其是在60年代后期已经长大成人的那一代人对美国抱有的“幻想”开始破灭，这一时期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欧洲很多国家爆发了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尽管这些运动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但对美国的不满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奥地利学者迈克尔·弗洛因德认为越南战争是德国左翼和激进人士对美国态度的一个分水岭。那些激进的年轻人“谴责了美国的各种邪恶，范围从非人道的战争行为到帝国态度以及毫无思想的系列幽默剧在电视上播放”(33)。现任美国国务院官员鲍曼·米勒回忆说，60年代初期他首次到柏林访问时，德国人还是对肯尼迪总统崇拜的五体投地，但肯尼迪遇刺，随后其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的遇害使德国人感到非常震惊，开始改变了美国在德国人脑海中的形象(34)。德国人的这样一种对美国不满的情绪可以说一直持续到罗纳德·里根当政的时代。在1960年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只有20％的德国人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积极或明智的角色表示怀疑，而从80年代初期到中期，持怀疑者的比例上升到46％到54％之间。里根被很多德国人视为一个难以捉摸、鲁莽轻率和不计后果的领导人，他太随便地谈到“邪恶帝国”和军事力量的使用。特别是德国的左翼人士恢复了往日对美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猛烈抨击(35)，德国的“美国化”自然成为他们批评的一个主要目标。
1981年春季，西德历史学家彼得·本德出版一本题目为《意识形态时代终结》的书，敦促包括德国人在内的欧洲人在文化上抵制美国，维护自己，他把来自美国文化的威胁称为“文明化的蛊惑人心”(36)。左翼民族主义政治学家库特·图蒂卡在80年代中期指出，为了真正地反思自己，从主权自我的任何意识中探讨动荡的过去，德国人不仅必须实现“非美国化”，而且要旗帜鲜明地抵制美国的一切行为，也就是说，“从美国的尿布到美国的弹头，这个国家无人能摆脱‘生活与死亡的美国方式’——一种按照美国风格的生与死的方式。美国是在我们的心灵，美国人只是在我们中间，而是正如1976年的德国总理（当时为赫尔穆特·施密特）承认的那样，‘我们都已经变成了美国人’”(37) 施密特的话既反映出德国“美国化”的程度之深，又把美国作为德国效仿的模式带来精英阶层的抱怨或对德国社会产生的负面作用形象化地表达出来。对精英人士来说，德国的“美国化”趋势尽管难以阻止，但决不能听之任之，他们会对美国大众文化的进入采取各种形式的抵制，文化上的反美主义将会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得更为强烈，也会对整个社会形成消极的美国形象产生影响。
冷战结束后，德国与美国尽管还维持在一个共同的联盟体系之内，但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各种因素有的已经消失，有的在明显“弱化”，致使德国与美国的关系处在一种微妙的变化或调整之中。冷战期间，政治上的反美主义很少形成规模，主要原因在于联邦德国在一些涉及到意识形态斗争的重大国际问题上基本上追随美国。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的确使德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了更多的自主性，而美国颐指气使的霸道作风如果说在冷战期间还可为德国所容忍的话，那么冷战后美国自恃无国可敌的力量继续“称王称霸”就很难被包括德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认可。因此在后冷战时代，政治上的反美主义在德国呈现上升的趋势。德国人对美国在国际上一意孤行的外交政策的不满情绪日益上升，常常会导致爆发声势浩大的反美浪潮，直接对他们认可美国的程度产生了负面影响。2002年5月，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访问柏林，敦促德国人在全球“反恐战争”上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施罗德政府在这一问题上表示愿意与美国密切合作。然而，德国政府的这一举措却引起很多人的不满，一些持有异议的政府官员和议会议员与知识精英们联手公开反对，柏林街上的抗议活动此起彼伏，舆论界也刮起了一股反对美国的声音。这个例子表明冷战之后德国人对美国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实，德国人对美国国际上干涉行为的抵制很难与对“美国化”程度不断加深引起的不满截然分开，这种不满情绪自然包括对美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广泛传播的怨言。密西根大学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70％的德国人认为，美国的政策加剧了全球经济的分裂。尽管人们普遍认同美国大众文化和赞赏美国的技术，但只有28％的德国人认为，美国思想和习俗的传播会产生良好的结果。大约67％的人认为会产生恶劣的结果，在欧洲国家中这一比例仅次于法国(38)。因此，政治上的反美主义也许是由某一个事件所引发，但却可以从文化上找到其根源，这一点已得到了历史的证明。
与冷战时期相比，冷战后德国的反美主义情绪显然不是在弱化，而是呈加强趋势，美国置国际舆论于不顾试图在国际社会“为所欲为”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但冷战后美国大众文化借着全球化大潮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也是引起德国很多人士不满的根源之一。用贝伦德斯的话来说，对德国文化认同丧失的担忧加强了德国一些人对“文化优越感的呼吁”(39)。他们由此对本国“美国化”的批评显得更为激进，如德国安全事务专家阿尔弗雷德·梅希特谢默尔在1991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国化”是一种致德国于死命的疾病，这种疾病正在向全世界蔓延。两年之后他在出版的一本题目为《和平缔造者德国：新爱国主义的恳求》的书中提出全球的“非美国化”是德国承担的一种世界性使命，也是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的“良药妙方”(40)。梅希特谢默尔富有激情感，把反美主义提到了对与世界为敌的美国“邪恶”抵制的高度，这种观点尽管不会成为德国学界的主流，但也不是“曲高和寡”，诸如卡尔海茵茨·魏斯曼、图蒂卡、弗兰克·希尔马赫、埃尔弗里德·米勒、维姆·温德斯、海内尔·米勒以及汉斯－容根·西贝尔贝格等人对德国行进在“美国化”的道路上提出了强烈的抨击，提倡发动一场“非美国化”运动，以保证德国新的文化认同适应后现代和后冷战形势的变化。他们批评“美国化”的角度显然是不同的，开出的解决问题的“药方”也区别很大，但目的都是保证德国的文化或国家认同不受到“美国主义”的“侵犯”，能够在变化了的新的局势下发挥把德国民族凝聚在一起的作用。他们与历史上的很多精英人士一样，对德国“美国化”带来当地文化认同或生活方式的“危机”十分堪忧，在抵制美国文化进入上，他们的呼吁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很难用具体的结果来衡量，但却代表了德国精英阶层内存在一种明确抵制美国大众文化的倾向。体现在他们身上的反美主义情绪并非新颖，而是德国历史上形成的反美主义传统在新的时代的延续。
反美主义与“美国化”一样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不同地区国家的反美主义尽管表现形式不同，程度也有差别，但根源都是相同的，一方面源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横行霸道”，强行推行自己所确定的国际政治和经济运行所遵循的“游戏规则”，另一方面源于对美国大众文化全球传播对当地民族文化认同构成了威胁。时至今日，这两个导致全球反美主义的根源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呈加深扩大的态势。在处理国际问题或危机上，美国在单边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而美国大众文化却借着全球化的大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世界蔓延，所到之处大有横扫当地传统生活方式之势。这样一种状况决定了“美国化”依然是德国在维护本国文化认同和生活方式时面对的严峻挑战，也预示着德国的反美主义在未来不仅很难缓和，而且还会呈加剧的态势。
注释：
① 斯蒂芬·萨博：《分道扬镳：德美关系的危机》（Stephen F. Szabo, Parting Ways: The Crisis in German- American Relations），华盛顿特区2004年版，第80页。
② 转引自詹姆斯·塞亚塞尔：《反美主义家谱》（James W.Ceaser,“A Genealogy of Anti - Americanism”），《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st）第152期，2003年夏季号。
③ 关于阿多诺的观点，详见卡斯帕·梅斯：《甜蜜的味道：阿多诺有关美国大众文化的文选》（Kaspar Maase, “A Tasce of Honey: Adorno's Reading of American Mass Culture”），约翰·迪恩和让－保罗·加比耶主编：《欧洲人关于美国大众文化的文选》（John Dean and Jean- Paul Gabilliet, eds., European Readings of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格林伍德出版社1996年版，第204—208页。
④ 参见西卡·吉诺－黑希特：“我们蒙受羞辱吗？学术、文化传递与冷战的批评性评论”（Jessica C. E. Gienow- Hecht, “Shame on us? Academics, Cultural Transfer, and the Cold War- A Critical Review”），《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第24卷，第3期，2000年夏季号。
⑤ 海因茨·伊基斯塔特：《把一个分裂的国家统一起来：战后德国的美国主义和反美主义》（Heinz Ickstadt, “Uniting A Divided Nation: Americanism and Anti- Americanism in Post- war Germany”），《欧洲美国文化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第23卷，2004年第2期。
⑥ 阿图尔·法伊勒：《通过德国人眼睛看美国》（Arthur Feiler, America Seen through German Eyes），纽约1928年版，第263页。
⑦ 托马斯·艾伯特·霍华德：《欧洲人脑海中的美国》（Thomas Albert Howard, “America in the European Mind”），《首要之事》（First Things），2006年11月。
⑧ 转引自玛丽·诺拉：《反美主义和德国的美国化》（Mary Nolan, “Anti- Americanism and Americanization in Germany”），《政治和社会》（Politics and Society）第33卷，2005年3月第1期。迪内尔的关于德国人美国观的详细论述见丹·迪内尔：《德国人眼中的美国人：关于反美主义的一篇论文》（Dan Diner, American in the Eyes of the Germans: An Essay on Anti- Americanism），普利斯顿1996年版。
⑨ 转引自迈科尔·厄尔马思：《作为自发美国化的德国统一：关于当代德国发展进程的批评性观点》（Michael Ermarth, “German Unification as Self- Inflicted Americanization: Critical Views on the Course of Contemporaor German Development”），赖因霍尔德·瓦根莱特内等主编：《“这里、那里和各地”：美国大众文化对外政治》（Reinhold Wagnleitner and Elaine Tyler May, eds.,“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 the Foreign Politics of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汉诺维和伦敦2000年版，第251页。
⑩ 保罗·霍兰德：《反美主义：1965年至1990年国内外的批评》（Paul Hollander, Anti- Americanism: Critiques at Home and Abroad 1965－1990），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9—380页。
(11) 参见伊基斯塔特：《把一个分裂的国家统一起来：战后德国的美国主义和反美主义》，第156—157页
(12) 拉塞尔·伯曼：《反美主义和美国化》（Russell A. Berman, “Anti- Americanism and Americanization”’），亚历山大·斯蒂芬主编：《美国化与反美主义：1945年之后德国与美国文化的冲突》（Alexander stephan, ed., Americanization and Anti- Americanism: the German Encounter with American Culture after 1945），纽约2005年版，第15—16、23—24页。
(13) 拉塞尔·伯曼：《欧洲的反美主义：一个文化问题》（Russell A. Berman, Anti- Americanism in Europe: A Cultural Problem），斯坦福2004年版，第34页。
(14) 西卡·吉诺－黑希特：《总是谴责美国人：20世纪欧洲的反美主义》（Jessica C. E. Giennow- Hecht, “Always Blame the Americans: Anti- Americanism in Europ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3卷，2006年10月第2期。
(15) 彼得·卡赞斯坦和罗伯特·基奥恩：《反美主义》（Peter J. Katzen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Anti- Americanism”），《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第139期，2006年10月和11月。
(16) 详见吉诺－黑希特：《总是谴责美国人：20世纪欧洲的反美主义》，第1067—1091页。
(17) 罗布·克罗斯：《美国与欧洲的历史感》（Rob Kroes, “America and the European Sense of History”），《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86卷，1999年12月第3期。
(18) 参见托德·布雷福格尔：《反美主义的精神根源》（Todd Breyfogle, “The Spiritual Roots of Anti- Americanism”），《宗教和神学评论》（Reviews in Religion and Theology）第11卷，2004年4月第2期。
(19) 参见厄尔马思：《作为自发美国化的德国统一：关于当代德国发展进程的批评性观点》，第25页。
(20) 玛丽·诺拉：《德国人想象中的美国》（Mary Nolan,“America in the German Imagination”），海德·费伦巴赫等主编：《相互影响、侵犯和转化：美国文化在西欧和日本》（Heide Fehrenbach and Uta G. Poiger, eds., Transactions. Transgressions, Transformations: American Culture in Western Europe and Japan），纽约2000年版，第19页。
(21) 参见吉诺－黑希特：《总是谴责美国人：20世纪欧洲的反美主义》，第1076页。
(22) 转引自吉诺－黑希特：《总是谴责美国人：20世纪欧洲的反美主义》，第1077页。
(23) 戴维·埃尔伍德：《西欧高涨的反美主义》（David W. Ellwood, “Comparative Anti- Americanism in Western Europe”），海德·费伦巴赫等主编：《相互影响、侵犯和转化：美国文化在西欧和日本》，第35页。
(24) 玛丽·诺拉：《反美主义和德国的美国化》，第99页。
(25) 参见《制裁将针对我们的所有电影：1925年期间德国电影院业主需要被关门》（“Would Bar All Our Films: German Cinema Owners Want Stopped during 1925”），《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24年9月13日。
(26) 参见汤普森：《输出娱乐：1907年至1934年世界电影市场上的美国》（Kristin Thompson, Exporting Entertainment: America in the World Film Market 1907－1934），伦敦1985年版，第107页。
(27) 《德国限制对我们电影的利用》（“Germany Restricts Use of Our Films”），《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25年12月27日。
(28) 尤塔·普瓦热尔：《摇摆舞、女性性生活和在德国认同上的冷战斗争》（Uta G. Poiger, “Rock‘n’Roll, Female Sexuality, and the Cold War Battle over German Identities”），《现代史杂志》（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第68卷，1996年9月第3期。
(29) 安德烈·马尔科维茨：《论西德的反美主义》（Andrei S. Markovits, “On Anti- Americanism in West Germany”），《新德国批评》（New German Critique）第34期，1985年冬季号。
(30) 转引自迈克尔·埃尔马思：《1945年至1960年西德重建中的反美主义和批评思潮：面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德国教训》（Michael Ermarth, “Counter- Americanism and Critical Currents in West German Reconstruction 1945－1960: The German Lesson Confronts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亚历山大·斯蒂芬主编：《美国化与反美主义：1945年之后德国与美国文化的冲突》（Alexander Stephan, ed., Americanization and Anti- Americanism: the German Encounter with American Culture after 1945），纽约2005年版，第44—45页。
(31) 参见美国联合共同委员会：《1949年欧洲人关于美国的看法：在亨利·李·芒森指导下的研究》（Common Council for American Unity, European Beliefs Regarding the United States 1949: A Study Under the Direction of Henry Lee Munson），纽约1949年版，第94页。
(32) 参见尤塔·普瓦热尔：《美国音乐、冷战自由主义和德国的认同》（Uta G. Poiger, “American Music, Cold War Liberalism, and German Identities”），费伦巴赫等主编：《相互影响、侵犯和转化：美国文化在西欧和日本》，第132—133页。
(33) 迈克尔·弗洛因德：《亲密关系与怨恨：对德国人态度的历史概述》（Michael Freund, “Affinity and Resentment: A Historical Sketch of German Attitudes”），保罗·霍兰德主编：《理解反美主义：其在国内外的起源与影响》（Paul Hollander, ed., Understanding Anti- Americanism: Its Origins and Impact at Home and Abroad），芝加哥2004年版，第114页。
(34) 参见鲍曼·米勒：《德国人和美国人：理解和驾驭变革》（Bowman H. Miller,“Germans and Americans: Understanding and Managing Change”），斯蒂芬主编：《美国化与反美主义》，第260页。
(35) 参见萨博：《分道扬镳：德美关系的危机》，第81页。
(36) 参见布拉德利·格雷厄姆：《西德人看到了日益上升的反美主义迹象》（Bradley Graham,“West Germans See Indications of Growing Anti- Americanism”），《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1981年7月4日。全文可在News Bank世界各国报纸全文数据库中获得。
(37) 转引自厄尔马思：《作为自发美国化的德国统一》，第253页。
(38) 参见萨博：《分道扬镳：德美关系的危机》，第94页。
(39) 赫里特－扬·贝伦德斯：《德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Gerrit- Jan Berendse, “German Anti- Americanism in Context”），《欧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第33卷，2003年12月第3—4期。
(40) 转引自厄尔马思：《作为自发美国化的德国统一》，第258—259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7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8年2期第24～35页
【作者简介】王晓德，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福州 350007)
| 【内容提要】 | 反美主义是一种全球现象，反映了世界各国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称王称霸的不满，也体现了对美国大众文化向外扩张的抵制。德国的反美主义具有很长的历史，其理论基础是该国精英阶层不能认同美国文化的观念，美国大众文化的广泛传播加剧了德国精英人士的反美情绪。他们会对美国大众文化的进入采取各种形式的抵制，对整个社会形成消极的美国形象产生影响。时至今日，“美国化”依然是德国在维护本国文化认同和生活方式时面对的严峻挑战，也预示着德国的反关主义在未来不仅很难缓和，而且还会呈加剧的态势。 |
德国的反美主义具有很长的历史，精英阶层把美国文化视为“粗俗低劣”的观念是反美主义产生的根源，美国大众文化的广泛传播加剧了德国精英人士的反美情绪。国外学者的很多研究成果从文化视角探讨了欧洲反美主义这一现象，对从一个新的视角认识反美主义很有启迪。但他们毕竟是站在本国的文化立场上来观察这一现象的，多强调反美主义本身，不仅缺乏对这一现象背后根源的客观认识，而且往往在观点上有失公允。国内学术界研究反美主义多是从美国在国际社会奉行霸权政策引起其他国家不满的角度出发，从文化上探讨反美主义根源及其表现的论著尚不多见。德国的反美主义是根深蒂固于德国文化中的观念或情绪，只要美国不停止对外文化输出或霸权心态，这种观念或情绪便会外化为对美国的不满，形成对美国大众文化传播的抵制。本文通过对德国反美主义的考察，试图提供一个揭示其根源的文化视角，也有助于对美国在国际社会推行霸权主义政策有一个新的认识。
一、德国上层人士消极的美国观
与欧洲大陆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德国的反美主义无疑具有本国的特殊性，但共同的地区特性表现的也是非常明显，即这种对美国抵制的情绪通常为享有文化特权的精英阶层所拥有，他们对美国文化和社会长期持有一种鄙视的心理，惟恐这样一种缺乏历史根基的文化对他们的国家产生“消极”影响，致使他们为之骄傲的民族文化的正常发展受到严重威胁或挑战。他们在历史上形成的美国观很大程度上不是在于真正地了解美国，而是要通过树立起美国这个消极的形象来凸现或弘扬德意志文化的精神和价值观。因此，美国长期被那些持有保守观点的人士或民族情绪非常强烈的人视为“没有文化和历史的一块土地”。就连那些不畏重洋来到美国的移民们也给留在母国的亲人传递了这样一种信息，即美国充满着无限的机会，但却是“一个无文化的、矫揉造作的、没有同情心的以及受机器控制的社会”。他们原先享受的德国社会文化给人以稳定与安全之感①。诗人尼古劳斯·莱瑙常常被看作是“德国的拜伦”，他对德国人的反美情绪有一段经典的阐述，“我想我只能用缺乏根基的表述来表明所有美国制度的总特性；我们称为祖国的东西在那里只是一份财产保险单”。换句话说，美国没有真正的社区，没有真正的音乐。美国的文化“在组成上决不是从内部产生”。美国只有单调的物质主义，美国人一无所知，他们只追求金钱，没有任何思想②。这样的描述经常见诸于德国文人关于美国的论著当中，构成了他们观察美国时的一个重要基础。
德国人对“文化”的理解与美国人完全不同，这是他们不能从根本上认同美国文化的基本原因。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特奥多尔·阿多诺是当代大众文化的著名批评家。他认为，在德国，“文化”被理解为用来衡量高雅艺术作品的一种“规范”，暗示了精神自我发展的一种“理想”。这种集中于理性的和精神的高雅促进了德国音乐和哲学的发展，但把人的思想从绝对权力下解放出来的代价是大大缺乏与现实的联系。因此，大多数德国知识分子往往谴责美国受“物质主义”的支配。在美国，文化观念与现实生活中的“做法”联系在一起，既形成了社会关系，也通过技术手段征服了自然和控制了自然资源。他对美国大众文化持一种赞扬的态度，坚信“全球的历史趋势将归结为欧洲的美国化”③。作为一个文化批评家，阿多诺试图通过两种文化的比较，从理论上找出美国大众文化在欧洲传播的根源。他的观点显然不会得到多数德国知识分子的认同，但却表明了德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巨大的区别。从消极方面看待这种区别在德国大有人在。诸如阿道夫·哈尔范德等德国保守分子认为，美国文明是“没有灵魂的文化”。在他们看来，美国人对高雅文化不屑一顾，诸如生产率、效率与合理性等美国人的基本认同和价值观与包括高质量的工艺品、苦思冥想以及创造性地利用闲暇等在内的“文化”的最根本特征相悖，“对许多观察家来说，美国文明不仅仅是不同，而且对欧洲文化构成了破坏性的威胁”④。德国著名小说家彼得·乔特耶维茨谈到德国流行的一种说法，即“美国人是地球上惟一从石器时代跳跃到文明的民族，缺乏创建一种文化的曲折性”⑤。一位德国编辑得出结论：“物质的繁荣掩盖了精神的空虚，美国的这种气氛可能是文化进步的障碍。”⑥ 客观上讲，这种对美国的看法与美国的实际状况不是完全相符，带有很大的文化偏见在内，但却是德国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一种对美国的“刻板之见”。这种在他们眼中缺乏文化内涵的文化在德国的广泛传播不仅阻止了德国文化的正常发展，而且显现出取代德国文化的严重威胁。
有一段著名的话反映了两种文化在本质上存在的区别，即德国人的世界观“来源于高度理性化的新教，最大限度地保持了真正文化的价值观，一种能够产生歌德、席勒或康德等人的文化。相比之下，美国代表了一种功利主义的大众文明，在这个文明中，个人主义和商业利益窒息了理性和精神生活的发展”⑦。这正是德国精英阶层贬低美国文化和社会的真正原因所在。历史学家丹·迪内尔指出，在整个20世纪，德国人对美国的抱怨“不是因为美国做了什么，而是因为美国是什么”⑧。迪内尔是研究德国反美主义的专家，在这方面发表和出版了很多产生影响的论著，他的意思很明确，即对德国一些精英来说，美国做什么别人无权干涉，大概也是无关紧要的，但美国象征着什么却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他们对美国的贬低或虚拟出一幅美国社会的“恐怖”图景恰恰在于对美国之“象征”的批判，最后达到对美国发展模式拒绝的目的。
德国的反美主义最初只是德国精英阶层对大洋彼岸的美国社会与文化的一种消极看法，目的显然在于对美国文化的批评而彰显德国文化的优越，但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套在德国精英阶层流行的特殊话语。在这套话语中，虚构的内容显然多于现实的成分，成为该文化主体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场合只要涉及到美国便会在脑海中浮现出的图景。很多德国人也许读过一些欧洲学者对美国真实生活的经典描述，但对其中大多数人来说，要改变他们心中的美国形象绝不是仅靠书本知识所能解决的。文化的偏见不只是反映了对他文化缺乏深入的了解，同时也是对本土文化价值观的积极维护。这样一种在文化上对立的观念使德国人不愿意看到美国文化对他们生活的社会日益产生影响。这样历史上形成的美国观自然成为精英人士阻挡美国文化“侵蚀”本国文化的一个强有力的依据。
二、“美国化”与德国反美主义的文化根源
在欧洲国家中，德国比较特殊，在历史上和美国真枪实弹地较量过两次，但均以“屈辱”的失败而告终。很多德国人把德美关系看作有点若即若离，谈不上密切，但也不会中断。德国人可能会对这个在近代崛起的大西洋彼岸国家颇有微词，但很难否认尤其是20世纪以来美国对德国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进入现代消费社会的德国处处可以看到美国的痕迹，社会发生趋向“更像美国”的转变。有的学者由此把德国说成是欧洲国家中“最倾向美国的”。德国新闻记者罗夫尔·温特在其1995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谈到德国行走在“美国化”的不归之路上，在此过程中，“德国人正在再次发现自身，感到他们是美国人”⑨。其实，这种物质层面上向着“美国化”的发展会导致德国人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对德国人长期所理解的“文化”形成了威胁和挑战，而这恰恰种下了德国精英阶层反美主义的重要根源之一。正如保罗·霍兰德所言，在德国，美国文化过于广泛的影响是“触发反美情绪的因素之一。在许多方面，西德是所有欧洲国家中最美国化的，其国家认同受到美国多方面影响（以及对这些方面的普遍接受）的严重威胁。因此，在德国存在着对这些影响特别恶意的回应”⑩。霍兰德对德国精英阶层中存在的强烈反美主义显然不以为然，但上述他这番话却揭示了反美主义与“美国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海因斯·伊克斯泰特说的更明确，认为“美国化”和“反美主义”在逻辑上密切相连，二者是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11)。
有的学者持不同观点。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德国文化的专家拉塞尔·伯曼教授提出了欧洲的反美主义不是对“美国化”做出回应的看法，认为反美主义与等同于“美国化”的“美国存在”关系不大，两者之间因果逻辑不是十分明显。他主要以德国为个案来说明这种观点。在他看来，德国的反美主义不能说是“美国化”的结果，所持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至少是在当代，德国的反美主义往往是针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其次，两德统一之后美国在德国的存在减少，而德国的反美主义却在明显上升；最后，反美主义不仅存在于“美国化”一直没有发生的场合或领域，而且反美主义明显先于美国在德国引人注目的存在。伯曼这里谈到的“美国的存在”主要指美国大众文化在德国传播产生的一种“更像美国”的结果(12) 反美主义与“美国化”之间究竟有无必然的联系，前者是否一定是后者的结果，伯曼做出了否定的回答，明确区分了两者之间并无因果关系，把反美主义从根本上看作是对政治和经济转变这一历史进程的抵制话语，所以他把反美主义区分为“前民主的反美主义”、“共产主义的反美主义”和“后民主的反美主义”，这三种类型大致可以概括出德国反美主义的历史与现状。
伯曼的观点说实在只能算作是一家之言，在反美主义和“美国化”之间明确划一道分界线很难得到多数研究德美文化关系学者的认同，不过，伯曼也无法回避反美主义与德国精英对美国生活方式诋毁之间的联系，把反美主义追溯到对美国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形成的“刻板之见”。如果把“美国化”看作是美国大众文化在德国传播引起的一种结果的话，人们还是能从伯曼对德国反美主义的论述中看到两者具有一定联系的“痕迹”。伯曼的观点很有意思，他所谓的“美国化”大概只是指对美国文化产品的消费，并不包含着“文化转变”的含义在内。实际上，他是非常强调欧洲反美主义的文化因素，他在2004年出版的一本专著中明确提出了欧洲的反美主义是一个文化问题。他是这样形容反美主义的，即“如果一个欧洲人厌恶爵士乐，这个不能说他是反美的。它只是一个音乐情趣的问题。然而，如果这种厌恶深深地打上对非裔美国人种族主义歧视的烙印，那么它便称为反美主义问题：偏见的着迷取代了可能的音乐讨论。”(13) 因此，伯曼对反美主义的讨论说到底最终还是归到了文化这个很难捉摸的深层次问题。
对德国的反美主义可谓是见仁见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反美主义不仅明显，而且往往表现得很激烈，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对美国的抵制一般是由具体的事件所引发，参与阶层比较广泛，声势也比较浩大，还会对政府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这类反美主义尽管不会是“昙花一现”，但持续时间多为不长，通常随着引发因素的缓解或消失而逐渐偃旗息鼓。文化上的反美主义很少外化为直接引发文化冲突的具体行为，只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一些人的脑海之中，也就是伯曼所谓的“偏见”，成为他们看待与美国有关的任何事物时一种“不由自主”的意识。与其说文化上的反美主义是一种“行为”，不如说是一种“话语”。德国历史学家杰西卡·吉诺—黑希特博士把反美主义称为是“一种习惯、一种综合症、一种意识形态的心理，其表现取决于当地政治和文化背景，也取决于本地区的经济利益”(14)。美国康奈尔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彼得·卡赞斯坦等人把反美主义界定为“对美国和整体的美国社会持有消极看法的一种心理倾向。根据观察者的身份和价值观，反美主义可以分为四大类，即自由主义的反美主义，社会的反美主义，主权—民族主义的反美主义和激进的反美主义”(15)。他们尽管更细化了反美主义的类型，但这些类型的产生显然都与人们的文化心理活动有关。根据多数学者的看法，文化上的反美主义其实只是一种情绪而已，无时无刻不在一些人身上存在，如果说有什么具体表现的话，就是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产生了趋向抵制美国的影响，不管是政治上的反美主义，还是经济上的反美主义，人们都会从相关事件发展过程中看到文化在起作用的“影子”，实际上最终还是追溯到了文化根子上。吉诺－黑希特博士关于欧洲反美主义的新近研究成果重点探讨了文化上的反美主义和政治上的反美主义之间的区别，认为这两种类型的反美主义的相对力量因历史时期不同而异，反美主义情绪在欧洲右翼中就同在左翼中一样一直是非常强烈的，人们将很难明确区别出这一现象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因素。然而，她最后还是得出结论，欧洲的反美主义主要是一种文化倾向，其政治方面只是一种掩盖。美国的模式最终是一种文化模式，在过去几十年期间，保守分子、进步人士和左翼人士一直坚持对美国模式的一致拒绝(16)。德国的反美主义是吉诺－黑希特博士说明她这一观点的主要论据。因此，反美主义可能会有多种表现形式，这些形式也会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特性，但无论是哪种形式，都可以在文化上找到其根源。
三、二战前德国反美主义的表现
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了“美国化”的第一次高潮。如前所言，德国人对“文化”的理解和美国人很不相同，这与德国的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关系。德国人善于抽象思维，习惯于从深奥的层次对人类面对的问题以及终极目标进行阐述与理解，这样在历史上造就了一大批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大哲学家，即使是科学研究，也具有很浓的理论色彩。此外，这种文化毫无例外地由精英所创造和享有。从理论上讲，这样一种崇尚“高雅文化”的氛围很难提供给“大众文化”传播的空间。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一战之后美国生活方式在德国迅速传播开来。德国人开始着迷于爵士音乐，到处放着美国流行歌手的歌曲。好莱坞影片深受民众的欢迎，影剧院常常爆满。1923年11月，亨利·福特的自传被译为德文在德国出版，其后福特的装配线技术很快被德国大工厂采纳，泰勒的效率模式受到工业家的青睐。体现在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中的信用创新也很快为德国人所接受。魏玛共和国是现代德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尽管它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却经历了其中包括文化在内的重大社会变革。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战争之后在国际舞台上崛起的美国，无论在经济和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对魏玛共和国发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很少不承认这一事实。法国学者安德烈·西格弗里德在1927年出版的一本书中甚至主张把德国从欧洲整体中排除出去，他把德国描述为是欧洲的美国。用他的话来说：“德国人在很多方面与现代美国十分相似，正如他们一贯的做法，以满腔的热情把自己置于标准化进程。今天没有任何德国人不对‘合理化’高唱赞歌；后者显然符合他们强调规矩的思想，让我们承认他们缺乏个性。”(17) 西格弗里德这里显然有贬低德国之意，但却说明了魏玛共和国时期所谓的“美国化”程度之深。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尽管在战胜国的面前受尽屈辱，但也与其他西欧国家一样出现了现代消费社会的一些特征，如何解决当时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已经走在前面的美国自然成为德国人效仿的“榜样”。因此，在许多德国人看来，美国成为他们国家走出困境的希望。然而，美国大众文化产品的大举进入却给那些以德意志民族文化为自豪的德国人带来忧心忡忡。“希望与恐惧”以及“引进与抵制”构成了面对美国大众文化的强烈冲击的德国人的矛盾心态。德国精英人士对美国的消极看法不会改变，他们从历史上形成的对美国“刻板之见”的话语中找到了对“美国化”这一大潮顽固抵制的一个最好理由。尼采正处在美国迅速崛起的时代，美国在文化上尚未直接对德国构成威胁，但尼采与他同时代很多人一样，把美国工业和技术的威力批评为一种精神的空虚，美国人喘不过气的工作是新世界独一无二的罪恶，现在已经开始以凶猛之势侵入了古老的欧洲，正在把这种精神空虚传播到包括德国在内的整个欧洲大陆(18)。尼采刚进入20世纪就与世长辞了，他未能目睹美国大众文化在德国的泛滥，但他以一个哲学家的敏锐性预感到了这一趋势，同时表明了德国精英阶层的反美情绪开始由原先抨击美国社会的“话语”转变到对美国文化的实际感受。一战之前，美国大众文化就显现出了向欧洲蔓延的势头，德国知识精英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同行一道发出了抵制美国大众文化传播的呼声。如德国著名记者罗伯特·穆勒大声疾呼整个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抵制美国的生活方式，以把欧洲文化从日常生活事务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中拯救出来(19)。因此，当魏玛时期德国知识分子真正面对着美国大众文化威胁这一现实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势必借助笔墨或控制的舆论工具把美国刻画为是资本主义邪恶，是一个迷信的、无知的和缺乏高尚精神的社会，用这些虚构多于真实的描绘在民众中对“美国化”造成恐惧之感，以此激发起他们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情绪，自觉地在思想上牢牢树立起一道文化“防疫线”，并且由此对国家相关决策发生影响。
这一时期德国的反美主义常常围绕着抵制美国传人的大众生产和大众消费来展开，因为“大众消费被认为是导致和促进所有邪恶之源的物质主义；消费要求工资、社会等级和文化价值的重构，威胁要破坏传统的性别角色”(20)。当携带着现代性信息的美国文化产品蜂拥而入德国市场时，说实在这是一种很难抵挡住的浪潮，但像诸如埃贡·埃尔温·基施、贝托尔特·布雷希特、阿尔弗雷德·克尔、哈尔费尔德等一批文化界的名流还是各显其能地对美国大众文化“口诛笔伐”。就连当时德国拍摄的一些电影也带有批判美国文化的味道。如1934年上映的《浪子回头》（The Prodigal Son）便是这样一部作品。这部影片由大牌明星路易斯·特伦克尔主演，剧中把美国刻画为饱受经济大萧条的折磨，尽管是一片具有很大诱惑力的土地，但却充满着欲望的危险。剧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托尼奥·福伊尔辛格的德国年轻人在纽约冒险的经历，最后结束了在纽约贫民窟的流浪生活，回到了位于多洛米特斯地区的乡村老家。这部影片使美国现代性的冷酷无情与具有阿尔卑斯山当地风情的幸福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1)。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在第三帝国统治时期，官方尽管积极地引进美国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技术，但却禁止美国的电影、爵士乐以及摇摆舞在德国社会上传播，惟恐出现由美国文化主导的大众消费社会。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学教授杰弗里·赫夫将之称为“反动的现代主义”(22)。德国右翼历史学家埃内斯特·诺尔特甚至认为，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本身不是对布尔什维克威胁的回应，而是对“在美国模式之上同质化”的一种对抗(23)。诺拉的研究结论是，从1920年直到进入60年代，大众生产和大众消费是德国反美主义关注的根本方面。在魏玛共和国期间，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资方还是劳方，无一不剖析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的特性，断言其对资本主义的德国变体构成了危险，更为宽泛地讲对德国文化和社会构成了威胁(24)。诺拉是研究德国“美国化”的专家，他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二战前德国在工业发展或现代化进程中对美国先进技术的采纳，也就是美国作为一个经济发展的模式对德国的诱惑力，但对这种模式的采纳其实就意味着原先支撑德国经济运行的文化基础开始动摇，这样势必引起很多本来就对美国抱有偏见的人的严重不满。他们一方面继续对美国社会进行激烈的批判，另一方面告诫美国经济发展模式进入德国后给当地带来的各种危害，尤其是在生活方式上引起了趋向“美国化”的转变。其实，这两方面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对美国社会“阴暗面”的揭露或夸大其负面作用的目的还是在于阻止美国大众生产和大众消费模式在德国的传播。
从官方角度讲，德国政府也不愿意或不希望美国大众文化对德国民众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产生背离传统的影响，会采取一些相关措施阻止这一趋势的发展。这里以对好莱坞的态度为例。1921年1月，德国首次对电影进口实行配额，允许每年进口的影片相当于德国1919年制作的电影胶片长度的15％。这一举措立刻引起美国电影业的抗议，试图迫使德国取缔电影进口配额。德国并未完全屈从来自美国的压力，但却对电影进口配额做了大幅度的调整，规定进口电影数目与国内制作电影数目持平。这一法令在实际执行中已经大打折扣，未能有效地遏制住美国影片的进入。到1924年，德国每年制作约100部影片，但进口影片数目却在200到300部之间，远远超过了一比一的配额。1924年9月初，德国电影业主联盟举行会议，讨论美国影片构成的“威胁”。大多数与会者认为，为了维护德国电影业主的利益，对国内电影市场保护是绝对必要的。他们提议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在1925年期间不允许进口任何外国电影(25)。当然，完全禁止电影进口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但德国政府为了有效地保护国内市场，实行了电影进口许可证制，规定电影发行商购买一部德国电影方可得到一部进口电影的许可证，以此保证外国电影在德国市场上不超过50％。这一法令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据统计，1925年，在通过德国电影审查办公室的全部影片中，40.9％是德国的，41.7％是美国的，17.4％是其他国家的。到1929年，这一数字分别是德国影片为45.1％，美国影片为33.3％，其他国家为21.6％(26) 好莱坞影片在德国市场上一直占有相当的比例，但德国政府从来没有放弃对国内电影业的保护，以此抵制美国影片的影响。正如一篇文章指出的那样：“德国把它的控制制度基于政府培养和保护一种幼稚工业之上，而美国公司却要求在互惠的基础上市场向公正竞争开放。”(27) 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理念是德国政府一直没有放弃限制美国影片在德国泛滥的一个主要原因。
四、冷战时期西德的反美主义表现
冷战爆发后，德国成为美苏双方争夺势力范围的一个焦点，欧洲的冷战很大程度上是在德国展开的。1949年在美国主导下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追随美国的全球冷战战略，成为美国在欧洲大陆抵制苏联的一个重要前哨基地。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美国对西德提供各种援助，在西德创造战后经济发展奇迹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两国在政治关系上经历了自1871年德国首次统一以来更为密切的关系。联邦德国在战后确定了亲美反苏的政治立场，也在美国的安排下完成了政治体制向西方民主制的转变。正是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代表美国生活方式的文化观念和产品蜂拥而入西德，第三帝国中断的“美国化”进程再次成为人们所面对的一个现实。不可否认，代表现代消费社会发展趋势的美国大众文化的进入给战后德国社会的转型带来积极的影响，促进了当地人对美国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在实现对西德政治制度“民主化”的改造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时的“美国化”尽管是战前业已开始的进程之继续，但体现的政治性更为明显，在思想意识上包含着突破东西方冷战“铁幕”的取向。所以，很多学者把“美国化”作为解释战后西德社会变迁的一种框架，“等同于自由国家和市场经济的成功确立”(28)。当然，美国生活方式在西德的广泛传播无疑是对当地传统观念延续的严重威胁，即使是西德政府愿意接受美国的领导来与它认为对其制度构成更危险的苏联对抗，但西德政治和社会精英决不希望看到本土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美国大众文化的侵蚀而日渐衰落，他们对“美国化”的批评和抵制反映了对自己拥有的文化权力的维护。
反美主义在德国右翼保守人士的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密歇根大学教授安德烈·马尔科维茨的研究表明，从根本上讲，与魏玛共和国时期形成明显不同的是，波恩共和国的右翼反美主义只局限在对美国社会的文化批评，如美国人只有不良的情趣，美国没有阶层等等，而他们在此之前所持的政治立场改变为明确的亲美立场。因此，“对自由民主体制合法性的接受结束了右翼在政治上的反美主义，自此以后就成为美国的重要支持者”(29)。在战后初期，德国保守分子失去了往日政治上显赫的光环，很少进入政府的决策层内，但他们依然保持着德意志文化至高无上的优越感，这样他们对美国文化产品的大举进入德国势必持抵制态度。如德国老牌右翼分子鲁道夫·潘维茨对西德变成“充满美国主义的土地”极为痛心，他在1958年发表一篇论文中明确提出了全欧洲联合起来抵制纯粹“文化殖民主义”的美国生活方式(30)。潘维茨的观点无疑有些极端，他提倡建立抵制美国文化“入侵”的欧洲大联盟只是重复了米勒一战前的观点，在很多欧洲国家追随美国的年代里显然不可能变为现实，但却反映了对美国文化“入侵”抵制的呼吁在德国精英层中从来没有间断，他们在文化上对美国社会的批评在德国既有长期的历史传统，也具备广泛的社会基础，这种激进的观点势必会在这块拥有文化上反美主义传统的土地上产生影响。1949年，美国联合共同委员会进行了一次关于欧洲人对美国看法的大型调查，采访了欧洲不同国家各个阶层的人士。德国人的看法明显带有对美国社会的贬抑。当年出版的调查报告显示，许多德国人尽管承认关于美国生活扭曲的多数画面不真实，但他们却进而表明了对美国日常生活的很多属性不屑一顾的态度，这显然与他们自己一直具有的这种思想是一致的，即美国在实力上和物质成就上是最优秀的，但在文化上与德国相比一直是很低劣的。他们很不高兴地谈到美国的爵士音乐、口香糖、慌里慌张、大声喧哗、缺乏传统和情趣等。因此，美国“被描绘为是富得流油的土地，但极度的贫穷、政治家腐败不堪、恶棍横行以及到处失业也充斥于这块土地之上”(31)。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对美国文化产品的抵制情绪在精英阶层内就已经变得很普遍。美国这一研究领域的一位专家认为，在50年代后半期的西德，敌对情绪左右了对美国大众文化的评论。西德人发现他们面对着几条战线作战：一是对法西斯历史的反思，二是与当前冷战敌人的斗争，三是抵制美国式消费文化的幽灵。他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这一时期一些西德人对美国文化产品的进入表现出的“敌对”态度(32)。
很多学者认为德美关系的“蜜月”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就开始发生了变化，美国国内民权运动引起内部的动荡不宁，再加上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丑闻，导致德国人脑海中的美国道德形象一下子“一落千丈”，尤其是在60年代后期已经长大成人的那一代人对美国抱有的“幻想”开始破灭，这一时期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欧洲很多国家爆发了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尽管这些运动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但对美国的不满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奥地利学者迈克尔·弗洛因德认为越南战争是德国左翼和激进人士对美国态度的一个分水岭。那些激进的年轻人“谴责了美国的各种邪恶，范围从非人道的战争行为到帝国态度以及毫无思想的系列幽默剧在电视上播放”(33)。现任美国国务院官员鲍曼·米勒回忆说，60年代初期他首次到柏林访问时，德国人还是对肯尼迪总统崇拜的五体投地，但肯尼迪遇刺，随后其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的遇害使德国人感到非常震惊，开始改变了美国在德国人脑海中的形象(34)。德国人的这样一种对美国不满的情绪可以说一直持续到罗纳德·里根当政的时代。在1960年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只有20％的德国人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积极或明智的角色表示怀疑，而从80年代初期到中期，持怀疑者的比例上升到46％到54％之间。里根被很多德国人视为一个难以捉摸、鲁莽轻率和不计后果的领导人，他太随便地谈到“邪恶帝国”和军事力量的使用。特别是德国的左翼人士恢复了往日对美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猛烈抨击(35)，德国的“美国化”自然成为他们批评的一个主要目标。
1981年春季，西德历史学家彼得·本德出版一本题目为《意识形态时代终结》的书，敦促包括德国人在内的欧洲人在文化上抵制美国，维护自己，他把来自美国文化的威胁称为“文明化的蛊惑人心”(36)。左翼民族主义政治学家库特·图蒂卡在80年代中期指出，为了真正地反思自己，从主权自我的任何意识中探讨动荡的过去，德国人不仅必须实现“非美国化”，而且要旗帜鲜明地抵制美国的一切行为，也就是说，“从美国的尿布到美国的弹头，这个国家无人能摆脱‘生活与死亡的美国方式’——一种按照美国风格的生与死的方式。美国是在我们的心灵，美国人只是在我们中间，而是正如1976年的德国总理（当时为赫尔穆特·施密特）承认的那样，‘我们都已经变成了美国人’”(37) 施密特的话既反映出德国“美国化”的程度之深，又把美国作为德国效仿的模式带来精英阶层的抱怨或对德国社会产生的负面作用形象化地表达出来。对精英人士来说，德国的“美国化”趋势尽管难以阻止，但决不能听之任之，他们会对美国大众文化的进入采取各种形式的抵制，文化上的反美主义将会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得更为强烈，也会对整个社会形成消极的美国形象产生影响。
冷战结束后，德国与美国尽管还维持在一个共同的联盟体系之内，但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各种因素有的已经消失，有的在明显“弱化”，致使德国与美国的关系处在一种微妙的变化或调整之中。冷战期间，政治上的反美主义很少形成规模，主要原因在于联邦德国在一些涉及到意识形态斗争的重大国际问题上基本上追随美国。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的确使德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了更多的自主性，而美国颐指气使的霸道作风如果说在冷战期间还可为德国所容忍的话，那么冷战后美国自恃无国可敌的力量继续“称王称霸”就很难被包括德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认可。因此在后冷战时代，政治上的反美主义在德国呈现上升的趋势。德国人对美国在国际上一意孤行的外交政策的不满情绪日益上升，常常会导致爆发声势浩大的反美浪潮，直接对他们认可美国的程度产生了负面影响。2002年5月，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访问柏林，敦促德国人在全球“反恐战争”上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施罗德政府在这一问题上表示愿意与美国密切合作。然而，德国政府的这一举措却引起很多人的不满，一些持有异议的政府官员和议会议员与知识精英们联手公开反对，柏林街上的抗议活动此起彼伏，舆论界也刮起了一股反对美国的声音。这个例子表明冷战之后德国人对美国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实，德国人对美国国际上干涉行为的抵制很难与对“美国化”程度不断加深引起的不满截然分开，这种不满情绪自然包括对美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广泛传播的怨言。密西根大学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70％的德国人认为，美国的政策加剧了全球经济的分裂。尽管人们普遍认同美国大众文化和赞赏美国的技术，但只有28％的德国人认为，美国思想和习俗的传播会产生良好的结果。大约67％的人认为会产生恶劣的结果，在欧洲国家中这一比例仅次于法国(38)。因此，政治上的反美主义也许是由某一个事件所引发，但却可以从文化上找到其根源，这一点已得到了历史的证明。
与冷战时期相比，冷战后德国的反美主义情绪显然不是在弱化，而是呈加强趋势，美国置国际舆论于不顾试图在国际社会“为所欲为”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但冷战后美国大众文化借着全球化大潮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也是引起德国很多人士不满的根源之一。用贝伦德斯的话来说，对德国文化认同丧失的担忧加强了德国一些人对“文化优越感的呼吁”(39)。他们由此对本国“美国化”的批评显得更为激进，如德国安全事务专家阿尔弗雷德·梅希特谢默尔在1991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国化”是一种致德国于死命的疾病，这种疾病正在向全世界蔓延。两年之后他在出版的一本题目为《和平缔造者德国：新爱国主义的恳求》的书中提出全球的“非美国化”是德国承担的一种世界性使命，也是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的“良药妙方”(40)。梅希特谢默尔富有激情感，把反美主义提到了对与世界为敌的美国“邪恶”抵制的高度，这种观点尽管不会成为德国学界的主流，但也不是“曲高和寡”，诸如卡尔海茵茨·魏斯曼、图蒂卡、弗兰克·希尔马赫、埃尔弗里德·米勒、维姆·温德斯、海内尔·米勒以及汉斯－容根·西贝尔贝格等人对德国行进在“美国化”的道路上提出了强烈的抨击，提倡发动一场“非美国化”运动，以保证德国新的文化认同适应后现代和后冷战形势的变化。他们批评“美国化”的角度显然是不同的，开出的解决问题的“药方”也区别很大，但目的都是保证德国的文化或国家认同不受到“美国主义”的“侵犯”，能够在变化了的新的局势下发挥把德国民族凝聚在一起的作用。他们与历史上的很多精英人士一样，对德国“美国化”带来当地文化认同或生活方式的“危机”十分堪忧，在抵制美国文化进入上，他们的呼吁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很难用具体的结果来衡量，但却代表了德国精英阶层内存在一种明确抵制美国大众文化的倾向。体现在他们身上的反美主义情绪并非新颖，而是德国历史上形成的反美主义传统在新的时代的延续。
反美主义与“美国化”一样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不同地区国家的反美主义尽管表现形式不同，程度也有差别，但根源都是相同的，一方面源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横行霸道”，强行推行自己所确定的国际政治和经济运行所遵循的“游戏规则”，另一方面源于对美国大众文化全球传播对当地民族文化认同构成了威胁。时至今日，这两个导致全球反美主义的根源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呈加深扩大的态势。在处理国际问题或危机上，美国在单边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而美国大众文化却借着全球化的大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世界蔓延，所到之处大有横扫当地传统生活方式之势。这样一种状况决定了“美国化”依然是德国在维护本国文化认同和生活方式时面对的严峻挑战，也预示着德国的反美主义在未来不仅很难缓和，而且还会呈加剧的态势。
注释：
① 斯蒂芬·萨博：《分道扬镳：德美关系的危机》（Stephen F. Szabo, Parting Ways: The Crisis in German- American Relations），华盛顿特区2004年版，第80页。
② 转引自詹姆斯·塞亚塞尔：《反美主义家谱》（James W.Ceaser,“A Genealogy of Anti - Americanism”），《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st）第152期，2003年夏季号。
③ 关于阿多诺的观点，详见卡斯帕·梅斯：《甜蜜的味道：阿多诺有关美国大众文化的文选》（Kaspar Maase, “A Tasce of Honey: Adorno's Reading of American Mass Culture”），约翰·迪恩和让－保罗·加比耶主编：《欧洲人关于美国大众文化的文选》（John Dean and Jean- Paul Gabilliet, eds., European Readings of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格林伍德出版社1996年版，第204—208页。
④ 参见西卡·吉诺－黑希特：“我们蒙受羞辱吗？学术、文化传递与冷战的批评性评论”（Jessica C. E. Gienow- Hecht, “Shame on us? Academics, Cultural Transfer, and the Cold War- A Critical Review”），《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第24卷，第3期，2000年夏季号。
⑤ 海因茨·伊基斯塔特：《把一个分裂的国家统一起来：战后德国的美国主义和反美主义》（Heinz Ickstadt, “Uniting A Divided Nation: Americanism and Anti- Americanism in Post- war Germany”），《欧洲美国文化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第23卷，2004年第2期。
⑥ 阿图尔·法伊勒：《通过德国人眼睛看美国》（Arthur Feiler, America Seen through German Eyes），纽约1928年版，第263页。
⑦ 托马斯·艾伯特·霍华德：《欧洲人脑海中的美国》（Thomas Albert Howard, “America in the European Mind”），《首要之事》（First Things），2006年11月。
⑧ 转引自玛丽·诺拉：《反美主义和德国的美国化》（Mary Nolan, “Anti- Americanism and Americanization in Germany”），《政治和社会》（Politics and Society）第33卷，2005年3月第1期。迪内尔的关于德国人美国观的详细论述见丹·迪内尔：《德国人眼中的美国人：关于反美主义的一篇论文》（Dan Diner, American in the Eyes of the Germans: An Essay on Anti- Americanism），普利斯顿1996年版。
⑨ 转引自迈科尔·厄尔马思：《作为自发美国化的德国统一：关于当代德国发展进程的批评性观点》（Michael Ermarth, “German Unification as Self- Inflicted Americanization: Critical Views on the Course of Contemporaor German Development”），赖因霍尔德·瓦根莱特内等主编：《“这里、那里和各地”：美国大众文化对外政治》（Reinhold Wagnleitner and Elaine Tyler May, eds.,“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 the Foreign Politics of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汉诺维和伦敦2000年版，第251页。
⑩ 保罗·霍兰德：《反美主义：1965年至1990年国内外的批评》（Paul Hollander, Anti- Americanism: Critiques at Home and Abroad 1965－1990），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9—380页。
(11) 参见伊基斯塔特：《把一个分裂的国家统一起来：战后德国的美国主义和反美主义》，第156—157页
(12) 拉塞尔·伯曼：《反美主义和美国化》（Russell A. Berman, “Anti- Americanism and Americanization”’），亚历山大·斯蒂芬主编：《美国化与反美主义：1945年之后德国与美国文化的冲突》（Alexander stephan, ed., Americanization and Anti- Americanism: the German Encounter with American Culture after 1945），纽约2005年版，第15—16、23—24页。
(13) 拉塞尔·伯曼：《欧洲的反美主义：一个文化问题》（Russell A. Berman, Anti- Americanism in Europe: A Cultural Problem），斯坦福2004年版，第34页。
(14) 西卡·吉诺－黑希特：《总是谴责美国人：20世纪欧洲的反美主义》（Jessica C. E. Giennow- Hecht, “Always Blame the Americans: Anti- Americanism in Europ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3卷，2006年10月第2期。
(15) 彼得·卡赞斯坦和罗伯特·基奥恩：《反美主义》（Peter J. Katzen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Anti- Americanism”），《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第139期，2006年10月和11月。
(16) 详见吉诺－黑希特：《总是谴责美国人：20世纪欧洲的反美主义》，第1067—1091页。
(17) 罗布·克罗斯：《美国与欧洲的历史感》（Rob Kroes, “America and the European Sense of History”），《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86卷，1999年12月第3期。
(18) 参见托德·布雷福格尔：《反美主义的精神根源》（Todd Breyfogle, “The Spiritual Roots of Anti- Americanism”），《宗教和神学评论》（Reviews in Religion and Theology）第11卷，2004年4月第2期。
(19) 参见厄尔马思：《作为自发美国化的德国统一：关于当代德国发展进程的批评性观点》，第25页。
(20) 玛丽·诺拉：《德国人想象中的美国》（Mary Nolan,“America in the German Imagination”），海德·费伦巴赫等主编：《相互影响、侵犯和转化：美国文化在西欧和日本》（Heide Fehrenbach and Uta G. Poiger, eds., Transactions. Transgressions, Transformations: American Culture in Western Europe and Japan），纽约2000年版，第19页。
(21) 参见吉诺－黑希特：《总是谴责美国人：20世纪欧洲的反美主义》，第1076页。
(22) 转引自吉诺－黑希特：《总是谴责美国人：20世纪欧洲的反美主义》，第1077页。
(23) 戴维·埃尔伍德：《西欧高涨的反美主义》（David W. Ellwood, “Comparative Anti- Americanism in Western Europe”），海德·费伦巴赫等主编：《相互影响、侵犯和转化：美国文化在西欧和日本》，第35页。
(24) 玛丽·诺拉：《反美主义和德国的美国化》，第99页。
(25) 参见《制裁将针对我们的所有电影：1925年期间德国电影院业主需要被关门》（“Would Bar All Our Films: German Cinema Owners Want Stopped during 1925”），《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24年9月13日。
(26) 参见汤普森：《输出娱乐：1907年至1934年世界电影市场上的美国》（Kristin Thompson, Exporting Entertainment: America in the World Film Market 1907－1934），伦敦1985年版，第107页。
(27) 《德国限制对我们电影的利用》（“Germany Restricts Use of Our Films”），《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25年12月27日。
(28) 尤塔·普瓦热尔：《摇摆舞、女性性生活和在德国认同上的冷战斗争》（Uta G. Poiger, “Rock‘n’Roll, Female Sexuality, and the Cold War Battle over German Identities”），《现代史杂志》（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第68卷，1996年9月第3期。
(29) 安德烈·马尔科维茨：《论西德的反美主义》（Andrei S. Markovits, “On Anti- Americanism in West Germany”），《新德国批评》（New German Critique）第34期，1985年冬季号。
(30) 转引自迈克尔·埃尔马思：《1945年至1960年西德重建中的反美主义和批评思潮：面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德国教训》（Michael Ermarth, “Counter- Americanism and Critical Currents in West German Reconstruction 1945－1960: The German Lesson Confronts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亚历山大·斯蒂芬主编：《美国化与反美主义：1945年之后德国与美国文化的冲突》（Alexander Stephan, ed., Americanization and Anti- Americanism: the German Encounter with American Culture after 1945），纽约2005年版，第44—45页。
(31) 参见美国联合共同委员会：《1949年欧洲人关于美国的看法：在亨利·李·芒森指导下的研究》（Common Council for American Unity, European Beliefs Regarding the United States 1949: A Study Under the Direction of Henry Lee Munson），纽约1949年版，第94页。
(32) 参见尤塔·普瓦热尔：《美国音乐、冷战自由主义和德国的认同》（Uta G. Poiger, “American Music, Cold War Liberalism, and German Identities”），费伦巴赫等主编：《相互影响、侵犯和转化：美国文化在西欧和日本》，第132—133页。
(33) 迈克尔·弗洛因德：《亲密关系与怨恨：对德国人态度的历史概述》（Michael Freund, “Affinity and Resentment: A Historical Sketch of German Attitudes”），保罗·霍兰德主编：《理解反美主义：其在国内外的起源与影响》（Paul Hollander, ed., Understanding Anti- Americanism: Its Origins and Impact at Home and Abroad），芝加哥2004年版，第114页。
(34) 参见鲍曼·米勒：《德国人和美国人：理解和驾驭变革》（Bowman H. Miller,“Germans and Americans: Understanding and Managing Change”），斯蒂芬主编：《美国化与反美主义》，第260页。
(35) 参见萨博：《分道扬镳：德美关系的危机》，第81页。
(36) 参见布拉德利·格雷厄姆：《西德人看到了日益上升的反美主义迹象》（Bradley Graham,“West Germans See Indications of Growing Anti- Americanism”），《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1981年7月4日。全文可在News Bank世界各国报纸全文数据库中获得。
(37) 转引自厄尔马思：《作为自发美国化的德国统一》，第253页。
(38) 参见萨博：《分道扬镳：德美关系的危机》，第94页。
(39) 赫里特－扬·贝伦德斯：《德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Gerrit- Jan Berendse, “German Anti- Americanism in Context”），《欧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第33卷，2003年12月第3—4期。
(40) 转引自厄尔马思：《作为自发美国化的德国统一》，第258—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