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联邦德国产业结构转型与中间阶层的变化
许璇/邢来顺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5期
【原文出处】《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武汉)2008年1期第62～68页
【作者简介】许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生。(上海 200241);邢来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430079)
【关 键 词】产业结构/中间阶层/转型
中图分类号：K5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08)01-0062-07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联邦德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经济增长方式也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社会形态随之由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在此基础上，联邦德国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中间阶层发展并成为社会的主体。研究表明，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与产业结构的转型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将从联邦德国产业结构的变化着眼，分析它与中间阶层发展壮大之间的关系。
一、联邦德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关于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一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是产出结果分布，即各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二是从生产要素在各产业的分布，尤其是劳动力在各产业的分布情况，即就业结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联邦德国的经济产业结构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生产领域，主导性经济部门开始从物质生产向社会服务领域转移，以服务为主要特征的第三产业逐渐超越加工和制造为特征的第二产业以及农、林、渔等第一产业，成为主导性产业；第二，在就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领域的就业人数比重显著上升，成为三大产业领域最大的就业群体。
从生产领域看，20世纪70年代前后，联邦德国三大产业的结构比重有明显的差异。1960年，联邦德国三大产业结构比重分别为5.5%、53.5%、40.9%。第二产业在三大产业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这是典型的工业社会产业结构特征。1970年，三大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3.9%、57.6%和38.7%。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进一步增加，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大大超过了第一和第三产业的产值总和，达到最高值。此后，联邦德国三大产业结构出现了转折性变化。第二产业比重开始下降，第三产业迅猛扩张并超过第二产业。1975年联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为：第一产业2.9%，第二产业47.7%，第三产业49.4%。第三产业比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1980年，三大产业在联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分别为2.2%、44.8%和53%。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不仅超过了第二产业，而且超过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总和。到1993年，三大产业在（重新统一前的联邦德国各州）国内生产中所占比重分别为1.1%、36.4%和62.5%，进一步向第三产业倾斜①[1]184,[2]192,[3]1,[4]161。这些统计数据清楚地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联邦德国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第一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在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黄金发展时期后，比重也出现了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则不断上升，最终取得了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后，联邦德国的就业结构也出现了不同于工业社会的发展趋势。根据有关统计，1950年，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23.2%，第二产业占42.3%，第三产业占32.3%，另有2.2%无法分类；1960年，三大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相应为13.7%、48%和38.3%；1970年三大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相应为8.5%、48.9%和42.6%。到70年代中期，上述状况出现了根本性变化。1975年，三大产业的就业比重为：第一产业7.2%，第二产业45.6%，第三产业47.2%；1980年，三大产业就业比重分别为5.5%、44.1%和50.4%；1990年三大产业就业人数比重进一步调整为3.6%、40.6%和55.8%[1]184,[4]161。上述统计数据表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联邦德国仍然是典型的工业社会就业结构。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一直是最大的就业群体。此后，联邦德国的就业结构出现了转型迹象，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成为最大的就业群体。到1980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甚至已经超过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之和。
以上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联邦德国产业结构的整体变动情况。必须指出，在联邦德国产业结构整体发生变化的同时，各产业内部结构也有很显著的变化。
在门类众多，内部结构最为复杂的第二产业，变化主要表现为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工业成为经济发展和新技术革命的支柱，而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地位明显下降。例如“1950年至1986年，第二产业中，技术含量和信息化程度高的电子、化工等部门在GDP中的排名分别从第9、5位攀升到第3和第4位。汽车则上升到了首位；而同期，比较粗放的钢铁和采煤则分别从第2和第3位跌至了第7和第9位”[5]。另外，传统工业部门（包括化工、机械制造、汽车、煤炭、建筑、造船业、钢铁工业及纺织业等）改造与提高，新兴工业部门蓬勃发展壮大。新兴工业部门主要包括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海洋技术及宇航空间技术等工业。它们在国民经济中起着先导作用，发展速度也大大超过工业生产的平均增长水平。
第三产业内部各部门的发展也很不平衡。第一，传统的邮政和商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呈明显下降趋势，“从1960年的18.5%下降到1986年的14.7%，同一时期，其他行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从13.6%上升到27.1%”[6]216。第二，国家和私人公共事业的产值比重有较大增长，其产值从1960年的8.8%上升到1986年的13.6%[7]66。联邦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为服务部门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而政府越来越多地介入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使得政府雇员和行政服务量也随之增加，1972年至1982年政府管理部门就业人数增加了59万[7]68。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变动的另一明显特征是许多新行业的出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咨询、管理、通讯、计算机软件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迅速。这些行业发展势头强劲，有从第三产业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第四产业的趋势。
二、联邦德国中间阶层的特点及社会作用
在上述经济结构显著变化的基础上，联邦德国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社会中间阶层的扩大。下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向后工业社会转型中的中间阶层及其特点
工业化的过程是一个阶级差距先逐渐扩大后又逐渐缩小的过程，在工业化早期，德国阶级差别非常大，社会等级结构是“金字塔”式的，即少数人生活在社会上层顶端，而绝大部分人则处于社会的低层。然而，随着工业化的深入，社会阶级结构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二战结束以后，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联邦德国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社会阶级结构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其社会结构呈现出“洋葱”形或“橄榄球”形的特征。在社会分层中，处于社会顶层和底层的阶层成为社会的少数，而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日渐成为社会主体的“中间阶层”（或称“中产阶级”）。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中间阶层，是指在社会阶层体系中按职业、收入、教育、价值观、生活方式等多元标准进行综合考察，其整体地位高于体力劳动者又低于大资产阶级的社会阶层。它的构成比较复杂，且具有很强的变迁性和不稳定性。
根据西方社会学理论，区别社会阶级的三大基本标志是权力、财产和名望，它们的不均匀分布使一个阶层区别于另一个阶层。在这样一个标准下，联邦德国的社会阶级结构可划分为上、中、下三层：处于社会最上层的主要有资产雄厚的独立经营者、大商人和银行家等，他们掌握了整个经济的领导权；处于中层的也就是所谓的中间阶层，包括公司的各级职员、自由职业者、政府工作人员、教师、从业于服务业的店员以及熟练工人等，他们构成了联邦德国社会的主体人群；而处于下层的主要是普通工人，普通雇员、大部分养老金领取者以及社会上的“弱者②。
如前所述，在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中，联邦德国的阶级结构出现了不同于工业社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即中间阶层成为社会的主体人群。整体上看，作为主导性社会群体的中间阶层具有以下发展趋势和特点。
第一，从整体上看，中间阶层人数扩大，比重上升，一个稳定的中间阶层已经形成。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收入分层和职业分层两个方面来分析。联邦德国社会1950、1960、1970、1981、1985年的基尼系数分别是0.396、0.380、0.392、0.347、0.344[8]55，明显呈减小趋势。“1950年，最底层的20%人口占有社会收入的5.4%，而最顶层的20%人口享有社会收入的45%。到1985年最底层的20%人口占有社会收入的7.4%，而社会顶层20%人口占有社会收入的比重下降到43%。同样的趋势反映在1963年到1983年的贫困率：以低于40%的中等收入的人数测量贫困率有一个平稳的下降（从1963年的5.7%到1983年的2.0%）。”[8]55这说明了联邦德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有所缩小，最富的阶层与最贫穷的阶层逐渐向中间阶层演变。
从职业分层来看，联邦德国形成了中间阶层的职业群体，即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销售人员、办事人员等，1987年联邦德国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办事员、销售人员、服务业人员在职业人口中所占百分比分别是13.8%、3.5%、17.8%、8.3%、10.6%，而农、林、牧、渔业人员、生产工人、运输工人等、不便分类的劳动者、军人在职业人口中所占百分比分别是4.4%、31.3%、2.1%、7.3%，前者的比重共计54%[9]216，已超过一半。
第二，联邦德国中间阶层发展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新中间阶层不断扩大。在工业社会中，中间阶层主要是由老中间阶层（又称传统中间阶层）构成，包括中小农场主、自我雇佣农民、自由职业者、小企业主等。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传统老中间阶层逐渐被新中间阶层所取代。“土地所有者，尽管很有声望，但不再被赋予权力，而教育和管理阶层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作为身份标志的出身。”[10]174
新中间阶层主要由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政府雇员、白领职员等构成。1950年，联邦德国的老中间阶层共有2065000人，占经济活动人口的9.4%，新中间阶层的人数是1846000，占经济活动人口的7.1%，而到1970年，老中间阶层人数降到1449000人，在经济活动人口中的比重也降到6.6%，新中间阶层的人数为2335000，占经济活动人口的9.0%[9]208。其中，作为老中间阶层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小资产阶级人数急剧减少，而城市中间阶层稳步发展。“许多小企业主（包括家庭农场）消失了，它们原来的拥有者加入到工薪阶层的队伍，比如1950年德国33%的劳动力是独立经营者，20%是白领，到1962年，这两支队伍的百分比正好倒了过来。”[11]401
新中间阶层与老中间阶层的最大区别有两点：一是在老中间阶层中，无论是中小农场主还是小企业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有自己的财产，而新中间阶层则大多数没有自己能够独立经营的财产，他们作为高级雇员为国家等机构或拥有大型资本的雇主工作；二是新中间阶层从事的多为脑力劳动，并且其中相当多的职业是专业技术性的，而老中间阶层还是会自己动手从事一些体力劳动[12]14。
第三，中间阶层的社会地位有所下降。如上文所述，中间阶层人数扩大，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大大上升，但与此同时，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对有所下降。在迅速扩大的白领队伍中，只有少数上层人物能与企业主保持密切联系，并手握大权，大多数职员与工厂主、董事会的距离非常遥远，成为普通的雇员。他们的就业安全和向上流动的比例降低，而且收入也相对下降。
中间阶层人数扩大，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吸收了原社会下层的一部分。“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从事白领职业与蓝领工人相比，要求有较高的技能，而这些技能不是从工作岗位上获得，而是从学校中获得的”[13]325。战后，由于在社会广阔的范围内教育的普及，使得有更多的人适合白领工作，这样进入中间阶层的要求降低，“现代社会一种扩大中间阶层的主要方法是将工人阶级转变为低级的中间阶层，即通过提升工人的教育水平和工资水平……学校教育和技术教育必须向工人开放，无论男女。工资和利益必须维持在较高水平以使这个新产生的较低中间阶级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安全感和足够的消费生活方式”[14]150。比起传统中间阶层，作为整体来说其作用是增强的，但成员的个人地位逐步下降。白领阶层再也无法垄断自己的职业，且一般的职员工资也下降到与工人工资相近的水准。
当然，中间阶层地位的下降也与工人地位的相对提高有很大关系。随着联邦德国各种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以及福利政策的实行，使得社会下层的生活居住条件有了很明显的改善；另外，为了适应新时期经济的发展，国家也加强了对工人职业培训的力度，“西德熟练的和受过培训的工人在男性蓝领工人中占80%，而在1925年只占65%”[15]67。“今天的工人一尽管他或她可能在造糖厂的车间工作—也将需要获得生产线技能，这些技能包括熟悉自动化和电脑操作。”[14]151
（二）中间阶层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随着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它在社会中起的作用和影响也越来越大。
第一，由于中间阶层占据社会的主体地位，对联邦德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有重要作用。一方面，它是介于社会上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也就意味着社会底层必然成为社会的少数群体，从而有利于社会保障政策的有效实施和社会结构的稳定；另一方面，中间阶层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战后联邦德国的反纳粹化和社会民主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是社会的稳定力量。
第二，中间阶层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他们的生活方式保证了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他们有较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已经不是其主要的考虑。后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大众消费的社会，这与中间阶层作为社会消费的中坚力量不无关系。“1938年，在德国很多人梦想拥有一辆‘人们的车’（大众汽车）并为之而省钱”[15]75，到了1961年，联邦德国的私用车是5343000，此时其人口是56115000，1970年私用车是13941000辆，人口是60651000，而到1984年，私用车数量更是上升到了25218000辆[16]4,740，“私车的迅速增长（到1974年西德已经接近美国‘汽车化’社会的水平），使旅行的狂热更加加剧”[17]283。旅游在人们的业余生活中也占据了重要地位，“根据普查的结果，1976年4月到1977年3月间，联邦共和国居民中有三千六百万人次度假和休养旅行，其中有两千万人次去国外度假。度假者所住的城市越大，出外旅行的比越高。人们的职业地位也影响旅行的比例：1970年，百分之三十三点二的工人，百分之五十八点五的职员和百分之六十五的公职人员加入旅行的行列”[18]91。
第三，中间阶层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也深刻地影响着联邦德国社会。中间阶层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他们具有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衣食无忧。因此，他们的兴趣已不再停留在基本的生活保障，而是在于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即所谓的“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比如说，“迅速壮大并发展成为社会主体人群的中产阶级是生态主义理念的主要阶级载体”[19]，他们赞同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同时也影响着联邦德国社会，像绿色政治的兴起和绿党的发展都是与此有密切关系。
三、产业结构转型与中间阶层发展变化之间的关系
作为联邦德国社会主体的中间阶层，其产生与发展变化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但20世纪60年代以来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下文将系统分析产业结构转型对联邦德国中间阶层产生的影响。
其一，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导致小农锐减和老中间阶层萎缩。如前文所述，第一产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人数中的比重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于是，老中间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小农场主、自我雇佣农民人数大量减少。1945年到1980年间，联邦德国独立小农民的数量从1200000降到533000。”[15]63农业小资产阶级迅速发生分化和缩减。少数中小农场主上升为农业资本家，而绝大多数纷纷破产，流入城市，向其它产业转移。这是联邦德国中间阶层构成中老中间阶层人数缩减的重要原因。
其二，知识经济发展是中间阶层扩大的重要促进因素。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基础之上的经济，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直接依据的经济，知识是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的驱动器，[20]25是一种信息化、网络化的经济。它需要智力支撑、管理和决策，是一种知识产业化的经济。知识经济“以知识、信息为资源，以人才和创新能力为动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只用10年时间就完成了第三产业50年，工业300年，农业3000年才完成的革命，实现了迅猛扩张”[20]39。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联邦德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各类“知识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大大推动了第三产业迅猛扩张。信息产业、银行、金融保险、通讯、教育、保健和公用事业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这些新兴产业中需要大量的专业和管理人员，各种工程技术和科学研究人员的比例明显上升，包括政府雇员在内的各级政治和经济管理工作者的人数迅速扩大，导致了一个专业与管理群体的发展。“专业的中间阶层是一个相对地具有特权的阶层，他们的特权不是直接来自商业活动，而是来自于他们带给工作场所的技能。”[21]181可以说，中间阶层的兴起，作为知识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衡量知识经济发展的标志。
其三，妇女工作参与率的提高使其成为中间阶层的一个重要来源。二战后，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门，与男人一样接受教育，外出谋职，成为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造成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劳动密集型经济下，体力劳动是劳动的主要内容，男女在自然生理条件方面的差距对女性不利。但是，第三产业的扩张为妇女进入社会生产领域提供了良机。第三产业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所要求的劳动力在脑力方面的要求远大于体力方面。服务业中的许多部门提供了大量适合妇女的工作岗位。而教育的进一步扩大也提高了妇女的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1960年到1961年冬季，联邦德国大学中德国人入学人数中，妇女为46080，占总数的23%；1977年到1978年，妇女在大学中的入学人数为299 763，占总人数的35%[22]184。男女在劳动力就业方面的差距和不平等缩小，妇女就业的机会相应得到提高。此外，服务业的发展，使得小孩可以进入幼儿园，妇女抚养儿童的压力减轻；而小家电如微波炉、洗衣机、吸尘器、洗碗机等的普及也使妇女得以从烦琐的家务解脱出来，走向工作岗位。也就是说一方面社会提供了适合的王作岗位，另一方面，妇女也具备了走出家庭的可能性和工作的条件，所以妇女的工作参与率大大提高了。
妇女参与工作多集中于服务业占主要地位的第三产业，她们也就成为职员阶层的一个重要来源。据统计，联邦德国第三产业中就业的妇女人数占就业妇女人数的绝大多数，白领雇员中，妇女所占的比重一直较大，稳定在50%左右，1969年为3683000，占总人数的48.9%；1977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4694000，51.3%[22]182。对于越来越多的妇女来说，雇员成为一个持久的职业[15]55。
其四，第三产业中公共服务部门雇员的大幅增长，成为中间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随着联邦政府越来越多地介入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联邦德国出现了从“政治国家”向“行政管理型国家”的转变，国家社会职能分化和扩展，政府机构扩充，行政人员相应增加。此外，国家出资兴办了许多科研机构、学校、医院、社会福利机构等。在这种情况下，公共部门就业人员和国家公务员数量增长很快。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段时期内，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等部门极大膨胀，这就成为中间阶层人数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20世纪70年代，第三产业工作岗位的增长，有60%是在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部门以及联邦、州、地方三级行政机构。”[23]213据统计，1960年到1990年间，德国国家公务人员由3002000人增加到了4666000人[24]70。
其五，教育事业的发展成为中间阶层壮大的文化、技能和知识基础。联邦德国教育的新发展对中间阶层的扩大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种作用一方面表现在国家机构中教育部门的扩大，提供了许多供职岗位。1965年到1976年，联邦德国教育部门就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扩大[25]55；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教育的进一步普及与开放，为社会流动提供了有效途径，成为新中间阶层产生的一个坚实基础。“白领阶层的扩大以及近些年来制造业中的熟练工人向白领的流动，不仅使阶层差异模糊也反映了在教育与职业技能基础上的社会阶层流动的广泛性。[22]93”
联邦德国教育的新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延续到70年代，而且后来也没有终止，处于微调之中。20世纪60年代初，联邦德国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都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开始了改革。改革突出地表现在高等教育方面，即通过扩建原有学校和建设新校增加招生数量，并通过结构重组等方式改革教育内容，从而使高等教育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实现大众化。例如明斯特大学在1945年的在校学生为1000余人，1949年发展到近5000人，大规模扩招前的1960年又比1950年多了一倍，达到11000人，1968年后人数继续直线上升[26]301-302。整个联邦德国在校大学生人数的变化也可以看出高等教育扩大的趋势。1961年联邦德国在校大学生数是229000，1971年为446000，1981年增至880000，1988年上升至11105000[16]897-899。高等教育的扩大对中间阶层的扩大特别重要。“在现代社会中，大多数人都受过高等教育，这样，一个中间阶层就形成了。大学是造就中间阶层的机器，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使人们接受社会主导规范或中间阶层的规范，大学不仅可以生产高层次人才，而且还可以生产中间阶层”[27]。教育因此成为联邦德国社会中下层人员提升为中间阶层的重要工具。
最后，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到，中间阶层的成长反过来对产业结构转型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前文所述，中间阶层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深刻地影响着联邦社会。中间阶层作为生态主义理念的阶级载体，他们注重环境保护，主张发展绿色产业，提倡可持续发展。这在一方面要求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提高，使得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比重下降，低污染、低耗能产业的比重上升，高新技术运用到传统产业。例如一些新材料的采用使汽车在速度、节能、安全、环保等方面的功能得到改进，又符合了保护环境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求发展无污染的环保产业，像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等“无烟产业”比重明显上升。
注释：
①笔者还查阅过其他相关统计数据，皆能说明第三产业的优势增长。有些统计甚至认为，到1991年时，德国服务业在国内生产中所占比重已经超过64%。
②社会上的弱者主要包括抚养子女的单身母亲、多子女家庭、长期失业者、残废者、弱智者等。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5期
【原文出处】《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武汉)2008年1期第62～68页
【作者简介】许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生。(上海 200241);邢来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430079)
| 【内容提要】 | 20世纪60年代以后，联邦德国产业结构出现重大调整。在此基础上，阶级结构发生变化，中间阶层成长为社会的主体。产业结构转型对中间阶层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影响：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导致农业小资产阶级人数锐减；知识经济发展和妇女工作参与率的提高是中间阶层的重要来源；第三产业中公共服务部门雇员的大幅增长，构成中间阶层发展的重要因素；教育的扩大成为中间阶层产生的坚实基础。 |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联邦德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经济增长方式也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社会形态随之由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在此基础上，联邦德国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中间阶层发展并成为社会的主体。研究表明，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与产业结构的转型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将从联邦德国产业结构的变化着眼，分析它与中间阶层发展壮大之间的关系。
一、联邦德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关于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一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是产出结果分布，即各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二是从生产要素在各产业的分布，尤其是劳动力在各产业的分布情况，即就业结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联邦德国的经济产业结构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生产领域，主导性经济部门开始从物质生产向社会服务领域转移，以服务为主要特征的第三产业逐渐超越加工和制造为特征的第二产业以及农、林、渔等第一产业，成为主导性产业；第二，在就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领域的就业人数比重显著上升，成为三大产业领域最大的就业群体。
从生产领域看，20世纪70年代前后，联邦德国三大产业的结构比重有明显的差异。1960年，联邦德国三大产业结构比重分别为5.5%、53.5%、40.9%。第二产业在三大产业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这是典型的工业社会产业结构特征。1970年，三大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3.9%、57.6%和38.7%。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进一步增加，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大大超过了第一和第三产业的产值总和，达到最高值。此后，联邦德国三大产业结构出现了转折性变化。第二产业比重开始下降，第三产业迅猛扩张并超过第二产业。1975年联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为：第一产业2.9%，第二产业47.7%，第三产业49.4%。第三产业比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1980年，三大产业在联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分别为2.2%、44.8%和53%。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不仅超过了第二产业，而且超过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总和。到1993年，三大产业在（重新统一前的联邦德国各州）国内生产中所占比重分别为1.1%、36.4%和62.5%，进一步向第三产业倾斜①[1]184,[2]192,[3]1,[4]161。这些统计数据清楚地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联邦德国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第一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在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黄金发展时期后，比重也出现了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则不断上升，最终取得了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后，联邦德国的就业结构也出现了不同于工业社会的发展趋势。根据有关统计，1950年，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23.2%，第二产业占42.3%，第三产业占32.3%，另有2.2%无法分类；1960年，三大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相应为13.7%、48%和38.3%；1970年三大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相应为8.5%、48.9%和42.6%。到70年代中期，上述状况出现了根本性变化。1975年，三大产业的就业比重为：第一产业7.2%，第二产业45.6%，第三产业47.2%；1980年，三大产业就业比重分别为5.5%、44.1%和50.4%；1990年三大产业就业人数比重进一步调整为3.6%、40.6%和55.8%[1]184,[4]161。上述统计数据表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联邦德国仍然是典型的工业社会就业结构。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一直是最大的就业群体。此后，联邦德国的就业结构出现了转型迹象，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成为最大的就业群体。到1980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甚至已经超过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之和。
以上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联邦德国产业结构的整体变动情况。必须指出，在联邦德国产业结构整体发生变化的同时，各产业内部结构也有很显著的变化。
在门类众多，内部结构最为复杂的第二产业，变化主要表现为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工业成为经济发展和新技术革命的支柱，而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地位明显下降。例如“1950年至1986年，第二产业中，技术含量和信息化程度高的电子、化工等部门在GDP中的排名分别从第9、5位攀升到第3和第4位。汽车则上升到了首位；而同期，比较粗放的钢铁和采煤则分别从第2和第3位跌至了第7和第9位”[5]。另外，传统工业部门（包括化工、机械制造、汽车、煤炭、建筑、造船业、钢铁工业及纺织业等）改造与提高，新兴工业部门蓬勃发展壮大。新兴工业部门主要包括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海洋技术及宇航空间技术等工业。它们在国民经济中起着先导作用，发展速度也大大超过工业生产的平均增长水平。
第三产业内部各部门的发展也很不平衡。第一，传统的邮政和商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呈明显下降趋势，“从1960年的18.5%下降到1986年的14.7%，同一时期，其他行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从13.6%上升到27.1%”[6]216。第二，国家和私人公共事业的产值比重有较大增长，其产值从1960年的8.8%上升到1986年的13.6%[7]66。联邦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为服务部门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而政府越来越多地介入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使得政府雇员和行政服务量也随之增加，1972年至1982年政府管理部门就业人数增加了59万[7]68。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变动的另一明显特征是许多新行业的出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咨询、管理、通讯、计算机软件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迅速。这些行业发展势头强劲，有从第三产业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第四产业的趋势。
二、联邦德国中间阶层的特点及社会作用
在上述经济结构显著变化的基础上，联邦德国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社会中间阶层的扩大。下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向后工业社会转型中的中间阶层及其特点
工业化的过程是一个阶级差距先逐渐扩大后又逐渐缩小的过程，在工业化早期，德国阶级差别非常大，社会等级结构是“金字塔”式的，即少数人生活在社会上层顶端，而绝大部分人则处于社会的低层。然而，随着工业化的深入，社会阶级结构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二战结束以后，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联邦德国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社会阶级结构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其社会结构呈现出“洋葱”形或“橄榄球”形的特征。在社会分层中，处于社会顶层和底层的阶层成为社会的少数，而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日渐成为社会主体的“中间阶层”（或称“中产阶级”）。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中间阶层，是指在社会阶层体系中按职业、收入、教育、价值观、生活方式等多元标准进行综合考察，其整体地位高于体力劳动者又低于大资产阶级的社会阶层。它的构成比较复杂，且具有很强的变迁性和不稳定性。
根据西方社会学理论，区别社会阶级的三大基本标志是权力、财产和名望，它们的不均匀分布使一个阶层区别于另一个阶层。在这样一个标准下，联邦德国的社会阶级结构可划分为上、中、下三层：处于社会最上层的主要有资产雄厚的独立经营者、大商人和银行家等，他们掌握了整个经济的领导权；处于中层的也就是所谓的中间阶层，包括公司的各级职员、自由职业者、政府工作人员、教师、从业于服务业的店员以及熟练工人等，他们构成了联邦德国社会的主体人群；而处于下层的主要是普通工人，普通雇员、大部分养老金领取者以及社会上的“弱者②。
如前所述，在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中，联邦德国的阶级结构出现了不同于工业社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即中间阶层成为社会的主体人群。整体上看，作为主导性社会群体的中间阶层具有以下发展趋势和特点。
第一，从整体上看，中间阶层人数扩大，比重上升，一个稳定的中间阶层已经形成。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收入分层和职业分层两个方面来分析。联邦德国社会1950、1960、1970、1981、1985年的基尼系数分别是0.396、0.380、0.392、0.347、0.344[8]55，明显呈减小趋势。“1950年，最底层的20%人口占有社会收入的5.4%，而最顶层的20%人口享有社会收入的45%。到1985年最底层的20%人口占有社会收入的7.4%，而社会顶层20%人口占有社会收入的比重下降到43%。同样的趋势反映在1963年到1983年的贫困率：以低于40%的中等收入的人数测量贫困率有一个平稳的下降（从1963年的5.7%到1983年的2.0%）。”[8]55这说明了联邦德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有所缩小，最富的阶层与最贫穷的阶层逐渐向中间阶层演变。
从职业分层来看，联邦德国形成了中间阶层的职业群体，即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销售人员、办事人员等，1987年联邦德国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办事员、销售人员、服务业人员在职业人口中所占百分比分别是13.8%、3.5%、17.8%、8.3%、10.6%，而农、林、牧、渔业人员、生产工人、运输工人等、不便分类的劳动者、军人在职业人口中所占百分比分别是4.4%、31.3%、2.1%、7.3%，前者的比重共计54%[9]216，已超过一半。
第二，联邦德国中间阶层发展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新中间阶层不断扩大。在工业社会中，中间阶层主要是由老中间阶层（又称传统中间阶层）构成，包括中小农场主、自我雇佣农民、自由职业者、小企业主等。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传统老中间阶层逐渐被新中间阶层所取代。“土地所有者，尽管很有声望，但不再被赋予权力，而教育和管理阶层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作为身份标志的出身。”[10]174
新中间阶层主要由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政府雇员、白领职员等构成。1950年，联邦德国的老中间阶层共有2065000人，占经济活动人口的9.4%，新中间阶层的人数是1846000，占经济活动人口的7.1%，而到1970年，老中间阶层人数降到1449000人，在经济活动人口中的比重也降到6.6%，新中间阶层的人数为2335000，占经济活动人口的9.0%[9]208。其中，作为老中间阶层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小资产阶级人数急剧减少，而城市中间阶层稳步发展。“许多小企业主（包括家庭农场）消失了，它们原来的拥有者加入到工薪阶层的队伍，比如1950年德国33%的劳动力是独立经营者，20%是白领，到1962年，这两支队伍的百分比正好倒了过来。”[11]401
新中间阶层与老中间阶层的最大区别有两点：一是在老中间阶层中，无论是中小农场主还是小企业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有自己的财产，而新中间阶层则大多数没有自己能够独立经营的财产，他们作为高级雇员为国家等机构或拥有大型资本的雇主工作；二是新中间阶层从事的多为脑力劳动，并且其中相当多的职业是专业技术性的，而老中间阶层还是会自己动手从事一些体力劳动[12]14。
第三，中间阶层的社会地位有所下降。如上文所述，中间阶层人数扩大，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大大上升，但与此同时，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对有所下降。在迅速扩大的白领队伍中，只有少数上层人物能与企业主保持密切联系，并手握大权，大多数职员与工厂主、董事会的距离非常遥远，成为普通的雇员。他们的就业安全和向上流动的比例降低，而且收入也相对下降。
中间阶层人数扩大，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吸收了原社会下层的一部分。“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从事白领职业与蓝领工人相比，要求有较高的技能，而这些技能不是从工作岗位上获得，而是从学校中获得的”[13]325。战后，由于在社会广阔的范围内教育的普及，使得有更多的人适合白领工作，这样进入中间阶层的要求降低，“现代社会一种扩大中间阶层的主要方法是将工人阶级转变为低级的中间阶层，即通过提升工人的教育水平和工资水平……学校教育和技术教育必须向工人开放，无论男女。工资和利益必须维持在较高水平以使这个新产生的较低中间阶级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安全感和足够的消费生活方式”[14]150。比起传统中间阶层，作为整体来说其作用是增强的，但成员的个人地位逐步下降。白领阶层再也无法垄断自己的职业，且一般的职员工资也下降到与工人工资相近的水准。
当然，中间阶层地位的下降也与工人地位的相对提高有很大关系。随着联邦德国各种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以及福利政策的实行，使得社会下层的生活居住条件有了很明显的改善；另外，为了适应新时期经济的发展，国家也加强了对工人职业培训的力度，“西德熟练的和受过培训的工人在男性蓝领工人中占80%，而在1925年只占65%”[15]67。“今天的工人一尽管他或她可能在造糖厂的车间工作—也将需要获得生产线技能，这些技能包括熟悉自动化和电脑操作。”[14]151
（二）中间阶层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随着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它在社会中起的作用和影响也越来越大。
第一，由于中间阶层占据社会的主体地位，对联邦德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有重要作用。一方面，它是介于社会上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也就意味着社会底层必然成为社会的少数群体，从而有利于社会保障政策的有效实施和社会结构的稳定；另一方面，中间阶层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战后联邦德国的反纳粹化和社会民主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是社会的稳定力量。
第二，中间阶层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他们的生活方式保证了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他们有较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已经不是其主要的考虑。后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大众消费的社会，这与中间阶层作为社会消费的中坚力量不无关系。“1938年，在德国很多人梦想拥有一辆‘人们的车’（大众汽车）并为之而省钱”[15]75，到了1961年，联邦德国的私用车是5343000，此时其人口是56115000，1970年私用车是13941000辆，人口是60651000，而到1984年，私用车数量更是上升到了25218000辆[16]4,740，“私车的迅速增长（到1974年西德已经接近美国‘汽车化’社会的水平），使旅行的狂热更加加剧”[17]283。旅游在人们的业余生活中也占据了重要地位，“根据普查的结果，1976年4月到1977年3月间，联邦共和国居民中有三千六百万人次度假和休养旅行，其中有两千万人次去国外度假。度假者所住的城市越大，出外旅行的比越高。人们的职业地位也影响旅行的比例：1970年，百分之三十三点二的工人，百分之五十八点五的职员和百分之六十五的公职人员加入旅行的行列”[18]91。
第三，中间阶层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也深刻地影响着联邦德国社会。中间阶层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他们具有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衣食无忧。因此，他们的兴趣已不再停留在基本的生活保障，而是在于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即所谓的“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比如说，“迅速壮大并发展成为社会主体人群的中产阶级是生态主义理念的主要阶级载体”[19]，他们赞同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同时也影响着联邦德国社会，像绿色政治的兴起和绿党的发展都是与此有密切关系。
三、产业结构转型与中间阶层发展变化之间的关系
作为联邦德国社会主体的中间阶层，其产生与发展变化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但20世纪60年代以来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下文将系统分析产业结构转型对联邦德国中间阶层产生的影响。
其一，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导致小农锐减和老中间阶层萎缩。如前文所述，第一产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人数中的比重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于是，老中间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小农场主、自我雇佣农民人数大量减少。1945年到1980年间，联邦德国独立小农民的数量从1200000降到533000。”[15]63农业小资产阶级迅速发生分化和缩减。少数中小农场主上升为农业资本家，而绝大多数纷纷破产，流入城市，向其它产业转移。这是联邦德国中间阶层构成中老中间阶层人数缩减的重要原因。
其二，知识经济发展是中间阶层扩大的重要促进因素。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基础之上的经济，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直接依据的经济，知识是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的驱动器，[20]25是一种信息化、网络化的经济。它需要智力支撑、管理和决策，是一种知识产业化的经济。知识经济“以知识、信息为资源，以人才和创新能力为动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只用10年时间就完成了第三产业50年，工业300年，农业3000年才完成的革命，实现了迅猛扩张”[20]39。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联邦德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各类“知识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大大推动了第三产业迅猛扩张。信息产业、银行、金融保险、通讯、教育、保健和公用事业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这些新兴产业中需要大量的专业和管理人员，各种工程技术和科学研究人员的比例明显上升，包括政府雇员在内的各级政治和经济管理工作者的人数迅速扩大，导致了一个专业与管理群体的发展。“专业的中间阶层是一个相对地具有特权的阶层，他们的特权不是直接来自商业活动，而是来自于他们带给工作场所的技能。”[21]181可以说，中间阶层的兴起，作为知识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衡量知识经济发展的标志。
其三，妇女工作参与率的提高使其成为中间阶层的一个重要来源。二战后，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门，与男人一样接受教育，外出谋职，成为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造成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劳动密集型经济下，体力劳动是劳动的主要内容，男女在自然生理条件方面的差距对女性不利。但是，第三产业的扩张为妇女进入社会生产领域提供了良机。第三产业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所要求的劳动力在脑力方面的要求远大于体力方面。服务业中的许多部门提供了大量适合妇女的工作岗位。而教育的进一步扩大也提高了妇女的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1960年到1961年冬季，联邦德国大学中德国人入学人数中，妇女为46080，占总数的23%；1977年到1978年，妇女在大学中的入学人数为299 763，占总人数的35%[22]184。男女在劳动力就业方面的差距和不平等缩小，妇女就业的机会相应得到提高。此外，服务业的发展，使得小孩可以进入幼儿园，妇女抚养儿童的压力减轻；而小家电如微波炉、洗衣机、吸尘器、洗碗机等的普及也使妇女得以从烦琐的家务解脱出来，走向工作岗位。也就是说一方面社会提供了适合的王作岗位，另一方面，妇女也具备了走出家庭的可能性和工作的条件，所以妇女的工作参与率大大提高了。
妇女参与工作多集中于服务业占主要地位的第三产业，她们也就成为职员阶层的一个重要来源。据统计，联邦德国第三产业中就业的妇女人数占就业妇女人数的绝大多数，白领雇员中，妇女所占的比重一直较大，稳定在50%左右，1969年为3683000，占总人数的48.9%；1977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4694000，51.3%[22]182。对于越来越多的妇女来说，雇员成为一个持久的职业[15]55。
其四，第三产业中公共服务部门雇员的大幅增长，成为中间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随着联邦政府越来越多地介入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联邦德国出现了从“政治国家”向“行政管理型国家”的转变，国家社会职能分化和扩展，政府机构扩充，行政人员相应增加。此外，国家出资兴办了许多科研机构、学校、医院、社会福利机构等。在这种情况下，公共部门就业人员和国家公务员数量增长很快。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段时期内，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等部门极大膨胀，这就成为中间阶层人数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20世纪70年代，第三产业工作岗位的增长，有60%是在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部门以及联邦、州、地方三级行政机构。”[23]213据统计，1960年到1990年间，德国国家公务人员由3002000人增加到了4666000人[24]70。
其五，教育事业的发展成为中间阶层壮大的文化、技能和知识基础。联邦德国教育的新发展对中间阶层的扩大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种作用一方面表现在国家机构中教育部门的扩大，提供了许多供职岗位。1965年到1976年，联邦德国教育部门就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扩大[25]55；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教育的进一步普及与开放，为社会流动提供了有效途径，成为新中间阶层产生的一个坚实基础。“白领阶层的扩大以及近些年来制造业中的熟练工人向白领的流动，不仅使阶层差异模糊也反映了在教育与职业技能基础上的社会阶层流动的广泛性。[22]93”
联邦德国教育的新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延续到70年代，而且后来也没有终止，处于微调之中。20世纪60年代初，联邦德国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都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开始了改革。改革突出地表现在高等教育方面，即通过扩建原有学校和建设新校增加招生数量，并通过结构重组等方式改革教育内容，从而使高等教育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实现大众化。例如明斯特大学在1945年的在校学生为1000余人，1949年发展到近5000人，大规模扩招前的1960年又比1950年多了一倍，达到11000人，1968年后人数继续直线上升[26]301-302。整个联邦德国在校大学生人数的变化也可以看出高等教育扩大的趋势。1961年联邦德国在校大学生数是229000，1971年为446000，1981年增至880000，1988年上升至11105000[16]897-899。高等教育的扩大对中间阶层的扩大特别重要。“在现代社会中，大多数人都受过高等教育，这样，一个中间阶层就形成了。大学是造就中间阶层的机器，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使人们接受社会主导规范或中间阶层的规范，大学不仅可以生产高层次人才，而且还可以生产中间阶层”[27]。教育因此成为联邦德国社会中下层人员提升为中间阶层的重要工具。
最后，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到，中间阶层的成长反过来对产业结构转型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前文所述，中间阶层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深刻地影响着联邦社会。中间阶层作为生态主义理念的阶级载体，他们注重环境保护，主张发展绿色产业，提倡可持续发展。这在一方面要求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提高，使得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比重下降，低污染、低耗能产业的比重上升，高新技术运用到传统产业。例如一些新材料的采用使汽车在速度、节能、安全、环保等方面的功能得到改进，又符合了保护环境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求发展无污染的环保产业，像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等“无烟产业”比重明显上升。
注释：
①笔者还查阅过其他相关统计数据，皆能说明第三产业的优势增长。有些统计甚至认为，到1991年时，德国服务业在国内生产中所占比重已经超过64%。
②社会上的弱者主要包括抚养子女的单身母亲、多子女家庭、长期失业者、残废者、弱智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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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s. Gesellschaftlicher Wandel in Deutschland. Ein Studienbuch zur Sozialstruktur und Sozial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M]. Stuttgart, 1995.
sseldorf, K
ln, 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