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地中海世界首次鼠疫研究
陈志强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5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8年1期第159～175页
【作者简介】陈志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津 300071)
【关 键 词】地中海/鼠疫/查士丁尼/拜占廷帝国
谈到欧洲的“黑死病”，人们更为熟知的是13世纪爆发在意大利的瘟疫，而很少了解6世纪地中海世界爆发的首次大规模鼠疫。①普罗柯比《秘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此后不久，另一个灾难又降临在他（指查士丁尼）身上。正如我在以前书中所描述的，拜占廷城（或称君士坦丁堡）人中流行瘟疫（λοιμó
），皇帝查士丁尼身染重病；甚至说他已病死于瘟疫。谣言一直传播到罗马军营。”②研究表明，普罗柯比提到的这次瘟疫就是后人称作“黑死病”的鼠疫。这次鼠疫流行病很可能是地中海地区历史上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鼠疫，其造成的人口和物质破坏相当严重，由此引发的社会影响颇为深远。这次瘟疫爆发于皇帝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年在位）统治时期，因此后人也称其为“查士丁尼瘟疫”。
长期以来，由于史料比较分散，拜占廷学界并未充分注意到“查士丁尼瘟疫”及其影响，许多著名的拜占廷学家也忽视了对相关史料的解读，使如此重大的灾难性事件在现代拜占廷史书中付之阙如。一些学者由于缺乏对其他史料的解读，甚至对提供了有关这次瘟疫主要史料的6世纪作家普罗柯比的记载产生了怀疑。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史新研究视角的开拓，学术界开始关注“查士丁尼瘟疫”及其严重影响。事实上，对“查士丁尼瘟疫”展开研究不仅能够加深人们对查士丁尼时代历史的全面认识，而且可以通过这一具体案例促进包括疾病史在内的生态环境史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发展。有鉴于此，笔者更大范围地调查了相关史料，并依据这些原始记载，对“查士丁尼瘟疫”进行详细考察，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关于地中海世界第一次鼠疫的原始资料分散在当时的许多拜占廷作品中，根据笔者的调查，至少有10种左右的拜占廷原始文献中有所涉及。③正是由于史料的分散、研究者的专业限制以及史学研究视角的狭隘等原因，导致大多数后世研究者未能深入了解这场灾难及其严重后果。至今仍未引起国际拜占廷学界应有的重视，而专门从事古代疾病史研究的学者则因为对拜占廷史缺乏必要的研究而无法全面掌握相关的史料。
关于“查士丁尼瘟疫”最重要的资料来自6世纪拜占廷作家普罗柯比（Procopios, 500?-565年）。根据后人研究，普罗柯比是查士丁尼的同代人，比后者小近20岁，当查士丁尼于45岁登基正式成为皇帝时，普罗柯比刚刚出道。由于他结识了当时杰出的军事将领贝利撒留而受到重用，才华得以施展。仕途的顺达和才尽其用使他对查士丁尼的雄才大略深感折服。普罗柯比出身地方贵族家庭，接受过全面系统的贵族式教育，并按照拜占廷当局的规定接受了全面的法律学习，在离其家乡凯撒里亚不远的贝利图斯(Berytus)法律学校攻读法学，最后进入君士坦丁堡大学深造。系统的教育使天资过人的普罗柯比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挂牌律师。他多才多艺，通晓多种西亚语言，并擅长古典风格的写作，声名远播，这有助于他结识当时著名的青年将军贝利撒留，后者刚刚被提升为帝国东部波斯边境达拉要塞的统帅。这个地区长期受到古代叙利亚文化的影响，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官方文件中普遍使用叙利亚语。由于普罗柯比通晓叙利亚语，所以被任命为贝利撒留的秘书兼法律顾问。④从此，普罗柯比开始了追随贝利撒留的生涯，而后者也因为其卓越战功而权势日隆，此后成为普罗柯比的保护人。533年6月，贝利撒留被任命为远征军最高统帅，奉命出征北非。普罗柯比作为其顾问也随军出征，成为主要幕僚，与之过从甚密。此后，他追随贝利撒留东征西讨，转战北非和意大利，既因战功显赫而升迁，也因战局失利而失落。540年，由于朝廷中出现了不利的传言，贝利撒留应召回京，普罗柯比也因此一同回到君士坦丁堡。此后，普罗柯比除了偶尔奉旨出访外地或外国，几乎没有离开过君士坦丁堡，因此他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了542年发生在京城的大瘟疫。这次瘟疫是地中海世界爆发的第一次鼠疫，其传播速度之快，危害范围之广，病患死亡人数之多，造成的破坏之严重可谓空前绝后。普罗柯比被这次瘟疫所震惊，因此不惜笔墨，详细记载了瘟疫爆发的惨状。如果说他的其他文字带有政治倾向的话，那么他对大瘟疫的记载还是客观的，因为他坦言这场瘟疫是来自上帝的惩罚，他的记载不敢妄加任何评论。⑤普罗柯比的《战史》版本之多可能属拜占廷史书版本之最，目前比较可靠并公认比较权威的版本包括1838年的“丁多夫(Dindorf)版本”、1906年的“赫利(J.Haury)版本”、⑥1935年的“得温(H.B.Dewing)版本”，后者被收入哈佛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的罗耶布古典丛书、⑦1961年由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阿特沃尔特(Richard Atwater)版本”、1966年由英国企鹅丛书组织出版的“华盛顿(G.A.Washington)英译本”和1967年纽约出版的“凯莫琳(Averil Cameron)版本”。
作为拜占廷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普罗柯比的《战史》一经问世就受到关注，成为其后拜占廷作家的必读书，其中诸多记载成为后世作家的史料来源。埃瓦格留斯（Evagrios Scholastikos, 536-595年）和以弗所人约翰（John of Ephesus, 507-586年）也在他们各自的作品中提到了这次瘟疫。埃瓦格留斯比普罗柯比小30余岁，是拜占廷历史上重要的教会史作家。他出身于叙利亚贵族家庭，曾随父母前往地中海东岸重要宗教文化中心安条克接受完整的教育，并像当时贵族子弟一样接受了长期的法学教育，成为律师，因此后人赋予他“律师”的绰号。由于他受到时任安条克大主教格利高里(Gregory)的赏识，因此办理和参与审理了许多重要的案子，使其迅速成为当地闻名遐迩的律师，甚至受聘前往首都办理大案。他多次陪同大主教前往京城，使他有机会了解当时拜占廷帝国宗教界上层事务，并进入宫廷。在皇帝提比略二世（574-582年在位）和莫里斯（582-602年在位）统治时期，他得到重用，曾官至帝国大法官之职。⑧其流传后世最重要的作品是6卷本《教会史》，该书记述431年第二次以弗所宗教会议以后直到莫里斯皇帝统治第12年即公元594年的宗教史，同时也涉及了大量世俗政治经济生活的情况。其中与本文有关的是关于君士坦丁堡爆发的瘟疫及其在叙利亚首府安条克传播肆虐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埃瓦格留斯并非单纯使用普罗柯比关于大瘟疫的记载，而是广泛采用了当时尚存在的许多书籍，因此具有独立的史料来源，能够对普罗柯比的记载提供佐证和史料补充。根据学者研究，他的《教会史》涉及其前代和同时代作家如尤西比乌斯（Eusebius, 275-339年）、苏克拉底（Socrates Scholasticus，380-?年）、索左门（Sozomen，400-450年）、塞奥多利（Theodores，5世纪）、左西莫斯（Zosimus?-510?年）、普里斯库斯（Priscus，5世纪）、马拉拉斯（John Malalas，490-574年）和阿加塞阿斯（Agathias，536-583年）等人的作品，而这些作家的许多作品早已散失，故而后人高度赞扬他的作品。⑨客观考察其作品，我们不得不指出其虔诚的正统信仰影响了其写作的客观性。但是就本文所涉及的大瘟疫方面的材料还是没有掺杂任何宗教派别偏见的，特别是他关于安条克地方大瘟疫流行的情况记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丰富了普罗柯比记载以外的史料。埃瓦格留斯的《教会史》自1673年首次出现了“瓦里希乌斯版本”后，多次重印再版，目前最权威可靠的新版为著名英国拜占廷学家布瑞主编的“拜占廷文献丛书”版，⑩本文即以此为据。
以弗所人约翰与埃瓦格留斯不同之处在于，他是普罗柯比的同时代人，可能比普氏小几岁，但属于当时的长寿者，近80岁才去世。他是拜占廷历史上最重要的使用叙利亚语写作的作家。约翰出生于基督教一性论派别势力最为强大的叙利亚北部（今天土耳其东南部）山区，22岁即因信仰虔诚和能言善辩而被任命为当地专职神职人员，后来因受到正统教派的排挤而流亡巴勒斯坦和首都君士坦丁堡。就是在其流亡期间，他收集了大量资料作为日后在京城写作的基本素材。他的办事能力极强，受到查士丁尼一世皇帝的赏识和重用，曾担任大主教之职，受命督办帝国范围内一性论教派教堂的收入，并于542年被派往小亚细亚劝说皈依了7万余异教徒，他还在朝廷支持下将各地异教徒神庙改建为教堂和修道院，558年被任命为以弗所大主教。但是，571年查士丁二世（565-578年在位）即位后推行迫害异端派别的宗教政策，约翰作为一性论教派的主要领袖因此受到严厉惩罚，身受牢狱之灾，他“被这些痛苦折磨得精疲力竭，大量可怕的有害的寄生虫造成了其身体肿胀发炎，他几乎命绝顷刻，奄奄一息。除此之外，他感到被人遗弃，极度绝望，他渴望有什么人来怜悯他，但是没有任何人来，他幻想来个安慰他的人，但却找不到任何人。这就是他的经历，他遭受到的严厉折磨”，生不如死。(11)但正是在此期间，他写下了许多传之后世的重要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基督教会史》。该书涉及自罗马帝国开始一直到588年为止的六百多年的历史，特别是对其经历的当代历史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全书共分3卷，其中第一卷基本散失无存，第三卷基本完好，但内容所涉及的571年以后的历史不在本文范围，最重要的第二卷涉及提比略二世统治后直到查士丁二世的历史。但是，在相当长时期里，学者们发现该卷自查士丁一世（518-527年在位）统治第7年以后部分散失，而这部分记载对于研究查士丁尼一世时代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学者们坚持不懈的搜寻终于有了结果，这部分散失的《基督教会史》先后在大英博物馆和梵蒂冈图书馆被发现，它们保存在一部名为《叙利亚编年史》的古籍中。(12)著名拜占廷文献学家布鲁克斯(E.W.Brooks)经多年研究，认为《叙利亚编年史》中引用了以弗所人约翰和其他作家的记载，特别是关于查士丁尼一世统治的部分记载弥足珍贵，可以补充普罗柯比记载的不足之处，并提供重要的叙利亚语文献支持。(13)目前该史料最可靠的版本即由布鲁克斯等人整理出版。
上述三种基本史料已经为学者们所注意并整理问世，但是尚有一些文献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根据笔者的调查研究，与这几位作家同时代的阿加塞阿斯在其《历史（五卷本）》中也涉及了相关情况，其后的作家约翰·马拉拉斯在其《编年史》中则提到瘟疫的可怕后果。(1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部被认为是匿名作家完成的《复活节编年史(284-628 AD)》和6世纪问世的另一部由匿名作家完成的《阿贝拉编年史》也提供了不少资料，理应得到学者们的注意。此外，拜占廷诸多著名作家也在其作品中描述瘟疫，如安娜·科穆宁娜（Anna Komnene，1083-1153年）在其《阿莱克修斯传》中、塞奥发尼斯（Theophanes Confessor，758?-818年）在其《编年史》中、尼基弗鲁斯（Nikephoros，758-828年）在其《当代编年纪》中、尼基乌主教约翰（John of Nikiu，7世纪）在其《编年史》中都谈到大瘟疫及其恐怖的影响，并一致将之归于上帝的惩罚。
让我们对这些拜占廷古代文献做必要的简练分析，以供下文引用。阿加塞阿斯与前述埃瓦格留斯同龄，出生在小亚细亚梅利纳，(15)其早年的生活几乎与其他贵族子弟没有区别，在接受了完整的教育后从事律师工作，并逐步进入仕途。其代表性作品为《历史（五卷本）》，所涉及的历史主要为世俗社会政治和外交生活的情况。虽然他开章明义地说，“由于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的大部分事件均由修辞学家恺撒利亚的普罗柯比做了准确的描述，因此我觉得没有必要再涉及同样的内容了，但是我应该尽可能完整地描述后来发生的事情”，(16)但事实上该作品提供了许多“查士丁尼瘟疫”在地中海地区传播和反复爆发的记载，十分珍贵。其后百余年的作家约翰·马拉拉斯的《编年史》则补充了大瘟疫造成的可怕后果，(17)并在此次瘟疫爆发和流行的年代确定方面提供了佐证。《复活节编年史(284-628 AD)》取名于基督教“复活节”历法，这是7世纪拜占廷编年史的一种惯例，(18)原文用拜占廷希腊语写成，内容涉及基督教亚当时代直到7世纪前期伊拉克略一世（610-641年在位）统治第20年。书中有关“查士丁尼瘟疫”的一段记载比较详细，在全书简练的编年记事写作风格中显得十分突出。这也与该书不同于皇家编年史和教会编年史比较严肃的记述方式相一致，即关注逸事传闻并特别重视地震天灾和大瘟疫等异常现象的记载。《阿贝拉编年史》也完成于6世纪，由自称为“被基督征服的人”所作。根据内容判断，作者可能出生于拜占廷帝国东部两河流域地区，曾是古代文化中心尼西比斯(Nisibis)学校的学生，因为他在书中讲到的内容细节只有身在当地课堂听课的人才能描述出来。该书写作的时间应该在550-569年，因为他提到这所学校的校长正是在509-569年间主管学校的事务，而他使用现在时态来描述当时的事情。目前该文本尚在出版过程中，所以笔者的资料来源于电子文献资料。(19)有趣的是，该文献提供了大瘟疫对于战争交战双方的影响，这是其他史料从未涉及过的。安娜·科穆宁娜是拜占廷历史上最著名的女作家，虽然她生活在“查士丁尼瘟疫”爆发5个多世纪以后，但是她的写作却每每涉及古代。这是与其尚古精神和模仿古代作家写作风格相一致的，因为作为科穆宁王朝最尊贵的公主，她接受的宫廷教育涉及范围极为广泛。其《阿莱克修斯传》虽然对其父亲颇多褒奖，但在古典风格的历史叙事中还是提供了对瘟疫的客观描述。(20)塞奥发尼斯是基督教圣徒，至今天主教和东正教均保持有纪念他的节日。他虽然出身拜占廷帝国京都贵族，却早年痛丧双亲，由皇帝君士坦丁五世（740-775年）带在宫廷中长大，早年便出家自愿成为修道士。后来他因为坚持崇拜圣像的立场被毁坏圣像派迫害致死。其《编年史》因其特殊的经历涉及了284-813年间诸多拜占廷历史重大事件的细节，著名的德国拜占廷文献学家科隆巴赫尔(Krumbacher)高度评价该编年史，认为它比其他拜占廷编年史更为可靠。(21)对于本文而言，塞奥发尼斯《编年史》提供了又一个可靠的年代佐证。尼基弗鲁斯与塞奥发尼斯同年出生，与其供职于宫廷的父亲一样，后来成为毁坏圣像皇帝的宫廷秘书，并因其毁坏圣像派宗教观点而任拜占廷帝国大教长近10年之久，最终因卷入朝野教俗斗争太深而受到迫害，被迫出家成为修道士。其《当代编年纪》的前半部分依惯例从基督创世写起，价值不大，但是涉及其当代的历史则多持中立观点，在拜占廷编年史中也属难得。(22)就本文的研究，该文献的价值大体与塞奥发尼斯《编年史》类似。尼基乌主教约翰是7世纪埃及地区人，696年曾担任尼基乌城主教，但不久因被指控滥用职权而被罢免。他用柯普特语完成的《编年史》是了解7世纪埃及历史的最重要史料，但是包括著名史家爱德华·吉本在内的很多学者都未能注意其重要性。这本《编年史》在流传过程中散失严重，幸好阿拉伯史家将其翻译为阿拉伯语，而他使用的柯普特语相对阿拉伯作家来说更易理解，这也使阿拉伯译本相对准确。该书涉及7世纪末以前的历史，其中就包括关于“查士丁尼瘟疫”的材料。(23)
上述拜占廷古代文献来自于帝国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用多种语言写成，其中许多记载显然与普罗柯比的资料来源有所不同，因此可以为普氏的记载提供更丰富的补充材料或佐证材料。但是比较而言，在所有相关史料中，普罗柯比的记载价值最为重要。其所长之处一是记述最为详实，此次瘟疫涉及的方方面面都有细致描述，这是其他作家没有做到的；二是记载依据其亲身经历，且秉承了古典时代的写作风格，因此描述感性直观、鲜活生动，读来真实可靠，就此而言，其他作家无出其右；三是记载涉及的瘟疫是地中海地区首次爆发的鼠疫，其他作家或记其后果，或记其传播，或记载个别地区的情况，或摘抄其材料，均缺乏普氏的首记之功。
二
这些涉及6世纪中期地中海地区重大疾患灾难的历史资料在相当长时间里并没有引起后人的重视，许多著名的拜占廷学家甚至不把这次瘟疫列入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因此更谈不到对之开展研究。例如，最著名的现代拜占廷学者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在其名著《拜占廷国家史》有关查士丁尼时代的历史部分中，只字不提这次瘟疫。这种疏漏不是出于节省篇幅的需要，而是因为作者认为这次瘟疫“天灾”的影响还不如帝国的各项政策影响严重。他的这种看法可以从其对查士丁尼的评价中看到：“查士丁尼虽有诸多成功之处，他还是给其后人留下了一个内力耗尽，财政经济完全崩溃的帝国。”(24)这里，鼠疫造成的巨大物质和精神损失被忽略了。与奥斯特洛格尔斯基齐名的拜占廷通史作家瓦西列夫同样没有注意到普氏这段记载提供的重要信息，他的《拜占廷帝国史》以近50页篇幅讨论查士丁尼时代的历史，可以说，当时人力所为的大小事件都涉及到了，惟独没有对这次大瘟疫进行分析。因为瓦西列夫同样认为查士丁尼的“人力”胜过鼠疫的“天灾”，由于“查士丁尼这个强力人物退出历史舞台，其精心打造并曾一度维系帝国均衡发展的整个政府体系轰然崩坏”。(25)
有的学者显然接触过上述史料，但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法国最有代表性的拜占廷通史作家布莱赫尔(L. Brehier)在涉及“查士丁尼瘟疫”时也惜字如金，在其400多页的《拜占廷帝国兴亡》中，他对查士丁尼时代的大事，特别是宗教和军事外交活动进行细致描述，着墨甚详，但只用了少半句话谈到大瘟疫，“农村荒芜了，艺术品、道路、引水渠和排水管道破败不堪，城市被鼠疫所摧毁。”他在评价查士丁尼时代三个阶段的历史时，认为截至540年以前的前两个阶段，皇帝的统治是成功的，而后的第三个阶段是失败的，犯了重大的政策性失误。(26)这里，布莱赫尔显然没有将542年爆发的大规模鼠疫纳入其视野。
有的学者注意到这次瘟疫的影响，但缺乏深入的研究。例如经典作家爱德华·吉本对于普罗柯比留下的相关史料作出如下分析，“战争、瘟疫和饥馑这三重灾祸同时降临在查士丁尼的臣民的头上；人类数量明显的减少成了其统治时期的一个极大的污点，这种人口减少的情况，在地球的某些最美好的地方至今也并未完全恢复”。(27)英国著名学者琼斯在其《晚期罗马帝国史》论及查士丁尼时代历史的部分中，正确地指出：“可能这个时期对帝国影响最严重的灾难是鼠疫。它从佩鲁希昂爆发，542年席卷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次年传到君士坦丁堡，并传播到整个小亚细亚、色雷斯和伊里利亚，还通过美索不达米亚传入波斯。它也向西传播到意大利、非洲，进入高卢。有关其后来肆虐的情况记载很少，但是它间隔一段时间在许多地方重新爆发，尽管不再是致命的。阿加塞阿斯记载了晚至558年它在君士坦丁堡的再度流行，一些西方编年史家则记载了570-571年间它在意大利和高卢的严重爆发，还有人记载了573-574年君士坦丁堡再次爆发的鼠疫”。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其30余页关于查士丁尼统治的论述中，只有这一段文字涉及瘟疫的情况，而且在后来的分析中也没有反映出他所谓的“对帝国影响最严重”的意思。因为，他在总结查士丁尼时代历史时，还是认为这位皇帝政策上的失误，特别是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使意大利和北非资源耗尽，人财两空，“尽管我们不能说西部战争已经耗尽了帝国，但是战争的实际结果却是使帝国承负起沉重的军事负担，因而得不到任何补偿以增加其资源”。(28)自诩为奥斯特洛格尔斯基之后从事拜占廷通史写作第一人的美国新生代拜占廷学者特里格尔德，在其《拜占廷国家与社会史》中注意到“查士丁尼瘟疫”对当时社会的负面影响，认为“这次传遍整个半岛东部地区的瘟疫造成了广泛的人口下降和非常明显的大量违法行为”，(29)但是，他也没有对这次鼠疫及其破坏作用做更多描述。至今，我们在大量有关拜占廷帝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文化等的专门著作中，还找不到关于拜占廷人疾病或生存环境的系统研究成果，更不必说关于“查士丁尼瘟疫”的专题研究了。(30)
“查士丁尼瘟疫”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资料被许多现代著名拜占廷学家或轻轻放过，或未置一词，究其原因，在于他们研究的重点是社会制度的变化，强调的是统治者施行的政策及其效果。其历史研究的视角侧重政治外交和宗教文化考察，因此疾病和自然灾害的史料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是可以理解的。西方人对拜占廷历史的关注始于15世纪和16世纪，当时受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影响的德意志和法国学者，在附庸风雅的君主或诸侯们的支持下，开始搜集和整理希腊罗马手稿和艺术品。此后相当长时间，拜占廷文献和文物属于有闲阶层把玩的“古董”。当真正的研究逐渐开始后，人们的关注点在王朝斗争、政治角逐、对外战争和宗教艺术领域。研究的视野逐步拓展到经济和政治制度，特别注重社会结构的变动。法国年鉴学派的领军人物布洛赫、布罗代尔等人提出的整体史学的分析方法对拜占廷学界也有影响，尽管人们对年鉴学派理论的评价不一。(31)但是，当代拜占廷学者开展的社会史研究、妇女史研究等，无不带有这种影响的痕迹。以往的拜占廷历史研究侧重社会制度和文化思想演化的原因和过程，忽视自然灾害的影响力，特别是忽视疾病对拜占廷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在世界各地联系空前紧密、地球空间范围似乎不断变小、人类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增强的今天，历史研究更关注人类的生存环境，疾病史、生态史研究的兴起就成为顺理成章的现象了。
近十年来，人们逐渐重视对“查士丁尼瘟疫”的研究，普罗柯比等拜占廷作家留下的史料得到充分的关注，包括医疗卫生界专家在内的许多学者，也开始注意他们详细生动的记载，研究这次瘟疫在君士坦丁堡爆发和地中海世界流行的情况，其中以阿兰和史米斯为突出代表，他们的专题论文从病理学的角度非常专业而详细地探讨了“查士丁尼瘟疫”的细节。(32)一些与世界史相关的通史和专题著作也提到这次瘟疫，(33)我国近年出版的相关书籍对此也有涉及。(34)尽管个别学者还持有“怀疑论”，指责普罗柯比模仿古典史家的写作风格而怀疑其相关记载是抄袭修昔底德的伪造之作，但这种怀疑只能被视为学术争论中的一种意见。(35)笔者认为，上述怀疑论难以成立的证据非常有力，而怀疑论形成的原因则在于这些流行病专家没有直接认真地阅读古代作家的原文，或者没有全面了解相关的诸多拜占廷作品，缺乏对这些基本资料的细致分析。事实上，只要对《战史》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相关史料稍加对比，就可以毫无疑义地确定普罗柯比对“查士丁尼瘟疫”的记载并非抄袭之作，而是其亲身经历的真实事件。同时，与之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的记载也为其真实性提供了佐证。
三
根据6世纪及以后的多位拜占廷作家记载，这次鼠疫爆发得十分突然，即便在秉承了古希腊发达医学知识的拜占廷帝国，医生们也找不到任何相关的解释依据。从作者描述的当时人表现出的那种无奈可以看出，这次瘟疫是此前人们从来未曾经历过的。
为了使读者更准确地了解“查士丁尼瘟疫”的细节，笔者认为有必要比较全面地引用相关史料。普罗柯比写道：“这时候发生了一场灭绝人类的大瘟疫。……现在的这场灾难若想用言语表达或在头脑中构思对它的解释都是不可能的，除非把它说成是上帝的惩罚。”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家，普罗柯比承认自己无法说明这次瘟疫爆发的原因，因此他开章明义地声明他所要做的就是如实记载瘟疫的爆发和传播过程。(36)
这里，普罗柯比将“查士丁尼瘟疫”爆发的原因归于“上帝”，说它代表了“上帝的惩罚”。这种说法真实地反映了作家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笃信基督教的时代。我们从其他拜占廷作家那里也听到了基本相同的说法。例如埃瓦格留斯就无奈地说：“接下来还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清楚，因为这是上帝所掌控的，只有他知道瘟疫的原因和走向。”(37)尼基乌主教约翰认为人类违背了上帝的意志，“因而上帝正义的审判就要落在他们身上，将许多瘟疫播撒在人间和畜群”。(38)阿加塞阿斯也认为“上帝惩罚的标志显示得特别明显”，但是他同时也提到了其他一些看法，“有人说这个地区的空气被污染了，认为污染的空气是这场瘟疫的祸根。而其他人认为，由于他们生活方式的突然改变造成了灾难，因为在历尽强行军和不时发生战斗的磨难后，他们都沉湎于奢华和放纵。他们都未能最终察觉到是什么真正导致了这场灾难，事实上使得它不可避免，他们也不了解他们蔑视上帝和人类的法律将要遭受到无情的灾祸”。“另外一些人持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这次毁灭是因为上帝的愤怒，完全是对人类犯罪的报应和惩罚，是要毁灭整个人类”。(39)约翰·马拉拉斯则称“我主上帝眼见人类的罪恶越来越严重，便向地上的人类施行惩罚，摧毁了所有的城市和土地”。(40)基督教于公元1世纪初兴起于巴勒斯坦地区后，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在晚期罗马—拜占廷帝国统治者的支持下，从下层民众的宗教演变为王朝统治的工具，成为排他性的国教。到查士丁尼时代，基督教信仰已经确定无疑地成为拜占廷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样的思想背景，决定了普罗柯比及其他拜占廷作家在字里行间反映出的基督教徒对上帝的虔诚信仰。英国拜占廷学家喀麦隆就明确分析过普罗柯比的这种“基督教思维方法”。(41)
根据现有古代文献的记载可以推断，当时活跃的地中海贸易和海上谷物运输与这次鼠疫的爆发有直接关系。普罗柯比注意到瘟疫流行迅猛，“它肆意横行，随心所欲，但其运行似乎又有某种预定的安排。它在一段时间内在一个国家肆虐，毫不留情地到处抛下疫种。它通过两个方向传到世界的尽头，唯恐某个角落被漏掉，就连岛屿、山洞和山区中生活的居民也不放过。假如这次它从一些地方经过，没有传染当地居民，过些时候它又会回来肆虐，而这块土地周围的居民因为上次曾被传染过，这次就不会再遭殃了。瘟疫横行之处死亡人数不达到一定的数量它就不会离开，从而使这里的死亡人数与相邻地区以前死亡的人数大体持平。这种疾病通常先从海岸边爆发，进而传播到内地。第二年仲春时节，它到达拜占廷城，那时我碰巧也在拜占廷城”。(42)作家认为瘟疫的源头在一个名为“佩鲁希昂”的地方，后来扩散到埃及。这个地区在查士丁尼时代属于拜占廷帝国，是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主要粮食供应地。埃瓦格留斯与普氏说法略有不同，他记载道：“据说这场瘟疫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之后它就席卷了整个世界，除了一些曾感染过疾病的人，剩下所有的人都被波及。有些城市受到的危害十分严重，以至于几乎没有人存活下来，反之有些城市则受灾较轻并且继续生存发展。这场瘟疫没有按照一个固定的时间发作，也从不以同一个时间离开：它在一些地方于初冬的时候爆发，在另一些地方则是春天，还有一些地方则是夏天，甚至在一些地方是在秋天肆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埃瓦格留斯就大瘟疫周期爆发的记载，“经常情况下，瘟疫以每5个财政年（即15年）的周期循环波及各地。但是尤其是在每个循环的头一两年最为严重”。(43)
比较而言，埃瓦格留斯关于大瘟疫爆发时间的意见可能比普罗柯比更准确，普罗柯比认为瘟疫在春季降临，事实上由于携带病源细菌的跳蚤在温暖和潮湿的夏季最为活跃，而一旦鼠疫爆发，其传播流行就不分季节了。另外，地中海沿海各地区之间自古就有密切的物质联系，作为地中海北岸各大城市主要的食品供应地，埃及各海港与帝国首都和其他大都市，特别是沿海城市保持最密切的贸易联系。而君士坦丁堡作为当时地中海世界最大的城市，其粮食供应主要来自埃及，携带鼠疫的老鼠也因此随粮食贸易船只抵达了拜占廷京城。查士丁尼时代，这种联系尤其密切，因为查士丁尼为打破波斯人在远东贸易上的垄断地位，大力拓展红海商业通道，使这种联系进一步得到强化。(44)
普罗柯比对大瘟疫的详细记载使我们能够毫无疑义地确定6世纪中期爆发的这次瘟疫就是鼠疫，因为瘟疫发病及症状与鼠疫的症状相同。“瘟疫来临时，许多人声称看到了像人形装束的鬼怪幽灵，这些人都认为自己是被鬼怪身上的某一部分所迷惑。其实他们在看到幽灵时就感染上了瘟疫，他们开始大喊圣徒的名字以驱除魔鬼，但根本无济于事，因为连生活在教堂中的人也未能幸免于难。……他们把自己封闭在房间里，就算门被打破了，他们也装作没听见，很明显他们害怕召唤他们的人就是魔鬼中的一员。其他人则以另一种方式被感染上的：他们先是在梦中看到了一个幻象，忍受着站在面前的魔鬼的折磨，还有的人则听到一个声音告诉他已经被记入黑名单了。但大多数人都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染病的，而不是通过看到幻象或做了一个梦。他们的症状是这样的：先是突然发烧，有的人是突然从梦中惊醒，还有的人是在走路时或其他的场合突然出现发烧症状。皮肤的颜色没有变化，一直处于低烧状态，也没有发炎，发烧使人四肢无力。但是，医生不会认为发烧有什么危险，得此病的人也没有一个认为自己会死掉。”作者在文章中提到的“腹股沟淋巴结肿胀”和“腋窝处、耳朵侧面各处”淋巴结溃烂(45)是判断此次瘟疫为鼠疫的最重要根据，而患者出现全身淋巴结肿胀、溃烂以及因此引起的败血症状就成为“黑死病”的典型表现。
埃瓦格留斯《教会史》也提到，“疾病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些人的表现是从头部开始的，他们的眼睛充血，面部肿胀，然后会感染到喉咙，最后离开人世。还有些人会发生腹泻现象。还有一些感染者的淋巴肿胀，然后发高烧；他们一般在次日或者第三日就会去世，而智力以及身体结构和没有感染的人没有什么不同。还有一些人会发疯，并且置生命于不顾。还有一些人会出现红疹。某些病例表明，有些人被感染了一两次之后就逃脱了死亡，但是却死于再一次感染”。(46)阿加塞阿斯记述说，病人“意识变得模糊不清，像个疯子一样胡言乱语。他变得浑身可怕地打着寒战，嗓子眼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呼噜声。忽而他会脸朝下翻倒躺在地面上，忽而又翻来覆去满地打滚，口吐白沫，两眼可怕地直勾勾地盯着前方。这个可怜的家伙好像犯了狂躁型的精神病人一样，竟然开始啃食起他自己的胳膊，用牙齿咬吃胳膊上的肉，撕烂吞吃着，舔着脏兮兮的伤口。他就这样吃着自己的肉，慢慢地筋疲力竭，最终极其悲惨地死去。其他人也都如此这样像苍蝇一样死去，瘟疫继续肆虐，直到整个军队都死光了为止。他们大部分人尽管受着高烧的折磨，但仍然保持头脑清醒直到死去。一些人被突然感染倒下就完蛋了，而另外一些人则昏昏沉沉迷迷糊糊，还有的变得完全精神错乱了。这场瘟疫表现的形式多种多样，而每一种都是致命的”。“人们大量地死去，好像遭受到突然而凶狠的袭击。那些能抵抗住疾病的人最多也就多活5天。此次瘟疫流行的形式与早先那次爆发似有不同。腹股沟淋巴腺体的肿胀伴随着持续不断的高烧，日夜折磨着患者，使他们神经始终高度紧张，精神狂乱，直到死亡为止。还有一些人毫无疼痛、发热或任何其他的最初症状，正当他们在家里或大街上或其他什么碰巧所在的地方正常地干着什么，就突然跌倒死去了。所有年纪的人都无一例外地统统遭受到打击，但是遭到打击最为沉重的是那些年轻而充满活力的人，特别是那些感染非常轻微的男人和女人”。(47)《复活节编年史(284-628 AD)》记载：“有一些人在睡梦里也得了这种病。另外一些人不知不觉突然发起高烧，受到精神错乱病症和奢睡的痛苦折磨。他们中有的死于饥饿，因为他们只是想睡觉，但另一些则因不睡觉而毙命。一些人吐血不止，很快被夺去了生命。很多人虽然没有遭受心智错乱的痛苦，但是他们身体的某些部位，特别是腋窝里面肿胀后疼痛难忍，痛不欲生。有的人身上长出火烧火燎疼痛的脓包，他们即刻就死去了”。(48)这些记载为疾病的判断提供了佐证，也证明了普罗柯比记载的准确性。(49)
普罗柯比观察鼠疫症状的视角独到，描述详细，“此后病人的症状就有明显的不同了，我不能肯定能从身体的哪些部位找到发病的原因，因为实际上它是遵照上帝的意愿把疾病带到人间来的。一些人随之而来的是沉沉昏睡，另一些人则是强烈的精神错乱，这两种情况都是瘟疫进一步发展的典型症状。那些被鬼怪附身的人忘记了所有的熟人，持续昏睡。如果这时有人照顾，他们便可以在昏迷的情况下进食，而没有人照料的病人则会因为饥饿而死亡。那些精神错乱者要忍受失眠的痛苦，被可怕的幻象所折磨，认为有人要来杀他们，异常激动到处乱跑，大声喊叫，护理他们的人会精疲力竭，难以忍受。虽然被传染的危险并不大，但他们却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当病人躺在床上或在地板上翻滚时，他们要不断地将其拉回原处；当病人拼命地要冲出房间时，他们还得连推带搡地使其回来；当附近有水源时，病人就要跳下去，不只是因为他们口渴，……而是他们头脑中疾病的状态所导致。他们不能顺利进食，吃东西很费力，许多人因为无人照料，或者是饥饿而死或者是从高处跳下去摔死。至于那些既不昏迷、精神也不错乱的患者，他们腹股沟处的淋巴结因胀大而致腐烂，患者因不堪忍受痛苦而死。在所有的病例中，死亡都是最终归宿，但有些人因为精神错乱而失去知觉，所以没有感到这种痛苦”，“医生们也对此不知所措，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种病症的病因，他们猜测这种疾病的病灶在腹股沟处，便决定检验死者的尸体，切开一些肿块后，发现在里面长着一种痈疽。一些患者很快就死去了，另一些则在几天后死去。而那些身上长满小扁豆状黑色脓疱的人活不过一天就会死去，还有很多人吐血而死。我可以宣称，即使最杰出的医生也治不好这种病，他的患者照样会死去。但有些从痛苦中坚持活下来的幸存者说有很多注定要死的人也都活下来了。这种疾病不是人为原因造成的，因此在所有的病例中病人的结果是不可预测的。例如，有的人因为洗澡而减轻病情，而另一些人则因洗澡而病情加重；没人照顾的病人虽然死亡的很多，但也有幸存者，不同的治疗方法在不同的病人身上取得的结果是不同的。实际上从这件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既没有发现救治自己的办法，也没有发现预防该病或是减轻患者病情的办法；痛苦在不知不觉中来到，或在没有任何外来帮助下痊愈”。“如果是怀孕的妇女，只要她们染上这种病就死定了。一些人死于流产，另一些人在生产时和她们的新生儿一起死亡。然而，有人说三个分娩的妇女活了下来，她们的孩子却全部死去，有个妇女在她的孩子出生的那一刻死去，而她的孩子出生后却安然无恙”。“如果淋巴肿胀还像以前一样大小，那么可以肯定上述的病痛还不会消除。有些病人的痈脓虽然流出来了，但是大腿却萎缩了，这种病人的淋巴腺肿胀没有发展到化脓的程度”。(50)这些描述与现代传染病学研究得出的鼠疫症状特点基本吻合。(51)
普罗柯比详细记载的症状为后人确诊“查士丁尼瘟疫”为鼠疫提供了可靠的根据。比较而言，伤寒病的临床表现为发病急骤，发低烧的同时伴有头痛疲乏、周身酸痛、眼睑结膜充血，皮疹出现的当天遍及全身，形成不规则红色或暗红色斑疹，最长可存在两周。发疹期最明显的表现是，由腋下和两肋向胸、腹、背、上肢并最终波及全身的皮疹，皮疹初为瘀点，后发展为瘀斑，并由红色逐渐变暗色。因发烧出现的中枢神经系统症状与鼠疫区别不大。(52)这些典型症状在修昔底德的记载中并不详细，因此导致后人提出多种推测。其中消化系统的多种症状，如厌食、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大便呈黏液状或便血是现代医学怀疑雅典瘟疫为埃博拉出血热的主要根据。(53)这里，普罗柯比及其他拜占廷作家详细准确的记载使我们有幸能够准确判断“查士丁尼瘟疫”就是鼠疫，并与其他流行病区别开来。
根据现代医学的研究，鼠疫是由鼠疫杆菌所致的烈性传染病，在1894年日本学者北里柴三郎和法国细菌学家A.耶尔森发现这种病菌以前，其病死率高达50%-100%。(54)鼠疫在地中海的首次大规模爆发，其病死率应是相当高的，侥幸死里逃生的病人可能是人体对鼠疫产生的自身免疫力的结果。普罗柯比简单地谈到这一情况，“还有些幸存下来的人舌头僵硬，不再自然灵活，发音口齿不清，说话语无伦次，言语困难”。(55)就此而言，埃瓦格留斯记载得更为详细，“在其他一些地区，有时一座城市里的一两户全部被瘟疫感染，但是城市其余人家却安然无事；但是我们认真调查后会发现，那些没有被感染的人会成为来年瘟疫的主要受害者。但是令人更惊奇的是，如果一座城市被瘟疫波及而那里的居民在没有被感染的情况下逃往其他城市，那么他们在那座城市还是会遭遇不幸——也就是说，那些从被瘟疫波及的城市逃亡的居民会在没有被感染的城市仍然得病”，他还结合自己幸免于鼠疫的经历说，“在大瘟疫最初爆发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学生，但是在随后的几次大瘟疫中，我失去了我的子女、妻子、仆人和住在我家里的其他一些人，就仿佛这一循环特意将我排除出去一样。现在写下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已经58岁了，大约两年前瘟疫第四次波及了安条克，在这次爆发中，除了之前失去的亲人，我又失去了一个女儿和她生育的儿子”。(56)从埃瓦格留斯和普罗柯比没有感染鼠疫和查士丁尼轻度感染鼠疫的例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有一部分居民确实幸运地躲过了鼠疫的打击这一情况。多年以后，安娜·科穆宁娜在《阿莱克修斯传》中也提到一些人从瘟疫流行地区逃脱感染的情况。(57)
在了解了“查士丁尼瘟疫”的症状等情况后，我们的注意力自然转向这次瘟疫造成的巨大破坏，包括其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严重影响。
四
对于地中海爆发的首次鼠疫造成的巨大人员损失，前述爱德华·吉本、琼斯、特里格尔德等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但因此引发的其他负面影响更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这场鼠疫造成了地中海世界空前严重的人力损失。普罗柯比就此记载：“这种疫病在拜占廷城肆虐有4个月，严重感染期大约3个月。刚开始时死亡的人数仅仅比正常情况下死亡的人数多一点点，然而死亡率却在不断上升。稍后，每天死亡的人数已达到5000人，后来竟达到10000人以上”。“当所有现有的坟墓中都已装满了尸体后，他们便在城中到处挖坑埋尸。到了后来那些挖坑的人因为死亡人数太多而无法一一埋葬，就登上锡耶［在首都北部河对面的加拉大区］要塞的塔楼，从打开的屋顶向下扔尸体，尸体横七竖八地堆满了要塞的所有塔楼，结果整个城市都弥漫着一股尸臭”。(58)埃瓦格留斯写道：“据说这场瘟疫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之后就席卷了整个世界，除了一些感染过疾病的人，剩下所有的人都被波及。有些城市受到的危害十分严重，以至于几乎没有人存活下来”。(59)《复活节编年史(284-628 AD)》也记载说：“如此众多的人死于所说的这种瘟疫，致使人们只能将运尸板车套在不会说话的牲畜身上，然后把尸体扔在上面；当运尸的骡子被累死时，车子也就翻倒了，到处都像这样乱七八糟。当墓地都被占满了时，甚至连干涸的池塘也被填满了死人的尸体”。(60)根据以弗所人约翰的记述，瘟疫高峰时在公共场所中每天死亡的穷人从5000人上升到7000人或10000人，最多时到达16000人。这个数字比普氏的记载还高了许多。在君士坦丁堡城门记录运到城外埋葬的尸体的官员在数到23万时便停止继续统计，因为尸体数量太多难以全数。他惊恐地写道：在巴勒斯坦的一些城市和村庄，所有的人都死去了，无一幸存，“所有的居民都像美丽的葡萄一样被无情地榨干、碾碎”，从叙利亚到色雷斯“在收获季节里居然没有人收获谷物，城市的街道上也看不到人影”。(61)《阿贝拉编年史》也说，“这次瘟疫流行了3个月，整户整户地消灭了大量当地居民”。(62)约翰·马拉拉斯的记载似乎没有太多新意，“这场瘟疫持续了很长时间，以至于没有足够的人来掩埋尸体。有些人将死尸搬出他们自己的房屋，扔到担架上就不再去管他们。还有的尸体暴尸多日而无人掩埋。很多人不出席其亲属的葬礼。上帝的惩罚在拜占廷城持续了两个月”。(63)按照这些史料的记载，鼠疫在君士坦丁堡流行的百余天中夺走了数十万人的生命。(64)
应该注意的是，地中海首次大规模鼠疫肆虐的主要地区是人口密度大的海港、城市和军营，因此其对帝国劳动力和武装力量的破坏更加严重。还应该注意的是，“查士丁尼瘟疫”反复爆发，每次发作的威力均未有丝毫减弱。阿加塞阿斯记录了第二次爆发的严重情况，“那一年（558年）初春时节，瘟疫第二次大爆发，肆虐整个京城，杀死了大批居民。自从皇帝查士丁尼统治开始的第15年瘟疫第一次传遍我们这个地区以后，它事实上并未完全停止传播，而是一直从一个地方蔓延到另一个地方，只是让那些一时躲过其暴虐摧残的人获得暂时的喘息。现在，它又回到了君士坦丁堡，就好像以前受到了欺骗，在第一次大爆发时毫无理由地轻易离去似的。人们大量地死去，好像遭受到突然而凶狠的袭击。那些能抵抗住疾病的人最多也就多活5天”。(65)埃瓦格留斯就提到安条克地方遭受多达4次的鼠疫袭击，每次瘟疫流行，他都会失去一些亲人。(66)
其次，民众对瘟疫产生的强烈的恐惧心理严重地扰乱了拜占廷帝国的正常秩序和社会生活。“死了许多人，产生了极大的恐慌”。(67)“当时，拜占廷的大街上人迹稀少，那些幸运的健康人都呆在家里，或者照顾病人，或者哀悼死者。如果碰巧有个人从屋里出来，那么他就是在拖一具尸体。……实际上在城市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饥饿，城中急需足量的面包和其他食物，很多病人的死亡原因多半是因为缺少食物而并非疾病。……在这个统治着整个罗马帝国的城市里，每个人都穿着仅能遮羞的衣服呆在家里。这就是罗马帝国的大瘟疫在拜占廷流行期间的情况，它同时也传播到了波斯和其他蛮族人那里”。(68)这里，我们可以设想当时查士丁尼帝国行政管理体系陷于瘫痪的情形，城市工商业活动完全停止，由此导致的哄抢偷盗等各种暴力活动急剧增加。
至于社会习俗的改变也很明显，反映出人们在死亡威胁下宗教观念和生活观念的变化。普罗柯比记载说：“起初人们还都参加自己家族的死亡者的葬礼，由于墓穴不够就把尸体暗地里或强行扔到其他人的坟墓中”。“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自然要为有困难的人提供帮助。他命人从国库中提出钱款分给民众”。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塞奥佐罗斯，他在朝中担任知事一职，负责向皇帝传达臣属国的文书，并将皇帝的意愿再传达给他们，在拉丁文中，罗马人将这一官职称为“咨询官”(referendarius)。塞奥佐罗斯分发了皇帝拨款之后，他还得为掩埋无主尸体而自己掏腰包。“由于死人太多，葬礼仪式能免则免，亡者不能由送葬队伍以通常的仪式护送，也没有赞美诗唱给他们听，人们只是抓住死者的肩膀拖到海边后扔下去就算了，有的尸体被堆在小舟上，任凭它随便漂到什么地方”。(69)《复活节编年史(284-628 AD)》也记载，“瘟疫流行的结果使得几乎所有家庭都门户紧闭，没有任何人再举行葬礼了”。(70)综合分析，大瘟疫造成的大量人口的死亡使拜占廷帝国社会生活陷入混乱，政府出于维持统治秩序的需要，一度动用军队分发救灾资金，极力安抚民众，但是，瘟疫的传播很快破坏了官方的赈济活动，这就不能不动摇民众的政治信念，随后出现的首都骚乱乃是其外在表现。
再者，在突然降临的鼠疫面前，“人力”已经无计可施，在死亡恐惧威胁下的民众发生信仰动摇的现象。普罗柯比记载，“那些过去以卑鄙手段追求享乐的人，逐渐摆脱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堕落奢靡，勤奋地担负起救济的职务。这不是因为他们最终学聪明了，也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变成了品格高尚的人——人们天生固有的品格或者在后天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习惯是不可能轻易改变的，除非真的有神灵降临到他们身上——但可以这样说，当人们面临即将来临的死亡，不可抑止地陷入恐惧之中。”(71)很明显，当时为人们理解的价值观念，包括是非、善恶、生死等被无法理解的死亡恐惧所改变，通常流行的伦理道德也受到冲击，普通民众在混乱中悄然改变了生活习俗，一些人似乎改邪归正，而另一些邪恶歹徒则乘机作恶，社会生活一度陷入混乱，令普罗柯比感到怪异。约翰·马拉拉斯也提到，由于人口和牲畜大量死亡，在收获庄稼的季节无人下地收割，因此加剧了饥荒。“城市正常的食品供应中断了，加工谷物的磨房和面包房停止了工作。这样瘟疫灾祸又加上了饥荒。……瘟疫流行对公众道德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72)
但是，我们也掌握着信仰坚定的例子，尼基乌主教约翰《编年史》中就生动地描述了查士丁尼皇帝的一个故事， “皇帝查士丁尼以其全部身心爱上帝。此时有个名叫马西德(Masides)的江湖术士住在拜占廷，与他同居并为之服务的是一帮魔鬼。所有基督教徒都回避他，没有任何人与其交往。就是这个江湖术士指挥那帮魔鬼向人间传播了邪恶的瘟疫。那些活着而未经灵魂修炼因而玩忽职守的人整天奔走于剧场和竞技场，特别是像阿迪乌斯(Addaeus)和埃塞利乌斯(Aetherius)这两个京城里的贵族，却以上帝崇高的名义抬举这个坏蛋。就是这些贵族向皇帝进言推荐这个江湖术士，说：‘这个人曾给波斯人造成了毁灭，也将给罗马人带来胜利。他将能够用他的魔法为罗马帝国服务，还能管理帝国的许多小国，使征缴税收工作进行得十分出色，他能给波斯人送去魔鬼，通过各种各样特殊而强烈的瘟疫消磨掉他们的勇武好战，同时能使罗马人不战而胜’。但是皇帝意志坚决，他嘲笑了这些魔鬼的奴仆，还想了解他们真正的目的。于是马西德就施展了那些贵族告诉他的那些魔法。当皇帝知道他的那些花招是怎么一回事，就讥讽那两个贵族说：‘我并不相信你们说的那些魔法巫术，也不信你们对国家有什么益处。我查士丁尼，一个基督教皇帝还靠魔法的帮助取胜？不，上帝我主耶稣基督、天地的创造者会来帮助我。’显然他赶走了这个江湖术士及其助手，因为他永远相信上帝。不久以后，皇帝在上帝帮助下取得了胜利，他下令烧死了那个江湖术士”。(73)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不得而知，其中带有明显的基督教倾向，但是，由于大瘟疫造成的信仰危机和思想混乱却可见一斑。
最后，我们还注意到了瘟疫对当时政治生活的稳定产生的不良影响。由于王朝统治一度停顿，政治阴谋随即而起。本文开章引用的那段史料就记载了“查士丁尼瘟疫”爆发后出现的一次宫廷政变，普罗柯比接着写道：“一些军官说如果罗马人在君士坦丁堡拥立像他（查士丁尼）一样的人为皇帝，那么他们绝不承认。皇帝病情好转后，军官们互相指控，彼得将军和暴食者约翰声明他们听信了贝利撒留和布泽斯的话才发表了上述言论。”(74)这次流产的宫廷阴谋，起源于皇帝查士丁尼感染鼠疫，终止于他奇迹般康复。此后，一批文臣武将，包括战功赫赫的贝利撒留都因卷入其中而受到惩罚。这不能不被视为瘟疫的另一个直接恶果。
“查士丁尼瘟疫”究竟对拜占廷帝国产生了何等严重而深远的影响目前还是个需要多学科交叉深入研究的重大历史问题，可以另文探讨，特别是需要提供更多的量化资料说明问题。本文只是提出几个明显的事实证明这场瘟疫的破坏作用。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查士丁尼统治以前，拜占廷军队总数达到65万人，但是到了其统治末年，这一数字大幅度下降到15万人，据说其后的皇帝伊拉克略能够投入其重大战事——波斯战争的兵力只有区区6000人而已。(75)当然，军队人数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地中海世界第一次鼠疫造成的人员损失大概是个关键因素。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事实是拜占廷帝国自查士丁尼时代以后人力长期短缺，甚至经过一个世纪也未能恢复，帝国被迫采取移民政策，仅7世纪末年就向奥普西金军区迁徙了7万斯拉夫人，762年又再度向小亚细亚地区迁徙21万斯拉夫人，以补充劳动力和兵员。(76)“查士丁尼瘟疫”爆发前，拜占廷帝国进行大规模征服战争，开疆扩土，将地中海变为帝国的内海，帝国疆域之广大堪称空前绝后。但是瘟疫后，帝国大厦轰然倒塌，不但强敌入侵屡屡得手，领土日益缩小，而且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迅速为内战所取代。显然，拜占廷帝国局势的突然变故是与鼠疫造成的巨大灾难直接相关。当拜占廷国家遭受重大的人员损失、政治经济活动陷于停顿，尤其在政治中枢、军事重地和精神文化中心的城市遭到毁灭性破坏以后，人们还有理由相信其皇帝能够继续保持帝国的强盛吗？
“查士丁尼瘟疫”还对地中海世界的历史产生深刻影响。根据欧洲中古史学者的研究，埃及于541年最早出现疫情，同年鼠疫就传播到罗马，第二年即542年春季首都君士坦丁堡爆发鼠疫，随之维罗纳、马赛等城市也感染瘟疫，543年意大利全境和叙利亚等地成为疫区，此后，鼠疫随军队传播到波斯。这次鼠疫先是在沿海城市和军营，后是沿海上航路、军事大道和商路四处流传，整个地中海沿岸都成为疫区，其中君士坦丁堡、安条克、罗马和马赛是重灾区，在百年内四度流行鼠疫，而西班牙东南部、高卢和北非地区三度爆发鼠疫，甚至英格兰西部和爱尔兰东部沿海地区也两度感染鼠疫。(77)难怪爱德华·吉本到18世纪时在论及“查士丁尼瘟疫”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时还慨叹，“在地球的某些最美好的地方至今也并未完全恢复”。不断爆发的鼠疫在缺乏抵御经验的地中海和欧洲毫无疑问造成了重大破坏，其对农业经济和城市生活的破坏，所引发的欧洲人口下降和劳力短缺问题，以及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变化，特别是“查士丁尼瘟疫”与14世纪爆发的“黑死病”之间的联系等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注释：
①有人研究认为，早在公元前11世纪，埃及地区就爆发过鼠疫，其根据来自犹太《圣经·撒母耳记上》中的文字，其中提到菲利斯丁人就遭受了一次大瘟疫的打击，整个菲利斯丁人的城市和政治中心区都经历了“老鼠的摧毁，即大瘟疫的破坏”，古希伯来人将其症状描述为“隐私部位肿胀”。参见Hebrew Bible, I Samuel, 5, 6.这个以《圣经》为依据的推测还有待其他证据的证明，故本文暂不予以引用。
②Procopius, The Anecdota or Secret History, iv, trans. H.B. Dewing, Harvard Univ. Press, 1998, pp. 1-2.
③国际拜占廷学界的大多数学者一般只提到三种基本史料，笔者近几年的调查扩大了这一范围，对瘟疫爆发后不同地区和年代的史料进行比较彻底的收集整理，加强了本课题研究的史料基础。这里笔者特别感谢哈佛大学拜占廷研究中心提供的慷慨帮助。
④J. B. Bury,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1923, p.429.
⑤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trans. H.B. Dew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96.
⑥该版本曾被认为是取代丁多夫译本的权威版本，并于1962年再版。
⑦此书于1996年重印，本文即以该版本为依据。
⑧Evagrius,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ix Books, from A. D. 431 to A. D. 594, a new translation from the Greek: with an account of the author and his writings, vi, trans. E. Wlaford, London: H. G. Bohn, 1854,p.23.
⑨他们认为他的作品“唤醒了沉封在历史尘埃中已经被忘却的回忆，它们随着他的笔端被激活，呈现为永恒不朽的记忆”。Evagrius,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ix Books, Preface.
⑩J.B. Bury, ed., Byzantine Texts, London: Methuen & Co., 1899.
(11)John of Ephesus, Historiae Ecclesiasticae pars tertia, trans. R. Sm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60, vol. 3, II, 6.现代学者推测，他就是在迫害中受到严重伤害而去世的。
(12)Michel le Syrien, Chronique de Michel le Syrien, Patriarche Jacobite d' Antioche(1166-1199), trans. J.B. Chabot, Tomes I, II, Paris: Leroux, 1899-1904.
(13)Zachariah Mitylene, Syriac Chronicle, trans. F.J. Hamilton and E.W. Brooks, in J. B. Bury, ed., Byzantine Texts, Introduction.
(14)Agathias of Myrina, Historiarum Libri V, Berolini: De Gruyter 1967, V, 10.3; John Malalas, Chronicl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0, VIII, 13.
(15)他就此说：“我的出生地在梅利纳，我父亲是蒙诺尼乌斯，我的职业是实践罗马人的法律，履行律师的职务。至于梅利纳，我指的不是色雷斯的那个城市，也不是指欧洲或利比亚可能存在的任何同名的城市，而是指亚洲那个梅利纳”。Agathias, The Historie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short explanatory notes by Joseph D. Frendo, Berlin, Germany: Walter de Gruyter & Co., 1975, I, 14.
(16)Agathias, The Histories, I, 22.
(17)John Malalas, Chronicle, trans. E. Jeffreys, M. Jeffreys & R. Scott,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2006(Melbourne 1986), VIII, 13.
(18)Chronicon Paschale, 284-628 AD, translated 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 by Michael Whitby and Mary Whitb,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89.
(19)The Chronicle of Arbela, http://www.tertullian.org/fathers/index. Htm# Evagrius_Scholasticus（2007年5月15日）, IV.
(20)目前比较权威的两个版本分别是Anna Comnena, The Alexiad, trans. Elizabeth A. Dawes, London: K.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928和Anna Comnena, The Alexiad,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E. R.A. Sewter,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9，后者增加了更多的注释，这是长于前者之处。
(21)K. Krumbacher, Geschichte der byzantinischen Literatur, Athens: Gregoriades, 1974, I, p.342.
(22)Nicephorus, Historia syntomos, Athēna: Ekdoseis Kanakē, 1994.
(23)John, Bishop of Nikiu, Chronicle, trans. R.H. Charles, London: Williams & Norgate, 1916, XC, 54-58, CXX, 31.
(24)他的作品几乎涉及了这位皇帝统治时期的所有重大事件，诸如强化中央集权、发动三次大规模军事远征、帝国的斯拉夫人政策、首都民众的起义、当时活跃的商业贸易、《罗马民法大全》的编纂、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和他去世后形势的全面恶化等等，却没有提到这次瘟疫。参见G. Ostrogorsky,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Oxford: Blackwell, 1956, p. 72.
(25)他不仅叙述了查士丁尼登基的背景、其发动的对外战争和恢复罗马帝国的政治理想、其编纂《罗马民法大全》的伟大历史功绩，而且分析了其各项政策的成败得失，如镇压“一性论派”的宗教政策、税收与财政政策以及褒奖工商业政策等等，甚至平息“尼卡起义”的细节，关闭雅典学院的影响和当时的文化发展乃至皇后塞奥多拉的种种传闻都在其叙述的范围。参见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0,vol.1,p.169.
(26)路易·布莱赫尔是大名鼎鼎的拜占廷学家查理·迪尔的得意门生，他撰写的《拜占廷帝国兴亡》、《拜占廷帝国制度》和《拜占廷文化》约百余万字，分别涉及拜占廷帝国军事外交史、王朝统治政治制度史和物质文明及文化史，它们是有关全部拜占廷帝国社会生活的姊妹篇，涉及拜占廷人生活的各个方面。L. Brehier, Les Institutions de l'Empire Byzantin, Paris: Albin Michel, 1948, The Life and Death of Byzantium, N.K.: North-Holland Pub. Co., 1977,p.21.
(27)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下册，黄宜思、黄雨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30页。
(28)琼斯确定君士坦丁堡爆发瘟疫的时间为543年，比大多数作家确定的时间晚了一年。A.H.M. Jones,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Oxford, Blackwell, 1964, pp.288-289,300.依据历史大事年表，埃及是最早出现疫情的地区（541年），第二年春季瘟疫扩散到首都君士坦丁堡，543年意大利、叙利亚等地成为疫区。Chronicon Paschale, 284-628 AD, X; Theophanes Confessor, The Chronicle(AD 284-813), X，[AM6034]，塞奥发尼斯在此处记载君士坦丁堡瘟疫爆发于10月是与埃瓦格留斯“秋季爆发说”相吻合的，只是他没有提到病源地埃及。Nicephorus, The Chronicle, X; John of Ephesus, Historiae Ecclesiasticae pars tertia,Ⅱ, p.234.波斯是这次瘟疫最后感染的地区，其传染源是东地中海的安条克，波斯人因此被迫与拜占廷人订立休战协定（545年）。《阿贝拉编年史》就此记载，“上帝打算惩罚双方，向他们播撒可怕的瘟疫，使无数的人死去。罗马人被迫停止追击，退回他们的国家，但是，即便如此在退却中也难以找到安全之所，因为瘟疫一直追踪着他们，将他们大批杀戮掉”。The Chronicle of Arbela, IV; L. Brehier, Vie et Mort de Byzance, pp.35-54.普罗柯比也说：“科斯劳正面临困境：他的儿子在国内起兵反叛，声称要建立偕主政治；而他本人和波斯军队又都感染上了瘟疫，这就是他现在急于签约的原因。”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Ⅱ，ii,24.
(29)Warren Treadgold, 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48.
(30)参见拜占廷学最重要刊物《拜占廷研究》(Byzantinische Zeitschriift)提供的专著论文索引。
(31)张芝联先生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译本序言中，对布氏及其理论作出了精辟的点评，布氏的两部代表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分别由三联书店（顾良等译，1996年）和商务印书馆（唐家龙等译，1996年）出版了中译本。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张绪山译）也由商务印书馆于2004年出版。
(32)P. Allen, "The 'Justinianic' Plague," Byzantion, vol. 49, 1979. Christine A. Smith, "Plague in the Ancient world: a study from Thucydides to Justinian," The Student Historical Journal, vol. 28, 1996-1997, Loyola University, New Orleans, 4/5/2002(http://www.loyno.edu/～history/journal/2002-10-28).
(33)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王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57页。R. S. Gottfried, The Black Death, Natural and Human Disaster in Medieval Europe, N. Y.: Free Press, 1983, pp. 9-12.
(34)崔艳红：《查士丁尼大瘟疫述评》，《史学集刊》2003年第3期，她的博士论文中有专门章节研究这次瘟疫。徐家玲：《早期拜占廷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余凤高：《流行病》，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第43页。
(35)如有学者提出，普罗柯比“甚至不能放过利用瘟疫来模仿古典作家描述雅典大瘟疫的机会，以便与古人的范本媲美”。J. W. Barker, Justinian and the Later Roman Empir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6, pp. 191-192.
(36)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II, ii, 22.
(37)Evagrius,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ix Books, IV, 29.
(38)John, Bishop of Nikiu, Chronicle, CXX, 31.
(39)Agathias, The Histories, II, 3 and V, 10.
(40)John Malalas, Chronicle, XVIII, 92.
(41)A. M. Cameron, "The 'Scepticism' of Procopius," Historia, XV, 1966, p. 474.
(42)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II, ii, 22.
(43)淋巴腺鼠疫最早于541年秋天发生在埃及，次年传到整个近东地区和君士坦丁堡，埃瓦格留斯的记载补充了大瘟疫提前在埃及爆发的史实，同时他认为瘟疫可以在全年任何季节爆发，这一点普氏没有认识。Evagrius,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ix Books, IV, 29.拜占廷人每3年测量土地收入以确定税收数量，习惯上称之为“财政年”。
(44)陈志强：《拜占廷帝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39-140页。
(45)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II, ii, 22.
(46)埃瓦格留斯的记载表明瘟疫除了感染淋巴之外，还会引起败血症和肺部疾病，这些并发症会比淋巴感染更快致人死亡。Evagrius,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ix Books, VI, 29.
(47)Agathias, The Histories, II, 3 and V, 10.
(48)Chronicon Paschale, 284-628 AD, Appendix 10.
(49)有关现代流行病学对鼠疫的研究可以参考《21世纪医师丛书：传染病分册》（第356页）、《实用传染病学》（李梦东主编，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年，第495页）和斯崇文等主编的《现代传染病治疗学》（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第322页）等书。关于“查士丁尼瘟疫”和“雅典瘟疫”的区别问题可参见《人类病毒性疾病》（第706页）和王凝芳等主编的《21世纪医师丛书：传染病分册》（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81、355页），详细的分析参见笔者相关短文（《世界历史》2006年第1期）。近年来，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中亚是鼠疫原发地的观点(J.W. Barker, Justinian and the Later Roman Empire, pp.191-192)，这种以13、14世纪爆发的鼠疫为根据推断6世纪鼠疫发源地的意见，实不可取。克莱夫·庞廷（前引书，第257页）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但是缺乏必要分析，不足为凭。
(50)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II, ii, 22.
(51)现代传染病学认为鼠疫有三种，即原发性的腺鼠疫、继发性的肺鼠疫和败血鼠疫，高发期三种鼠疫并存，其中腹股沟淋巴结溃烂占70%，病人因发绀和瘀斑，死后皮肤常呈紫色。这些都与拜占廷史料相符。
(52)《21世纪医师丛书：传染病分册》，第281页。
(53)《人类病毒性疾病》（第706页）认为这些症状的病理改变表现在单核吞噬细胞系统遭受损伤，因此出现一系列脏器出血症状。 Patrick Olson, "The Thucydides Syndrome: Ebola Virus?" (or Ebola Reemergent?)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no. 2(Apr-Jun 1996), pp. 1-23; Allison Brugg, "Ancient Ebola Virus?" Archaeology, vol. 28 (Nov./Dec. 1996); Bernard Dixon, "Ebola in Greec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no. 313, 1996, p. 430.
(54)现代流行病学认为，鼠疫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人们发现，鼠疫杆菌对干燥、热或紫外线抵抗力弱，煮沸1分钟即可被杀死，一般消毒药如甲酚、漂白粉、新洁尔灭和乙醇等均能杀死鼠疫杆菌，使用链霉素、磺胺、四环素、氯霉素、庆大霉素可治疗各型鼠疫。
(55)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II, ii, 22.
(56)Evagrius,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ix Books, VI, 29.
(57)Anna Comnena, The Alexiad, XIII.她描述了一个名叫威廉·克拉利勒斯的伯爵如何从瘟疫流行的军营中逃脱的故事。
(58)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II, ii, 23.
(59)Evagrius,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ix Books, VI, 29.
(60)Chronicon Paschale, 284-628 AD, Appendix 10.
(61)John of Ephesus, Historiae Ecclesiasticae pars tertia, II, pp. 228-232.
(62)The Chronicle of Arbela, IV.
(63)但是他关于大瘟疫肆虐时间的记载比其他作家少了一个月，不知是文本的问题还是作者问题。John Malalas, Chronicle, XVIII, 92.
(64)学者们对于君士坦丁堡人口问题持有不同的估计，其中估计人口数最高的达到100万，最低的25万。参见S. Runciman, Byzantine Civilization, London, E. Arnold & Co., 1933, p.124.《牛津拜占廷史》估计此次瘟疫使君士坦丁堡丧失了1/3人口。C. Mango,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49.《黑死病》推测在4个月内君士坦丁堡人口减少了40%，即是说死亡20万。R. S. Gottfried, The Black Death, Natural and Human Disaster in Medieval Europe, p. 11. P. Allen依据以弗所人约翰的记载，推算总死亡人口为23万，占总人口40万的57%。 P. Allen, "The 'Justinianic' Plague," p. 11.布鲁宁认为瘟疫使君士坦丁堡丧失了2／5人口。见R. Browning, Justinian and Theodora,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7, p. 120.兰布则认为瘟疫使君士坦丁堡人口减少了一半。见H. Lamb, Theodora and the Emperor, N.Y.: Doubleday 1963, p. 153.
(65)Agathias, The Histories, V, 10.
(66)Evagrius,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ix Books, VI, 29.
(67)Theophanes Confessor, The Chronicle, trans. Cyril Mango and R. Scot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X, [AM6034].
(68)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II, ii, 23.阿加塞阿斯在这个地方与普氏显然不同，他记载，“然而，可能就在瘟疫传播到首都那年里，所有的匈奴部落却都活的好好的，而且好像因为某些原因，他们正好闻名遐迩，当时他们决定南下，就在离多瑙河不远的地方驻扎下来”。Agathias, The Histories, V, 11.
(69)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II, ii, 23.
(70)Chronicon Paschale, 284-628 AD, Appendix 12.
(71)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II, ii, 23.
(72)R. Browning, Justinian and Theodora, pp. 119-121.
(73)John, Bishop of Nikiu, Chronicle, XC, 54-60.
(74)Procopius, The Anecdota or Secret History, IV, 3-4.
(75)过去人们对此给出的解释是查士丁尼对外战争导致兵力下降， 目前这一解释看来需要调整。陈志强：《拜占廷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9—60页。Ι.Καραγιαννóπουλο，Ιστóρια Βυξαντινο
Κρ
του，Εκδóσει Βνια，Θεσσαλον
κη 1991，τóμο Α’σ.638-639.
(76)Theophanis, Chronographia, II, p.432.
(77)R. Fossier, ed.,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475.《黑死病》一书提到“查士丁尼瘟疫”爆发后的200年间，鼠疫在地中海沿岸地区每隔 10—24年重复爆发，致使当地人口水平长期得不到恢复。R. S. Gottfried, The Black Death, Natural and Human Disaster in Medieval Europe, pp.11-12.^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5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8年1期第159～175页
【作者简介】陈志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津 300071)
| 【内容提要】 | 地中海世界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鼠疫发生在公元6世纪中期，人们对此束手无策，面对来势汹汹的瘟疫无计可施，以为这是上帝的惩罚，因此记载比较混乱。后人研究证明，他们详细描述的这次瘟疫就是人们后来熟称为“黑死病”的鼠疫及其几个变种。相关史料主要来自拜占廷作家普罗柯比、埃瓦格留斯和以弗所人约翰留下的作品，但其他分散的史料未引起学者们的注意。根据笔者近年来收集的更为全面的资料分析研究，此次瘟疫的病源地在埃及南部，其极高的死亡率不仅给拜占廷帝国造成了严重的物质损失和经济破坏，而且在当地居民中产生了严重的负面社会后果，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
），皇帝查士丁尼身染重病；甚至说他已病死于瘟疫。谣言一直传播到罗马军营。”②研究表明，普罗柯比提到的这次瘟疫就是后人称作“黑死病”的鼠疫。这次鼠疫流行病很可能是地中海地区历史上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鼠疫，其造成的人口和物质破坏相当严重，由此引发的社会影响颇为深远。这次瘟疫爆发于皇帝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年在位）统治时期，因此后人也称其为“查士丁尼瘟疫”。长期以来，由于史料比较分散，拜占廷学界并未充分注意到“查士丁尼瘟疫”及其影响，许多著名的拜占廷学家也忽视了对相关史料的解读，使如此重大的灾难性事件在现代拜占廷史书中付之阙如。一些学者由于缺乏对其他史料的解读，甚至对提供了有关这次瘟疫主要史料的6世纪作家普罗柯比的记载产生了怀疑。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史新研究视角的开拓，学术界开始关注“查士丁尼瘟疫”及其严重影响。事实上，对“查士丁尼瘟疫”展开研究不仅能够加深人们对查士丁尼时代历史的全面认识，而且可以通过这一具体案例促进包括疾病史在内的生态环境史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发展。有鉴于此，笔者更大范围地调查了相关史料，并依据这些原始记载，对“查士丁尼瘟疫”进行详细考察，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关于地中海世界第一次鼠疫的原始资料分散在当时的许多拜占廷作品中，根据笔者的调查，至少有10种左右的拜占廷原始文献中有所涉及。③正是由于史料的分散、研究者的专业限制以及史学研究视角的狭隘等原因，导致大多数后世研究者未能深入了解这场灾难及其严重后果。至今仍未引起国际拜占廷学界应有的重视，而专门从事古代疾病史研究的学者则因为对拜占廷史缺乏必要的研究而无法全面掌握相关的史料。
关于“查士丁尼瘟疫”最重要的资料来自6世纪拜占廷作家普罗柯比（Procopios, 500?-565年）。根据后人研究，普罗柯比是查士丁尼的同代人，比后者小近20岁，当查士丁尼于45岁登基正式成为皇帝时，普罗柯比刚刚出道。由于他结识了当时杰出的军事将领贝利撒留而受到重用，才华得以施展。仕途的顺达和才尽其用使他对查士丁尼的雄才大略深感折服。普罗柯比出身地方贵族家庭，接受过全面系统的贵族式教育，并按照拜占廷当局的规定接受了全面的法律学习，在离其家乡凯撒里亚不远的贝利图斯(Berytus)法律学校攻读法学，最后进入君士坦丁堡大学深造。系统的教育使天资过人的普罗柯比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挂牌律师。他多才多艺，通晓多种西亚语言，并擅长古典风格的写作，声名远播，这有助于他结识当时著名的青年将军贝利撒留，后者刚刚被提升为帝国东部波斯边境达拉要塞的统帅。这个地区长期受到古代叙利亚文化的影响，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官方文件中普遍使用叙利亚语。由于普罗柯比通晓叙利亚语，所以被任命为贝利撒留的秘书兼法律顾问。④从此，普罗柯比开始了追随贝利撒留的生涯，而后者也因为其卓越战功而权势日隆，此后成为普罗柯比的保护人。533年6月，贝利撒留被任命为远征军最高统帅，奉命出征北非。普罗柯比作为其顾问也随军出征，成为主要幕僚，与之过从甚密。此后，他追随贝利撒留东征西讨，转战北非和意大利，既因战功显赫而升迁，也因战局失利而失落。540年，由于朝廷中出现了不利的传言，贝利撒留应召回京，普罗柯比也因此一同回到君士坦丁堡。此后，普罗柯比除了偶尔奉旨出访外地或外国，几乎没有离开过君士坦丁堡，因此他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了542年发生在京城的大瘟疫。这次瘟疫是地中海世界爆发的第一次鼠疫，其传播速度之快，危害范围之广，病患死亡人数之多，造成的破坏之严重可谓空前绝后。普罗柯比被这次瘟疫所震惊，因此不惜笔墨，详细记载了瘟疫爆发的惨状。如果说他的其他文字带有政治倾向的话，那么他对大瘟疫的记载还是客观的，因为他坦言这场瘟疫是来自上帝的惩罚，他的记载不敢妄加任何评论。⑤普罗柯比的《战史》版本之多可能属拜占廷史书版本之最，目前比较可靠并公认比较权威的版本包括1838年的“丁多夫(Dindorf)版本”、1906年的“赫利(J.Haury)版本”、⑥1935年的“得温(H.B.Dewing)版本”，后者被收入哈佛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的罗耶布古典丛书、⑦1961年由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阿特沃尔特(Richard Atwater)版本”、1966年由英国企鹅丛书组织出版的“华盛顿(G.A.Washington)英译本”和1967年纽约出版的“凯莫琳(Averil Cameron)版本”。
作为拜占廷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普罗柯比的《战史》一经问世就受到关注，成为其后拜占廷作家的必读书，其中诸多记载成为后世作家的史料来源。埃瓦格留斯（Evagrios Scholastikos, 536-595年）和以弗所人约翰（John of Ephesus, 507-586年）也在他们各自的作品中提到了这次瘟疫。埃瓦格留斯比普罗柯比小30余岁，是拜占廷历史上重要的教会史作家。他出身于叙利亚贵族家庭，曾随父母前往地中海东岸重要宗教文化中心安条克接受完整的教育，并像当时贵族子弟一样接受了长期的法学教育，成为律师，因此后人赋予他“律师”的绰号。由于他受到时任安条克大主教格利高里(Gregory)的赏识，因此办理和参与审理了许多重要的案子，使其迅速成为当地闻名遐迩的律师，甚至受聘前往首都办理大案。他多次陪同大主教前往京城，使他有机会了解当时拜占廷帝国宗教界上层事务，并进入宫廷。在皇帝提比略二世（574-582年在位）和莫里斯（582-602年在位）统治时期，他得到重用，曾官至帝国大法官之职。⑧其流传后世最重要的作品是6卷本《教会史》，该书记述431年第二次以弗所宗教会议以后直到莫里斯皇帝统治第12年即公元594年的宗教史，同时也涉及了大量世俗政治经济生活的情况。其中与本文有关的是关于君士坦丁堡爆发的瘟疫及其在叙利亚首府安条克传播肆虐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埃瓦格留斯并非单纯使用普罗柯比关于大瘟疫的记载，而是广泛采用了当时尚存在的许多书籍，因此具有独立的史料来源，能够对普罗柯比的记载提供佐证和史料补充。根据学者研究，他的《教会史》涉及其前代和同时代作家如尤西比乌斯（Eusebius, 275-339年）、苏克拉底（Socrates Scholasticus，380-?年）、索左门（Sozomen，400-450年）、塞奥多利（Theodores，5世纪）、左西莫斯（Zosimus?-510?年）、普里斯库斯（Priscus，5世纪）、马拉拉斯（John Malalas，490-574年）和阿加塞阿斯（Agathias，536-583年）等人的作品，而这些作家的许多作品早已散失，故而后人高度赞扬他的作品。⑨客观考察其作品，我们不得不指出其虔诚的正统信仰影响了其写作的客观性。但是就本文所涉及的大瘟疫方面的材料还是没有掺杂任何宗教派别偏见的，特别是他关于安条克地方大瘟疫流行的情况记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丰富了普罗柯比记载以外的史料。埃瓦格留斯的《教会史》自1673年首次出现了“瓦里希乌斯版本”后，多次重印再版，目前最权威可靠的新版为著名英国拜占廷学家布瑞主编的“拜占廷文献丛书”版，⑩本文即以此为据。
以弗所人约翰与埃瓦格留斯不同之处在于，他是普罗柯比的同时代人，可能比普氏小几岁，但属于当时的长寿者，近80岁才去世。他是拜占廷历史上最重要的使用叙利亚语写作的作家。约翰出生于基督教一性论派别势力最为强大的叙利亚北部（今天土耳其东南部）山区，22岁即因信仰虔诚和能言善辩而被任命为当地专职神职人员，后来因受到正统教派的排挤而流亡巴勒斯坦和首都君士坦丁堡。就是在其流亡期间，他收集了大量资料作为日后在京城写作的基本素材。他的办事能力极强，受到查士丁尼一世皇帝的赏识和重用，曾担任大主教之职，受命督办帝国范围内一性论教派教堂的收入，并于542年被派往小亚细亚劝说皈依了7万余异教徒，他还在朝廷支持下将各地异教徒神庙改建为教堂和修道院，558年被任命为以弗所大主教。但是，571年查士丁二世（565-578年在位）即位后推行迫害异端派别的宗教政策，约翰作为一性论教派的主要领袖因此受到严厉惩罚，身受牢狱之灾，他“被这些痛苦折磨得精疲力竭，大量可怕的有害的寄生虫造成了其身体肿胀发炎，他几乎命绝顷刻，奄奄一息。除此之外，他感到被人遗弃，极度绝望，他渴望有什么人来怜悯他，但是没有任何人来，他幻想来个安慰他的人，但却找不到任何人。这就是他的经历，他遭受到的严厉折磨”，生不如死。(11)但正是在此期间，他写下了许多传之后世的重要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基督教会史》。该书涉及自罗马帝国开始一直到588年为止的六百多年的历史，特别是对其经历的当代历史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全书共分3卷，其中第一卷基本散失无存，第三卷基本完好，但内容所涉及的571年以后的历史不在本文范围，最重要的第二卷涉及提比略二世统治后直到查士丁二世的历史。但是，在相当长时期里，学者们发现该卷自查士丁一世（518-527年在位）统治第7年以后部分散失，而这部分记载对于研究查士丁尼一世时代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学者们坚持不懈的搜寻终于有了结果，这部分散失的《基督教会史》先后在大英博物馆和梵蒂冈图书馆被发现，它们保存在一部名为《叙利亚编年史》的古籍中。(12)著名拜占廷文献学家布鲁克斯(E.W.Brooks)经多年研究，认为《叙利亚编年史》中引用了以弗所人约翰和其他作家的记载，特别是关于查士丁尼一世统治的部分记载弥足珍贵，可以补充普罗柯比记载的不足之处，并提供重要的叙利亚语文献支持。(13)目前该史料最可靠的版本即由布鲁克斯等人整理出版。
上述三种基本史料已经为学者们所注意并整理问世，但是尚有一些文献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根据笔者的调查研究，与这几位作家同时代的阿加塞阿斯在其《历史（五卷本）》中也涉及了相关情况，其后的作家约翰·马拉拉斯在其《编年史》中则提到瘟疫的可怕后果。(1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部被认为是匿名作家完成的《复活节编年史(284-628 AD)》和6世纪问世的另一部由匿名作家完成的《阿贝拉编年史》也提供了不少资料，理应得到学者们的注意。此外，拜占廷诸多著名作家也在其作品中描述瘟疫，如安娜·科穆宁娜（Anna Komnene，1083-1153年）在其《阿莱克修斯传》中、塞奥发尼斯（Theophanes Confessor，758?-818年）在其《编年史》中、尼基弗鲁斯（Nikephoros，758-828年）在其《当代编年纪》中、尼基乌主教约翰（John of Nikiu，7世纪）在其《编年史》中都谈到大瘟疫及其恐怖的影响，并一致将之归于上帝的惩罚。
让我们对这些拜占廷古代文献做必要的简练分析，以供下文引用。阿加塞阿斯与前述埃瓦格留斯同龄，出生在小亚细亚梅利纳，(15)其早年的生活几乎与其他贵族子弟没有区别，在接受了完整的教育后从事律师工作，并逐步进入仕途。其代表性作品为《历史（五卷本）》，所涉及的历史主要为世俗社会政治和外交生活的情况。虽然他开章明义地说，“由于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的大部分事件均由修辞学家恺撒利亚的普罗柯比做了准确的描述，因此我觉得没有必要再涉及同样的内容了，但是我应该尽可能完整地描述后来发生的事情”，(16)但事实上该作品提供了许多“查士丁尼瘟疫”在地中海地区传播和反复爆发的记载，十分珍贵。其后百余年的作家约翰·马拉拉斯的《编年史》则补充了大瘟疫造成的可怕后果，(17)并在此次瘟疫爆发和流行的年代确定方面提供了佐证。《复活节编年史(284-628 AD)》取名于基督教“复活节”历法，这是7世纪拜占廷编年史的一种惯例，(18)原文用拜占廷希腊语写成，内容涉及基督教亚当时代直到7世纪前期伊拉克略一世（610-641年在位）统治第20年。书中有关“查士丁尼瘟疫”的一段记载比较详细，在全书简练的编年记事写作风格中显得十分突出。这也与该书不同于皇家编年史和教会编年史比较严肃的记述方式相一致，即关注逸事传闻并特别重视地震天灾和大瘟疫等异常现象的记载。《阿贝拉编年史》也完成于6世纪，由自称为“被基督征服的人”所作。根据内容判断，作者可能出生于拜占廷帝国东部两河流域地区，曾是古代文化中心尼西比斯(Nisibis)学校的学生，因为他在书中讲到的内容细节只有身在当地课堂听课的人才能描述出来。该书写作的时间应该在550-569年，因为他提到这所学校的校长正是在509-569年间主管学校的事务，而他使用现在时态来描述当时的事情。目前该文本尚在出版过程中，所以笔者的资料来源于电子文献资料。(19)有趣的是，该文献提供了大瘟疫对于战争交战双方的影响，这是其他史料从未涉及过的。安娜·科穆宁娜是拜占廷历史上最著名的女作家，虽然她生活在“查士丁尼瘟疫”爆发5个多世纪以后，但是她的写作却每每涉及古代。这是与其尚古精神和模仿古代作家写作风格相一致的，因为作为科穆宁王朝最尊贵的公主，她接受的宫廷教育涉及范围极为广泛。其《阿莱克修斯传》虽然对其父亲颇多褒奖，但在古典风格的历史叙事中还是提供了对瘟疫的客观描述。(20)塞奥发尼斯是基督教圣徒，至今天主教和东正教均保持有纪念他的节日。他虽然出身拜占廷帝国京都贵族，却早年痛丧双亲，由皇帝君士坦丁五世（740-775年）带在宫廷中长大，早年便出家自愿成为修道士。后来他因为坚持崇拜圣像的立场被毁坏圣像派迫害致死。其《编年史》因其特殊的经历涉及了284-813年间诸多拜占廷历史重大事件的细节，著名的德国拜占廷文献学家科隆巴赫尔(Krumbacher)高度评价该编年史，认为它比其他拜占廷编年史更为可靠。(21)对于本文而言，塞奥发尼斯《编年史》提供了又一个可靠的年代佐证。尼基弗鲁斯与塞奥发尼斯同年出生，与其供职于宫廷的父亲一样，后来成为毁坏圣像皇帝的宫廷秘书，并因其毁坏圣像派宗教观点而任拜占廷帝国大教长近10年之久，最终因卷入朝野教俗斗争太深而受到迫害，被迫出家成为修道士。其《当代编年纪》的前半部分依惯例从基督创世写起，价值不大，但是涉及其当代的历史则多持中立观点，在拜占廷编年史中也属难得。(22)就本文的研究，该文献的价值大体与塞奥发尼斯《编年史》类似。尼基乌主教约翰是7世纪埃及地区人，696年曾担任尼基乌城主教，但不久因被指控滥用职权而被罢免。他用柯普特语完成的《编年史》是了解7世纪埃及历史的最重要史料，但是包括著名史家爱德华·吉本在内的很多学者都未能注意其重要性。这本《编年史》在流传过程中散失严重，幸好阿拉伯史家将其翻译为阿拉伯语，而他使用的柯普特语相对阿拉伯作家来说更易理解，这也使阿拉伯译本相对准确。该书涉及7世纪末以前的历史，其中就包括关于“查士丁尼瘟疫”的材料。(23)
上述拜占廷古代文献来自于帝国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用多种语言写成，其中许多记载显然与普罗柯比的资料来源有所不同，因此可以为普氏的记载提供更丰富的补充材料或佐证材料。但是比较而言，在所有相关史料中，普罗柯比的记载价值最为重要。其所长之处一是记述最为详实，此次瘟疫涉及的方方面面都有细致描述，这是其他作家没有做到的；二是记载依据其亲身经历，且秉承了古典时代的写作风格，因此描述感性直观、鲜活生动，读来真实可靠，就此而言，其他作家无出其右；三是记载涉及的瘟疫是地中海地区首次爆发的鼠疫，其他作家或记其后果，或记其传播，或记载个别地区的情况，或摘抄其材料，均缺乏普氏的首记之功。
二
这些涉及6世纪中期地中海地区重大疾患灾难的历史资料在相当长时间里并没有引起后人的重视，许多著名的拜占廷学家甚至不把这次瘟疫列入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因此更谈不到对之开展研究。例如，最著名的现代拜占廷学者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在其名著《拜占廷国家史》有关查士丁尼时代的历史部分中，只字不提这次瘟疫。这种疏漏不是出于节省篇幅的需要，而是因为作者认为这次瘟疫“天灾”的影响还不如帝国的各项政策影响严重。他的这种看法可以从其对查士丁尼的评价中看到：“查士丁尼虽有诸多成功之处，他还是给其后人留下了一个内力耗尽，财政经济完全崩溃的帝国。”(24)这里，鼠疫造成的巨大物质和精神损失被忽略了。与奥斯特洛格尔斯基齐名的拜占廷通史作家瓦西列夫同样没有注意到普氏这段记载提供的重要信息，他的《拜占廷帝国史》以近50页篇幅讨论查士丁尼时代的历史，可以说，当时人力所为的大小事件都涉及到了，惟独没有对这次大瘟疫进行分析。因为瓦西列夫同样认为查士丁尼的“人力”胜过鼠疫的“天灾”，由于“查士丁尼这个强力人物退出历史舞台，其精心打造并曾一度维系帝国均衡发展的整个政府体系轰然崩坏”。(25)
有的学者显然接触过上述史料，但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法国最有代表性的拜占廷通史作家布莱赫尔(L. Brehier)在涉及“查士丁尼瘟疫”时也惜字如金，在其400多页的《拜占廷帝国兴亡》中，他对查士丁尼时代的大事，特别是宗教和军事外交活动进行细致描述，着墨甚详，但只用了少半句话谈到大瘟疫，“农村荒芜了，艺术品、道路、引水渠和排水管道破败不堪，城市被鼠疫所摧毁。”他在评价查士丁尼时代三个阶段的历史时，认为截至540年以前的前两个阶段，皇帝的统治是成功的，而后的第三个阶段是失败的，犯了重大的政策性失误。(26)这里，布莱赫尔显然没有将542年爆发的大规模鼠疫纳入其视野。
有的学者注意到这次瘟疫的影响，但缺乏深入的研究。例如经典作家爱德华·吉本对于普罗柯比留下的相关史料作出如下分析，“战争、瘟疫和饥馑这三重灾祸同时降临在查士丁尼的臣民的头上；人类数量明显的减少成了其统治时期的一个极大的污点，这种人口减少的情况，在地球的某些最美好的地方至今也并未完全恢复”。(27)英国著名学者琼斯在其《晚期罗马帝国史》论及查士丁尼时代历史的部分中，正确地指出：“可能这个时期对帝国影响最严重的灾难是鼠疫。它从佩鲁希昂爆发，542年席卷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次年传到君士坦丁堡，并传播到整个小亚细亚、色雷斯和伊里利亚，还通过美索不达米亚传入波斯。它也向西传播到意大利、非洲，进入高卢。有关其后来肆虐的情况记载很少，但是它间隔一段时间在许多地方重新爆发，尽管不再是致命的。阿加塞阿斯记载了晚至558年它在君士坦丁堡的再度流行，一些西方编年史家则记载了570-571年间它在意大利和高卢的严重爆发，还有人记载了573-574年君士坦丁堡再次爆发的鼠疫”。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其30余页关于查士丁尼统治的论述中，只有这一段文字涉及瘟疫的情况，而且在后来的分析中也没有反映出他所谓的“对帝国影响最严重”的意思。因为，他在总结查士丁尼时代历史时，还是认为这位皇帝政策上的失误，特别是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使意大利和北非资源耗尽，人财两空，“尽管我们不能说西部战争已经耗尽了帝国，但是战争的实际结果却是使帝国承负起沉重的军事负担，因而得不到任何补偿以增加其资源”。(28)自诩为奥斯特洛格尔斯基之后从事拜占廷通史写作第一人的美国新生代拜占廷学者特里格尔德，在其《拜占廷国家与社会史》中注意到“查士丁尼瘟疫”对当时社会的负面影响，认为“这次传遍整个半岛东部地区的瘟疫造成了广泛的人口下降和非常明显的大量违法行为”，(29)但是，他也没有对这次鼠疫及其破坏作用做更多描述。至今，我们在大量有关拜占廷帝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文化等的专门著作中，还找不到关于拜占廷人疾病或生存环境的系统研究成果，更不必说关于“查士丁尼瘟疫”的专题研究了。(30)
“查士丁尼瘟疫”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资料被许多现代著名拜占廷学家或轻轻放过，或未置一词，究其原因，在于他们研究的重点是社会制度的变化，强调的是统治者施行的政策及其效果。其历史研究的视角侧重政治外交和宗教文化考察，因此疾病和自然灾害的史料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是可以理解的。西方人对拜占廷历史的关注始于15世纪和16世纪，当时受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影响的德意志和法国学者，在附庸风雅的君主或诸侯们的支持下，开始搜集和整理希腊罗马手稿和艺术品。此后相当长时间，拜占廷文献和文物属于有闲阶层把玩的“古董”。当真正的研究逐渐开始后，人们的关注点在王朝斗争、政治角逐、对外战争和宗教艺术领域。研究的视野逐步拓展到经济和政治制度，特别注重社会结构的变动。法国年鉴学派的领军人物布洛赫、布罗代尔等人提出的整体史学的分析方法对拜占廷学界也有影响，尽管人们对年鉴学派理论的评价不一。(31)但是，当代拜占廷学者开展的社会史研究、妇女史研究等，无不带有这种影响的痕迹。以往的拜占廷历史研究侧重社会制度和文化思想演化的原因和过程，忽视自然灾害的影响力，特别是忽视疾病对拜占廷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在世界各地联系空前紧密、地球空间范围似乎不断变小、人类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增强的今天，历史研究更关注人类的生存环境，疾病史、生态史研究的兴起就成为顺理成章的现象了。
近十年来，人们逐渐重视对“查士丁尼瘟疫”的研究，普罗柯比等拜占廷作家留下的史料得到充分的关注，包括医疗卫生界专家在内的许多学者，也开始注意他们详细生动的记载，研究这次瘟疫在君士坦丁堡爆发和地中海世界流行的情况，其中以阿兰和史米斯为突出代表，他们的专题论文从病理学的角度非常专业而详细地探讨了“查士丁尼瘟疫”的细节。(32)一些与世界史相关的通史和专题著作也提到这次瘟疫，(33)我国近年出版的相关书籍对此也有涉及。(34)尽管个别学者还持有“怀疑论”，指责普罗柯比模仿古典史家的写作风格而怀疑其相关记载是抄袭修昔底德的伪造之作，但这种怀疑只能被视为学术争论中的一种意见。(35)笔者认为，上述怀疑论难以成立的证据非常有力，而怀疑论形成的原因则在于这些流行病专家没有直接认真地阅读古代作家的原文，或者没有全面了解相关的诸多拜占廷作品，缺乏对这些基本资料的细致分析。事实上，只要对《战史》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相关史料稍加对比，就可以毫无疑义地确定普罗柯比对“查士丁尼瘟疫”的记载并非抄袭之作，而是其亲身经历的真实事件。同时，与之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的记载也为其真实性提供了佐证。
三
根据6世纪及以后的多位拜占廷作家记载，这次鼠疫爆发得十分突然，即便在秉承了古希腊发达医学知识的拜占廷帝国，医生们也找不到任何相关的解释依据。从作者描述的当时人表现出的那种无奈可以看出，这次瘟疫是此前人们从来未曾经历过的。
为了使读者更准确地了解“查士丁尼瘟疫”的细节，笔者认为有必要比较全面地引用相关史料。普罗柯比写道：“这时候发生了一场灭绝人类的大瘟疫。……现在的这场灾难若想用言语表达或在头脑中构思对它的解释都是不可能的，除非把它说成是上帝的惩罚。”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家，普罗柯比承认自己无法说明这次瘟疫爆发的原因，因此他开章明义地声明他所要做的就是如实记载瘟疫的爆发和传播过程。(36)
这里，普罗柯比将“查士丁尼瘟疫”爆发的原因归于“上帝”，说它代表了“上帝的惩罚”。这种说法真实地反映了作家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笃信基督教的时代。我们从其他拜占廷作家那里也听到了基本相同的说法。例如埃瓦格留斯就无奈地说：“接下来还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清楚，因为这是上帝所掌控的，只有他知道瘟疫的原因和走向。”(37)尼基乌主教约翰认为人类违背了上帝的意志，“因而上帝正义的审判就要落在他们身上，将许多瘟疫播撒在人间和畜群”。(38)阿加塞阿斯也认为“上帝惩罚的标志显示得特别明显”，但是他同时也提到了其他一些看法，“有人说这个地区的空气被污染了，认为污染的空气是这场瘟疫的祸根。而其他人认为，由于他们生活方式的突然改变造成了灾难，因为在历尽强行军和不时发生战斗的磨难后，他们都沉湎于奢华和放纵。他们都未能最终察觉到是什么真正导致了这场灾难，事实上使得它不可避免，他们也不了解他们蔑视上帝和人类的法律将要遭受到无情的灾祸”。“另外一些人持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这次毁灭是因为上帝的愤怒，完全是对人类犯罪的报应和惩罚，是要毁灭整个人类”。(39)约翰·马拉拉斯则称“我主上帝眼见人类的罪恶越来越严重，便向地上的人类施行惩罚，摧毁了所有的城市和土地”。(40)基督教于公元1世纪初兴起于巴勒斯坦地区后，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在晚期罗马—拜占廷帝国统治者的支持下，从下层民众的宗教演变为王朝统治的工具，成为排他性的国教。到查士丁尼时代，基督教信仰已经确定无疑地成为拜占廷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样的思想背景，决定了普罗柯比及其他拜占廷作家在字里行间反映出的基督教徒对上帝的虔诚信仰。英国拜占廷学家喀麦隆就明确分析过普罗柯比的这种“基督教思维方法”。(41)
根据现有古代文献的记载可以推断，当时活跃的地中海贸易和海上谷物运输与这次鼠疫的爆发有直接关系。普罗柯比注意到瘟疫流行迅猛，“它肆意横行，随心所欲，但其运行似乎又有某种预定的安排。它在一段时间内在一个国家肆虐，毫不留情地到处抛下疫种。它通过两个方向传到世界的尽头，唯恐某个角落被漏掉，就连岛屿、山洞和山区中生活的居民也不放过。假如这次它从一些地方经过，没有传染当地居民，过些时候它又会回来肆虐，而这块土地周围的居民因为上次曾被传染过，这次就不会再遭殃了。瘟疫横行之处死亡人数不达到一定的数量它就不会离开，从而使这里的死亡人数与相邻地区以前死亡的人数大体持平。这种疾病通常先从海岸边爆发，进而传播到内地。第二年仲春时节，它到达拜占廷城，那时我碰巧也在拜占廷城”。(42)作家认为瘟疫的源头在一个名为“佩鲁希昂”的地方，后来扩散到埃及。这个地区在查士丁尼时代属于拜占廷帝国，是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主要粮食供应地。埃瓦格留斯与普氏说法略有不同，他记载道：“据说这场瘟疫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之后它就席卷了整个世界，除了一些曾感染过疾病的人，剩下所有的人都被波及。有些城市受到的危害十分严重，以至于几乎没有人存活下来，反之有些城市则受灾较轻并且继续生存发展。这场瘟疫没有按照一个固定的时间发作，也从不以同一个时间离开：它在一些地方于初冬的时候爆发，在另一些地方则是春天，还有一些地方则是夏天，甚至在一些地方是在秋天肆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埃瓦格留斯就大瘟疫周期爆发的记载，“经常情况下，瘟疫以每5个财政年（即15年）的周期循环波及各地。但是尤其是在每个循环的头一两年最为严重”。(43)
比较而言，埃瓦格留斯关于大瘟疫爆发时间的意见可能比普罗柯比更准确，普罗柯比认为瘟疫在春季降临，事实上由于携带病源细菌的跳蚤在温暖和潮湿的夏季最为活跃，而一旦鼠疫爆发，其传播流行就不分季节了。另外，地中海沿海各地区之间自古就有密切的物质联系，作为地中海北岸各大城市主要的食品供应地，埃及各海港与帝国首都和其他大都市，特别是沿海城市保持最密切的贸易联系。而君士坦丁堡作为当时地中海世界最大的城市，其粮食供应主要来自埃及，携带鼠疫的老鼠也因此随粮食贸易船只抵达了拜占廷京城。查士丁尼时代，这种联系尤其密切，因为查士丁尼为打破波斯人在远东贸易上的垄断地位，大力拓展红海商业通道，使这种联系进一步得到强化。(44)
普罗柯比对大瘟疫的详细记载使我们能够毫无疑义地确定6世纪中期爆发的这次瘟疫就是鼠疫，因为瘟疫发病及症状与鼠疫的症状相同。“瘟疫来临时，许多人声称看到了像人形装束的鬼怪幽灵，这些人都认为自己是被鬼怪身上的某一部分所迷惑。其实他们在看到幽灵时就感染上了瘟疫，他们开始大喊圣徒的名字以驱除魔鬼，但根本无济于事，因为连生活在教堂中的人也未能幸免于难。……他们把自己封闭在房间里，就算门被打破了，他们也装作没听见，很明显他们害怕召唤他们的人就是魔鬼中的一员。其他人则以另一种方式被感染上的：他们先是在梦中看到了一个幻象，忍受着站在面前的魔鬼的折磨，还有的人则听到一个声音告诉他已经被记入黑名单了。但大多数人都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染病的，而不是通过看到幻象或做了一个梦。他们的症状是这样的：先是突然发烧，有的人是突然从梦中惊醒，还有的人是在走路时或其他的场合突然出现发烧症状。皮肤的颜色没有变化，一直处于低烧状态，也没有发炎，发烧使人四肢无力。但是，医生不会认为发烧有什么危险，得此病的人也没有一个认为自己会死掉。”作者在文章中提到的“腹股沟淋巴结肿胀”和“腋窝处、耳朵侧面各处”淋巴结溃烂(45)是判断此次瘟疫为鼠疫的最重要根据，而患者出现全身淋巴结肿胀、溃烂以及因此引起的败血症状就成为“黑死病”的典型表现。
埃瓦格留斯《教会史》也提到，“疾病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些人的表现是从头部开始的，他们的眼睛充血，面部肿胀，然后会感染到喉咙，最后离开人世。还有些人会发生腹泻现象。还有一些感染者的淋巴肿胀，然后发高烧；他们一般在次日或者第三日就会去世，而智力以及身体结构和没有感染的人没有什么不同。还有一些人会发疯，并且置生命于不顾。还有一些人会出现红疹。某些病例表明，有些人被感染了一两次之后就逃脱了死亡，但是却死于再一次感染”。(46)阿加塞阿斯记述说，病人“意识变得模糊不清，像个疯子一样胡言乱语。他变得浑身可怕地打着寒战，嗓子眼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呼噜声。忽而他会脸朝下翻倒躺在地面上，忽而又翻来覆去满地打滚，口吐白沫，两眼可怕地直勾勾地盯着前方。这个可怜的家伙好像犯了狂躁型的精神病人一样，竟然开始啃食起他自己的胳膊，用牙齿咬吃胳膊上的肉，撕烂吞吃着，舔着脏兮兮的伤口。他就这样吃着自己的肉，慢慢地筋疲力竭，最终极其悲惨地死去。其他人也都如此这样像苍蝇一样死去，瘟疫继续肆虐，直到整个军队都死光了为止。他们大部分人尽管受着高烧的折磨，但仍然保持头脑清醒直到死去。一些人被突然感染倒下就完蛋了，而另外一些人则昏昏沉沉迷迷糊糊，还有的变得完全精神错乱了。这场瘟疫表现的形式多种多样，而每一种都是致命的”。“人们大量地死去，好像遭受到突然而凶狠的袭击。那些能抵抗住疾病的人最多也就多活5天。此次瘟疫流行的形式与早先那次爆发似有不同。腹股沟淋巴腺体的肿胀伴随着持续不断的高烧，日夜折磨着患者，使他们神经始终高度紧张，精神狂乱，直到死亡为止。还有一些人毫无疼痛、发热或任何其他的最初症状，正当他们在家里或大街上或其他什么碰巧所在的地方正常地干着什么，就突然跌倒死去了。所有年纪的人都无一例外地统统遭受到打击，但是遭到打击最为沉重的是那些年轻而充满活力的人，特别是那些感染非常轻微的男人和女人”。(47)《复活节编年史(284-628 AD)》记载：“有一些人在睡梦里也得了这种病。另外一些人不知不觉突然发起高烧，受到精神错乱病症和奢睡的痛苦折磨。他们中有的死于饥饿，因为他们只是想睡觉，但另一些则因不睡觉而毙命。一些人吐血不止，很快被夺去了生命。很多人虽然没有遭受心智错乱的痛苦，但是他们身体的某些部位，特别是腋窝里面肿胀后疼痛难忍，痛不欲生。有的人身上长出火烧火燎疼痛的脓包，他们即刻就死去了”。(48)这些记载为疾病的判断提供了佐证，也证明了普罗柯比记载的准确性。(49)
普罗柯比观察鼠疫症状的视角独到，描述详细，“此后病人的症状就有明显的不同了，我不能肯定能从身体的哪些部位找到发病的原因，因为实际上它是遵照上帝的意愿把疾病带到人间来的。一些人随之而来的是沉沉昏睡，另一些人则是强烈的精神错乱，这两种情况都是瘟疫进一步发展的典型症状。那些被鬼怪附身的人忘记了所有的熟人，持续昏睡。如果这时有人照顾，他们便可以在昏迷的情况下进食，而没有人照料的病人则会因为饥饿而死亡。那些精神错乱者要忍受失眠的痛苦，被可怕的幻象所折磨，认为有人要来杀他们，异常激动到处乱跑，大声喊叫，护理他们的人会精疲力竭，难以忍受。虽然被传染的危险并不大，但他们却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当病人躺在床上或在地板上翻滚时，他们要不断地将其拉回原处；当病人拼命地要冲出房间时，他们还得连推带搡地使其回来；当附近有水源时，病人就要跳下去，不只是因为他们口渴，……而是他们头脑中疾病的状态所导致。他们不能顺利进食，吃东西很费力，许多人因为无人照料，或者是饥饿而死或者是从高处跳下去摔死。至于那些既不昏迷、精神也不错乱的患者，他们腹股沟处的淋巴结因胀大而致腐烂，患者因不堪忍受痛苦而死。在所有的病例中，死亡都是最终归宿，但有些人因为精神错乱而失去知觉，所以没有感到这种痛苦”，“医生们也对此不知所措，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种病症的病因，他们猜测这种疾病的病灶在腹股沟处，便决定检验死者的尸体，切开一些肿块后，发现在里面长着一种痈疽。一些患者很快就死去了，另一些则在几天后死去。而那些身上长满小扁豆状黑色脓疱的人活不过一天就会死去，还有很多人吐血而死。我可以宣称，即使最杰出的医生也治不好这种病，他的患者照样会死去。但有些从痛苦中坚持活下来的幸存者说有很多注定要死的人也都活下来了。这种疾病不是人为原因造成的，因此在所有的病例中病人的结果是不可预测的。例如，有的人因为洗澡而减轻病情，而另一些人则因洗澡而病情加重；没人照顾的病人虽然死亡的很多，但也有幸存者，不同的治疗方法在不同的病人身上取得的结果是不同的。实际上从这件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既没有发现救治自己的办法，也没有发现预防该病或是减轻患者病情的办法；痛苦在不知不觉中来到，或在没有任何外来帮助下痊愈”。“如果是怀孕的妇女，只要她们染上这种病就死定了。一些人死于流产，另一些人在生产时和她们的新生儿一起死亡。然而，有人说三个分娩的妇女活了下来，她们的孩子却全部死去，有个妇女在她的孩子出生的那一刻死去，而她的孩子出生后却安然无恙”。“如果淋巴肿胀还像以前一样大小，那么可以肯定上述的病痛还不会消除。有些病人的痈脓虽然流出来了，但是大腿却萎缩了，这种病人的淋巴腺肿胀没有发展到化脓的程度”。(50)这些描述与现代传染病学研究得出的鼠疫症状特点基本吻合。(51)
普罗柯比详细记载的症状为后人确诊“查士丁尼瘟疫”为鼠疫提供了可靠的根据。比较而言，伤寒病的临床表现为发病急骤，发低烧的同时伴有头痛疲乏、周身酸痛、眼睑结膜充血，皮疹出现的当天遍及全身，形成不规则红色或暗红色斑疹，最长可存在两周。发疹期最明显的表现是，由腋下和两肋向胸、腹、背、上肢并最终波及全身的皮疹，皮疹初为瘀点，后发展为瘀斑，并由红色逐渐变暗色。因发烧出现的中枢神经系统症状与鼠疫区别不大。(52)这些典型症状在修昔底德的记载中并不详细，因此导致后人提出多种推测。其中消化系统的多种症状，如厌食、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大便呈黏液状或便血是现代医学怀疑雅典瘟疫为埃博拉出血热的主要根据。(53)这里，普罗柯比及其他拜占廷作家详细准确的记载使我们有幸能够准确判断“查士丁尼瘟疫”就是鼠疫，并与其他流行病区别开来。
根据现代医学的研究，鼠疫是由鼠疫杆菌所致的烈性传染病，在1894年日本学者北里柴三郎和法国细菌学家A.耶尔森发现这种病菌以前，其病死率高达50%-100%。(54)鼠疫在地中海的首次大规模爆发，其病死率应是相当高的，侥幸死里逃生的病人可能是人体对鼠疫产生的自身免疫力的结果。普罗柯比简单地谈到这一情况，“还有些幸存下来的人舌头僵硬，不再自然灵活，发音口齿不清，说话语无伦次，言语困难”。(55)就此而言，埃瓦格留斯记载得更为详细，“在其他一些地区，有时一座城市里的一两户全部被瘟疫感染，但是城市其余人家却安然无事；但是我们认真调查后会发现，那些没有被感染的人会成为来年瘟疫的主要受害者。但是令人更惊奇的是，如果一座城市被瘟疫波及而那里的居民在没有被感染的情况下逃往其他城市，那么他们在那座城市还是会遭遇不幸——也就是说，那些从被瘟疫波及的城市逃亡的居民会在没有被感染的城市仍然得病”，他还结合自己幸免于鼠疫的经历说，“在大瘟疫最初爆发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学生，但是在随后的几次大瘟疫中，我失去了我的子女、妻子、仆人和住在我家里的其他一些人，就仿佛这一循环特意将我排除出去一样。现在写下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已经58岁了，大约两年前瘟疫第四次波及了安条克，在这次爆发中，除了之前失去的亲人，我又失去了一个女儿和她生育的儿子”。(56)从埃瓦格留斯和普罗柯比没有感染鼠疫和查士丁尼轻度感染鼠疫的例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有一部分居民确实幸运地躲过了鼠疫的打击这一情况。多年以后，安娜·科穆宁娜在《阿莱克修斯传》中也提到一些人从瘟疫流行地区逃脱感染的情况。(57)
在了解了“查士丁尼瘟疫”的症状等情况后，我们的注意力自然转向这次瘟疫造成的巨大破坏，包括其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严重影响。
四
对于地中海爆发的首次鼠疫造成的巨大人员损失，前述爱德华·吉本、琼斯、特里格尔德等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但因此引发的其他负面影响更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这场鼠疫造成了地中海世界空前严重的人力损失。普罗柯比就此记载：“这种疫病在拜占廷城肆虐有4个月，严重感染期大约3个月。刚开始时死亡的人数仅仅比正常情况下死亡的人数多一点点，然而死亡率却在不断上升。稍后，每天死亡的人数已达到5000人，后来竟达到10000人以上”。“当所有现有的坟墓中都已装满了尸体后，他们便在城中到处挖坑埋尸。到了后来那些挖坑的人因为死亡人数太多而无法一一埋葬，就登上锡耶［在首都北部河对面的加拉大区］要塞的塔楼，从打开的屋顶向下扔尸体，尸体横七竖八地堆满了要塞的所有塔楼，结果整个城市都弥漫着一股尸臭”。(58)埃瓦格留斯写道：“据说这场瘟疫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之后就席卷了整个世界，除了一些感染过疾病的人，剩下所有的人都被波及。有些城市受到的危害十分严重，以至于几乎没有人存活下来”。(59)《复活节编年史(284-628 AD)》也记载说：“如此众多的人死于所说的这种瘟疫，致使人们只能将运尸板车套在不会说话的牲畜身上，然后把尸体扔在上面；当运尸的骡子被累死时，车子也就翻倒了，到处都像这样乱七八糟。当墓地都被占满了时，甚至连干涸的池塘也被填满了死人的尸体”。(60)根据以弗所人约翰的记述，瘟疫高峰时在公共场所中每天死亡的穷人从5000人上升到7000人或10000人，最多时到达16000人。这个数字比普氏的记载还高了许多。在君士坦丁堡城门记录运到城外埋葬的尸体的官员在数到23万时便停止继续统计，因为尸体数量太多难以全数。他惊恐地写道：在巴勒斯坦的一些城市和村庄，所有的人都死去了，无一幸存，“所有的居民都像美丽的葡萄一样被无情地榨干、碾碎”，从叙利亚到色雷斯“在收获季节里居然没有人收获谷物，城市的街道上也看不到人影”。(61)《阿贝拉编年史》也说，“这次瘟疫流行了3个月，整户整户地消灭了大量当地居民”。(62)约翰·马拉拉斯的记载似乎没有太多新意，“这场瘟疫持续了很长时间，以至于没有足够的人来掩埋尸体。有些人将死尸搬出他们自己的房屋，扔到担架上就不再去管他们。还有的尸体暴尸多日而无人掩埋。很多人不出席其亲属的葬礼。上帝的惩罚在拜占廷城持续了两个月”。(63)按照这些史料的记载，鼠疫在君士坦丁堡流行的百余天中夺走了数十万人的生命。(64)
应该注意的是，地中海首次大规模鼠疫肆虐的主要地区是人口密度大的海港、城市和军营，因此其对帝国劳动力和武装力量的破坏更加严重。还应该注意的是，“查士丁尼瘟疫”反复爆发，每次发作的威力均未有丝毫减弱。阿加塞阿斯记录了第二次爆发的严重情况，“那一年（558年）初春时节，瘟疫第二次大爆发，肆虐整个京城，杀死了大批居民。自从皇帝查士丁尼统治开始的第15年瘟疫第一次传遍我们这个地区以后，它事实上并未完全停止传播，而是一直从一个地方蔓延到另一个地方，只是让那些一时躲过其暴虐摧残的人获得暂时的喘息。现在，它又回到了君士坦丁堡，就好像以前受到了欺骗，在第一次大爆发时毫无理由地轻易离去似的。人们大量地死去，好像遭受到突然而凶狠的袭击。那些能抵抗住疾病的人最多也就多活5天”。(65)埃瓦格留斯就提到安条克地方遭受多达4次的鼠疫袭击，每次瘟疫流行，他都会失去一些亲人。(66)
其次，民众对瘟疫产生的强烈的恐惧心理严重地扰乱了拜占廷帝国的正常秩序和社会生活。“死了许多人，产生了极大的恐慌”。(67)“当时，拜占廷的大街上人迹稀少，那些幸运的健康人都呆在家里，或者照顾病人，或者哀悼死者。如果碰巧有个人从屋里出来，那么他就是在拖一具尸体。……实际上在城市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饥饿，城中急需足量的面包和其他食物，很多病人的死亡原因多半是因为缺少食物而并非疾病。……在这个统治着整个罗马帝国的城市里，每个人都穿着仅能遮羞的衣服呆在家里。这就是罗马帝国的大瘟疫在拜占廷流行期间的情况，它同时也传播到了波斯和其他蛮族人那里”。(68)这里，我们可以设想当时查士丁尼帝国行政管理体系陷于瘫痪的情形，城市工商业活动完全停止，由此导致的哄抢偷盗等各种暴力活动急剧增加。
至于社会习俗的改变也很明显，反映出人们在死亡威胁下宗教观念和生活观念的变化。普罗柯比记载说：“起初人们还都参加自己家族的死亡者的葬礼，由于墓穴不够就把尸体暗地里或强行扔到其他人的坟墓中”。“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自然要为有困难的人提供帮助。他命人从国库中提出钱款分给民众”。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塞奥佐罗斯，他在朝中担任知事一职，负责向皇帝传达臣属国的文书，并将皇帝的意愿再传达给他们，在拉丁文中，罗马人将这一官职称为“咨询官”(referendarius)。塞奥佐罗斯分发了皇帝拨款之后，他还得为掩埋无主尸体而自己掏腰包。“由于死人太多，葬礼仪式能免则免，亡者不能由送葬队伍以通常的仪式护送，也没有赞美诗唱给他们听，人们只是抓住死者的肩膀拖到海边后扔下去就算了，有的尸体被堆在小舟上，任凭它随便漂到什么地方”。(69)《复活节编年史(284-628 AD)》也记载，“瘟疫流行的结果使得几乎所有家庭都门户紧闭，没有任何人再举行葬礼了”。(70)综合分析，大瘟疫造成的大量人口的死亡使拜占廷帝国社会生活陷入混乱，政府出于维持统治秩序的需要，一度动用军队分发救灾资金，极力安抚民众，但是，瘟疫的传播很快破坏了官方的赈济活动，这就不能不动摇民众的政治信念，随后出现的首都骚乱乃是其外在表现。
再者，在突然降临的鼠疫面前，“人力”已经无计可施，在死亡恐惧威胁下的民众发生信仰动摇的现象。普罗柯比记载，“那些过去以卑鄙手段追求享乐的人，逐渐摆脱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堕落奢靡，勤奋地担负起救济的职务。这不是因为他们最终学聪明了，也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变成了品格高尚的人——人们天生固有的品格或者在后天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习惯是不可能轻易改变的，除非真的有神灵降临到他们身上——但可以这样说，当人们面临即将来临的死亡，不可抑止地陷入恐惧之中。”(71)很明显，当时为人们理解的价值观念，包括是非、善恶、生死等被无法理解的死亡恐惧所改变，通常流行的伦理道德也受到冲击，普通民众在混乱中悄然改变了生活习俗，一些人似乎改邪归正，而另一些邪恶歹徒则乘机作恶，社会生活一度陷入混乱，令普罗柯比感到怪异。约翰·马拉拉斯也提到，由于人口和牲畜大量死亡，在收获庄稼的季节无人下地收割，因此加剧了饥荒。“城市正常的食品供应中断了，加工谷物的磨房和面包房停止了工作。这样瘟疫灾祸又加上了饥荒。……瘟疫流行对公众道德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72)
但是，我们也掌握着信仰坚定的例子，尼基乌主教约翰《编年史》中就生动地描述了查士丁尼皇帝的一个故事， “皇帝查士丁尼以其全部身心爱上帝。此时有个名叫马西德(Masides)的江湖术士住在拜占廷，与他同居并为之服务的是一帮魔鬼。所有基督教徒都回避他，没有任何人与其交往。就是这个江湖术士指挥那帮魔鬼向人间传播了邪恶的瘟疫。那些活着而未经灵魂修炼因而玩忽职守的人整天奔走于剧场和竞技场，特别是像阿迪乌斯(Addaeus)和埃塞利乌斯(Aetherius)这两个京城里的贵族，却以上帝崇高的名义抬举这个坏蛋。就是这些贵族向皇帝进言推荐这个江湖术士，说：‘这个人曾给波斯人造成了毁灭，也将给罗马人带来胜利。他将能够用他的魔法为罗马帝国服务，还能管理帝国的许多小国，使征缴税收工作进行得十分出色，他能给波斯人送去魔鬼，通过各种各样特殊而强烈的瘟疫消磨掉他们的勇武好战，同时能使罗马人不战而胜’。但是皇帝意志坚决，他嘲笑了这些魔鬼的奴仆，还想了解他们真正的目的。于是马西德就施展了那些贵族告诉他的那些魔法。当皇帝知道他的那些花招是怎么一回事，就讥讽那两个贵族说：‘我并不相信你们说的那些魔法巫术，也不信你们对国家有什么益处。我查士丁尼，一个基督教皇帝还靠魔法的帮助取胜？不，上帝我主耶稣基督、天地的创造者会来帮助我。’显然他赶走了这个江湖术士及其助手，因为他永远相信上帝。不久以后，皇帝在上帝帮助下取得了胜利，他下令烧死了那个江湖术士”。(73)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不得而知，其中带有明显的基督教倾向，但是，由于大瘟疫造成的信仰危机和思想混乱却可见一斑。
最后，我们还注意到了瘟疫对当时政治生活的稳定产生的不良影响。由于王朝统治一度停顿，政治阴谋随即而起。本文开章引用的那段史料就记载了“查士丁尼瘟疫”爆发后出现的一次宫廷政变，普罗柯比接着写道：“一些军官说如果罗马人在君士坦丁堡拥立像他（查士丁尼）一样的人为皇帝，那么他们绝不承认。皇帝病情好转后，军官们互相指控，彼得将军和暴食者约翰声明他们听信了贝利撒留和布泽斯的话才发表了上述言论。”(74)这次流产的宫廷阴谋，起源于皇帝查士丁尼感染鼠疫，终止于他奇迹般康复。此后，一批文臣武将，包括战功赫赫的贝利撒留都因卷入其中而受到惩罚。这不能不被视为瘟疫的另一个直接恶果。
“查士丁尼瘟疫”究竟对拜占廷帝国产生了何等严重而深远的影响目前还是个需要多学科交叉深入研究的重大历史问题，可以另文探讨，特别是需要提供更多的量化资料说明问题。本文只是提出几个明显的事实证明这场瘟疫的破坏作用。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查士丁尼统治以前，拜占廷军队总数达到65万人，但是到了其统治末年，这一数字大幅度下降到15万人，据说其后的皇帝伊拉克略能够投入其重大战事——波斯战争的兵力只有区区6000人而已。(75)当然，军队人数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地中海世界第一次鼠疫造成的人员损失大概是个关键因素。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事实是拜占廷帝国自查士丁尼时代以后人力长期短缺，甚至经过一个世纪也未能恢复，帝国被迫采取移民政策，仅7世纪末年就向奥普西金军区迁徙了7万斯拉夫人，762年又再度向小亚细亚地区迁徙21万斯拉夫人，以补充劳动力和兵员。(76)“查士丁尼瘟疫”爆发前，拜占廷帝国进行大规模征服战争，开疆扩土，将地中海变为帝国的内海，帝国疆域之广大堪称空前绝后。但是瘟疫后，帝国大厦轰然倒塌，不但强敌入侵屡屡得手，领土日益缩小，而且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迅速为内战所取代。显然，拜占廷帝国局势的突然变故是与鼠疫造成的巨大灾难直接相关。当拜占廷国家遭受重大的人员损失、政治经济活动陷于停顿，尤其在政治中枢、军事重地和精神文化中心的城市遭到毁灭性破坏以后，人们还有理由相信其皇帝能够继续保持帝国的强盛吗？
“查士丁尼瘟疫”还对地中海世界的历史产生深刻影响。根据欧洲中古史学者的研究，埃及于541年最早出现疫情，同年鼠疫就传播到罗马，第二年即542年春季首都君士坦丁堡爆发鼠疫，随之维罗纳、马赛等城市也感染瘟疫，543年意大利全境和叙利亚等地成为疫区，此后，鼠疫随军队传播到波斯。这次鼠疫先是在沿海城市和军营，后是沿海上航路、军事大道和商路四处流传，整个地中海沿岸都成为疫区，其中君士坦丁堡、安条克、罗马和马赛是重灾区，在百年内四度流行鼠疫，而西班牙东南部、高卢和北非地区三度爆发鼠疫，甚至英格兰西部和爱尔兰东部沿海地区也两度感染鼠疫。(77)难怪爱德华·吉本到18世纪时在论及“查士丁尼瘟疫”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时还慨叹，“在地球的某些最美好的地方至今也并未完全恢复”。不断爆发的鼠疫在缺乏抵御经验的地中海和欧洲毫无疑问造成了重大破坏，其对农业经济和城市生活的破坏，所引发的欧洲人口下降和劳力短缺问题，以及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变化，特别是“查士丁尼瘟疫”与14世纪爆发的“黑死病”之间的联系等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注释：
①有人研究认为，早在公元前11世纪，埃及地区就爆发过鼠疫，其根据来自犹太《圣经·撒母耳记上》中的文字，其中提到菲利斯丁人就遭受了一次大瘟疫的打击，整个菲利斯丁人的城市和政治中心区都经历了“老鼠的摧毁，即大瘟疫的破坏”，古希伯来人将其症状描述为“隐私部位肿胀”。参见Hebrew Bible, I Samuel, 5, 6.这个以《圣经》为依据的推测还有待其他证据的证明，故本文暂不予以引用。
②Procopius, The Anecdota or Secret History, iv, trans. H.B. Dewing, Harvard Univ. Press, 1998, pp. 1-2.
③国际拜占廷学界的大多数学者一般只提到三种基本史料，笔者近几年的调查扩大了这一范围，对瘟疫爆发后不同地区和年代的史料进行比较彻底的收集整理，加强了本课题研究的史料基础。这里笔者特别感谢哈佛大学拜占廷研究中心提供的慷慨帮助。
④J. B. Bury,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1923, p.429.
⑤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trans. H.B. Dew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96.
⑥该版本曾被认为是取代丁多夫译本的权威版本，并于1962年再版。
⑦此书于1996年重印，本文即以该版本为依据。
⑧Evagrius,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ix Books, from A. D. 431 to A. D. 594, a new translation from the Greek: with an account of the author and his writings, vi, trans. E. Wlaford, London: H. G. Bohn, 1854,p.23.
⑨他们认为他的作品“唤醒了沉封在历史尘埃中已经被忘却的回忆，它们随着他的笔端被激活，呈现为永恒不朽的记忆”。Evagrius,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ix Books, Preface.
⑩J.B. Bury, ed., Byzantine Texts, London: Methuen & Co., 1899.
(11)John of Ephesus, Historiae Ecclesiasticae pars tertia, trans. R. Sm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60, vol. 3, II, 6.现代学者推测，他就是在迫害中受到严重伤害而去世的。
(12)Michel le Syrien, Chronique de Michel le Syrien, Patriarche Jacobite d' Antioche(1166-1199), trans. J.B. Chabot, Tomes I, II, Paris: Leroux, 1899-1904.
(13)Zachariah Mitylene, Syriac Chronicle, trans. F.J. Hamilton and E.W. Brooks, in J. B. Bury, ed., Byzantine Texts, Introduction.
(14)Agathias of Myrina, Historiarum Libri V, Berolini: De Gruyter 1967, V, 10.3; John Malalas, Chronicl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0, VIII, 13.
(15)他就此说：“我的出生地在梅利纳，我父亲是蒙诺尼乌斯，我的职业是实践罗马人的法律，履行律师的职务。至于梅利纳，我指的不是色雷斯的那个城市，也不是指欧洲或利比亚可能存在的任何同名的城市，而是指亚洲那个梅利纳”。Agathias, The Historie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short explanatory notes by Joseph D. Frendo, Berlin, Germany: Walter de Gruyter & Co., 1975, I, 14.
(16)Agathias, The Histories, I, 22.
(17)John Malalas, Chronicle, trans. E. Jeffreys, M. Jeffreys & R. Scott,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2006(Melbourne 1986), VIII, 13.
(18)Chronicon Paschale, 284-628 AD, translated 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 by Michael Whitby and Mary Whitb,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89.
(19)The Chronicle of Arbela, http://www.tertullian.org/fathers/index. Htm# Evagrius_Scholasticus（2007年5月15日）, IV.
(20)目前比较权威的两个版本分别是Anna Comnena, The Alexiad, trans. Elizabeth A. Dawes, London: K.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928和Anna Comnena, The Alexiad,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E. R.A. Sewter,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9，后者增加了更多的注释，这是长于前者之处。
(21)K. Krumbacher, Geschichte der byzantinischen Literatur, Athens: Gregoriades, 1974, I, p.342.
(22)Nicephorus, Historia syntomos, Athēna: Ekdoseis Kanakē, 1994.
(23)John, Bishop of Nikiu, Chronicle, trans. R.H. Charles, London: Williams & Norgate, 1916, XC, 54-58, CXX, 31.
(24)他的作品几乎涉及了这位皇帝统治时期的所有重大事件，诸如强化中央集权、发动三次大规模军事远征、帝国的斯拉夫人政策、首都民众的起义、当时活跃的商业贸易、《罗马民法大全》的编纂、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和他去世后形势的全面恶化等等，却没有提到这次瘟疫。参见G. Ostrogorsky,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Oxford: Blackwell, 1956, p. 72.
(25)他不仅叙述了查士丁尼登基的背景、其发动的对外战争和恢复罗马帝国的政治理想、其编纂《罗马民法大全》的伟大历史功绩，而且分析了其各项政策的成败得失，如镇压“一性论派”的宗教政策、税收与财政政策以及褒奖工商业政策等等，甚至平息“尼卡起义”的细节，关闭雅典学院的影响和当时的文化发展乃至皇后塞奥多拉的种种传闻都在其叙述的范围。参见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0,vol.1,p.169.
(26)路易·布莱赫尔是大名鼎鼎的拜占廷学家查理·迪尔的得意门生，他撰写的《拜占廷帝国兴亡》、《拜占廷帝国制度》和《拜占廷文化》约百余万字，分别涉及拜占廷帝国军事外交史、王朝统治政治制度史和物质文明及文化史，它们是有关全部拜占廷帝国社会生活的姊妹篇，涉及拜占廷人生活的各个方面。L. Brehier, Les Institutions de l'Empire Byzantin, Paris: Albin Michel, 1948, The Life and Death of Byzantium, N.K.: North-Holland Pub. Co., 1977,p.21.
(27)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下册，黄宜思、黄雨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30页。
(28)琼斯确定君士坦丁堡爆发瘟疫的时间为543年，比大多数作家确定的时间晚了一年。A.H.M. Jones,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Oxford, Blackwell, 1964, pp.288-289,300.依据历史大事年表，埃及是最早出现疫情的地区（541年），第二年春季瘟疫扩散到首都君士坦丁堡，543年意大利、叙利亚等地成为疫区。Chronicon Paschale, 284-628 AD, X; Theophanes Confessor, The Chronicle(AD 284-813), X，[AM6034]，塞奥发尼斯在此处记载君士坦丁堡瘟疫爆发于10月是与埃瓦格留斯“秋季爆发说”相吻合的，只是他没有提到病源地埃及。Nicephorus, The Chronicle, X; John of Ephesus, Historiae Ecclesiasticae pars tertia,Ⅱ, p.234.波斯是这次瘟疫最后感染的地区，其传染源是东地中海的安条克，波斯人因此被迫与拜占廷人订立休战协定（545年）。《阿贝拉编年史》就此记载，“上帝打算惩罚双方，向他们播撒可怕的瘟疫，使无数的人死去。罗马人被迫停止追击，退回他们的国家，但是，即便如此在退却中也难以找到安全之所，因为瘟疫一直追踪着他们，将他们大批杀戮掉”。The Chronicle of Arbela, IV; L. Brehier, Vie et Mort de Byzance, pp.35-54.普罗柯比也说：“科斯劳正面临困境：他的儿子在国内起兵反叛，声称要建立偕主政治；而他本人和波斯军队又都感染上了瘟疫，这就是他现在急于签约的原因。”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Ⅱ，ii,24.
(29)Warren Treadgold, 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48.
(30)参见拜占廷学最重要刊物《拜占廷研究》(Byzantinische Zeitschriift)提供的专著论文索引。
(31)张芝联先生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译本序言中，对布氏及其理论作出了精辟的点评，布氏的两部代表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分别由三联书店（顾良等译，1996年）和商务印书馆（唐家龙等译，1996年）出版了中译本。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张绪山译）也由商务印书馆于2004年出版。
(32)P. Allen, "The 'Justinianic' Plague," Byzantion, vol. 49, 1979. Christine A. Smith, "Plague in the Ancient world: a study from Thucydides to Justinian," The Student Historical Journal, vol. 28, 1996-1997, Loyola University, New Orleans, 4/5/2002(http://www.loyno.edu/～history/journal/2002-10-28).
(33)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王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57页。R. S. Gottfried, The Black Death, Natural and Human Disaster in Medieval Europe, N. Y.: Free Press, 1983, pp. 9-12.
(34)崔艳红：《查士丁尼大瘟疫述评》，《史学集刊》2003年第3期，她的博士论文中有专门章节研究这次瘟疫。徐家玲：《早期拜占廷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余凤高：《流行病》，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第43页。
(35)如有学者提出，普罗柯比“甚至不能放过利用瘟疫来模仿古典作家描述雅典大瘟疫的机会，以便与古人的范本媲美”。J. W. Barker, Justinian and the Later Roman Empir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6, pp. 191-192.
(36)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II, ii, 22.
(37)Evagrius,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ix Books, IV, 29.
(38)John, Bishop of Nikiu, Chronicle, CXX, 31.
(39)Agathias, The Histories, II, 3 and V, 10.
(40)John Malalas, Chronicle, XVIII, 92.
(41)A. M. Cameron, "The 'Scepticism' of Procopius," Historia, XV, 1966, p. 474.
(42)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II, ii, 22.
(43)淋巴腺鼠疫最早于541年秋天发生在埃及，次年传到整个近东地区和君士坦丁堡，埃瓦格留斯的记载补充了大瘟疫提前在埃及爆发的史实，同时他认为瘟疫可以在全年任何季节爆发，这一点普氏没有认识。Evagrius,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ix Books, IV, 29.拜占廷人每3年测量土地收入以确定税收数量，习惯上称之为“财政年”。
(44)陈志强：《拜占廷帝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39-140页。
(45)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II, ii, 22.
(46)埃瓦格留斯的记载表明瘟疫除了感染淋巴之外，还会引起败血症和肺部疾病，这些并发症会比淋巴感染更快致人死亡。Evagrius,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ix Books, VI, 29.
(47)Agathias, The Histories, II, 3 and V, 10.
(48)Chronicon Paschale, 284-628 AD, Appendix 10.
(49)有关现代流行病学对鼠疫的研究可以参考《21世纪医师丛书：传染病分册》（第356页）、《实用传染病学》（李梦东主编，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年，第495页）和斯崇文等主编的《现代传染病治疗学》（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第322页）等书。关于“查士丁尼瘟疫”和“雅典瘟疫”的区别问题可参见《人类病毒性疾病》（第706页）和王凝芳等主编的《21世纪医师丛书：传染病分册》（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81、355页），详细的分析参见笔者相关短文（《世界历史》2006年第1期）。近年来，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中亚是鼠疫原发地的观点(J.W. Barker, Justinian and the Later Roman Empire, pp.191-192)，这种以13、14世纪爆发的鼠疫为根据推断6世纪鼠疫发源地的意见，实不可取。克莱夫·庞廷（前引书，第257页）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但是缺乏必要分析，不足为凭。
(50)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II, ii, 22.
(51)现代传染病学认为鼠疫有三种，即原发性的腺鼠疫、继发性的肺鼠疫和败血鼠疫，高发期三种鼠疫并存，其中腹股沟淋巴结溃烂占70%，病人因发绀和瘀斑，死后皮肤常呈紫色。这些都与拜占廷史料相符。
(52)《21世纪医师丛书：传染病分册》，第281页。
(53)《人类病毒性疾病》（第706页）认为这些症状的病理改变表现在单核吞噬细胞系统遭受损伤，因此出现一系列脏器出血症状。 Patrick Olson, "The Thucydides Syndrome: Ebola Virus?" (or Ebola Reemergent?)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no. 2(Apr-Jun 1996), pp. 1-23; Allison Brugg, "Ancient Ebola Virus?" Archaeology, vol. 28 (Nov./Dec. 1996); Bernard Dixon, "Ebola in Greec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no. 313, 1996, p. 430.
(54)现代流行病学认为，鼠疫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人们发现，鼠疫杆菌对干燥、热或紫外线抵抗力弱，煮沸1分钟即可被杀死，一般消毒药如甲酚、漂白粉、新洁尔灭和乙醇等均能杀死鼠疫杆菌，使用链霉素、磺胺、四环素、氯霉素、庆大霉素可治疗各型鼠疫。
(55)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II, ii, 22.
(56)Evagrius,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ix Books, VI, 29.
(57)Anna Comnena, The Alexiad, XIII.她描述了一个名叫威廉·克拉利勒斯的伯爵如何从瘟疫流行的军营中逃脱的故事。
(58)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II, ii, 23.
(59)Evagrius,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ix Books, VI, 29.
(60)Chronicon Paschale, 284-628 AD, Appendix 10.
(61)John of Ephesus, Historiae Ecclesiasticae pars tertia, II, pp. 228-232.
(62)The Chronicle of Arbela, IV.
(63)但是他关于大瘟疫肆虐时间的记载比其他作家少了一个月，不知是文本的问题还是作者问题。John Malalas, Chronicle, XVIII, 92.
(64)学者们对于君士坦丁堡人口问题持有不同的估计，其中估计人口数最高的达到100万，最低的25万。参见S. Runciman, Byzantine Civilization, London, E. Arnold & Co., 1933, p.124.《牛津拜占廷史》估计此次瘟疫使君士坦丁堡丧失了1/3人口。C. Mango,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49.《黑死病》推测在4个月内君士坦丁堡人口减少了40%，即是说死亡20万。R. S. Gottfried, The Black Death, Natural and Human Disaster in Medieval Europe, p. 11. P. Allen依据以弗所人约翰的记载，推算总死亡人口为23万，占总人口40万的57%。 P. Allen, "The 'Justinianic' Plague," p. 11.布鲁宁认为瘟疫使君士坦丁堡丧失了2／5人口。见R. Browning, Justinian and Theodora,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7, p. 120.兰布则认为瘟疫使君士坦丁堡人口减少了一半。见H. Lamb, Theodora and the Emperor, N.Y.: Doubleday 1963, p. 153.
(65)Agathias, The Histories, V, 10.
(66)Evagrius,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ix Books, VI, 29.
(67)Theophanes Confessor, The Chronicle, trans. Cyril Mango and R. Scot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X, [AM6034].
(68)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II, ii, 23.阿加塞阿斯在这个地方与普氏显然不同，他记载，“然而，可能就在瘟疫传播到首都那年里，所有的匈奴部落却都活的好好的，而且好像因为某些原因，他们正好闻名遐迩，当时他们决定南下，就在离多瑙河不远的地方驻扎下来”。Agathias, The Histories, V, 11.
(69)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II, ii, 23.
(70)Chronicon Paschale, 284-628 AD, Appendix 12.
(71)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II, ii, 23.
(72)R. Browning, Justinian and Theodora, pp. 119-121.
(73)John, Bishop of Nikiu, Chronicle, XC, 54-60.
(74)Procopius, The Anecdota or Secret History, IV, 3-4.
(75)过去人们对此给出的解释是查士丁尼对外战争导致兵力下降， 目前这一解释看来需要调整。陈志强：《拜占廷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9—60页。Ι.Καραγιαννóπουλο
，Ιστóρια ΒυξαντινοΚρτου，Εκδóσει Βνια，Θεσσαλονκη 1991，τóμο Α’σ.638-639.(76)Theophanis, Chronographia, II, p.432.
(77)R. Fossier, ed.,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475.《黑死病》一书提到“查士丁尼瘟疫”爆发后的200年间，鼠疫在地中海沿岸地区每隔 10—24年重复爆发，致使当地人口水平长期得不到恢复。R. S. Gottfried, The Black Death, Natural and Human Disaster in Medieval Europe, pp.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