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50年代美国的西藏政策及其秘密行动
程早霞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7期
【原文出处】《史林》(沪)2008年2期第150～161页
【作者简介】程早霞，教授，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学院。
【关 键 词】中美关系/西藏政策/中情局/秘密行动
［中图分类号］K712.5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08）02—0150—1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世界即陷入了冷战。1949年10月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可避免地卷入到了冷战的历史漩涡，50年代美国的西藏政策及其秘密行动即被明显地烙上了冷战的印迹。
50年代是美国的西藏政策变动最为激烈的时期，也是美国的西藏行动最为关键、丰富而有效的时期。它不但成功地促动了中国西藏地区大规模叛乱的产生与蔓延，而且促动十四世达赖最终选择了流亡国外，从而为中国政府制造了一个跨世纪难以解决的西藏问题，由此也成为美国对抗、遏制中国的一个重要武器。50年代初美国的西藏政策的重大变化表现在：宣称自满清王朝垮台、特别是西姆拉会议以后西藏事实上实行了自治，积极与西藏分裂势力建立联系，承诺给予西藏以军事与财政援助，并努力拉拢印度政府合作共同插手西藏问题，这是美国积极插手西藏问题的开始；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美国的工作重点转向积极秘密促动达赖出逃，虽然这一时期美国的这一行动没有立即见效，但它为达赖最终决定流亡国外打下了一个决定性的伏笔；1959年达赖逃往印度以后，美国曾一度企图认同西藏为独立国家，并一方面利用联合国公开促动西藏问题国际化，一方面通过中情局秘密培训藏人特工及游击组织，为抵抗势力空投武器。50年代美国的西藏政策成为冷战时期美国敌视、遏制中国的一个缩影。
一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的西藏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的西藏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建立在美国驻印使馆及国务院官员对亚洲形势及西藏战略地位的评估基础上。他们认为，“如果共产主义真正控制了中国，西藏就将成为亚洲大陆仅存的几个非共产主义堡垒之一”，“西藏将在意识形态与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① 所以进入50年代以后美国即放弃了传统的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立场：不公开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但秘密与西藏分裂势力勾结，阴谋策动达赖出逃，“力尽所能给中共制造麻烦”。这是对美国差不多一百年来采取的政策的一个重大突破。② 这个政策一直持续到21世纪的今天。
1950年底，美国国务院给英国使馆的备忘录比较明确的表述了美国西藏政策的变化：“美国是最早支持民族自治原则的国家之一，认为西藏有着与其他民族一样的与生俱来的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所以相信随着形势的发展应考虑承认西藏为独立国家。但国务院目前还不想制定一个美国政府对西藏的法律上认可的最后立场。目前我们只想表明美国政府承认西藏自满清王朝垮台、特别是西姆拉会议以来所行使的事实上的自治。”③ 基于这样的政策基础，1950年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动作，一是积极打探印度援藏规模、拉拢印度配合美国插手西藏事务，二是通过驻印使馆积极与西藏分裂势力相勾结，力图达到其分离西藏、阻止中国统一的目的。
1950年3月国务卿给印度使馆的密电中说，“得知印度正考虑增加对西藏的援助，由于共产党控制西藏会威胁到尼泊尔和印度，国务院对这种援助的情报信息很感兴趣，请查明：1、印度政府已给西藏的援助规模；2、增加援助的比率；3、对于培训藏人军队，印度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4、英国对军事援藏的态度等”。此外，“国务院还想知道西藏对抗中共的计划及西藏所需的军援类型等信息”。并咨询使馆的意见：“如果英美要与印度合作援助藏人，印度会有什么反应。”④ 很快，使馆就通过英国驻印高级专员处得到了详细的信息：“经西藏政府请求，印度已同意供给西藏：38座2英寸迫击炮，63座3英寸迫击炮，150支布伦式轻机枪，14000发2英寸迫击炮，14000发3英寸迫击炮，100万发303子弹。这些军需品可供一个旅6个月行动所需。唯一可行的运输方式是骡子驮运，但目前没有足够的骡子。所以一些迫击炮和军需品还滞留在印度。”⑤ 但对于美方提议的合作援藏，印度方面并不欢迎。1950年1月9日，印度外长在一次公开谈话中明确地提出了印度的西藏政策：1、印度目前不想提出西藏的政治问题，也不希望使其成为一个问题。2、印度政策的基本点是，如果中国承认西藏自治，就承认中国的宗主权。3、印度不支持西藏加入联合国，因为这会提出西藏地位问题，但不可能成功。4、印度无意承担所有英国对西藏的义务。⑥ 美国驻印使馆还注意到，印度外长梅农曾几次强调，“印度希望避免对西藏问题的挑衅性行为”，也“不希望美国将德里作为与藏人联络的通道，因为这会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那么共产党政府就会谴责德里变成了阴谋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中心”⑦。对于印度的态度，美国使馆分析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印度本身正在给藏人提供其所需，二是在政治上印度不希望与美国有一个明显的合作项目共同反对中国，三是美国没能满足印度提出的军援请求，如坦克零部件。”⑧
尽管印度对美方插手西藏问题持冷漠态度，但由于印度几乎是从中国外部进入西藏的唯一陆路通道，任何军事援助没有印度的合作都不可行，所以美国国务卿仍然指示印度使馆“就这一问题与印度总理尼赫鲁接触”。说明“西藏的命运对印度比其他国家更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而且，由于历史上、地理上的原因，西藏人民指望印度帮助和支持其保持传统自治，而这样的帮助只能从印度得到”。“美国政府欢迎就这一问题与印度密切磋商，希望尽一切可能与印度合作”。⑨ 1950年11月2日，美国驻印大使亨德森与尼赫鲁进行了会谈，当谈到西藏问题时，大使试探说，“西藏问题的主要负担还在印度，美国不想说什么或做什么来增加印度的负担，相反，希望做点什么来帮助印度。”尼赫鲁回答说：“美国此时什么都不做是最好的，美国不断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支持西藏会给北京的批判提供口实：大国在西藏问题上有阴谋。⑩” 显然尼赫鲁明确回绝了美方与印度合作插手西藏事务的企图。
1950年美国在对印关系方面在西藏问题上的合作探索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在与西藏分裂势力的关系上却有了新的突破。1950年6月9日，美国驻印大使亨德森在使馆档案室与夏格巴率领的西藏使团进行了会晤。据目前可查的资料，这是美国大使与西藏分裂势力高层代表的首次会晤。谈话进行了大约1个半小时，虽然双方都强调谈话是私人性的，不代表政府，但从谈话内容上看，这是一次真正的政治性会谈。会谈的主要内容，一是关于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谈判问题，夏格巴征询美国关于谈判地点的选择的意见，是在德里、香港、还是北平进行谈判，使馆建议德里是最有利的谈判地点，也易于与拉萨联系。二是美国方面主动提出向西藏提供高功率通信设备，并派美国技师负责安装。此外，在会谈中双方还提到了麦坎南（Mackiernan）事件，藏人对此进一步表示了歉意。麦坎南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为工作而献身的中情局雇员。他肩负中情局的使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之后带领5人从新疆步行2000多公里，历时近一年的时间，在战胜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后进入西藏。但由于美方没能及时尽早通知西藏当局，麦坎南进入藏境内不久即被藏兵杀害。幸存下来的2人中1人亦为中情局雇员，他们进入拉萨之后经由印度回到美国，成为西藏解放前在拉萨见到达赖的最后两位美国人。(11)
之后美国驻印使馆与西藏分裂势力的联系日益密切，谈话内容也日益深入，在6月16日美国官员与夏格巴使团的再次会晤中，双方就已谈到了美国援助问题。7月22日，国务卿给印度使馆的密电中明确指示：“国务院决定：美国给藏人提供援助。”“程序是，在与藏人联系时通知他们，美国准备帮助采购并提供财政支持，然后由藏人与印度政府联系公开提出要更多的援助。假设印度说已尽其所能给予藏人所需的援助，藏人就可以问是否印度政府会同意经由印度自外国购买。如果印度政府的回答是否定的，事情就结束了。如果是肯定的，就由你（驻印度大使）向印度政府提出这个问题，解释说藏人与你接触希望美国提供帮助，然后讨论具体的运输细节。”国务院特别强调，“在藏人与北京代表在新德里谈判之前与他们讨论这个事情更为有利”。(12) 可以看出美方的用意非常明显，即破坏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谈判。但在这之后约3个月的时间里，藏人似乎并未与印度方面就此进行联络。梅农在10月6日与亨德森大使的会晤中曾明确地说藏人代表从未提出要印度政府提供更多的军援。(13) 虽然这期间美国方面还就军援问题与藏人做过深入磋商，如美方询问藏人所需援助细目，美国驻印大使亨德森也亲自向印度外务秘书巴杰帕伊（Bajpai）通报了美方的想法：“美国愿意送一定数量的军事装备给西藏。(14) 但在10月18日，西藏贸易团成员却自动取消了与美国驻印使馆官员的会面，使馆官员是在预定约会的时间收到了一封藏方取消会面的信件，从而使1950年美国与西藏分裂势力之间进行的约4个月的关于美国军援问题的谈判告一段落。美方对此的解释是，“藏人在新德里的经历使他们对印度政府彻底失去了信心”(15) 这一方面反应了美国方面对印度的不满，一方面也说明印度在掣肘美国插手西藏问题上起到的作用。此时印度刚刚独立不久，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它并不希望卷入美国发动的亚洲冷战中，也不想与北方的大国中国为敌乃至战争。主要是由于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这一立场，1950年11月24日，联合国暂停了审议西藏问题。(16)
二 “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美国竭力促动达赖出逃
1950年代初美国西藏政策的转变为整个50年代美国的西藏政策定下了基调。而与流亡藏人日益密切的联系则为50年代末美国成功促动达赖出逃做了基础铺垫。
1950年美国插手西藏问题的努力并不是很成功，但美国方面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反而在1951年初采取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行动，出台了一个促动达赖出逃的大胆计划——“洛伊计划”（Loy Project）。
1951年3月29日，美国驻印大使洛伊·亨德森给华盛顿发电报报告了他主动采取的一个大胆行动：建议15岁的达赖喇嘛出逃国外。因为拉萨存在着被共产主义以武力或欺诈手段控制的危险。(17) 一周之内，亨德森就收到了华盛顿对他电报的回复。国务院全力支持“洛伊计划”：同意他的行动及给西藏领导人的建议（但不包括派一个藏人使者去联合国）(18)。“洛伊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1.北平中共政权决心完全控制西藏，达赖对于那个政权的任何让步都不能改变这个决定。中共党人希望通过阴谋手段而非武力获得控制权。因此他们急于劝达赖签订一个协议，允许他们在拉萨设置代表。
……
5.建议达赖立刻派代表去锡兰（今斯里兰卡），这些代表应设法和斯里兰卡政府一起安排立即将他的财富转移到锡兰。一旦达赖离开西藏，他们还应设法获准使达赖及其家属到锡兰避难。在锡兰政府同意接受避难之后，达赖应请印度政府保证如果他和他的家属离开西藏，他们可以经由印度到锡兰。
6.如果达赖和他的家属不能在锡兰找到安全避难地，他肯定可以在一个友好国家包括西半球的美国找到避难地。
7.达赖立即派一支使团去美国也很有益。美国准备向联合国直接发出呼吁。据了解达赖已经知道美国方面对去联合国的西藏使团赴美签证作了有利考虑。(19)
这份包含“洛伊计划”的洛伊·亨德森信件于1951年5月中旬由中间人交给达赖，由此引起了那年夏天美国与藏人之间的一系列有关达赖到国外避难、美国愿意作何承诺的长时间的谈判。藏人的主要问题是：“美国是否会代表他们和斯里兰卡政府接触？如果斯里兰卡拒绝接纳达赖，美国会接受他么？美国会支付他的费用么？会再一次向联合国发出呼吁么？当形势成熟时，美国会提供军事与财政援助、帮助组织对抗中国么？”洛伊·亨德森建议国务院的回复应是支持性的，但应谨慎。如果斯里兰卡政府拒绝接受达赖避难，美国将以达赖为“著名的宗教领袖与西藏自治国家元首身份来接纳他”。“如果形势允许，在不触犯印度法律的前提下美国提供军事援助”(20)。
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署的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对“洛伊计划”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冲击。但这位以“典型冷面战士”(21) 著称的反共大使并没有就此而清盆洗手，使馆不断给达赖发出含有这些承诺内容的信件促动达赖出逃，甚至于在7月中旬又为达赖设计了一份详细逃跑计划。这个计划有三种选择：(22) 第1，夜里达赖带着他忠实的随从悄然离开来到印度；第2，命令×××［名字，未解密］护送他到达印度，……（未解密）；第3，在亚东附近与海因里希·哈里尔(23) 及领馆翻译乔治·帕特森碰头，由他们护送他越过边境进入不丹的一个茶园的简易飞机场。在那里用一架小型飞机把他送到一个永久的避难地。(24)
美国驻印大使洛伊·亨德森为达赖的出逃可谓是事无巨细，一切安排都非常周到，但达赖还是遵从了西藏大多数僧俗官员的意见于1951年7月中旬回到了拉萨。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使的历次承诺信件都没有署名。事情紧急，美国希望达赖尽早公开发表声明谴责他的代表在北京签署的协议，所以洛伊·亨德森最后对藏人署名的要求作出了让步：他写了一封签名信，除说明从前的承诺外，又加上了三个重要的保证：美国发表公开声明支持达赖为自治西藏领袖；美国还支持他尽早以自治非共国家元首身份回到西藏，这个立场是基本的，不会由于中国人的插手而有所改变；在国务院的坚持下，这封信对援助抵抗组织有所保留，只承诺说要在客观与政治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提供。(25)
根据国务院的指示，这封信由美国官员拿着，在印度大使馆给达赖的一位高官宇妥噶伦（Yuthok Shape）看了，他记下了信的内容。之后这封信又被送带到了噶伦堡让达赖的母亲看了，主要目的是保证此信息传到达赖。宇妥噶伦保证把这个信带到拉萨。事实证明这封信送达了达赖，并且对达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52年6月，达赖通过他的姐夫给美国作了口头回复，表示感谢美国的关心，他真心希望在时机合适时，美国在可行与可能的情况下给予西藏政府以物质上的帮助与道义上的支持。(26)
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美国促动达赖出逃的行动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是积极与西藏分裂势力勾结，以提供军事与财政援助为诱饵，鼓动达赖拒绝承认十七条协议，出逃国外。美国方面认为，达赖是一个象征，他的出逃将是联合亚洲的佛教徒对抗共产主义的有力武器。二是积极为达赖寻找出逃避难地。印度是美国首选，因为印度离西藏近，又是佛教国家，有利于达赖指挥或影响西藏境内的反共产主义抵抗运动，所以在1951年这一年的时间里，美国多次在与印度外交官的会晤中鼓动印度接受达赖到印度避难。“但此时印度对西藏的政策很低调，对避难问题一直保持缄默”。(27) 所以美国方面在重点攻关印度的同时，还曾考虑让达赖到亚洲的其他国家避难，泰国曾是美国的一个重点选择。1951年夏天美国国务院就通过自由亚洲委员会给泰国使馆写信，请求泰国接受达赖避难。这封信经国务卿之手电报发给美国驻印使馆：
本委员会对达赖的出走表示同情，达赖对中共政权威胁的勇敢抵抗没有得到援助，我们对此亦表示同情。达赖自北京5月23日发布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定协议以来一直保持沉默，这表明他不接受这个协议。我们认为达赖是一个象征，也是亚洲抵制共产主义的潜在领导人，如果没有合适的避难地，他就会成为宗教与政治难民。
自由亚洲委员会希望对达赖避难给予帮助，但只能限于道义支持与财务资助。到美国避难太远，将使他远离自由亚洲人民，不能与他的佛教徒直接接触。在诸佛教国家中，达赖更愿意去泰国，因为那里虔信佛教，有着令人骄傲的独立记录，在亚洲国家抵抗共产主义的过程中起着领导作用。而且几个世纪以来，泰国人与西藏人都是邻居与盟友。在这样的共同宗教气氛之下，达赖会感到像是在自己的家。
如果泰国政府接受达赖及其随从避难，就请给他发出一个合适的邀请，自由亚洲负责他们在那里的一切开销。
但美国的这个努力由于夏戈巴的反对也没能成功。夏戈巴认为泰国政治不稳定，又有大量的中国少数民族，所以这个选择没经转达到亚东就被夏戈巴回绝了。不过由此可以看到美国方面为达赖出逃所做出的细致的努力。
这一时期美国拉拢达赖还有一可圈可点的手笔，即，将达赖的大哥当采送往美国，这样，在华盛顿与达赖之间就有了一个重要的可靠联系人。当采于1951年7月8日到达华盛顿，7月9日加尔各答领馆给华盛顿的电报就建议请当采再给达赖写一封信，由领馆递送，劝说达赖发表声明离开西藏，并表明美国与印度政府的合作态度。(28) 显然当采成了美国影响达赖的一个有利通道。
此外，美国还曾想出利用小恩小惠等感化达赖的办法，如，赠送达赖他非常喜欢的小礼物，最新的照相设备、彩色胶卷等，以表明美国对达赖的友好。
尽管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美国使尽了浑身解数策动达赖公开否决协议，出逃国外，以达到其分裂西藏、阻止中国统一的目标，但美国的努力并没有成功。1951年10月20日，西藏“民众大会”决定建议达赖接受十七条协议，10月24日，达赖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协议，西藏正式获得解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从长远来看，美国这一时期的秘密分裂活动对日后的西藏形势发展依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对西藏分离势力的政治许诺、秘密武器援助以及培训藏人特工等活动助长了西藏分裂势力的气焰，让年轻的达赖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终于在1959年3月，由内外合力作用，达赖决定出逃印度，从而给中国政府制造了一个棘手的冷战遗瘤——西藏问题。
三 1951年底至1959年初美国的西藏行动最终导致达赖出逃
1951年美国促动达赖出逃的秘密行动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美国方面并没有就此而罢手。1951年底至1959年初美国的西藏行动愈益活跃。国务院、中情局、国家安全委员会都在密切关注着西藏问题，并从不同层面进行工作合作。主要表现：一是通过达赖在美国的大哥和在印度的二哥打探西藏内部形势，传递情报、沟通信息；二是通过秘密培训藏人通信特工并送返西藏内部建立美国与西藏反叛势力之间的直接联系渠道；三是通过向西藏境内空投武器，武装康巴分裂分子。美方的西藏行动直接促动了达赖1959年的外逃。
（一）利用达赖的哥哥了解西藏形势、影响达赖决策
美国方面把达赖的大哥送往美国的主要考虑即是在华盛顿与拉萨之间建立一个便利的联系、沟通、进而影响西藏局势发展的通道。据解密的美国政府外交文件，1952年2月13日，在华盛顿，国务院远东事务部、中国事务部、东南亚事务部联合共同会晤达赖的大哥当采，向当采保证“美国的友谊与同情继续”，“希望西藏倒向共产党就如同日本的柔道手的战略一样，倒下是为了再起来赢得最后的胜利”。远东部的艾利逊（Allision）“请当采向他的弟弟达赖转达美国的这些想法”。(29) 1952年5月14日，国务院中国事务部与中情局就当采来信报告的西藏情报进行意见交换，一致认为，“从美国的利益角度来看，西藏的形势（食物短缺、拉萨骚乱）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且对印度政府产生着所希望的影响与作用”。他们一致赞成当采的想法：“达赖在促动一个所宣称的长期的计划”，“达赖在静静的组织抵抗运动，同时表现出与中共合作的样子”(30) 7月1日，来自加尔各答领馆的电报传达了达赖通过中间人传来的口信，“感谢美国对他及他的人民的态度”，“当条件有利于西藏解放的时候，希望美国可以给西藏政府物质援助与精神支持”(31) 1952年9月6日，加尔各答领事索兰（Soulen）与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在大吉岭进行了会晤，嘉乐通报了他所了解到的有关西藏形势的情报，声称“达赖对西藏人民的影响正在与日俱增，但他周围的很多官员不可靠，西藏食物供给形势很糟等”。(32) 可见，虽然这时美国国务院对西藏问题的基调是“继续避免对西藏问题发表公开声明，尽量避免与西藏内部的藏人联络”。(33) 但美国方面仍在通过有效渠道了解西藏内部形势并施加有效影响。
（二）秘密培训藏人特工
这一时期美国插手西藏问题的另一个重大动作就是中央情报局在太平洋上的塞班岛秘密培训6名藏人特工。其中的3人在后来达赖外逃及木斯塘藏人游击队的军事训练与行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5年12月，艾森豪威尔授权中央情报局开展秘密行动颠覆国际共产主义。1956年，达赖的大哥当采带着中情局的计划从美国返回印度，目的是建立一个秘密分裂组织网。1957年3月当采回到美国后从他带回的26位康巴人的资料中筛选出6位送到太平洋上的塞班岛接受如何使用无线电、如何识别地图及如何组织分裂分子进行训练等的训练，当采及其仆人亲赴塞班岛为他们做翻译。其中第1批空投回藏的两人阿塔、洛才不但顺利进入拉萨与达赖的管家帕拉碰了头，传达了美国愿意提供援助的信息，而且离开拉萨后又加入了藏东贡布扎西的康巴分裂组织。之后他们又接受中情局的指令，派出阿塔出藏进入印度的大吉岭与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会晤、到加尔各答与美国中情局的官员会晤。阿塔的此次印度之行促使中情局最后决定对西藏境内进行武器空投。(34)
阿塔和洛才两位特工对美国的最大回报是陪同达赖外逃，并随时向美国通报情报。1959年3月17日夜，达赖离开拉萨后，外界就对达赖的去向有着各种猜测，只有美国非常清楚达赖的行程。(35) 达赖决定出逃以后，达赖的管家帕拉迅即派人去通知了两位特工。迅速找到阿塔和洛才两人并不容易，因为CIA指令他们不能在一个地方停留超过3天的时间。他们是在拉萨南约100公里的地方与达赖一行会合的。3月22日，阿塔与达赖见了面，这次会面标志着美国人终于与达赖喇嘛有了直接的联系。(36) CIA指示阿塔先行选派两人至边界与印度政府接触，同时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汇报了拉萨叛乱的情况。当时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一小批人通过洛才和阿塔的通报一直在密切跟踪着达赖喇嘛的行踪。CIA还授权阿塔和洛才从他们的活动经费中拿出20万印度卢比给达赖一行。(37) 如此，美国历时近十年的策动达赖出逃的努力目标最终得以实现。
（三）给西藏境内叛乱势力空投武器
这一时期美国插手西藏事务的另一个重大动作是为西藏境内的康巴叛乱组织空投武器。阿塔与负责和美国情报部门联络的拉莫次仁在加尔各答与美国中情局官员弗兰克（Frank）的会晤直接促成了美国给康巴分裂分子的武器空投。阿塔在1958年7月回到西藏不久就接到了中情局的指示：选择安全的武装空投区域。当月，中情局给西藏分裂分子空投了第一批武器，包括军用物资和自动步枪。(38) 1959年2月美国又空投了第二批武器。根据拉莫次仁的记录，这两次空投包括403支来复枪，60枚手榴弹，20挺机关枪和26000发子弹。(39) 从1958年美方的第一次空投开始，接连三年（1958－1960）美方空投超过30次，都是由中情局的专有运输公司CAT（Civil War Transport）人员和飞机承担的。前7次使用的是C－118飞机，从1959年开始，美方开始使用更为安全、容量更大的C－130飞机。(40) 美方这些行动的理由是，大规模的抵抗运动是用事实支持达赖呼吁国际社会支持的有力证据，这符合美国方面的基本想法：力尽所能给中共制造麻烦。(41) 事实证明，这些空投行动为达赖顺利出逃帮了很大的忙。达赖后来承认，“康巴人之所以能在藏南肃清汉人得益于中情局。如果没有中情局的帮助，康巴人就不能肃清汉人，如果藏南的汉人不肃清，我也不能从拉萨逃到印度”(42)
（四）1959年达赖出逃印度后美国插手西藏问题力度加大
1959年3月达赖的出逃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历史上一个永远的骄傲。它实现了美国近十年来的政治夙愿。自此美国可以部分公开地利用西藏问题实现其亚洲的反共产主义目标——对抗、遏制共产主义中国。从已经解密的历史资料来看，达赖出逃以后，美国插手西藏问题的程度，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愈益加大了。这表现在多个方面：
第一，美国高层政要从总统、国务卿到中情局长，都无一例外的卷入到插手西藏问题的公务中。根据已解密的美国外交文件，自3月份拉萨骚乱的发生，至1959年底，美国至少有5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具体讨论西藏的形势、美国的反应与对策等。
在1959年3月26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第400次会议上，中情局长杜勒斯汇报了西藏局势的最新发展动态。杜勒斯说：“自3月10日始，在拉萨发生了一系列事情导致达赖出逃。中共要绑架达赖，把他带到北京。当拉萨人民知道这些计划之后，数千藏人涌入城市将达赖保护起来。拉萨处于无序状态。”……“希望藏人反抗中共统治的叛乱能够成功”。杜勒斯还说：“有充分理由相信达赖会很快逃离西藏。”当时中美尚无正式外交关系，美国在拉萨亦无派驻代表，但美国对西藏形势的了解常细致，对遥控达赖成功出逃充满信心，说明美国对西藏情报信息掌握的秘密渠道非常畅通。(43)
在4月23日的NSC403次会议上，杜勒斯再次重点报告了西藏形势：外逃者涌入印度边界，缺少食物，希望美国干预允许他们进入印度。副总统提出，利用红十字会帮助西藏难民比政府出面更好。国务卿赫脱警示大家不能刺激中共在西藏采取行动，要秘密帮助亚洲人民自己将藏人行动明确的置于世界人民面前。(44)
4月30日的NSC404次会议重点分析了西藏叛乱走向失败的原因，认为“叛乱从一开始就犯了集团作战的错误”。“中共正努力让达赖回到西藏”。总统发表讲话说“目前的形势促进了印巴之间的相互理解”。(45)
7月30日的NSC415次会议也讨论了西藏问题。中情局长介绍了印度的态度与达赖的近况，说“尼赫鲁在尽量采取中立态度：允许达赖避难，但避免在政治上支持西藏独立运动”。“达赖正在改变他的谨慎态度变得越来越活跃，他正试图以种族灭绝为理由将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美国正在就接受达赖避难问题与佛教国家接触，但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受”。可以看出，美国利用达赖作为政治工具进行反对中共的行为并不得人心，没有国家愿意成为美国对抗、遏制中国的工具。(46)
9月10日的NSC418次会议上，中情局长杜勒斯在讲到西藏问题时主要介绍了达赖向联合国的申诉问题。杜勒斯说，达赖已与很多杰出外交家进行了讨论，许多大国对他的诉求都持同情态度，但尚未发现积极赞助者。美国认为，他出席联大不应强调侵略，因为西藏多年来是中国的一部分。“把问题放在人权层面更有说服力”。此外，总统还询问了西藏的自然地理边界问题。NSC418次会议之所以关注西藏的法律地位问题，是因为这是达赖向联合国提交西藏问题时必须界定的问题。现在看来，虽然1959年联合国大会讨论西藏问题并形成的决议对西藏问题国际化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但它也从另一方面牵制了美国与达赖分裂势力制造独立西藏的企图，他让美国、达赖及西藏分裂势力必须正视历史与现实：西藏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只是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部分。(47)
西藏叛乱发生以后，美国高层政要包括总统、国务卿、中情局长都高度关注西藏形势的发展，他们不但通过国会总体关注、把握、控制西藏问题的全局，而且许多具体事情的处理都亲历亲为。高层间就西藏事务的处理等问题商讨频繁。尽管到目前为止大量的相关档案都未解密，但仅从有限的解密文档来看，西藏问题已成这一时期美国政要的首务。
1959年4月1日，中情局长杜勒斯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准备了西藏问题备忘录，介绍了西藏局势的背景、当前概况，并汇报中情局正在现有政策范围内制定相应计划。几乎与此同时，国务院也给总统提供了关于西藏问题的政策评论，认为，“任何美国的援助都应是间接的，以避免给印度人这样的印象：我们关注的是政治利益，而非人道主义”。国务院认为美国援助的方式有：
1.通过国际志愿救助局（International Voluntary Relief Agencies）进行援助。
2.通过印度政府或自愿者组织转交印有PL480的农业商品。(48)
3.通过国际红十字渠道。
4.直接给印度政府捐钱。(49)
1959年4月15日，隶属于国安会的“行动协调局”OCB（Operation Coordinating Board）(50) 利用午餐会的机会讨论了西藏形势的诸方面，包括达赖的未来，亚洲及世界各地领导人的评论等。(51)
1959年5月7日，中情局长杜勒斯就“达赖请求给西藏抵抗运动提供补给问题”给艾森豪威尔总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要尽一切努力找到抵抗武装力量并与之建立联系。(52)
1959年5月8日，在华盛顿召开了有27人参加的国务院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西藏问题。国务院报告了在印度的西藏难民情况以及通过红十字会、印度西藏难民委员会实施的援助措施，提出要避免提及美国政府卷入并通过非官方渠道援助非常重要。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表示，他们希望采取积极行动支援西藏人民。(53)
1960年2月4日，白宫、国务院、国防部、中情局与总统一起讨论了西藏问题，中情局长杜勒斯介绍了支持西藏抵抗运动的中情局行动小组工作情况。当总统问及国务卿赫脱是否支持杜勒斯的行动时，国务卿回答，不但应继续这种成功的藏人抵抗运动——因为已经证明这对中共是个严重的困扰，而且应当努力使这个抵抗火花在整个这一地区保持活力。杜勒斯认为，除了对藏人的人道主义考虑外，其长期结果对自由世界具有重要意义。杜勒斯还特别强调，这个活动是遵从国家安全委员会NSC5412／2文件(54) 进行的，得到了指定代表的秘密监督。(55)
由此可见，美国的西藏行动是在包括总统在内的美国高级政要的亲自参与指导下进行的，它是美国亚洲冷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达赖出逃印度后，美国对西藏地位的考虑曾发生较大变化，一度想承认西藏为独立国家。
1959年达赖外逃成为美国反共、反华，遏制、分离中国的一支兴奋剂。不但美国的西藏秘密行动日趋活跃并逐渐升级，而且对西藏法律地位的认识曾出现剧烈变化，美国高层曾经考虑承认西藏独立。
1959年4月23日，国务院远东事务部、中国事务部与（蒋）中国大使叶公超会晤一起讨论西藏问题。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饶伯森（Robertson）说，“如果中华民国政府能够公开谴责对西藏的宗主权，承认西藏独立，将有很大助益。”但这一提议遭到了叶大使的回绝。叶大使说：“不能这样做。因为根据中华民国宪法，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目前情况下修改宪法绝无可能。一个宪法修正案需要获得立法院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或全国代表大会四分之三的同意，这两个机构的成员目前在台人数刚刚超过所需数字，所以就需要一致通过。”而“这两个机构中的哪一个都不愿背负丢弃中国领土的责任”。29日，远东部负责人再一次与叶公超大使会晤，磋商有关对西藏法律地位的认识问题，美国方面明确表示，“很有可能，美国要承认达赖宣布的独立，这要看到时的情况”。这是美国在西藏地位的认识上走得最远的一步。1959年10月，国务院远东事务部完成了关于“美国西藏地位问题”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目前反对承认西藏独立比支持西藏独立的声音大。助理国务卿帕森斯（Parsons）在给国务卿赫脱的备忘录中说：“我们认为从美国国家利益与藏人的利益两方面看，这个结论都是正确的。我们与藏人有着共同的目标：让世界人民感受到西藏事业富有活力。保持达赖作为西藏人民的有效代言人。”而“承认达赖政府代表一个独立国家不符合上述目的。因为只有少数国家会跟随我们。我们承认西藏独立会很明显的使达赖成为一个依附于美国政治支持的流亡政府的领导人。可以肯定这会损坏达赖现在所享有的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亚洲领导人的声望和影响。”(56) 基于这样的政策选择，1959年11月4日，美国国务卿给达赖的信中明确表述了美国政府对西藏地位的认识：“美国历史上对西藏的立场是西藏是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国家。美国人民传统上支持自治原则。美国政府认为这一原则适用于西藏人民，他们应当对自己的政治命运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美国政府准备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发表一个公开的声明支持西藏人民的自治原则”。(57) 这封信在1960年2月29日通过美国媒体泄漏出来。成为美国日后相当时期里美国对西藏地位政策的基调。
第三，美国利用联合国促动西藏问题国际化
1959年3月达赖的出逃为美国从幕后走向前台公开利用西藏问题打压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由美国操纵控制的联合国成为美国促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有力工具。1959年5月5日，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在给国务卿的备忘录中详细阐述了美国的联合国行动计划。
如果藏人公开向联合国提出诉求：
1.我们应当紧急扩大与其它自由世界国家的磋商，我们支持藏人向联合国诉求，并呼吁其他国家给予支持。
2.我们应致力于联合国最有效力的行动，并尽可能扩大对他们的资助。
3.依据形势的发展情况，我们应支持邀请达赖到安理会或联合国大会来。
如果藏人自己不向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
如果达赖欢迎联合国审议西藏问题，并有充分的支持，我们就希望促进另一个政府尤其是一个亚洲国家向联合国提出这个问题。(58)
为了鼓励藏人有效利用联合国扩大西藏问题的影响，美国国务院还向达赖保证：“美国政府愿意为其向联合国提交呼吁书尽一切努力。”“如果达赖为寻求支持来纽约，我们有义务给予支持。”(59) 为了使西藏问题的联合国行动获得最大可能性的成功，助理国务卿墨菲（Murphy）安排了他的老同事、前联合国大使格罗斯（Ernest Gross）作藏人的高参。格罗斯是美国驻联合国的前常任代表，曾连续两届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顾问，包括时任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他对联合国及那里的外交家们非常熟悉，建议藏人向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经过初步的了解，格罗斯给藏人代表、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就西藏主权问题的决议很难得到支持。建议就西藏人权遭到践踏为主题向联合国发出呼吁。在1959年10月召开的第四届联合国大会上，马来西亚和爱尔兰以“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与自由遭到践踏”为主题提出西藏问题草案，并要求列入联大讨论议程。10月21日，联大经过一般辩论后对西藏问题草案进行表决，45票赞成，9票反对，26票弃权，通过1353号决议，呼吁“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以及他们独特的文化与宗教生活”。(60) 英国、法国、缅甸、柬埔寨、斯里兰卡都投了弃权票。这与藏人所希冀的得到国际支持的期望相距甚远，但却为美国利用联合国促动西藏问题国际化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之后在1961年、1965年美国又曾两次鼓励藏人利用联合国通过西藏问题决议谴责中国践踏西藏人权，有效地配合了美国冷战时期妖魔化共产党中国的舆论宣传。
总结
综观50年代美国的西藏政策及其秘密行动，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1.包括总统在内的美国最高层直接插手西藏事务，国务院、中情局直接策划指挥西藏行动。西藏问题成为美国亚洲冷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2.五十年代美国的西藏政策一度走向危险边缘，国务院曾经考虑承认西藏独立并与重要国家进行过磋商，终因国际社会的掣肘而没能如愿。由此也说明，虽然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不顾及历史事实及国际社会的反应而为所欲为。
3.由于美国插手西藏事务的不可告人性，这一时期美国的西藏行动几乎都是通过秘密渠道来进行的。美国驻印使馆与中央情报局在其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情局秘密培训藏人特工并向西藏境内空投武器对西藏分离势力起到了输血打气的作用，加之国务院的政治许诺，直接促动了达赖出逃国外。
4.1959年达赖外逃是美国多年来精心经营的西藏政策的一个理想结果。无论是1950年6月中情局谍员秘密冒险入藏，(61) 还是1951年“洛伊计划”、“哈里尔建议”的出台，(62) 美国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促动达赖出逃，而并非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所说的“对于美国来说，西藏叛乱是个意外收获”(63)。
5.五十年代达赖的出逃为美国利用联合国促动西藏问题国际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自1959年始，西藏问题国际化成为中国政府和人民不得不正视的一个棘手问题直至今日，亦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一张不可或缺的棋子。
注释：
① Status of Tibet: Consideration of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View of Tibetan Claim of Independence and Danger to Tibet From Communist -Dominated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inafter cited as FRUS) 1949, Chin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hereafter cited as GPO). 1973, p. 1065.
② John Kenneth Knaus. Official Policies and Covert Programs: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the CIA, and the Tibetan Resistance.[J]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5, No. 3, Summer 2003 ,p. 54－79.
③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British Embassy, Aide - Memoire. FRUS. 1950, China. Washington D.C. GPO. 1973,p. 613.
④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India. FRUS. 1950, China. Washington D.C. GPO. 1973, p. 314.
⑤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Hender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US. 1950 ,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73, p. 317.
⑥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Hender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US. 1950 ,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73. p. 273.
⑦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India. FRUS. 1950, 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73. p. 275.
⑧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Hender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US. 1950 ,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73, p. 317.
⑨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India. FRUS. 1950, 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75, p. 545.
⑩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Hender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US. 1950, China.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3, p. 550.
(11) Thomas Laird. Into Tibet: 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2,p.169.
(12)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India. FRUS. 1950,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73, p. 386.
(13)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Hender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US. 1950 ,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73, p. 540.
(14)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Hender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US. 1950, 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73, p. 440.
(15)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Hender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US. 1950, 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73, p. 540.
(16) ［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762页。
(17)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Henderson) to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South Asian Affairs (Mathews). FRUS. 1951. 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73, p. 1611.
(18) John Kenneth Knaus. Official Policies and Covert Programs: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the CIA , and the Tibetan Resistance.[J]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5, No. 3, Summer 2003, p. 60.
(19)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Henderson) to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South Asian Affairs( Mathews) ,Enclosure. 1951. China.Washington D. C. GPO. 1973, p. 1611.
(20) The Charge in India ( Steer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US. 1951 ,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73, p. 1687.
(21) Kenneth Conboy and James Morrison, The CIA' s Secret War in Tibet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2,p.11.
(22)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India. FRUS. 1951 ,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73, p. 1748.
(23) 哈因里希·哈里尔，奥地利人，1945年纳粹战败后，哈里尔从印度战俘营逃出，到了西藏，并成为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私人教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军西藏，哈里尔又逃往印度，成为西藏分裂分子与美国驻印使馆之间的一个重要联络人。亨德森就是在与哈里尔的会晤之后紧急出台了策动达赖出逃的“洛伊计划”。
(24) John Kenneth Knaus. Official Policies and Covert Programs: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the CIA , and the Tibetan Resistance. [J]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5, No. 3, Summer 2003, p. 63.
(25) New Delhi Airgram 62,10 September 1951,in NARA, RG59, box4227.
(26) Calcutta Dispatch 5, 2 July 1952, Cited in Department of State Historical Division Project. No. 403, November 1957, p. 14,in NARA. RG59, box3949.
(27)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Bowle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US. 1951 ,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73, p. 1854.
(28) The Consul General at Calcutta (Wil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US. 1951, China. Washington D.C. GPO. 1973, p.1734.
(29) Memorandum of the Substance of a Conversation, by William O. Anderson of the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FRUS. 1952－1955,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85, p. 8.
(30) Memorandum by the Acting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Perkins) 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Allison). 1952－1954,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85, p. 51.
(31) Editorial Note. FRUS. 1952－1954,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85, p. 73.
(32) The Consul at Calcutta (Soule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2－1954, China. Washington D.C. GPO. 1985,p. 96.
(33) The Consul at Calcutta (Soule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2－1954, China. Washington D.C. GPO. 1985,p.51－52.
(34) 参见程早霞：《美国中央情报局与中国西藏》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
(35) 张植荣：《20世纪的西藏——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0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
(36) 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_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99, p. 205－207.
(37) John Kenneth Knaus. Orphans of the Cold War[M]. Public Affairs, 2000, p. 168.
(38) 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_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York.1999, p. 179.
(39) John Kenneth Knaus. Orphans of the Cold War[M]. Public Affairs, 2000, p. 153－155.
(40) Secret Mission to Tibet. Air and Space. January 1998.
(41) John Kenneth Knaus. Official Policies and Covert Programs: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the CIA, and the Tibetan Resistance.[J]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5, No. 3, Summer 2003, p. 70.
(42) The Dalai Lama on Succession and on the CIA.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999.6. 10.
(43) U. S. Response to the Rebellion in Tibet. FRUS. 1958 -1960,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96, p. 751.
(44) Editorial Note. FRUS. 1958－1960. China. Washington D.C. GPO. 1996, p. 755.
(45) Editorial Note. FRUS. 1958－1960. 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96, p. 762.
(46) Memorandum From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Dillon to President Eisenhower. FRUS. 1958－1960, China. Washington D. C.GPO. 1996, p. 773.
(47) Editorial Note. FRUS. 1958－1960,China.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 784.
(48) 1954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了“农贸发展与援助法案”使之成为一项法律，成为美国480公共法。[US Public Law480, jiancheng PL480]，为全球最大食物援助项目。
(49) Memorandum From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Dulles to President Eisenhower. FRUS. 1958－1960. China. WashingtonD. C. GPO. 1996, p. 753.
(50) 行动协调局是1953年9月取代专门负责指导实施心理战的心理战略局PSB而建立的一个部际机构，由国务院、国防部、中情局的代表组成，隶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根据国安会确定的路线方针制定的有关计划，审查秘密行动。根据NSC5412，行动协调局OCB为“协调国务院、国防部和中情局的正常渠道”。
(51) Memorandum From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Dulles to President Eisenhower. FRUS. 1958－1960, China. WashingtonD.C. GPO. 1996, p. 753.
(52) Memorandum From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Dillon to President Eisenhower. FRUS. 1958－1960, China. Washington D. C.CPO. 1996, p. 763.
(53) Memorandum on the Substance of Discussion at a Department of State - Joint Chiefs of Staff Meeting. FRUS. 1958－1960,China. Washington D. C. GPOe. 1996, p. 769.
(54) 1955年12月28日出台的NSC5412／2文件主要内容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秘密行动的指示”规定，由国务院、国防部、总统任命的代表应当在重大行动开始前接到通知并予批准，此为正常渠道。
(55)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by the President' 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Gray). 1958－1960, China.Washington D. C. GPO. 1996, p. 808.
(56)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Parson) to Secretary of State Herter. FRUS. 1958－1960, 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96, p. 792.
(57)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India. FRUS. 1958－1960, 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96,p.806.
(58) Draft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Robertson) to Secretary of State Herter,FRUS, 1958－1960,Vol. 19. Washington D. C. GPO. 1996, p. 765－767.
(59) John Kenneth Knaus. Orphans of the Cold War[M]. Public Affairs, 2000, p. 195.
(60) Telegram From the Delegation to the U. N. General Assembly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China. Washington D.C. GPO. 1996, p. 796.
(61) Thomas Laird. Into Tibet: The CIA' 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 New York, Grove Press,2002,p.235.
(62) 程早霞：从“洛伊计划”到“哈里尔建议”——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美国秘密促动达赖出逃历史探析。
(63) Memorandum for Mr. Karl G. Harr Jr.; Mr Breanly Smith, CK3100092798 - CK3100092799,1959年3月31日。DDRS。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7期
【原文出处】《史林》(沪)2008年2期第150～161页
【作者简介】程早霞，教授，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学院。
| 【内容提要】 | 20世纪50年代是冷战的高峰期，也是美国插手西藏事务的关键期。美国高层及其重要情报机构都积极卷入到这一活动当中。本文以时间为序，系统阐述了50年代美国的西藏政策的重要变化及其国务院、中情局在西藏的秘密行动。这一时期美国的西藏政策与行动直接导致了达赖出逃国外，并使美国由幕后走向前台，利用联合国公开插手西藏问题。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世界即陷入了冷战。1949年10月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可避免地卷入到了冷战的历史漩涡，50年代美国的西藏政策及其秘密行动即被明显地烙上了冷战的印迹。
50年代是美国的西藏政策变动最为激烈的时期，也是美国的西藏行动最为关键、丰富而有效的时期。它不但成功地促动了中国西藏地区大规模叛乱的产生与蔓延，而且促动十四世达赖最终选择了流亡国外，从而为中国政府制造了一个跨世纪难以解决的西藏问题，由此也成为美国对抗、遏制中国的一个重要武器。50年代初美国的西藏政策的重大变化表现在：宣称自满清王朝垮台、特别是西姆拉会议以后西藏事实上实行了自治，积极与西藏分裂势力建立联系，承诺给予西藏以军事与财政援助，并努力拉拢印度政府合作共同插手西藏问题，这是美国积极插手西藏问题的开始；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美国的工作重点转向积极秘密促动达赖出逃，虽然这一时期美国的这一行动没有立即见效，但它为达赖最终决定流亡国外打下了一个决定性的伏笔；1959年达赖逃往印度以后，美国曾一度企图认同西藏为独立国家，并一方面利用联合国公开促动西藏问题国际化，一方面通过中情局秘密培训藏人特工及游击组织，为抵抗势力空投武器。50年代美国的西藏政策成为冷战时期美国敌视、遏制中国的一个缩影。
一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的西藏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的西藏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建立在美国驻印使馆及国务院官员对亚洲形势及西藏战略地位的评估基础上。他们认为，“如果共产主义真正控制了中国，西藏就将成为亚洲大陆仅存的几个非共产主义堡垒之一”，“西藏将在意识形态与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① 所以进入50年代以后美国即放弃了传统的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立场：不公开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但秘密与西藏分裂势力勾结，阴谋策动达赖出逃，“力尽所能给中共制造麻烦”。这是对美国差不多一百年来采取的政策的一个重大突破。② 这个政策一直持续到21世纪的今天。
1950年底，美国国务院给英国使馆的备忘录比较明确的表述了美国西藏政策的变化：“美国是最早支持民族自治原则的国家之一，认为西藏有着与其他民族一样的与生俱来的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所以相信随着形势的发展应考虑承认西藏为独立国家。但国务院目前还不想制定一个美国政府对西藏的法律上认可的最后立场。目前我们只想表明美国政府承认西藏自满清王朝垮台、特别是西姆拉会议以来所行使的事实上的自治。”③ 基于这样的政策基础，1950年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动作，一是积极打探印度援藏规模、拉拢印度配合美国插手西藏事务，二是通过驻印使馆积极与西藏分裂势力相勾结，力图达到其分离西藏、阻止中国统一的目的。
1950年3月国务卿给印度使馆的密电中说，“得知印度正考虑增加对西藏的援助，由于共产党控制西藏会威胁到尼泊尔和印度，国务院对这种援助的情报信息很感兴趣，请查明：1、印度政府已给西藏的援助规模；2、增加援助的比率；3、对于培训藏人军队，印度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4、英国对军事援藏的态度等”。此外，“国务院还想知道西藏对抗中共的计划及西藏所需的军援类型等信息”。并咨询使馆的意见：“如果英美要与印度合作援助藏人，印度会有什么反应。”④ 很快，使馆就通过英国驻印高级专员处得到了详细的信息：“经西藏政府请求，印度已同意供给西藏：38座2英寸迫击炮，63座3英寸迫击炮，150支布伦式轻机枪，14000发2英寸迫击炮，14000发3英寸迫击炮，100万发303子弹。这些军需品可供一个旅6个月行动所需。唯一可行的运输方式是骡子驮运，但目前没有足够的骡子。所以一些迫击炮和军需品还滞留在印度。”⑤ 但对于美方提议的合作援藏，印度方面并不欢迎。1950年1月9日，印度外长在一次公开谈话中明确地提出了印度的西藏政策：1、印度目前不想提出西藏的政治问题，也不希望使其成为一个问题。2、印度政策的基本点是，如果中国承认西藏自治，就承认中国的宗主权。3、印度不支持西藏加入联合国，因为这会提出西藏地位问题，但不可能成功。4、印度无意承担所有英国对西藏的义务。⑥ 美国驻印使馆还注意到，印度外长梅农曾几次强调，“印度希望避免对西藏问题的挑衅性行为”，也“不希望美国将德里作为与藏人联络的通道，因为这会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那么共产党政府就会谴责德里变成了阴谋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中心”⑦。对于印度的态度，美国使馆分析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印度本身正在给藏人提供其所需，二是在政治上印度不希望与美国有一个明显的合作项目共同反对中国，三是美国没能满足印度提出的军援请求，如坦克零部件。”⑧
尽管印度对美方插手西藏问题持冷漠态度，但由于印度几乎是从中国外部进入西藏的唯一陆路通道，任何军事援助没有印度的合作都不可行，所以美国国务卿仍然指示印度使馆“就这一问题与印度总理尼赫鲁接触”。说明“西藏的命运对印度比其他国家更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而且，由于历史上、地理上的原因，西藏人民指望印度帮助和支持其保持传统自治，而这样的帮助只能从印度得到”。“美国政府欢迎就这一问题与印度密切磋商，希望尽一切可能与印度合作”。⑨ 1950年11月2日，美国驻印大使亨德森与尼赫鲁进行了会谈，当谈到西藏问题时，大使试探说，“西藏问题的主要负担还在印度，美国不想说什么或做什么来增加印度的负担，相反，希望做点什么来帮助印度。”尼赫鲁回答说：“美国此时什么都不做是最好的，美国不断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支持西藏会给北京的批判提供口实：大国在西藏问题上有阴谋。⑩” 显然尼赫鲁明确回绝了美方与印度合作插手西藏事务的企图。
1950年美国在对印关系方面在西藏问题上的合作探索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在与西藏分裂势力的关系上却有了新的突破。1950年6月9日，美国驻印大使亨德森在使馆档案室与夏格巴率领的西藏使团进行了会晤。据目前可查的资料，这是美国大使与西藏分裂势力高层代表的首次会晤。谈话进行了大约1个半小时，虽然双方都强调谈话是私人性的，不代表政府，但从谈话内容上看，这是一次真正的政治性会谈。会谈的主要内容，一是关于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谈判问题，夏格巴征询美国关于谈判地点的选择的意见，是在德里、香港、还是北平进行谈判，使馆建议德里是最有利的谈判地点，也易于与拉萨联系。二是美国方面主动提出向西藏提供高功率通信设备，并派美国技师负责安装。此外，在会谈中双方还提到了麦坎南（Mackiernan）事件，藏人对此进一步表示了歉意。麦坎南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为工作而献身的中情局雇员。他肩负中情局的使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之后带领5人从新疆步行2000多公里，历时近一年的时间，在战胜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后进入西藏。但由于美方没能及时尽早通知西藏当局，麦坎南进入藏境内不久即被藏兵杀害。幸存下来的2人中1人亦为中情局雇员，他们进入拉萨之后经由印度回到美国，成为西藏解放前在拉萨见到达赖的最后两位美国人。(11)
之后美国驻印使馆与西藏分裂势力的联系日益密切，谈话内容也日益深入，在6月16日美国官员与夏格巴使团的再次会晤中，双方就已谈到了美国援助问题。7月22日，国务卿给印度使馆的密电中明确指示：“国务院决定：美国给藏人提供援助。”“程序是，在与藏人联系时通知他们，美国准备帮助采购并提供财政支持，然后由藏人与印度政府联系公开提出要更多的援助。假设印度说已尽其所能给予藏人所需的援助，藏人就可以问是否印度政府会同意经由印度自外国购买。如果印度政府的回答是否定的，事情就结束了。如果是肯定的，就由你（驻印度大使）向印度政府提出这个问题，解释说藏人与你接触希望美国提供帮助，然后讨论具体的运输细节。”国务院特别强调，“在藏人与北京代表在新德里谈判之前与他们讨论这个事情更为有利”。(12) 可以看出美方的用意非常明显，即破坏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谈判。但在这之后约3个月的时间里，藏人似乎并未与印度方面就此进行联络。梅农在10月6日与亨德森大使的会晤中曾明确地说藏人代表从未提出要印度政府提供更多的军援。(13) 虽然这期间美国方面还就军援问题与藏人做过深入磋商，如美方询问藏人所需援助细目，美国驻印大使亨德森也亲自向印度外务秘书巴杰帕伊（Bajpai）通报了美方的想法：“美国愿意送一定数量的军事装备给西藏。(14) 但在10月18日，西藏贸易团成员却自动取消了与美国驻印使馆官员的会面，使馆官员是在预定约会的时间收到了一封藏方取消会面的信件，从而使1950年美国与西藏分裂势力之间进行的约4个月的关于美国军援问题的谈判告一段落。美方对此的解释是，“藏人在新德里的经历使他们对印度政府彻底失去了信心”(15) 这一方面反应了美国方面对印度的不满，一方面也说明印度在掣肘美国插手西藏问题上起到的作用。此时印度刚刚独立不久，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它并不希望卷入美国发动的亚洲冷战中，也不想与北方的大国中国为敌乃至战争。主要是由于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这一立场，1950年11月24日，联合国暂停了审议西藏问题。(16)
二 “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美国竭力促动达赖出逃
1950年代初美国西藏政策的转变为整个50年代美国的西藏政策定下了基调。而与流亡藏人日益密切的联系则为50年代末美国成功促动达赖出逃做了基础铺垫。
1950年美国插手西藏问题的努力并不是很成功，但美国方面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反而在1951年初采取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行动，出台了一个促动达赖出逃的大胆计划——“洛伊计划”（Loy Project）。
1951年3月29日，美国驻印大使洛伊·亨德森给华盛顿发电报报告了他主动采取的一个大胆行动：建议15岁的达赖喇嘛出逃国外。因为拉萨存在着被共产主义以武力或欺诈手段控制的危险。(17) 一周之内，亨德森就收到了华盛顿对他电报的回复。国务院全力支持“洛伊计划”：同意他的行动及给西藏领导人的建议（但不包括派一个藏人使者去联合国）(18)。“洛伊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1.北平中共政权决心完全控制西藏，达赖对于那个政权的任何让步都不能改变这个决定。中共党人希望通过阴谋手段而非武力获得控制权。因此他们急于劝达赖签订一个协议，允许他们在拉萨设置代表。
……
5.建议达赖立刻派代表去锡兰（今斯里兰卡），这些代表应设法和斯里兰卡政府一起安排立即将他的财富转移到锡兰。一旦达赖离开西藏，他们还应设法获准使达赖及其家属到锡兰避难。在锡兰政府同意接受避难之后，达赖应请印度政府保证如果他和他的家属离开西藏，他们可以经由印度到锡兰。
6.如果达赖和他的家属不能在锡兰找到安全避难地，他肯定可以在一个友好国家包括西半球的美国找到避难地。
7.达赖立即派一支使团去美国也很有益。美国准备向联合国直接发出呼吁。据了解达赖已经知道美国方面对去联合国的西藏使团赴美签证作了有利考虑。(19)
这份包含“洛伊计划”的洛伊·亨德森信件于1951年5月中旬由中间人交给达赖，由此引起了那年夏天美国与藏人之间的一系列有关达赖到国外避难、美国愿意作何承诺的长时间的谈判。藏人的主要问题是：“美国是否会代表他们和斯里兰卡政府接触？如果斯里兰卡拒绝接纳达赖，美国会接受他么？美国会支付他的费用么？会再一次向联合国发出呼吁么？当形势成熟时，美国会提供军事与财政援助、帮助组织对抗中国么？”洛伊·亨德森建议国务院的回复应是支持性的，但应谨慎。如果斯里兰卡政府拒绝接受达赖避难，美国将以达赖为“著名的宗教领袖与西藏自治国家元首身份来接纳他”。“如果形势允许，在不触犯印度法律的前提下美国提供军事援助”(20)。
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署的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对“洛伊计划”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冲击。但这位以“典型冷面战士”(21) 著称的反共大使并没有就此而清盆洗手，使馆不断给达赖发出含有这些承诺内容的信件促动达赖出逃，甚至于在7月中旬又为达赖设计了一份详细逃跑计划。这个计划有三种选择：(22) 第1，夜里达赖带着他忠实的随从悄然离开来到印度；第2，命令×××［名字，未解密］护送他到达印度，……（未解密）；第3，在亚东附近与海因里希·哈里尔(23) 及领馆翻译乔治·帕特森碰头，由他们护送他越过边境进入不丹的一个茶园的简易飞机场。在那里用一架小型飞机把他送到一个永久的避难地。(24)
美国驻印大使洛伊·亨德森为达赖的出逃可谓是事无巨细，一切安排都非常周到，但达赖还是遵从了西藏大多数僧俗官员的意见于1951年7月中旬回到了拉萨。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使的历次承诺信件都没有署名。事情紧急，美国希望达赖尽早公开发表声明谴责他的代表在北京签署的协议，所以洛伊·亨德森最后对藏人署名的要求作出了让步：他写了一封签名信，除说明从前的承诺外，又加上了三个重要的保证：美国发表公开声明支持达赖为自治西藏领袖；美国还支持他尽早以自治非共国家元首身份回到西藏，这个立场是基本的，不会由于中国人的插手而有所改变；在国务院的坚持下，这封信对援助抵抗组织有所保留，只承诺说要在客观与政治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提供。(25)
根据国务院的指示，这封信由美国官员拿着，在印度大使馆给达赖的一位高官宇妥噶伦（Yuthok Shape）看了，他记下了信的内容。之后这封信又被送带到了噶伦堡让达赖的母亲看了，主要目的是保证此信息传到达赖。宇妥噶伦保证把这个信带到拉萨。事实证明这封信送达了达赖，并且对达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52年6月，达赖通过他的姐夫给美国作了口头回复，表示感谢美国的关心，他真心希望在时机合适时，美国在可行与可能的情况下给予西藏政府以物质上的帮助与道义上的支持。(26)
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美国促动达赖出逃的行动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是积极与西藏分裂势力勾结，以提供军事与财政援助为诱饵，鼓动达赖拒绝承认十七条协议，出逃国外。美国方面认为，达赖是一个象征，他的出逃将是联合亚洲的佛教徒对抗共产主义的有力武器。二是积极为达赖寻找出逃避难地。印度是美国首选，因为印度离西藏近，又是佛教国家，有利于达赖指挥或影响西藏境内的反共产主义抵抗运动，所以在1951年这一年的时间里，美国多次在与印度外交官的会晤中鼓动印度接受达赖到印度避难。“但此时印度对西藏的政策很低调，对避难问题一直保持缄默”。(27) 所以美国方面在重点攻关印度的同时，还曾考虑让达赖到亚洲的其他国家避难，泰国曾是美国的一个重点选择。1951年夏天美国国务院就通过自由亚洲委员会给泰国使馆写信，请求泰国接受达赖避难。这封信经国务卿之手电报发给美国驻印使馆：
本委员会对达赖的出走表示同情，达赖对中共政权威胁的勇敢抵抗没有得到援助，我们对此亦表示同情。达赖自北京5月23日发布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定协议以来一直保持沉默，这表明他不接受这个协议。我们认为达赖是一个象征，也是亚洲抵制共产主义的潜在领导人，如果没有合适的避难地，他就会成为宗教与政治难民。
自由亚洲委员会希望对达赖避难给予帮助，但只能限于道义支持与财务资助。到美国避难太远，将使他远离自由亚洲人民，不能与他的佛教徒直接接触。在诸佛教国家中，达赖更愿意去泰国，因为那里虔信佛教，有着令人骄傲的独立记录，在亚洲国家抵抗共产主义的过程中起着领导作用。而且几个世纪以来，泰国人与西藏人都是邻居与盟友。在这样的共同宗教气氛之下，达赖会感到像是在自己的家。
如果泰国政府接受达赖及其随从避难，就请给他发出一个合适的邀请，自由亚洲负责他们在那里的一切开销。
但美国的这个努力由于夏戈巴的反对也没能成功。夏戈巴认为泰国政治不稳定，又有大量的中国少数民族，所以这个选择没经转达到亚东就被夏戈巴回绝了。不过由此可以看到美国方面为达赖出逃所做出的细致的努力。
这一时期美国拉拢达赖还有一可圈可点的手笔，即，将达赖的大哥当采送往美国，这样，在华盛顿与达赖之间就有了一个重要的可靠联系人。当采于1951年7月8日到达华盛顿，7月9日加尔各答领馆给华盛顿的电报就建议请当采再给达赖写一封信，由领馆递送，劝说达赖发表声明离开西藏，并表明美国与印度政府的合作态度。(28) 显然当采成了美国影响达赖的一个有利通道。
此外，美国还曾想出利用小恩小惠等感化达赖的办法，如，赠送达赖他非常喜欢的小礼物，最新的照相设备、彩色胶卷等，以表明美国对达赖的友好。
尽管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美国使尽了浑身解数策动达赖公开否决协议，出逃国外，以达到其分裂西藏、阻止中国统一的目标，但美国的努力并没有成功。1951年10月20日，西藏“民众大会”决定建议达赖接受十七条协议，10月24日，达赖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协议，西藏正式获得解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从长远来看，美国这一时期的秘密分裂活动对日后的西藏形势发展依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对西藏分离势力的政治许诺、秘密武器援助以及培训藏人特工等活动助长了西藏分裂势力的气焰，让年轻的达赖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终于在1959年3月，由内外合力作用，达赖决定出逃印度，从而给中国政府制造了一个棘手的冷战遗瘤——西藏问题。
三 1951年底至1959年初美国的西藏行动最终导致达赖出逃
1951年美国促动达赖出逃的秘密行动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美国方面并没有就此而罢手。1951年底至1959年初美国的西藏行动愈益活跃。国务院、中情局、国家安全委员会都在密切关注着西藏问题，并从不同层面进行工作合作。主要表现：一是通过达赖在美国的大哥和在印度的二哥打探西藏内部形势，传递情报、沟通信息；二是通过秘密培训藏人通信特工并送返西藏内部建立美国与西藏反叛势力之间的直接联系渠道；三是通过向西藏境内空投武器，武装康巴分裂分子。美方的西藏行动直接促动了达赖1959年的外逃。
（一）利用达赖的哥哥了解西藏形势、影响达赖决策
美国方面把达赖的大哥送往美国的主要考虑即是在华盛顿与拉萨之间建立一个便利的联系、沟通、进而影响西藏局势发展的通道。据解密的美国政府外交文件，1952年2月13日，在华盛顿，国务院远东事务部、中国事务部、东南亚事务部联合共同会晤达赖的大哥当采，向当采保证“美国的友谊与同情继续”，“希望西藏倒向共产党就如同日本的柔道手的战略一样，倒下是为了再起来赢得最后的胜利”。远东部的艾利逊（Allision）“请当采向他的弟弟达赖转达美国的这些想法”。(29) 1952年5月14日，国务院中国事务部与中情局就当采来信报告的西藏情报进行意见交换，一致认为，“从美国的利益角度来看，西藏的形势（食物短缺、拉萨骚乱）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且对印度政府产生着所希望的影响与作用”。他们一致赞成当采的想法：“达赖在促动一个所宣称的长期的计划”，“达赖在静静的组织抵抗运动，同时表现出与中共合作的样子”(30) 7月1日，来自加尔各答领馆的电报传达了达赖通过中间人传来的口信，“感谢美国对他及他的人民的态度”，“当条件有利于西藏解放的时候，希望美国可以给西藏政府物质援助与精神支持”(31) 1952年9月6日，加尔各答领事索兰（Soulen）与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在大吉岭进行了会晤，嘉乐通报了他所了解到的有关西藏形势的情报，声称“达赖对西藏人民的影响正在与日俱增，但他周围的很多官员不可靠，西藏食物供给形势很糟等”。(32) 可见，虽然这时美国国务院对西藏问题的基调是“继续避免对西藏问题发表公开声明，尽量避免与西藏内部的藏人联络”。(33) 但美国方面仍在通过有效渠道了解西藏内部形势并施加有效影响。
（二）秘密培训藏人特工
这一时期美国插手西藏问题的另一个重大动作就是中央情报局在太平洋上的塞班岛秘密培训6名藏人特工。其中的3人在后来达赖外逃及木斯塘藏人游击队的军事训练与行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5年12月，艾森豪威尔授权中央情报局开展秘密行动颠覆国际共产主义。1956年，达赖的大哥当采带着中情局的计划从美国返回印度，目的是建立一个秘密分裂组织网。1957年3月当采回到美国后从他带回的26位康巴人的资料中筛选出6位送到太平洋上的塞班岛接受如何使用无线电、如何识别地图及如何组织分裂分子进行训练等的训练，当采及其仆人亲赴塞班岛为他们做翻译。其中第1批空投回藏的两人阿塔、洛才不但顺利进入拉萨与达赖的管家帕拉碰了头，传达了美国愿意提供援助的信息，而且离开拉萨后又加入了藏东贡布扎西的康巴分裂组织。之后他们又接受中情局的指令，派出阿塔出藏进入印度的大吉岭与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会晤、到加尔各答与美国中情局的官员会晤。阿塔的此次印度之行促使中情局最后决定对西藏境内进行武器空投。(34)
阿塔和洛才两位特工对美国的最大回报是陪同达赖外逃，并随时向美国通报情报。1959年3月17日夜，达赖离开拉萨后，外界就对达赖的去向有着各种猜测，只有美国非常清楚达赖的行程。(35) 达赖决定出逃以后，达赖的管家帕拉迅即派人去通知了两位特工。迅速找到阿塔和洛才两人并不容易，因为CIA指令他们不能在一个地方停留超过3天的时间。他们是在拉萨南约100公里的地方与达赖一行会合的。3月22日，阿塔与达赖见了面，这次会面标志着美国人终于与达赖喇嘛有了直接的联系。(36) CIA指示阿塔先行选派两人至边界与印度政府接触，同时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汇报了拉萨叛乱的情况。当时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一小批人通过洛才和阿塔的通报一直在密切跟踪着达赖喇嘛的行踪。CIA还授权阿塔和洛才从他们的活动经费中拿出20万印度卢比给达赖一行。(37) 如此，美国历时近十年的策动达赖出逃的努力目标最终得以实现。
（三）给西藏境内叛乱势力空投武器
这一时期美国插手西藏事务的另一个重大动作是为西藏境内的康巴叛乱组织空投武器。阿塔与负责和美国情报部门联络的拉莫次仁在加尔各答与美国中情局官员弗兰克（Frank）的会晤直接促成了美国给康巴分裂分子的武器空投。阿塔在1958年7月回到西藏不久就接到了中情局的指示：选择安全的武装空投区域。当月，中情局给西藏分裂分子空投了第一批武器，包括军用物资和自动步枪。(38) 1959年2月美国又空投了第二批武器。根据拉莫次仁的记录，这两次空投包括403支来复枪，60枚手榴弹，20挺机关枪和26000发子弹。(39) 从1958年美方的第一次空投开始，接连三年（1958－1960）美方空投超过30次，都是由中情局的专有运输公司CAT（Civil War Transport）人员和飞机承担的。前7次使用的是C－118飞机，从1959年开始，美方开始使用更为安全、容量更大的C－130飞机。(40) 美方这些行动的理由是，大规模的抵抗运动是用事实支持达赖呼吁国际社会支持的有力证据，这符合美国方面的基本想法：力尽所能给中共制造麻烦。(41) 事实证明，这些空投行动为达赖顺利出逃帮了很大的忙。达赖后来承认，“康巴人之所以能在藏南肃清汉人得益于中情局。如果没有中情局的帮助，康巴人就不能肃清汉人，如果藏南的汉人不肃清，我也不能从拉萨逃到印度”(42)
（四）1959年达赖出逃印度后美国插手西藏问题力度加大
1959年3月达赖的出逃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历史上一个永远的骄傲。它实现了美国近十年来的政治夙愿。自此美国可以部分公开地利用西藏问题实现其亚洲的反共产主义目标——对抗、遏制共产主义中国。从已经解密的历史资料来看，达赖出逃以后，美国插手西藏问题的程度，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愈益加大了。这表现在多个方面：
第一，美国高层政要从总统、国务卿到中情局长，都无一例外的卷入到插手西藏问题的公务中。根据已解密的美国外交文件，自3月份拉萨骚乱的发生，至1959年底，美国至少有5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具体讨论西藏的形势、美国的反应与对策等。
在1959年3月26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第400次会议上，中情局长杜勒斯汇报了西藏局势的最新发展动态。杜勒斯说：“自3月10日始，在拉萨发生了一系列事情导致达赖出逃。中共要绑架达赖，把他带到北京。当拉萨人民知道这些计划之后，数千藏人涌入城市将达赖保护起来。拉萨处于无序状态。”……“希望藏人反抗中共统治的叛乱能够成功”。杜勒斯还说：“有充分理由相信达赖会很快逃离西藏。”当时中美尚无正式外交关系，美国在拉萨亦无派驻代表，但美国对西藏形势的了解常细致，对遥控达赖成功出逃充满信心，说明美国对西藏情报信息掌握的秘密渠道非常畅通。(43)
在4月23日的NSC403次会议上，杜勒斯再次重点报告了西藏形势：外逃者涌入印度边界，缺少食物，希望美国干预允许他们进入印度。副总统提出，利用红十字会帮助西藏难民比政府出面更好。国务卿赫脱警示大家不能刺激中共在西藏采取行动，要秘密帮助亚洲人民自己将藏人行动明确的置于世界人民面前。(44)
4月30日的NSC404次会议重点分析了西藏叛乱走向失败的原因，认为“叛乱从一开始就犯了集团作战的错误”。“中共正努力让达赖回到西藏”。总统发表讲话说“目前的形势促进了印巴之间的相互理解”。(45)
7月30日的NSC415次会议也讨论了西藏问题。中情局长介绍了印度的态度与达赖的近况，说“尼赫鲁在尽量采取中立态度：允许达赖避难，但避免在政治上支持西藏独立运动”。“达赖正在改变他的谨慎态度变得越来越活跃，他正试图以种族灭绝为理由将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美国正在就接受达赖避难问题与佛教国家接触，但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受”。可以看出，美国利用达赖作为政治工具进行反对中共的行为并不得人心，没有国家愿意成为美国对抗、遏制中国的工具。(46)
9月10日的NSC418次会议上，中情局长杜勒斯在讲到西藏问题时主要介绍了达赖向联合国的申诉问题。杜勒斯说，达赖已与很多杰出外交家进行了讨论，许多大国对他的诉求都持同情态度，但尚未发现积极赞助者。美国认为，他出席联大不应强调侵略，因为西藏多年来是中国的一部分。“把问题放在人权层面更有说服力”。此外，总统还询问了西藏的自然地理边界问题。NSC418次会议之所以关注西藏的法律地位问题，是因为这是达赖向联合国提交西藏问题时必须界定的问题。现在看来，虽然1959年联合国大会讨论西藏问题并形成的决议对西藏问题国际化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但它也从另一方面牵制了美国与达赖分裂势力制造独立西藏的企图，他让美国、达赖及西藏分裂势力必须正视历史与现实：西藏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只是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部分。(47)
西藏叛乱发生以后，美国高层政要包括总统、国务卿、中情局长都高度关注西藏形势的发展，他们不但通过国会总体关注、把握、控制西藏问题的全局，而且许多具体事情的处理都亲历亲为。高层间就西藏事务的处理等问题商讨频繁。尽管到目前为止大量的相关档案都未解密，但仅从有限的解密文档来看，西藏问题已成这一时期美国政要的首务。
1959年4月1日，中情局长杜勒斯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准备了西藏问题备忘录，介绍了西藏局势的背景、当前概况，并汇报中情局正在现有政策范围内制定相应计划。几乎与此同时，国务院也给总统提供了关于西藏问题的政策评论，认为，“任何美国的援助都应是间接的，以避免给印度人这样的印象：我们关注的是政治利益，而非人道主义”。国务院认为美国援助的方式有：
1.通过国际志愿救助局（International Voluntary Relief Agencies）进行援助。
2.通过印度政府或自愿者组织转交印有PL480的农业商品。(48)
3.通过国际红十字渠道。
4.直接给印度政府捐钱。(49)
1959年4月15日，隶属于国安会的“行动协调局”OCB（Operation Coordinating Board）(50) 利用午餐会的机会讨论了西藏形势的诸方面，包括达赖的未来，亚洲及世界各地领导人的评论等。(51)
1959年5月7日，中情局长杜勒斯就“达赖请求给西藏抵抗运动提供补给问题”给艾森豪威尔总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要尽一切努力找到抵抗武装力量并与之建立联系。(52)
1959年5月8日，在华盛顿召开了有27人参加的国务院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西藏问题。国务院报告了在印度的西藏难民情况以及通过红十字会、印度西藏难民委员会实施的援助措施，提出要避免提及美国政府卷入并通过非官方渠道援助非常重要。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表示，他们希望采取积极行动支援西藏人民。(53)
1960年2月4日，白宫、国务院、国防部、中情局与总统一起讨论了西藏问题，中情局长杜勒斯介绍了支持西藏抵抗运动的中情局行动小组工作情况。当总统问及国务卿赫脱是否支持杜勒斯的行动时，国务卿回答，不但应继续这种成功的藏人抵抗运动——因为已经证明这对中共是个严重的困扰，而且应当努力使这个抵抗火花在整个这一地区保持活力。杜勒斯认为，除了对藏人的人道主义考虑外，其长期结果对自由世界具有重要意义。杜勒斯还特别强调，这个活动是遵从国家安全委员会NSC5412／2文件(54) 进行的，得到了指定代表的秘密监督。(55)
由此可见，美国的西藏行动是在包括总统在内的美国高级政要的亲自参与指导下进行的，它是美国亚洲冷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达赖出逃印度后，美国对西藏地位的考虑曾发生较大变化，一度想承认西藏为独立国家。
1959年达赖外逃成为美国反共、反华，遏制、分离中国的一支兴奋剂。不但美国的西藏秘密行动日趋活跃并逐渐升级，而且对西藏法律地位的认识曾出现剧烈变化，美国高层曾经考虑承认西藏独立。
1959年4月23日，国务院远东事务部、中国事务部与（蒋）中国大使叶公超会晤一起讨论西藏问题。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饶伯森（Robertson）说，“如果中华民国政府能够公开谴责对西藏的宗主权，承认西藏独立，将有很大助益。”但这一提议遭到了叶大使的回绝。叶大使说：“不能这样做。因为根据中华民国宪法，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目前情况下修改宪法绝无可能。一个宪法修正案需要获得立法院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或全国代表大会四分之三的同意，这两个机构的成员目前在台人数刚刚超过所需数字，所以就需要一致通过。”而“这两个机构中的哪一个都不愿背负丢弃中国领土的责任”。29日，远东部负责人再一次与叶公超大使会晤，磋商有关对西藏法律地位的认识问题，美国方面明确表示，“很有可能，美国要承认达赖宣布的独立，这要看到时的情况”。这是美国在西藏地位的认识上走得最远的一步。1959年10月，国务院远东事务部完成了关于“美国西藏地位问题”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目前反对承认西藏独立比支持西藏独立的声音大。助理国务卿帕森斯（Parsons）在给国务卿赫脱的备忘录中说：“我们认为从美国国家利益与藏人的利益两方面看，这个结论都是正确的。我们与藏人有着共同的目标：让世界人民感受到西藏事业富有活力。保持达赖作为西藏人民的有效代言人。”而“承认达赖政府代表一个独立国家不符合上述目的。因为只有少数国家会跟随我们。我们承认西藏独立会很明显的使达赖成为一个依附于美国政治支持的流亡政府的领导人。可以肯定这会损坏达赖现在所享有的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亚洲领导人的声望和影响。”(56) 基于这样的政策选择，1959年11月4日，美国国务卿给达赖的信中明确表述了美国政府对西藏地位的认识：“美国历史上对西藏的立场是西藏是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国家。美国人民传统上支持自治原则。美国政府认为这一原则适用于西藏人民，他们应当对自己的政治命运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美国政府准备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发表一个公开的声明支持西藏人民的自治原则”。(57) 这封信在1960年2月29日通过美国媒体泄漏出来。成为美国日后相当时期里美国对西藏地位政策的基调。
第三，美国利用联合国促动西藏问题国际化
1959年3月达赖的出逃为美国从幕后走向前台公开利用西藏问题打压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由美国操纵控制的联合国成为美国促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有力工具。1959年5月5日，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在给国务卿的备忘录中详细阐述了美国的联合国行动计划。
如果藏人公开向联合国提出诉求：
1.我们应当紧急扩大与其它自由世界国家的磋商，我们支持藏人向联合国诉求，并呼吁其他国家给予支持。
2.我们应致力于联合国最有效力的行动，并尽可能扩大对他们的资助。
3.依据形势的发展情况，我们应支持邀请达赖到安理会或联合国大会来。
如果藏人自己不向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
如果达赖欢迎联合国审议西藏问题，并有充分的支持，我们就希望促进另一个政府尤其是一个亚洲国家向联合国提出这个问题。(58)
为了鼓励藏人有效利用联合国扩大西藏问题的影响，美国国务院还向达赖保证：“美国政府愿意为其向联合国提交呼吁书尽一切努力。”“如果达赖为寻求支持来纽约，我们有义务给予支持。”(59) 为了使西藏问题的联合国行动获得最大可能性的成功，助理国务卿墨菲（Murphy）安排了他的老同事、前联合国大使格罗斯（Ernest Gross）作藏人的高参。格罗斯是美国驻联合国的前常任代表，曾连续两届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顾问，包括时任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他对联合国及那里的外交家们非常熟悉，建议藏人向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经过初步的了解，格罗斯给藏人代表、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就西藏主权问题的决议很难得到支持。建议就西藏人权遭到践踏为主题向联合国发出呼吁。在1959年10月召开的第四届联合国大会上，马来西亚和爱尔兰以“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与自由遭到践踏”为主题提出西藏问题草案，并要求列入联大讨论议程。10月21日，联大经过一般辩论后对西藏问题草案进行表决，45票赞成，9票反对，26票弃权，通过1353号决议，呼吁“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以及他们独特的文化与宗教生活”。(60) 英国、法国、缅甸、柬埔寨、斯里兰卡都投了弃权票。这与藏人所希冀的得到国际支持的期望相距甚远，但却为美国利用联合国促动西藏问题国际化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之后在1961年、1965年美国又曾两次鼓励藏人利用联合国通过西藏问题决议谴责中国践踏西藏人权，有效地配合了美国冷战时期妖魔化共产党中国的舆论宣传。
总结
综观50年代美国的西藏政策及其秘密行动，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1.包括总统在内的美国最高层直接插手西藏事务，国务院、中情局直接策划指挥西藏行动。西藏问题成为美国亚洲冷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2.五十年代美国的西藏政策一度走向危险边缘，国务院曾经考虑承认西藏独立并与重要国家进行过磋商，终因国际社会的掣肘而没能如愿。由此也说明，虽然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不顾及历史事实及国际社会的反应而为所欲为。
3.由于美国插手西藏事务的不可告人性，这一时期美国的西藏行动几乎都是通过秘密渠道来进行的。美国驻印使馆与中央情报局在其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情局秘密培训藏人特工并向西藏境内空投武器对西藏分离势力起到了输血打气的作用，加之国务院的政治许诺，直接促动了达赖出逃国外。
4.1959年达赖外逃是美国多年来精心经营的西藏政策的一个理想结果。无论是1950年6月中情局谍员秘密冒险入藏，(61) 还是1951年“洛伊计划”、“哈里尔建议”的出台，(62) 美国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促动达赖出逃，而并非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所说的“对于美国来说，西藏叛乱是个意外收获”(63)。
5.五十年代达赖的出逃为美国利用联合国促动西藏问题国际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自1959年始，西藏问题国际化成为中国政府和人民不得不正视的一个棘手问题直至今日，亦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一张不可或缺的棋子。
注释：
① Status of Tibet: Consideration of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View of Tibetan Claim of Independence and Danger to Tibet From Communist -Dominated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inafter cited as FRUS) 1949, Chin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hereafter cited as GPO). 1973, p. 1065.
② John Kenneth Knaus. Official Policies and Covert Programs: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the CIA, and the Tibetan Resistance.[J]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5, No. 3, Summer 2003 ,p. 54－79.
③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British Embassy, Aide - Memoire. FRUS. 1950, China. Washington D.C. GPO. 1973,p. 613.
④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India. FRUS. 1950, China. Washington D.C. GPO. 1973, p. 314.
⑤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Hender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US. 1950 ,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73, p. 317.
⑥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Hender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US. 1950 ,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73. p. 273.
⑦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India. FRUS. 1950, 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73. p. 275.
⑧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Hender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US. 1950 ,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73, p. 317.
⑨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India. FRUS. 1950, 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75, p. 545.
⑩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Hender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US. 1950, China.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3, p. 550.
(11) Thomas Laird. Into Tibet: 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2,p.169.
(12)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India. FRUS. 1950,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73, p. 386.
(13)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Hender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US. 1950 ,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73, p. 540.
(14)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Hender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US. 1950, 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73, p. 440.
(15)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Hender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US. 1950, 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73, p. 540.
(16) ［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762页。
(17)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Henderson) to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South Asian Affairs (Mathews). FRUS. 1951. 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73, p. 1611.
(18) John Kenneth Knaus. Official Policies and Covert Programs: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the CIA , and the Tibetan Resistance.[J]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5, No. 3, Summer 2003, p. 60.
(19)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Henderson) to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South Asian Affairs( Mathews) ,Enclosure. 1951. China.Washington D. C. GPO. 1973, p. 1611.
(20) The Charge in India ( Steer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US. 1951 ,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73, p. 1687.
(21) Kenneth Conboy and James Morrison, The CIA' s Secret War in Tibet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2,p.11.
(22)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India. FRUS. 1951 ,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73, p. 1748.
(23) 哈因里希·哈里尔，奥地利人，1945年纳粹战败后，哈里尔从印度战俘营逃出，到了西藏，并成为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私人教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军西藏，哈里尔又逃往印度，成为西藏分裂分子与美国驻印使馆之间的一个重要联络人。亨德森就是在与哈里尔的会晤之后紧急出台了策动达赖出逃的“洛伊计划”。
(24) John Kenneth Knaus. Official Policies and Covert Programs: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the CIA , and the Tibetan Resistance. [J]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5, No. 3, Summer 2003, p. 63.
(25) New Delhi Airgram 62,10 September 1951,in NARA, RG59, box4227.
(26) Calcutta Dispatch 5, 2 July 1952, Cited in Department of State Historical Division Project. No. 403, November 1957, p. 14,in NARA. RG59, box3949.
(27)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Bowle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US. 1951 ,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73, p. 1854.
(28) The Consul General at Calcutta (Wil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US. 1951, China. Washington D.C. GPO. 1973, p.1734.
(29) Memorandum of the Substance of a Conversation, by William O. Anderson of the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FRUS. 1952－1955,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85, p. 8.
(30) Memorandum by the Acting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Perkins) 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Allison). 1952－1954,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85, p. 51.
(31) Editorial Note. FRUS. 1952－1954,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85, p. 73.
(32) The Consul at Calcutta (Soule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2－1954, China. Washington D.C. GPO. 1985,p. 96.
(33) The Consul at Calcutta (Soule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2－1954, China. Washington D.C. GPO. 1985,p.51－52.
(34) 参见程早霞：《美国中央情报局与中国西藏》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
(35) 张植荣：《20世纪的西藏——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0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
(36) 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_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99, p. 205－207.
(37) John Kenneth Knaus. Orphans of the Cold War[M]. Public Affairs, 2000, p. 168.
(38) 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_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York.1999, p. 179.
(39) John Kenneth Knaus. Orphans of the Cold War[M]. Public Affairs, 2000, p. 153－155.
(40) Secret Mission to Tibet. Air and Space. January 1998.
(41) John Kenneth Knaus. Official Policies and Covert Programs: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the CIA, and the Tibetan Resistance.[J]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5, No. 3, Summer 2003, p. 70.
(42) The Dalai Lama on Succession and on the CIA.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999.6. 10.
(43) U. S. Response to the Rebellion in Tibet. FRUS. 1958 -1960,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96, p. 751.
(44) Editorial Note. FRUS. 1958－1960. China. Washington D.C. GPO. 1996, p. 755.
(45) Editorial Note. FRUS. 1958－1960. 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96, p. 762.
(46) Memorandum From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Dillon to President Eisenhower. FRUS. 1958－1960, China. Washington D. C.GPO. 1996, p. 773.
(47) Editorial Note. FRUS. 1958－1960,China.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 784.
(48) 1954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了“农贸发展与援助法案”使之成为一项法律，成为美国480公共法。[US Public Law480, jiancheng PL480]，为全球最大食物援助项目。
(49) Memorandum From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Dulles to President Eisenhower. FRUS. 1958－1960. China. WashingtonD. C. GPO. 1996, p. 753.
(50) 行动协调局是1953年9月取代专门负责指导实施心理战的心理战略局PSB而建立的一个部际机构，由国务院、国防部、中情局的代表组成，隶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根据国安会确定的路线方针制定的有关计划，审查秘密行动。根据NSC5412，行动协调局OCB为“协调国务院、国防部和中情局的正常渠道”。
(51) Memorandum From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Dulles to President Eisenhower. FRUS. 1958－1960, China. WashingtonD.C. GPO. 1996, p. 753.
(52) Memorandum From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Dillon to President Eisenhower. FRUS. 1958－1960, China. Washington D. C.CPO. 1996, p. 763.
(53) Memorandum on the Substance of Discussion at a Department of State - Joint Chiefs of Staff Meeting. FRUS. 1958－1960,China. Washington D. C. GPOe. 1996, p. 769.
(54) 1955年12月28日出台的NSC5412／2文件主要内容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秘密行动的指示”规定，由国务院、国防部、总统任命的代表应当在重大行动开始前接到通知并予批准，此为正常渠道。
(55)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by the President' 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Gray). 1958－1960, China.Washington D. C. GPO. 1996, p. 808.
(56)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Parson) to Secretary of State Herter. FRUS. 1958－1960, 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96, p. 792.
(57)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India. FRUS. 1958－1960, 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96,p.806.
(58) Draft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Robertson) to Secretary of State Herter,FRUS, 1958－1960,Vol. 19. Washington D. C. GPO. 1996, p. 765－767.
(59) John Kenneth Knaus. Orphans of the Cold War[M]. Public Affairs, 2000, p. 195.
(60) Telegram From the Delegation to the U. N. General Assembly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China. Washington D.C. GPO. 1996, p. 796.
(61) Thomas Laird. Into Tibet: The CIA' 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 New York, Grove Press,2002,p.235.
(62) 程早霞：从“洛伊计划”到“哈里尔建议”——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美国秘密促动达赖出逃历史探析。
(63) Memorandum for Mr. Karl G. Harr Jr.; Mr Breanly Smith, CK3100092798 - CK3100092799,1959年3月31日。DD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