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基督教道德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挑战
——以《公益》杂志的战争与和平观为例
彭小瑜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6期
【原文出处】《复旦学报：社科版》(沪)2008年1期第82～91页
【作者简介】彭小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 键 词】国际关系/战争与和平/罗马天主教/美国文化/知识分子
乔治·凯南1947年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章，就针对苏联的“冷战”策略提出著名的“遏制”理论。①凯南呼吁美国人民承担起自己在历史上的道德和政治使命，但是并没有直接诉诸基督教信仰来展开他对国际问题的论述。三十五年以后，在另一篇较少为人所知的文章里，凯南却直接以基督教的观点来探讨20世纪美苏关系中的热点问题，也就是军备竞赛问题。②在前一篇文章里，凯南完全认同美国政府的立场，基本上是将美国和西方看成是正义的一方，并且乐观地认为，西方最终将在东西方对峙中获胜。而在后一篇文章里，凯南所批评的却是美国政府准备使用核武器以及使用核武器作为威慑的政策。他的意见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来判断国际政治，整个人类的利益压倒了某一个国家狭隘的民族利益。按照基督教的观点来判断，使用核武器的意图以及核威慑的政策将某一国家某些人的私利置放于上帝所创造的人类文明之上，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是亵渎上帝的行为，是对上帝极度的蔑视。③
人类的整体利益与特定民族国家的利益在总体上应该是和谐一致的，但是经常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二者之间存在着张力。凯南在上述两篇文章中认为，基督教的价值观能够帮助人们超越狭隘民族利益，从而化解这一难以处置的张力。单纯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关系的考量，一旦成为国际政治运作中的压倒性驱动力，愚蠢、危险、看似机巧的决策就会成为政治家难以回避的陷阱；单纯的利害权衡以及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是恶俗的国际关系策略，是诱惑政治家的西壬海妖。
考察美国天主教会的一些民间组织及其刊物的社会和政治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美国天主教徒有着与凯南相似的的心路历程。下面的论述主要以美国天主教平信徒创办的《公益》杂志为个案，阐释在20世纪以及晚近时期美国天主教知识分子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思考和抉择。
一、《公益》杂志的格调：“信仰与生活的对话”
创办于1924年的《公益》杂志由美国天主教平信徒编辑和经营，是一本以“独立”立场为宗旨的周刊（1974年以来为双周刊）。这里的“独立”一语，含义丰富。从刊物所坚持的基本价值观上来看，编者们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将天主教的观点应用于社会生活问题的讨论，包括文学、艺术、政治、经济、宗教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社会问题。他们的工作，是进行“信仰与生活的对话。”④但是这一对话在此处由天主教平信徒知识分子结合自己对尘世关怀来进行，以优雅的文学艺术品味和冷静说理的社会评论来赢得读者，而不是简单地成为教会权威的喉舌。这是“独立”的一层意思。《公益》杂志同时也力图以将这群平信徒对信仰、对教会以及对美国社会的责任心贯彻于他们对国际和国内一系列问题发表的意见上。他们既不因为来自左翼的影响而动摇，也不因为来自右翼的压力而退缩，总是努力根据自己对天主教信仰和现代语境互动关系的理解来思考和批评时政。⑤
宗教道德和公共政策 《公益》第1期出版于1924年11月12日。⑥次年1月出版的《公益》发表了杂志编辑委员会成员、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海斯关于天主教与美国社会的文章，并被编辑们印成小册子广泛散发。海斯特别提到三方面的问题，呼吁美国天主教徒对它们给予密切关注。一是工业化社会的劳资关系以及相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天主教徒应该努力将教宗利奥十三的《劳工通谕》所提倡的社会公正原则转变为具体的立法，贯彻于社会实践。二是区分爱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问题。自私、傲慢和不宽容的极端民族主义与基督教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三是世界和平问题。在一次大战以后，天主教徒尤其应该认真思考如何避免类似的灾难，包括借助国联这样的国际组织的力量。⑦海斯在上述文章里展示的原则性意见，可以说至今仍然是《公益》杂志编辑们处理各类重大问题的基本立场。在20世纪前半期美国所遭遇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面前，《公益》杂志也都以同样的、通常被称为“自由主义的天主教”立场对待之。⑧他们的见解证明，宗教和道德观念在现代社会政教分离的语境中，如果应用恰当，能够对符合正义和全人类利益的内政和外交决策发生正面的影响。《公益》杂志就美国的外交政策所发表的见解，现在看来有许多比政治家的实际决策要正确和明智。这一事实恰好反驳了杜鲁门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玩世不恭的话语：“谈论道德在论及最后审判的时候是不错的布道内容，但是我作为国家公务人员不会以这样的观点来处理问题。”⑨
西班牙内战和“麦卡锡主义” 《公益》杂志的人事在1938年有重大的变动。当时的执行主编舒斯特在社论中批评了美国天主教和教徒普遍的亲佛朗哥倾向，指出佛朗哥政权以及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对西方民主的威胁。《公益》杂志的这一见解引起纽约以及其他地方天主教徒对刊物的反感，使得募捐工作十分困难。主编威廉斯为了顺利地在教徒中进行募集资金的工作，以改善刊物的财政状况，建议舒斯特在社论中改而采取支持佛朗哥的立场。后者因此退出了杂志的编辑工作。此后，威廉斯以《公益》杂志的名义进行了一系列支持佛朗哥的集会和宣传活动，发表了数篇支持佛朗哥政权的社论。然而这些试图抵消舒斯特反佛朗哥立场的举措引起编辑委员会成员的强烈不满，成为威廉斯被辞退的原因之一。接替他共同担任主编的是爱德华·斯基林和菲利普·伯纳姆，他们两人还购买了杂志85%的股份，斯基林(1904-2000)后来成为杂志的主要股份持有者，并在1982年设立非赢利性质的《公益》基金会来负责刊物的运作。⑩
这两位年轻的主编，特别是斯基林，继续坚持刊物的天主教自由主义立场。(11)舒斯特在更换主编以后出版的第一期杂志上发表了声讨纳粹吞并奥地利的文章，描写了他在维也纳亲历的欢迎希特勒的闹剧以及迫害犹太人的场景。他特别提到奥地利天主教会在这些事件中没有采取应有的反对态度，维也纳的大主教教堂还为欢迎希特勒鸣响钟声。(12)新主编们也就西班牙内战发表自己的看法。在1938年6月24日的《公益》杂志社论里，他们认为美国人应该对西班牙内战的各派采取中立的态度，不要因为“法西斯”或者“共产主义”的标签而简单化地支持或者反对某一方。他们指出，事实上，无论是共和派的激烈反宗教立场，还是佛朗哥的杀戮平民和专制独裁，都不是美国人所能接受的，所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实在的中立立场”。(13)这一社论试图对西班牙内战采取的冷静态度引起了亲佛朗哥的美国天主教徒的极度不满，杂志的订阅减少了20%。美国耶稣会办的周刊《美利坚》(America)指责《公益》杂志的立场实际上是同情左派，而且会被利用来反对天主教。舒斯特的文章也被一些教士看作是对教会权威的不恰当批评。(14)
西班牙内战仅仅是《公益》杂志与美国天主教神职人员以及众多教徒的意见发生分歧的开始，也是杂志独立立场引发激烈争论的开始。另一场引人注目的争论发生在二战结束以后，是由于《公益》杂志对麦卡锡及其反共狂热的不屑和批评引发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1950年初发动的反共狂热与美国天主教徒的态度有着复杂的关系。麦卡锡自己的天主教信仰背景以及他和教会人士的往来往往使人们将这一场风波与天主教会传统的敌视共产主义态度联系起来。尽管《公益》杂志以及耶稣会的《美利坚》杂志批评麦卡锡不负责任地毁坏“个人声誉”，但是并没有直接驳斥他散布的观点。其他的天主教刊物几乎众口一词地支持麦卡锡，尤其是各地主教区的刊物及其专栏作家，其中最为积极的是纽约超保守的天主教刊物《布鲁克林周报》(Brooklyn Tablet)。(15)1952年，《公益》杂志反麦卡锡的倾向日趋鲜明，新的常务主编约翰·科格利和执行主编詹姆斯·奥加拉都因为他们批评这位参议员的文章而受到天主教徒的批评，也引发麦卡锡本人对杂志的攻击，以至于他们在自己做礼拜的教堂也受到非议。(16)不少读者来信对杂志反麦卡锡的立场进行严厉指责，有些人甚至漫骂编辑们试图毁灭美国，试图和共产主义者及其同情者一起援助苏俄。
《公益》杂志在麦卡锡问题上表现出的勇气，也体现在它对美国社会其他热点问题的冷静思考和独立立场上，包括战争与和平这样牵动爱国感情和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1954年发表在《公益》杂志上的两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刊物的编者拒绝随波逐流的勇气其实还是来自他们依据自己的宗教信仰对社会问题做出的理解，也就是说，来自“信仰与生活的对话”。其一是约翰·卢卡奇的“集权主义的诱惑”。其二是参议员尤金·麦卡锡的“政治活动中的基督徒”。(17)在卢卡奇看来，恰恰是在现代民主社会，天主教传统对自由意志和个人良知的强调使之成为抵制现代集权主义的力量，希特勒以及其他一些以反共为手段的政治家往往是最邪恶的集权主义者，所以美国天主教徒应该警惕在反共意识形态下形成的新集权主义。该文章显然间接地触及了麦卡锡主义反民主的本质。
尤金·麦卡锡的文章同样不点名地批评了约瑟夫·麦卡锡类型的政治家，认为基督徒不可无端给别人“贴标签”，因为这样无端、不实的攻讦会毁灭脆弱的被攻击者。他更进一步地指出，政治的现实性以及政治与理想之间的距离，并不意味着政治家可以忽视道德、将权谋和利害作为唯一的或者最高的行动准则；基督教政治家尤其应该将自己的信仰体现在自己的行为上。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基督教政治家都是必须遵守的，原因是基督教道德原则的运用于具体问题的方法也许可以随时间、环境而变化，但是这些原则本身是恒定不变的，譬如：对世界上的苦难和不幸者，他宁可错在过度同情也不应该错在自私，宁可错在过度信任也不应该错在过分的怀疑和疑虑。又譬如，他应该特别注意国家权威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对他来说尤其重要的是：
在道德原则的基础上，他必须努力区分善与恶，即使二者之间的界线是模糊和游移的。他必须记住的一条规则是，不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在二战以后日益复杂的美国对外政策问题上，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公益》杂志的主流意见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但是编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基本方式正是尤金·麦卡锡所诚恳阐发的上述原则和信念。
二、《公益》杂志的战争与和平观
自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结束“三十年战争”(1618-1648)以后，西方国家试图在宗教与外交政策之间建立清楚的分野，以避免类似的宗教战争再度发生。但是宗教与外交政策的关系在21世纪的开端，显然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处理和外交政策设计所难以回避的问题。我们将回顾“海湾战争”以来《公益》杂志有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社论和专论。但是我们首先就《公益》杂志与另一本天主教平信徒的刊物《天主教工作者》的关系和观点异同作简短的回顾。后者可以说是极少数立场比《公益》杂志更为激进的天主教报刊之一。
与《天主教工作者》的分歧和一致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公益》杂志与《天主教工作者》之间，有原则的分歧，也存在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公益》杂志并不赞成彻底拒绝武力使用的和平主义立场，在这一点上，该杂志的编者与多萝西·戴以及她所编辑的《天主教工作者》见解不一致。《公益》杂志对西方传统的“正义战争”理论基本持认同态度，这是它的编者们与戴发生分歧的主要根源。两个刊物在历史渊源和人事上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都是平信徒主办的，不过它们的风格并不一致。《公益》主要是一个舆论的平台，其使命包括宣传教会的社会思想；而《天主教工作者》本质上是“天主教工作者”这一激进社会运动的“机关刊物”和“喉舌”，具有鲜明的社会批评色彩。在社会经济问题、反纳粹以及批评佛朗哥等问题上，两个刊物的立场几乎是同一的。两个杂志即使在战争问题上也有不少共同的见解，都支持因良心原因拒绝服兵役者，都反对针对平民的“饱和轰炸”，也都严厉谴责原子弹的使用。(18)
当然，《公益》杂志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立场是以“正义战争”为基础的，而不是戴所坚持的绝对的和平主义，认为“正义战争”理论并不是给战争制造借口，而是减少战争发生的危险和已经发生的战争对人类的伤害。雅各·马里坦1939年在《公益》杂志发表的文章就已经谈到，纳粹德国威胁到人类文明的生存，英法反纳粹的战争既不是意识形态的原因，也不是宗教战争，而是保卫人类基本生存的事业，所以是正义战争；人的原罪以及由此而来的战争惨状是整个人类的悲剧，但是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人们还是可以分辨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可以为正义而战。(19)将近六十年以后，《公益》杂志的一位前任编辑依然撰文指出，参加对纳粹德国的战争不仅是一个公民的职责，以武力制止希特勒这样的恶魔也是正义的事业。(20)必须指出的是，和《天主教工作者》一样，在其他许多美国人欢呼的时候，《公益》杂志的社论不仅批评了美国在使用原子弹之前对日本平民的常规轰炸，更痛心地谴责了美国对广岛和长崎使用原子弹的行为，认为与德国轰炸鹿特丹、考文垂以及日本偷袭珍珠港一样，美国的战争行为现在也蒙上了污点：
为了我们的战争，为了我们的目的，为了挽救美国人的生命，我们已经说，使用任何手段都可以。这恰恰是德国人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所说的话。当我们赢得了战争，我们却马上说，必须有国际法。当然，必须有国际法。当国际法被确立的时候，德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都将惊骇地记住那些标志他们的耻辱的日子。(21)
到了“冷战”时期，《公益》杂志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在国际形势所提出的各种挑战面前维持对“正义战争”理念的认同。
杂志的编者们对核战争的严重后果以及核武器使用灭绝人性的不道德性有清楚的认识，也编发了不少反映这种认识的文章，但是他们也意识到在核威胁面前单方面放弃核武器的不现实性。他们愿意有条件地接受核威慑的政策，但是在道义上也支持多萝西·戴这些和平主义者无条件反对核军备、甚至反对民防演习的抗议行动，因为在科格利等《公益》杂志的编者和作者看来，戴的行为所抗议的是毁灭人类的战争行为，在道德和基督教信仰的层面是先知和圣徒的声音，是值得尊重和敬仰的。(22)这并不是说，他们和戴没有原则分歧。1948年5月，戴曾经写信给《公益》杂志，反对将美苏对立和可能发生的战争说成是为了“拯救我们的信仰”。她指出，借口保卫基督教来鼓吹反苏战争或者任何战争是最严重的亵渎上帝的言论。在这封信的下面，当时杂志的执行主编鲍罗丁，反驳戴说，并非所有走向战场的人都是因为盲目或者出于自私的动机。鲍罗丁显然是在批评戴不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23)
“一场关于美国的战争” 20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曾经给过美国的各界人士重新反思越战的机缘，大家都希望避免重蹈越战的覆辙。天主教的保守派作家乔治·韦格尔在《公益》杂志撰文，提出要摆脱越战时期和平运动的反美色彩，正视萨达姆的侵略和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认为对萨达姆使用武力是一场正义战争。(24)杂志编者以及赫尔神父这样的主要作者的意见却并不是简单地认可“海湾战争”的正义性，并不是给予布什政府无保留的支持。因为越南战争的创伤，“海湾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战前讨论和争论最多的一场战争，这些讨论充分显示了美国的社会文化对待战争的态度，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这场战争也让人们认识了美国，韦格尔称之为“一场关于美国的战争”。
《公益》杂志编者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越战的时候曾经强调说，他们反战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和平主义者。按照他们显然是带有偏见的理解，制止越南北方政权的胜利和遏制中国的威胁都可以看作是美国卷入越南的理由，但是这些理由不足以使这场代价巨大的战争成为“正义战争”。美国介入战争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帮助越南人不受共产主义统治。《公益》的社论作者指出，越南人民在冲突中的实际伤亡已经远远高出一个设想的共产主义政权所能“消灭”的人数，这使得战争支持者的上述说法完全失去意义。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基督徒的立场只能是认定这是一场“罪恶”的战争，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美国所能做的唯一正确的决策是“退出”越南。当时杂志的作者包括因为激烈反战活动得到政府通缉的耶稣会神父丹尼尔·贝里根。有趣的是，与杂志的上述结论相似的看法早在1954年就已经由多萝西·戴提出了，这位被认为是激进、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实际上比所有从事战略策划的专业人士都更清楚、更提前地看到了美国卷入印度支那政策的陷阱在于，错误地将反对共产主义等同于保卫自由和保卫基督教信仰。戴认为，不应该将共产主义者和胡志明看作是基督教信仰和美国的敌人，应该承认他们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尽管在她看来，他们的手段有可能是错的。(25)戴的想法不仅更完美地接近基督教福音的训导，长时段地看，其实比美国政府和众多学者复杂繁复的战略谋划更有利于美国在印度支那的长远利益，也更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但是，戴这样的圣徒的言论往往是被政治家贬斥为不切实际的梦想。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拥有话语霸权以及实际决策权力的人难得会聆听戴宛如先知一般做出的预言：“最终是贫穷者、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将征服世界”。因此，他们也很难超脱地缘政治的束缚，真正将基督教的信仰和道德作为指南，很难退后三步、思忖再三，将基督教爱的考量置放于世俗利益的谋求之上，他们往往很难避免低级的决策错误。
赫尔神父以及《公益》杂志编者和其他主流作者对待海湾战争以及“9·11”以后形势的态度表明，宗教价值观念引入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讨论，可以帮助人们更谨慎地使用“正义战争”的概念，更努力地避免武力的使用，并且在战争发生以后，为了减少对平民的伤害更小心地使用武力。赫尔指出，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后所确立的国际关系原则，除了国家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之外，还有世界政治的世俗化，也就是避免将宗教因素作为冲突和战争的原因，但是晚近的共识却是，宗教信仰对国际政治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应该得到更多的注意。赫尔首先说明，在美国的文化传统中，宗教思想与对外政策之间的互动可以通过新教（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和天主教（约翰·考特尼·默里）神学家的阐释体现出来，但是他们的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格局中需要进一步发展。教宗约翰二十三1963年的通谕(Pacem in terries)强调国际关系中的人权问题，希望给予国际组织在世界政治中更突出的地位。这些思想元素以及传统的正义战争理论在新形势下都需要调整、更新和补充。国家主权和互不干涉的原则需要维护，但是维护的必要前提是发展和修正。种族灭绝(genocide)和民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显然已经成为普遍接受的人道主义干预的充足理由，而人权问题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还很难成为国际干预的稳妥前提，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武力的使用都必须是最后不得已才使用的手段。(26)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基督教道德观对美国人思考和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是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一般不会体现为赫尔在这里所系统阐释的理论框架里面，反而是在《公益》等杂志发表的政论性文章里有更鲜明清楚的显现。
1991年“海湾战争”发生后赫尔在《公益》杂志他的专栏里(World Watch)提出，这场战争有正当的理由，但是在美国并没有充分理由在1月17日就开始进攻，因为此时还可能有其他的手段解决问题，而按照“正义战争”的理论，战争只能是最后的手段。他承认，这可以算作是正义的战争，但是不明智；一旦战争发生，更关键的问题是基督教正义战争理论中的适度原则(proportionality)是否能够贯彻于实践，平民伤亡能否减少到最低程度，战争能否尽快结束，而且要求美国绝对不能使用生化武器或者核武器。(27)与韦格尔等天主教保守派的观点不同，《公益》杂志编者当时在社论里公布的意见大体也是赫尔的见解。“战争是地狱”。如果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经济制裁还有可能逼迫萨达姆就范，联合国要求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的最后期限为什么一定要是对伊开战的日期呢？“耐心和决心”是尽最大努力避免战争所需要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后，甚至后来的“9·11”事件之后，《公益》杂志中的确少见赤裸裸的战争鼓噪，尽最大力量避免战争成为主流意见。当然编者们也知道和平不会轻而易举地获得。(28)
《公益》杂志在美国开始进攻以后发表的社论肯定赫尔的意见，有保留地承认战争的正义性，指出问题的关键以及对美国最大的挑战是战事结束以后，如何在海湾和中东地区建立稳定持久的和平，以及美国如何避免迷信武力和养成霸道的外交态势。执行主编乔丹提醒读者们说，布什总统通过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来避免重复越战错误的计划，以及政府对战争新闻的控制，都意味着武力可能被过度使用（譬如，可以击穿六英尺厚钢筋混凝土的特种炸弹，尽管是精确制导，实际上也造成重大平民伤亡），而美国的强大军力和战争的轻易胜利会导致人们很快忘却生命的毁灭，会诱惑人们再一次诉诸武力来解决问题。这样来看，“海湾战争”依然是一场传统的战争，谈不上是正义的或者是正确的。(29)
“海湾战争“和历史上美国进行的其他对外战争一样，在一些民众中间掀起了狂热的爱国主义情绪。对此，《公益》杂志上发表的许多文章给予了批评和劝告。对战场上军人的支持固然是必要的爱国主义，但是应该如何来界定爱国主义呢？尼克松、卡特、里根的爱国主义和马丁·路德·金以及罗伯特·肯尼迪的爱国主义含义并不相同。追求世界和平与国际社会正义、保护人权、消除政治和经济的压迫以及战争的野蛮，应该成为美国人新的爱国主义的内容。这次战争和美国历史上以往的战争又有所不同，美国主流社会基本上没有以种族歧视的方式寻找“替罪羊”，伊拉克裔美国人和阿拉伯背景的美国人没有受到普遍的敌视，舆论对这一问题给予了重视和健康的疏导，战争所带来的仇恨和偏见比轰炸更具破坏力，是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来避免的。(30)有的文章批评了在美式足球比赛前举行的群众性的支持战争的集会，指出：当每个人泪眶湿润地高唱爱国歌曲时，人们其实忘记了战争意味着妇女和儿童的死亡，忘记了伊拉克的士兵也是和美国人一样有血有肉的生命。这是一场美国轻易取胜的战争，敌方的伤亡远远高于美军的伤亡，美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布什总统因为胜利得到了91%的支持率。但是这真的值得庆祝吗？这种尚武的民族性真的是属于美国人的吗？杂志的专栏作家艾比盖尔·麦卡锡指出，应该感到有希望的不是军事的胜利，而是加州一位五年级学生在接受CNN采访时所说的话：“我不知道在那里有多少人被杀死了。这场战争是谋杀。这是完全错的”。在举国欢庆胜利的时候，有年青人这么看问题，让人感到欣慰。(31)
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对待战争与和平问题，《公益》杂志所表现出的基督教的态度，在“9·11”事件发生后尤其显得突出。赫尔当时在《美利坚》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也显示了他在《公益》杂志专栏文章里一贯的立场和风格，其题目是“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赫尔指出，这一恐怖袭击，用教宗的话说，是一桩“难以言说的滔天罪恶”，“人类历史上黑暗的一天，是对人的尊严的放肆挑战”。赫尔提到他所描述的“牧灵式的回应”(the pastoral response)，认为宗教信仰和宗教团体极大地帮助了美国人民应对袭击所造成的损失和震惊，帮助他们沉静和有尊严地应对无耻的残忍的袭击。下一步的问题是如何应对敌人。赫尔指出，社会在这一问题上应该作出的首要反应，是保护阿拉伯美国人以及其他在美国的中东人和伊斯兰教徒。在政策的层面上，赫尔将“正义战争”理论与反恐行动进行了整合，提出了两个原则：(1)打击的目标只局限于那些犯下恐怖袭击罪行的人。(2)正当的武力使用必须在打击对象、方式和意图上都是严格限定的。而且，他指出，反恐也不能仅仅是军事行动。(32)
《公益》杂志在“9·11”事件以后发布的第一篇社论就提出要在反击恐怖分子时注意防止滥用武力，“以过度的武力杀害无辜者，同时又不能挫败难以捕获的敌人，只会加强恐怖分子的力量”。而且，“出于道德义愤，我们敬重我们的死者，努力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但是我们自己的行动也受同一道德标准的裁判。”杂志的专栏作家约翰·加维赞美了纽约消防队员和警察的英雄主义救援行为，同时也希望读者们在受到伤害的时候对邻居们流露出温柔的关心，同时也不要让复仇的愤怒控制自己。(33)如果我们对比一下这样的反应和“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对日裔美国人的歧视和监管，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社会的成长。而且我们应该承认，这一成长与《公益》周围那样的知识分子长期努力影响大众直接相关。
在2003年针对伊拉克的战争发生以后，《公益》杂志的编者充分认识到了“9·11”袭击对美国人民的影响，认为这是小布什得到相当力度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34)杂志上在战事发生前后发表的文章不仅质疑战争本身的必要性和正义性，也怀疑这场战争打击恐怖主义和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效果，而且很快就开始担心美国陷入伊拉克难以脱身的可能性。(35)在2005年年底，杂志社论就已经指出，由于布什没有成功稳定战后的伊拉克局势，美国军队有可能在伊拉克民主政权成功建立之前就不得不撤出；布什的表现其实已经是渎职。到2006年3月，战争开始三年以后，杂志的社论认为，布什政府应该承认在伊拉克建立民主这一尝试的失败，并在这一基础上改变政策。(36)不过杂志的编者们对美国在伊拉克建设民主的努力最深刻的批评还是来自他们的信仰。
在《公益》杂志的编者们看来，在伊拉克建设民主的努力代表着一种外交上的“神学错误”，因为在终极的意义上掌握世界命运的是上帝，而不是拥有强大武力和经济实力的人。他们认为，小布什政府的道德正义感和勇于作为的态势恰恰在这里出了问题。他们对韦格尔、诺瓦克等天主教新保守主义者支持伊拉克战争立场的批评表明，在后者看来，“正义战争”的传统所处理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而不是教会组织和宗教人士的有权干预的领域。而实际上，他们是将“正义战争”这一天主教的传统用于支持特定的政治目的，譬如伊拉克战争。(37)教宗和天主教的世界主教团对伊拉克战争一直采取的是反对态度。如果教徒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重视教会权威的意见，而不是拉姆斯菲尔德的意见，也许才会作出正确的判断，譬如，他们会正确认识到，在基督教传统里，“正义战争”理论的用意是限制暴力而不是给予暴力合法性。(38)
“正义战争”理论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所受到的挑战是多方面的，它既受到怀疑和批评，也在修正和发展之中获得了新的生命。道德神学家海姆斯曾经在《公益》杂志撰文，谈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常用的经济制裁手段。他指出，“冷战”以后，美国不再面临来自前苏联这样的大国强国的威胁，常规的军事介入作为对外政策的一种方式较难得到民众的支持，而像经济制裁这种替代军事干预的方式则得到重视，同时在政治上和道德上也提出了新的问题。他认为，经济制裁其实是“使用另外手段的战争”，所以需要重视教宗关于慎重使用经济制裁的教导。这样来看，国际关系上的经济制裁，既可以用“正义战争”理念去指导，同时也使“正义战争”原有的理论框架得到新的补充和发展。平民是否会受到过度的伤害，对无辜平民的伤害是否会大于其行为违反国际关系和人类社会公认准则的统治者，制裁是否能受到被制裁国家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支持，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在实行制裁以前和实行过程中间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如此来判断，譬如美国对古巴的长期经济制裁在道义上就很难站住脚。(39)
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的国际冲突证明，以绝对的和平主义信念来替代或过度严格限制“正义战争”理念，是十分困难的，会在实践中和理论上遭遇许多问题。传统的“正义战争”理论得到发展和新的阐释，与此同时，一些新的问题也出现了。譬如二次大战以来，特别是在核军备竞赛的危险形势下，罗马天主教的社会训导倾向于严格限定“正义战争”理论的适用范围，甚至认为，只有最严格意义上的防卫性战争才可能是正义的。“海湾战争”和“9·11”事件以后，美国所介入的军事行动显然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土防卫战争，新局势要求新思维，要求扩大“正义战争”的使用范围，也要求天主教的社会训导与道德神学有新的见解。海姆斯与赫尔分别就此发表过重要文章，阐释天主教对“正义战争”新的理解。(40)海姆斯与赫尔都相信，“9·11”以后美国及其盟友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支持。尽管这一军事行动与传统意义上的国土防卫战争不同，仍然可以合乎逻辑地在“正义战争”的框架内被理解为自卫的战争。(41)但是为保护人权和进行人道主义救助的军事干预，特别是为了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军事行动，就不是那么轻易地可以用“正义战争”理论来赋予合法性。作为基督教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正义战争”理论的目的是限制武力的使用，而不是鼓励暴力的滥用。从这样的一个基本立场出发，海姆斯与赫尔都对小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持保留态度。他们承认，伊拉克问题的确对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等近代传统的国际关系准则提出了挑战。恐怖主义、高科技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有能力或潜在的能力为恐怖主义者提供此类武器的“无赖国家”，是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三个新因素。这三个因素一旦组合为一体，将对国际社会的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先发制人的（预防性的）军事行动在理论上有合法性。问题是，如何避免将应对恐怖主义以及预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行动演变为过度的武力使用。海姆斯与赫尔指出，在如此复杂的新国际形势面前，对“正义战争”理论的正确理解会有助于界定正当军事回应的程度、范围和必要性。具体而言，发动此类反恐和预防性战争的权威应该是联合国或其他多国组织，而不是某一大国以及它的某些盟友；进行此类战争的手段应该是有克制的，核武器等非常规武器的使用应该被排除。即便如此，国际社会必须意识到，发动此类战争的理由仍然只是一种“边缘化的可能性”，而在计划和进行此类战争中存在着过度依赖武力解决国际关系问题的巨大危险。(42)
海姆斯、赫尔以及《公益》杂志编者、专栏作家这样的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美国社会的良心，也体现了基督教信仰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影响。他们对“正义战争”传统的理解和应用完全不同于某些政治家。使用“正义战争”的理论来支持伊拉克战争并且最终在那里陷入困境，再一次证明了，世俗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以及缺乏耐心会对国际关系问题的处理带来多大的困扰。总之，以《公益》杂志为代表的美国天主教知识分子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观念虽然不被美国政治家们接受和转换为国家政策，但他们的思想影响了美国的民众，构成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挑战。
注释：
①X (George F.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25(1946/1947): 566-582.
②George F. Kennan, "A Christian's View of the Arms Race," Theology Today 39(1982): 162-170.该文是凯南1982年4月27日在普林斯顿神学院的一次演讲。
③ibid., 166, 177.
④《公益》杂志的主页对刊物宗旨和历史等情况做了简要说明。主页之“About”栏目："BASICS: It's an independent journal of opinion edited and managed by lay Catholics. Twenty-two issues a year; usually 32 pages. Offices in a building on Manhattan's Upper West Side with a good view of the Hudson River and beyond." 1 June 2007. www. commonwealmagazine.org.
⑤Rodger Van Allen, The Commonweal and American Catholicism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4) 1-14; idem, "Commonweal," in Michael Glazier and Thomas J. Shelley, ed., The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Catholic History(Collegeville, Minnesota: The Liturgical Press, 1997)364-365; Peter Steinfels, "Introduction," in Patrick Jordan and Paulmann, Commonweal Confronts the Century: Liberal Convictions and Catholic Tradition (New York: Touchstone, 1999)15-29; Edward S. Skillin, "Six Decades of Rewarding Struggle," Commonweal, 18 November 1994: 26-27; Margaret O'Gara and Monica O'Gara, "Growing Up Commonweal," Commonweal, 5 November 2004:17-18.
⑥该协会名称带有纪念马里兰殖民地创立者、天主教徒乔治·卡尔弗特的意思。Edward S. Skillin, "Michael Williams," in Michael Glazier and Thomas J. Shelley, ed., The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Catholic History, 1475-1476; Rodger Van Allen, The Commonweal and American Catholicism, 5-9.
⑦Rodger Van Allen, The Commonweal and American Catholicism, 12-14.关于海斯的情况，可参见Patrick Alitt, Catholic Converts: British and American Intellectuals Turn to Rom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240-242, 244-251, 260-267.
⑧Peter Steinfels, "Introduction," in Patrick Jordan and Panlmann, Commonweal Confronts the Century: Liberal Convictions and Catholic Tradition: 17-23.
⑨转引自E. J. Dionne Jr, Kayla M. Drogosz and Jean Bethke Elshtain, "The Paradoxes of Religion and Foreign Policy," in J Bryan Hehir et al., Liberty and Power: A Dialogue on Religion and U. S. Foreign Policy in an Unjust World(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1-10，此处p. 1.
⑩Redger Van Allen, The Commonweal and American Catholicism, 66-80.
(11)菲利普·伯纳姆在二战期间参军，战后转向保守，逐渐退出杂志的工作，并在20世纪50年代将自己的股份出售给斯基林。Redger Van Allen, The Commonweal and American Catholicism, 104-105, 124.
(12)George N. Schuster, "Terror in Vienna," Commonweal, 15 April 1938, in Patrick Jordan and Paulmann, Commonweal Confronts the Century: Liberal Convictions and Catholic Tradition: 33-36.
(13)The Editors, "Civil War in Sp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monweal, 24 June 1938, in Patrick Jordan and Panlmann, Commonweal Confronts the Century: Liberal Convictions and Catholic Tradition: 149-150.
(14)Rodger Van Allen, The Commonweal and American Catholicism, 78-79.
(15)ibid., 111.麦卡锡与耶稣会的关系曾经引起很多议论和争论，参见Donald F. Crosby, "The Jesuits and Joe McCarthy," Church History 46(1977): 374-388; idem, "Joseph Raymond McCarthy and American Catholics," in Michael Glazier and Thomas J. Shelley, ed., The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Catholic History: 872-874; James Hennesey, American Catholics: A History of the Roman Catholic Comm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291-294; Vicent P. Santis, "American Catholics and McCarthyism,"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51(1965): 1-30.
(16)Rodger Van Allen, The Commonweal and American Catholicism, 112-116.
(17)John A. Lukacs, "The Totalitarian Temptation," Commonweal, 22 January 1954, in Patrick Jordan and Paulmann, Commonweal Confronts the Century: Liberal Convictions and Catholic Tradition: 56-62; Eugene J. McCarthy, "The Christian in Politics," Commonweal, 1 October 1954, in Patrick Jordan and Paulmann, Commonweal Confronts the Century: Liberal Convictions and Catholic Tradition: 63-66.尤金·麦卡锡(1916-2005)，与约瑟夫·麦卡锡不同，不仅著述甚多，而且是现代美国最受尊敬的政治家之一，也是最早反对越战的国会成员之一，在1947-1971年间先后代表明尼苏达担任美国众议员和参议员。他曾经被迈克尔·诺瓦克誉为美国天主教徒政治家的典范。诺瓦克认为，肯尼迪根本算不上是一个合格的天主教徒，更算不上是具有天主教徒应有品格的政治家。Michael Novak, "Democracy Unsafe, Compared to What? The Totalitarian Impulse of Contemporary Liberals," Review of Politics 62(2000): 31-35.
(18)Patrick Jordan, "Introduction," in idem ed., Dorothy Day: Writings from Commonweal (Collegville, Minnesota: The Liturgical Press, 2002): xi-xiv; idem, "Commonweal and The Catholic Worker: Connects and Disconnects," Commonweal, 18 November 1994: 24-29.乔丹为《公益》杂志现任执行主编，1984年进入该刊物编辑部以前曾经担任《天主教工作者》的执行主编，是越战时期积极的反战分子，还曾经长期从事癌症患者的临终关怀工作。
(19)Jacques Maritain, "Just War," Commonweal, 22 December 1939, in Patrick Jordan and Paulmann, Commonweal Confronts the Century: Liberal Convictions and Catholic Tradition: 151-153.
(20)James Finn, "Citizen Soldier," Commonweal, 24 Aapril 1998, in Patrick Jordan and Paulmann, Commonweal Confronts the Century: Liberal Convictions and Catholic Tradition: 154-159.
(21)The Editors, "Horror and Shame," Commonweal, 24 August 1945, in Patrick Jordan and Paulmann, Commonweal Confronts the Century: Liberal Convictions and Catholic Tradition: 160-161.
(22)John Cogley, "Lonely Protest," Commonweal, 16 August 1957; Thomas Powers, "On Nuclear Disbelief," Commonweal, 15 January 1982; The Editors, "Is Deterrence Moral?" Commonweal, 8 May 1987; Thomas Merton, "Nuclear War and Christian Responsibility," Commonweal, 9 February 1962. In Patrick Jordan and Paulmann, Commonweal Confronts the Century: Liberal Convictions and Catholic Tradition: 162-177.
(23)Dorothy Day, "Letter: Things Worth Fighting For," in Patrick Jordan, "Introduction," in idem ed., Dorothy Day: Writings from Commonweal: 101-102.
(24)George Weigel, "A War about America, Wanted: A Genuine Peace Movement," Commonweal, 22 February 1991:121-122.
(25)The Editors, "Getting Out," Commonweal, 23 December 1966, in Patrick Jordan and Paulmann, Commonweal Confronts the Centruy: Liberal Convictions and Catholic Tradition: 178-181; Daniel Berrigan, "Notes from the Underground," Commonweal, 29 May 1970, in Patrick Jordan and Paulmann, Commonweal Confronts the Century: Liberal Convictions and Catholic Tradition: 182-185; Dorothy Day, "Theophane Venard and Ho Chi Minh," The Catholic Worker, May 1954, 1, 6［2007年6月6日下载自：www.catholicworker.org/dorothyday].
(26)J. Bryan Hehir, "Religion, Realism, and Just Intervention," in J Bryan Hehir etal., Liberty and Power: A Dialogue on Religion and U. S. Foreign Policy in an Unjust World: 15-20, 22-31.赫尔是天主教神父，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宗教实践与公共生活讲座教授，曾经担任哈佛神学院院长、美国天主教慈善组织(Catholic Charities USA)主席和总裁，并任职于美国天主教主教会议和罗马教廷驻联合国代表团等重要机构。
(27)J. Bryan Hehir, "The Moral Calculus of War," Commonweal, 22 February 1991: 125-126.
(28)The Editors, "A Fragile Gift," Commonweal, 21 December 1990: 739.
(29)The Editors, "Engulfed," Commonweal, 22 February 1991: 115; the Editors, "Managing the Peace," Commonweal, 8 March 1991: 147-148; Patrick Jordan, "A No-Hand-Tied War: Neither Just Nor Right," ibid.: 148-149.
(30)David O'Brien, "Daunting Questions for All Sides," Commonweal, 8 February 1991: 85-86; William Lee Miller, "Watching Our Words, So Far a More Civil Tone," Commonweal, 22 February 1991:122-123.
(31)Mary Lou Kownacki, "First Hearts, Then Minds: Tactics for Peacemakers," Commonweal, 22 February 1991:119-120; Abigail Mc-Carthy, "The Gulf War: A Question Remains," Commonweal, 19 April 1991: 248-249.
(32)J. Bryan Hehir, "What Can Be Done? What Should Be Done?" America, 8 October 2001: 9-12.
(33)The Editors, "September 11, 2001," Commonweal, 28 September 2001: 4-5; John Garvey, "A Beautiful Day," Commonweal, 12 October 2001: 6-7.
(34)The Editors, "War and Partisan Politics," Commonweal, 9 May 2001: 5-6.
(35)George A. Lopez, "Iraq and Just-War Thinking: The Presmnption against the Use of Force," Commonweal, 27 September 2002: 14-15; John Langan, "Bush's 'Iraq Project'," Commonweal, 14 March 2003: 15, 18-19; Arthur T. Downey, "After Baghdad: Questions for Middle East Policy," Commonweal, 23 May 2003: 9-10; the Editors, "The War on Terrorism," Commonweal, 12 September 2003: 5-6.
(36)The Editors, "Leaving Iraq," Commonweal, 2 December 2005: 5; the Editors, "A Nation Adrift," Commonweal, 10 March 2006: 7; the Editors, "A Negligent President," Commonweal, 21 October 2005: 5.
(37)The Editor, "More Troops?" Commonweal, 12 January 2007: 5.
(38)William T. Cavanangh, "At Odds with the Pope: Legitimate Authority and Just Wars," Commonweal, 23 May 2003:11-13.
(39)Kenneth R. Himes, "War by Other Means: Criteria for the Use of Economic Sanctions," Commonweal, 28 February 1997:13-15. 海姆斯为波士顿学院神学系主任，主编有《现代天主教社会思想：评注与解读》(Kenneth R. Himes, OFM, ed., Modern Catholic Social Thought: Commentaries and Interpretations. Washington D.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5)，是美国学界研究天主教社会思想的权威学者之一。
(40)Kenneth R. Himes, "Intervention, Just War, and U. S. National Security," Theological Studies 62(2004): 141-157; J. Bryan Hehir, "Religion, Realism, and Just Intervention," 11-33.参见John P. Longnn, "The Just-War Theory after the Gulf-War," Theological Studies 53(1992): 95-112；彭小瑜：“‘正义战争’理论与天主教和平运动”，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4辑下册（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年），第472-501页。
(41)Kenneth R. Himes, "Intervention, Just War, and U. S. National Security," 144; J.Bryan Hehir, "Religion, Realism, and Just Intervention." 27.
(42)Kenneth R. Himes, "Intervention, Just War, and U. S. National Security," 144-150; J. Bryan Hehir, "Religion, Realism, and Just Intervention," 22-32.^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6期
【原文出处】《复旦学报：社科版》(沪)2008年1期第82～91页
【作者简介】彭小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内容提要】 |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美国天主教徒，特别是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平信徒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担任神职的知识分子，秉承了基督教的和平和正义传统，因而能够对现代国际关系以及美国的对外政策提出自己的见解。他们的意见往往不被政治家接受和转换为国家政策，但从长时段的效果来看，他们的声音影响了美国的民众，使他们意识到：世俗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应该不是诉诸武力的合法正当的理由。本文的论述主要以美国天主教平信徒创办的《公益》杂志为个案，阐释美国天主教知识分子在20世纪以及晚近时期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思考和抉择。 |
人类的整体利益与特定民族国家的利益在总体上应该是和谐一致的，但是经常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二者之间存在着张力。凯南在上述两篇文章中认为，基督教的价值观能够帮助人们超越狭隘民族利益，从而化解这一难以处置的张力。单纯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关系的考量，一旦成为国际政治运作中的压倒性驱动力，愚蠢、危险、看似机巧的决策就会成为政治家难以回避的陷阱；单纯的利害权衡以及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是恶俗的国际关系策略，是诱惑政治家的西壬海妖。
考察美国天主教会的一些民间组织及其刊物的社会和政治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美国天主教徒有着与凯南相似的的心路历程。下面的论述主要以美国天主教平信徒创办的《公益》杂志为个案，阐释在20世纪以及晚近时期美国天主教知识分子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思考和抉择。
一、《公益》杂志的格调：“信仰与生活的对话”
创办于1924年的《公益》杂志由美国天主教平信徒编辑和经营，是一本以“独立”立场为宗旨的周刊（1974年以来为双周刊）。这里的“独立”一语，含义丰富。从刊物所坚持的基本价值观上来看，编者们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将天主教的观点应用于社会生活问题的讨论，包括文学、艺术、政治、经济、宗教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社会问题。他们的工作，是进行“信仰与生活的对话。”④但是这一对话在此处由天主教平信徒知识分子结合自己对尘世关怀来进行，以优雅的文学艺术品味和冷静说理的社会评论来赢得读者，而不是简单地成为教会权威的喉舌。这是“独立”的一层意思。《公益》杂志同时也力图以将这群平信徒对信仰、对教会以及对美国社会的责任心贯彻于他们对国际和国内一系列问题发表的意见上。他们既不因为来自左翼的影响而动摇，也不因为来自右翼的压力而退缩，总是努力根据自己对天主教信仰和现代语境互动关系的理解来思考和批评时政。⑤
宗教道德和公共政策 《公益》第1期出版于1924年11月12日。⑥次年1月出版的《公益》发表了杂志编辑委员会成员、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海斯关于天主教与美国社会的文章，并被编辑们印成小册子广泛散发。海斯特别提到三方面的问题，呼吁美国天主教徒对它们给予密切关注。一是工业化社会的劳资关系以及相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天主教徒应该努力将教宗利奥十三的《劳工通谕》所提倡的社会公正原则转变为具体的立法，贯彻于社会实践。二是区分爱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问题。自私、傲慢和不宽容的极端民族主义与基督教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三是世界和平问题。在一次大战以后，天主教徒尤其应该认真思考如何避免类似的灾难，包括借助国联这样的国际组织的力量。⑦海斯在上述文章里展示的原则性意见，可以说至今仍然是《公益》杂志编辑们处理各类重大问题的基本立场。在20世纪前半期美国所遭遇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面前，《公益》杂志也都以同样的、通常被称为“自由主义的天主教”立场对待之。⑧他们的见解证明，宗教和道德观念在现代社会政教分离的语境中，如果应用恰当，能够对符合正义和全人类利益的内政和外交决策发生正面的影响。《公益》杂志就美国的外交政策所发表的见解，现在看来有许多比政治家的实际决策要正确和明智。这一事实恰好反驳了杜鲁门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玩世不恭的话语：“谈论道德在论及最后审判的时候是不错的布道内容，但是我作为国家公务人员不会以这样的观点来处理问题。”⑨
西班牙内战和“麦卡锡主义” 《公益》杂志的人事在1938年有重大的变动。当时的执行主编舒斯特在社论中批评了美国天主教和教徒普遍的亲佛朗哥倾向，指出佛朗哥政权以及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对西方民主的威胁。《公益》杂志的这一见解引起纽约以及其他地方天主教徒对刊物的反感，使得募捐工作十分困难。主编威廉斯为了顺利地在教徒中进行募集资金的工作，以改善刊物的财政状况，建议舒斯特在社论中改而采取支持佛朗哥的立场。后者因此退出了杂志的编辑工作。此后，威廉斯以《公益》杂志的名义进行了一系列支持佛朗哥的集会和宣传活动，发表了数篇支持佛朗哥政权的社论。然而这些试图抵消舒斯特反佛朗哥立场的举措引起编辑委员会成员的强烈不满，成为威廉斯被辞退的原因之一。接替他共同担任主编的是爱德华·斯基林和菲利普·伯纳姆，他们两人还购买了杂志85%的股份，斯基林(1904-2000)后来成为杂志的主要股份持有者，并在1982年设立非赢利性质的《公益》基金会来负责刊物的运作。⑩
这两位年轻的主编，特别是斯基林，继续坚持刊物的天主教自由主义立场。(11)舒斯特在更换主编以后出版的第一期杂志上发表了声讨纳粹吞并奥地利的文章，描写了他在维也纳亲历的欢迎希特勒的闹剧以及迫害犹太人的场景。他特别提到奥地利天主教会在这些事件中没有采取应有的反对态度，维也纳的大主教教堂还为欢迎希特勒鸣响钟声。(12)新主编们也就西班牙内战发表自己的看法。在1938年6月24日的《公益》杂志社论里，他们认为美国人应该对西班牙内战的各派采取中立的态度，不要因为“法西斯”或者“共产主义”的标签而简单化地支持或者反对某一方。他们指出，事实上，无论是共和派的激烈反宗教立场，还是佛朗哥的杀戮平民和专制独裁，都不是美国人所能接受的，所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实在的中立立场”。(13)这一社论试图对西班牙内战采取的冷静态度引起了亲佛朗哥的美国天主教徒的极度不满，杂志的订阅减少了20%。美国耶稣会办的周刊《美利坚》(America)指责《公益》杂志的立场实际上是同情左派，而且会被利用来反对天主教。舒斯特的文章也被一些教士看作是对教会权威的不恰当批评。(14)
西班牙内战仅仅是《公益》杂志与美国天主教神职人员以及众多教徒的意见发生分歧的开始，也是杂志独立立场引发激烈争论的开始。另一场引人注目的争论发生在二战结束以后，是由于《公益》杂志对麦卡锡及其反共狂热的不屑和批评引发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1950年初发动的反共狂热与美国天主教徒的态度有着复杂的关系。麦卡锡自己的天主教信仰背景以及他和教会人士的往来往往使人们将这一场风波与天主教会传统的敌视共产主义态度联系起来。尽管《公益》杂志以及耶稣会的《美利坚》杂志批评麦卡锡不负责任地毁坏“个人声誉”，但是并没有直接驳斥他散布的观点。其他的天主教刊物几乎众口一词地支持麦卡锡，尤其是各地主教区的刊物及其专栏作家，其中最为积极的是纽约超保守的天主教刊物《布鲁克林周报》(Brooklyn Tablet)。(15)1952年，《公益》杂志反麦卡锡的倾向日趋鲜明，新的常务主编约翰·科格利和执行主编詹姆斯·奥加拉都因为他们批评这位参议员的文章而受到天主教徒的批评，也引发麦卡锡本人对杂志的攻击，以至于他们在自己做礼拜的教堂也受到非议。(16)不少读者来信对杂志反麦卡锡的立场进行严厉指责，有些人甚至漫骂编辑们试图毁灭美国，试图和共产主义者及其同情者一起援助苏俄。
《公益》杂志在麦卡锡问题上表现出的勇气，也体现在它对美国社会其他热点问题的冷静思考和独立立场上，包括战争与和平这样牵动爱国感情和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1954年发表在《公益》杂志上的两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刊物的编者拒绝随波逐流的勇气其实还是来自他们依据自己的宗教信仰对社会问题做出的理解，也就是说，来自“信仰与生活的对话”。其一是约翰·卢卡奇的“集权主义的诱惑”。其二是参议员尤金·麦卡锡的“政治活动中的基督徒”。(17)在卢卡奇看来，恰恰是在现代民主社会，天主教传统对自由意志和个人良知的强调使之成为抵制现代集权主义的力量，希特勒以及其他一些以反共为手段的政治家往往是最邪恶的集权主义者，所以美国天主教徒应该警惕在反共意识形态下形成的新集权主义。该文章显然间接地触及了麦卡锡主义反民主的本质。
尤金·麦卡锡的文章同样不点名地批评了约瑟夫·麦卡锡类型的政治家，认为基督徒不可无端给别人“贴标签”，因为这样无端、不实的攻讦会毁灭脆弱的被攻击者。他更进一步地指出，政治的现实性以及政治与理想之间的距离，并不意味着政治家可以忽视道德、将权谋和利害作为唯一的或者最高的行动准则；基督教政治家尤其应该将自己的信仰体现在自己的行为上。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基督教政治家都是必须遵守的，原因是基督教道德原则的运用于具体问题的方法也许可以随时间、环境而变化，但是这些原则本身是恒定不变的，譬如：对世界上的苦难和不幸者，他宁可错在过度同情也不应该错在自私，宁可错在过度信任也不应该错在过分的怀疑和疑虑。又譬如，他应该特别注意国家权威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对他来说尤其重要的是：
在道德原则的基础上，他必须努力区分善与恶，即使二者之间的界线是模糊和游移的。他必须记住的一条规则是，不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在二战以后日益复杂的美国对外政策问题上，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公益》杂志的主流意见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但是编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基本方式正是尤金·麦卡锡所诚恳阐发的上述原则和信念。
二、《公益》杂志的战争与和平观
自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结束“三十年战争”(1618-1648)以后，西方国家试图在宗教与外交政策之间建立清楚的分野，以避免类似的宗教战争再度发生。但是宗教与外交政策的关系在21世纪的开端，显然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处理和外交政策设计所难以回避的问题。我们将回顾“海湾战争”以来《公益》杂志有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社论和专论。但是我们首先就《公益》杂志与另一本天主教平信徒的刊物《天主教工作者》的关系和观点异同作简短的回顾。后者可以说是极少数立场比《公益》杂志更为激进的天主教报刊之一。
与《天主教工作者》的分歧和一致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公益》杂志与《天主教工作者》之间，有原则的分歧，也存在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公益》杂志并不赞成彻底拒绝武力使用的和平主义立场，在这一点上，该杂志的编者与多萝西·戴以及她所编辑的《天主教工作者》见解不一致。《公益》杂志对西方传统的“正义战争”理论基本持认同态度，这是它的编者们与戴发生分歧的主要根源。两个刊物在历史渊源和人事上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都是平信徒主办的，不过它们的风格并不一致。《公益》主要是一个舆论的平台，其使命包括宣传教会的社会思想；而《天主教工作者》本质上是“天主教工作者”这一激进社会运动的“机关刊物”和“喉舌”，具有鲜明的社会批评色彩。在社会经济问题、反纳粹以及批评佛朗哥等问题上，两个刊物的立场几乎是同一的。两个杂志即使在战争问题上也有不少共同的见解，都支持因良心原因拒绝服兵役者，都反对针对平民的“饱和轰炸”，也都严厉谴责原子弹的使用。(18)
当然，《公益》杂志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立场是以“正义战争”为基础的，而不是戴所坚持的绝对的和平主义，认为“正义战争”理论并不是给战争制造借口，而是减少战争发生的危险和已经发生的战争对人类的伤害。雅各·马里坦1939年在《公益》杂志发表的文章就已经谈到，纳粹德国威胁到人类文明的生存，英法反纳粹的战争既不是意识形态的原因，也不是宗教战争，而是保卫人类基本生存的事业，所以是正义战争；人的原罪以及由此而来的战争惨状是整个人类的悲剧，但是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人们还是可以分辨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可以为正义而战。(19)将近六十年以后，《公益》杂志的一位前任编辑依然撰文指出，参加对纳粹德国的战争不仅是一个公民的职责，以武力制止希特勒这样的恶魔也是正义的事业。(20)必须指出的是，和《天主教工作者》一样，在其他许多美国人欢呼的时候，《公益》杂志的社论不仅批评了美国在使用原子弹之前对日本平民的常规轰炸，更痛心地谴责了美国对广岛和长崎使用原子弹的行为，认为与德国轰炸鹿特丹、考文垂以及日本偷袭珍珠港一样，美国的战争行为现在也蒙上了污点：
为了我们的战争，为了我们的目的，为了挽救美国人的生命，我们已经说，使用任何手段都可以。这恰恰是德国人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所说的话。当我们赢得了战争，我们却马上说，必须有国际法。当然，必须有国际法。当国际法被确立的时候，德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都将惊骇地记住那些标志他们的耻辱的日子。(21)
到了“冷战”时期，《公益》杂志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在国际形势所提出的各种挑战面前维持对“正义战争”理念的认同。
杂志的编者们对核战争的严重后果以及核武器使用灭绝人性的不道德性有清楚的认识，也编发了不少反映这种认识的文章，但是他们也意识到在核威胁面前单方面放弃核武器的不现实性。他们愿意有条件地接受核威慑的政策，但是在道义上也支持多萝西·戴这些和平主义者无条件反对核军备、甚至反对民防演习的抗议行动，因为在科格利等《公益》杂志的编者和作者看来，戴的行为所抗议的是毁灭人类的战争行为，在道德和基督教信仰的层面是先知和圣徒的声音，是值得尊重和敬仰的。(22)这并不是说，他们和戴没有原则分歧。1948年5月，戴曾经写信给《公益》杂志，反对将美苏对立和可能发生的战争说成是为了“拯救我们的信仰”。她指出，借口保卫基督教来鼓吹反苏战争或者任何战争是最严重的亵渎上帝的言论。在这封信的下面，当时杂志的执行主编鲍罗丁，反驳戴说，并非所有走向战场的人都是因为盲目或者出于自私的动机。鲍罗丁显然是在批评戴不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23)
“一场关于美国的战争” 20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曾经给过美国的各界人士重新反思越战的机缘，大家都希望避免重蹈越战的覆辙。天主教的保守派作家乔治·韦格尔在《公益》杂志撰文，提出要摆脱越战时期和平运动的反美色彩，正视萨达姆的侵略和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认为对萨达姆使用武力是一场正义战争。(24)杂志编者以及赫尔神父这样的主要作者的意见却并不是简单地认可“海湾战争”的正义性，并不是给予布什政府无保留的支持。因为越南战争的创伤，“海湾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战前讨论和争论最多的一场战争，这些讨论充分显示了美国的社会文化对待战争的态度，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这场战争也让人们认识了美国，韦格尔称之为“一场关于美国的战争”。
《公益》杂志编者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越战的时候曾经强调说，他们反战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和平主义者。按照他们显然是带有偏见的理解，制止越南北方政权的胜利和遏制中国的威胁都可以看作是美国卷入越南的理由，但是这些理由不足以使这场代价巨大的战争成为“正义战争”。美国介入战争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帮助越南人不受共产主义统治。《公益》的社论作者指出，越南人民在冲突中的实际伤亡已经远远高出一个设想的共产主义政权所能“消灭”的人数，这使得战争支持者的上述说法完全失去意义。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基督徒的立场只能是认定这是一场“罪恶”的战争，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美国所能做的唯一正确的决策是“退出”越南。当时杂志的作者包括因为激烈反战活动得到政府通缉的耶稣会神父丹尼尔·贝里根。有趣的是，与杂志的上述结论相似的看法早在1954年就已经由多萝西·戴提出了，这位被认为是激进、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实际上比所有从事战略策划的专业人士都更清楚、更提前地看到了美国卷入印度支那政策的陷阱在于，错误地将反对共产主义等同于保卫自由和保卫基督教信仰。戴认为，不应该将共产主义者和胡志明看作是基督教信仰和美国的敌人，应该承认他们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尽管在她看来，他们的手段有可能是错的。(25)戴的想法不仅更完美地接近基督教福音的训导，长时段地看，其实比美国政府和众多学者复杂繁复的战略谋划更有利于美国在印度支那的长远利益，也更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但是，戴这样的圣徒的言论往往是被政治家贬斥为不切实际的梦想。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拥有话语霸权以及实际决策权力的人难得会聆听戴宛如先知一般做出的预言：“最终是贫穷者、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将征服世界”。因此，他们也很难超脱地缘政治的束缚，真正将基督教的信仰和道德作为指南，很难退后三步、思忖再三，将基督教爱的考量置放于世俗利益的谋求之上，他们往往很难避免低级的决策错误。
赫尔神父以及《公益》杂志编者和其他主流作者对待海湾战争以及“9·11”以后形势的态度表明，宗教价值观念引入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讨论，可以帮助人们更谨慎地使用“正义战争”的概念，更努力地避免武力的使用，并且在战争发生以后，为了减少对平民的伤害更小心地使用武力。赫尔指出，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后所确立的国际关系原则，除了国家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之外，还有世界政治的世俗化，也就是避免将宗教因素作为冲突和战争的原因，但是晚近的共识却是，宗教信仰对国际政治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应该得到更多的注意。赫尔首先说明，在美国的文化传统中，宗教思想与对外政策之间的互动可以通过新教（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和天主教（约翰·考特尼·默里）神学家的阐释体现出来，但是他们的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格局中需要进一步发展。教宗约翰二十三1963年的通谕(Pacem in terries)强调国际关系中的人权问题，希望给予国际组织在世界政治中更突出的地位。这些思想元素以及传统的正义战争理论在新形势下都需要调整、更新和补充。国家主权和互不干涉的原则需要维护，但是维护的必要前提是发展和修正。种族灭绝(genocide)和民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显然已经成为普遍接受的人道主义干预的充足理由，而人权问题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还很难成为国际干预的稳妥前提，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武力的使用都必须是最后不得已才使用的手段。(26)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基督教道德观对美国人思考和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是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一般不会体现为赫尔在这里所系统阐释的理论框架里面，反而是在《公益》等杂志发表的政论性文章里有更鲜明清楚的显现。
1991年“海湾战争”发生后赫尔在《公益》杂志他的专栏里(World Watch)提出，这场战争有正当的理由，但是在美国并没有充分理由在1月17日就开始进攻，因为此时还可能有其他的手段解决问题，而按照“正义战争”的理论，战争只能是最后的手段。他承认，这可以算作是正义的战争，但是不明智；一旦战争发生，更关键的问题是基督教正义战争理论中的适度原则(proportionality)是否能够贯彻于实践，平民伤亡能否减少到最低程度，战争能否尽快结束，而且要求美国绝对不能使用生化武器或者核武器。(27)与韦格尔等天主教保守派的观点不同，《公益》杂志编者当时在社论里公布的意见大体也是赫尔的见解。“战争是地狱”。如果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经济制裁还有可能逼迫萨达姆就范，联合国要求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的最后期限为什么一定要是对伊开战的日期呢？“耐心和决心”是尽最大努力避免战争所需要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后，甚至后来的“9·11”事件之后，《公益》杂志中的确少见赤裸裸的战争鼓噪，尽最大力量避免战争成为主流意见。当然编者们也知道和平不会轻而易举地获得。(28)
《公益》杂志在美国开始进攻以后发表的社论肯定赫尔的意见，有保留地承认战争的正义性，指出问题的关键以及对美国最大的挑战是战事结束以后，如何在海湾和中东地区建立稳定持久的和平，以及美国如何避免迷信武力和养成霸道的外交态势。执行主编乔丹提醒读者们说，布什总统通过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来避免重复越战错误的计划，以及政府对战争新闻的控制，都意味着武力可能被过度使用（譬如，可以击穿六英尺厚钢筋混凝土的特种炸弹，尽管是精确制导，实际上也造成重大平民伤亡），而美国的强大军力和战争的轻易胜利会导致人们很快忘却生命的毁灭，会诱惑人们再一次诉诸武力来解决问题。这样来看，“海湾战争”依然是一场传统的战争，谈不上是正义的或者是正确的。(29)
“海湾战争“和历史上美国进行的其他对外战争一样，在一些民众中间掀起了狂热的爱国主义情绪。对此，《公益》杂志上发表的许多文章给予了批评和劝告。对战场上军人的支持固然是必要的爱国主义，但是应该如何来界定爱国主义呢？尼克松、卡特、里根的爱国主义和马丁·路德·金以及罗伯特·肯尼迪的爱国主义含义并不相同。追求世界和平与国际社会正义、保护人权、消除政治和经济的压迫以及战争的野蛮，应该成为美国人新的爱国主义的内容。这次战争和美国历史上以往的战争又有所不同，美国主流社会基本上没有以种族歧视的方式寻找“替罪羊”，伊拉克裔美国人和阿拉伯背景的美国人没有受到普遍的敌视，舆论对这一问题给予了重视和健康的疏导，战争所带来的仇恨和偏见比轰炸更具破坏力，是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来避免的。(30)有的文章批评了在美式足球比赛前举行的群众性的支持战争的集会，指出：当每个人泪眶湿润地高唱爱国歌曲时，人们其实忘记了战争意味着妇女和儿童的死亡，忘记了伊拉克的士兵也是和美国人一样有血有肉的生命。这是一场美国轻易取胜的战争，敌方的伤亡远远高于美军的伤亡，美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布什总统因为胜利得到了91%的支持率。但是这真的值得庆祝吗？这种尚武的民族性真的是属于美国人的吗？杂志的专栏作家艾比盖尔·麦卡锡指出，应该感到有希望的不是军事的胜利，而是加州一位五年级学生在接受CNN采访时所说的话：“我不知道在那里有多少人被杀死了。这场战争是谋杀。这是完全错的”。在举国欢庆胜利的时候，有年青人这么看问题，让人感到欣慰。(31)
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对待战争与和平问题，《公益》杂志所表现出的基督教的态度，在“9·11”事件发生后尤其显得突出。赫尔当时在《美利坚》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也显示了他在《公益》杂志专栏文章里一贯的立场和风格，其题目是“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赫尔指出，这一恐怖袭击，用教宗的话说，是一桩“难以言说的滔天罪恶”，“人类历史上黑暗的一天，是对人的尊严的放肆挑战”。赫尔提到他所描述的“牧灵式的回应”(the pastoral response)，认为宗教信仰和宗教团体极大地帮助了美国人民应对袭击所造成的损失和震惊，帮助他们沉静和有尊严地应对无耻的残忍的袭击。下一步的问题是如何应对敌人。赫尔指出，社会在这一问题上应该作出的首要反应，是保护阿拉伯美国人以及其他在美国的中东人和伊斯兰教徒。在政策的层面上，赫尔将“正义战争”理论与反恐行动进行了整合，提出了两个原则：(1)打击的目标只局限于那些犯下恐怖袭击罪行的人。(2)正当的武力使用必须在打击对象、方式和意图上都是严格限定的。而且，他指出，反恐也不能仅仅是军事行动。(32)
《公益》杂志在“9·11”事件以后发布的第一篇社论就提出要在反击恐怖分子时注意防止滥用武力，“以过度的武力杀害无辜者，同时又不能挫败难以捕获的敌人，只会加强恐怖分子的力量”。而且，“出于道德义愤，我们敬重我们的死者，努力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但是我们自己的行动也受同一道德标准的裁判。”杂志的专栏作家约翰·加维赞美了纽约消防队员和警察的英雄主义救援行为，同时也希望读者们在受到伤害的时候对邻居们流露出温柔的关心，同时也不要让复仇的愤怒控制自己。(33)如果我们对比一下这样的反应和“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对日裔美国人的歧视和监管，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社会的成长。而且我们应该承认，这一成长与《公益》周围那样的知识分子长期努力影响大众直接相关。
在2003年针对伊拉克的战争发生以后，《公益》杂志的编者充分认识到了“9·11”袭击对美国人民的影响，认为这是小布什得到相当力度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34)杂志上在战事发生前后发表的文章不仅质疑战争本身的必要性和正义性，也怀疑这场战争打击恐怖主义和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效果，而且很快就开始担心美国陷入伊拉克难以脱身的可能性。(35)在2005年年底，杂志社论就已经指出，由于布什没有成功稳定战后的伊拉克局势，美国军队有可能在伊拉克民主政权成功建立之前就不得不撤出；布什的表现其实已经是渎职。到2006年3月，战争开始三年以后，杂志的社论认为，布什政府应该承认在伊拉克建立民主这一尝试的失败，并在这一基础上改变政策。(36)不过杂志的编者们对美国在伊拉克建设民主的努力最深刻的批评还是来自他们的信仰。
在《公益》杂志的编者们看来，在伊拉克建设民主的努力代表着一种外交上的“神学错误”，因为在终极的意义上掌握世界命运的是上帝，而不是拥有强大武力和经济实力的人。他们认为，小布什政府的道德正义感和勇于作为的态势恰恰在这里出了问题。他们对韦格尔、诺瓦克等天主教新保守主义者支持伊拉克战争立场的批评表明，在后者看来，“正义战争”的传统所处理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而不是教会组织和宗教人士的有权干预的领域。而实际上，他们是将“正义战争”这一天主教的传统用于支持特定的政治目的，譬如伊拉克战争。(37)教宗和天主教的世界主教团对伊拉克战争一直采取的是反对态度。如果教徒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重视教会权威的意见，而不是拉姆斯菲尔德的意见，也许才会作出正确的判断，譬如，他们会正确认识到，在基督教传统里，“正义战争”理论的用意是限制暴力而不是给予暴力合法性。(38)
“正义战争”理论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所受到的挑战是多方面的，它既受到怀疑和批评，也在修正和发展之中获得了新的生命。道德神学家海姆斯曾经在《公益》杂志撰文，谈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常用的经济制裁手段。他指出，“冷战”以后，美国不再面临来自前苏联这样的大国强国的威胁，常规的军事介入作为对外政策的一种方式较难得到民众的支持，而像经济制裁这种替代军事干预的方式则得到重视，同时在政治上和道德上也提出了新的问题。他认为，经济制裁其实是“使用另外手段的战争”，所以需要重视教宗关于慎重使用经济制裁的教导。这样来看，国际关系上的经济制裁，既可以用“正义战争”理念去指导，同时也使“正义战争”原有的理论框架得到新的补充和发展。平民是否会受到过度的伤害，对无辜平民的伤害是否会大于其行为违反国际关系和人类社会公认准则的统治者，制裁是否能受到被制裁国家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支持，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在实行制裁以前和实行过程中间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如此来判断，譬如美国对古巴的长期经济制裁在道义上就很难站住脚。(39)
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的国际冲突证明，以绝对的和平主义信念来替代或过度严格限制“正义战争”理念，是十分困难的，会在实践中和理论上遭遇许多问题。传统的“正义战争”理论得到发展和新的阐释，与此同时，一些新的问题也出现了。譬如二次大战以来，特别是在核军备竞赛的危险形势下，罗马天主教的社会训导倾向于严格限定“正义战争”理论的适用范围，甚至认为，只有最严格意义上的防卫性战争才可能是正义的。“海湾战争”和“9·11”事件以后，美国所介入的军事行动显然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土防卫战争，新局势要求新思维，要求扩大“正义战争”的使用范围，也要求天主教的社会训导与道德神学有新的见解。海姆斯与赫尔分别就此发表过重要文章，阐释天主教对“正义战争”新的理解。(40)海姆斯与赫尔都相信，“9·11”以后美国及其盟友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支持。尽管这一军事行动与传统意义上的国土防卫战争不同，仍然可以合乎逻辑地在“正义战争”的框架内被理解为自卫的战争。(41)但是为保护人权和进行人道主义救助的军事干预，特别是为了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军事行动，就不是那么轻易地可以用“正义战争”理论来赋予合法性。作为基督教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正义战争”理论的目的是限制武力的使用，而不是鼓励暴力的滥用。从这样的一个基本立场出发，海姆斯与赫尔都对小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持保留态度。他们承认，伊拉克问题的确对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等近代传统的国际关系准则提出了挑战。恐怖主义、高科技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有能力或潜在的能力为恐怖主义者提供此类武器的“无赖国家”，是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三个新因素。这三个因素一旦组合为一体，将对国际社会的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先发制人的（预防性的）军事行动在理论上有合法性。问题是，如何避免将应对恐怖主义以及预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行动演变为过度的武力使用。海姆斯与赫尔指出，在如此复杂的新国际形势面前，对“正义战争”理论的正确理解会有助于界定正当军事回应的程度、范围和必要性。具体而言，发动此类反恐和预防性战争的权威应该是联合国或其他多国组织，而不是某一大国以及它的某些盟友；进行此类战争的手段应该是有克制的，核武器等非常规武器的使用应该被排除。即便如此，国际社会必须意识到，发动此类战争的理由仍然只是一种“边缘化的可能性”，而在计划和进行此类战争中存在着过度依赖武力解决国际关系问题的巨大危险。(42)
海姆斯、赫尔以及《公益》杂志编者、专栏作家这样的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美国社会的良心，也体现了基督教信仰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影响。他们对“正义战争”传统的理解和应用完全不同于某些政治家。使用“正义战争”的理论来支持伊拉克战争并且最终在那里陷入困境，再一次证明了，世俗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以及缺乏耐心会对国际关系问题的处理带来多大的困扰。总之，以《公益》杂志为代表的美国天主教知识分子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观念虽然不被美国政治家们接受和转换为国家政策，但他们的思想影响了美国的民众，构成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挑战。
注释：
①X (George F.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25(1946/1947): 566-582.
②George F. Kennan, "A Christian's View of the Arms Race," Theology Today 39(1982): 162-170.该文是凯南1982年4月27日在普林斯顿神学院的一次演讲。
③ibid., 166, 177.
④《公益》杂志的主页对刊物宗旨和历史等情况做了简要说明。主页之“About”栏目："BASICS: It's an independent journal of opinion edited and managed by lay Catholics. Twenty-two issues a year; usually 32 pages. Offices in a building on Manhattan's Upper West Side with a good view of the Hudson River and beyond." 1 June 2007. www. commonwealmagazine.org.
⑤Rodger Van Allen, The Commonweal and American Catholicism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4) 1-14; idem, "Commonweal," in Michael Glazier and Thomas J. Shelley, ed., The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Catholic History(Collegeville, Minnesota: The Liturgical Press, 1997)364-365; Peter Steinfels, "Introduction," in Patrick Jordan and Paulmann, Commonweal Confronts the Century: Liberal Convictions and Catholic Tradition (New York: Touchstone, 1999)15-29; Edward S. Skillin, "Six Decades of Rewarding Struggle," Commonweal, 18 November 1994: 26-27; Margaret O'Gara and Monica O'Gara, "Growing Up Commonweal," Commonweal, 5 November 2004:17-18.
⑥该协会名称带有纪念马里兰殖民地创立者、天主教徒乔治·卡尔弗特的意思。Edward S. Skillin, "Michael Williams," in Michael Glazier and Thomas J. Shelley, ed., The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Catholic History, 1475-1476; Rodger Van Allen, The Commonweal and American Catholicism, 5-9.
⑦Rodger Van Allen, The Commonweal and American Catholicism, 12-14.关于海斯的情况，可参见Patrick Alitt, Catholic Converts: British and American Intellectuals Turn to Rom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240-242, 244-251, 260-267.
⑧Peter Steinfels, "Introduction," in Patrick Jordan and Panlmann, Commonweal Confronts the Century: Liberal Convictions and Catholic Tradition: 17-23.
⑨转引自E. J. Dionne Jr, Kayla M. Drogosz and Jean Bethke Elshtain, "The Paradoxes of Religion and Foreign Policy," in J Bryan Hehir et al., Liberty and Power: A Dialogue on Religion and U. S. Foreign Policy in an Unjust World(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1-10，此处p. 1.
⑩Redger Van Allen, The Commonweal and American Catholicism, 66-80.
(11)菲利普·伯纳姆在二战期间参军，战后转向保守，逐渐退出杂志的工作，并在20世纪50年代将自己的股份出售给斯基林。Redger Van Allen, The Commonweal and American Catholicism, 104-105, 124.
(12)George N. Schuster, "Terror in Vienna," Commonweal, 15 April 1938, in Patrick Jordan and Paulmann, Commonweal Confronts the Century: Liberal Convictions and Catholic Tradition: 33-36.
(13)The Editors, "Civil War in Sp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monweal, 24 June 1938, in Patrick Jordan and Panlmann, Commonweal Confronts the Century: Liberal Convictions and Catholic Tradition: 149-150.
(14)Rodger Van Allen, The Commonweal and American Catholicism, 78-79.
(15)ibid., 111.麦卡锡与耶稣会的关系曾经引起很多议论和争论，参见Donald F. Crosby, "The Jesuits and Joe McCarthy," Church History 46(1977): 374-388; idem, "Joseph Raymond McCarthy and American Catholics," in Michael Glazier and Thomas J. Shelley, ed., The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Catholic History: 872-874; James Hennesey, American Catholics: A History of the Roman Catholic Comm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291-294; Vicent P. Santis, "American Catholics and McCarthyism,"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51(1965): 1-30.
(16)Rodger Van Allen, The Commonweal and American Catholicism, 112-116.
(17)John A. Lukacs, "The Totalitarian Temptation," Commonweal, 22 January 1954, in Patrick Jordan and Paulmann, Commonweal Confronts the Century: Liberal Convictions and Catholic Tradition: 56-62; Eugene J. McCarthy, "The Christian in Politics," Commonweal, 1 October 1954, in Patrick Jordan and Paulmann, Commonweal Confronts the Century: Liberal Convictions and Catholic Tradition: 63-66.尤金·麦卡锡(1916-2005)，与约瑟夫·麦卡锡不同，不仅著述甚多，而且是现代美国最受尊敬的政治家之一，也是最早反对越战的国会成员之一，在1947-1971年间先后代表明尼苏达担任美国众议员和参议员。他曾经被迈克尔·诺瓦克誉为美国天主教徒政治家的典范。诺瓦克认为，肯尼迪根本算不上是一个合格的天主教徒，更算不上是具有天主教徒应有品格的政治家。Michael Novak, "Democracy Unsafe, Compared to What? The Totalitarian Impulse of Contemporary Liberals," Review of Politics 62(2000): 31-35.
(18)Patrick Jordan, "Introduction," in idem ed., Dorothy Day: Writings from Commonweal (Collegville, Minnesota: The Liturgical Press, 2002): xi-xiv; idem, "Commonweal and The Catholic Worker: Connects and Disconnects," Commonweal, 18 November 1994: 24-29.乔丹为《公益》杂志现任执行主编，1984年进入该刊物编辑部以前曾经担任《天主教工作者》的执行主编，是越战时期积极的反战分子，还曾经长期从事癌症患者的临终关怀工作。
(19)Jacques Maritain, "Just War," Commonweal, 22 December 1939, in Patrick Jordan and Paulmann, Commonweal Confronts the Century: Liberal Convictions and Catholic Tradition: 151-153.
(20)James Finn, "Citizen Soldier," Commonweal, 24 Aapril 1998, in Patrick Jordan and Paulmann, Commonweal Confronts the Century: Liberal Convictions and Catholic Tradition: 154-159.
(21)The Editors, "Horror and Shame," Commonweal, 24 August 1945, in Patrick Jordan and Paulmann, Commonweal Confronts the Century: Liberal Convictions and Catholic Tradition: 160-161.
(22)John Cogley, "Lonely Protest," Commonweal, 16 August 1957; Thomas Powers, "On Nuclear Disbelief," Commonweal, 15 January 1982; The Editors, "Is Deterrence Moral?" Commonweal, 8 May 1987; Thomas Merton, "Nuclear War and Christian Responsibility," Commonweal, 9 February 1962. In Patrick Jordan and Paulmann, Commonweal Confronts the Century: Liberal Convictions and Catholic Tradition: 162-177.
(23)Dorothy Day, "Letter: Things Worth Fighting For," in Patrick Jordan, "Introduction," in idem ed., Dorothy Day: Writings from Commonweal: 101-102.
(24)George Weigel, "A War about America, Wanted: A Genuine Peace Movement," Commonweal, 22 February 1991:121-122.
(25)The Editors, "Getting Out," Commonweal, 23 December 1966, in Patrick Jordan and Paulmann, Commonweal Confronts the Centruy: Liberal Convictions and Catholic Tradition: 178-181; Daniel Berrigan, "Notes from the Underground," Commonweal, 29 May 1970, in Patrick Jordan and Paulmann, Commonweal Confronts the Century: Liberal Convictions and Catholic Tradition: 182-185; Dorothy Day, "Theophane Venard and Ho Chi Minh," The Catholic Worker, May 1954, 1, 6［2007年6月6日下载自：www.catholicworker.org/dorothyday].
(26)J. Bryan Hehir, "Religion, Realism, and Just Intervention," in J Bryan Hehir etal., Liberty and Power: A Dialogue on Religion and U. S. Foreign Policy in an Unjust World: 15-20, 22-31.赫尔是天主教神父，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宗教实践与公共生活讲座教授，曾经担任哈佛神学院院长、美国天主教慈善组织(Catholic Charities USA)主席和总裁，并任职于美国天主教主教会议和罗马教廷驻联合国代表团等重要机构。
(27)J. Bryan Hehir, "The Moral Calculus of War," Commonweal, 22 February 1991: 125-126.
(28)The Editors, "A Fragile Gift," Commonweal, 21 December 1990: 739.
(29)The Editors, "Engulfed," Commonweal, 22 February 1991: 115; the Editors, "Managing the Peace," Commonweal, 8 March 1991: 147-148; Patrick Jordan, "A No-Hand-Tied War: Neither Just Nor Right," ibid.: 148-149.
(30)David O'Brien, "Daunting Questions for All Sides," Commonweal, 8 February 1991: 85-86; William Lee Miller, "Watching Our Words, So Far a More Civil Tone," Commonweal, 22 February 1991:122-123.
(31)Mary Lou Kownacki, "First Hearts, Then Minds: Tactics for Peacemakers," Commonweal, 22 February 1991:119-120; Abigail Mc-Carthy, "The Gulf War: A Question Remains," Commonweal, 19 April 1991: 248-249.
(32)J. Bryan Hehir, "What Can Be Done? What Should Be Done?" America, 8 October 2001: 9-12.
(33)The Editors, "September 11, 2001," Commonweal, 28 September 2001: 4-5; John Garvey, "A Beautiful Day," Commonweal, 12 October 2001: 6-7.
(34)The Editors, "War and Partisan Politics," Commonweal, 9 May 2001: 5-6.
(35)George A. Lopez, "Iraq and Just-War Thinking: The Presmnption against the Use of Force," Commonweal, 27 September 2002: 14-15; John Langan, "Bush's 'Iraq Project'," Commonweal, 14 March 2003: 15, 18-19; Arthur T. Downey, "After Baghdad: Questions for Middle East Policy," Commonweal, 23 May 2003: 9-10; the Editors, "The War on Terrorism," Commonweal, 12 September 2003: 5-6.
(36)The Editors, "Leaving Iraq," Commonweal, 2 December 2005: 5; the Editors, "A Nation Adrift," Commonweal, 10 March 2006: 7; the Editors, "A Negligent President," Commonweal, 21 October 2005: 5.
(37)The Editor, "More Troops?" Commonweal, 12 January 2007: 5.
(38)William T. Cavanangh, "At Odds with the Pope: Legitimate Authority and Just Wars," Commonweal, 23 May 2003:11-13.
(39)Kenneth R. Himes, "War by Other Means: Criteria for the Use of Economic Sanctions," Commonweal, 28 February 1997:13-15. 海姆斯为波士顿学院神学系主任，主编有《现代天主教社会思想：评注与解读》(Kenneth R. Himes, OFM, ed., Modern Catholic Social Thought: Commentaries and Interpretations. Washington D.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5)，是美国学界研究天主教社会思想的权威学者之一。
(40)Kenneth R. Himes, "Intervention, Just War, and U. S. National Security," Theological Studies 62(2004): 141-157; J. Bryan Hehir, "Religion, Realism, and Just Intervention," 11-33.参见John P. Longnn, "The Just-War Theory after the Gulf-War," Theological Studies 53(1992): 95-112；彭小瑜：“‘正义战争’理论与天主教和平运动”，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4辑下册（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年），第472-501页。
(41)Kenneth R. Himes, "Intervention, Just War, and U. S. National Security," 144; J.Bryan Hehir, "Religion, Realism, and Just Intervention." 27.
(42)Kenneth R. Himes, "Intervention, Just War, and U. S. National Security," 144-150; J. Bryan Hehir, "Religion, Realism, and Just Intervention," 2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