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对明治维新的贡献
——纠正历史教科书的一个错误
祝曙光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5期
【原文出处】《探索与争鸣》(沪)2008年2期第49～52页
【作者简介】祝曙光，苏州科技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主任、教授。（苏州 215009）
【关 键 词】日本/德川幕府/德川庆喜/天皇/武士/开国
德川庆喜（1837-1913年）是日本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的第十五代将军，也是最后一位将军。由于倒幕派推翻了德川幕府，建立了以天皇为首的明治政府，开始了卓有成效的明治维新，使日本从封建社会步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由此，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德川庆喜是阻碍明治维新的顽固派，只有打倒德川庆喜，由天皇亲政，日本才能走上近代化之路。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也总是把德川庆喜作为反面对象，直到今天仍然如此。长期以来我们形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式，即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然跑掉。但是，我们有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明治维新进展顺利，几乎没有遇到大的阻力？日本社会的转型为何没有引发大的社会动荡？这主要归功于德川庆喜识大体、顾大局，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而不是将一己名利和一家私利置于民族和国家之上。由于德川庆喜没有与天皇进行殊死搏斗的想法和行动，所以日本新旧政权的交替基本上是和平进行的。
一
1853年6月3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4艘蒸汽动力军舰闯入江户湾（今东京湾）浦贺，要求日本开港通商。幕府清楚地意识到已延续了230年之久的锁国政策必须加以改变，所以不顾攘夷派反对，毅然开国，通过输入西方近代科技文化和政治、经济制度，谋求国家的繁荣富强。其实在佩里扣关前后，幕府为了应付西方的挑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1844年阿部正弘担任首席老中后，他利用将军对他的信任，坚决更换不称职和观念守旧的官员，提拔开明派官僚，建立了日本第一个综合研习洋学的机构——蕃书调所，该所自开办以来极其兴盛，出席开所典礼的学员就有191人，他们是从上千人的报名者中选拔出来的；设立海军讲习所，讲习内容包括荷兰语、航海术、造船学、炮术、测量术、数学、机械学、地理等，培养了一大批西式海军人才，奠定了日本建立近代海军的基础；创办西式医院，等等。[1]但是开国以后，日本经济和社会经历着剧烈的变动，一些地区凭借开国的良机，经济迅速发展，如沿海港口城市；一些地区受到严重掠夺，特别是农村地区；同样一些人由于开国而大发横财，如一些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商人，而另一些人则由于开国而日趋贫困，如下级武士和农民。由此围绕开国与锁国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统治阶层内部发生了分裂。
开国初期日本呈现出两股社会政治思潮的对立，即锁国攘夷和保幕开国。以孝明天皇（1846年即位，在位21年）为首，朝廷基本上主张攘夷。孝明天皇听说佩里率军舰来日本时，第一反应就是前往7个神社和7个寺院祈祷：“希迅速攘除夷类，切莫秧及国体。”很显然攘夷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而且日本也没有攘夷和继续实行锁国的能力。一旦日本拒绝开国，必将与西方列强发生战争，结局自然与中国一样，造成更大的损失。攘夷论者也逐渐认识到锁国攘夷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利用开国后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向幕府发难，大唱高调，乘机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在民族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机，德川幕府采取了非常明智的政策，即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为攘夷的高调所动摇，同时提倡公（朝廷）武（幕府）合体运动，举过一致，共同对外。1862年第14代将军德川家茂娶了孝明天皇的同父异母妹和宫，实现了朝廷和幕府以姻缘为纽带结合为一体的目标。但是西南强藩却利用公武合体运动为自己谋取私利。西南强藩作为另一种“武”，和朝廷（公）联合起来，力图借公武合体运动掌握中央政权。而一直被冻结于政治圈外的朝廷，则想借公武合体运动在政治上活化。“于是，留恋昔日的王政和梦想再掌政权的公卿，和欲以敕命的权威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幕阁（或欲使幕阁陷入困境）的反幕阁派，通过阴谋和贿赂结合起来，使京都成了尊王攘夷运动的策源地。”[2]所以由幕府和西南强藩各自进行的公武合体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权力之争，但是他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即一旦牢固掌握了中央政权，便进行彻底的改革，德川庆喜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当上了将军。
德川庆喜是水户藩主德川齐昭第7子，1847年入继一桥家后，改名一桥庆喜。一桥家为江户时代三卿之一（即从德川家分出的田安、一桥和清水三家，当将军无嗣时可以继承）。因第13代将军德川家定病弱无子，故围绕将军继嗣问题，统治阶层内部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形成了两派。改革派根据英明、声望和年长三原则，推选一桥庆喜；而以大老（江户时代幕府有时在老中之上设大老一人）井伊直弼为首的保守派却拥立年仅8岁的纪州藩主德川庆福。将军家定也讨厌庆喜，因为家定的父亲、第12代将军家庆非常喜欢庆喜，认为庆喜可以担当大任。所以家定暗中把庆喜作为要取代自己的竞争对象。家定夫人也担心，如果庆喜当了将军，就会把水户那种简朴节约的风气带进将军府邸，自己就再也不能过奢侈腐化的生活了。而井伊直弼是一个权力欲望很重的人，担心一旦庆喜当了将军，自己再也不能把持朝政了。所以他宁愿选择不明事理的德川庆福，而不赞成英明果断的庆喜为将军继承人，鼓吹：“天下之和平，在于大将军家之威德，而不在于贤与愚。此实我国之风气，而与外国不同者也。然今舍血统相近之人而另有发现，则近似外国作法，而非尊重正统之我国风气。”[3]1858年6月25日，幕府公布了家茂（庆福改名）为将军继嗣的决定，并且对庆喜及其拥立者进行行政处分。8月14日，将军家定病逝。然而井伊直弼却秘不发丧，直到9月14日，即相隔一个月才宣布将军的死讯。井伊直弼为了满足个人权力欲望而置国家利益不顾的做法引起了改革派武士的强烈不满，直接引发了1860年3月3日井伊直弼被杀的樱田门事变。
家茂根本承受不了内忧外患的压力，于1866年7月20日病逝，德川庆喜终于被推举为将军。当时局势已经非常危急，各种矛盾交织。由于开国，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主张废约攘夷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各派政治势力都在考虑如何对民族主义加以政治运用，这样攘外与安内就密切纠缠在一起了。德川庆喜有两种选择，一是迎合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大唱废约攘夷的高调，以此来笼络人心，确立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但后果是推迟了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并有可能激化日本与西方列强的矛盾；二是遵守已经签订的各种条约，继续开国，融入世界现代化潮流之中，但要承受继续开国所引起的各种难以预料的后果，特别是“卖国”的恶名。德川庆喜选择了后者，他认为废约攘夷决不可行，否则将导致更大的民族灾难，日本不应孤立于世界，而应堂堂正正开国。早在4年前，德川庆喜就提出了自己的开国主张：“今日世界各国基于天地间之道理而相互友好交往，并非惟独日本应受锁国之旧制”，尽管幕府所订条约是“慑于美夷（美国）之虚声恫吓”的“不正当”条约，然而条约具有国际条约的性质，外国人“则以为既属政府之间已相互交换之条约，故决不应谓不正当。即使由我进行谈判，彼将不予应允，乃十分明显。又有议论谓应树立决战之思想准备，彼若不应允与我谈判，而挑起战争，亦可谓彼曲我直。但彼既不视为不正当之条约，则反将以破坏条约者为曲，而以坚守条约者为直。若果如此，则如谚语所说之抬死杠，两者之曲直遂无定准。故由此事而开战，天下后世将谓之何？即使我方战胜对方，亦不足为名誉，更何况我方战败乎？”[4]当时的著名思想家横井小楠听到德川庆喜的开国论后，为庆喜的“卓识与果断”所震惊，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据说横井小楠原来以为庆喜太年轻（25岁），挑不起开国的担子。但当他听到庆喜的开国论后，便认为自己的见识所不及。当时有人颇为庆喜担心，认为庆喜向热衷于攘夷的朝廷宣传开国论是非常危险的，“原来攘夷一事乃征夷府（幕府）当然之职责，若不接受（攘夷的敕命），将出现攘将军之议论亦未可测”。所谓攘将军就是攘除将军或打倒幕府之意。[5]许多幕府官吏出于维护幕府统治的需要，希望庆喜唱唱高调，尊奉攘夷敕命，作为“暂使人心镇静之策”。
二
当朝廷、西南强藩与幕府的权力之争越来越激烈，引发社会秩序动荡不安时，庆喜毅然决然奉还大政，结束朝廷与幕府的权力之争，以便一致对外。1867年11月9日，庆喜向朝廷提出大政奉还上表，说“当今与外国之交往日盛，如朝权不出于一途，则纲纪难立。”英国公使帕克斯非常赞赏庆喜奉还大政的行动：“看来现在日本人要用和平方式完成国家宪制的大改革——可以说是完全改变国家组织的革命。如果改革成功，则必将受到日本人的高度赞扬。大君（指将军或幕府）以牺牲权力作出了很好的表率。诸大名也应效仿他的榜样。这样一来，就有望产生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管辖日本全国”[6]。明治维新元勋、担任过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对庆喜这么爽快地将270年来的政权拱手相让感到不可思议。多少年后在皇族举行的一次国宴上，召伊藤博文和德川庆喜为陪客。宴会结束后，伊藤博文和德川庆喜坐在一起闲聊。伊藤博文突然问德川庆喜：“总想什么时候有了会面的机会便要问的，却一直到今日都不曾有过这样的机会。今晚恰好是难得的机会，所以要请问，当年您将大政奉还，令人感到突然。决定这样的大事，要算是非常坚决的态度了，可是，当时在公左右建议那样果断的处置的，究竟是什么人呢？”德川庆喜平静地回答道：“我不曾借什么人的智慧，确是根据自己的信念而果断决定。我过去经常受到亡父烈公的教导。幼年时，父亲曾经谆谆地教育我以皇室的尊严、国家大体为重，在我到西丸之后，父亲每当出门的时候，一定会用这种话教诲我。我在大政奉还之前，曾独自一个人仔细思考了一番，觉得此时实行父亲以前所训诫的事情正是时候，所以不曾和任何人商量，便果断实行了这一举措。这既不是他人的智慧，也不是自己的力量，总之不过都是照父亲的教训实行罢了。”[7]听了这番回答，伊藤博文更加惊叹德川庆喜的远见卓识。
其实，奉还大政并不是德川庆喜的心血来潮或权宜之计，而是出于对国家、民族前途的考虑。当德川家茂病逝、老中板仓胜静请求德川庆喜继任将军之职时，德川庆喜就明确表示：“时势如今日，不复须袭将军职。德川家宜将政权奉还天朝。万乘天子亲裁万机。举国同心，以救时艰，始可免覆灭。”[8]有人认为德川庆喜主动奉还大政是由于性格软弱、能力欠缺。其实不然。当时的倒幕派领袖都承认德川庆喜性格刚毅，富有才干。如著名倒幕派领袖岩仓具视在其书信中写道：“观今将军庆喜之举止，可谓果断、勇敢，且志望不小，乃一决不可轻视之劲敌。”被视为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也说：“今，关东政令一新，兵马之制亦颇可观，一桥之胆略决不可侮。若今失去挽回朝政之机，使幕府先发制人，则实如家康之再生。”[9]
倒幕派并不以德川庆喜奉还大政为满足，非要赶尽杀绝，彻底清除幕府的政治影响力。倒幕派领袖西乡隆盛制造了挑逗幕府而发生武力冲突的机会。他指使临时聚集在江户萨摩藩邸的浪人在江户城内和关东各地大搞打、砸、抢，进行骚扰，并在江户城内开炮，以此激怒幕府，挑起保幕派和倒幕派的矛盾。倒幕派的这种卑劣行径引起了保幕派的极大愤怒，要求清君侧。德川庆喜无法安抚手下，只好上奏讨萨表，要求引渡肇事者。朝廷知道事件是由倒幕派挑起的，主张息事宁人，而萨摩和长州两藩的闹事者和一些公卿则要求与幕府开战。老中板仓胜静等人面见正在患病的德川庆喜，“言进兵之不可避”。德川庆喜从枕边取出《孙子兵法》，“谕以其无胜算之理”，竭力阻止出兵。[10]但是庆喜的劝阻没有奏效。结果萨长军凭借先进的战术和洋式装备以及周密的部署取得了鸟羽、伏见战役的胜利。鸟羽、伏见战役的规模并不大，幕府军完全具备再战的实力。但鸟羽、伏见之战的失利更坚定了德川庆喜退出政坛的决心，拒绝了法国公使继续与倒幕派斗争的劝说。他在回忆录中说：法国公使罗歇“十分热心地劝告说：‘这样拱手受敌之制裁，未免令人遗憾，也对不起您的祖先。我们法国愿助一臂之力，故请一定要设法图新，恢复旧制。’我坚定地回答说：‘多谢好意，但日本的国体不同于他国，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能向天子张弓。这似对不起祖先，但我死也不能反抗天于。”[11]德川庆喜对属下要求借助外援继续与倒幕军抗衡的请求予以驳斥：“若持外援而立威信于国中，将有何益？伸于中屈于外，反吾之本意。”鸟羽、伏见战役发生在1868年1月初，而倒幕军开进江户城则在1868年4月21日，其间有3个月，江户处于无政府状态，但社会秩序井然有序，“外国人反惊异其秩序之不乱”。德川庆喜退回江户以后隐居在上野宽永寺，委托陆军总裁胜海州全权处理政务。胜海州与倒幕军首领西乡隆盛达成妥协，倒幕军“无血入城”，和平接受江户。著名政治家、曾两次任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指出：“幕府由天朝委任执大权，统制全国诸藩270年，至是大事决于谈笑之间，不见流血而使都城归于朝廷。”“政机之大革新不经半年而成，幕府退谢，皇政复古，是为历史之异彩。如是者虽因天朝之威望，然前将军……持大节，而坚忍成其志者与有力焉。”“凡国家隆兴者，必上下同心”，“明治中兴，东洋开立宪政治之新生面，虽曰舆论之趋向，然前将军至诚，收闭其封建政治……实启其基址。”[12]若干年后德川庆喜回顾当时的情形时，不无感慨地说：1862年我任将军的后见职时，松平庆永任政事总裁，“共图幕政之改革”。任将军后更是励精图治，并以会见外交使团的行动显示进一步开放的姿态。
1867年3月11日和12日，德川庆喜在大阪会见法国公使罗歇，“就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和经济等全部国政进行了咨询”。罗歇“就削弱各藩权力和强化中央集权制，建立官僚机构，整顿常备军，重整财政，改革税制等等提出了详细的建议。”当时法国产业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罗歇认为，近代国家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必须以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成立为前提条件，即首先推行经济体制的近代化，坚持对外开放。“这些意见对德川庆喜发生了强烈的影响”德川庆喜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足以使反幕势力为之震惊”[13]。但在改革过程中，德川庆喜也意识到“幕政之弊已入骨髓，欲竭力匡救而不能及，大势渐去不复挽，既而有奉还大政之事，此举固吾夙志。然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坐误事机终致骚扰，不能无遗憾焉。”[14]
由此可见，德川庆喜是一位洞悉历史的智者，清楚历史已无意于幕府，故顺应历史主动交权。当倒幕派要采取卑劣手段处死主动交出政权的德川庆喜时，各国舆论大哗，认为处死德川庆喜有失风度。英国公使帕克斯警告西乡隆盛：“如你们想苛刻处分庆喜及其一派，特别是要进行人身惩罚，那将使欧洲各国的舆论大哗，有损新政府的名声。”[15]结果倒幕派将德川庆喜幽禁于水户，1869年移居于静冈，“与世相忘，以太平之一闲民，而乐余命，是吾之望耳。自是以琴棋、书画、风月、鱼樵为友，优游送岁月”（德川庆喜语）[16]。德川庆喜在31岁时交出政权，以76岁高龄辞世，他目睹了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成为非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完成近代化的国家。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5期
【原文出处】《探索与争鸣》(沪)2008年2期第49～52页
【作者简介】祝曙光，苏州科技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主任、教授。（苏州 215009）
| 【内容提要】 | 明治维新使日本从封建社会步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末代将军德川庆喜识大体、顾大局，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没有与天皇进行殊死搏斗的想法和行动，所以日本社会的转型没有引发大的社会动荡，新旧政权的交替基本上是和平进行的。 |
一
1853年6月3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4艘蒸汽动力军舰闯入江户湾（今东京湾）浦贺，要求日本开港通商。幕府清楚地意识到已延续了230年之久的锁国政策必须加以改变，所以不顾攘夷派反对，毅然开国，通过输入西方近代科技文化和政治、经济制度，谋求国家的繁荣富强。其实在佩里扣关前后，幕府为了应付西方的挑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1844年阿部正弘担任首席老中后，他利用将军对他的信任，坚决更换不称职和观念守旧的官员，提拔开明派官僚，建立了日本第一个综合研习洋学的机构——蕃书调所，该所自开办以来极其兴盛，出席开所典礼的学员就有191人，他们是从上千人的报名者中选拔出来的；设立海军讲习所，讲习内容包括荷兰语、航海术、造船学、炮术、测量术、数学、机械学、地理等，培养了一大批西式海军人才，奠定了日本建立近代海军的基础；创办西式医院，等等。[1]但是开国以后，日本经济和社会经历着剧烈的变动，一些地区凭借开国的良机，经济迅速发展，如沿海港口城市；一些地区受到严重掠夺，特别是农村地区；同样一些人由于开国而大发横财，如一些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商人，而另一些人则由于开国而日趋贫困，如下级武士和农民。由此围绕开国与锁国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统治阶层内部发生了分裂。
开国初期日本呈现出两股社会政治思潮的对立，即锁国攘夷和保幕开国。以孝明天皇（1846年即位，在位21年）为首，朝廷基本上主张攘夷。孝明天皇听说佩里率军舰来日本时，第一反应就是前往7个神社和7个寺院祈祷：“希迅速攘除夷类，切莫秧及国体。”很显然攘夷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而且日本也没有攘夷和继续实行锁国的能力。一旦日本拒绝开国，必将与西方列强发生战争，结局自然与中国一样，造成更大的损失。攘夷论者也逐渐认识到锁国攘夷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利用开国后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向幕府发难，大唱高调，乘机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在民族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机，德川幕府采取了非常明智的政策，即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为攘夷的高调所动摇，同时提倡公（朝廷）武（幕府）合体运动，举过一致，共同对外。1862年第14代将军德川家茂娶了孝明天皇的同父异母妹和宫，实现了朝廷和幕府以姻缘为纽带结合为一体的目标。但是西南强藩却利用公武合体运动为自己谋取私利。西南强藩作为另一种“武”，和朝廷（公）联合起来，力图借公武合体运动掌握中央政权。而一直被冻结于政治圈外的朝廷，则想借公武合体运动在政治上活化。“于是，留恋昔日的王政和梦想再掌政权的公卿，和欲以敕命的权威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幕阁（或欲使幕阁陷入困境）的反幕阁派，通过阴谋和贿赂结合起来，使京都成了尊王攘夷运动的策源地。”[2]所以由幕府和西南强藩各自进行的公武合体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权力之争，但是他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即一旦牢固掌握了中央政权，便进行彻底的改革，德川庆喜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当上了将军。
德川庆喜是水户藩主德川齐昭第7子，1847年入继一桥家后，改名一桥庆喜。一桥家为江户时代三卿之一（即从德川家分出的田安、一桥和清水三家，当将军无嗣时可以继承）。因第13代将军德川家定病弱无子，故围绕将军继嗣问题，统治阶层内部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形成了两派。改革派根据英明、声望和年长三原则，推选一桥庆喜；而以大老（江户时代幕府有时在老中之上设大老一人）井伊直弼为首的保守派却拥立年仅8岁的纪州藩主德川庆福。将军家定也讨厌庆喜，因为家定的父亲、第12代将军家庆非常喜欢庆喜，认为庆喜可以担当大任。所以家定暗中把庆喜作为要取代自己的竞争对象。家定夫人也担心，如果庆喜当了将军，就会把水户那种简朴节约的风气带进将军府邸，自己就再也不能过奢侈腐化的生活了。而井伊直弼是一个权力欲望很重的人，担心一旦庆喜当了将军，自己再也不能把持朝政了。所以他宁愿选择不明事理的德川庆福，而不赞成英明果断的庆喜为将军继承人，鼓吹：“天下之和平，在于大将军家之威德，而不在于贤与愚。此实我国之风气，而与外国不同者也。然今舍血统相近之人而另有发现，则近似外国作法，而非尊重正统之我国风气。”[3]1858年6月25日，幕府公布了家茂（庆福改名）为将军继嗣的决定，并且对庆喜及其拥立者进行行政处分。8月14日，将军家定病逝。然而井伊直弼却秘不发丧，直到9月14日，即相隔一个月才宣布将军的死讯。井伊直弼为了满足个人权力欲望而置国家利益不顾的做法引起了改革派武士的强烈不满，直接引发了1860年3月3日井伊直弼被杀的樱田门事变。
家茂根本承受不了内忧外患的压力，于1866年7月20日病逝，德川庆喜终于被推举为将军。当时局势已经非常危急，各种矛盾交织。由于开国，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主张废约攘夷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各派政治势力都在考虑如何对民族主义加以政治运用，这样攘外与安内就密切纠缠在一起了。德川庆喜有两种选择，一是迎合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大唱废约攘夷的高调，以此来笼络人心，确立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但后果是推迟了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并有可能激化日本与西方列强的矛盾；二是遵守已经签订的各种条约，继续开国，融入世界现代化潮流之中，但要承受继续开国所引起的各种难以预料的后果，特别是“卖国”的恶名。德川庆喜选择了后者，他认为废约攘夷决不可行，否则将导致更大的民族灾难，日本不应孤立于世界，而应堂堂正正开国。早在4年前，德川庆喜就提出了自己的开国主张：“今日世界各国基于天地间之道理而相互友好交往，并非惟独日本应受锁国之旧制”，尽管幕府所订条约是“慑于美夷（美国）之虚声恫吓”的“不正当”条约，然而条约具有国际条约的性质，外国人“则以为既属政府之间已相互交换之条约，故决不应谓不正当。即使由我进行谈判，彼将不予应允，乃十分明显。又有议论谓应树立决战之思想准备，彼若不应允与我谈判，而挑起战争，亦可谓彼曲我直。但彼既不视为不正当之条约，则反将以破坏条约者为曲，而以坚守条约者为直。若果如此，则如谚语所说之抬死杠，两者之曲直遂无定准。故由此事而开战，天下后世将谓之何？即使我方战胜对方，亦不足为名誉，更何况我方战败乎？”[4]当时的著名思想家横井小楠听到德川庆喜的开国论后，为庆喜的“卓识与果断”所震惊，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据说横井小楠原来以为庆喜太年轻（25岁），挑不起开国的担子。但当他听到庆喜的开国论后，便认为自己的见识所不及。当时有人颇为庆喜担心，认为庆喜向热衷于攘夷的朝廷宣传开国论是非常危险的，“原来攘夷一事乃征夷府（幕府）当然之职责，若不接受（攘夷的敕命），将出现攘将军之议论亦未可测”。所谓攘将军就是攘除将军或打倒幕府之意。[5]许多幕府官吏出于维护幕府统治的需要，希望庆喜唱唱高调，尊奉攘夷敕命，作为“暂使人心镇静之策”。
二
当朝廷、西南强藩与幕府的权力之争越来越激烈，引发社会秩序动荡不安时，庆喜毅然决然奉还大政，结束朝廷与幕府的权力之争，以便一致对外。1867年11月9日，庆喜向朝廷提出大政奉还上表，说“当今与外国之交往日盛，如朝权不出于一途，则纲纪难立。”英国公使帕克斯非常赞赏庆喜奉还大政的行动：“看来现在日本人要用和平方式完成国家宪制的大改革——可以说是完全改变国家组织的革命。如果改革成功，则必将受到日本人的高度赞扬。大君（指将军或幕府）以牺牲权力作出了很好的表率。诸大名也应效仿他的榜样。这样一来，就有望产生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管辖日本全国”[6]。明治维新元勋、担任过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对庆喜这么爽快地将270年来的政权拱手相让感到不可思议。多少年后在皇族举行的一次国宴上，召伊藤博文和德川庆喜为陪客。宴会结束后，伊藤博文和德川庆喜坐在一起闲聊。伊藤博文突然问德川庆喜：“总想什么时候有了会面的机会便要问的，却一直到今日都不曾有过这样的机会。今晚恰好是难得的机会，所以要请问，当年您将大政奉还，令人感到突然。决定这样的大事，要算是非常坚决的态度了，可是，当时在公左右建议那样果断的处置的，究竟是什么人呢？”德川庆喜平静地回答道：“我不曾借什么人的智慧，确是根据自己的信念而果断决定。我过去经常受到亡父烈公的教导。幼年时，父亲曾经谆谆地教育我以皇室的尊严、国家大体为重，在我到西丸之后，父亲每当出门的时候，一定会用这种话教诲我。我在大政奉还之前，曾独自一个人仔细思考了一番，觉得此时实行父亲以前所训诫的事情正是时候，所以不曾和任何人商量，便果断实行了这一举措。这既不是他人的智慧，也不是自己的力量，总之不过都是照父亲的教训实行罢了。”[7]听了这番回答，伊藤博文更加惊叹德川庆喜的远见卓识。
其实，奉还大政并不是德川庆喜的心血来潮或权宜之计，而是出于对国家、民族前途的考虑。当德川家茂病逝、老中板仓胜静请求德川庆喜继任将军之职时，德川庆喜就明确表示：“时势如今日，不复须袭将军职。德川家宜将政权奉还天朝。万乘天子亲裁万机。举国同心，以救时艰，始可免覆灭。”[8]有人认为德川庆喜主动奉还大政是由于性格软弱、能力欠缺。其实不然。当时的倒幕派领袖都承认德川庆喜性格刚毅，富有才干。如著名倒幕派领袖岩仓具视在其书信中写道：“观今将军庆喜之举止，可谓果断、勇敢，且志望不小，乃一决不可轻视之劲敌。”被视为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也说：“今，关东政令一新，兵马之制亦颇可观，一桥之胆略决不可侮。若今失去挽回朝政之机，使幕府先发制人，则实如家康之再生。”[9]
倒幕派并不以德川庆喜奉还大政为满足，非要赶尽杀绝，彻底清除幕府的政治影响力。倒幕派领袖西乡隆盛制造了挑逗幕府而发生武力冲突的机会。他指使临时聚集在江户萨摩藩邸的浪人在江户城内和关东各地大搞打、砸、抢，进行骚扰，并在江户城内开炮，以此激怒幕府，挑起保幕派和倒幕派的矛盾。倒幕派的这种卑劣行径引起了保幕派的极大愤怒，要求清君侧。德川庆喜无法安抚手下，只好上奏讨萨表，要求引渡肇事者。朝廷知道事件是由倒幕派挑起的，主张息事宁人，而萨摩和长州两藩的闹事者和一些公卿则要求与幕府开战。老中板仓胜静等人面见正在患病的德川庆喜，“言进兵之不可避”。德川庆喜从枕边取出《孙子兵法》，“谕以其无胜算之理”，竭力阻止出兵。[10]但是庆喜的劝阻没有奏效。结果萨长军凭借先进的战术和洋式装备以及周密的部署取得了鸟羽、伏见战役的胜利。鸟羽、伏见战役的规模并不大，幕府军完全具备再战的实力。但鸟羽、伏见之战的失利更坚定了德川庆喜退出政坛的决心，拒绝了法国公使继续与倒幕派斗争的劝说。他在回忆录中说：法国公使罗歇“十分热心地劝告说：‘这样拱手受敌之制裁，未免令人遗憾，也对不起您的祖先。我们法国愿助一臂之力，故请一定要设法图新，恢复旧制。’我坚定地回答说：‘多谢好意，但日本的国体不同于他国，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能向天子张弓。这似对不起祖先，但我死也不能反抗天于。”[11]德川庆喜对属下要求借助外援继续与倒幕军抗衡的请求予以驳斥：“若持外援而立威信于国中，将有何益？伸于中屈于外，反吾之本意。”鸟羽、伏见战役发生在1868年1月初，而倒幕军开进江户城则在1868年4月21日，其间有3个月，江户处于无政府状态，但社会秩序井然有序，“外国人反惊异其秩序之不乱”。德川庆喜退回江户以后隐居在上野宽永寺，委托陆军总裁胜海州全权处理政务。胜海州与倒幕军首领西乡隆盛达成妥协，倒幕军“无血入城”，和平接受江户。著名政治家、曾两次任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指出：“幕府由天朝委任执大权，统制全国诸藩270年，至是大事决于谈笑之间，不见流血而使都城归于朝廷。”“政机之大革新不经半年而成，幕府退谢，皇政复古，是为历史之异彩。如是者虽因天朝之威望，然前将军……持大节，而坚忍成其志者与有力焉。”“凡国家隆兴者，必上下同心”，“明治中兴，东洋开立宪政治之新生面，虽曰舆论之趋向，然前将军至诚，收闭其封建政治……实启其基址。”[12]若干年后德川庆喜回顾当时的情形时，不无感慨地说：1862年我任将军的后见职时，松平庆永任政事总裁，“共图幕政之改革”。任将军后更是励精图治，并以会见外交使团的行动显示进一步开放的姿态。
1867年3月11日和12日，德川庆喜在大阪会见法国公使罗歇，“就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和经济等全部国政进行了咨询”。罗歇“就削弱各藩权力和强化中央集权制，建立官僚机构，整顿常备军，重整财政，改革税制等等提出了详细的建议。”当时法国产业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罗歇认为，近代国家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必须以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成立为前提条件，即首先推行经济体制的近代化，坚持对外开放。“这些意见对德川庆喜发生了强烈的影响”德川庆喜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足以使反幕势力为之震惊”[13]。但在改革过程中，德川庆喜也意识到“幕政之弊已入骨髓，欲竭力匡救而不能及，大势渐去不复挽，既而有奉还大政之事，此举固吾夙志。然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坐误事机终致骚扰，不能无遗憾焉。”[14]
由此可见，德川庆喜是一位洞悉历史的智者，清楚历史已无意于幕府，故顺应历史主动交权。当倒幕派要采取卑劣手段处死主动交出政权的德川庆喜时，各国舆论大哗，认为处死德川庆喜有失风度。英国公使帕克斯警告西乡隆盛：“如你们想苛刻处分庆喜及其一派，特别是要进行人身惩罚，那将使欧洲各国的舆论大哗，有损新政府的名声。”[15]结果倒幕派将德川庆喜幽禁于水户，1869年移居于静冈，“与世相忘，以太平之一闲民，而乐余命，是吾之望耳。自是以琴棋、书画、风月、鱼樵为友，优游送岁月”（德川庆喜语）[16]。德川庆喜在31岁时交出政权，以76岁高龄辞世，他目睹了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成为非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完成近代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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