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乡绅入侵”：英国都铎王朝议会选举中的异常现象
刘新成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6期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京)2008年2期第186～198页
【作者简介】刘新成，历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037）
【关 键 词】英国/都铎王朝/议会/乡绅
一
1413年英国议会法规定，各选区选举人和被选举人必须是“本地”居民。①1445年议会再次颁布法律，重申城市议员须“出自本地居民”的原则。②尽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城市选举的结果却常常与之相悖，许多城市议员并非本地市民，而是外地乡绅，这一现象即被称为“乡绅入侵”(gentry invasion)。
“乡绅入侵”的社会基础是中世纪的遗存——领主附庸关系。16世纪时，这种关系已经与封土无关，亦不具有法权性质，但是起着社会纽带作用，主从双方互相承担无形的责任与义务。领主通常是贵族和官员，附庸则是经济富足但社会政治地位亟待提升的乡绅。后者仰赖前者的荫蔽，前者则通过提携后者炫耀权势，扩大社会影响。这种关系比较松散，附庸随时可能改换门庭，这样会使领主感到颜面无光，所以领主总是想方设法满足附庸的要求，提携其为议员便是安抚他们的方法之一。
领主为附庸寻找议员席位的最理想地点是城市，因为许多领主拥有城市议员提名权。领主提名权的来源有三。其一，在那些位于贵族领地上而尚未实现完全自治的城市里，贵族特权得以保存，其中就包括议员提名权。德文伯爵领地上的普利斯顿市和威洛比勋爵领地上的牛津市等都属于这种情况。埃尔兹伯里市位于帕金顿伯爵领，该市1572年议员登记表背面书有这样的文字：“本人，多罗西·帕金顿女伯爵，埃尔兹伯里市的领主和拥有者，郑重推荐忠诚的托马斯·利奇菲尔德和乔治·伯德两位先生为该市议员。”③其二，有些贵族用出让土地或提供资金的方式换取议员提名权。拉特兰伯爵把市郊一块地产赠予东雷特福市，1586年该市致函伯爵：“承蒙惠赠，感激曷胜。兹请为本市举荐议员一名，倘获慨允，本市民众将深感荣幸。”④奇切斯特家族将庄园城堡卖给巴恩斯特布尔市，随后也取得了该市的议员提名权。⑤甚至在城市投资办学也可以换取议员提名权。其三，通过担任城市“总管事”(High Steward)获取议员提名权。16世纪，伴随经济的发展，申请自治的城市日益增多，为顺利得到国王的批准，城市往往要请达官贵人代为向国王呈递请愿状，而国王在批复诏书中就会封这位达官贵人为该市“总管事”。有些古老城市因对议会缺乏兴趣，其派遣议员权长期闲置以致废止，这些城市若想恢复权利，也要请达官贵人代为申请，达官贵人因此而成为“总管事”。还有些高官显宦，因利用职权为城市进言办事，也成为了城市的“总管事”。“总管事”虽非行政实职，但在该市享有某些特权，其中就包括1-2名议员提名权。⑥都铎时期，城市“总管事”提名议员的情况非常普遍，例如1584年，伊丽莎白一世的远亲凯里为纽波特、雅茅斯和新镇三市向女王请求自治，获准后他在这三个城市各获得1名议员提名权。1601年凯里致函雅茅斯市，“请你们一如既往地把选举令状交给我，以便我为你们填报最佳人选。”⑦同年他还写信给新镇市，称“由于我的从中斡旋，你市的种种诉求方得以实现，所以应将你市空白选举令状寄给我，以便我推荐合适人选。⑧1584年莱斯特伯爵函告安多弗市，“因为我是你市‘总管事’，所以我坦诚地要求给予我一名议员提名权……假若你们愿意把另一名额也给予我，我将十分感谢。”⑨兰开斯特公爵领的大法官(Chancellor)托马斯·哈尼哥是索尔兹伯里市的“总管事”，他在1593年致该市的信函中写道，议会即将召开，“由于我是本市官员并对这个城市满怀热忱，因此请允许我——一个真诚希望本市繁荣昌盛的人——提名一名议员，我将选择一位信仰虔诚、当之无愧的议员，就像你们自己选出的人一样适合为本市服务。”⑩
尽管城市承认达官显贵的议员提名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同意他们提名外地人担任城市议员，因为这种做法与法律相抵牾。所以，当领主将其乡绅附庸推荐为城市议员时，常常会遇到阻力。1558年剑桥市向“总管事”诺福克公爵表示，他们实在无法接受后者的推荐，因为只有本市市民才能当选该市议员。(11)莱斯特伯爵提名的候选人在雷丁、大雅茅斯和金斯林三市都被抵制。(12)1581年，坎特伯雷市迫于压力不得不接受一名外地议员，但随即便做出了“下不为例”的决定。(13)拉特兰伯爵在格兰瑟姆、诺威奇主教在大雅茅斯、亨廷顿伯爵在莱斯特也都有过铩羽而归的经历。(14)城市抵制“乡绅入侵”大抵出于两个理由：其一是“不甘其辱”，如约克市就曾宣布：“像本市这样历史悠久的城市，如果选个外乡人作为议会代表，那简直是奇耻大辱”(15)。其二是认为外地人不了解本市情况，以此为由的多为新兴工商业城市，如赫里福德市就曾“发誓坚拒外地人”。(16)一般来说，城市越大，乡绅越难“入侵”，伦敦、布里斯托尔、巴斯、勒德洛和武斯特等市就从未选过乡绅议员，约克市和索尔兹伯里市也仅只出让过一次议席。
但是从“乡绅入侵”的严重程度来看，多数城市不会拒绝贵族的提名。这里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方面的考虑。城市议员出席议会期间的全部费用，包括每人每天2先令生活补贴、差旅费、注册费、提案成本费等等，均须由城市负担。1558年埃克斯特市为其一名议员支出的会议费用多达59英镑13先令4便士。遇到“宗教改革议会”（1529-1536年）那样为时漫长的议会，城市为每名议员支出的费用可能超过70英镑。(17)这对于中小城市，比如年基金收入不足50英镑的邓威奇市或是连每年应向国王缴纳的26英镑税金都支付不起的贝德福德市来说，确实是难以承受的负担。(18)而“入侵”的乡绅却不向城市索要分文。1539年南安普敦伯爵向吉尔福德市推荐候选人时特别声明，该候选人如果当选，将无需该市任何补贴，于是该市欣然接受了他的推荐。1550年代拉特兰伯爵为林肯市提名的议员也总是表示“无偿为该市服务”，结果该市不仅出让了议员提名权，还向伯爵馈赠礼品以示感谢。(19)奇切斯特家族推荐的乡绅担任巴恩斯特布尔市议员长达20年之久，后者反而因长期“减少一名议员负担”而对其深怀感激。(20)米涅海德市长期以来一直靠自掏腰包的乡绅担任市议员，1601年当他们不得不自选议员并负担费用时，竟然不知所措。(21)
但是，并非所有穷困城市都甘愿接受乡绅的“入侵”。1535年，林肯市一名市民议员“出于对该市的热爱和激情”，自愿将津贴从11镑3先令4便士减少到7镑。出席亨利八世第一届议会的怀康布市市民议员宣布不要津贴。(22)雷丁市尽管也在穷困之列，但还是在1539年作出了每届议会必须选一名市民出席议会的决定。(23)南安普敦因经济衰落，曾多次请求女王减免年租，但并未因此放弃议会出席权，1509-1558年该市选派的11名议员中，只有一名来自外地。(24)以上事实表明，“穷困”并不能必然地让这些城市出让提名权，他们接受“乡绅入侵”应该是另有苦衷。
这个“苦衷”就是不敢违抗权贵。以下事例很有代表性。蒙哥马利伯爵曾威胁卡斯尔镇镇长：“如果你们不选择（我推荐的）普利先生……别以为我会不在乎……今后你们有求于我时，我会以牙还牙的！”(25)1563年兰开斯特公爵领上的城市利物浦拒绝接受公爵领大法官提名的人选，大法官当即宣布要对该自治市的合法性进行审查。(26)1572年登比市在选举结束后才接到莱斯特伯爵的推荐信，因此无法从命。然而伯爵勃然大怒，不仅下令该市重新选举，而且斥责说：“要知道，我是你们的领主！你们岂能对我如此无礼……假如你们不选我指定的人，别指望我今后善待你们。”(27)对于骄横的高官显贵，城市当局常常显得无可奈何。1553年斯坦福市已经将两个提名权分别给予了两位贵族，但又收到某大臣要求提名议员的信件，这让他们“深感为难”。同年，后来升任首席大臣的威廉·塞西尔要求在格兰瑟姆市提名两名议员，但该市此前已把一个提名权出让给了拉特兰伯爵，所以只好在表示“完全赞成”塞西尔提名的一个人选的同时，诚惶诚恐地为未能完全满足其要求而深表歉意。(28)1586年东雷福特市市政会议给拉特兰伯爵的回函，代表了大多数城市当局面对权贵压力的态度：“经过反复斟酌和慎重考虑，我们认为在（议员提名）这件事以及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上，必须充分满足您的要求。所以，只要您愿意选择或提名，我们一定遵命。”(29)
都铎时期，地位显赫的大贵族往往控制众多选邑。如历代诺福克公爵先后获得了刘易斯、肖拉姆、布兰伯、赖盖特、霍尔舍姆、金斯林、卡斯尔雷辛、大雅茅斯、斯特宁和加通10个选邑的议员提名权。(30)温切斯特主教控制着汤顿、当顿和欣登三个城市的议员选举。(31)伊丽莎白时期权倾一时的莱斯特伯爵曾在安多弗、普尔、南安普敦、雅茅斯、登比、考文垂和利奇菲尔德7个城市提名议员。埃塞克斯伯爵一度兼任伊普斯威奇等12个城市的“总管事”，并掌握所有这些城市的议员提名权。(32)贝德福德伯爵的势力范围包括康沃尔、德文和多塞特三个郡，三郡许多城市的选举都被他控制，1559-1584年的五次议会选举中，由他指定的议员人数分别为24名、29名、30名、35名和20名，占三郡市议员总数的39%、44%、43%、49%和26%。(32)1597年下院有近30名议员是枢密大臣罗伯特·塞西尔的附庸，1601年他为了运送其附庸议员赴会甚至需要借用两艘船只。(34)
都铎时期，“乡绅入侵”的程度十分严重。按规定，下院中乡绅与市民之比应为1:4，实际情况却是4:1。(35)伊丽莎白时代（1558-1603年）的10次选举中，平均有66%的城市议席被乡绅所“侵占”。(36)1584年下院议员总计447人，按规定其中应有357人是来自城市的市民，但实际上市民只有53人。(37)
二
对于都铎时期“乡绅入侵”如此严重的原因，西方学者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贵族政治论”。这种解释来自英国“辉格史学”的正统学说，将议会视为政治斗争的舞台，将“乡绅入侵”视为高官显贵（甚或王室）结党的表现，其目的是在议会中结成政治集团，以争取自己在政治斗争中的优势。(38)第二种是“政府管理论”。这种解释属于“修正史学”，持这种看法的学者从“修正”正统学说出发，认为都铎时期的议会并非政治斗争场所，而是立法机构，其中心任务是制定法律；为提高立法效率并在立法中贯彻君主的意志，政府希望下院以律师、官吏等“高素质”人士为主体；而“乡绅入侵”就是政府为遴选“高素质”人士担任下议员而采取的必要措施。为佐证其观点，修正派学者不仅指出多例“乡绅入侵”与枢密大臣直接插手选举有关，而且指出，出让提名权的多是在王室领地或王畿之内新近设立的新选邑，这说明，“较之谋求提携附庸的贵族和渴望参与国家政治的乡绅，国王对新选邑的需求更为迫切”，因之可以断定，“乡绅入侵”乃是政府的“管理行为”。(39)
以上两种解释似乎不无道理，但深究就会发现，二者均无充足的论据。
从都铎王朝议会史料中，迄今未能发现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下议员的当选背景与其议会表现之间的联系，因此不能断定贵族举荐的乡绅一定会在议会中贯彻贵族的政治意图。换言之，正统派学者主张的“贵族政治论”具有明显的推测性质。新西兰史学家格雷夫斯据此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他认为附庸议员只是领主“形式上的盟友”，“他们未必按照（领主的）愿望表态或表决。都铎议会中没有‘政党的仆从’，他们仍是有独立意志的个人”。(40)
修正派学者将“国王积极设置新选邑”作为重要论据，但是史料同样不足以证明这一点，相反倒有材料表明，当时君主对大批设置新选邑并不满意。1579年纽瓦克市的选邑申请被伊丽莎白女王断然拒绝，因为她“认为选邑已经太多，正在考虑取消一些”。(41)此事发生在女王在下院的主要代理人威廉·塞西尔转入上院、政府急需在下院安置新代理人之际，因此与“政府积极设置新选邑、鼓励‘乡绅入侵’以便安插代理人”的修正派解释正好相悖。事实上，伊丽莎白女王对“乡绅入侵”很不以为然。1571年枢密院致信地方官员，称女王陛下希望选举了解当地实际情况又善于建言献策的本地人为议员，言外之意即鼓励选举本市市民，而不赞成选举外地乡绅。(42)1597年枢密院重申女王这一意向，责令郡守务必选择能为“本地服务的合适人选”，并且声称，对于违旨抗命者将追究责任。(43)
既然“贵族政治论”和“政府管理论”均因论据不足而难以成立，那么可以说，西方学者对“乡绅入侵”这一都铎时期议会选举中“异常现象”的解释乃是对历史的“误读”。之所以发生“误读”，是因为他们往往以发现17世纪革命原因为目的，用现代政治学理论解读都铎时期的议会选举，而忽视了英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那么，都铎时期“乡绅入侵”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笔者以为，解答这一问题，需要返回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正确理解都铎时期下议员的身份和议会选举的性质。
在都铎时期，下议员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地位。这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下议员被视为“替天行道”的上帝代言人。16世纪的议会仍是全国最高法庭，下议员兼有法官和律师(lawyers)的身份。按照时人的政治理念，各级法官或律师都是上帝派遣到人世间来主持正义的。伊丽莎白时代的政论家托马斯·史密斯则认为，上帝把世人分为两种：权力阶层和劳工阶层。构成下议员主体的乡绅和市民属于权力阶层，他们被上帝赋予了统治劳工阶层、管理社会的责任，他们出席议会就是为了履行这一责任。(44)某些细节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在下院创议的法案中，“秉承上帝意志”、“依据上帝的律法”、“不制定该法律，上帝的怒火将会降临这块土地”等字眼频繁出现。(45)议员们常常以“问心无愧”(be on one's conscience)自励，而在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字典里，所谓“问心无愧”即指主动自觉地奉行上帝的旨意。(46)其次，君主不遗余力地褒扬下议员。国王的“议会召集令”每每称下议员为“明智、通达、博学之士”。(47)有“铁腕女王”之称的伊丽莎白一世也曾让上院议长向下院转达其心意：“虽然对议会讨论的所有事情女王都可以独断专行，但是出于对下院耆老贤达的充分信任，她不愿就任何未经下院认真审议和充分辩论的重要事项作出决定。”(48)伊丽沙白还经常表示，下议员乃是“国家栋梁”，(49)他们与政府大臣共同构成君主的“左膀右臂”。(50)再次，与君主的期许和社会的尊崇相应，下议员们也自视甚高。由于他们掌握制定法律的权力，而法律是用来约束全体臣民的，于是他们便认为自己的地位高于“被约束的下等人”；(51)他们自诩为“雕琢”法律的“能工巧匠”和疗治国家创伤的“良医”，(52)擅长“慎思明辨”，因此是出席议会“这样庄严隆重会议”的合适人选。(53)1566年，下院议长甚至在下院会议上宣称，下院的议员们是“在女王陛下的花园中盛开的奇葩”。(54)
都铎时期的下议员也具有人民代表的身份，但是他们的代表性与现代议员的代表性不同。简而言之，他们作为“社会贤达、民族精英”，是代表英国国民形象和整体利益的，而不是作为部分民众的代言人仅仅代表这部分民意。都铎时代的人对此有着非常清晰的描述。1593年曾担任下院议长的著名政论家爱德华·科克说：“虽然议员由各个选区推选，但是一经推选出来并出席议会，他们就是为整个国家服务的。因为，正如‘议会召集令’所说的，议员是出于为公众谋利益的目的参加议会的。”(55)托马斯·史密斯则指出，在议会中，下院议员与上院议员相互配合，反映“英国民众的整体心声”。(56)
都铎时期议员的这种身份决定了选举的性质。既然议员的基本属性是“社会贤达、民族精英”，选举便以“拔尖选优”为宗旨。正如史学家基什兰斯基所言，都铎时期的议会选举与其说是选举(election)，毋宁称之为“选拔”(selection)。(57)为保证“选拔”质量，都铎时期的选举奉行“Free Election”原则。“Free Election”一词可以译为“自由选举”，但是15世纪和16世纪的“自由选举”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选举并不相同。“free”虽然是“强迫”的反义词，但其更主要的含义是“发自内心的”、“慷慨的”，与“election”搭配则转义为“无可争议的选举”或是“一致赞成”。也就是说，这里的“自由”是有特定意义的，即“非全票通过”就含有“强迫”反对者接受选举结果的意味，因此是“不自由”的；而所谓“自由选举”，就应当是“一致赞成”选举的结果。(58)1604年萨福克伯爵责令萨弗仑沃尔登市民选举其附庸，明明是“强迫”，却又让市民们“give free consent”，这里“free”的意思显然不是“自由”，而是“一致”。(59)
都铎时期议会选举名为“自由”、实为“一致”的实质，给所有涉事者都造成心理压力。对主持选举者而言，1406年议会法规定，保证“一致通过”是郡守的职责，(60)这意味着郡守必须千方百计使选民的意见高度统一，否则就可能导致选举无效。1597年约克郡的选举“不幸”陷入了选民对立局面，约克大主教便禀报枢密大臣，说主持选举的郡守“像毛头孩子一样不称职”。(61)对选民而言，他们丢下工作专程赶到郡府参加选举，如果选举无效，不仅这次奔波成了“无用功”，今后重新选举还得再奔波一次，这是他们极不情愿的。对候选人而言，能否“全票”当选更是兹事体大。既然“下议员”已成为公认的身份地位“符号”，那么能否当选便关乎个人的名声和荣誉。1601年候选人哈林顿声称，如不能当选便无颜面对父老乡亲，唯有远走他乡，看来并非虚言。(62)甚至“非全票当选”都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被人瓜分选票无异于名誉受到玷污，即使当选也脸上无光。曾有候选人放言：“我虽对郡议员梦寐以求，但绝不愿为此伤和气。”(63)所谓“伤和气”，就是出现竞争对手。现代选举中的“竞选”，在都铎时期的人看来实在有失体面。
试以郡选举为例，剖析其运作模式。由于在所有涉事者中，候选人的心理压力最大，因此他们行事最谨慎，只有在充分进行私下沟通并对得票率确有把握之后，他们才会公开其参选意向。最常用的沟通方式是私人通信。1584年选举前夕亨利·科克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我知道自己在本郡的声望尚不足以在如此重要的角逐中稳操胜券，因此恳请您助一臂之力。”(64)收信人通常会复信表态；如果应允支持对方，选举时肯定恪守承诺，因为在当时上流社会中，言而无信为人所不齿。(61)最主要的沟通对象是本郡贵族。其原因，一者自中世纪以来，贵族一直享有提名政府官吏的特权，而都铎时期下议员亦被视为官吏的一种，所以依照惯例，贵族可以在郡选举中提名候选人；二者作为当然的上院议员，他们在下议员选举中态度超脱；三者更重要的是，贵族拥有大量地产，因而能操纵众多佃农选票。同时，在等级分明的16世纪，处于社会最上层的贵族在地方上往往有着一言九鼎的威势，不仅主持选举的郡守会秉承贵族的指示安排选举事项，为其提名人创造条件，而且普通选民也会盲目追随贵族，对其提名人投票赞同。因此，正如枢密院指出的，各地“头面人物的尽心尽力”乃是郡选举顺利进行的关键。(66)既然贵族的支持是获得选举成功最重要的保证，候选人便把向贵族请托作为竞选的关键一环，而领主—附庸关系是他们请托的基础。出于对附庸的宠信，贵族受托之后往往亲自出马为之努力。1584年选举前夕，蒙塔古勋爵致信苏塞克斯郡郡守，“我想应该通知您，我和我熟识的贵族们以及众多乡绅都认为，罗伯特·塞克威尔先生和托马斯·沙利先生最适合担任（苏塞克斯郡议员）……请将我的意见转告选民们。”(67)同年，安东尼·高迪在给其同胞兄弟巴辛鲍尼的信中写道：“我谨代表威廉·德鲁里并以我个人的名义，请你出面动员萨福克郡所有你能动员的自由地持有者（支持我所提名的候选人），我会为你如此善待我的朋友而衷心感激你。”(68)1603年选举前夕，出身于北安普敦的枢密大臣罗伯特·斯潘塞表示：“（某君）和我深怀桑梓之情，如蒙家乡父老错爱，将（提名候选人）的权利授予我们，我们必当不负重托。”他的请求显然得到了满足，因为不久他即为此再次致信家乡父老表示感谢。(69)一旦贵族提名候选人，此后的选举过程就成了过场戏。如此，许多地方的议席都被本地贵族所把持，予取予求，如臂使指。如格洛斯特郡的议席由武斯特伯爵和钱德男爵控制，1509年至1558年当选的13名郡议员全部出自他们提名。(70)再如兰开斯特郡，1529年至1601年该郡两个议席一直由格雷和哈斯廷斯两大家族分享。(71)
城市选举与郡选举是同一模式，只是郡选举中的附庸（候选人，多为本地乡绅）——郡守——领主（贵族）“轴心”，变成了附庸（候选人，外地乡绅）——市长——领主（贵族）“轴心”。有意参选者同样需要首先进行“私下沟通”，方式同样是写信请托。某乡绅曾致函赫里福德郡的枢密大臣克罗夫特，“我……属意下院席位，因此不揣冒昧，谦恭地请求您提携，请在贵郡您认为适当之处提名我为市议员。”1586年乡绅巴奇纳尔写信给拉特兰伯爵：“如果您手中还有某市议员提名权的话，我恳求您记着我，因为我对此期望已久。”(77)1558年，乡绅尼古拉斯·莱斯特兰奇先是谋求剑桥市的议席，但未能如愿，于是向其领主、第四代诺福克公爵求助。诺福克公爵为满足其要求，先想方设法使卡斯尔雷辛市成为选邑，而后利用自己因此而获得的该市议员提名权将其选入议会。(73)1601年，乡绅爱德华·伦顿在写给枢密大臣罗伯特·塞西尔的信中说：“恳请阁下拨冗致函（威康布市）市政会议，让他们推选我为该市议员。因为，尽管（有人说我是）诺里斯的追随者，但是阁下明鉴，我对阁下忠心耿耿，从未追随他人。”(74)通常在这样写信请托之后，与郡选举过程相似的选举“过场戏”就开演了，于是出现了本文第一部分描述的“乡绅入侵”的结果。
综上所述，在都铎时期，贵族的提名举荐是保证议员质量和选举过程顺利的唯一可靠的“选举”方式。正由于其可靠性，因此尽管这种方式与法律规定的“议员须出自本地居民”相抵牾，二者仍能并行不悖。况且，“出自本地”的规定实质上是为了使议会税得到各地代表的认可，从而有利于征收。而经验证明，自14世纪以来，虽然外地议员代表城市的情况频频出现，(75)但从未出现有碍议会税征收的情况。所以，硬行坚持“出自本地”原则事实上已无必要。总而言之，外地乡绅作为城市代表出席议会这一现象，如果放在都铎时期政治文化的背景下来审视，完全是正常的现象，称之为“入侵”并且视之为“异常”，乃是出于现代政治理念对这一历史现象的“误读”。
三
然而，正常现象中未必没有潜藏的危机。
危机起源，还是议员代表性问题。如前所述，都铎时期下议员的属性是代表全体国民的“社会贤达、民族精英”，而不是“某些地方选民的代言人”。但是，“全体国民”只是抽象的概念，“地方选民”却是真实的存在。身为“某市议员”，即使不必对该市选民负责，议员自己肯定也会有“该市民众代表”的自我意识。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在下院辩论时，议员经常声明，自己所言并非“一己之见”，而是代表“一方民众”，挟选区或选民以自重。(76)1584-1585年议会中，某议员提交议案时特别强调，该议案乃是应某些地区民众之吁请而提出。1593年议会税方案出台后，许多议员代表“家乡父老”抱怨负担过重。1601年，在就一份有争议的议案组建专案委员会时，枢密大臣罗伯特·塞西尔力主让伦敦市议员参加，因为他料定，此议案事关伦敦市利益，若不充分听取该市议员意见，该议案在通过或贯彻过程中势必遇到麻烦。(77)凡此种种，皆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初步具有了议员乃“地方民意代表”的概念。因此，选民寄希望于议员在议会中反映地方民意，也是顺理成章。再者，议员是作为“高素质”的“社会贤达”和“民族精英”被推选出来的，而当时所谓“高素质”，不仅仅是德高望重，声誉卓著；也不仅仅是饱读诗书，学识丰富；更重要的，还必须洞明世事，体察民情。1593年，米德尔塞克斯郡议员罗伯特·罗斯以“缺弦的琴奏不出悦耳的音乐”做比喻，表达他对议员整体素质的希望，即议员不仅要来自四面八方，所代表选区覆盖全国各地，还应该见多识广，真正了解各地方的民生民情。(78)伊丽莎白时代曾多次出席议会并热衷研究议会制度的弗朗西斯·奥尔福德议员则认为，各选区议员的搭配，应当既有满腹经纶、足智多谋之士，也有对地方事务和民生民情了如指掌的人。他说，只有这样才能满足议会立法的需要。(79)总而言之，都铎时期的议员虽非“地方民意代表”，但是无论政府还是地方民众，都对他们抱有期望，期望他们了解和反映本地社情民意，期望他们能够代表和争取本地的利益。
既然如此，由外地人担任本地议员便有所不妥。这种“不妥”，在都铎王朝以前尚不明显。而在都铎王朝，由于社会经济情况发生变化，渐渐地凸显出来。
都铎王朝正处于英国社会经济剧烈转型时期。市场空前扩大，但发育尚未成熟，管理亦不尽有序。机会空前增多，但是自由竞争和封建垄断并存，二者互相矛盾。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经营者之间，既有相互依存，又有利益冲突。这样复杂的社会经济状况，迫切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协调机制，而议会恰好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自中世纪以来，英国议会一直具有立法职能。16世纪30年代宗教改革期间，英国脱离罗马教廷，建立真正主权国家的过程始终以议会立法的形式推进，议会本身也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主权国家的化身，议会制定的法律是不容置疑的最高法，议会作为全国最高法庭，依据议会法裁决各类上诉。(80)都铎时期议会地位之高乃是空前的，议会立法也因之呈现三个特点。
其一，社会经济方面的提案和立法数量大幅增加。以1536-1545年为例，在这10年制定的全部议会法中，社会经济类立法占到75%，(81)而通常立法数不到提案总数的一半，也就是说，还有一倍以上社会经济类提案未曾进入立法程序便已“流产”。(82)
其二，议案与地方利益和群体利益密切相关。以伦敦市提交的议案为例：该市成衣制造商协会为获取充足的原料并防止进口服装竞争，于16世纪60-80年代多次提出禁止肯特和索福克两郡衣料出口的提案；(83)该市鱼商协会则提出禁止外地鱼商到伦敦市售鱼的提案；(84)该市锡鑞制品商协会提出限制本国锡出口的提案；(85)男装制造商协会、火器制造商协会和饰品制造商协会分别提出禁止该类产品进口的提案；(86)木工协会提出“禁止码头业主垄断木材进口贸易”的提案；(87)酒业协会为获得进口酒类出售权而提出“废除酒类专卖法”提案、为赚取高额利润提出废除“酒类限价法”提案；(88)为扩大销售，帽业协会提案要求“逢星期日国人必须戴礼帽”，火器制造商协会则提案要求“税金逾10镑的家庭必须置备胸甲和新式枪支”；(89)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其他地区类似议案虽不及伦敦市多，数量亦很可观。
其三，地方利益集团高度关注议会事务，为促成或抵制与之有关的立法，议会内外同时运作，相互呼应。例如，汉普郡的毛纺织工场以生产宽幅粗呢为主，工场主们对制定限制呢绒幅宽的法律极为不满，1536年该郡议员便串联其他五郡的议员，在议会上共同对该法律发起猛烈抨击。(90)再如，1553年10月7日议会开幕前夕，林肯市专门派人飞马赶至伦敦，将一份提案送交该市议员。(91)1563年约克市政府得知即将召开的议会将审议与该市利益攸关的《学徒工法案》，立即开会商议对策，并部署该市议员在会上依计行事，这次议会结果对约克市不利，于是此后10年，每逢议会召开该市都精心策划，提交要求修改该法律的议案。(92)1576年，以渔业城市拉伊市为首的28个沿海城镇联合提案，呼吁禁止外国渔民到英国入市售鱼，以保障本国渔民利益，(93)这一联合行动显然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每当议会审议社会经济法案时，议会大厅外总是聚集着众多利益相关者，他们与议员保持联络，或打探情况，或传递信息，或出谋划策，或切磋商议，有时利益不同者还会在大厅外辩论甚或冲突。地方利益集团的高度关注对议员形成巨大压力。曾有议员感叹，如果议会结束后，除让地方上承担赋税外别无所获，那他们简直“无颜面对江东父老”。
与上述特点相应，都铎时期很多申请选邑资格的城市都抱有明确的功利目的。例如毛纺织业城市德罗威奇，该市原来对议会并无兴趣，但是1534年议会颁布的“禁止个体户私自生产毛线法”使其受益匪浅，此后不久他们就递交了选邑申请并得到国王批准。牛津市与阿尔德伯里市水路相连，两市的水上运输业竞争激烈，与此相关的立法直接影响着两市运输业的命运，1571年阿尔德伯里布率先成为选邑，不久就通过议会立法扭转了竞争中的劣势。此事深深地刺痛了牛津市，几年后，当牛津的选邑申请也被批准时，市民们额首相庆。位于瓦什河两岸的波士顿和林恩也是为了争取商业竞争的优势而相继成为选邑的。(95)
抱着功利目的争取选邑资格，说明城市对议会的期望值增加。如此一来，城市议员肩负的责任加重，对他们的责任心和能力的要求也随之提高。都铎君主及其政府对议会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批准其征收赋税以及通过少量有关政治与宗教改革的“政府提案”，而对议员们提出的有关社会经济的“私议案”兴趣不大，所以国王常常在政府提案通过后便宣布散会，从而使大量私议案未及讨论便“胎死腹中”。在这种情况下，一份事关城市或地方团体利益的“私议案”能否被宣读、审议、表决通过并得到国王批准，完全取决于议案提交者的经验、能力和手段，包括游说政府要员、贿赂收买议员、拉帮结派、利用客观情势等等“高超的议会运作技巧”(96)更重要的是，议案提交者必须具有为争取提案成功想方设法、竭尽全力、百折不挠、在所不惜的高度责任感。而这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高度责任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该议案与提交者的切身利益紧密有关，来自于提交者对议案内容有着亲身体验和深切理解。以下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1529年，布里德波特市制绳匠们为实现垄断经营，推选本行业协会的成员弗罗克为议员，他在议会上热情洋溢地赞颂该市制绳匠“对英国造船业的巨大贡献”，痛心疾首地陈述竞争给他们造成的“无法忍受的苦难折磨”，他满怀深情的演说是如此地打动人心，结果议会通过了在该市周围5英里范围内禁止任何“外人”销售麻线、麻绳及其他麻制品的法律。(97)布里斯托尔市的商人分为两个集团，一个经营外贸运输业，一个经营小商品零售；前者与宫廷关系密切，加入了王室支持的外贸公司并在伊丽莎白统治初期获得了“专利法”的保护，该法律禁止布里斯托尔市的其他商人染指外贸业务；而后者则认为，该法律严重损害自己的利益。零售商们意识到，竞争对手之所以能够获得“专利法”的保护，与其把持着该市的议员席位有关，要想修订或废除这一法律，必须让自己的代言人进入议会。于是他们竭尽全力，终于在1571年使本行业协会的成员当选为议员，当年就在议会中成功地修改了“专利法”，极大地削弱了外贸运输业集团的垄断权。类似事例还曾发生在埃克塞特、施鲁斯伯里、切斯特和纽卡斯尔安德莱姆等城市。(98)事实说明，地方利益集团越来越重视议会选举，希望通过推选自己的代言人担任议员来捍卫自身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由外地乡绅充当“城市代表”出席议会日益显出“不妥”。
1571年，对“乡绅入侵”合法性的质疑第一次在议会中出现。有议员指出，“领主信件”主宰城市选举的状况于城市不利，不能再继续下去；有议员主张，为维护“出自本地”的法律和城市的权利，对那些选举贵族举荐的候选人的城市应予重罚。(99)尽管在这次议会上，坚持“贵族举荐制”的意见仍占上风，但是质疑之声出现以及争辩之激烈表明，已有为数不少的城市感到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乡绅入侵”已经不合时宜。
改变是迟早的事。当议会成分因此而改变，变成新的利益集团的代表们维权的阵地时，当这些代表感到，王权也在“侵犯”自己的利益时，议会与王权的冲突便不可避免。从这个角度讲，探究17世纪革命的原因，也不妨追溯到都铎时期的议会。
注释：
①Chris Given-Wilson, ed., The Parliament Rolls of Medieval England, vol. IX, 1413-1422, London: The Boy dell Press, 2005, pp.14-15.
②Anne Curry, ed., The Parliament Rolls of Medieval England, vol. XI, 1432-1445, London: The Boy dell Press, 2005, p. 499.
③④⑤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42, 47, 42.
⑥英国史学家洛赫不同意这一观点。她指出，在某些选邑拥有议员提名权的贵族和官僚，当初对于这些城市申请选邑资格非但没有助益，而且还持反对态度(J. Loach, "Parliament: A 'New Air'?" in C. Coleman and D. Starkey, eds., Revolution Reassess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p.131)。但洛赫所说的毕竟只是个别现象。详见下文并参阅A. D. K. Hawkyard, "The Enfranchisement of Constituencies, 1504-1558," Parliamentary History, vol.10,1991, pt.1, pp. 20-21.
⑦⑨J. E. Neale, The Elizabethan House of Commons, London: Jonathan Cape Ltd., 1949, pp. 136, 137.
⑧P. W. Hasler, ed., The House of Commons, 1558-1603, vol. 1,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81, p.50.
⑩M. A. R. Graves, Elizabethan Parliaments, 1559-1601, London: Longman Inc., 1987,p.91.
(11)J. Loach, Parliament and the Crown in the Reign of Mary Tudo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p. 26.
(12)J. E. Neale, The Elizabethan House of Commons, p.202.
(13)P. W. Hasler, ed., The House of Commons, 1558-1603, vol. 1, p. 51.
(14)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 48.
(15)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 32.
(16)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 32.
(17)J. Loach, Parliament under the Tudo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0.
(18)P. W. Hasler, ed., The House of Commons, 1558-1603, vol. 1, pp.48-49; S. T. Bindoff, ed., The House of Commons: 1509-1558, vol. 1, London: Secker & Warburg Publishers, 1982, pp. 30-31.
(19)J. Loach, Parliament under the Tudors, p. 30.
(20)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 42.
(21)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 43.
(22)Stanford E. Lehmberg, The Reformation Parliament, 1529-153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33.
(23)S. T. Bindoff, ed., The House of Commons:1509-1558, vol. 1, pp. 34-35.
(24)S. T. Bindoff, ed., The House of Commons: 1509-1558, vol. 1, pp. 101-102.
(25)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 43.
(26)J. E. Neale, The Elizabethan House of Commons, pp. 146-147.
(27)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 43; P. W. Hasler, ed., The House of Commons, 1558-1603, vol. 1, p. 49.
(28)J. Loach, Parliament under the Tudors, p. 30.
(29)J. E. Neale, The Elizabethan House of Commons, p. 145.
(30)Stanford E. Lehmberg, The Reformation Parliament, 1529-1536, p. 30; J. Loach, Parliament under the Tudors, p. 29.
(31)S. T. Bindoff, ed., The House of Commons:1509-1558, vol. 1, p.14.
(32)J. E. Neale, The Elizabethan House of Commons, pp. 137,147,156,159-174,201-202, 224-226,263.
(33)P. W. Hasler, ed., The House of Commons, 1558-1603, vol. 1, p. 62.
(34)J. Loach, Parliament under the Tudors, p. 159.
(35)G. R. Elton, Tudor Constitution: Documents and Comment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49.
(36)P. W. Hasler, ed., The House of Commons, 1558-1603, vol. 1, p. 58.
(37)J. E. Neale, The Elizabethan House of Commons, p. 147.
(38)J. E. Neale, The Elizabethan House of Commons; Elizabeth I and Her Parliaments, 2 vols., London: St. Martin's Press,1953-1957.
(39)埃尔顿详细描述了枢密大臣威廉·塞西尔在1571、1572、1586、1589年四届议会上“精心安置”议员的行为(G. R. Elton, The Parliaments of England, 1559-158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13)。位于王室领地上的新选邑包括：亨利八世时期的纽波特、查梅福德、格拉彭、波塞尼、萨尔塔什、威斯特卢、兰开斯特、埃斯特卢、利物浦、塞特福德、威根、普雷斯顿；爱德华六世和玛丽一世时期的阿尔德巴勒、里彭、内尔兹巴勒、巴勒布里奇、希海姆弗雷尔斯；伊丽莎白时期的克利瑟罗、斯托克布里奇、萨德伯里、牛顿等等；王畿（非王室领地，但受王室控制）内的新选邑包括班伯里、汤顿、比绍普斯堡等；洛赫指出，政府对这些城市的选举历来十分“关注”(C. Coleman and D. Starkey, eds., Revolution Reassessed, pp. 131-132)。
(40)M. A. R. Graves, The House of Lords in the Parliaments of Edward VI and Mary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84, f. 3; The Tudor Parliaments: Crown, Lords and Commons, 1485-1603, London: Longman Inc., 1985, p. 113.
(41)A. F. Pollard, The Evolution of Parliament,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mpany, 1926, p. 159.
(42)M. A. R. Graves, Elizabethan Parliaments, 1559-1601,pp. 91-92.
(43)M. A. R. Graves, Elizabethan Parliaments, 1559-1601, p. 89.
(44)Norman Jones, "Parliament and the Political Society of Elizabethan England," in Dale Hoak, ed., Tudor Political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28-229; Mary Dewar, ed., De Republica Anglorum by Sir Thomas Smith, Bristo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64-77.
(45)Statutes of the Realm, vol. 4, 5. Eliz. I,c. 14.1, p. 443; 13 Eliz. I, c. 8.4, p. 342; David Dean, Law Making and Society in Late Elizabethan England,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5; Sir Simonds D'Ewes, A Compleat Journal of the House of Lord and House of Commons throughout the Whol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 London, 1708, pp. 660-661.
(46)David Dean, Law-Making and Society in Late Elizabethan England, p. 18; Sir Simonds D'Ewes, A Compleat Journal of the House of Lord and House of Commons Throughout the Whol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 p. 631.
(47)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13.
(48)Norman Jones, Parliament and the Political Society of Elizabethan England, in Dale Hoak, ed., Tudor Political Culture, p.238; T. E. Hartley, ed., Proceedings in the Parliaments of Elizabeth I, 1558-1581,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1,pp. 33-34; Sir Simonds D'Ewes, A Compleat Journal of the House of Lord and House of Commons Throughout the Whol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 p.524.
(49)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45.
(50)David Dean, Law-Making and Society in Late Elizabethan England, p. 18.
(51)David Dean, Law-Making and Society in Late Elizabethan England, 1996, pp.16-17; Sir Simonds D'Ewes, The Journals of All the Parliaments during th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 London, 1682, pp.489-490, 646.
(52)David Dean, Law-Making and Society in Late Elizabethan England, p. 15.
(53)J. H. Hexter, Parliament and Liberty: From the Reign of Elizabeth to the English Civil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88; T. E. Hartley, ed., Proceedings in the Parliaments of Elizabeth I: vol. I,1558-1581, pp.225-226.
(54)Norman Jones, Parliament and the Political Society of Elizabethan England, in Dale Hoak, ed., Tudor Political Culture, p.237; T. E. Hartley, ed., Proceedings in the Parliaments of Elizabeth I: vol. I,1558-1581, p. 126.
(55)Edward Coke, The Fourth Part of the Institutes of the Laws of England: Concerning the Jurisdiction of Courts, London, 1644, p.14.
(56)David Dean, Law-Making and Society in Late Elizabethan England, p.17; Mary Dewar, ed., De Republica Anglorum by Sir Thomas Smith, p. 79.
(57)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58)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62.
(59)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 11.
(60)B. Wilkinson,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Ltd., 1964, p. 289.
(61)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 54.
(62)J. E. Neale, The Elizabethan House of Commons, p. 25.
(63)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 24.
(64)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 30.
(65)在1584年哈福德郡选举中，候选人亨利·科宁斯比遇上了承诺者中途变卦的情况，尽管后者在选举举行之前就来信告知并深表歉意，但他仍对此“背叛”行为不能容忍。他在复信中斥责道：“如果你们的承诺如此廉价，言而无信，朝三暮四……我要郑重地告诉你们，永远不要再指望我做你们的朋友或与你们交往。”(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30)1588年，白金汉郡乡绅约翰·坦普尔答应福蒂斯丘先生支持其提名人后，又接到格雷·希尔顿爵士的来信，让他支持另一个候选人，考虑到格雷·希尔顿是他“首先应该效忠的人”，约翰·坦普尔只好改变支持对象，并致函福蒂斯丘请求原谅。但后者非但不予谅解，反而斥责约翰·坦普尔是“毫无君子之风”的“不义之徒”。(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 64)
(66)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 25.
(67)J. Loach, Parliament under the Tudors, p. 151.
(68)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p. 29-30.
(69)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 28.
(70)S. T. Bindoff, ed., The House of Commons: 1509-1558, vol. 1, p. 92.
(71)J. Loach, Parliament under the Tudors, p. 26.
(72)J. E. Neale, The Elizabethan House of Commons, pp. 143-144.
(73)A. D. K. Hawkyard, "The Enfranchisement of Comsttuencies, 1504-1558," Parliamentary History, vol. 10, 1991, p. 20.
(74)J. Loach, Parliament under the Tudors, p. 50.
(75)“乡绅入侵”现象早在14世纪即已出现。金雀花王朝（1216-1399年）早期议会的城市代表中，就有一部分并非市民。(R. Butt, A History of Parliament: The Middle Ages, London: Constable & Company Ltd., 1989, p. 584)15世纪这种现象更为普遍，以至有史家认为，“可以说议会成分发生了革命”。(M. McKisack, 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 The Fourteenth Centu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13)1422年议会召开之际，几乎每个选邑派出的议员中都有并非出自本市者。(J. S. Roskell, The Commons in the Parliament of 1422,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 48-49)1440年，“乡绅入侵”的比例达到30%。(David Loades, Tudor Governmen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7, p. 39; A. R. Myers, "Parliament 1422-1509," in R. G. Davies and J. H. Denton, eds., The English Parliament in the Middle Ag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1, p. 163)1478年，在代表100个选邑的202名议员中，至少半数以上是乡绅。(M. McKisack, 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 The Fourteenth Century , pp.106-116)在爱德华四世时期的全部城市议员中，乡绅所占比例超过了50%。(J. S. Roskell, The Commons in the Parliament of 1422, p. 113; C. Coleman and D. Starkey, eds., Revolution Reassessed, p. 121)
(76)J.H. Hexter, Parliament and Liberty: From the Reign of Elizabeth to the English Civil War, p. 90; T. E. Hartley, ed., Proceedings in the Parliaments of Elizabeth I, 1558-1581, p. 238.
(77)David Dean, Law-Making and Society in Late Elizabethan England, p. 14.
(78)J. H. Hexter, Parliament and Liberty: From the Reign of Elizabeth to the English Civil War, p. 90.
(79)Norman Jones, "Parliament and the Political Society of Elizabethan England," in Dale Hoak, ed., Tudor Political Culture, p. 237; T. E. Hartley, ed., Proceedings in the Parliaments of Elizabeth I, 1558-2582, p. 230.
(80)关于宗教改革对议会地位提高的影响，参见刘新成：《英国议会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I. Archer, "The London Lobbies in the Later Sixteenth Century,"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31, no.1, 1988, pp. 27-28, 39
(81)J. Loach, Parliaments under the Tudors, p. 86.
(82)1559-1581年，议会立法221件，而同期审议的提案高达885件。(G. R. Elton, The Parliaments of England, 1559-1581, p. 52)爱德华六世(1547-1553)、玛丽一世（1553-1558）和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时期，立法与议案之比分别是36:100、 45:100、 28:100。M. A. R. Graves, The Management of the Elizabethan House of Commons, Parliamentary History, vol. 2, 1983, p. 14.
(83)T. Vardon and T. E. May, eds., 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vol. 1, London, 1803, p. 90; T. E. Hartley, ed., Proceedings in the Parliaments of Elizabeth I, 1558-1581, pp. 208, 253, 531, 533,545; 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Lords, vol. 2, London, 1846, pp. 161,163.
(84)I. Archer, The London Lobbies in the Later Sixteenth Century,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31, no.1,1988, pp. 25, 38.
(85)T. Vardon and T. E. May, eds., 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vol. 2, pp.1-2,8,12,18-21; 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Lords, vol. 1, pp. 418,421; I. Archer, The London Lobbies in the Later Sixteenth Century,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31, no.1, 1988, p. 21.
(86) I. Archer, The London Lobbies in the Later Sixteenth Century,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31, no. 1,1988, pp. 21, 38; T. E. Hartley, ed., Proceedings in the Parliaments of Elizabeth I, 1558-1581, p. 372.
(87)Sir Simonds D'Ewes, The Journals of All the Parliaments during th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 pp. 518, 520
(88)G.R. Elton, The Parliaments of England, 1559-1581, p. 84; T. Vardon and T. E. May, eds., 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vol. 1, pp. 76-78.
(89)I. Archer, The London Lobbies in the Later Sixteenth Century,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31. no.1,1988, p. 21.
(90)S. T. Bindoff, ed., The House of Commons: 1509-1558, vol. 1, p. 57.
(91)J. Loach, Parliament and the Crown in the Reign of Mary Tudor, p. 35.
(92)G. R. Elton, The Parliaments of England, 1559-1581, pp. 85, 264.
(93)G. R. Elton, The Parliaments of England, 1559-1581. p. 77.
(94)J. Loach, Parliament under the Tudors, p. 18.
(95)A. D. K. Hawkyard, "The Enfranchisement of Constituencies, 1504-1558," Parliamentary History,vol. 10, 1991, p. 18.
(96)参见刘新成：《都铎王朝的经济立法与英国近代议会民主制的起源》，《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97)S. T. Bindoff, ed., The House of Commons: 1509-1558. vol.1, p. 78; vol. 2, p. 177.
(98)J. H. Hexter, Parliament and Liberty: From the Reign of Elizabeth to the English Civil War, pp. 104-106.
(99)P. W. Hasler, ed., The House of Commons, 1558-1603, vol. 1, p. 47.^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6期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京)2008年2期第186～198页
【作者简介】刘新成，历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037）
| 【内容提要】 | 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史学家总是极力探究其发生原因，对于17世纪英国革命亦如是。既然这场革命以议会与王权冲突的形式发轫，此前都铎时期的议会便被视为蕴藏着革命发生原因的“富矿”，都铎议会选举中的“异常现象”——“乡绅入侵”也成为研究者谈论不已的热门话题。众说纷纭中虽不乏卓见，也有“误读”存焉。本文拟对“乡绅入侵”试作分析，重行解读都铎议会选举中发生的这种“异常现象”。 |
1413年英国议会法规定，各选区选举人和被选举人必须是“本地”居民。①1445年议会再次颁布法律，重申城市议员须“出自本地居民”的原则。②尽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城市选举的结果却常常与之相悖，许多城市议员并非本地市民，而是外地乡绅，这一现象即被称为“乡绅入侵”(gentry invasion)。
“乡绅入侵”的社会基础是中世纪的遗存——领主附庸关系。16世纪时，这种关系已经与封土无关，亦不具有法权性质，但是起着社会纽带作用，主从双方互相承担无形的责任与义务。领主通常是贵族和官员，附庸则是经济富足但社会政治地位亟待提升的乡绅。后者仰赖前者的荫蔽，前者则通过提携后者炫耀权势，扩大社会影响。这种关系比较松散，附庸随时可能改换门庭，这样会使领主感到颜面无光，所以领主总是想方设法满足附庸的要求，提携其为议员便是安抚他们的方法之一。
领主为附庸寻找议员席位的最理想地点是城市，因为许多领主拥有城市议员提名权。领主提名权的来源有三。其一，在那些位于贵族领地上而尚未实现完全自治的城市里，贵族特权得以保存，其中就包括议员提名权。德文伯爵领地上的普利斯顿市和威洛比勋爵领地上的牛津市等都属于这种情况。埃尔兹伯里市位于帕金顿伯爵领，该市1572年议员登记表背面书有这样的文字：“本人，多罗西·帕金顿女伯爵，埃尔兹伯里市的领主和拥有者，郑重推荐忠诚的托马斯·利奇菲尔德和乔治·伯德两位先生为该市议员。”③其二，有些贵族用出让土地或提供资金的方式换取议员提名权。拉特兰伯爵把市郊一块地产赠予东雷特福市，1586年该市致函伯爵：“承蒙惠赠，感激曷胜。兹请为本市举荐议员一名，倘获慨允，本市民众将深感荣幸。”④奇切斯特家族将庄园城堡卖给巴恩斯特布尔市，随后也取得了该市的议员提名权。⑤甚至在城市投资办学也可以换取议员提名权。其三，通过担任城市“总管事”(High Steward)获取议员提名权。16世纪，伴随经济的发展，申请自治的城市日益增多，为顺利得到国王的批准，城市往往要请达官贵人代为向国王呈递请愿状，而国王在批复诏书中就会封这位达官贵人为该市“总管事”。有些古老城市因对议会缺乏兴趣，其派遣议员权长期闲置以致废止，这些城市若想恢复权利，也要请达官贵人代为申请，达官贵人因此而成为“总管事”。还有些高官显宦，因利用职权为城市进言办事，也成为了城市的“总管事”。“总管事”虽非行政实职，但在该市享有某些特权，其中就包括1-2名议员提名权。⑥都铎时期，城市“总管事”提名议员的情况非常普遍，例如1584年，伊丽莎白一世的远亲凯里为纽波特、雅茅斯和新镇三市向女王请求自治，获准后他在这三个城市各获得1名议员提名权。1601年凯里致函雅茅斯市，“请你们一如既往地把选举令状交给我，以便我为你们填报最佳人选。”⑦同年他还写信给新镇市，称“由于我的从中斡旋，你市的种种诉求方得以实现，所以应将你市空白选举令状寄给我，以便我推荐合适人选。⑧1584年莱斯特伯爵函告安多弗市，“因为我是你市‘总管事’，所以我坦诚地要求给予我一名议员提名权……假若你们愿意把另一名额也给予我，我将十分感谢。”⑨兰开斯特公爵领的大法官(Chancellor)托马斯·哈尼哥是索尔兹伯里市的“总管事”，他在1593年致该市的信函中写道，议会即将召开，“由于我是本市官员并对这个城市满怀热忱，因此请允许我——一个真诚希望本市繁荣昌盛的人——提名一名议员，我将选择一位信仰虔诚、当之无愧的议员，就像你们自己选出的人一样适合为本市服务。”⑩
尽管城市承认达官显贵的议员提名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同意他们提名外地人担任城市议员，因为这种做法与法律相抵牾。所以，当领主将其乡绅附庸推荐为城市议员时，常常会遇到阻力。1558年剑桥市向“总管事”诺福克公爵表示，他们实在无法接受后者的推荐，因为只有本市市民才能当选该市议员。(11)莱斯特伯爵提名的候选人在雷丁、大雅茅斯和金斯林三市都被抵制。(12)1581年，坎特伯雷市迫于压力不得不接受一名外地议员，但随即便做出了“下不为例”的决定。(13)拉特兰伯爵在格兰瑟姆、诺威奇主教在大雅茅斯、亨廷顿伯爵在莱斯特也都有过铩羽而归的经历。(14)城市抵制“乡绅入侵”大抵出于两个理由：其一是“不甘其辱”，如约克市就曾宣布：“像本市这样历史悠久的城市，如果选个外乡人作为议会代表，那简直是奇耻大辱”(15)。其二是认为外地人不了解本市情况，以此为由的多为新兴工商业城市，如赫里福德市就曾“发誓坚拒外地人”。(16)一般来说，城市越大，乡绅越难“入侵”，伦敦、布里斯托尔、巴斯、勒德洛和武斯特等市就从未选过乡绅议员，约克市和索尔兹伯里市也仅只出让过一次议席。
但是从“乡绅入侵”的严重程度来看，多数城市不会拒绝贵族的提名。这里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方面的考虑。城市议员出席议会期间的全部费用，包括每人每天2先令生活补贴、差旅费、注册费、提案成本费等等，均须由城市负担。1558年埃克斯特市为其一名议员支出的会议费用多达59英镑13先令4便士。遇到“宗教改革议会”（1529-1536年）那样为时漫长的议会，城市为每名议员支出的费用可能超过70英镑。(17)这对于中小城市，比如年基金收入不足50英镑的邓威奇市或是连每年应向国王缴纳的26英镑税金都支付不起的贝德福德市来说，确实是难以承受的负担。(18)而“入侵”的乡绅却不向城市索要分文。1539年南安普敦伯爵向吉尔福德市推荐候选人时特别声明，该候选人如果当选，将无需该市任何补贴，于是该市欣然接受了他的推荐。1550年代拉特兰伯爵为林肯市提名的议员也总是表示“无偿为该市服务”，结果该市不仅出让了议员提名权，还向伯爵馈赠礼品以示感谢。(19)奇切斯特家族推荐的乡绅担任巴恩斯特布尔市议员长达20年之久，后者反而因长期“减少一名议员负担”而对其深怀感激。(20)米涅海德市长期以来一直靠自掏腰包的乡绅担任市议员，1601年当他们不得不自选议员并负担费用时，竟然不知所措。(21)
但是，并非所有穷困城市都甘愿接受乡绅的“入侵”。1535年，林肯市一名市民议员“出于对该市的热爱和激情”，自愿将津贴从11镑3先令4便士减少到7镑。出席亨利八世第一届议会的怀康布市市民议员宣布不要津贴。(22)雷丁市尽管也在穷困之列，但还是在1539年作出了每届议会必须选一名市民出席议会的决定。(23)南安普敦因经济衰落，曾多次请求女王减免年租，但并未因此放弃议会出席权，1509-1558年该市选派的11名议员中，只有一名来自外地。(24)以上事实表明，“穷困”并不能必然地让这些城市出让提名权，他们接受“乡绅入侵”应该是另有苦衷。
这个“苦衷”就是不敢违抗权贵。以下事例很有代表性。蒙哥马利伯爵曾威胁卡斯尔镇镇长：“如果你们不选择（我推荐的）普利先生……别以为我会不在乎……今后你们有求于我时，我会以牙还牙的！”(25)1563年兰开斯特公爵领上的城市利物浦拒绝接受公爵领大法官提名的人选，大法官当即宣布要对该自治市的合法性进行审查。(26)1572年登比市在选举结束后才接到莱斯特伯爵的推荐信，因此无法从命。然而伯爵勃然大怒，不仅下令该市重新选举，而且斥责说：“要知道，我是你们的领主！你们岂能对我如此无礼……假如你们不选我指定的人，别指望我今后善待你们。”(27)对于骄横的高官显贵，城市当局常常显得无可奈何。1553年斯坦福市已经将两个提名权分别给予了两位贵族，但又收到某大臣要求提名议员的信件，这让他们“深感为难”。同年，后来升任首席大臣的威廉·塞西尔要求在格兰瑟姆市提名两名议员，但该市此前已把一个提名权出让给了拉特兰伯爵，所以只好在表示“完全赞成”塞西尔提名的一个人选的同时，诚惶诚恐地为未能完全满足其要求而深表歉意。(28)1586年东雷福特市市政会议给拉特兰伯爵的回函，代表了大多数城市当局面对权贵压力的态度：“经过反复斟酌和慎重考虑，我们认为在（议员提名）这件事以及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上，必须充分满足您的要求。所以，只要您愿意选择或提名，我们一定遵命。”(29)
都铎时期，地位显赫的大贵族往往控制众多选邑。如历代诺福克公爵先后获得了刘易斯、肖拉姆、布兰伯、赖盖特、霍尔舍姆、金斯林、卡斯尔雷辛、大雅茅斯、斯特宁和加通10个选邑的议员提名权。(30)温切斯特主教控制着汤顿、当顿和欣登三个城市的议员选举。(31)伊丽莎白时期权倾一时的莱斯特伯爵曾在安多弗、普尔、南安普敦、雅茅斯、登比、考文垂和利奇菲尔德7个城市提名议员。埃塞克斯伯爵一度兼任伊普斯威奇等12个城市的“总管事”，并掌握所有这些城市的议员提名权。(32)贝德福德伯爵的势力范围包括康沃尔、德文和多塞特三个郡，三郡许多城市的选举都被他控制，1559-1584年的五次议会选举中，由他指定的议员人数分别为24名、29名、30名、35名和20名，占三郡市议员总数的39%、44%、43%、49%和26%。(32)1597年下院有近30名议员是枢密大臣罗伯特·塞西尔的附庸，1601年他为了运送其附庸议员赴会甚至需要借用两艘船只。(34)
都铎时期，“乡绅入侵”的程度十分严重。按规定，下院中乡绅与市民之比应为1:4，实际情况却是4:1。(35)伊丽莎白时代（1558-1603年）的10次选举中，平均有66%的城市议席被乡绅所“侵占”。(36)1584年下院议员总计447人，按规定其中应有357人是来自城市的市民，但实际上市民只有53人。(37)
二
对于都铎时期“乡绅入侵”如此严重的原因，西方学者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贵族政治论”。这种解释来自英国“辉格史学”的正统学说，将议会视为政治斗争的舞台，将“乡绅入侵”视为高官显贵（甚或王室）结党的表现，其目的是在议会中结成政治集团，以争取自己在政治斗争中的优势。(38)第二种是“政府管理论”。这种解释属于“修正史学”，持这种看法的学者从“修正”正统学说出发，认为都铎时期的议会并非政治斗争场所，而是立法机构，其中心任务是制定法律；为提高立法效率并在立法中贯彻君主的意志，政府希望下院以律师、官吏等“高素质”人士为主体；而“乡绅入侵”就是政府为遴选“高素质”人士担任下议员而采取的必要措施。为佐证其观点，修正派学者不仅指出多例“乡绅入侵”与枢密大臣直接插手选举有关，而且指出，出让提名权的多是在王室领地或王畿之内新近设立的新选邑，这说明，“较之谋求提携附庸的贵族和渴望参与国家政治的乡绅，国王对新选邑的需求更为迫切”，因之可以断定，“乡绅入侵”乃是政府的“管理行为”。(39)
以上两种解释似乎不无道理，但深究就会发现，二者均无充足的论据。
从都铎王朝议会史料中，迄今未能发现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下议员的当选背景与其议会表现之间的联系，因此不能断定贵族举荐的乡绅一定会在议会中贯彻贵族的政治意图。换言之，正统派学者主张的“贵族政治论”具有明显的推测性质。新西兰史学家格雷夫斯据此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他认为附庸议员只是领主“形式上的盟友”，“他们未必按照（领主的）愿望表态或表决。都铎议会中没有‘政党的仆从’，他们仍是有独立意志的个人”。(40)
修正派学者将“国王积极设置新选邑”作为重要论据，但是史料同样不足以证明这一点，相反倒有材料表明，当时君主对大批设置新选邑并不满意。1579年纽瓦克市的选邑申请被伊丽莎白女王断然拒绝，因为她“认为选邑已经太多，正在考虑取消一些”。(41)此事发生在女王在下院的主要代理人威廉·塞西尔转入上院、政府急需在下院安置新代理人之际，因此与“政府积极设置新选邑、鼓励‘乡绅入侵’以便安插代理人”的修正派解释正好相悖。事实上，伊丽莎白女王对“乡绅入侵”很不以为然。1571年枢密院致信地方官员，称女王陛下希望选举了解当地实际情况又善于建言献策的本地人为议员，言外之意即鼓励选举本市市民，而不赞成选举外地乡绅。(42)1597年枢密院重申女王这一意向，责令郡守务必选择能为“本地服务的合适人选”，并且声称，对于违旨抗命者将追究责任。(43)
既然“贵族政治论”和“政府管理论”均因论据不足而难以成立，那么可以说，西方学者对“乡绅入侵”这一都铎时期议会选举中“异常现象”的解释乃是对历史的“误读”。之所以发生“误读”，是因为他们往往以发现17世纪革命原因为目的，用现代政治学理论解读都铎时期的议会选举，而忽视了英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那么，都铎时期“乡绅入侵”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笔者以为，解答这一问题，需要返回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正确理解都铎时期下议员的身份和议会选举的性质。
在都铎时期，下议员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地位。这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下议员被视为“替天行道”的上帝代言人。16世纪的议会仍是全国最高法庭，下议员兼有法官和律师(lawyers)的身份。按照时人的政治理念，各级法官或律师都是上帝派遣到人世间来主持正义的。伊丽莎白时代的政论家托马斯·史密斯则认为，上帝把世人分为两种：权力阶层和劳工阶层。构成下议员主体的乡绅和市民属于权力阶层，他们被上帝赋予了统治劳工阶层、管理社会的责任，他们出席议会就是为了履行这一责任。(44)某些细节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在下院创议的法案中，“秉承上帝意志”、“依据上帝的律法”、“不制定该法律，上帝的怒火将会降临这块土地”等字眼频繁出现。(45)议员们常常以“问心无愧”(be on one's conscience)自励，而在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字典里，所谓“问心无愧”即指主动自觉地奉行上帝的旨意。(46)其次，君主不遗余力地褒扬下议员。国王的“议会召集令”每每称下议员为“明智、通达、博学之士”。(47)有“铁腕女王”之称的伊丽莎白一世也曾让上院议长向下院转达其心意：“虽然对议会讨论的所有事情女王都可以独断专行，但是出于对下院耆老贤达的充分信任，她不愿就任何未经下院认真审议和充分辩论的重要事项作出决定。”(48)伊丽沙白还经常表示，下议员乃是“国家栋梁”，(49)他们与政府大臣共同构成君主的“左膀右臂”。(50)再次，与君主的期许和社会的尊崇相应，下议员们也自视甚高。由于他们掌握制定法律的权力，而法律是用来约束全体臣民的，于是他们便认为自己的地位高于“被约束的下等人”；(51)他们自诩为“雕琢”法律的“能工巧匠”和疗治国家创伤的“良医”，(52)擅长“慎思明辨”，因此是出席议会“这样庄严隆重会议”的合适人选。(53)1566年，下院议长甚至在下院会议上宣称，下院的议员们是“在女王陛下的花园中盛开的奇葩”。(54)
都铎时期的下议员也具有人民代表的身份，但是他们的代表性与现代议员的代表性不同。简而言之，他们作为“社会贤达、民族精英”，是代表英国国民形象和整体利益的，而不是作为部分民众的代言人仅仅代表这部分民意。都铎时代的人对此有着非常清晰的描述。1593年曾担任下院议长的著名政论家爱德华·科克说：“虽然议员由各个选区推选，但是一经推选出来并出席议会，他们就是为整个国家服务的。因为，正如‘议会召集令’所说的，议员是出于为公众谋利益的目的参加议会的。”(55)托马斯·史密斯则指出，在议会中，下院议员与上院议员相互配合，反映“英国民众的整体心声”。(56)
都铎时期议员的这种身份决定了选举的性质。既然议员的基本属性是“社会贤达、民族精英”，选举便以“拔尖选优”为宗旨。正如史学家基什兰斯基所言，都铎时期的议会选举与其说是选举(election)，毋宁称之为“选拔”(selection)。(57)为保证“选拔”质量，都铎时期的选举奉行“Free Election”原则。“Free Election”一词可以译为“自由选举”，但是15世纪和16世纪的“自由选举”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选举并不相同。“free”虽然是“强迫”的反义词，但其更主要的含义是“发自内心的”、“慷慨的”，与“election”搭配则转义为“无可争议的选举”或是“一致赞成”。也就是说，这里的“自由”是有特定意义的，即“非全票通过”就含有“强迫”反对者接受选举结果的意味，因此是“不自由”的；而所谓“自由选举”，就应当是“一致赞成”选举的结果。(58)1604年萨福克伯爵责令萨弗仑沃尔登市民选举其附庸，明明是“强迫”，却又让市民们“give free consent”，这里“free”的意思显然不是“自由”，而是“一致”。(59)
都铎时期议会选举名为“自由”、实为“一致”的实质，给所有涉事者都造成心理压力。对主持选举者而言，1406年议会法规定，保证“一致通过”是郡守的职责，(60)这意味着郡守必须千方百计使选民的意见高度统一，否则就可能导致选举无效。1597年约克郡的选举“不幸”陷入了选民对立局面，约克大主教便禀报枢密大臣，说主持选举的郡守“像毛头孩子一样不称职”。(61)对选民而言，他们丢下工作专程赶到郡府参加选举，如果选举无效，不仅这次奔波成了“无用功”，今后重新选举还得再奔波一次，这是他们极不情愿的。对候选人而言，能否“全票”当选更是兹事体大。既然“下议员”已成为公认的身份地位“符号”，那么能否当选便关乎个人的名声和荣誉。1601年候选人哈林顿声称，如不能当选便无颜面对父老乡亲，唯有远走他乡，看来并非虚言。(62)甚至“非全票当选”都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被人瓜分选票无异于名誉受到玷污，即使当选也脸上无光。曾有候选人放言：“我虽对郡议员梦寐以求，但绝不愿为此伤和气。”(63)所谓“伤和气”，就是出现竞争对手。现代选举中的“竞选”，在都铎时期的人看来实在有失体面。
试以郡选举为例，剖析其运作模式。由于在所有涉事者中，候选人的心理压力最大，因此他们行事最谨慎，只有在充分进行私下沟通并对得票率确有把握之后，他们才会公开其参选意向。最常用的沟通方式是私人通信。1584年选举前夕亨利·科克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我知道自己在本郡的声望尚不足以在如此重要的角逐中稳操胜券，因此恳请您助一臂之力。”(64)收信人通常会复信表态；如果应允支持对方，选举时肯定恪守承诺，因为在当时上流社会中，言而无信为人所不齿。(61)最主要的沟通对象是本郡贵族。其原因，一者自中世纪以来，贵族一直享有提名政府官吏的特权，而都铎时期下议员亦被视为官吏的一种，所以依照惯例，贵族可以在郡选举中提名候选人；二者作为当然的上院议员，他们在下议员选举中态度超脱；三者更重要的是，贵族拥有大量地产，因而能操纵众多佃农选票。同时，在等级分明的16世纪，处于社会最上层的贵族在地方上往往有着一言九鼎的威势，不仅主持选举的郡守会秉承贵族的指示安排选举事项，为其提名人创造条件，而且普通选民也会盲目追随贵族，对其提名人投票赞同。因此，正如枢密院指出的，各地“头面人物的尽心尽力”乃是郡选举顺利进行的关键。(66)既然贵族的支持是获得选举成功最重要的保证，候选人便把向贵族请托作为竞选的关键一环，而领主—附庸关系是他们请托的基础。出于对附庸的宠信，贵族受托之后往往亲自出马为之努力。1584年选举前夕，蒙塔古勋爵致信苏塞克斯郡郡守，“我想应该通知您，我和我熟识的贵族们以及众多乡绅都认为，罗伯特·塞克威尔先生和托马斯·沙利先生最适合担任（苏塞克斯郡议员）……请将我的意见转告选民们。”(67)同年，安东尼·高迪在给其同胞兄弟巴辛鲍尼的信中写道：“我谨代表威廉·德鲁里并以我个人的名义，请你出面动员萨福克郡所有你能动员的自由地持有者（支持我所提名的候选人），我会为你如此善待我的朋友而衷心感激你。”(68)1603年选举前夕，出身于北安普敦的枢密大臣罗伯特·斯潘塞表示：“（某君）和我深怀桑梓之情，如蒙家乡父老错爱，将（提名候选人）的权利授予我们，我们必当不负重托。”他的请求显然得到了满足，因为不久他即为此再次致信家乡父老表示感谢。(69)一旦贵族提名候选人，此后的选举过程就成了过场戏。如此，许多地方的议席都被本地贵族所把持，予取予求，如臂使指。如格洛斯特郡的议席由武斯特伯爵和钱德男爵控制，1509年至1558年当选的13名郡议员全部出自他们提名。(70)再如兰开斯特郡，1529年至1601年该郡两个议席一直由格雷和哈斯廷斯两大家族分享。(71)
城市选举与郡选举是同一模式，只是郡选举中的附庸（候选人，多为本地乡绅）——郡守——领主（贵族）“轴心”，变成了附庸（候选人，外地乡绅）——市长——领主（贵族）“轴心”。有意参选者同样需要首先进行“私下沟通”，方式同样是写信请托。某乡绅曾致函赫里福德郡的枢密大臣克罗夫特，“我……属意下院席位，因此不揣冒昧，谦恭地请求您提携，请在贵郡您认为适当之处提名我为市议员。”1586年乡绅巴奇纳尔写信给拉特兰伯爵：“如果您手中还有某市议员提名权的话，我恳求您记着我，因为我对此期望已久。”(77)1558年，乡绅尼古拉斯·莱斯特兰奇先是谋求剑桥市的议席，但未能如愿，于是向其领主、第四代诺福克公爵求助。诺福克公爵为满足其要求，先想方设法使卡斯尔雷辛市成为选邑，而后利用自己因此而获得的该市议员提名权将其选入议会。(73)1601年，乡绅爱德华·伦顿在写给枢密大臣罗伯特·塞西尔的信中说：“恳请阁下拨冗致函（威康布市）市政会议，让他们推选我为该市议员。因为，尽管（有人说我是）诺里斯的追随者，但是阁下明鉴，我对阁下忠心耿耿，从未追随他人。”(74)通常在这样写信请托之后，与郡选举过程相似的选举“过场戏”就开演了，于是出现了本文第一部分描述的“乡绅入侵”的结果。
综上所述，在都铎时期，贵族的提名举荐是保证议员质量和选举过程顺利的唯一可靠的“选举”方式。正由于其可靠性，因此尽管这种方式与法律规定的“议员须出自本地居民”相抵牾，二者仍能并行不悖。况且，“出自本地”的规定实质上是为了使议会税得到各地代表的认可，从而有利于征收。而经验证明，自14世纪以来，虽然外地议员代表城市的情况频频出现，(75)但从未出现有碍议会税征收的情况。所以，硬行坚持“出自本地”原则事实上已无必要。总而言之，外地乡绅作为城市代表出席议会这一现象，如果放在都铎时期政治文化的背景下来审视，完全是正常的现象，称之为“入侵”并且视之为“异常”，乃是出于现代政治理念对这一历史现象的“误读”。
三
然而，正常现象中未必没有潜藏的危机。
危机起源，还是议员代表性问题。如前所述，都铎时期下议员的属性是代表全体国民的“社会贤达、民族精英”，而不是“某些地方选民的代言人”。但是，“全体国民”只是抽象的概念，“地方选民”却是真实的存在。身为“某市议员”，即使不必对该市选民负责，议员自己肯定也会有“该市民众代表”的自我意识。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在下院辩论时，议员经常声明，自己所言并非“一己之见”，而是代表“一方民众”，挟选区或选民以自重。(76)1584-1585年议会中，某议员提交议案时特别强调，该议案乃是应某些地区民众之吁请而提出。1593年议会税方案出台后，许多议员代表“家乡父老”抱怨负担过重。1601年，在就一份有争议的议案组建专案委员会时，枢密大臣罗伯特·塞西尔力主让伦敦市议员参加，因为他料定，此议案事关伦敦市利益，若不充分听取该市议员意见，该议案在通过或贯彻过程中势必遇到麻烦。(77)凡此种种，皆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初步具有了议员乃“地方民意代表”的概念。因此，选民寄希望于议员在议会中反映地方民意，也是顺理成章。再者，议员是作为“高素质”的“社会贤达”和“民族精英”被推选出来的，而当时所谓“高素质”，不仅仅是德高望重，声誉卓著；也不仅仅是饱读诗书，学识丰富；更重要的，还必须洞明世事，体察民情。1593年，米德尔塞克斯郡议员罗伯特·罗斯以“缺弦的琴奏不出悦耳的音乐”做比喻，表达他对议员整体素质的希望，即议员不仅要来自四面八方，所代表选区覆盖全国各地，还应该见多识广，真正了解各地方的民生民情。(78)伊丽莎白时代曾多次出席议会并热衷研究议会制度的弗朗西斯·奥尔福德议员则认为，各选区议员的搭配，应当既有满腹经纶、足智多谋之士，也有对地方事务和民生民情了如指掌的人。他说，只有这样才能满足议会立法的需要。(79)总而言之，都铎时期的议员虽非“地方民意代表”，但是无论政府还是地方民众，都对他们抱有期望，期望他们了解和反映本地社情民意，期望他们能够代表和争取本地的利益。
既然如此，由外地人担任本地议员便有所不妥。这种“不妥”，在都铎王朝以前尚不明显。而在都铎王朝，由于社会经济情况发生变化，渐渐地凸显出来。
都铎王朝正处于英国社会经济剧烈转型时期。市场空前扩大，但发育尚未成熟，管理亦不尽有序。机会空前增多，但是自由竞争和封建垄断并存，二者互相矛盾。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经营者之间，既有相互依存，又有利益冲突。这样复杂的社会经济状况，迫切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协调机制，而议会恰好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自中世纪以来，英国议会一直具有立法职能。16世纪30年代宗教改革期间，英国脱离罗马教廷，建立真正主权国家的过程始终以议会立法的形式推进，议会本身也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主权国家的化身，议会制定的法律是不容置疑的最高法，议会作为全国最高法庭，依据议会法裁决各类上诉。(80)都铎时期议会地位之高乃是空前的，议会立法也因之呈现三个特点。
其一，社会经济方面的提案和立法数量大幅增加。以1536-1545年为例，在这10年制定的全部议会法中，社会经济类立法占到75%，(81)而通常立法数不到提案总数的一半，也就是说，还有一倍以上社会经济类提案未曾进入立法程序便已“流产”。(82)
其二，议案与地方利益和群体利益密切相关。以伦敦市提交的议案为例：该市成衣制造商协会为获取充足的原料并防止进口服装竞争，于16世纪60-80年代多次提出禁止肯特和索福克两郡衣料出口的提案；(83)该市鱼商协会则提出禁止外地鱼商到伦敦市售鱼的提案；(84)该市锡鑞制品商协会提出限制本国锡出口的提案；(85)男装制造商协会、火器制造商协会和饰品制造商协会分别提出禁止该类产品进口的提案；(86)木工协会提出“禁止码头业主垄断木材进口贸易”的提案；(87)酒业协会为获得进口酒类出售权而提出“废除酒类专卖法”提案、为赚取高额利润提出废除“酒类限价法”提案；(88)为扩大销售，帽业协会提案要求“逢星期日国人必须戴礼帽”，火器制造商协会则提案要求“税金逾10镑的家庭必须置备胸甲和新式枪支”；(89)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其他地区类似议案虽不及伦敦市多，数量亦很可观。
其三，地方利益集团高度关注议会事务，为促成或抵制与之有关的立法，议会内外同时运作，相互呼应。例如，汉普郡的毛纺织工场以生产宽幅粗呢为主，工场主们对制定限制呢绒幅宽的法律极为不满，1536年该郡议员便串联其他五郡的议员，在议会上共同对该法律发起猛烈抨击。(90)再如，1553年10月7日议会开幕前夕，林肯市专门派人飞马赶至伦敦，将一份提案送交该市议员。(91)1563年约克市政府得知即将召开的议会将审议与该市利益攸关的《学徒工法案》，立即开会商议对策，并部署该市议员在会上依计行事，这次议会结果对约克市不利，于是此后10年，每逢议会召开该市都精心策划，提交要求修改该法律的议案。(92)1576年，以渔业城市拉伊市为首的28个沿海城镇联合提案，呼吁禁止外国渔民到英国入市售鱼，以保障本国渔民利益，(93)这一联合行动显然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每当议会审议社会经济法案时，议会大厅外总是聚集着众多利益相关者，他们与议员保持联络，或打探情况，或传递信息，或出谋划策，或切磋商议，有时利益不同者还会在大厅外辩论甚或冲突。地方利益集团的高度关注对议员形成巨大压力。曾有议员感叹，如果议会结束后，除让地方上承担赋税外别无所获，那他们简直“无颜面对江东父老”。
与上述特点相应，都铎时期很多申请选邑资格的城市都抱有明确的功利目的。例如毛纺织业城市德罗威奇，该市原来对议会并无兴趣，但是1534年议会颁布的“禁止个体户私自生产毛线法”使其受益匪浅，此后不久他们就递交了选邑申请并得到国王批准。牛津市与阿尔德伯里市水路相连，两市的水上运输业竞争激烈，与此相关的立法直接影响着两市运输业的命运，1571年阿尔德伯里布率先成为选邑，不久就通过议会立法扭转了竞争中的劣势。此事深深地刺痛了牛津市，几年后，当牛津的选邑申请也被批准时，市民们额首相庆。位于瓦什河两岸的波士顿和林恩也是为了争取商业竞争的优势而相继成为选邑的。(95)
抱着功利目的争取选邑资格，说明城市对议会的期望值增加。如此一来，城市议员肩负的责任加重，对他们的责任心和能力的要求也随之提高。都铎君主及其政府对议会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批准其征收赋税以及通过少量有关政治与宗教改革的“政府提案”，而对议员们提出的有关社会经济的“私议案”兴趣不大，所以国王常常在政府提案通过后便宣布散会，从而使大量私议案未及讨论便“胎死腹中”。在这种情况下，一份事关城市或地方团体利益的“私议案”能否被宣读、审议、表决通过并得到国王批准，完全取决于议案提交者的经验、能力和手段，包括游说政府要员、贿赂收买议员、拉帮结派、利用客观情势等等“高超的议会运作技巧”(96)更重要的是，议案提交者必须具有为争取提案成功想方设法、竭尽全力、百折不挠、在所不惜的高度责任感。而这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高度责任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该议案与提交者的切身利益紧密有关，来自于提交者对议案内容有着亲身体验和深切理解。以下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1529年，布里德波特市制绳匠们为实现垄断经营，推选本行业协会的成员弗罗克为议员，他在议会上热情洋溢地赞颂该市制绳匠“对英国造船业的巨大贡献”，痛心疾首地陈述竞争给他们造成的“无法忍受的苦难折磨”，他满怀深情的演说是如此地打动人心，结果议会通过了在该市周围5英里范围内禁止任何“外人”销售麻线、麻绳及其他麻制品的法律。(97)布里斯托尔市的商人分为两个集团，一个经营外贸运输业，一个经营小商品零售；前者与宫廷关系密切，加入了王室支持的外贸公司并在伊丽莎白统治初期获得了“专利法”的保护，该法律禁止布里斯托尔市的其他商人染指外贸业务；而后者则认为，该法律严重损害自己的利益。零售商们意识到，竞争对手之所以能够获得“专利法”的保护，与其把持着该市的议员席位有关，要想修订或废除这一法律，必须让自己的代言人进入议会。于是他们竭尽全力，终于在1571年使本行业协会的成员当选为议员，当年就在议会中成功地修改了“专利法”，极大地削弱了外贸运输业集团的垄断权。类似事例还曾发生在埃克塞特、施鲁斯伯里、切斯特和纽卡斯尔安德莱姆等城市。(98)事实说明，地方利益集团越来越重视议会选举，希望通过推选自己的代言人担任议员来捍卫自身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由外地乡绅充当“城市代表”出席议会日益显出“不妥”。
1571年，对“乡绅入侵”合法性的质疑第一次在议会中出现。有议员指出，“领主信件”主宰城市选举的状况于城市不利，不能再继续下去；有议员主张，为维护“出自本地”的法律和城市的权利，对那些选举贵族举荐的候选人的城市应予重罚。(99)尽管在这次议会上，坚持“贵族举荐制”的意见仍占上风，但是质疑之声出现以及争辩之激烈表明，已有为数不少的城市感到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乡绅入侵”已经不合时宜。
改变是迟早的事。当议会成分因此而改变，变成新的利益集团的代表们维权的阵地时，当这些代表感到，王权也在“侵犯”自己的利益时，议会与王权的冲突便不可避免。从这个角度讲，探究17世纪革命的原因，也不妨追溯到都铎时期的议会。
注释：
①Chris Given-Wilson, ed., The Parliament Rolls of Medieval England, vol. IX, 1413-1422, London: The Boy dell Press, 2005, pp.14-15.
②Anne Curry, ed., The Parliament Rolls of Medieval England, vol. XI, 1432-1445, London: The Boy dell Press, 2005, p. 499.
③④⑤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42, 47, 42.
⑥英国史学家洛赫不同意这一观点。她指出，在某些选邑拥有议员提名权的贵族和官僚，当初对于这些城市申请选邑资格非但没有助益，而且还持反对态度(J. Loach, "Parliament: A 'New Air'?" in C. Coleman and D. Starkey, eds., Revolution Reassess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p.131)。但洛赫所说的毕竟只是个别现象。详见下文并参阅A. D. K. Hawkyard, "The Enfranchisement of Constituencies, 1504-1558," Parliamentary History, vol.10,1991, pt.1, pp. 20-21.
⑦⑨J. E. Neale, The Elizabethan House of Commons, London: Jonathan Cape Ltd., 1949, pp. 136, 137.
⑧P. W. Hasler, ed., The House of Commons, 1558-1603, vol. 1,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81, p.50.
⑩M. A. R. Graves, Elizabethan Parliaments, 1559-1601, London: Longman Inc., 1987,p.91.
(11)J. Loach, Parliament and the Crown in the Reign of Mary Tudo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p. 26.
(12)J. E. Neale, The Elizabethan House of Commons, p.202.
(13)P. W. Hasler, ed., The House of Commons, 1558-1603, vol. 1, p. 51.
(14)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 48.
(15)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 32.
(16)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 32.
(17)J. Loach, Parliament under the Tudo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0.
(18)P. W. Hasler, ed., The House of Commons, 1558-1603, vol. 1, pp.48-49; S. T. Bindoff, ed., The House of Commons: 1509-1558, vol. 1, London: Secker & Warburg Publishers, 1982, pp. 30-31.
(19)J. Loach, Parliament under the Tudors, p. 30.
(20)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 42.
(21)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 43.
(22)Stanford E. Lehmberg, The Reformation Parliament, 1529-153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33.
(23)S. T. Bindoff, ed., The House of Commons:1509-1558, vol. 1, pp. 34-35.
(24)S. T. Bindoff, ed., The House of Commons: 1509-1558, vol. 1, pp. 101-102.
(25)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 43.
(26)J. E. Neale, The Elizabethan House of Commons, pp. 146-147.
(27)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 43; P. W. Hasler, ed., The House of Commons, 1558-1603, vol. 1, p. 49.
(28)J. Loach, Parliament under the Tudors, p. 30.
(29)J. E. Neale, The Elizabethan House of Commons, p. 145.
(30)Stanford E. Lehmberg, The Reformation Parliament, 1529-1536, p. 30; J. Loach, Parliament under the Tudors, p. 29.
(31)S. T. Bindoff, ed., The House of Commons:1509-1558, vol. 1, p.14.
(32)J. E. Neale, The Elizabethan House of Commons, pp. 137,147,156,159-174,201-202, 224-226,263.
(33)P. W. Hasler, ed., The House of Commons, 1558-1603, vol. 1, p. 62.
(34)J. Loach, Parliament under the Tudors, p. 159.
(35)G. R. Elton, Tudor Constitution: Documents and Comment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49.
(36)P. W. Hasler, ed., The House of Commons, 1558-1603, vol. 1, p. 58.
(37)J. E. Neale, The Elizabethan House of Commons, p. 147.
(38)J. E. Neale, The Elizabethan House of Commons; Elizabeth I and Her Parliaments, 2 vols., London: St. Martin's Press,1953-1957.
(39)埃尔顿详细描述了枢密大臣威廉·塞西尔在1571、1572、1586、1589年四届议会上“精心安置”议员的行为(G. R. Elton, The Parliaments of England, 1559-158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13)。位于王室领地上的新选邑包括：亨利八世时期的纽波特、查梅福德、格拉彭、波塞尼、萨尔塔什、威斯特卢、兰开斯特、埃斯特卢、利物浦、塞特福德、威根、普雷斯顿；爱德华六世和玛丽一世时期的阿尔德巴勒、里彭、内尔兹巴勒、巴勒布里奇、希海姆弗雷尔斯；伊丽莎白时期的克利瑟罗、斯托克布里奇、萨德伯里、牛顿等等；王畿（非王室领地，但受王室控制）内的新选邑包括班伯里、汤顿、比绍普斯堡等；洛赫指出，政府对这些城市的选举历来十分“关注”(C. Coleman and D. Starkey, eds., Revolution Reassessed, pp. 131-132)。
(40)M. A. R. Graves, The House of Lords in the Parliaments of Edward VI and Mary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84, f. 3; The Tudor Parliaments: Crown, Lords and Commons, 1485-1603, London: Longman Inc., 1985, p. 113.
(41)A. F. Pollard, The Evolution of Parliament,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mpany, 1926, p. 159.
(42)M. A. R. Graves, Elizabethan Parliaments, 1559-1601,pp. 91-92.
(43)M. A. R. Graves, Elizabethan Parliaments, 1559-1601, p. 89.
(44)Norman Jones, "Parliament and the Political Society of Elizabethan England," in Dale Hoak, ed., Tudor Political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28-229; Mary Dewar, ed., De Republica Anglorum by Sir Thomas Smith, Bristo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64-77.
(45)Statutes of the Realm, vol. 4, 5. Eliz. I,c. 14.1, p. 443; 13 Eliz. I, c. 8.4, p. 342; David Dean, Law Making and Society in Late Elizabethan England,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5; Sir Simonds D'Ewes, A Compleat Journal of the House of Lord and House of Commons throughout the Whol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 London, 1708, pp. 660-661.
(46)David Dean, Law-Making and Society in Late Elizabethan England, p. 18; Sir Simonds D'Ewes, A Compleat Journal of the House of Lord and House of Commons Throughout the Whol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 p. 631.
(47)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13.
(48)Norman Jones, Parliament and the Political Society of Elizabethan England, in Dale Hoak, ed., Tudor Political Culture, p.238; T. E. Hartley, ed., Proceedings in the Parliaments of Elizabeth I, 1558-1581,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1,pp. 33-34; Sir Simonds D'Ewes, A Compleat Journal of the House of Lord and House of Commons Throughout the Whol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 p.524.
(49)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45.
(50)David Dean, Law-Making and Society in Late Elizabethan England, p. 18.
(51)David Dean, Law-Making and Society in Late Elizabethan England, 1996, pp.16-17; Sir Simonds D'Ewes, The Journals of All the Parliaments during th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 London, 1682, pp.489-490, 646.
(52)David Dean, Law-Making and Society in Late Elizabethan England, p. 15.
(53)J. H. Hexter, Parliament and Liberty: From the Reign of Elizabeth to the English Civil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88; T. E. Hartley, ed., Proceedings in the Parliaments of Elizabeth I: vol. I,1558-1581, pp.225-226.
(54)Norman Jones, Parliament and the Political Society of Elizabethan England, in Dale Hoak, ed., Tudor Political Culture, p.237; T. E. Hartley, ed., Proceedings in the Parliaments of Elizabeth I: vol. I,1558-1581, p. 126.
(55)Edward Coke, The Fourth Part of the Institutes of the Laws of England: Concerning the Jurisdiction of Courts, London, 1644, p.14.
(56)David Dean, Law-Making and Society in Late Elizabethan England, p.17; Mary Dewar, ed., De Republica Anglorum by Sir Thomas Smith, p. 79.
(57)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58)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62.
(59)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 11.
(60)B. Wilkinson,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Ltd., 1964, p. 289.
(61)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 54.
(62)J. E. Neale, The Elizabethan House of Commons, p. 25.
(63)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 24.
(64)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 30.
(65)在1584年哈福德郡选举中，候选人亨利·科宁斯比遇上了承诺者中途变卦的情况，尽管后者在选举举行之前就来信告知并深表歉意，但他仍对此“背叛”行为不能容忍。他在复信中斥责道：“如果你们的承诺如此廉价，言而无信，朝三暮四……我要郑重地告诉你们，永远不要再指望我做你们的朋友或与你们交往。”(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30)1588年，白金汉郡乡绅约翰·坦普尔答应福蒂斯丘先生支持其提名人后，又接到格雷·希尔顿爵士的来信，让他支持另一个候选人，考虑到格雷·希尔顿是他“首先应该效忠的人”，约翰·坦普尔只好改变支持对象，并致函福蒂斯丘请求原谅。但后者非但不予谅解，反而斥责约翰·坦普尔是“毫无君子之风”的“不义之徒”。(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 64)
(66)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 25.
(67)J. Loach, Parliament under the Tudors, p. 151.
(68)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p. 29-30.
(69)Mark A. Kishlansky,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 28.
(70)S. T. Bindoff, ed., The House of Commons: 1509-1558, vol. 1, p. 92.
(71)J. Loach, Parliament under the Tudors, p. 26.
(72)J. E. Neale, The Elizabethan House of Commons, pp. 143-144.
(73)A. D. K. Hawkyard, "The Enfranchisement of Comsttuencies, 1504-1558," Parliamentary History, vol. 10, 1991, p. 20.
(74)J. Loach, Parliament under the Tudors, p. 50.
(75)“乡绅入侵”现象早在14世纪即已出现。金雀花王朝（1216-1399年）早期议会的城市代表中，就有一部分并非市民。(R. Butt, A History of Parliament: The Middle Ages, London: Constable & Company Ltd., 1989, p. 584)15世纪这种现象更为普遍，以至有史家认为，“可以说议会成分发生了革命”。(M. McKisack, 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 The Fourteenth Centu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13)1422年议会召开之际，几乎每个选邑派出的议员中都有并非出自本市者。(J. S. Roskell, The Commons in the Parliament of 1422,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 48-49)1440年，“乡绅入侵”的比例达到30%。(David Loades, Tudor Governmen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7, p. 39; A. R. Myers, "Parliament 1422-1509," in R. G. Davies and J. H. Denton, eds., The English Parliament in the Middle Ag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1, p. 163)1478年，在代表100个选邑的202名议员中，至少半数以上是乡绅。(M. McKisack, 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 The Fourteenth Century , pp.106-116)在爱德华四世时期的全部城市议员中，乡绅所占比例超过了50%。(J. S. Roskell, The Commons in the Parliament of 1422, p. 113; C. Coleman and D. Starkey, eds., Revolution Reassessed, p. 121)
(76)J.H. Hexter, Parliament and Liberty: From the Reign of Elizabeth to the English Civil War, p. 90; T. E. Hartley, ed., Proceedings in the Parliaments of Elizabeth I, 1558-1581, p. 238.
(77)David Dean, Law-Making and Society in Late Elizabethan England, p. 14.
(78)J. H. Hexter, Parliament and Liberty: From the Reign of Elizabeth to the English Civil War, p. 90.
(79)Norman Jones, "Parliament and the Political Society of Elizabethan England," in Dale Hoak, ed., Tudor Political Culture, p. 237; T. E. Hartley, ed., Proceedings in the Parliaments of Elizabeth I, 1558-2582, p. 230.
(80)关于宗教改革对议会地位提高的影响，参见刘新成：《英国议会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I. Archer, "The London Lobbies in the Later Sixteenth Century,"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31, no.1, 1988, pp. 27-28, 39
(81)J. Loach, Parliaments under the Tudors, p. 86.
(82)1559-1581年，议会立法221件，而同期审议的提案高达885件。(G. R. Elton, The Parliaments of England, 1559-1581, p. 52)爱德华六世(1547-1553)、玛丽一世（1553-1558）和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时期，立法与议案之比分别是36:100、 45:100、 28:100。M. A. R. Graves, The Management of the Elizabethan House of Commons, Parliamentary History, vol. 2, 1983, p. 14.
(83)T. Vardon and T. E. May, eds., 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vol. 1, London, 1803, p. 90; T. E. Hartley, ed., Proceedings in the Parliaments of Elizabeth I, 1558-1581, pp. 208, 253, 531, 533,545; 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Lords, vol. 2, London, 1846, pp. 161,163.
(84)I. Archer, The London Lobbies in the Later Sixteenth Century,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31, no.1,1988, pp. 25, 38.
(85)T. Vardon and T. E. May, eds., 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vol. 2, pp.1-2,8,12,18-21; 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Lords, vol. 1, pp. 418,421; I. Archer, The London Lobbies in the Later Sixteenth Century,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31, no.1, 1988, p. 21.
(86) I. Archer, The London Lobbies in the Later Sixteenth Century,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31, no. 1,1988, pp. 21, 38; T. E. Hartley, ed., Proceedings in the Parliaments of Elizabeth I, 1558-1581, p. 372.
(87)Sir Simonds D'Ewes, The Journals of All the Parliaments during th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 pp. 518, 520
(88)G.R. Elton, The Parliaments of England, 1559-1581, p. 84; T. Vardon and T. E. May, eds., 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vol. 1, pp. 76-78.
(89)I. Archer, The London Lobbies in the Later Sixteenth Century,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31. no.1,1988, p. 21.
(90)S. T. Bindoff, ed., The House of Commons: 1509-1558, vol. 1, p. 57.
(91)J. Loach, Parliament and the Crown in the Reign of Mary Tudor, p. 35.
(92)G. R. Elton, The Parliaments of England, 1559-1581, pp. 85, 264.
(93)G. R. Elton, The Parliaments of England, 1559-1581. p. 77.
(94)J. Loach, Parliament under the Tudors, p. 18.
(95)A. D. K. Hawkyard, "The Enfranchisement of Constituencies, 1504-1558," Parliamentary History,vol. 10, 1991, p. 18.
(96)参见刘新成：《都铎王朝的经济立法与英国近代议会民主制的起源》，《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97)S. T. Bindoff, ed., The House of Commons: 1509-1558. vol.1, p. 78; vol. 2, p. 177.
(98)J. H. Hexter, Parliament and Liberty: From the Reign of Elizabeth to the English Civil War, pp. 104-106.
(99)P. W. Hasler, ed., The House of Commons, 1558-1603, vol. 1, p. 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