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古代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的肇始
胡波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5期
【原文出处】《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京)2008年1期第50～59页
【作者简介】胡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6级博士生。
【关 键 词】国际体系/单元/结构/互动
中图分类号：D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386(2008)01-0059-10
一、前言
当国际体系理论开始大行其道的时候，一些历史学家、汉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也开始津津乐道于古代东亚的国际体系。有关东亚国际体系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比较典型的就有费正清的“朝贡体系说”①、滨下武志的“朝贡贸易体系说”②、黄枝连的“天朝礼治体系学说”③和何芳川的“华夷秩序说”④。这些研究从各个角度对东亚古代的国际关系进行阐述和解读，为非西方历史经验的国际关系研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然而这些研究都没有或者说没有认真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能否将古代东亚看成是一个区域性的国际体系，或者说用体系的方法去研究古代东亚的国际关系是否具有必要的价值和意义？鉴于秦汉两朝在中国历史上和东亚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来考察秦汉两朝，特别是两汉时期的东亚历史。
“秦王扫六合、壮气何雄哉！”秦朝虽然国祚短蹴，但却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新纪元。不仅如此，秦朝实行中央集权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也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完善做出了重大贡献。汉承秦制，继承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并使其最终确定下来，秦汉两朝奠定了古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轨迹——中央集权下的大一统；秦汉两朝也奠定了古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体系，那就是思想上的大一统，在儒家独尊的前提下而杂用百家。
秦汉两朝时期也是东亚地区历史发展的新起点或分水岭。从秦到汉，随着中国国内政治制度的日趋成熟，其对外关系也从无到有地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同时，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尤其是匈奴也结束了混沌状态，其政治、军事和外交也到达了一个顶点。以汉与匈奴为核心、周边其他政权参与的东亚互动达到了古代社会的巅峰，延续了近四百年。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互动具有非常强的示范意义：秦汉两朝确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在中国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这段时期内，后世中原政权对这些制度的继承远远超过创新；同样，匈奴人的生活习惯、组织模式和民族特征也被蒙古利亚后来的主人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所继承。以汉匈为主体的互动实际上也就代表了东亚两千多年来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互动的样式。
二、国际体系的概念及国际体系的一般标准
自行为主义革命以来，国际体系理论逐渐成为国际关系学中的显学，体系的研究方法尤其为人所称道。不过颇为尴尬的是，国际关系学术界对国际体系的概念的争议却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迄今为止，人们并未就国际体系的含义达成任何共识。在过去50多年的时间里，不论国际关系学界对体系的思考给人们留下了多么令人惊叹的进展，国际关系理论家依然从根本不同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这不仅使那些相互竞争的、对国际关系体系进行概念化的不同方法间的差异没有得到解决，而且不同方法所包含的思考范围也常常没有被完全勾勒出来[1](P35)。
首先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系统才是国际体系？我们怎样认定国际体系？什么样的系统才符合体系的基本研究方法？虽然体系思想是一个分析的概念，分析者有权设定严密程度的标准[1](P81)，但我们依然需要明确一些国际体系形成、存在所必备的条件和要素；我们必须有一些标准来测量体系效应是否足够大，以至于我们是否可以使用系统的方法来研究。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知道进行这样的体系研究是否具有必要的意义。
体系首先得有单元，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认为国家是国际体系存在的基础，国家是国际体系最重要的行为体⑤。又因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多是构筑在1648年后的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因此这里的国家主要指民族国家。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也认为，国际体系出现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新型单位——国家的发展，在本质上，它们是比采猎部落和在其之前的新石器时期的村落更为明确的军事政治单位[1](P167)。但是国家的概念和属性同样需要澄清，历史上有太多的国家形态，究竟什么形态的国家才是基本单元呢？首先，是要有独立的对内管理权和对外交往权，且单元之上再无高一级权力单位。民族国家的主权就符合这个特征，而欧洲中世纪的那些国家，由于权力受到教皇的节制，因此它们不是国际体系的基本单元，同样的道理，西周的那些诸侯国也算不上国际体系基本单元；其次，必须有直接管理和控制的国土与人口。教皇虽然有独立的权威，但其需要假手封建领主来管理土地和人口，因此也不能算是国际体系的基本单元。只有这种类主权国家或是主权国家存在，才会有国际体系，但并不是说只有这种形式的实体才是国际体系的单元。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我们发现，国际体系的单元从来都是多样的。帝国、王国、城邦、部落等行为体经常同时出现在一个国际体系之中。即使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民族国家也不是唯一的一类体系单元，其他单元，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互动是体系之所以存在的第二大基础。就国际体系任何广义上的理解而言，有军事互动、政治互动、经济互动和社会互动这四种基本类型。其中军事互动和政治互动需要很高的互动能力，经济互动次之，社会文化互动需要的能力条件最少，单个的传教士和宗教使者就能完成比较远距离的互动。互动规模实际上也是与互动能力相辅相成的：古代骑兵的使用使得整个欧亚大陆开始了洲际规模的军事与政治互动；大航海时代开创了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因此，互动类型和互动规模是衡量互动能力的两大标准。互动能力通常还受到地理因素、物质技术的影响和制约⑥，由于地理因素的相对固定，物质技术就成了影响互动能力的最大因素。所以我们也可以根据物质技术来判断互动能力的大小。
除了互动能力，互动产生的体系效应大小也是体系存在与否的重要依据。如果一个体系存在，那么任何互动都会产生连锁效应（系统效应）。单元A与单元B的互动会影响到单元C、单元D甚至整个体系。如何判断这种结构性效应的强弱呢？
体系中的互动有着自己的独特样式，而一定的互动模式往往是体系结构形成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根据互动模式来确定体系结构压力的大小，进而判断体系效应的强弱。一般说来，主要有两种互动模式，分别是线型模式和多线型纵坐标模式。人们往往认为只有每个行为体都直接与其他所有行为体互动的多线纵坐标模式才能形成国际体系。线型模式的互动是以一种类似链状的形式发生的（图1），每一个单位和直接相邻的单位发生互动，但不与距离遥远的单位发生互动[1](P97)。线型互动模式需要的互动能力和产生的影响要远逊于多线纵坐标模式，因此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体系的互动应该是多线纵坐标模式的互动。受制于地理条件和物质技术，线型互动模式在古代历史中比较常见，丝绸之路就是典型的线型互动模式。如果我们遵循严格的结构定义，单纯的线型互动模式显然不能成为体系存在的依据。在这种互动模式下，每个行为体的机会和权力相对均等，任何一个行为体都不易绕开与他相邻的两个行为体而与第三个行为体发生有价值的互动。这样，除了线型两端的行为体外，其他人都有两个互动的对象；互动起点和终点的行为体虽然只有一个互动对象，但因为其有影响整个互动的能力，因此少一个互动对象对其权力并没有太大的削弱。这种互动产生了一个利益集合体，各行为体较平等地分享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因此也就没有一个行为体的权力特别占优，所以这种接力式的互动很难产生结构性的影响。而多线纵坐标模式则是另外一种情形。每个行为体都与体系中的其他行为体发生互动（图2），自然就会出现机会不均等和权力不平衡的问题，因而总会出现权力相对比较大的中心和权力相对小的边缘。因此我们可以将多线型坐标模式的互动的出现当作国际体系形成的一大结构标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历史中，混合的互动模式也是常见的。此外，还有一种互动模式就是辐射型互动模式，这种模式有一个中心单元，体系中所有的国家都只和这个中心单元发生实质性交往（图3），因而，这个中心单元往往具有最强的权力和最多的选择机会。
图1 线型互动模式图
图2 多线纵坐标互动模式图
图3 辐射型互动模式图
判断体系效应大小的另外一大标准是核心区与边缘地带的分化。既然是体系，是一个系统，就一定存在核心——边缘结构，因为在一个体系中，权力和机会分配必然是不均衡的。尽管国家平等一直是人类的理想，然而不平等是国家系统内固有的特性，无法加以消除[2](P176)。这里说的核心——边缘与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中心——边缘概念并不相同，前者主要是指由于自身的能力禀赋差异而导致的权力分配不均匀而形成的核心——边缘结构，而后者主要是由国际分工而形成的经济体系。对于结构的概念，笔者认同沃尔兹的界定方法，在排列原则一定的前提下，权力分配是影响国家行为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沃尔兹的权力结构主要是物质结构，尤其考虑军事与政治的结构，这不太符合国际关系的现实。这里的权力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权力，也包括经济、文化等权力。经济的权力分配主要是指行为体在国际贸易或经济交往中所具备的优势；文化的权力分配则是指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的吸引力。这两者同样存在核心与边缘结构。因而，同军事政治一样，经济和文化领域同样存在着核心与边缘的结构。
此外，互动的强度或者说频率对于体系的存在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偶然的、突发的互动不能为体系的存在提供足够的证据。
综上可知，国际体系存在的基本要素或者说一般标准，可以从基本单元和互动两个方面来认定。
基本单元的出现：1)有独立的对内管理权和对外交往权，且单元之上再无高一级权力单位；2)必须有直接管理和控制的国土与人口。
互动能力：1)必须出现持续的政治军事互动；2)互动应该具有体系规模。
互动的体系效应：1)多线纵坐标互动模式的出现；2)各类“核心——边缘结构”的形成：a、军事政治；b、经济；c、文化。
互动的强度和频率
三、汉朝时期东亚能否被看成一个国际体系
1.存不存在国际体系的基本单元？
春秋战国以前，严格意义上讲，东亚地区并不存在国家形态的政治单元。在华夏文明圈内部，国王采用分封的制度维持统治并宣称拥有所有领地的主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3]这里的天下大体是指华夏文明圈内的地方，当是不包括“夷狄”的。这是一种等级制的封建制度，理论上，国王拥有对全部领土的所有权，国王将其中大部分的领地委托给他的家族成员或其他贵族来统治。这些贵族在自己领地上的地位是不巩固的，他们只拥有对领土的治权，因而他们不是独立的行为体。在这种制度下面，诸侯国实际上并不具备体系基本单元的特质；而周王也不过是个特殊的诸侯，其直接统治的地区范围也极为有限，周王的权力也是建立在其他诸侯拥戴基础上的，因此周王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国家政治单元。
春秋开始，周王的权力逐渐势弱，一些大的诸侯国开始不再接受周王的号令而独行其是。到春秋后期，周王的地位已名存实亡，没有人尊重周王对所有领土的权力地位，周朝王室仅仅是个象征，华夏大地出现了众多独立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对内进行改革，取缔贵族封地，打击封建势力，建立中央集权；对外连年征战，兼并小国，大力拓展领地。这种情况到了战国时期，愈演愈烈。经过春秋几百年的混战，最终华夏大地上形成了战国七雄。这七个诸侯国都拥有辽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并对其有绝对的所有权和管理权。这个过程与西方民族国家的诞生历史惊人地相似，即使从严格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和国际体系的欧洲标准来看，我们也完全能将它们看成是一个区域国际体系⑦。然而，此后，东方历史却走出了与民族国家体系截然不同的道路。战国七雄为了增强国家实力、统一天下，发动了第二轮的变法，实际也就是发动了第二次的中央集权运动。其中，秦朝的变法最为成功，也最为彻底，因此，秦朝最后一统华夏，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度量衡，在全国设立郡县。汉承袭秦的衣钵，将这种政治制度发挥到极致，同时汉朝还在文化建设、意识形态统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华夏大地无论从政治上还是文化上来讲，都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单元。
匈奴则是另一类型的国家，但却完全具有体系基本单元的特点。在冒顿单于以前，匈奴主要由松散的部落组成，首领由各部落公推而产生，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整体单元。冒顿杀父继位，完全改变了原有的游戏规则。他带给匈奴的变化首先就是权力的更加集中，匈奴设置了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官位。匈奴政权的机构分为三部分：单于庭（政权中心，冒顿将单于庭迁至阿尔浑河东侧，称之为“龙庭”）、左贤王庭（匈奴东部）以及右贤王庭（匈奴西部），其中有各级王、侯、将、尉、当户辅佐单于执政，形成了梯形等级的权力结构。其次是控制范围的急剧扩大，匈奴不仅赶走了月氏，控制了西域，还击败了东胡，控制了乌恒。后来，冒顿又征服了北方的浑庚、屈射、丁零、鬲昆、薪犁诸国。这样匈奴就控制了西起葱岭，东达辽河流域；南达长城，北抵贝加尔湖的广大疆域。
匈奴人称自己的最高统治者单于为“橕犁孤涂单于”，其中，“橕犁” 在匈奴语中的意思就是“天”，而“孤涂”就是“儿子”的意思，其汉语意思实际就是：“像天子那样广大的首领。”[4]这种称谓与中原的“天子”称号有异曲同工之效，都是最高权力的象征。
抛开其他国家的情况不论，当时的东亚至少已经存在两大基本单元，已经具备形成国际体系的单元基础。
2.互动的能力和类型、结构考察
(1)政治——军事互动
如上所述，到公元前三世纪末，东亚终于结束了权力的混沌状态，形成了两大权力中心，一是以华夏农业文明为主的力量中心，大致的范围在黄河、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尤以黄河中下游为重心；另一大力量中心则是在蒙古高原。这两大力量中心即为当时的军事政治的核心区域。
人们在论述东亚国际体系的时候，通常将东南部、西南部的国家当成是半边缘地区，而将蒙古高原、西北等地的民族政权看成是边缘地区。这从经济发展模式和文明程度来衡量，大体是不错的。但如果单纯从军事——政治的层次来看，当时的西域、羌族聚集地和乌恒才是半边缘地区。中原政权长期与北部少数民族政权的对抗和拉锯式的战争，使得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者部落成为经常被核心区双方借重或制衡的重大力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朝结束⑧。当时的西域有大小三十多个国家⑨，其中大月氏、康居、乌孙都是有十万军队以上的大国。这些国家大多半牧半农，国家内部实行的是松散的联合治理（分封治理），有一个大君长和若干小君长。在汉的势力进入西域以前，西域国家大都是匈奴的附属国，定期要向匈奴的“瞳仆督尉”交纳税赋。霍去病平定河西之后，这些国家开始处于汉匈争夺的中心，他们或与汉结盟，或与匈奴结盟，但大部分国家是首鼠两端。严格来讲，乌恒和羌都不是真正的政治单元，因为他们本身并不是一个整体，连部落联盟都不是，只是一个民族泛称。不过由于其长期生活在匈奴与汉的夹缝之中，较大程度地参与了体系互动，因此也看作半边缘地区。
图4 政治军事权力结构图（核心区域用横条纹标注，半边缘区用斜条纹标注，边缘区用空白标注）
从军事、政治的角度讲，西南部、两粤和朝鲜在体系中处于完全边缘的角色。这些国家有的是部落王国、有的则是中原后裔组成的国家。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这些单位大多仅仅与大汉发生政治联系，虽然汉也多次派人出使这些国家，有时候也动用军队。但总体上而言，这些地区对东亚体系的影响极为有限，对大汉的整体实力和整个体系的影响都不太显著，因此他们才是东亚军事政治的边缘地区。
在汉初时期，汉除了直接与匈奴打交道之外，并无其他有效的迂回路线可走。因为匈奴强大的军事力量控制着东起朝鲜、西至中亚的辽阔地区。不要说军事同盟，连起码的联系也是没有具备条件。汉朝要和其他政权发展关系，必须经过匈奴的领地。可想而知，这种尝试是艰辛而曲折的。因此在汉武帝之前，面对着匈奴强大的军事实力，汉朝的皇帝除了不断妥协和自力更生之外，并无其他有效政策。即使到了汉武帝展开对匈奴大举进攻的前期，汉朝也是没有盟友的。等到收回河套、平定河西并歼灭匈奴在漠北的主力之后，汉与西域、羌族和乌恒的军事——政治联系才建立起来。对于匈奴而言，这些附属对于其游牧帝国的生存而言具有重大的意义，尤其是西域，匈奴不仅能通过西域控制欧亚的贸易通道、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供帝国生存，还可以通过在西域的军事基地从西面威胁汉朝的安全。因此在蒙古高原与汉朝的争夺败北之后，匈奴开始选择逐步向西迁移，并在西域与汉朝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人们通常将张骞出使西域誉为“凿空之旅”，这主要是说他对丝绸之路的贡献。然而张骞出使西域对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的意义不亚于大航海发现。正是由于张骞出使西域，才使西域诸国与汉之间的政治关系正式开始发展。在此之前，汉与西域之间隔着匈奴，并无任何官方的联系。汉朝人对西域的了解主要来自于匈奴俘虏。汉武帝就是从匈奴被俘之人口中得知“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5]。之后，产生了联合大月氏共同对付匈奴的战略。张骞西出玉门关，标志着东亚多线型纵坐标模式互动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东亚国际体系开始形成。到汉平定河西之后，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标志着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的正式形成。这种多线型互动不仅是非常频繁和显著的，也是规模空前的。汉朝人、匈奴人、西域人、丁零人等在北起贝加尔湖、东达辽东、西至西域、南抵黄河流域的广阔区域驰骋、厮杀。直至今日，通过史书，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核心地区和半边缘地区的互动过程。
从张骞第一次出使（公元前138年）到匈奴内乱（其标志是先贤禅归汉及后来的五王并立，约在公元前60年左右）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两强之下的军事政治互动。总体上讲，这种三角互动之中，相对于匈奴在西域的雄厚基础，汉朝处于劣势；不过，在这段时间里，汉与西域的联系开始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在河西走廊未控制以前，这种联系是不持续和不稳定的。汉控制河西后，地理上的障碍已经扫除。但汉朝更多的是采取物质方式笼络西域各国的贵族。如，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相对匈奴对西域的军事控制而言，汉朝此时缺乏有效的军事手段。因此在张骞等人的物质利益引诱和游说之下，西域各国的国王显得很犹豫：既爱汉朝的财物，仰慕大汉的文明，又不敢得罪匈奴，怕招来灭国之灾。汉朝虽然能用一两次远征降伏不大顺从的西域国家（如大宛），但并不能与西域各国建立比较密切的军事政治联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匈奴内乱才结束。先贤禅原为匈奴的右逐日王，居地在今哈密至吐鲁番一带，掌西域诸国。他的归汉直接导致了匈奴对西域控制的减弱。几乎与此同时，郑吉攻破车师。而车师在西域一直是匈奴最亲密的盟友。日逐王的降汉，车师的被击败，一时间威震西域。因此汉书上说：“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於郑吉。”[5]
图5 政治军事互动模式图（在此不列出西域国家的具体名称，真实的情况则更为复杂）
此后，匈奴的内乱加剧，一直演变到后来的“五王并立”，再到后来的呼韩邪降汉，郅至单于在康居被诛，汉朝对外关系中的文治武功都到了顶点。而形势的发展对匈奴越来越不利。首先分裂成为以后匈奴政治生活中的常态，虽然在此后，匈奴也曾有短暂的复兴机会⑩，但匈奴部落再也不可能恢复到统一状态了；其次，由于蒙古地区的内在权力逻辑，匈奴不得不面临着来自汉朝、西域、乌恒、鲜卑甚至丁零人的经常性围攻；另外，在不断向西迁移的过程中，天灾更使匈奴的境遇雪上加霜。从西汉中期一直到东汉前期（公元94年），虽然汉朝政局也经历了大的动荡，国家实力也有起伏，对外政策也不延续。但无论如何，与匈奴相比，汉朝拥有了绝对优势。因而，东亚国际体系的互动的样式也发生了变化。第一个变化是核心地区只有一个了，那就是汉朝统治的中原地区；第二个变化是汉朝成了东亚各个政治力量之间的仲裁者和依赖对象。东汉的国力大不如西汉，但其外交成就与西汉相比，并不逊色。与西汉相比，东汉实行了相对经济实用的对外政策，当然这也与形势的变化大有关系。此时的匈奴已成强弩之末，无法与汉朝抗衡，再加上南匈奴、西域国家和鲜卑人对其的联合打击，汉朝甚至不需要派正规的军队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班超甚至只需要几十个随从就能平定西域。这一方面是由于力量对比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借着西汉在西域的余威。同时，这种多线型互动模式后来也发生在汉朝与西域国家之间。
(2)经济互动
在古代的贸易结构中，与游牧经济相比，农业经济有着先天的优势。只要社会稳定，农业经济很容易实现自给自足；相反，游牧经济却是十分脆弱和不稳定。一旦出现旱雪灾害，牲畜就会大量死亡，甚至危及整个民族的生存。早在战国时期，铁犁牛耕和水具灌溉已经普遍应用，农业生产的效率有了大的提高。经过文景两朝的休养生息，中国的人口和财富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积累。当时匈奴的人口不过200-300万，不及汉朝的一个大的郡县。另外，丝绸的贸易也使汉朝在对外贸易上有着更大的权力。当时的中亚国家，很多都是靠居间贸易立国的。他们将中国的丝绸卖到西方，而将西方的香料、玻璃等卖到东方。
图6 经济权力结构图
而匈奴虽然在军事上一度非常强大，但在经济上，一直处于东亚经济体系的边缘。由于内在经济的严重不稳定，匈奴有着非常强的对外贸易的需求。匈奴之所以不断南下入侵中国边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的原因。匈奴人希望通过边关贸易来获得所必需的生活物资。在逼迫中国采取和亲政策的同时，匈奴人也要求与汉朝建立正式的边境关市。这种经济上的劣势在匈奴强大的时候，还可以通过军事实力来弥补。等到军事实力弱小的时候，匈奴在经济和贸易上已经处于绝对的边缘了。至于丝路上的西域国家，由于他们掌握着东西贸易的交通要道，单纯从经济上讲，境况比匈奴要好得多，因此在经济权力的结构中，西域国家处于半边缘的地位。
现代的考古证据证明，早在张骞通西域以前，以丝绸为贸易对象的国际贸易交通线——丝绸之路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由于当时中国与西域并无直接的联系，这种贸易很有可能是通过西部或北部的游牧部落传递的；匈奴帝国建立以后，因为匈奴控制着通往西域的所有交通，这种贸易路线只有可能是“汉朝——匈奴——西域——罗马”的线型互动模式。匈奴显然从这种贸易结构中获利匪浅，因而非常迫切与汉朝互开边境关市。等到汉朝控制河西走廊，打通了与西域的直接联系之后，匈奴则逐渐被边缘，而汉与外部的经济互动形式则开始多样化：主要有朝贡贸易、和亲贸易和边境贸易三种主要形式。
图7 经济互动模式之辐射型互动（和亲贸易和朝贡贸易属于这种互动类型）
A.朝贡贸易
朝贡贸易起源于西周的五服制度，为了向周天子表示臣服和效忠，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向周天子贡献方物，而周天子也会回赠朝贡使者礼品。这种互动的基础是中原王朝非常强大，而周边少数民族承认“天下共主”。自春秋战国到西汉初期，中原大地战乱纷扰，争夺不断，在面对北方的游牧民族时，通常处于弱势。这些游牧民族经常南侵，中原政权迫于无奈，开始修筑万里长城，希望以此屏蔽蛮夷的南下。汉朝建立时，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显得格外沉重。此时的匈奴已完成了统一，控弦之士达30万。前200年，汉高祖本打算乘战胜项羽的神威，一举剿灭匈奴，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北部边患问题，然而却遭平城七日之围，险身遭不测。此战失败后，汉开始与匈奴进行和亲，并以长城为界，约为兄弟之国。此时，西域、羌族、乌恒均已被匈奴控制，中国向北拓展的任何努力必然是徒劳无功的。这样至少在东亚的北方，这段时期并不存在所谓的朝贡贸易。张骞的两次西域之行对于官方的贸易而言，的确是拓荒之旅，对于朝贡贸易的发生的确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如前所述，这段时期汉朝与匈奴长期军事对抗，局势并不明朗，这些国家大多持观望态度，并无太多国家向大汉称臣纳贡。大规模的朝贡贸易发生在匈奴内乱以后，尤其是呼韩邪向汉称臣之后。从此，汉与外国经济交往的官方记录才多了起来。
到了东汉，朝贡贸易达到了一个顶峰。到公元一世纪末，光是每年支付给南匈奴的物品价值就达一亿九十多万[6]。公元88年，单于在给汉朝皇帝的奏疏中也证实了这一点。“积四十年，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6]而此时每年供给西域的物品价值也达七千四百八十多万。
B.和亲贸易
这是一种和亲活动带来的贸易。前来汉朝求婚的外国使者会携带给汉廷的礼物，也就是聘礼；而汉朝的皇帝将公主送出的时候，也会以丰厚的礼品作为回赠。虽然和亲贸易并不是一种常规贸易，然而每次和亲贸易的规模却是不容忽视的。在西汉年间，共有十二次和亲，其中的十次是与匈奴的和亲，另有两次是与乌孙的和亲。为了区别于朝贡贸易，这里所说的和亲贸易不包括朝贡体制下的和亲。如公元前33年，呼韩邪已经对汉称臣，因此这次和亲产生的贸易应该看成朝贡贸易，而不是和亲贸易。
C.边境贸易
边境贸易包括互市和走私贸易，主要是由边境的商人进行的。互市是根据双方政府协定，在双方政府的管理之下所进行的贸易，这是一种设在边境关口从事内地与边疆少数民族及外国的贸易的市场。西汉前期，这种互市贸易主要发生在汉朝与匈奴之间。开通关市是汉匈和平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帝期间，迫于匈奴的压力，中国与匈奴之间的边境贸易也就是互市第一次被正式纳入和亲协定，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后关市贸易正式确立下来，即使到汉与匈奴举国刀兵相向的时候，这种关市依然保留着，交战双方的百姓之间的贸易依然在边境市场上进行着。马邑之围后，匈奴绝和亲，“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4]。对于匈奴来说，与汉的贸易有着重大的生存意义，游牧经济的不稳定性导致了匈奴经济上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一直是匈奴侵夺边境和发动征服战争的主要原因。如果说和亲贸易能满足匈奴贵族的物质需要，但这种形式的贸易对匈奴中下层的贵族和普通人并无太大的好处。受这种物质诱惑的驱使，匈奴的地方首领和其部众自然希望其他形式的通商方式，而这也的确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诉求。“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4]此后，匈奴多次提出恢复和平的协议，而其中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扩大关市的规模；与此同时，他们还经常与边境的汉朝地方官取得联系，表达强烈的通商要求，这种愿望在匈奴对汉朝失去军事优势之后，表现得尤为强烈。公元84年，北匈奴通过武威太守向汉廷请求通商。最终在得到中国皇帝认可的情况下，北匈奴单于派了好几个王子，带着1万多头牛羊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7]。而中国政府发现边境贸易作为一种消耗匈奴部分精力的方法很有用处，同时作为一种满足他们贪欲的方法也是很有用处的，否则，其贪欲就有可能变成军事侵略之源[8](P88)。等到河西走廊打通之后，汉也将这种贸易发展到了西域。
图8 经济互动模式之线型互动（西汉古丝绸之路的简单路线模型）
另一种边境贸易方式，确切地说应该是走私贸易，因为这至少没有得到大汉朝廷的正式许可。汉朝的商人在边境上十分活跃，有时候甚至担任着斥候、间谍等政治任务。著名的马邑之围中的关键人物就是著名的边境商人聂宜，他深入到匈奴王廷，向单于说可以帮其得到马邑。这个事件说明，这种走私贸易是很常见的，否则匈奴人不会相信他；而走私贸易频繁的另一个证据是汉朝已在边境设立了关卡，截留走私物资。
(3)社会文化互动
图9 社会文化互动
早在西周时期，中原已经确立了比较完善的礼仪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争鸣更是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到秦汉，中国在政治思想、文学艺术、医学、兵法、天文地理等方面都已经自成体系并趋于成熟。汉时期，中国的文明发展程度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而当时东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明还处于非常低的发展阶段，中国当之无愧地居于文化权力的核心，中国是东亚文明的发源地，而周边国家则是东亚文明的接受者，因此也有人将东亚的国际关系秩序称为“天朝礼治秩序”(11)。当时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尽管在军事上一度非常强大，然而却缺乏自身的文明传承体系，这也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自觉融入中国文化之中的重要原因。他们在文化上处于东亚文化权力结构的边缘，这样东亚在文化上明显分为两大区域，核心是文明或文化的主要生产者和供与者，核心以外的地区是文明或文化的主要吸收者，如图9所示。但是这种核心——边缘结构并非天然形成的，在与汉朝接触的最初年月里，如同汉朝人一样，匈奴人也非常推崇自己的生活习惯和社会习俗，西汉时期的东亚文化存在着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竞争。匈奴人并非一开始就仰慕中原文化，如同军事征服一样，匈奴人臣服中原的文化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只不过这种过程要短暂得多。呼韩邪的对汉称臣并不意味着汉匈军事较量的结束，但却标志着文化上的竞争已经告一段落(12)。
当时，东亚国际体系文化互动的行为体是多样的。“文化的互动并不需要国家”，“思想的传播可通过单独的个体完成，即使在水平非常低的互动能力环境中，它大体也能完成远距离的传播”[1](P82)。文明互动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辐射型互动模式，二是线型互动模式。辐射型互动主要是国家之间的行为，通常是由中国的使节、和亲队伍来完成的。使节出使的主要目的就是宣扬中国的强大和高度的文明，以吸引外国人；和亲也是重要的文明传播途径，为了确保和亲的成功，同时彰显大汉的威仪，和亲队伍往往非常庞大，很好地显示了大汉的文明。此外，和亲的公主和其随从长时间居住在外邦，但衣食住行依然是汉人的风俗，这也对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样，长期居住在汉地的外国质子和外国使者也起了同样的作用。这些外国人由于长期生活在中国或经常接触中国，受到中国文明的熏陶和教育，因此很容易对中华文明产生仰慕，也就很自觉地扮演了文明交往的使者。边界将士、俘虏、边民和商人也是汉朝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行为体。这种互动表现为线型互动模式的特征，这些行为体充当了一个中原文化向外传播的介质。
但是，社会文化的互动也是双向的，文明的核心和边缘的分布并不意味着中原地区丝毫不受边缘地区文化的影响。考古学发现，汉代的石刻艺术受到北方草原文化强烈的影响，霍去病墓前的石雕群就明显带有匈奴习俗的特征[9](P156-157)。此外，汉族人的牧马技术、音乐等也受到了匈奴草原文化和西域文化的影响。
四、结论
通过对单元、互动规模、互动模式、互动类型的考察，我们可以确信将两汉时期的东亚作为一个体系来研究是合理可行的，古代东亚的国际关系体系肇始于秦朝和匈奴的统一运动，形成于两汉时期。当时东亚不仅存在非常早熟的强大国家，互动规模在古代的世界中也是空前绝后的，互动的模式是高级而复杂的。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三个方面的综合互动，产生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国际体系。即使以比较苛刻的现代西方标准来看，这一点也是没有疑问的。因此，加强对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注释：
①1941年，费正清与邓嗣禹合作，在《哈佛亚洲学报》上发表“论清代的朝贡制度”；次年，他在前文的基础上修改、提炼，在《远东季刊》上发表了“朝贡贸易与中西关系”一文，进一步阐述了朝贡制度的理论。此后，他在《美国与中国》《中国：传统与变革》等著作中也将朝贡体系作为解释中国主要线索之一，多次重申其主张；在1968年他主编的“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一书中，对其朝贡体系的理论进行了总结性阐述。
②参见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参见黄枝连：《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④参见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⑤新现实主义认为，民族国家是国际体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新自由主义虽然强调其他角色（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的作用，但也承认民族国家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建构主义的分析单位也是以民族国家为主。
⑥布赞和利特尔认为还有社会技术是决定互动能力的因素，参见［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刘德斌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但笔者认为，社会技术通常是伴随着物质技术而发展的，如语言的发展，它更多的是依赖军事、政治互动而发展的。
⑦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华夏体系的相关论述，请参见叶自成：《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中国视野》，《外交评论》，2005年第6期。
⑧即使到清朝时期，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葛尔丹在与中央政权对抗的时候，就曾同回疆、西藏勾结。
⑨不同时期的具体数目不同。“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以西”，载《汉书·匈奴传》。
⑩主要是指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汉朝内部动乱而无暇北顾，当时的呼都而尸单于曾经试图恢复冒顿单于时期的荣光。
(11)参见黄枝连：《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2)这之后，匈奴人向汉朝投降的频率和规模都大幅度地增大；更为重要的是，此后，匈奴一直存在着亲汉集团。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5期
【原文出处】《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京)2008年1期第50～59页
【作者简介】胡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6级博士生。
| 【内容提要】 | 东亚国际体系的概念被长期使用，然而却很少有人探讨这种现代的概念能否被应用到东亚的古代历史。本文根据前人的研究，总结出了国际体系存在的一般要素，通过对秦汉时期国家单元和互动过程的考察，笔者发现，在秦汉时期，东亚的国际关系体系已经开始形成并日趋成熟。 |
一、前言
当国际体系理论开始大行其道的时候，一些历史学家、汉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也开始津津乐道于古代东亚的国际体系。有关东亚国际体系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比较典型的就有费正清的“朝贡体系说”①、滨下武志的“朝贡贸易体系说”②、黄枝连的“天朝礼治体系学说”③和何芳川的“华夷秩序说”④。这些研究从各个角度对东亚古代的国际关系进行阐述和解读，为非西方历史经验的国际关系研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然而这些研究都没有或者说没有认真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能否将古代东亚看成是一个区域性的国际体系，或者说用体系的方法去研究古代东亚的国际关系是否具有必要的价值和意义？鉴于秦汉两朝在中国历史上和东亚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来考察秦汉两朝，特别是两汉时期的东亚历史。
“秦王扫六合、壮气何雄哉！”秦朝虽然国祚短蹴，但却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新纪元。不仅如此，秦朝实行中央集权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也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完善做出了重大贡献。汉承秦制，继承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并使其最终确定下来，秦汉两朝奠定了古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轨迹——中央集权下的大一统；秦汉两朝也奠定了古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体系，那就是思想上的大一统，在儒家独尊的前提下而杂用百家。
秦汉两朝时期也是东亚地区历史发展的新起点或分水岭。从秦到汉，随着中国国内政治制度的日趋成熟，其对外关系也从无到有地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同时，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尤其是匈奴也结束了混沌状态，其政治、军事和外交也到达了一个顶点。以汉与匈奴为核心、周边其他政权参与的东亚互动达到了古代社会的巅峰，延续了近四百年。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互动具有非常强的示范意义：秦汉两朝确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在中国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这段时期内，后世中原政权对这些制度的继承远远超过创新；同样，匈奴人的生活习惯、组织模式和民族特征也被蒙古利亚后来的主人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所继承。以汉匈为主体的互动实际上也就代表了东亚两千多年来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互动的样式。
二、国际体系的概念及国际体系的一般标准
自行为主义革命以来，国际体系理论逐渐成为国际关系学中的显学，体系的研究方法尤其为人所称道。不过颇为尴尬的是，国际关系学术界对国际体系的概念的争议却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迄今为止，人们并未就国际体系的含义达成任何共识。在过去50多年的时间里，不论国际关系学界对体系的思考给人们留下了多么令人惊叹的进展，国际关系理论家依然从根本不同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这不仅使那些相互竞争的、对国际关系体系进行概念化的不同方法间的差异没有得到解决，而且不同方法所包含的思考范围也常常没有被完全勾勒出来[1](P35)。
首先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系统才是国际体系？我们怎样认定国际体系？什么样的系统才符合体系的基本研究方法？虽然体系思想是一个分析的概念，分析者有权设定严密程度的标准[1](P81)，但我们依然需要明确一些国际体系形成、存在所必备的条件和要素；我们必须有一些标准来测量体系效应是否足够大，以至于我们是否可以使用系统的方法来研究。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知道进行这样的体系研究是否具有必要的意义。
体系首先得有单元，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认为国家是国际体系存在的基础，国家是国际体系最重要的行为体⑤。又因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多是构筑在1648年后的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因此这里的国家主要指民族国家。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也认为，国际体系出现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新型单位——国家的发展，在本质上，它们是比采猎部落和在其之前的新石器时期的村落更为明确的军事政治单位[1](P167)。但是国家的概念和属性同样需要澄清，历史上有太多的国家形态，究竟什么形态的国家才是基本单元呢？首先，是要有独立的对内管理权和对外交往权，且单元之上再无高一级权力单位。民族国家的主权就符合这个特征，而欧洲中世纪的那些国家，由于权力受到教皇的节制，因此它们不是国际体系的基本单元，同样的道理，西周的那些诸侯国也算不上国际体系基本单元；其次，必须有直接管理和控制的国土与人口。教皇虽然有独立的权威，但其需要假手封建领主来管理土地和人口，因此也不能算是国际体系的基本单元。只有这种类主权国家或是主权国家存在，才会有国际体系，但并不是说只有这种形式的实体才是国际体系的单元。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我们发现，国际体系的单元从来都是多样的。帝国、王国、城邦、部落等行为体经常同时出现在一个国际体系之中。即使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民族国家也不是唯一的一类体系单元，其他单元，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互动是体系之所以存在的第二大基础。就国际体系任何广义上的理解而言，有军事互动、政治互动、经济互动和社会互动这四种基本类型。其中军事互动和政治互动需要很高的互动能力，经济互动次之，社会文化互动需要的能力条件最少，单个的传教士和宗教使者就能完成比较远距离的互动。互动规模实际上也是与互动能力相辅相成的：古代骑兵的使用使得整个欧亚大陆开始了洲际规模的军事与政治互动；大航海时代开创了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因此，互动类型和互动规模是衡量互动能力的两大标准。互动能力通常还受到地理因素、物质技术的影响和制约⑥，由于地理因素的相对固定，物质技术就成了影响互动能力的最大因素。所以我们也可以根据物质技术来判断互动能力的大小。
除了互动能力，互动产生的体系效应大小也是体系存在与否的重要依据。如果一个体系存在，那么任何互动都会产生连锁效应（系统效应）。单元A与单元B的互动会影响到单元C、单元D甚至整个体系。如何判断这种结构性效应的强弱呢？
体系中的互动有着自己的独特样式，而一定的互动模式往往是体系结构形成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根据互动模式来确定体系结构压力的大小，进而判断体系效应的强弱。一般说来，主要有两种互动模式，分别是线型模式和多线型纵坐标模式。人们往往认为只有每个行为体都直接与其他所有行为体互动的多线纵坐标模式才能形成国际体系。线型模式的互动是以一种类似链状的形式发生的（图1），每一个单位和直接相邻的单位发生互动，但不与距离遥远的单位发生互动[1](P97)。线型互动模式需要的互动能力和产生的影响要远逊于多线纵坐标模式，因此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体系的互动应该是多线纵坐标模式的互动。受制于地理条件和物质技术，线型互动模式在古代历史中比较常见，丝绸之路就是典型的线型互动模式。如果我们遵循严格的结构定义，单纯的线型互动模式显然不能成为体系存在的依据。在这种互动模式下，每个行为体的机会和权力相对均等，任何一个行为体都不易绕开与他相邻的两个行为体而与第三个行为体发生有价值的互动。这样，除了线型两端的行为体外，其他人都有两个互动的对象；互动起点和终点的行为体虽然只有一个互动对象，但因为其有影响整个互动的能力，因此少一个互动对象对其权力并没有太大的削弱。这种互动产生了一个利益集合体，各行为体较平等地分享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因此也就没有一个行为体的权力特别占优，所以这种接力式的互动很难产生结构性的影响。而多线纵坐标模式则是另外一种情形。每个行为体都与体系中的其他行为体发生互动（图2），自然就会出现机会不均等和权力不平衡的问题，因而总会出现权力相对比较大的中心和权力相对小的边缘。因此我们可以将多线型坐标模式的互动的出现当作国际体系形成的一大结构标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历史中，混合的互动模式也是常见的。此外，还有一种互动模式就是辐射型互动模式，这种模式有一个中心单元，体系中所有的国家都只和这个中心单元发生实质性交往（图3），因而，这个中心单元往往具有最强的权力和最多的选择机会。
图1 线型互动模式图
图2 多线纵坐标互动模式图
图3 辐射型互动模式图
判断体系效应大小的另外一大标准是核心区与边缘地带的分化。既然是体系，是一个系统，就一定存在核心——边缘结构，因为在一个体系中，权力和机会分配必然是不均衡的。尽管国家平等一直是人类的理想，然而不平等是国家系统内固有的特性，无法加以消除[2](P176)。这里说的核心——边缘与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中心——边缘概念并不相同，前者主要是指由于自身的能力禀赋差异而导致的权力分配不均匀而形成的核心——边缘结构，而后者主要是由国际分工而形成的经济体系。对于结构的概念，笔者认同沃尔兹的界定方法，在排列原则一定的前提下，权力分配是影响国家行为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沃尔兹的权力结构主要是物质结构，尤其考虑军事与政治的结构，这不太符合国际关系的现实。这里的权力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权力，也包括经济、文化等权力。经济的权力分配主要是指行为体在国际贸易或经济交往中所具备的优势；文化的权力分配则是指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的吸引力。这两者同样存在核心与边缘结构。因而，同军事政治一样，经济和文化领域同样存在着核心与边缘的结构。
此外，互动的强度或者说频率对于体系的存在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偶然的、突发的互动不能为体系的存在提供足够的证据。
综上可知，国际体系存在的基本要素或者说一般标准，可以从基本单元和互动两个方面来认定。
基本单元的出现：1)有独立的对内管理权和对外交往权，且单元之上再无高一级权力单位；2)必须有直接管理和控制的国土与人口。
互动能力：1)必须出现持续的政治军事互动；2)互动应该具有体系规模。
互动的体系效应：1)多线纵坐标互动模式的出现；2)各类“核心——边缘结构”的形成：a、军事政治；b、经济；c、文化。
互动的强度和频率
三、汉朝时期东亚能否被看成一个国际体系
1.存不存在国际体系的基本单元？
春秋战国以前，严格意义上讲，东亚地区并不存在国家形态的政治单元。在华夏文明圈内部，国王采用分封的制度维持统治并宣称拥有所有领地的主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3]这里的天下大体是指华夏文明圈内的地方，当是不包括“夷狄”的。这是一种等级制的封建制度，理论上，国王拥有对全部领土的所有权，国王将其中大部分的领地委托给他的家族成员或其他贵族来统治。这些贵族在自己领地上的地位是不巩固的，他们只拥有对领土的治权，因而他们不是独立的行为体。在这种制度下面，诸侯国实际上并不具备体系基本单元的特质；而周王也不过是个特殊的诸侯，其直接统治的地区范围也极为有限，周王的权力也是建立在其他诸侯拥戴基础上的，因此周王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国家政治单元。
春秋开始，周王的权力逐渐势弱，一些大的诸侯国开始不再接受周王的号令而独行其是。到春秋后期，周王的地位已名存实亡，没有人尊重周王对所有领土的权力地位，周朝王室仅仅是个象征，华夏大地出现了众多独立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对内进行改革，取缔贵族封地，打击封建势力，建立中央集权；对外连年征战，兼并小国，大力拓展领地。这种情况到了战国时期，愈演愈烈。经过春秋几百年的混战，最终华夏大地上形成了战国七雄。这七个诸侯国都拥有辽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并对其有绝对的所有权和管理权。这个过程与西方民族国家的诞生历史惊人地相似，即使从严格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和国际体系的欧洲标准来看，我们也完全能将它们看成是一个区域国际体系⑦。然而，此后，东方历史却走出了与民族国家体系截然不同的道路。战国七雄为了增强国家实力、统一天下，发动了第二轮的变法，实际也就是发动了第二次的中央集权运动。其中，秦朝的变法最为成功，也最为彻底，因此，秦朝最后一统华夏，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度量衡，在全国设立郡县。汉承袭秦的衣钵，将这种政治制度发挥到极致，同时汉朝还在文化建设、意识形态统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华夏大地无论从政治上还是文化上来讲，都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单元。
匈奴则是另一类型的国家，但却完全具有体系基本单元的特点。在冒顿单于以前，匈奴主要由松散的部落组成，首领由各部落公推而产生，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整体单元。冒顿杀父继位，完全改变了原有的游戏规则。他带给匈奴的变化首先就是权力的更加集中，匈奴设置了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官位。匈奴政权的机构分为三部分：单于庭（政权中心，冒顿将单于庭迁至阿尔浑河东侧，称之为“龙庭”）、左贤王庭（匈奴东部）以及右贤王庭（匈奴西部），其中有各级王、侯、将、尉、当户辅佐单于执政，形成了梯形等级的权力结构。其次是控制范围的急剧扩大，匈奴不仅赶走了月氏，控制了西域，还击败了东胡，控制了乌恒。后来，冒顿又征服了北方的浑庚、屈射、丁零、鬲昆、薪犁诸国。这样匈奴就控制了西起葱岭，东达辽河流域；南达长城，北抵贝加尔湖的广大疆域。
匈奴人称自己的最高统治者单于为“橕犁孤涂单于”，其中，“橕犁” 在匈奴语中的意思就是“天”，而“孤涂”就是“儿子”的意思，其汉语意思实际就是：“像天子那样广大的首领。”[4]这种称谓与中原的“天子”称号有异曲同工之效，都是最高权力的象征。
抛开其他国家的情况不论，当时的东亚至少已经存在两大基本单元，已经具备形成国际体系的单元基础。
2.互动的能力和类型、结构考察
(1)政治——军事互动
如上所述，到公元前三世纪末，东亚终于结束了权力的混沌状态，形成了两大权力中心，一是以华夏农业文明为主的力量中心，大致的范围在黄河、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尤以黄河中下游为重心；另一大力量中心则是在蒙古高原。这两大力量中心即为当时的军事政治的核心区域。
人们在论述东亚国际体系的时候，通常将东南部、西南部的国家当成是半边缘地区，而将蒙古高原、西北等地的民族政权看成是边缘地区。这从经济发展模式和文明程度来衡量，大体是不错的。但如果单纯从军事——政治的层次来看，当时的西域、羌族聚集地和乌恒才是半边缘地区。中原政权长期与北部少数民族政权的对抗和拉锯式的战争，使得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者部落成为经常被核心区双方借重或制衡的重大力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朝结束⑧。当时的西域有大小三十多个国家⑨，其中大月氏、康居、乌孙都是有十万军队以上的大国。这些国家大多半牧半农，国家内部实行的是松散的联合治理（分封治理），有一个大君长和若干小君长。在汉的势力进入西域以前，西域国家大都是匈奴的附属国，定期要向匈奴的“瞳仆督尉”交纳税赋。霍去病平定河西之后，这些国家开始处于汉匈争夺的中心，他们或与汉结盟，或与匈奴结盟，但大部分国家是首鼠两端。严格来讲，乌恒和羌都不是真正的政治单元，因为他们本身并不是一个整体，连部落联盟都不是，只是一个民族泛称。不过由于其长期生活在匈奴与汉的夹缝之中，较大程度地参与了体系互动，因此也看作半边缘地区。
图4 政治军事权力结构图（核心区域用横条纹标注，半边缘区用斜条纹标注，边缘区用空白标注）
从军事、政治的角度讲，西南部、两粤和朝鲜在体系中处于完全边缘的角色。这些国家有的是部落王国、有的则是中原后裔组成的国家。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这些单位大多仅仅与大汉发生政治联系，虽然汉也多次派人出使这些国家，有时候也动用军队。但总体上而言，这些地区对东亚体系的影响极为有限，对大汉的整体实力和整个体系的影响都不太显著，因此他们才是东亚军事政治的边缘地区。
在汉初时期，汉除了直接与匈奴打交道之外，并无其他有效的迂回路线可走。因为匈奴强大的军事力量控制着东起朝鲜、西至中亚的辽阔地区。不要说军事同盟，连起码的联系也是没有具备条件。汉朝要和其他政权发展关系，必须经过匈奴的领地。可想而知，这种尝试是艰辛而曲折的。因此在汉武帝之前，面对着匈奴强大的军事实力，汉朝的皇帝除了不断妥协和自力更生之外，并无其他有效政策。即使到了汉武帝展开对匈奴大举进攻的前期，汉朝也是没有盟友的。等到收回河套、平定河西并歼灭匈奴在漠北的主力之后，汉与西域、羌族和乌恒的军事——政治联系才建立起来。对于匈奴而言，这些附属对于其游牧帝国的生存而言具有重大的意义，尤其是西域，匈奴不仅能通过西域控制欧亚的贸易通道、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供帝国生存，还可以通过在西域的军事基地从西面威胁汉朝的安全。因此在蒙古高原与汉朝的争夺败北之后，匈奴开始选择逐步向西迁移，并在西域与汉朝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人们通常将张骞出使西域誉为“凿空之旅”，这主要是说他对丝绸之路的贡献。然而张骞出使西域对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的意义不亚于大航海发现。正是由于张骞出使西域，才使西域诸国与汉之间的政治关系正式开始发展。在此之前，汉与西域之间隔着匈奴，并无任何官方的联系。汉朝人对西域的了解主要来自于匈奴俘虏。汉武帝就是从匈奴被俘之人口中得知“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5]。之后，产生了联合大月氏共同对付匈奴的战略。张骞西出玉门关，标志着东亚多线型纵坐标模式互动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东亚国际体系开始形成。到汉平定河西之后，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标志着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的正式形成。这种多线型互动不仅是非常频繁和显著的，也是规模空前的。汉朝人、匈奴人、西域人、丁零人等在北起贝加尔湖、东达辽东、西至西域、南抵黄河流域的广阔区域驰骋、厮杀。直至今日，通过史书，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核心地区和半边缘地区的互动过程。
从张骞第一次出使（公元前138年）到匈奴内乱（其标志是先贤禅归汉及后来的五王并立，约在公元前60年左右）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两强之下的军事政治互动。总体上讲，这种三角互动之中，相对于匈奴在西域的雄厚基础，汉朝处于劣势；不过，在这段时间里，汉与西域的联系开始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在河西走廊未控制以前，这种联系是不持续和不稳定的。汉控制河西后，地理上的障碍已经扫除。但汉朝更多的是采取物质方式笼络西域各国的贵族。如，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相对匈奴对西域的军事控制而言，汉朝此时缺乏有效的军事手段。因此在张骞等人的物质利益引诱和游说之下，西域各国的国王显得很犹豫：既爱汉朝的财物，仰慕大汉的文明，又不敢得罪匈奴，怕招来灭国之灾。汉朝虽然能用一两次远征降伏不大顺从的西域国家（如大宛），但并不能与西域各国建立比较密切的军事政治联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匈奴内乱才结束。先贤禅原为匈奴的右逐日王，居地在今哈密至吐鲁番一带，掌西域诸国。他的归汉直接导致了匈奴对西域控制的减弱。几乎与此同时，郑吉攻破车师。而车师在西域一直是匈奴最亲密的盟友。日逐王的降汉，车师的被击败，一时间威震西域。因此汉书上说：“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於郑吉。”[5]
图5 政治军事互动模式图（在此不列出西域国家的具体名称，真实的情况则更为复杂）
此后，匈奴的内乱加剧，一直演变到后来的“五王并立”，再到后来的呼韩邪降汉，郅至单于在康居被诛，汉朝对外关系中的文治武功都到了顶点。而形势的发展对匈奴越来越不利。首先分裂成为以后匈奴政治生活中的常态，虽然在此后，匈奴也曾有短暂的复兴机会⑩，但匈奴部落再也不可能恢复到统一状态了；其次，由于蒙古地区的内在权力逻辑，匈奴不得不面临着来自汉朝、西域、乌恒、鲜卑甚至丁零人的经常性围攻；另外，在不断向西迁移的过程中，天灾更使匈奴的境遇雪上加霜。从西汉中期一直到东汉前期（公元94年），虽然汉朝政局也经历了大的动荡，国家实力也有起伏，对外政策也不延续。但无论如何，与匈奴相比，汉朝拥有了绝对优势。因而，东亚国际体系的互动的样式也发生了变化。第一个变化是核心地区只有一个了，那就是汉朝统治的中原地区；第二个变化是汉朝成了东亚各个政治力量之间的仲裁者和依赖对象。东汉的国力大不如西汉，但其外交成就与西汉相比，并不逊色。与西汉相比，东汉实行了相对经济实用的对外政策，当然这也与形势的变化大有关系。此时的匈奴已成强弩之末，无法与汉朝抗衡，再加上南匈奴、西域国家和鲜卑人对其的联合打击，汉朝甚至不需要派正规的军队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班超甚至只需要几十个随从就能平定西域。这一方面是由于力量对比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借着西汉在西域的余威。同时，这种多线型互动模式后来也发生在汉朝与西域国家之间。
(2)经济互动
在古代的贸易结构中，与游牧经济相比，农业经济有着先天的优势。只要社会稳定，农业经济很容易实现自给自足；相反，游牧经济却是十分脆弱和不稳定。一旦出现旱雪灾害，牲畜就会大量死亡，甚至危及整个民族的生存。早在战国时期，铁犁牛耕和水具灌溉已经普遍应用，农业生产的效率有了大的提高。经过文景两朝的休养生息，中国的人口和财富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积累。当时匈奴的人口不过200-300万，不及汉朝的一个大的郡县。另外，丝绸的贸易也使汉朝在对外贸易上有着更大的权力。当时的中亚国家，很多都是靠居间贸易立国的。他们将中国的丝绸卖到西方，而将西方的香料、玻璃等卖到东方。
图6 经济权力结构图
而匈奴虽然在军事上一度非常强大，但在经济上，一直处于东亚经济体系的边缘。由于内在经济的严重不稳定，匈奴有着非常强的对外贸易的需求。匈奴之所以不断南下入侵中国边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的原因。匈奴人希望通过边关贸易来获得所必需的生活物资。在逼迫中国采取和亲政策的同时，匈奴人也要求与汉朝建立正式的边境关市。这种经济上的劣势在匈奴强大的时候，还可以通过军事实力来弥补。等到军事实力弱小的时候，匈奴在经济和贸易上已经处于绝对的边缘了。至于丝路上的西域国家，由于他们掌握着东西贸易的交通要道，单纯从经济上讲，境况比匈奴要好得多，因此在经济权力的结构中，西域国家处于半边缘的地位。
现代的考古证据证明，早在张骞通西域以前，以丝绸为贸易对象的国际贸易交通线——丝绸之路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由于当时中国与西域并无直接的联系，这种贸易很有可能是通过西部或北部的游牧部落传递的；匈奴帝国建立以后，因为匈奴控制着通往西域的所有交通，这种贸易路线只有可能是“汉朝——匈奴——西域——罗马”的线型互动模式。匈奴显然从这种贸易结构中获利匪浅，因而非常迫切与汉朝互开边境关市。等到汉朝控制河西走廊，打通了与西域的直接联系之后，匈奴则逐渐被边缘，而汉与外部的经济互动形式则开始多样化：主要有朝贡贸易、和亲贸易和边境贸易三种主要形式。
图7 经济互动模式之辐射型互动（和亲贸易和朝贡贸易属于这种互动类型）
A.朝贡贸易
朝贡贸易起源于西周的五服制度，为了向周天子表示臣服和效忠，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向周天子贡献方物，而周天子也会回赠朝贡使者礼品。这种互动的基础是中原王朝非常强大，而周边少数民族承认“天下共主”。自春秋战国到西汉初期，中原大地战乱纷扰，争夺不断，在面对北方的游牧民族时，通常处于弱势。这些游牧民族经常南侵，中原政权迫于无奈，开始修筑万里长城，希望以此屏蔽蛮夷的南下。汉朝建立时，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显得格外沉重。此时的匈奴已完成了统一，控弦之士达30万。前200年，汉高祖本打算乘战胜项羽的神威，一举剿灭匈奴，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北部边患问题，然而却遭平城七日之围，险身遭不测。此战失败后，汉开始与匈奴进行和亲，并以长城为界，约为兄弟之国。此时，西域、羌族、乌恒均已被匈奴控制，中国向北拓展的任何努力必然是徒劳无功的。这样至少在东亚的北方，这段时期并不存在所谓的朝贡贸易。张骞的两次西域之行对于官方的贸易而言，的确是拓荒之旅，对于朝贡贸易的发生的确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如前所述，这段时期汉朝与匈奴长期军事对抗，局势并不明朗，这些国家大多持观望态度，并无太多国家向大汉称臣纳贡。大规模的朝贡贸易发生在匈奴内乱以后，尤其是呼韩邪向汉称臣之后。从此，汉与外国经济交往的官方记录才多了起来。
到了东汉，朝贡贸易达到了一个顶峰。到公元一世纪末，光是每年支付给南匈奴的物品价值就达一亿九十多万[6]。公元88年，单于在给汉朝皇帝的奏疏中也证实了这一点。“积四十年，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6]而此时每年供给西域的物品价值也达七千四百八十多万。
B.和亲贸易
这是一种和亲活动带来的贸易。前来汉朝求婚的外国使者会携带给汉廷的礼物，也就是聘礼；而汉朝的皇帝将公主送出的时候，也会以丰厚的礼品作为回赠。虽然和亲贸易并不是一种常规贸易，然而每次和亲贸易的规模却是不容忽视的。在西汉年间，共有十二次和亲，其中的十次是与匈奴的和亲，另有两次是与乌孙的和亲。为了区别于朝贡贸易，这里所说的和亲贸易不包括朝贡体制下的和亲。如公元前33年，呼韩邪已经对汉称臣，因此这次和亲产生的贸易应该看成朝贡贸易，而不是和亲贸易。
C.边境贸易
边境贸易包括互市和走私贸易，主要是由边境的商人进行的。互市是根据双方政府协定，在双方政府的管理之下所进行的贸易，这是一种设在边境关口从事内地与边疆少数民族及外国的贸易的市场。西汉前期，这种互市贸易主要发生在汉朝与匈奴之间。开通关市是汉匈和平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帝期间，迫于匈奴的压力，中国与匈奴之间的边境贸易也就是互市第一次被正式纳入和亲协定，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后关市贸易正式确立下来，即使到汉与匈奴举国刀兵相向的时候，这种关市依然保留着，交战双方的百姓之间的贸易依然在边境市场上进行着。马邑之围后，匈奴绝和亲，“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4]。对于匈奴来说，与汉的贸易有着重大的生存意义，游牧经济的不稳定性导致了匈奴经济上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一直是匈奴侵夺边境和发动征服战争的主要原因。如果说和亲贸易能满足匈奴贵族的物质需要，但这种形式的贸易对匈奴中下层的贵族和普通人并无太大的好处。受这种物质诱惑的驱使，匈奴的地方首领和其部众自然希望其他形式的通商方式，而这也的确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诉求。“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4]此后，匈奴多次提出恢复和平的协议，而其中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扩大关市的规模；与此同时，他们还经常与边境的汉朝地方官取得联系，表达强烈的通商要求，这种愿望在匈奴对汉朝失去军事优势之后，表现得尤为强烈。公元84年，北匈奴通过武威太守向汉廷请求通商。最终在得到中国皇帝认可的情况下，北匈奴单于派了好几个王子，带着1万多头牛羊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7]。而中国政府发现边境贸易作为一种消耗匈奴部分精力的方法很有用处，同时作为一种满足他们贪欲的方法也是很有用处的，否则，其贪欲就有可能变成军事侵略之源[8](P88)。等到河西走廊打通之后，汉也将这种贸易发展到了西域。
图8 经济互动模式之线型互动（西汉古丝绸之路的简单路线模型）
另一种边境贸易方式，确切地说应该是走私贸易，因为这至少没有得到大汉朝廷的正式许可。汉朝的商人在边境上十分活跃，有时候甚至担任着斥候、间谍等政治任务。著名的马邑之围中的关键人物就是著名的边境商人聂宜，他深入到匈奴王廷，向单于说可以帮其得到马邑。这个事件说明，这种走私贸易是很常见的，否则匈奴人不会相信他；而走私贸易频繁的另一个证据是汉朝已在边境设立了关卡，截留走私物资。
(3)社会文化互动
图9 社会文化互动
早在西周时期，中原已经确立了比较完善的礼仪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争鸣更是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到秦汉，中国在政治思想、文学艺术、医学、兵法、天文地理等方面都已经自成体系并趋于成熟。汉时期，中国的文明发展程度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而当时东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明还处于非常低的发展阶段，中国当之无愧地居于文化权力的核心，中国是东亚文明的发源地，而周边国家则是东亚文明的接受者，因此也有人将东亚的国际关系秩序称为“天朝礼治秩序”(11)。当时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尽管在军事上一度非常强大，然而却缺乏自身的文明传承体系，这也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自觉融入中国文化之中的重要原因。他们在文化上处于东亚文化权力结构的边缘，这样东亚在文化上明显分为两大区域，核心是文明或文化的主要生产者和供与者，核心以外的地区是文明或文化的主要吸收者，如图9所示。但是这种核心——边缘结构并非天然形成的，在与汉朝接触的最初年月里，如同汉朝人一样，匈奴人也非常推崇自己的生活习惯和社会习俗，西汉时期的东亚文化存在着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竞争。匈奴人并非一开始就仰慕中原文化，如同军事征服一样，匈奴人臣服中原的文化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只不过这种过程要短暂得多。呼韩邪的对汉称臣并不意味着汉匈军事较量的结束，但却标志着文化上的竞争已经告一段落(12)。
当时，东亚国际体系文化互动的行为体是多样的。“文化的互动并不需要国家”，“思想的传播可通过单独的个体完成，即使在水平非常低的互动能力环境中，它大体也能完成远距离的传播”[1](P82)。文明互动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辐射型互动模式，二是线型互动模式。辐射型互动主要是国家之间的行为，通常是由中国的使节、和亲队伍来完成的。使节出使的主要目的就是宣扬中国的强大和高度的文明，以吸引外国人；和亲也是重要的文明传播途径，为了确保和亲的成功，同时彰显大汉的威仪，和亲队伍往往非常庞大，很好地显示了大汉的文明。此外，和亲的公主和其随从长时间居住在外邦，但衣食住行依然是汉人的风俗，这也对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样，长期居住在汉地的外国质子和外国使者也起了同样的作用。这些外国人由于长期生活在中国或经常接触中国，受到中国文明的熏陶和教育，因此很容易对中华文明产生仰慕，也就很自觉地扮演了文明交往的使者。边界将士、俘虏、边民和商人也是汉朝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行为体。这种互动表现为线型互动模式的特征，这些行为体充当了一个中原文化向外传播的介质。
但是，社会文化的互动也是双向的，文明的核心和边缘的分布并不意味着中原地区丝毫不受边缘地区文化的影响。考古学发现，汉代的石刻艺术受到北方草原文化强烈的影响，霍去病墓前的石雕群就明显带有匈奴习俗的特征[9](P156-157)。此外，汉族人的牧马技术、音乐等也受到了匈奴草原文化和西域文化的影响。
四、结论
通过对单元、互动规模、互动模式、互动类型的考察，我们可以确信将两汉时期的东亚作为一个体系来研究是合理可行的，古代东亚的国际关系体系肇始于秦朝和匈奴的统一运动，形成于两汉时期。当时东亚不仅存在非常早熟的强大国家，互动规模在古代的世界中也是空前绝后的，互动的模式是高级而复杂的。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三个方面的综合互动，产生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国际体系。即使以比较苛刻的现代西方标准来看，这一点也是没有疑问的。因此，加强对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注释：
①1941年，费正清与邓嗣禹合作，在《哈佛亚洲学报》上发表“论清代的朝贡制度”；次年，他在前文的基础上修改、提炼，在《远东季刊》上发表了“朝贡贸易与中西关系”一文，进一步阐述了朝贡制度的理论。此后，他在《美国与中国》《中国：传统与变革》等著作中也将朝贡体系作为解释中国主要线索之一，多次重申其主张；在1968年他主编的“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一书中，对其朝贡体系的理论进行了总结性阐述。
②参见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参见黄枝连：《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④参见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⑤新现实主义认为，民族国家是国际体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新自由主义虽然强调其他角色（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的作用，但也承认民族国家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建构主义的分析单位也是以民族国家为主。
⑥布赞和利特尔认为还有社会技术是决定互动能力的因素，参见［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刘德斌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但笔者认为，社会技术通常是伴随着物质技术而发展的，如语言的发展，它更多的是依赖军事、政治互动而发展的。
⑦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华夏体系的相关论述，请参见叶自成：《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中国视野》，《外交评论》，2005年第6期。
⑧即使到清朝时期，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葛尔丹在与中央政权对抗的时候，就曾同回疆、西藏勾结。
⑨不同时期的具体数目不同。“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以西”，载《汉书·匈奴传》。
⑩主要是指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汉朝内部动乱而无暇北顾，当时的呼都而尸单于曾经试图恢复冒顿单于时期的荣光。
(11)参见黄枝连：《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2)这之后，匈奴人向汉朝投降的频率和规模都大幅度地增大；更为重要的是，此后，匈奴一直存在着亲汉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