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国内关于二战时期澳大利亚外交研究综述
赵昌/甘振军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5期
【原文出处】《东南亚纵横》(南宁)2008年.1期第79～82页
【作者简介】赵昌，甘振军，徐州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徐州 22100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澳大利亚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考虑，加入反法西斯国家阵营并担当西南太平洋地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力。我国关于二战时期的历史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长篇累牍，但由于澳洲地理位置偏僻，国际影响较小，有重要地位的澳大利亚外交却长期以来不为学术界重视。我国最早注意到此问题的是金仲华，他于1941年在《世界知识》上发表了《激变中的南太平洋一澳大利亚》①一文，文章注意到了澳大利亚的特殊重要性：地理上应该是一个东方国家，政治上却仍属于不列颠帝国的一部分。然由于诸多因素，此后40余年无人问津，直到20世界80年代后开始有学者关注这个问题。综观这20余年研究，呈现出分散性和初步性的特征。本文对这一时期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合论述，并作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一、关于澳大利亚与英国关系研究
澳大利亚是英联邦成员国，而且在二战之前，几乎只与英国进行官方联系。因此澳大利亚与英国关系最紧密，学术界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也较多。代表性文章有张建新、王冰的《太平洋战争时期澳大利亚对英关系的调整》②、曹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联邦的内部合作》③、张秋生的《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1940～1995》④、姜天明的《澳大利亚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澳大利亚外交与第二次世界大战》⑤等论著。姜天明是改革开放后研究澳大利亚外交的第一人，他的两篇文章都强调澳大利亚对英国严重的依附性：“虽已由英国的殖民地变成自治领，但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根本方针政策，仍是由英国来确定的”，同时也注意到二战给澳大利亚上述方面带来的巨大变化。在张建新的文章中，作者首先强调了澳英关系的特殊性：一是澳大利亚联邦在独立之初并未获得完整的国家主权，它实际上处于对英依附地位；二是澳英两国人民同种同族，同根同源，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认同英国文化，坚信澳洲是英国“海外延伸的一部分”，是“放错了位置的欧洲国家”；三是澳大利亚在经济上对英依附性很强，澳大利亚依赖英国资金、技术和移民开发本国经济，并向英国出口初级产品；四是澳大利亚在军事上几乎完全依赖英国保护，因此在外交上澳大利亚政府仅希望在英帝国外交决策过程中拥有“在关键时刻有建议权的位置”。张秋生教授在《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1940～1995》一书中认为澳大利亚长期存在“有独立主权之名而无独立外交之实”的主要原因有4点：(1)种族血缘关系的同根性和浓厚的忠诚意识构成了英澳关系的基础；(2)英澳之间在经济、安全和战略利益上的一致性；(3)澳大利亚所处的地理位置所形成的对“母国”的依附性；(四)澳大利亚人国家和主权观念的淡薄性。
但是，澳大利亚政府轻视外交和国防建设，一切托付给英国的做法，后果是相当危险的。在欧战爆发，英伦三岛遭灭顶之灾的危急关头，澳大利亚无法寻得英国的军事保护。张建新论述说：在1942～1943年，随着远东战争态势进一步恶化，特别是英国在新加坡的惨败，澳大利亚“英国保护”的幻想破灭。英澳“两国战略上的趋同性已越来越少，基于对各自利益的考虑所导致的战略分歧却越来越严重”。不久，英国确立缅甸为其战略重心，澳大利亚安全又一次被背离。
澳大利亚看到英国不再能保卫它的安全，于是转而寻求太平洋上距自己较近，又有实力的美国的保护。但这并不意味着英澳关系的终结或恶化。正如澳大利亚总理柯廷1941年12月27日指出：“我毫无保留地明确指出，澳大利亚指望着美国，但这对我们和联合王国的传统血缘关系丝毫也无损害。我们知道联合王国面临的问题，知道不断存在的侵略威胁，知道力量分散的危险。但我们也知道澳大利亚可能垮台而英国仍然可以坚持下去。因此，我们决心不让澳大利亚垮台，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来制定一个以美国为基石的计划，它将增强我国的信心，使我们能够坚持下去，直到战争的浪潮向敌人反扑过去”⑥，可见“澳美结盟是战时澳大利亚对外关系的基石，同时也是澳大利亚改善和亚洲关系，与之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重要条件”⑦。成启祯也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声明，它标志着澳大利亚与英国传统的特殊安全防务关系的终结，并由此逐步将其安全防务、政治和经济战略重心向美国及其亚太地区的国家转移”⑧。
总体来讲，学术界都已注意到澳英关系的特殊性，认为澳大利亚外交重心转向亚太与美国完全是国家利益衡量下的必然选择。在二次大战给澳英关系带来的巨大冲击上不存在分歧，澳英特殊关系是终结性的，但不意味着澳英关系的终结。
二、关于澳大利亚与美国关系的研究
澳大利亚与美国虽同为英国后裔，但战前并没有什么正式的联系。澳大利亚最终选择美国作为国家安全上依附的对象，澳美关系的裂变完全是因为法西斯国家的疯狂侵略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才实现的。汪诗明在《论二战期间澳美军事同盟关系的建立》⑨一文中认为日本在亚太地区疯狂的侵略态势迫使澳大利亚一方面吁请英国加强在这一地区的防务，另一方面，希望得到美国的安全保护承诺。“1938年末和1939年初，不断加深的世界安全危机导致澳大利亚考虑在海外建立全权外交使团，即使在因利益不同而意见相左致使英国不快的情况下，澳大利亚政府也准备采取重要步骤，建立与英联邦国家以外的直接外交关系”，“美国无疑是澳大利亚希望建立外交关系的友好国家”。不久两国建交。作者在评价澳美建交在澳大利亚外交史中的地位和意义时说：“澳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无疑是联邦成立后澳大利亚外交和防务政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式事件。它不仅表明澳英关系已发生一定的变化，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而且意味着澳大利亚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独立行为体。”
1941年4月，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澳大利亚更是把战略安全托付给美国。同年10月，柯廷政府上台执政，当即宣布“如果日本继续南进，澳大利亚就只能‘事实上’依赖于美国的援助”。1939年后，罗斯福政府对同盟国的政策开始有所变化，至日本偷袭珍珠港，宣布了美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破产。1942年日本登陆菲律宾使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面临崩溃状态，而此时“澳大利亚对日本扩张的担心、恐惧和防范成了美国可资利用的一种战略资源，而澳大利亚也趁势倒向美国一边。”澳美合作，澳大利亚最终成为太平洋上“最合适的作战基地”，日美多次围绕澳大利亚展开激烈争夺。张建新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澳大利亚对英关系的调整》一文中总结了二战期间美澳传统关系裂变的政治军事根源：首先，英国国际战略地位的动摇和战略力量的削弱，使其难以东西兼顾，而这同英国保护澳大利亚战略安全的一贯承诺是相悖的，这是澳英传统关系开始动摇的现实因素。其次，澳大利亚工党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民族主义防务政策，根本不同于前政府依赖英国的防务政策，这是影响澳英关系的政治根源。再次，1941年英美参谋会谈确定了“大西洋第一”的战略设想，这是造成澳英战略分歧的深层根源。
总之，正如张秋生教授所评述：“为了保证亚太战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澳大利亚对外交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将其外交政策的重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决定和美国结成同盟，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将澳大利亚建成美国的太平洋后方基地。”⑩这又构成了战后澳美结盟的基础，澳大利亚防务由“托付给英国”变为“托付给美国”。
三、关于澳大利亚与苏联关系研究
苏联也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一员，澳大利亚理所当然应与其发展外交关系。但目前国内学术界有关澳苏关系的论著却很少，且以汪诗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澳苏建交》⑾最为系统，文章主要论述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后“澳英传统的依附关系还无时不在影响甚至左右各自治领的内政或外交，澳大利亚人通过英国人的眼睛来认识世界政治的发展，仍依赖帝国的力量保卫其国家安全。”，“由于缺乏必要的外交信息、资料和外交人才，加之国际利益的有限性，澳大利亚外交始终处于一种低规格、低水平的层次。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20世纪30年代国际局势日益紧张，澳大利亚深感其受到潜在而严重的安全威胁，一再敦促英国关注远东防务。但英国越来越把防务重点放在欧洲。澳大利亚只好选择与日本有利益冲突的苏联作为合作对象。“接近苏联、威慑日本成为此时澳大利亚外交努力的方向”。二战爆发后，特别是德国进攻苏联后，苏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一员，澳大利亚与之关系日益密切，“至此，澳大利亚人从敌视苏联到利用它来保卫国家安全，反映了澳大利亚人对苏联看法的很大转变以及澳苏关系的微妙变化”。但澳苏建交的道路并不平坦，部分原因在于苏联的战略重心在欧洲，更重要的是英国的外交政策对澳大利亚的牵制作用。1942年2月中旬，日军攻占新加坡并袭击澳大利亚海岸，使澳大利亚对英国“保护神”彻底失望了。这终于促使澳苏两国于1942年10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文章最后总结了澳苏建交缓慢的原因：首先，澳英依附关系的束缚以及澳大利亚外交本身的稚嫩妨碍了澳苏之间的直接对话。其次，苏联反应较为被动或谨慎是事出有因。再次，日本是澳苏建交的重要因素，澳日关系的进展无疑影响澳苏关系的建立。最后，澳大利亚之所以在澳苏建交过程中走走停停，与其对客观形势判断过于主观或失准有关。笔者认为虽然英国构成了澳苏建交的不利因素，但两国建交也只是应急性的战略性选择，两国关系基础薄弱。在战后世界安全形势根本变化后，两国的表面友善也随着烟消云散，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根本分歧使澳大利亚毫不迟疑地加入了反苏反共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
四、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关系研究
澳大利亚在建国和早期发展中，长期推行以排斥亚洲有色人种移民为目的的“白澳政策”，以自己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为荣。但在反法西斯严峻的战争形势和澳大利亚本国地理位置的残酷现实下，澳大利亚开始把外交重心由大西洋转到太平洋，放弃了一直怀有的种族歧视心理，开始意识到亚太国家对其国家利益和安全的重要性。当代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迅速发展及我国外交的需求促使国内学者日益重视澳中关系与澳亚关系的研究。有关论著主要是张秋生教授的《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1940～1995》，侯敏跃的《中澳关系史》等。张秋生在论及二战对澳大利亚调整亚洲政策和改善澳亚关系的影响上认为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一是认识到与亚洲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重要性；二是认识到人力资源不论对保卫国家还是发展经济都是至关重要的，移民限制政策必须改变；三是促使澳大利亚打破地缘和文化隔阂，将外交关系重心转向亚太，进一步参与国际事务和亚太事务。侯敏跃教授认为从“七七事变”到1940年9月法西斯轴心同盟建立，澳大利亚推行的都是牺牲中国利益，绥靖日本的政策。但随时局转变，逐渐由逃避战争责任、促使英美与日本达成妥协，转向敦促美英支持中国抗战，争取备战时间上来。并认为中澳建立公使级外交关系，经历了3个时期：20世纪30年代的思考酝酿期；1940年1月至8月的交涉与拖延期；8月至次年5月的建交期⑿。
五、综合性研究
这里所谓综合性研究不仅指对澳大利亚外交史的专门研究，还指宏观上与澳大利亚相关的二战时期历史的研究。从第一层次概念上谈，虽然金仲华在1941年曾关注过澳洲，但学术上的专门研究还应是姜天明1985年发表的《澳大利亚外交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其先河，继之为侯敏跃的《澳大利亚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⒀。此外，汪诗明的《20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是近年来研究澳大利亚外交史的代表著作，其中第四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澳大利亚外交”分别以“二战爆发与澳英联合作战”、“太平洋战争与澳美携手抗日”、“澳苏建交威慑日本”以及“战争后期的自主外交”四个小节，较集中地讨论了二战期间澳大利亚与几个大国外交关系的发展变化过程⒁。就第二层次上说，国内有关二战的著述浩如烟海，仅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为题的著述就不少，但又往往集中在美、英、法、德、日等主要国家，忽略澳大利亚的外交及其历史性转变，因此本文不再罗列。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不难发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硬把澳大利亚推向了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大舞台。在此时期，澳大利亚的外交带有明显的应急性。它与亚太国家的关系还不深入，范围也很有限。但二次大战给了澳大利亚惨痛的历史教训，也使澳大利亚从睡梦中猛醒，澳大利亚必须注重本国的国家主权；必须认真面对自己处在亚太地区这个现实；必须把处理好与亚太国家关系作为保障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可以说，二战使澳大利亚人重新认识了自我。同时也不难看出，我国学术界关于二战时期澳大利亚外交史的研究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范围较窄。由于澳大利亚是英联邦成员国，又是资本主义阵营的一员，我们对它的外交史研究多集中在与英国和美国方面。但澳大利亚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步意识到自己身处亚太地区的现实，相继提出“面向亚洲”和“融入亚洲”的政策口号，而我们的研究似乎尚未跟上历史的发展，对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关系，特别是澳中关系、澳日关系、澳大利亚与东南亚国家关系还存在很大研究空间。
(二)研究有待深化。由于我国过去曾长期未与澳大利亚建立外交关系，对这个国家重视不够，研究不够深厚，况且我国长期把研究重点放在世界的两极，把精力放在了对美苏争霸的研究上，把澳洲研究边缘化了。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注意到澳大利亚研究，起步晚，层次低。
(三)对二战在澳大利亚外交史上的地位研究还不够。国内学者都意识到二战是澳大利亚外交史的转折点。但重视程度不够。二战时期澳大利亚的历史性转变与现当代该国的一系列国家政策息息相关，是我们准确把握其国家发展方向与国民性情的基石，二战对澳大利亚的国家体制机构建设、外交政策和行为有哪些具体和深层影响呢？笔者觉得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历史上极其重大的事件，深深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我们应从世界发展大势的角度深入研究澳大利亚外交和政策转变对亚太乃至世界历史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增强和国际地位提高，我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交往日益频繁，领域不断拓展，澳大利亚作为我国近邻，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资源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应加大对澳大利亚历史和澳大利亚对外关系史，尤其是中澳关系史的研究，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注释：
①《世界知识》1941年第13期。
②张建新、王冰：《太平洋战争时期澳大利亚对英关系的调整》，《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③曹非：《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联邦的内部合作》，《湖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④张秋生：《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1940～199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⑤《世界历史》1982年第2期、1985年第3期。
⑥⑦张秋生：《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1940～199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⑧成启祯：《澳大利亚战略重心转移及其问题》，《国际问题研究》1988年第4期。
⑨汪诗明：《论二战期间澳美军事同盟关系的建立》，《安徽史学》2005年第2期。
⑩张秋生：《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1940～199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l页。
⑾汪诗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澳苏建交》，《世界历史》2005年第4期。
⑿侯敏跃：《中澳关系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第82～93页。
⒀侯敏跃：《澳大利亚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历史教学问题》1989年第3期。
⒁汪诗明：《20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9～95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5期
【原文出处】《东南亚纵横》(南宁)2008年.1期第79～82页
【作者简介】赵昌，甘振军，徐州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徐州 221004)
一、关于澳大利亚与英国关系研究
澳大利亚是英联邦成员国，而且在二战之前，几乎只与英国进行官方联系。因此澳大利亚与英国关系最紧密，学术界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也较多。代表性文章有张建新、王冰的《太平洋战争时期澳大利亚对英关系的调整》②、曹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联邦的内部合作》③、张秋生的《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1940～1995》④、姜天明的《澳大利亚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澳大利亚外交与第二次世界大战》⑤等论著。姜天明是改革开放后研究澳大利亚外交的第一人，他的两篇文章都强调澳大利亚对英国严重的依附性：“虽已由英国的殖民地变成自治领，但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根本方针政策，仍是由英国来确定的”，同时也注意到二战给澳大利亚上述方面带来的巨大变化。在张建新的文章中，作者首先强调了澳英关系的特殊性：一是澳大利亚联邦在独立之初并未获得完整的国家主权，它实际上处于对英依附地位；二是澳英两国人民同种同族，同根同源，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认同英国文化，坚信澳洲是英国“海外延伸的一部分”，是“放错了位置的欧洲国家”；三是澳大利亚在经济上对英依附性很强，澳大利亚依赖英国资金、技术和移民开发本国经济，并向英国出口初级产品；四是澳大利亚在军事上几乎完全依赖英国保护，因此在外交上澳大利亚政府仅希望在英帝国外交决策过程中拥有“在关键时刻有建议权的位置”。张秋生教授在《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1940～1995》一书中认为澳大利亚长期存在“有独立主权之名而无独立外交之实”的主要原因有4点：(1)种族血缘关系的同根性和浓厚的忠诚意识构成了英澳关系的基础；(2)英澳之间在经济、安全和战略利益上的一致性；(3)澳大利亚所处的地理位置所形成的对“母国”的依附性；(四)澳大利亚人国家和主权观念的淡薄性。
但是，澳大利亚政府轻视外交和国防建设，一切托付给英国的做法，后果是相当危险的。在欧战爆发，英伦三岛遭灭顶之灾的危急关头，澳大利亚无法寻得英国的军事保护。张建新论述说：在1942～1943年，随着远东战争态势进一步恶化，特别是英国在新加坡的惨败，澳大利亚“英国保护”的幻想破灭。英澳“两国战略上的趋同性已越来越少，基于对各自利益的考虑所导致的战略分歧却越来越严重”。不久，英国确立缅甸为其战略重心，澳大利亚安全又一次被背离。
澳大利亚看到英国不再能保卫它的安全，于是转而寻求太平洋上距自己较近，又有实力的美国的保护。但这并不意味着英澳关系的终结或恶化。正如澳大利亚总理柯廷1941年12月27日指出：“我毫无保留地明确指出，澳大利亚指望着美国，但这对我们和联合王国的传统血缘关系丝毫也无损害。我们知道联合王国面临的问题，知道不断存在的侵略威胁，知道力量分散的危险。但我们也知道澳大利亚可能垮台而英国仍然可以坚持下去。因此，我们决心不让澳大利亚垮台，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来制定一个以美国为基石的计划，它将增强我国的信心，使我们能够坚持下去，直到战争的浪潮向敌人反扑过去”⑥，可见“澳美结盟是战时澳大利亚对外关系的基石，同时也是澳大利亚改善和亚洲关系，与之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重要条件”⑦。成启祯也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声明，它标志着澳大利亚与英国传统的特殊安全防务关系的终结，并由此逐步将其安全防务、政治和经济战略重心向美国及其亚太地区的国家转移”⑧。
总体来讲，学术界都已注意到澳英关系的特殊性，认为澳大利亚外交重心转向亚太与美国完全是国家利益衡量下的必然选择。在二次大战给澳英关系带来的巨大冲击上不存在分歧，澳英特殊关系是终结性的，但不意味着澳英关系的终结。
二、关于澳大利亚与美国关系的研究
澳大利亚与美国虽同为英国后裔，但战前并没有什么正式的联系。澳大利亚最终选择美国作为国家安全上依附的对象，澳美关系的裂变完全是因为法西斯国家的疯狂侵略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才实现的。汪诗明在《论二战期间澳美军事同盟关系的建立》⑨一文中认为日本在亚太地区疯狂的侵略态势迫使澳大利亚一方面吁请英国加强在这一地区的防务，另一方面，希望得到美国的安全保护承诺。“1938年末和1939年初，不断加深的世界安全危机导致澳大利亚考虑在海外建立全权外交使团，即使在因利益不同而意见相左致使英国不快的情况下，澳大利亚政府也准备采取重要步骤，建立与英联邦国家以外的直接外交关系”，“美国无疑是澳大利亚希望建立外交关系的友好国家”。不久两国建交。作者在评价澳美建交在澳大利亚外交史中的地位和意义时说：“澳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无疑是联邦成立后澳大利亚外交和防务政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式事件。它不仅表明澳英关系已发生一定的变化，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而且意味着澳大利亚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独立行为体。”
1941年4月，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澳大利亚更是把战略安全托付给美国。同年10月，柯廷政府上台执政，当即宣布“如果日本继续南进，澳大利亚就只能‘事实上’依赖于美国的援助”。1939年后，罗斯福政府对同盟国的政策开始有所变化，至日本偷袭珍珠港，宣布了美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破产。1942年日本登陆菲律宾使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面临崩溃状态，而此时“澳大利亚对日本扩张的担心、恐惧和防范成了美国可资利用的一种战略资源，而澳大利亚也趁势倒向美国一边。”澳美合作，澳大利亚最终成为太平洋上“最合适的作战基地”，日美多次围绕澳大利亚展开激烈争夺。张建新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澳大利亚对英关系的调整》一文中总结了二战期间美澳传统关系裂变的政治军事根源：首先，英国国际战略地位的动摇和战略力量的削弱，使其难以东西兼顾，而这同英国保护澳大利亚战略安全的一贯承诺是相悖的，这是澳英传统关系开始动摇的现实因素。其次，澳大利亚工党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民族主义防务政策，根本不同于前政府依赖英国的防务政策，这是影响澳英关系的政治根源。再次，1941年英美参谋会谈确定了“大西洋第一”的战略设想，这是造成澳英战略分歧的深层根源。
总之，正如张秋生教授所评述：“为了保证亚太战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澳大利亚对外交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将其外交政策的重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决定和美国结成同盟，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将澳大利亚建成美国的太平洋后方基地。”⑩这又构成了战后澳美结盟的基础，澳大利亚防务由“托付给英国”变为“托付给美国”。
三、关于澳大利亚与苏联关系研究
苏联也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一员，澳大利亚理所当然应与其发展外交关系。但目前国内学术界有关澳苏关系的论著却很少，且以汪诗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澳苏建交》⑾最为系统，文章主要论述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后“澳英传统的依附关系还无时不在影响甚至左右各自治领的内政或外交，澳大利亚人通过英国人的眼睛来认识世界政治的发展，仍依赖帝国的力量保卫其国家安全。”，“由于缺乏必要的外交信息、资料和外交人才，加之国际利益的有限性，澳大利亚外交始终处于一种低规格、低水平的层次。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20世纪30年代国际局势日益紧张，澳大利亚深感其受到潜在而严重的安全威胁，一再敦促英国关注远东防务。但英国越来越把防务重点放在欧洲。澳大利亚只好选择与日本有利益冲突的苏联作为合作对象。“接近苏联、威慑日本成为此时澳大利亚外交努力的方向”。二战爆发后，特别是德国进攻苏联后，苏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一员，澳大利亚与之关系日益密切，“至此，澳大利亚人从敌视苏联到利用它来保卫国家安全，反映了澳大利亚人对苏联看法的很大转变以及澳苏关系的微妙变化”。但澳苏建交的道路并不平坦，部分原因在于苏联的战略重心在欧洲，更重要的是英国的外交政策对澳大利亚的牵制作用。1942年2月中旬，日军攻占新加坡并袭击澳大利亚海岸，使澳大利亚对英国“保护神”彻底失望了。这终于促使澳苏两国于1942年10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文章最后总结了澳苏建交缓慢的原因：首先，澳英依附关系的束缚以及澳大利亚外交本身的稚嫩妨碍了澳苏之间的直接对话。其次，苏联反应较为被动或谨慎是事出有因。再次，日本是澳苏建交的重要因素，澳日关系的进展无疑影响澳苏关系的建立。最后，澳大利亚之所以在澳苏建交过程中走走停停，与其对客观形势判断过于主观或失准有关。笔者认为虽然英国构成了澳苏建交的不利因素，但两国建交也只是应急性的战略性选择，两国关系基础薄弱。在战后世界安全形势根本变化后，两国的表面友善也随着烟消云散，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根本分歧使澳大利亚毫不迟疑地加入了反苏反共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
四、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关系研究
澳大利亚在建国和早期发展中，长期推行以排斥亚洲有色人种移民为目的的“白澳政策”，以自己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为荣。但在反法西斯严峻的战争形势和澳大利亚本国地理位置的残酷现实下，澳大利亚开始把外交重心由大西洋转到太平洋，放弃了一直怀有的种族歧视心理，开始意识到亚太国家对其国家利益和安全的重要性。当代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迅速发展及我国外交的需求促使国内学者日益重视澳中关系与澳亚关系的研究。有关论著主要是张秋生教授的《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1940～1995》，侯敏跃的《中澳关系史》等。张秋生在论及二战对澳大利亚调整亚洲政策和改善澳亚关系的影响上认为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一是认识到与亚洲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重要性；二是认识到人力资源不论对保卫国家还是发展经济都是至关重要的，移民限制政策必须改变；三是促使澳大利亚打破地缘和文化隔阂，将外交关系重心转向亚太，进一步参与国际事务和亚太事务。侯敏跃教授认为从“七七事变”到1940年9月法西斯轴心同盟建立，澳大利亚推行的都是牺牲中国利益，绥靖日本的政策。但随时局转变，逐渐由逃避战争责任、促使英美与日本达成妥协，转向敦促美英支持中国抗战，争取备战时间上来。并认为中澳建立公使级外交关系，经历了3个时期：20世纪30年代的思考酝酿期；1940年1月至8月的交涉与拖延期；8月至次年5月的建交期⑿。
五、综合性研究
这里所谓综合性研究不仅指对澳大利亚外交史的专门研究，还指宏观上与澳大利亚相关的二战时期历史的研究。从第一层次概念上谈，虽然金仲华在1941年曾关注过澳洲，但学术上的专门研究还应是姜天明1985年发表的《澳大利亚外交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其先河，继之为侯敏跃的《澳大利亚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⒀。此外，汪诗明的《20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是近年来研究澳大利亚外交史的代表著作，其中第四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澳大利亚外交”分别以“二战爆发与澳英联合作战”、“太平洋战争与澳美携手抗日”、“澳苏建交威慑日本”以及“战争后期的自主外交”四个小节，较集中地讨论了二战期间澳大利亚与几个大国外交关系的发展变化过程⒁。就第二层次上说，国内有关二战的著述浩如烟海，仅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为题的著述就不少，但又往往集中在美、英、法、德、日等主要国家，忽略澳大利亚的外交及其历史性转变，因此本文不再罗列。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不难发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硬把澳大利亚推向了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大舞台。在此时期，澳大利亚的外交带有明显的应急性。它与亚太国家的关系还不深入，范围也很有限。但二次大战给了澳大利亚惨痛的历史教训，也使澳大利亚从睡梦中猛醒，澳大利亚必须注重本国的国家主权；必须认真面对自己处在亚太地区这个现实；必须把处理好与亚太国家关系作为保障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可以说，二战使澳大利亚人重新认识了自我。同时也不难看出，我国学术界关于二战时期澳大利亚外交史的研究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范围较窄。由于澳大利亚是英联邦成员国，又是资本主义阵营的一员，我们对它的外交史研究多集中在与英国和美国方面。但澳大利亚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步意识到自己身处亚太地区的现实，相继提出“面向亚洲”和“融入亚洲”的政策口号，而我们的研究似乎尚未跟上历史的发展，对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关系，特别是澳中关系、澳日关系、澳大利亚与东南亚国家关系还存在很大研究空间。
(二)研究有待深化。由于我国过去曾长期未与澳大利亚建立外交关系，对这个国家重视不够，研究不够深厚，况且我国长期把研究重点放在世界的两极，把精力放在了对美苏争霸的研究上，把澳洲研究边缘化了。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注意到澳大利亚研究，起步晚，层次低。
(三)对二战在澳大利亚外交史上的地位研究还不够。国内学者都意识到二战是澳大利亚外交史的转折点。但重视程度不够。二战时期澳大利亚的历史性转变与现当代该国的一系列国家政策息息相关，是我们准确把握其国家发展方向与国民性情的基石，二战对澳大利亚的国家体制机构建设、外交政策和行为有哪些具体和深层影响呢？笔者觉得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历史上极其重大的事件，深深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我们应从世界发展大势的角度深入研究澳大利亚外交和政策转变对亚太乃至世界历史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增强和国际地位提高，我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交往日益频繁，领域不断拓展，澳大利亚作为我国近邻，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资源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应加大对澳大利亚历史和澳大利亚对外关系史，尤其是中澳关系史的研究，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注释：
①《世界知识》1941年第13期。
②张建新、王冰：《太平洋战争时期澳大利亚对英关系的调整》，《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③曹非：《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联邦的内部合作》，《湖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④张秋生：《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1940～199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⑤《世界历史》1982年第2期、1985年第3期。
⑥⑦张秋生：《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1940～199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⑧成启祯：《澳大利亚战略重心转移及其问题》，《国际问题研究》1988年第4期。
⑨汪诗明：《论二战期间澳美军事同盟关系的建立》，《安徽史学》2005年第2期。
⑩张秋生：《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1940～199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l页。
⑾汪诗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澳苏建交》，《世界历史》2005年第4期。
⑿侯敏跃：《中澳关系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第82～93页。
⒀侯敏跃：《澳大利亚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历史教学问题》1989年第3期。
⒁汪诗明：《20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9～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