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试析阿富汗民族国家建构的阶段和特征
黄民兴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7期
【原文出处】《西亚非洲》(京)2008年4期第31～37页
【作者简介】黄民兴，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教授。（西安 710069）
【关 键 词】阿富汗/民族国家/建构/阶段/特征
当代阿富汗国家是以普什图人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由于本地区历史上民族迁徙的频繁、政权及疆域的多变，近代普什图国家的形成较晚，阿富汗民族国家的建构面临重重障碍。阿富汗的民族国家建构基本上始于11世纪，可以分为下列5个历史阶段。
中古阶段：阿富汗统一国家基础的形成（11世纪至1747年阿富汗建国）
中古阶段为阿富汗共同的文化心理、社会体制和民族成分奠定了基础。公元7～9世纪，阿拉伯穆斯林大军经过艰苦血战征服了吐火罗地区，从而使今天的阿富汗在文化上摆脱了佛教、祆教和其他宗教的影响，最终演变成为伊斯兰文化为主的地区，阿拉伯字母也成为当地各民族语言所使用的书写形式。同时，伊斯兰特有的政教合一的社会政治制度、税收制度等也一并传入阿富汗。在民族成分上，在普什图人进入之前，阿富汗的主体民族是塔吉克人。塔吉克人系由大夏人、粟特人、塞种人、突厥人等融合而成的，此过程在9～10世纪基本完成。他们以农耕为主，有发达的文化，主要操波斯语。
对近代阿富汗国家有主导影响的是普什图民族的形成和迁徙时期。11～12世纪，大概是普什图人对突厥人和哈萨克人的同化时期。后来由于普什图各部落的散居，及其向印度河流域的扩展，许多当地部落也被同化了。而且，普什图人长期与塔吉克人杂居，彼此也相互同化和融合。在游牧和半游牧经济基础上，普什图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和心理素质，以及普什图语言，① 后者在与其他语言的接触中丰富了自身，并发展了独特的文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人口的增长，普什图部落逐渐分离。部分人在苏莱曼山麓定居后，向农耕过渡。还有部分普什图人则向苏莱曼山脉以外地区扩展。普什图人逐渐占据了加兹尼高原、白沙瓦谷地和喀布尔地区的个别地方，以及坎大哈、斯瓦特谷地等地区。蒙古人于13世纪的入侵在一些地区导致了人口减少，从而便利了普什图人的扩张。在普什图部落扩展的过程中，其内部的财产分化加剧，一些酋长因跟随统治者四处征战而获得了土地和赏赐，并形成了部落的大联合；同时，普什图人逐渐接受了伊斯兰教，并向塔吉克人学会了农耕和波斯语。普什图人的扩张实际上是一个民族融合的过程，它奠定了近代阿富汗的民族结构和布局，以及权力的基础。
在政治上，阿富汗不久即摆脱了阿拉伯人的统治，一些总督、军事将领或周边民族（如突厥人和蒙古人）和地方贵族先后在波斯和阿富汗建立了政权。14世纪以后，阿富汗为帖木儿帝国所控制，16世纪以后又成为波斯萨法维王朝和印度莫卧儿王朝两大帝国争夺的对象。外族的长期统治使阿富汗各民族滋生了强烈的反侵略意识。独立意识日渐增长的普什图人，先后开展了一系列起义，建立了若干地方政权，如罗沙尼特运动、胡什哈尔起义、坎大哈的霍塔克斯王朝和阿布达里人的赫拉特国家。② 到18世纪中叶，阿富汗统一国家的建立已具备一定基础：以普什图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结构有一定的凝聚力，以及争取独立的意愿和相应的政治军事组织；波斯语成为阿富汗多数民族的共同语言，加上对波斯和印度等文化的吸收，产生了有自身特点的阿富汗文化；长期受外族统治的历史培养了各民族反侵略的共同心理认知；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哈乃斐学派成为各民族的主要伊斯兰法学派，在宗教法方面提供了共同基础。
近代阶段：阿富汗国家的形成及其早期发展（1747年阿富汗建国至1919年独立）
1747年杜兰尼王朝的建立宣告了近代阿富汗国家的诞生。本阶段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独立发展的时期，第二个时期英、俄侵略对阿富汗产生严重影响。
（一）随着阿富汗国家的建立，阿富汗民族国家建构取得了明显进展，其初期有下列主要特点：
1.建立了松散的君主制度和中央政府。国王既是国家元首，又是中央政府首脑兼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只有他才有宣战、媾和及签订条约的权力。宰相是国王的助手，负责管理政府各部门。宰相之下，设有三大行政部门，即财政部、司法部，以及宰相本人的办公机关——王室秘书处。地方上设立了省政府。军队组织严密，势力很大。在对印度和河中地区的早期用兵中，阿富汗军队显示出了明显优势。但是，由于不存在严格的王位继承制度，贵族的王位争夺战严重地削弱了国家政治、社会的稳定；尾大不掉的总督也时常发动叛乱；部落的独立性也对中央政府的权威构成挑战。
2.新国家是由普什图族杜兰尼人统治的多民族穆斯林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参加遴选首任国王的不但有普什图族主要部落集团的首领，而且有哈扎拉族、俾路支族等其他民族的领袖③；非普什图民族在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国家的基础还是普什图人。同时，中央政府和省政府通过组织征战和税收来约束部落。此外，穆斯林在社会中享有优越地位，非穆斯林服从穆斯林的统治。
3.新国家的组织方式是传统伊斯兰政治与部落体制的结合。国家的意识形态是伊斯兰教，因此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国王也是最高宗教首领，制订有关土地、税收、行政管理和刑罚的法律；但乌里玛具有实际的宗教权威，即对经训的解释权，同时垄断了司法、教育等重要领域。乌里玛和苏菲派首领因其在宗权事务上的垄断权而享有独立的合法性基础。从教派方面看，逊尼派占统治地位，这与普什图人的优势互为表里，因为后者属于逊尼派，而什叶派主要是地位低下的哈扎拉人（蒙古人后裔）。
4.领土的逐步确定。建国之初，阿富汗对外扩张，尤其是对印度频繁用兵，占领大片领土，其疆域濒临印度洋，成为殖民时代之前亚洲的最后一个帝国。然而，国家内在的脆弱性导致了开国君主阿赫马德（1747～1772年在位）去世后领土的迅速萎缩，阿富汗重新成为内陆国。
（二）阿布杜尔·拉赫曼（1880～1901年在位）及其子哈比布拉（1901～1919年在位）在位时期，尽管外交为英国所掌控，但阿富汗在民族国家建构方面经历了重大变化：
1.国家集权大大加强。拉赫曼把所有王子都留在首都，让他们参与政务，防止其争权。拉赫曼去世后，太子哈比布拉顺利继位，成为第一位和平继位的国王。拉赫曼去世时还保留并新设了许多政府部门；将征兵方式由强迫募兵制改为征兵制，为军队配备新式武器，建立军官学校，并扩大军队规模；实行严刑峻法，建立严密的情报网；严厉镇压叛乱部落，并将其强制迁移；设立由酋长、宗教人士和宫廷成员组成的议事会，以监控重要的酋长；将部分普什图人迁移到北方，以加强对北方的控制，任命非普什图人担任要职，等等。上述改革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
2.推动伊斯兰化的发展，进一步整合部落社会和宗教力量。④ 拉赫曼自封为信士们的教长、伊斯兰教的国王，下令将宗教基金收归国有，设立专门委员会审查毛拉的资格，将乌里玛列入公务员，由国家发给薪水；他也推动沙里亚在大城市以外地区的运用，规定教法为唯一的司法基础，赋予自己以裁决争议案件和任命法官的权力，并在首都成立了一所培养毛拉的王室宗教学院。不过，在哈比布拉统治时期，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传统的意识形态开始面临变革。
3.领土的初步确定。随着英、俄的进逼，两大帝国也不断地分别蚕食，最终全部夺取了阿富汗在阿姆河以北和白沙瓦地区的大片领土，并通过协商最终划定了阿富汗的北部、东部和东南部边界，阿富汗现代国际边界的框架由此形成。丧失白沙瓦地区的领土对阿富汗产生了严重影响，因为有一半普什图人从此被划入英国和印度的版图，使阿富汗国家的民族性遭受严峻考验。阿富汗由此卷入与印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承印度西北地区的巴基斯坦）的无休止冲突。
显然，在拉赫曼时期，真正形成了近代阿富汗国家，但它仍然是一个传统的伊斯兰国家，不过向现代化的转变已经开始。其子哈比布拉执政后，民族主义思潮兴起，阿富汗统治阶层内部出现了主张现代化改革的青年阿富汗派，它推动哈比布拉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改革，包括科技、教育等方面。
现代阶段：阿富汗独立及民族国家初步形成（1919年独立至1947年哈希姆政府辞职）
（一）国家获得完全独立，得到国际承认，领土最终确立
1919年阿马努拉继位后，首先争取到苏俄的承认，并进行第三次抗英战争，最终获得国家独立。此后，阿富汗与许多欧洲和亚非国家建交，并于1934年加入国际联盟。同时，阿富汗与英国和苏联分别进行谈判，就与英印和苏联的边界最终达成协议，现代阿富汗的领土完全确立。阿富汗随后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二）民族国家初步形成，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从传统的伊斯兰教转变为民族主义
阿马努拉与青年阿富汗派合作，致力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以民族主义作为思想基础全面推进现代化改革。他的改革涉及面广，包括将国王与王室成员分享权力的传统政体改为三权分立的政体和大臣内阁制，建立两院制议会，颁布宪法，设立省、市议事会，颁布世俗的刑法、民法和商法，并设立世俗法院，宪法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废除王族的年金和宗教领袖在军队、教育及司法事务中的垄断权，取消部落领袖的补助金，并限制其特权，争取外国的经济、军事援助，发展现代世俗教育。阿马努拉的改革标志着与传统伊斯兰政治观的决裂，它在理论上否定了穆斯林、普什图人、逊尼派相对于非穆斯林、非普什图人和什叶派的优势地位，⑤ 否定了宗教对社会事务的广泛干涉，剥夺了乌里玛作为唯一知识阶层的地位和贵族的特权地位，建立了现代的政府体制和制衡机制，强化了政府对社会的影响。但1929年的叛乱使这一切归于结束，随之而来的是穆沙希班王朝渐进的改革。
（三）推动经济现代化
在经济上，以货币税代替实物税，废除了包税制，对工业规定了一系列税收优惠，以私有土地制代替封建土地制；财政方面，实行了现代预算制、现代政府账目制和双簿记制，发行阿富汗尼作为新货币；投资兴建公路、铺设电话线、建设现代工厂、电站，成立商业控股公司和专营进出口业务的国营商业公司等。20世纪30年代，私人工商企业有很大发展，出现了若干涉及工商、金融和农业领域的财团。
（四）推广普什图文化和对前伊斯兰的古代文化研究
阿富汗政府成立了普什图语学校和研究院，推动普什图语的传播。民间也出现了一些普什图语报刊。政府也与法国签订协定，对国内的考古遗迹进行发掘，并致力于兴建博物馆。
（五）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初步形成
现代教育和留学教育的初步发展，在国内逐步造就了一个人数不多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该阶层成为王室现代化改革的重要支持力量，构成青年阿富汗派的核心之一。同时，知识分子也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这尤其反映在阿马努拉退位后其与王室的关系上。
显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阿富汗开始经历国家属性的重大变迁。但是，宪法架构仍然保留了一些传统特征（1964年宪法依然如此），如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国王必须是哈乃斐教法学派信徒，私人身份事务适用属人法（即根据公民的宗教归属由相应的宗教法院处理相关事务），等等。
当代阶段：阿富汗民族国家在曲折中发展（1947年哈希姆政府辞职至1978年4月政变）
（一）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大大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
阿富汗政府通过接受外国官方援助而掌握了主要的发展资金来源，⑥ 通过对私人大公司的收购，以及五年计划和税收、金融、外汇、价格、外贸管制等手段，有效地确保了对经济发展方向和进程的控制，限制了私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基础设施、工矿业的发展加快了；另一方面，阿富汗的经济也表现出种种问题，仍然属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1971年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二）以军队为代表的国家暴力机器初步实现现代化
20世纪50年代，大量苏联军援，使装备落后的阿富汗军队有了现代化的坦克、飞机和火炮，凭借不断发展的现代化公路和通讯体系，在历史上首次具备了相对于传统的部落军队的优势，从而使政府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更坚实的基础。当然，苏联对阿富汗军队的渗透潜伏着对阿富汗主权的威胁。
（三）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关于普什图尼斯坦争端引发了有关阿富汗国家属性的争议
战后的印巴分治改变了南亚的政治格局，1963年以前，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围绕巴西北边境普什图部落地区爆发了3次激烈冲突，一些激进的阿富汗民族主义者提出了“普什图尼斯坦”的概念，要求合并普什图部落地区，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这是阿富汗外交倾向于苏联的重要原因之一。阿富汗在军力和综合国力上无法与巴基斯坦相比，因此是保持现有的阿富汗多民族国家而寻求妥协，还是不顾现实与巴基斯坦长期对抗，成为阿富汗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而1963年以后阿富汗政府选择了现实的立场。
（四）行政机关的逐步完善与民主化的进展迟缓
随着经济发展成为阿富汗国家的重要任务，20世纪50年代内阁部门也不断完善，阿富汗现代内阁的发展基本结束。同时，政府部门仍存在效率低下、腐败严重等固有问题。20世纪40年代后期，政府进行了首次自由主义试验，允许私人办报，但试验最终以政府的镇压草草收场。1964年开始的“宪政”十年重现了自由报刊和非正式政党组织，然而政局动荡使王室允诺的政党合法化成为泡影。
（五）社会结构的变动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阿富汗政府采取了一些促进社会发展的政策，如游牧民定居、农村发展计划和妇女解放，同时致力于在军官中吸收非普什图族成员。教育发展也大大加快，军队现代化是另一个促进社会变迁的因素。其结果，新兴的社会阶层如知识分子、政府官员、产业工人队伍等不断壮大，而非普什图成员和小城镇人口在其中的比例迅速增加。但是，传统的城乡、民族、教派、部落、地区差别继续存在，并成为亲苏的反对派和伊斯兰主义的社会基础（见下表），后者的崛起对民族国家构成重大挑战，社会矛盾的激化是20世纪60年代末大规模罢工、罢课的重要原因，民族整合依然面临着重重困难。美国学者巴尼特·鲁宾指出：“阿富汗的社会结构基于亲属关系或宗教的分野。只有在涉及国家时，居住在国际公认的阿富汗边界内的各类人群才构成一个单一的‘社会’。但是这个民族社会（national society）存在一个可以确认的种族分化模式。”⑦
“四月革命”以后：阿富汗民族国家走向解构（1978年4月政变至2001年九一一事件）
（一）政府权威逐步削弱乃至瓦解，国家陷入外国占领和全面内战，民族国家走向解构
1978年阿富汗“四月革命”后建立的人民民主党政权建立在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上，该政权施政违反伊斯兰教，因而丧失了政治合法性，政府权威受到严重削弱，反对派的叛乱不断发展，拥有现代化装备的阿富汗政府军却不能应付装备原始的反对派，其结果导致苏联入侵，阿富汗再次丧失独立。苏联撤军后，阿富汗陷入全面内战，国家权力几乎解体，民族国家走向解构。有西方学者认为，20世纪的阿富汗属于“弱国家”，而从1978年“四月革命”开始阿富汗已成为“失败国家”。⑨
（二）内战是君主时代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阿富汗社会最底层的什叶派拿起武器，建立了自治政权及八党联盟。同样，北方伊斯兰政党主要代表了非普什图的塔吉克、乌兹别克少数民族，而与以普什图人为主的伊斯兰党形成对照，它们共同建立的逊尼派七党联盟将总部设在同为逊尼派的巴基斯坦。在亲苏势力方面，人民派领袖往往出身于普什图下层（普什图人占其中央委员的80％）。他们所反对的，是由喀布尔的杜拉尼普什图上层组成的王室及支持它的保守的社会集团（宗教人士、部落酋长、大资产阶级等）。长期内战形成了各地军阀割据的局面，它们甚至依附于不同的外国势力，使阿富汗的统一更加艰难。
（三）阿富汗成为国内外伊斯兰力量反对世俗民族国家体制的世界焦点
内战除了使原本就十分不稳定的阿富汗民族的各种原生要素凸显，且突出了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即伊斯兰主义，后者成为圣战组织的主导。它所反对的不仅是“异教徒”苏联占领军和亲苏的人民民主党政权，而且包括原君主制势力。非但如此，阿富汗还吸引了国际伊斯兰力量，许多激进的伊斯兰反对派纷纷进入阿富汗，将其视为反对世俗的“异教徒”的理想战场。因此，基地组织在圣战结束后便理所当然地将其目标指向了美国及其为首的西方世界。
（四）阿富汗伊斯兰主义力量内部的更新
在抵抗组织内部，既有主张恢复君主制的力量，也有温和（如伊斯兰促进会）和激进（如伊斯兰党）的伊斯兰主义。尽管后者反对世俗国家，但仍不得不在现有的国家躯壳内建立政权，采取某种现实主义的政策，从而证明了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实际情况间的必要妥协。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股新的激进伊斯兰势力（即塔利班）迅速崛起。后者的意识形态更加保守，它的胜利是当代伊斯兰世界第一次出现伊斯兰主义力量之间的权力更迭。塔利班在更大范围内统一了国家，但塔利班极端的意识形态及与基地组织的联盟使塔利班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也难以建构真正的民族国家。
（五）阿富汗经济全面崩溃和依赖毒品的畸形经济模式的形成
1978年以后，在国际上日益孤立的阿富汗经济更加依赖苏联。同时，战争对国家的基础设施、工农业基础和城市设施造成了重大破坏，导致人口和资本大量外逃与恶性通货膨胀，国民经济基本崩溃。另一方面，战争却催生了一种畸形经济（毒品经济）的繁荣，使阿富汗迅速成为世界鸦片生产的中心，它为内战各方提供了主要的财源，为农民提供了衣食的间接之源。毒品经济的兴盛成为阿富汗民族国家重建的重大障碍。2001年九一一事件揭开了阿富汗民族国家建构的新阶段。美国虽然通过阿富汗战争迅速结束了塔利班政权，但新的卡尔扎伊政权在国家重建方面面临重重困难。即使是塔利班，也在国际伊斯兰力量的支持下死灰复燃，对现政权构成新的挑战。阿富汗的事例充分说明，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建构和现代化是一个艰巨复杂的历史任务，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
总结
综上所述，阿富汗的冲突具有广泛和深远影响。从此案例中我们发现4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阿富汗作为欧亚弧型地带多民族国家进行民族国家建构具有典型意义
实际上，与西欧、北欧、南欧的单一民族国家相比，从中、东欧开始的漫长的欧亚大陆“动荡的弧型地带”⑩ 多数是多民族国家，有的甚至是多宗教、多教派的国家。本地区多数国家经济落后、政治动荡，像阿富汗一样，许多国家面临民族国家建构的困境，其主要课题是如何有效地加强各民族、各宗教及教派的联系、促进相互融合，在国家整体现代化进程中加速落后民族的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在政治上逐渐建立民主制度，造成各民族、各宗教及教派充分参与的局面；对外加强与国际社会的联系，确立睦邻友好与和平外交的方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产生了东欧和西亚的民族国家。战后的非殖民化运动，又催生了西亚和南亚的阿拉伯国家和次大陆国家。最后一次民族分离浪潮始于冷战后的东欧和苏联，迄今尚无完全终止的迹象，造成绵延至今的战乱和动荡。在此期间，一些国家和地区虽然并未经历国家解体的过程，但也遭受了长期战乱的煎熬，如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可见，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在欧亚弧型地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区和世界意义。
（二）第三世界弱小国家的安全保障和中立问题
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是走向现代化、完成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前提，而欧亚弧型地带历来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舞台，大国争夺激烈，小国往往成为大国争夺的牺牲品。在本地区，阿富汗一直扮演缓冲国的角色，奉行中立外交政策。但是，阿富汗与周边国家存在着领土、河水争端，而且出于发展和维护独立的需要，也迫使它与大国发展关系，谋求经济、军事援助和过境通道，从而造成依赖大国的局面。在有关大国的野心面前，小国的中立显得多么软弱无力。从阿富汗的经历看，与周边国家的争端是形成依赖大国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第三世界国家如何正确应对安全困境、处理周边关系和与大国的关系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君主制在第三世界现代化中的作用
中东是世界君主制的大本营，君主制为许多政治上分裂或动荡、经济上落后、遭受外国奴役的中东国家提供了一支实现国家独立、政治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君主制的合法性开始面临挑战。从国内看，其主要问题一是经济发展的成败与否，二是改革中的失误与民众对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改革的态度。中小资产阶级、知识阶层和军官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改变分配不公的现象、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纠正西方文化泛滥的情况，而大地主、贵族和宗教界等保守势力则要求保留或恢复其传统的特权地位，从而使致力于现代化的君主处于两面受敌的局面。可见，改革发展与稳定、民主与集权成为君主国现代化运动中面临的最大难题。在外交方面，君主国也面临两大悖论，即民族主义与王朝统治的关系和捍卫独立与依赖东西方的矛盾。在战后的中东，埃及、伊拉克、也门、伊朗和阿富汗即因为不能很好地处理有关矛盾，最终导致君主制覆灭。(11)
（四）阿富汗与伊斯兰世界的紧密联系
伊斯兰教具有政教合一和普世性的特点，因而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和宗教联系较为密切，容易相互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亚的伊斯兰主义也对阿富汗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始于70年代的抗苏战争更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圣战，从而使阿富汗与中东、中亚、巴基斯坦的政局联为一体。阿富汗的情况在伊斯兰世界带有普遍性。
注释：
① 普什图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使用阿拉伯字母，分南、北两大方言。
② 关于外族统治对普什图国家建立的推动作用，参见孟庆顺：《阿富汗国家的诞生——兼论国家产生的第四种形式》，载《西亚非洲》，1989年第2期，第57～65页。
③ See Mir Gholam Mohammad Ghobar, Afghanistan Dar Masir-i Tarikh (Afghanistan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Kabul, 1967, p. 355.转引自彭树智主编：《阿富汗史》，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
④ 参见东方晓：《阿卜杜·拉赫曼、伊斯兰教与阿富汗国家的形成》，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7期，第33～39页。
⑤ 1923年宪法中并未提出阿富汗是一个普什图人国家，各项条文表示的都是“所有公民”等等。http://www. afghangovernment. com/Constitution 1923. htm.
⑥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像阿富汗这样靠大量外援推动发展的国家也属于“地租型”国家。Barnett R. Rubin,“Political Elites in Afghanistan: Rentier State Building, Rentier State Wrec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4, No. 1, 1992; Hazem Beblawi and Giacomo Luciani eds., The Rentier State, Croom Helm Ltd., 1987.
⑦ Barnett R. Rubin, op. cit., p. 56.
⑧ “君主制政府”指宪政时期。“军校、公立、私立和宗教学校”均为中等教育。“海外大学毕业”将不同层次的出国留学次数重复计算，因此会超过100％。数字经作者合并。
⑨ See Tom Lansford, A Bitter Harvest: US Foreign Policy and Afghanista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Mississippi Gulf Coast, Ashgate, 2003, p. 31.
⑩ 关于“动荡的弧型地带”有不同说法，一般不包括中、东欧和中国，但从现代历史上看应包括中、东欧。该地区的民族国家多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终形成的。
(11) See Michael C. Hudson, Arab Politics: The Search for Legitimacy, New Haven and London, 1979, Chapter 7；参见黄民兴：《试论20世纪中东君主制的变迁》，载《西亚非洲》，1997年第6期，第26～32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7期
【原文出处】《西亚非洲》(京)2008年4期第31～37页
【作者简介】黄民兴，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教授。（西安 710069）
| 【内容提要】 | 阿富汗的民族国家建构从11世纪开始，可以分为5个历史阶段：中古（阿富汗统一国家基础的形成）、近代（阿富汗国家的形成及其早期发展）、现代（阿富汗的独立及民族国家的初步形成）、当代（阿富汗民族国家在曲折中发展）和1978年“四月革命”以后（阿富汗民族国家走向解构）。这里面有4个问题值得注意：阿富汗作为欧亚弧型地带多民族国家进行民族国家建构典型之一的意义；第三世界弱小国家的安全保障和中立问题；君主制在第三世界现代化中的作用；阿富汗与伊斯兰世界的密切联系。 |
中古阶段：阿富汗统一国家基础的形成（11世纪至1747年阿富汗建国）
中古阶段为阿富汗共同的文化心理、社会体制和民族成分奠定了基础。公元7～9世纪，阿拉伯穆斯林大军经过艰苦血战征服了吐火罗地区，从而使今天的阿富汗在文化上摆脱了佛教、祆教和其他宗教的影响，最终演变成为伊斯兰文化为主的地区，阿拉伯字母也成为当地各民族语言所使用的书写形式。同时，伊斯兰特有的政教合一的社会政治制度、税收制度等也一并传入阿富汗。在民族成分上，在普什图人进入之前，阿富汗的主体民族是塔吉克人。塔吉克人系由大夏人、粟特人、塞种人、突厥人等融合而成的，此过程在9～10世纪基本完成。他们以农耕为主，有发达的文化，主要操波斯语。
对近代阿富汗国家有主导影响的是普什图民族的形成和迁徙时期。11～12世纪，大概是普什图人对突厥人和哈萨克人的同化时期。后来由于普什图各部落的散居，及其向印度河流域的扩展，许多当地部落也被同化了。而且，普什图人长期与塔吉克人杂居，彼此也相互同化和融合。在游牧和半游牧经济基础上，普什图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和心理素质，以及普什图语言，① 后者在与其他语言的接触中丰富了自身，并发展了独特的文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人口的增长，普什图部落逐渐分离。部分人在苏莱曼山麓定居后，向农耕过渡。还有部分普什图人则向苏莱曼山脉以外地区扩展。普什图人逐渐占据了加兹尼高原、白沙瓦谷地和喀布尔地区的个别地方，以及坎大哈、斯瓦特谷地等地区。蒙古人于13世纪的入侵在一些地区导致了人口减少，从而便利了普什图人的扩张。在普什图部落扩展的过程中，其内部的财产分化加剧，一些酋长因跟随统治者四处征战而获得了土地和赏赐，并形成了部落的大联合；同时，普什图人逐渐接受了伊斯兰教，并向塔吉克人学会了农耕和波斯语。普什图人的扩张实际上是一个民族融合的过程，它奠定了近代阿富汗的民族结构和布局，以及权力的基础。
在政治上，阿富汗不久即摆脱了阿拉伯人的统治，一些总督、军事将领或周边民族（如突厥人和蒙古人）和地方贵族先后在波斯和阿富汗建立了政权。14世纪以后，阿富汗为帖木儿帝国所控制，16世纪以后又成为波斯萨法维王朝和印度莫卧儿王朝两大帝国争夺的对象。外族的长期统治使阿富汗各民族滋生了强烈的反侵略意识。独立意识日渐增长的普什图人，先后开展了一系列起义，建立了若干地方政权，如罗沙尼特运动、胡什哈尔起义、坎大哈的霍塔克斯王朝和阿布达里人的赫拉特国家。② 到18世纪中叶，阿富汗统一国家的建立已具备一定基础：以普什图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结构有一定的凝聚力，以及争取独立的意愿和相应的政治军事组织；波斯语成为阿富汗多数民族的共同语言，加上对波斯和印度等文化的吸收，产生了有自身特点的阿富汗文化；长期受外族统治的历史培养了各民族反侵略的共同心理认知；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哈乃斐学派成为各民族的主要伊斯兰法学派，在宗教法方面提供了共同基础。
近代阶段：阿富汗国家的形成及其早期发展（1747年阿富汗建国至1919年独立）
1747年杜兰尼王朝的建立宣告了近代阿富汗国家的诞生。本阶段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独立发展的时期，第二个时期英、俄侵略对阿富汗产生严重影响。
（一）随着阿富汗国家的建立，阿富汗民族国家建构取得了明显进展，其初期有下列主要特点：
1.建立了松散的君主制度和中央政府。国王既是国家元首，又是中央政府首脑兼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只有他才有宣战、媾和及签订条约的权力。宰相是国王的助手，负责管理政府各部门。宰相之下，设有三大行政部门，即财政部、司法部，以及宰相本人的办公机关——王室秘书处。地方上设立了省政府。军队组织严密，势力很大。在对印度和河中地区的早期用兵中，阿富汗军队显示出了明显优势。但是，由于不存在严格的王位继承制度，贵族的王位争夺战严重地削弱了国家政治、社会的稳定；尾大不掉的总督也时常发动叛乱；部落的独立性也对中央政府的权威构成挑战。
2.新国家是由普什图族杜兰尼人统治的多民族穆斯林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参加遴选首任国王的不但有普什图族主要部落集团的首领，而且有哈扎拉族、俾路支族等其他民族的领袖③；非普什图民族在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国家的基础还是普什图人。同时，中央政府和省政府通过组织征战和税收来约束部落。此外，穆斯林在社会中享有优越地位，非穆斯林服从穆斯林的统治。
3.新国家的组织方式是传统伊斯兰政治与部落体制的结合。国家的意识形态是伊斯兰教，因此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国王也是最高宗教首领，制订有关土地、税收、行政管理和刑罚的法律；但乌里玛具有实际的宗教权威，即对经训的解释权，同时垄断了司法、教育等重要领域。乌里玛和苏菲派首领因其在宗权事务上的垄断权而享有独立的合法性基础。从教派方面看，逊尼派占统治地位，这与普什图人的优势互为表里，因为后者属于逊尼派，而什叶派主要是地位低下的哈扎拉人（蒙古人后裔）。
4.领土的逐步确定。建国之初，阿富汗对外扩张，尤其是对印度频繁用兵，占领大片领土，其疆域濒临印度洋，成为殖民时代之前亚洲的最后一个帝国。然而，国家内在的脆弱性导致了开国君主阿赫马德（1747～1772年在位）去世后领土的迅速萎缩，阿富汗重新成为内陆国。
（二）阿布杜尔·拉赫曼（1880～1901年在位）及其子哈比布拉（1901～1919年在位）在位时期，尽管外交为英国所掌控，但阿富汗在民族国家建构方面经历了重大变化：
1.国家集权大大加强。拉赫曼把所有王子都留在首都，让他们参与政务，防止其争权。拉赫曼去世后，太子哈比布拉顺利继位，成为第一位和平继位的国王。拉赫曼去世时还保留并新设了许多政府部门；将征兵方式由强迫募兵制改为征兵制，为军队配备新式武器，建立军官学校，并扩大军队规模；实行严刑峻法，建立严密的情报网；严厉镇压叛乱部落，并将其强制迁移；设立由酋长、宗教人士和宫廷成员组成的议事会，以监控重要的酋长；将部分普什图人迁移到北方，以加强对北方的控制，任命非普什图人担任要职，等等。上述改革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
2.推动伊斯兰化的发展，进一步整合部落社会和宗教力量。④ 拉赫曼自封为信士们的教长、伊斯兰教的国王，下令将宗教基金收归国有，设立专门委员会审查毛拉的资格，将乌里玛列入公务员，由国家发给薪水；他也推动沙里亚在大城市以外地区的运用，规定教法为唯一的司法基础，赋予自己以裁决争议案件和任命法官的权力，并在首都成立了一所培养毛拉的王室宗教学院。不过，在哈比布拉统治时期，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传统的意识形态开始面临变革。
3.领土的初步确定。随着英、俄的进逼，两大帝国也不断地分别蚕食，最终全部夺取了阿富汗在阿姆河以北和白沙瓦地区的大片领土，并通过协商最终划定了阿富汗的北部、东部和东南部边界，阿富汗现代国际边界的框架由此形成。丧失白沙瓦地区的领土对阿富汗产生了严重影响，因为有一半普什图人从此被划入英国和印度的版图，使阿富汗国家的民族性遭受严峻考验。阿富汗由此卷入与印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承印度西北地区的巴基斯坦）的无休止冲突。
显然，在拉赫曼时期，真正形成了近代阿富汗国家，但它仍然是一个传统的伊斯兰国家，不过向现代化的转变已经开始。其子哈比布拉执政后，民族主义思潮兴起，阿富汗统治阶层内部出现了主张现代化改革的青年阿富汗派，它推动哈比布拉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改革，包括科技、教育等方面。
现代阶段：阿富汗独立及民族国家初步形成（1919年独立至1947年哈希姆政府辞职）
（一）国家获得完全独立，得到国际承认，领土最终确立
1919年阿马努拉继位后，首先争取到苏俄的承认，并进行第三次抗英战争，最终获得国家独立。此后，阿富汗与许多欧洲和亚非国家建交，并于1934年加入国际联盟。同时，阿富汗与英国和苏联分别进行谈判，就与英印和苏联的边界最终达成协议，现代阿富汗的领土完全确立。阿富汗随后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二）民族国家初步形成，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从传统的伊斯兰教转变为民族主义
阿马努拉与青年阿富汗派合作，致力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以民族主义作为思想基础全面推进现代化改革。他的改革涉及面广，包括将国王与王室成员分享权力的传统政体改为三权分立的政体和大臣内阁制，建立两院制议会，颁布宪法，设立省、市议事会，颁布世俗的刑法、民法和商法，并设立世俗法院，宪法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废除王族的年金和宗教领袖在军队、教育及司法事务中的垄断权，取消部落领袖的补助金，并限制其特权，争取外国的经济、军事援助，发展现代世俗教育。阿马努拉的改革标志着与传统伊斯兰政治观的决裂，它在理论上否定了穆斯林、普什图人、逊尼派相对于非穆斯林、非普什图人和什叶派的优势地位，⑤ 否定了宗教对社会事务的广泛干涉，剥夺了乌里玛作为唯一知识阶层的地位和贵族的特权地位，建立了现代的政府体制和制衡机制，强化了政府对社会的影响。但1929年的叛乱使这一切归于结束，随之而来的是穆沙希班王朝渐进的改革。
（三）推动经济现代化
在经济上，以货币税代替实物税，废除了包税制，对工业规定了一系列税收优惠，以私有土地制代替封建土地制；财政方面，实行了现代预算制、现代政府账目制和双簿记制，发行阿富汗尼作为新货币；投资兴建公路、铺设电话线、建设现代工厂、电站，成立商业控股公司和专营进出口业务的国营商业公司等。20世纪30年代，私人工商企业有很大发展，出现了若干涉及工商、金融和农业领域的财团。
（四）推广普什图文化和对前伊斯兰的古代文化研究
阿富汗政府成立了普什图语学校和研究院，推动普什图语的传播。民间也出现了一些普什图语报刊。政府也与法国签订协定，对国内的考古遗迹进行发掘，并致力于兴建博物馆。
（五）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初步形成
现代教育和留学教育的初步发展，在国内逐步造就了一个人数不多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该阶层成为王室现代化改革的重要支持力量，构成青年阿富汗派的核心之一。同时，知识分子也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这尤其反映在阿马努拉退位后其与王室的关系上。
显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阿富汗开始经历国家属性的重大变迁。但是，宪法架构仍然保留了一些传统特征（1964年宪法依然如此），如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国王必须是哈乃斐教法学派信徒，私人身份事务适用属人法（即根据公民的宗教归属由相应的宗教法院处理相关事务），等等。
当代阶段：阿富汗民族国家在曲折中发展（1947年哈希姆政府辞职至1978年4月政变）
（一）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大大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
阿富汗政府通过接受外国官方援助而掌握了主要的发展资金来源，⑥ 通过对私人大公司的收购，以及五年计划和税收、金融、外汇、价格、外贸管制等手段，有效地确保了对经济发展方向和进程的控制，限制了私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基础设施、工矿业的发展加快了；另一方面，阿富汗的经济也表现出种种问题，仍然属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1971年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二）以军队为代表的国家暴力机器初步实现现代化
20世纪50年代，大量苏联军援，使装备落后的阿富汗军队有了现代化的坦克、飞机和火炮，凭借不断发展的现代化公路和通讯体系，在历史上首次具备了相对于传统的部落军队的优势，从而使政府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更坚实的基础。当然，苏联对阿富汗军队的渗透潜伏着对阿富汗主权的威胁。
（三）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关于普什图尼斯坦争端引发了有关阿富汗国家属性的争议
战后的印巴分治改变了南亚的政治格局，1963年以前，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围绕巴西北边境普什图部落地区爆发了3次激烈冲突，一些激进的阿富汗民族主义者提出了“普什图尼斯坦”的概念，要求合并普什图部落地区，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这是阿富汗外交倾向于苏联的重要原因之一。阿富汗在军力和综合国力上无法与巴基斯坦相比，因此是保持现有的阿富汗多民族国家而寻求妥协，还是不顾现实与巴基斯坦长期对抗，成为阿富汗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而1963年以后阿富汗政府选择了现实的立场。
（四）行政机关的逐步完善与民主化的进展迟缓
随着经济发展成为阿富汗国家的重要任务，20世纪50年代内阁部门也不断完善，阿富汗现代内阁的发展基本结束。同时，政府部门仍存在效率低下、腐败严重等固有问题。20世纪40年代后期，政府进行了首次自由主义试验，允许私人办报，但试验最终以政府的镇压草草收场。1964年开始的“宪政”十年重现了自由报刊和非正式政党组织，然而政局动荡使王室允诺的政党合法化成为泡影。
（五）社会结构的变动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阿富汗政府采取了一些促进社会发展的政策，如游牧民定居、农村发展计划和妇女解放，同时致力于在军官中吸收非普什图族成员。教育发展也大大加快，军队现代化是另一个促进社会变迁的因素。其结果，新兴的社会阶层如知识分子、政府官员、产业工人队伍等不断壮大，而非普什图成员和小城镇人口在其中的比例迅速增加。但是，传统的城乡、民族、教派、部落、地区差别继续存在，并成为亲苏的反对派和伊斯兰主义的社会基础（见下表），后者的崛起对民族国家构成重大挑战，社会矛盾的激化是20世纪60年代末大规模罢工、罢课的重要原因，民族整合依然面临着重重困难。美国学者巴尼特·鲁宾指出：“阿富汗的社会结构基于亲属关系或宗教的分野。只有在涉及国家时，居住在国际公认的阿富汗边界内的各类人群才构成一个单一的‘社会’。但是这个民族社会（national society）存在一个可以确认的种族分化模式。”⑦
“四月革命”以后：阿富汗民族国家走向解构（1978年4月政变至2001年九一一事件）
（一）政府权威逐步削弱乃至瓦解，国家陷入外国占领和全面内战，民族国家走向解构
1978年阿富汗“四月革命”后建立的人民民主党政权建立在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上，该政权施政违反伊斯兰教，因而丧失了政治合法性，政府权威受到严重削弱，反对派的叛乱不断发展，拥有现代化装备的阿富汗政府军却不能应付装备原始的反对派，其结果导致苏联入侵，阿富汗再次丧失独立。苏联撤军后，阿富汗陷入全面内战，国家权力几乎解体，民族国家走向解构。有西方学者认为，20世纪的阿富汗属于“弱国家”，而从1978年“四月革命”开始阿富汗已成为“失败国家”。⑨
（二）内战是君主时代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阿富汗社会最底层的什叶派拿起武器，建立了自治政权及八党联盟。同样，北方伊斯兰政党主要代表了非普什图的塔吉克、乌兹别克少数民族，而与以普什图人为主的伊斯兰党形成对照，它们共同建立的逊尼派七党联盟将总部设在同为逊尼派的巴基斯坦。在亲苏势力方面，人民派领袖往往出身于普什图下层（普什图人占其中央委员的80％）。他们所反对的，是由喀布尔的杜拉尼普什图上层组成的王室及支持它的保守的社会集团（宗教人士、部落酋长、大资产阶级等）。长期内战形成了各地军阀割据的局面，它们甚至依附于不同的外国势力，使阿富汗的统一更加艰难。
（三）阿富汗成为国内外伊斯兰力量反对世俗民族国家体制的世界焦点
内战除了使原本就十分不稳定的阿富汗民族的各种原生要素凸显，且突出了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即伊斯兰主义，后者成为圣战组织的主导。它所反对的不仅是“异教徒”苏联占领军和亲苏的人民民主党政权，而且包括原君主制势力。非但如此，阿富汗还吸引了国际伊斯兰力量，许多激进的伊斯兰反对派纷纷进入阿富汗，将其视为反对世俗的“异教徒”的理想战场。因此，基地组织在圣战结束后便理所当然地将其目标指向了美国及其为首的西方世界。
（四）阿富汗伊斯兰主义力量内部的更新
在抵抗组织内部，既有主张恢复君主制的力量，也有温和（如伊斯兰促进会）和激进（如伊斯兰党）的伊斯兰主义。尽管后者反对世俗国家，但仍不得不在现有的国家躯壳内建立政权，采取某种现实主义的政策，从而证明了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实际情况间的必要妥协。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股新的激进伊斯兰势力（即塔利班）迅速崛起。后者的意识形态更加保守，它的胜利是当代伊斯兰世界第一次出现伊斯兰主义力量之间的权力更迭。塔利班在更大范围内统一了国家，但塔利班极端的意识形态及与基地组织的联盟使塔利班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也难以建构真正的民族国家。
（五）阿富汗经济全面崩溃和依赖毒品的畸形经济模式的形成
1978年以后，在国际上日益孤立的阿富汗经济更加依赖苏联。同时，战争对国家的基础设施、工农业基础和城市设施造成了重大破坏，导致人口和资本大量外逃与恶性通货膨胀，国民经济基本崩溃。另一方面，战争却催生了一种畸形经济（毒品经济）的繁荣，使阿富汗迅速成为世界鸦片生产的中心，它为内战各方提供了主要的财源，为农民提供了衣食的间接之源。毒品经济的兴盛成为阿富汗民族国家重建的重大障碍。2001年九一一事件揭开了阿富汗民族国家建构的新阶段。美国虽然通过阿富汗战争迅速结束了塔利班政权，但新的卡尔扎伊政权在国家重建方面面临重重困难。即使是塔利班，也在国际伊斯兰力量的支持下死灰复燃，对现政权构成新的挑战。阿富汗的事例充分说明，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建构和现代化是一个艰巨复杂的历史任务，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
总结
综上所述，阿富汗的冲突具有广泛和深远影响。从此案例中我们发现4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阿富汗作为欧亚弧型地带多民族国家进行民族国家建构具有典型意义
实际上，与西欧、北欧、南欧的单一民族国家相比，从中、东欧开始的漫长的欧亚大陆“动荡的弧型地带”⑩ 多数是多民族国家，有的甚至是多宗教、多教派的国家。本地区多数国家经济落后、政治动荡，像阿富汗一样，许多国家面临民族国家建构的困境，其主要课题是如何有效地加强各民族、各宗教及教派的联系、促进相互融合，在国家整体现代化进程中加速落后民族的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在政治上逐渐建立民主制度，造成各民族、各宗教及教派充分参与的局面；对外加强与国际社会的联系，确立睦邻友好与和平外交的方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产生了东欧和西亚的民族国家。战后的非殖民化运动，又催生了西亚和南亚的阿拉伯国家和次大陆国家。最后一次民族分离浪潮始于冷战后的东欧和苏联，迄今尚无完全终止的迹象，造成绵延至今的战乱和动荡。在此期间，一些国家和地区虽然并未经历国家解体的过程，但也遭受了长期战乱的煎熬，如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可见，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在欧亚弧型地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区和世界意义。
（二）第三世界弱小国家的安全保障和中立问题
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是走向现代化、完成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前提，而欧亚弧型地带历来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舞台，大国争夺激烈，小国往往成为大国争夺的牺牲品。在本地区，阿富汗一直扮演缓冲国的角色，奉行中立外交政策。但是，阿富汗与周边国家存在着领土、河水争端，而且出于发展和维护独立的需要，也迫使它与大国发展关系，谋求经济、军事援助和过境通道，从而造成依赖大国的局面。在有关大国的野心面前，小国的中立显得多么软弱无力。从阿富汗的经历看，与周边国家的争端是形成依赖大国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第三世界国家如何正确应对安全困境、处理周边关系和与大国的关系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君主制在第三世界现代化中的作用
中东是世界君主制的大本营，君主制为许多政治上分裂或动荡、经济上落后、遭受外国奴役的中东国家提供了一支实现国家独立、政治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君主制的合法性开始面临挑战。从国内看，其主要问题一是经济发展的成败与否，二是改革中的失误与民众对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改革的态度。中小资产阶级、知识阶层和军官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改变分配不公的现象、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纠正西方文化泛滥的情况，而大地主、贵族和宗教界等保守势力则要求保留或恢复其传统的特权地位，从而使致力于现代化的君主处于两面受敌的局面。可见，改革发展与稳定、民主与集权成为君主国现代化运动中面临的最大难题。在外交方面，君主国也面临两大悖论，即民族主义与王朝统治的关系和捍卫独立与依赖东西方的矛盾。在战后的中东，埃及、伊拉克、也门、伊朗和阿富汗即因为不能很好地处理有关矛盾，最终导致君主制覆灭。(11)
（四）阿富汗与伊斯兰世界的紧密联系
伊斯兰教具有政教合一和普世性的特点，因而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和宗教联系较为密切，容易相互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亚的伊斯兰主义也对阿富汗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始于70年代的抗苏战争更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圣战，从而使阿富汗与中东、中亚、巴基斯坦的政局联为一体。阿富汗的情况在伊斯兰世界带有普遍性。
注释：
① 普什图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使用阿拉伯字母，分南、北两大方言。
② 关于外族统治对普什图国家建立的推动作用，参见孟庆顺：《阿富汗国家的诞生——兼论国家产生的第四种形式》，载《西亚非洲》，1989年第2期，第57～65页。
③ See Mir Gholam Mohammad Ghobar, Afghanistan Dar Masir-i Tarikh (Afghanistan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Kabul, 1967, p. 355.转引自彭树智主编：《阿富汗史》，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
④ 参见东方晓：《阿卜杜·拉赫曼、伊斯兰教与阿富汗国家的形成》，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7期，第33～39页。
⑤ 1923年宪法中并未提出阿富汗是一个普什图人国家，各项条文表示的都是“所有公民”等等。http://www. afghangovernment. com/Constitution 1923. htm.
⑥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像阿富汗这样靠大量外援推动发展的国家也属于“地租型”国家。Barnett R. Rubin,“Political Elites in Afghanistan: Rentier State Building, Rentier State Wrec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4, No. 1, 1992; Hazem Beblawi and Giacomo Luciani eds., The Rentier State, Croom Helm Ltd., 1987.
⑦ Barnett R. Rubin, op. cit., p. 56.
⑧ “君主制政府”指宪政时期。“军校、公立、私立和宗教学校”均为中等教育。“海外大学毕业”将不同层次的出国留学次数重复计算，因此会超过100％。数字经作者合并。
⑨ See Tom Lansford, A Bitter Harvest: US Foreign Policy and Afghanista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Mississippi Gulf Coast, Ashgate, 2003, p. 31.
⑩ 关于“动荡的弧型地带”有不同说法，一般不包括中、东欧和中国，但从现代历史上看应包括中、东欧。该地区的民族国家多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终形成的。
(11) See Michael C. Hudson, Arab Politics: The Search for Legitimacy, New Haven and London, 1979, Chapter 7；参见黄民兴：《试论20世纪中东君主制的变迁》，载《西亚非洲》，1997年第6期，第26～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