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战后日本的护宪运动与护宪思想
——以知识分子护宪思想的演变为中心
邱静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5期
【原文出处】《国际政治研究》(京)2008年1期第41～51页
【作者简介】邱静，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5级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关 键 词】日本/护宪运动/知识分子护宪思想/国民主权/和平主义
1947年5月3日，作为战后制订的新宪法，《日本国宪法》正式施行。该宪法规定了国民主权、和平主义和基本人权保障的三大原则，为日本战后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美国默许的日本再军备过程，宪法的和平主义内容实际上已被架空。为摆脱一系列既成事实的违宪状态，长期以来，日本政界保守势力①以“占领期宪法”、“强加宪法”等为由，主张修改宪法，意在使日本成为拥有武装部队、自卫权等的“正常国家”。这种意图与其实践至今仍在继续。与此相对，战后各种护宪势力反对修改宪法，改宪—护宪的政治过程至今仍是战后日本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
由于历史原因，日本宪法修改问题不但涉及日本国内的政治变动，也不可避免地对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产生巨大影响。因此，该问题也始终是国内外日本研究学界瞩目的焦点之一。但是，国内外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至今仍存在较多空白。国内学界与欧美学界的研究大多是对历史经过的概括性描述和比较笼统的定性判断，研究的关注点通常只限于围绕和平主义的争论和斗争；而日本学界的研究虽然在具体历史事件的研究上比较出色，但由于各种原因（例如存在心照不宣的学术“禁忌”），缺乏对问题的全面把握。尤其突出的问题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内外学界对护宪运动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护宪运动是否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和平主义运动？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护宪运动的影响力呈现出衰退的趋势？其兴衰的思想背景是否在于和平主义思潮的起伏？这些问题至今并未得到很好的解答，相反，在相关认识上还存在着一些误区。这不仅影响到对日本战后政治过程的正确把握，也影响到对未来日本政治发展趋势的有效预测。鉴于此，有必要对战后日本护宪运动进行重新审视。
本文将研究战后日本护宪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并着重分析其发展变化背后的思想原因。事实上，战后日本的护宪运动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方向，但本文并不想对护宪运动的整体进行面面俱到的概括，而是要在简要辨析三个方向的基础上集中关注至今远未得到足够重视的知识分子团体的护宪运动影响力变化的思想背景，以期对护宪运动的衰退以及宪法修改的政治过程的变化做出具有解释力的说明。
战后日本护宪运动的三个方向
国内外学界的现有研究通常将战后日本的护宪运动与护宪思想不加区别地等同于“和平主义”运动与思想，或者只关注护宪运动与护宪思想中关于宪法第九条的部分，国内学界的通行观点则据此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治变化的主要思想背景在于“和平主义”思潮的衰退。但事实上，战后日本的护宪运动及其指导思想有更加复杂的特点与变化过程，如果对其进行归类，至少可以分为三个主要方向：
(1)市民和平运动。战后至今，许多日本国民为反对战争、反对日本重新武装、反对修改规定了和平主义内容的《日本国宪法》，自发地结成团体或参与街头运动，拥护和平主义。他们的主张以非战、非武装的和平主义思想为主，也常同时包含争取市民权利的内容。
(2)左翼政党或左翼团体领导的反改宪运动。这一类护宪运动以政党主导的议会斗争和街头运动为主要方式，其指导方针是通过发动舆论、确保反对改宪案通过的议会席位等阻止改宪案的通过，捍卫宪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运动团体是1954年由日本社会党（左右两派）与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总评”）发起的“宪法拥护国民联合”。值得注意的是，在指导思想上，这一类护宪运动与一般的市民和平运动并不完全相同。虽然“宪法拥护国民联合”等团体也以捍卫和平宪法为诉求，但他们的思想更倾向于“非武装中立”，实际上与纯粹的和平主义理念有一定的区别。同时，在政党主导下，他们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现实的党派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影响，带有与主张修改宪法的保守势力对抗的意味，也受到左翼阵营内部矛盾的限制。随着社会党的分裂，“宪法拥护国民联合”也在20世纪60年代初分裂成社会党·“总评”系的“宪法拥护国民联合”与民社党·“同盟”（全日本劳动总同盟）系的“宪法拥护新国民会议”。
(3)知识分子护宪运动。这一类运动通常很少采取街头游行等引人注目的运动方式，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但实际上其影响力不容小视，甚至可以说在很多时期都超过了市民和平运动。战后以来最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护宪运动团体是由大内兵卫、我妻荣、宫泽俊义等约50名日本各个领域的一流学者组成的“宪法问题研究会”(1958-1976)。该研究会成立的直接动因是对抗1957年岸信介内阁设立的旨在修改宪法的“宪法调查会”，其一系列宪法启蒙活动对宪法调查会和政府的改宪活动造成了相当大的阻碍。宪法调查会最终没有得出“改宪”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是宪法问题研究会努力的结果。在护宪的指导思想上，这一类运动的情况更为复杂，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战后至今，护宪知识分子的主流宪法观并不是理想化的和平主义思想。
目前，国内外学界并没有明确上述三个运动方向的界限，针对各个方向的具体研究也还不够充分，但其中尤为欠缺的是对知识分子护宪运动及其指导思想的研究。对市民和平运动的研究占日本学界和欧美学界相关研究的很大部分，国内学界虽然还缺少关于以护宪为主要目标的市民团体的专门论著，但已经有了以“越平联”（“给越南和平！市民联合”）等著名市民和平主义团体为对象的研究。②对于左翼政党或左翼团体领导的反改宪运动及其思想，国内学界也出现了以社会党的“护宪和平主义”为研究对象的论著。③而对于知识分子护宪运动，国内学界、欧美学界乃至日本学界都缺乏基础性的研究，更没有整体性的分析。鉴于此，本文将重点分析知识分子护宪运动的变化及其背后的思想原因。由于知识分子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和引导着社会思潮，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对知识分子运动及思想本身的把握，也有利于对战后日本社会思潮的演变建立新的认识。
战后日本护宪知识分子宪法思想的演变
鉴于在现有研究中，战后日本护宪知识分子的宪法思想也被先入为主地看作“和平主义”④，在具体分析知识分子的宪法观之前，有必要对“和平主义”一词进行重新审视和分析。日本不但有“和平宪法”，在思想界也素有“战后和平主义”的提法，然而，由于这些“和平主义”所表达的意义并不一定与西方或中国的理解相重合，日本以外的国家与日本在对“和平主义”的认识上往往存在双重误区。具体而言，在西方，作为政治思想概念的“和平主义”有特定的定义，即以非战、非武装、非暴力为理念和原则的思想。这种定义在政治思想研究中通行，但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在提到“和平主义”一词时，却并不一定指代上述内涵。而且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的是，日本和中国各自为“和平主义”一词所赋予的意象也常是大不相同的。日本的特点在于常将“和平主义”与“和平”不加区别地使用，不论是“非武装和平”、“中立和平”还是“武装和平”，都会宣称自己拥护“和平主义”，而实际上三种观点虽然都不反对“和平”，其实现和平的方式却是大相径庭，并不一定都能够归入“和平主义”的范畴。而中国对“和平主义”的理解往往是褒义的、理想主义的，因而难以认识到日本各种“和平主义”背后存在的差别。这就造成日本的“战后和平主义”与作为政治思想的“和平主义”之间，以及日本的“战后和平主义”与中国所理解的“日本战后和平主义”之间存在着错位。这种错位也是目前国内的日本研究者易将护宪运动（思想）简单归结为和平主义运动（思想）的原因之一。
（一）新宪法制订时期知识分子的宪法思想
事实上，从战后新宪法制订时起，日本主要知识分子的宪法思想就与和平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1945年10月25日，币原喜重郎内阁成立了“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通称“松本委员会”），负责战后新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该委员会由数名内阁法制局官员与法律学者组成，其中包括后来成为知识分子护宪团体核心人物的宪法学者宫泽俊义和清宫四郎。尤其是宫泽作为战后宪法学的权威，在委员会中担任了新宪法草案的实际执笔工作，可以说是新宪法制订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之一。此外，宫泽的老师、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等担任了委员会的顾问。然而，在起草新宪法草案的过程中，不论是宫泽还是其他法律学者都没有提出消灭军队、放弃战争等和平主义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宫泽虽然提出削除明治宪法中有关军队统帅权的条款，但他的理由并不是和平主义的非战理念，而是《波茨坦公告》中有关日本军队解除武装的规定。对此，美浓部达吉提出，日本未来将结束占领状态成为独立国家，而独立国家当然应拥有军队，因此不应只根据目前状况而彻底削除相关条款。⑤
最终，1946年2月8日，“松本委员会”向GHQ（盟军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部，简称“盟总”）提出的《宪法修改纲要》中并没有规定消灭军队的条文，而只是将“陆海军”的提法改为笼统的“军队”，并规定有关军队的编制及常备兵力的内容将改由相关法律作出规定。⑥在与宪法草案同时提交的说明文件《关于宪法中陆海军有关规定的变更》中对这一改动的原因作了说明：“即使在结束占领状态，日本被允许进行再军备时，也将使军队保持非常有限的、维持和平与国内秩序所必需的规模，并且绝不会企图恢复旧有的陆海军。因此这里废除了‘陆海军’的提法而单纯使用‘军队’一词”⑦。很明显，这一草案中没有任何废除军队的规定，包括学者们在内的委员会成员在按自己的意愿起草宪法时，并未打算制订废除军队的和平主义条款。
由于不符合对日本进行战后改造的构想，“松本委员会”提出的这一《宪法修改纲要》并没有被GHQ所接受。1946年2月13日，GHQ向日本政府提交了由其民政局起草的宪法草案，这一草案实际是后来颁布的宪法的雏形，其中包括象征天皇制、国民主权、和平主义和基本人权等内容。日本政府于2月22日决定接受这一草案，并于3月6日公布了基于这一草案重新制定的《宪法修改草案纲要》。以此为基础，经过一系列起草和审议程序，1946年11月3日，《日本国宪法》正式公布。
虽然基于GHQ草案的《日本国宪法》与最初的构想有相当大的差别，“松本委员会”和参与宪法草案审议的大部分学者并没有对其产生抵触情绪，相反，大多数学者欣然接受了这一草案，并为普及和捍卫新宪法作了不懈努力。宫泽俊义与知识分子护宪运动的另一位核心人物、民法权威我妻荣都积极参加了旨在向国民宣传新宪法的宪法普及会的活动。但是，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学者们衷心拥护新宪法，既不是屈从美国占领当局的“变节”行为，也不代表他们从现实主义者转变成了和平主义者。正如宫泽俊义所描述的，新宪法草案最让人们感到意外的内容并不是废除军队和放弃战争，而是“曾经那样高度集中在天皇手中的主权被转移到国民的手中”⑧。经历了战前和战争中个人权利受到国家机器无限挤压的黑暗年代，许多学者在战后无比珍视新宪法中所规定的国民主权原则，这也正是他们在后来发起护宪运动的思想基础。
（二）20世纪60-80年代的知识分子护宪思想
20世纪60-8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护宪团体是1958年6月成立的“宪法问题研究会”。1957年8月，岸信介政府在内阁中设立了“宪法调查会”，规定其职责是“审查《日本国宪法》，调查审议相关问题，将其结果向内阁或通过内阁向国会报告”⑨。鉴于《日本国宪法》第96条规定，“本宪法的修订，必须经各议院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由国会创议，向国民提案并得其承认”，宪法调查会作为设立在内阁中的机构，未经国会授权而从事修改宪法的相关调查审议工作，有违宪的嫌疑。宪法调查会成立后曾试图邀请社会党参加，但被社会党拒绝。其成员虽然包括国会议员和学者，但主张改宪者占90%以上。其实质并非单纯的学术研究机构，而是岸信介内阁为修改宪法、实现再军备而制造舆论的工具。
面对上述局面，1958年5月28日，大内兵卫（经济学者、法政大学校长）、茅诚司（物理学者、东京大学校长）、清宫四郎（宪法学者、东北大学教授）、恒藤恭（法学者、大阪市立大学名誉教授）、宫泽俊义（宪法学者、东京大学教授）、矢内原忠雄（经济学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汤川秀树（物理学者、京都大学教授）、我妻荣（民法学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等8名著名学者向46名当时各领域的一流学者发出《关于设立宪法问题研究会的倡议书》，倡议成立宪法问题研究会。⑩这份倡议书明确指出，“从其（宪法调查会）成立及委员选择的情况看，该调查会并不一定能代表目前在宪法问题上的广泛民意和正义良知。虽然并非调查会的所有意见都应被反对，但只从特定立场出发解释和审察深切影响一国命运的宪法问题，只能说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做法。……为防患于未然，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我们决定尽可能正确地研究宪法的基本原理及其条文的含义，为关注该问题的各界国民提供参考。为此，我们希望宪法学或其他法学、政治学以及相关科学的有良知的研究者们加入研究会，以期从多种角度研究宪法问题”。(11)1958年6月8日，宪法问题研究会正式成立，学者们规定研究会首先是“纯粹的学问研究会——不直接从事政治活动”，但同时也是“为国民而存在的研究会——不辞进行启蒙活动”。(12)会上还规定以大内兵卫、我妻荣、宫泽俊义、城户又一、鹈饲信成、迁清明、佐藤功为负责人，大内兵卫为研究会的代表，并在东京本部的基础上成立以恒藤恭、末川博为代表的关西支部。战后日本知识分子护宪运动由此正式拉开了序幕。
直到20世纪80年代，宪法问题研究会始终主导着知识分子护宪运动，在改宪—护宪的政治过程中发挥着空前绝后的影响力。研究会不但被各大新闻媒体评价为“在学术上、政治上的影响力都超过宪法调查会”(13)、“有政治意义”(14)、“极大地刺激了政府方面”(15)、“对政府而言是潜在的‘一大敌人’”(16)，也赢得了日本国民“对研究会寄予极大信赖”(17)、“欢迎研究会与调查会的较量”(18)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宪法问题研究会对改宪—护宪双方都产生了切实的影响。宪法问题研究会的成立不但使社会党坚定了拒绝加入宪法调查会的决心，也使政府与宪法调查会处境尴尬。宪法问题研究会成立后，宪法调查会不得不在总会上将如何对待宪法问题研究会作为重要问题进行特别讨论，并对为改宪提供舆论准备的既定方向作出重大调整，决定按照“避免出现他们（指宪法问题研究会——笔者）所批评的情况”(19)的方针进行今后的“宪法调查”。1964年7月发表的《宪法调查会报告书》最终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改宪结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宪法问题研究会一系列努力起作用的结果。此外，在安保斗争和推进地方革新自治的过程中，宪法问题研究会及其成员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宪法问题研究会的护宪思想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放弃战争、消灭军队的“和平主义”，而是捍卫国民主权的民主思想。关于这一思想特征的最好例证是学者们关于宪法第九条的观点。首先，学者们并没有把第九条问题当作护宪的唯一焦点。通观其有关宪法问题的各种著作、演讲，宪法问题研究会的关注对象包括国民的宪法意识、象征天皇制、议会制度、司法制度、经济与社会、基本人权等广泛内容，并不拘泥于第九条问题，直接以第九条或和平主义为内容的研究反而只占很小的比例。更重要的是，宪法问题研究会的第九条论也是基于国民主权主义而非和平主义的思想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宪法问题研究会所强调的并非“非武装和平”的观点，而是“主权在民”的思想；其关注点并非“是否应修改第九条”、“是否应拥有军队”等问题，而是反对侵害国民主权的改宪行为、试图创建新的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例如，在宪法问题研究会讨论资料《关于宪法第九条》中，学者们并没有将军队视为禁忌，而是围绕自卫队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民兵制”和“警察队案”这两个方案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若建立新的理想的军队，就应基于民主主义的构想。也就是说，应与热爱和平的民众联手，并有必要对组织进行民主监管。例如，应当由民众自发地进行武装，并公开选举指挥官。……若采用民兵制，也须考虑军事预算与经济的平衡，武器应尽可能地少。”(20)也就是说，在这里，学者们并没有将消灭军队当作讨论的前提，相反，他们的论述是以军队的存在为前提而展开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学者们并非再军备的拥护者，他们在这里所反复强调的仍然是民主这一核心内容。他们的逻辑是：若建立军队则必须是民主的军队，而当时并不具备建立民主军队的条件，因此要反对当时政府主导的旨在实现再军备的改宪行为。在研究会1964年6月13日完成的月例会讨论资料《关于编纂〈我们对于第九条的态度〉的资料》中，学者们明确表示了他们对于政府主导的宪法修改的态度：“(1)目前并非改宪的时机。(2)反对目前占支配地位的改宪论所主张的宪法修改。(3)在讨论修改宪法之前应讨论另外一些问题。(4)关于第九条的修改涉及极多重大问题，不应只依据片面的主张过早做出决断。”(21)
此外，在对宪法的整体态度上，宪法问题研究会的学者们也体现了强调民主的思想特征。学者们特别指出，宪法条文本身不应当是“永不磨灭的大典”，“宪法修改”或“军队”本身也不应该成为讨论的禁区或绝对应当反对的对象。(22)但同样，宪法问题研究会的学者们在这里强调的也并不是支持修改宪法，而是宪法应体现国民的意愿的思想。他们认为《日本国宪法》基于国民主权原则规定了宪法能够修改是一大进步，但同时必须反对与国民主权原则相悖的宪法改恶。针对改宪派认为《日本国宪法》因是占领时期制订的、被迫接受的宪法而需要修改的观点，宪法问题研究会的学者表示：“《日本国宪法》的制订过程虽然未能得到国民实质上的充分参与，但其内容显示了正义的理想。现在我们应当为使国民充分理解规定了日本未来应有方向的大原则而努力，除此以外别无他法。”(23)他们将自己的目标规定为“建成一个模范的研究会，做今后各大学、各市町村、各工会组织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宪法研究会的先驱。并使现行宪法或未来的宪法真正成为国民的宪法，使日本变为真正的民主之国”(24)。也就是说，宪法问题研究会的护宪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国民主权的思想。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宪法问题研究会的学者们虽然反对政府主导的宪法修改行为，但其护宪的逻辑并非和平主义，而是强调国民主权原则的民主思想。在提及《日本国宪法》的三大原理时，绝大多数团体或个人（无论是改宪派还是护宪派）都会首先列出“和平主义”这一原则，而宪法问题研究会则总是把“国民主权”放在第一位。这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宪法问题研究会思想实质的体现。到1976年解散为止，学者们不但通过演讲会、著作等向国民普及民主思想，还将民主作为自身行动的指南，打破日本固有的“不偏不党”的成见，积极发挥知识分子的政治影响力，通过各种方式与政府侵害国民主权的改宪行为进行斗争。可以说，研究会之所以能有效遏制改宪进程，正是因为它在护宪运动中落实了维护国民主权的思想。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护宪思想
宪法问题研究会虽然于1976年解散，但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20世纪80年来以来的知识分子护宪团体，也在组织方式、活动内容乃至定位宗旨上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了宪法问题研究会。然而，从现阶段几个较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护宪团体的情况看，知识分子护宪思想已经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宪法问题研究会强调民主的护宪思想并没有被延续下来。
成立于1965年的“全国宪法研究会”(25)在宪法问题研究会解散后延续了每年5月3日的宪法纪念演讲会，常被视为宪法问题研究会的后继者。但与宪法问题研究会不同，全国宪法研究会从创立之初就缺乏基本一致的护宪理念，会中各种相当不同的观点共存，其中甚至不乏与改宪论相近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宪法研究会的研究课题以基本人权和和平主义方面的内容居多，对“护宪”的理解停留在“明文改宪反对＋非武装和平主义”(26)的层面上，而有关国民主权的问题则很少被关注。近年来，“民主”虽然频频成为其研讨会的关键词，但多被等同于“多数决”而当作立宪主义的对立面，并不具有宪法问题研究会时代的指导性意义。
另一个重要的知识分子护宪团体——“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法律部会”(27)在形式上延续了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民科”）时代的“民主”号召，但对“民主”含义的解释却发生了变化：“所谓民主主义并非狭义的概念，在国民主权之外，还含有重视和平主义或基本人权保障等现行宪法基本价值的意味。”(28)从表面上看，这种理解扩展了民主的含义。但实际上，这也说明民科法律部会并未像宪法问题研究会那样强调国民主权原则对于和平与宪法本身的基础性意义。近年来该组织的声明也多是强调和平主义与基本人权保障的内容，而对国民主权的强调则相对薄弱。
此外，在目前日本的知识分子护宪团体中，形式上与宪法问题研究会最接近的是2001年9月成立的“宪法再生论坛”。该组织也是由各个领域的著名学者发起的，会员限定在40人左右，其目标也是通过非政治性的研究活动影响宪法问题的发展，活动也以演讲会和出版活动为主。但是，宪法再生论坛在思想上与宪法问题研究会有着相当大的距离。首先，其成立动机并非抗议政府在国会中设置宪法调查会（1999年）等违反民意的举动，而是在“9·11”事件的背景下，号召“超越暴力的循环”(29)。其次，宪法再生论坛的学者认为，“日本国宪法所依据的原则，……在国内是民主主义，……对外最重要的是第九条”(30)。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指出民主与和平主义的意义，但并未能强调国民主权对于避免战争的意义，未能在民主与和平二者之间建立内在联系。实际上，宪法再生论坛更加强调的也是和平主义而非国民主权的思想。2004年6月，旨在拥护和发扬第九条精神、联络各界拥护第九条人士的组织“九条之会”宣告成立，而其发起人和事务局重要成员中有许多都是宪法再生论坛的成员。宪法再生论坛作为由学者运作的调查研究团体继续存在，但近几年来活动已逐渐减少。而九条之会则以“争取‘保卫第九条’的过半数舆论”(31)为目标，在日本各地建立组织。这两个团体虽然有着不同的存在方式，但其主要思想都是第九条的和平主义精神。
从以上这些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护宪团体的思想可以看出，现有研究中“和平主义衰退”的说法在知识分子护宪运动中实际上是不成立的，相反，目前和平主义已经取代民主思想成为知识分子护宪思想的主流，而宪法问题研究会时代所倡导的国民主权的精神并没有得到继承和发扬。这实际上也正是当前知识分子护宪团体影响力衰退的思想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积极推进改宪，不但在国会中设立宪法调查会，还在未进行充分讨论的情况下对《国民投票法》、《教育基本法》等法案进行强行表决，其违反民意、践踏国民主权原则的行为比20世纪60、70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由于不具备自觉的民主精神，现存的知识分子护宪团体既难以号召广泛的国民支持，也缺乏宪法问题研究会的决心和行动力，无法像宪法问题研究会那样针对上述侵害国民主权的改宪进程进行有效批判和斗争。
小结：战后日本护宪运动衰退的思想原因与未来走向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战后日本知识分子的护宪运动与护宪思想经历了一定的演变过程，无论是护宪运动还是护宪思想，都不能单纯以“和平主义”来概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宪法思想的主流实际并不是强调非武装、反对再军备的和平主义，而是强调国民主权、反对侵害民主的宪法改恶的民主思想。由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护宪运动影响力的衰退，也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和平主义思潮的衰退，这里更加不容忽视的思想背景是知识分子护宪团体自身民主思想的式微。
由于知识分子护宪运动在整个护宪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市民和平运动和左翼政党的反改宪运动，这里也有必要重新认识战后日本护宪运动影响力衰退的思想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考察护宪运动及整个改宪—护宪的政治过程的未来走向。当前，宪法修改问题仍是各界密切关注的焦点之一，而在日本护宪运动的三个方向中，左翼政党的反改宪运动已随着“55年体制”崩溃后社会党的失势趋于消亡，市民和平运动虽然始终保持着一定规模，但受到日本独特的精英政治体制的制约，短时期内难于在影响力上做出突破。这就使得知识分子护宪团体在护宪运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对日本而言，现有知识分子护宪团体能否尽早意识到宪法问题研究会所强调的国民主权原则的重要意义，能否在该原则的指导下与政府侵害国民主权的行为进行斗争，将直接影响未来宪法问题的走向。这也要求中国的日本研究者在研究日本宪法修改问题时，应改变目前只关注市民和平运动与和平主义思潮发展变化的做法，而更多地关注知识分子护宪运动与民主思潮的发展变化。
注释：
①日本素有“保守本流”、“保守主义”、“保守势力”等提法，主要用以指代从战后至今以自民党为主要代表力量的政治势力，与社会党、共产党等所代表的“革新势力”相对。但这里“保守主义”一词所指代的内容与西方政治思想概念中强调现有价值、反对重大变革的“保守主义”，抑或20世纪80年代以来强调小政府和自由市场的“新保守主义”完全不同。简单地说，日本的保守势力在战后初期所“保守”的是以天皇制为主要内容的战前政治制度，而其后拥护天皇制的色彩虽然在逐渐淡化，但摆脱战后占领所遗留的痕迹、恢复日本固有制度（并不必然指军国主义）仍是其主要内涵。
②夏维勇：《日本60年代后期的市民主义与和平运动——以“越平联”运动为中心》，《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
③华桂萍：《护宪和平主义的轨迹——以日本社会党为视角》，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实际上，社会党的主张能否以“护宪和平主义”来概括是值得商榷的，但本文限于篇幅，不再进行具体分析。
④例如，高增杰在他主编的《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将丸山真男评价为“战后和平主义的旗手”。
⑤“口述後の質疑応答”入江俊郎（述）‘日本国憲法成立の経緯’（憲法?{查会事務局、憲資·総第四十六号、1960年7月）、94頁。
⑥“憲法改正要綱”（1946年2月8日）、佐藤逹夫文書22、国立国会図書馆、5頁。
⑦“憲法中陸海军ニ関スル規定ノ変更ニ付テ”（1946年2月8日）、佐藤逹夫文書24、国立国会図書館、1頁。
⑧宮沢俊義“憲法講話”（岩波書店、1967年）、100頁。
⑨“まぇがき”‘憲法?{查会報告書’（憲法调查会、1964年7月）、1頁。
⑩被邀请的46名学者包括：入江启四郎（爱知大学教授）、鹈饲信成（东京大学教授）、戒能通孝（东京都立大学教授）、菊池勇夫（九州大学教授）、佐藤功（成蹊大学教授）、高木八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辻清明（东京大学教授）、中川善之助（东北大学教授、宪法调查会委员）、中村哲（法政大学教授）、南原繁（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野村平尔（早稻田大学教授）、真野毅（最高法院法官）、丸山真男（东京大学教授）、峰村光郎（庆应大学教授）、横田喜三郎（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蜡山政道（御茶水大学校长、宪法调查会委员）、有泽广巳（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原子力委员）、家永三郎（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大河内一男（东京大学教授）、城户又一（东京大学教授）、久野收（学习院大学讲师）、清水几太郎（学习院大学教授）、竹内好（东京都立大学教授）、谷川彻三（法政大学教授）、都留重人（一桥大学教授）、中野好夫（评论家）、务台理作（庆应大学教授）、宗像诚也（东京大学教授）、浅井清信（立命馆大学教授）、猪木正道（京都大学教授）、大西芳雄（立命馆大学教授）、冈本清一（同志社大学教授）、黑田了一（大阪市立大学教授）、佐伯千仞（立命馆大学教授）、末川博（立命馆大学教授）、田畑茂二郎（京都大学教授）、田畑忍（同志社大学教授）、俵静夫（神户大学教授）、前芝确三（立命馆大学教授）、森义宣（大阪大学教授）、贝塚茂树（京都大学教授）、桑原武夫（京都大学教授）、岛恭彦（京都大学教授）、名和统一（大阪市立大学教授）、松井清（京都大学教授）、松田道雄（评论家）。
(11)大内兵衛、茅誠司、清宮四郎、恒藤恭、宮沢俊義、矢内原忠雄、湯川秀樹、我妻泶“憲法問題研究会設立につぃての勧誘状”。大内兵衞“憲法問题研究会——その目的と仕事”、憲法問题研究会編‘憲法を生かすもの’（岩波書店、1961年）、5頁。
(12)大内兵衞“憲法問题研究会——その目的と仕事”、憲法問题研究会編‘憲法を生かすもの’（岩波書店、1961年）、7頁。
(13)“解説 憲法?{查会に打撃 学者ダル一ゲの‘研究会’結成”、‘日本経済新聞’、1958年5月31日。
(14)“政治的結果ゃむなし 研究は学問を中心に 憲法研究会大内氏ら語る”、‘日本経済新聞’、1958年5月31日。
(15)“憲法研究会のスポソサ一は？”（‘読売新聞’、1958年5月31日）、“憲法研究会に政府シゲィ顔”（‘每日新聞’、1958年5月31日）。
(16)“憲法問题研究会 ‘低姿勢’で地道な研究 だが政府には‘一大敵国’”、‘朝日新聞’、1958年9月30日。
(17)“声 憲法問题研究会に期待する”（读者来信）、‘朝日新聞’、1958年6月1日。
(18)“投書 憲法問题研究会に思ぅ”（读者来信）、‘每日新聞’、1958年6月1日。
(19)憲法?{查会‘憲法調查会第十四回総会議事録’、1958年7月2日、8頁。
(20)“憲法第九条につぃて”（憲法問题研究会討議資料）、立教大学宮沢俊羲文庫、資料C21〔憲法第9条〕、No.1、5-6頁。
(21)丸山真男、佐藤功、“‘第9条改定に対すゎれゎれれの態度’をまとめるにつぃての資料”（憲法問題研究会資料、1964年6月13日）、立教大学宮沢俊義文庫、5-6頁。
(22)大内兵衞“憲法問题研究会への疑問に答ぇる”、‘週刊朝日’1958年6月15日号、13頁。
(23)我妻栄“憲法を国民のものに”（“憲法記念講演会”、1963年5月3日）、‘世界’1963年7月号、185頁。
(24)大内兵衞“憲法問题研究会への疑問に答ぇる”、‘週刊朝日’1958年6月15日号、14頁。
(25)由小林直树、长谷川正安等宪法学者发起的、以进行纯粹的宪法研究为目标的知识分子团体。目前拥有会员400多人，除每年举行两次研究大会外，还编辑出版杂志《宪法问题》。
(26)木下智史“護憲とは何か——‘五五年体制’と護憲·改憲”全国憲法研究会编‘憲法問题’6（1995年）、101頁。
(27)该会曾是战后初期的著名知识分子团体“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民科”）的一个支部，在“民科”解散后独立活动，延续至今。该会虽不是专门的宪法研究机构，但设有宪法分科会及宪法问题特别委员会，近年来就宪法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声明。该会目前拥有会员700多人，除举行研究交流会外，还编辑出版杂志《法的科学》。
(28)“理事長ぁぃさつ”（民主主義科学者協会法律部会第21期理事会理事長、西谷敏）。民主主義科学者協会法律部会、“理事長からの挨拶”、http://wwwsoc.nii.ac.jp/minka/chairman.html（2007年6月6日）。
(29)小森陽一“はじめに”、加藤周一、井上ひさし、樋口陽一、水島朝穗編‘暴力の連鎖を超ぇて——同時テロ、報復戦争、そして私たち’、岩波ブッフレットNo.561、岩波書店、2002年、1-4頁。
(30)加藤周一、“現在は解釈改憲の第二の分岐点”、加藤周一、井上ひさし、樋口陽一、水島朝穗編‘暴力の連鎖を超ぇて——同時テロ、報復戦争、そして私たち’、岩波ブッフレットNo.561、岩波書店、2002年、5頁。
(31)“‘九条の会’からの訴ぇ”（2006年6月10日）。http://www.9-jo.jp/news/news_index.html（2007年5月18日）。^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5期
【原文出处】《国际政治研究》(京)2008年1期第41～51页
【作者简介】邱静，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5级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 【内容提要】 | 国内外学界通常将战后日本的护宪运动与护宪思想不加区别地等同于“和平主义”运动与思想，但实际上，战后日本的护宪运动及其指导思想具有更加复杂的特点与变化过程。战后知识分子护宪运动的思想基础并非一般所论的放弃战争、消灭军队的“和平主义”，而是基于新宪法中所规定的国民主权原则的民主思想。进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护宪运动（尤其是知识分子护宪运动）影响力衰退的主要思想原因，也并非和平主义思潮的衰退，而是护宪运动主体的国民主权思想的式微。 |
由于历史原因，日本宪法修改问题不但涉及日本国内的政治变动，也不可避免地对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产生巨大影响。因此，该问题也始终是国内外日本研究学界瞩目的焦点之一。但是，国内外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至今仍存在较多空白。国内学界与欧美学界的研究大多是对历史经过的概括性描述和比较笼统的定性判断，研究的关注点通常只限于围绕和平主义的争论和斗争；而日本学界的研究虽然在具体历史事件的研究上比较出色，但由于各种原因（例如存在心照不宣的学术“禁忌”），缺乏对问题的全面把握。尤其突出的问题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内外学界对护宪运动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护宪运动是否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和平主义运动？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护宪运动的影响力呈现出衰退的趋势？其兴衰的思想背景是否在于和平主义思潮的起伏？这些问题至今并未得到很好的解答，相反，在相关认识上还存在着一些误区。这不仅影响到对日本战后政治过程的正确把握，也影响到对未来日本政治发展趋势的有效预测。鉴于此，有必要对战后日本护宪运动进行重新审视。
本文将研究战后日本护宪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并着重分析其发展变化背后的思想原因。事实上，战后日本的护宪运动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方向，但本文并不想对护宪运动的整体进行面面俱到的概括，而是要在简要辨析三个方向的基础上集中关注至今远未得到足够重视的知识分子团体的护宪运动影响力变化的思想背景，以期对护宪运动的衰退以及宪法修改的政治过程的变化做出具有解释力的说明。
战后日本护宪运动的三个方向
国内外学界的现有研究通常将战后日本的护宪运动与护宪思想不加区别地等同于“和平主义”运动与思想，或者只关注护宪运动与护宪思想中关于宪法第九条的部分，国内学界的通行观点则据此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治变化的主要思想背景在于“和平主义”思潮的衰退。但事实上，战后日本的护宪运动及其指导思想有更加复杂的特点与变化过程，如果对其进行归类，至少可以分为三个主要方向：
(1)市民和平运动。战后至今，许多日本国民为反对战争、反对日本重新武装、反对修改规定了和平主义内容的《日本国宪法》，自发地结成团体或参与街头运动，拥护和平主义。他们的主张以非战、非武装的和平主义思想为主，也常同时包含争取市民权利的内容。
(2)左翼政党或左翼团体领导的反改宪运动。这一类护宪运动以政党主导的议会斗争和街头运动为主要方式，其指导方针是通过发动舆论、确保反对改宪案通过的议会席位等阻止改宪案的通过，捍卫宪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运动团体是1954年由日本社会党（左右两派）与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总评”）发起的“宪法拥护国民联合”。值得注意的是，在指导思想上，这一类护宪运动与一般的市民和平运动并不完全相同。虽然“宪法拥护国民联合”等团体也以捍卫和平宪法为诉求，但他们的思想更倾向于“非武装中立”，实际上与纯粹的和平主义理念有一定的区别。同时，在政党主导下，他们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现实的党派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影响，带有与主张修改宪法的保守势力对抗的意味，也受到左翼阵营内部矛盾的限制。随着社会党的分裂，“宪法拥护国民联合”也在20世纪60年代初分裂成社会党·“总评”系的“宪法拥护国民联合”与民社党·“同盟”（全日本劳动总同盟）系的“宪法拥护新国民会议”。
(3)知识分子护宪运动。这一类运动通常很少采取街头游行等引人注目的运动方式，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但实际上其影响力不容小视，甚至可以说在很多时期都超过了市民和平运动。战后以来最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护宪运动团体是由大内兵卫、我妻荣、宫泽俊义等约50名日本各个领域的一流学者组成的“宪法问题研究会”(1958-1976)。该研究会成立的直接动因是对抗1957年岸信介内阁设立的旨在修改宪法的“宪法调查会”，其一系列宪法启蒙活动对宪法调查会和政府的改宪活动造成了相当大的阻碍。宪法调查会最终没有得出“改宪”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是宪法问题研究会努力的结果。在护宪的指导思想上，这一类运动的情况更为复杂，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战后至今，护宪知识分子的主流宪法观并不是理想化的和平主义思想。
目前，国内外学界并没有明确上述三个运动方向的界限，针对各个方向的具体研究也还不够充分，但其中尤为欠缺的是对知识分子护宪运动及其指导思想的研究。对市民和平运动的研究占日本学界和欧美学界相关研究的很大部分，国内学界虽然还缺少关于以护宪为主要目标的市民团体的专门论著，但已经有了以“越平联”（“给越南和平！市民联合”）等著名市民和平主义团体为对象的研究。②对于左翼政党或左翼团体领导的反改宪运动及其思想，国内学界也出现了以社会党的“护宪和平主义”为研究对象的论著。③而对于知识分子护宪运动，国内学界、欧美学界乃至日本学界都缺乏基础性的研究，更没有整体性的分析。鉴于此，本文将重点分析知识分子护宪运动的变化及其背后的思想原因。由于知识分子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和引导着社会思潮，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对知识分子运动及思想本身的把握，也有利于对战后日本社会思潮的演变建立新的认识。
战后日本护宪知识分子宪法思想的演变
鉴于在现有研究中，战后日本护宪知识分子的宪法思想也被先入为主地看作“和平主义”④，在具体分析知识分子的宪法观之前，有必要对“和平主义”一词进行重新审视和分析。日本不但有“和平宪法”，在思想界也素有“战后和平主义”的提法，然而，由于这些“和平主义”所表达的意义并不一定与西方或中国的理解相重合，日本以外的国家与日本在对“和平主义”的认识上往往存在双重误区。具体而言，在西方，作为政治思想概念的“和平主义”有特定的定义，即以非战、非武装、非暴力为理念和原则的思想。这种定义在政治思想研究中通行，但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在提到“和平主义”一词时，却并不一定指代上述内涵。而且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的是，日本和中国各自为“和平主义”一词所赋予的意象也常是大不相同的。日本的特点在于常将“和平主义”与“和平”不加区别地使用，不论是“非武装和平”、“中立和平”还是“武装和平”，都会宣称自己拥护“和平主义”，而实际上三种观点虽然都不反对“和平”，其实现和平的方式却是大相径庭，并不一定都能够归入“和平主义”的范畴。而中国对“和平主义”的理解往往是褒义的、理想主义的，因而难以认识到日本各种“和平主义”背后存在的差别。这就造成日本的“战后和平主义”与作为政治思想的“和平主义”之间，以及日本的“战后和平主义”与中国所理解的“日本战后和平主义”之间存在着错位。这种错位也是目前国内的日本研究者易将护宪运动（思想）简单归结为和平主义运动（思想）的原因之一。
（一）新宪法制订时期知识分子的宪法思想
事实上，从战后新宪法制订时起，日本主要知识分子的宪法思想就与和平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1945年10月25日，币原喜重郎内阁成立了“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通称“松本委员会”），负责战后新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该委员会由数名内阁法制局官员与法律学者组成，其中包括后来成为知识分子护宪团体核心人物的宪法学者宫泽俊义和清宫四郎。尤其是宫泽作为战后宪法学的权威，在委员会中担任了新宪法草案的实际执笔工作，可以说是新宪法制订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之一。此外，宫泽的老师、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等担任了委员会的顾问。然而，在起草新宪法草案的过程中，不论是宫泽还是其他法律学者都没有提出消灭军队、放弃战争等和平主义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宫泽虽然提出削除明治宪法中有关军队统帅权的条款，但他的理由并不是和平主义的非战理念，而是《波茨坦公告》中有关日本军队解除武装的规定。对此，美浓部达吉提出，日本未来将结束占领状态成为独立国家，而独立国家当然应拥有军队，因此不应只根据目前状况而彻底削除相关条款。⑤
最终，1946年2月8日，“松本委员会”向GHQ（盟军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部，简称“盟总”）提出的《宪法修改纲要》中并没有规定消灭军队的条文，而只是将“陆海军”的提法改为笼统的“军队”，并规定有关军队的编制及常备兵力的内容将改由相关法律作出规定。⑥在与宪法草案同时提交的说明文件《关于宪法中陆海军有关规定的变更》中对这一改动的原因作了说明：“即使在结束占领状态，日本被允许进行再军备时，也将使军队保持非常有限的、维持和平与国内秩序所必需的规模，并且绝不会企图恢复旧有的陆海军。因此这里废除了‘陆海军’的提法而单纯使用‘军队’一词”⑦。很明显，这一草案中没有任何废除军队的规定，包括学者们在内的委员会成员在按自己的意愿起草宪法时，并未打算制订废除军队的和平主义条款。
由于不符合对日本进行战后改造的构想，“松本委员会”提出的这一《宪法修改纲要》并没有被GHQ所接受。1946年2月13日，GHQ向日本政府提交了由其民政局起草的宪法草案，这一草案实际是后来颁布的宪法的雏形，其中包括象征天皇制、国民主权、和平主义和基本人权等内容。日本政府于2月22日决定接受这一草案，并于3月6日公布了基于这一草案重新制定的《宪法修改草案纲要》。以此为基础，经过一系列起草和审议程序，1946年11月3日，《日本国宪法》正式公布。
虽然基于GHQ草案的《日本国宪法》与最初的构想有相当大的差别，“松本委员会”和参与宪法草案审议的大部分学者并没有对其产生抵触情绪，相反，大多数学者欣然接受了这一草案，并为普及和捍卫新宪法作了不懈努力。宫泽俊义与知识分子护宪运动的另一位核心人物、民法权威我妻荣都积极参加了旨在向国民宣传新宪法的宪法普及会的活动。但是，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学者们衷心拥护新宪法，既不是屈从美国占领当局的“变节”行为，也不代表他们从现实主义者转变成了和平主义者。正如宫泽俊义所描述的，新宪法草案最让人们感到意外的内容并不是废除军队和放弃战争，而是“曾经那样高度集中在天皇手中的主权被转移到国民的手中”⑧。经历了战前和战争中个人权利受到国家机器无限挤压的黑暗年代，许多学者在战后无比珍视新宪法中所规定的国民主权原则，这也正是他们在后来发起护宪运动的思想基础。
（二）20世纪60-80年代的知识分子护宪思想
20世纪60-8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护宪团体是1958年6月成立的“宪法问题研究会”。1957年8月，岸信介政府在内阁中设立了“宪法调查会”，规定其职责是“审查《日本国宪法》，调查审议相关问题，将其结果向内阁或通过内阁向国会报告”⑨。鉴于《日本国宪法》第96条规定，“本宪法的修订，必须经各议院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由国会创议，向国民提案并得其承认”，宪法调查会作为设立在内阁中的机构，未经国会授权而从事修改宪法的相关调查审议工作，有违宪的嫌疑。宪法调查会成立后曾试图邀请社会党参加，但被社会党拒绝。其成员虽然包括国会议员和学者，但主张改宪者占90%以上。其实质并非单纯的学术研究机构，而是岸信介内阁为修改宪法、实现再军备而制造舆论的工具。
面对上述局面，1958年5月28日，大内兵卫（经济学者、法政大学校长）、茅诚司（物理学者、东京大学校长）、清宫四郎（宪法学者、东北大学教授）、恒藤恭（法学者、大阪市立大学名誉教授）、宫泽俊义（宪法学者、东京大学教授）、矢内原忠雄（经济学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汤川秀树（物理学者、京都大学教授）、我妻荣（民法学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等8名著名学者向46名当时各领域的一流学者发出《关于设立宪法问题研究会的倡议书》，倡议成立宪法问题研究会。⑩这份倡议书明确指出，“从其（宪法调查会）成立及委员选择的情况看，该调查会并不一定能代表目前在宪法问题上的广泛民意和正义良知。虽然并非调查会的所有意见都应被反对，但只从特定立场出发解释和审察深切影响一国命运的宪法问题，只能说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做法。……为防患于未然，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我们决定尽可能正确地研究宪法的基本原理及其条文的含义，为关注该问题的各界国民提供参考。为此，我们希望宪法学或其他法学、政治学以及相关科学的有良知的研究者们加入研究会，以期从多种角度研究宪法问题”。(11)1958年6月8日，宪法问题研究会正式成立，学者们规定研究会首先是“纯粹的学问研究会——不直接从事政治活动”，但同时也是“为国民而存在的研究会——不辞进行启蒙活动”。(12)会上还规定以大内兵卫、我妻荣、宫泽俊义、城户又一、鹈饲信成、迁清明、佐藤功为负责人，大内兵卫为研究会的代表，并在东京本部的基础上成立以恒藤恭、末川博为代表的关西支部。战后日本知识分子护宪运动由此正式拉开了序幕。
直到20世纪80年代，宪法问题研究会始终主导着知识分子护宪运动，在改宪—护宪的政治过程中发挥着空前绝后的影响力。研究会不但被各大新闻媒体评价为“在学术上、政治上的影响力都超过宪法调查会”(13)、“有政治意义”(14)、“极大地刺激了政府方面”(15)、“对政府而言是潜在的‘一大敌人’”(16)，也赢得了日本国民“对研究会寄予极大信赖”(17)、“欢迎研究会与调查会的较量”(18)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宪法问题研究会对改宪—护宪双方都产生了切实的影响。宪法问题研究会的成立不但使社会党坚定了拒绝加入宪法调查会的决心，也使政府与宪法调查会处境尴尬。宪法问题研究会成立后，宪法调查会不得不在总会上将如何对待宪法问题研究会作为重要问题进行特别讨论，并对为改宪提供舆论准备的既定方向作出重大调整，决定按照“避免出现他们（指宪法问题研究会——笔者）所批评的情况”(19)的方针进行今后的“宪法调查”。1964年7月发表的《宪法调查会报告书》最终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改宪结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宪法问题研究会一系列努力起作用的结果。此外，在安保斗争和推进地方革新自治的过程中，宪法问题研究会及其成员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宪法问题研究会的护宪思想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放弃战争、消灭军队的“和平主义”，而是捍卫国民主权的民主思想。关于这一思想特征的最好例证是学者们关于宪法第九条的观点。首先，学者们并没有把第九条问题当作护宪的唯一焦点。通观其有关宪法问题的各种著作、演讲，宪法问题研究会的关注对象包括国民的宪法意识、象征天皇制、议会制度、司法制度、经济与社会、基本人权等广泛内容，并不拘泥于第九条问题，直接以第九条或和平主义为内容的研究反而只占很小的比例。更重要的是，宪法问题研究会的第九条论也是基于国民主权主义而非和平主义的思想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宪法问题研究会所强调的并非“非武装和平”的观点，而是“主权在民”的思想；其关注点并非“是否应修改第九条”、“是否应拥有军队”等问题，而是反对侵害国民主权的改宪行为、试图创建新的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例如，在宪法问题研究会讨论资料《关于宪法第九条》中，学者们并没有将军队视为禁忌，而是围绕自卫队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民兵制”和“警察队案”这两个方案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若建立新的理想的军队，就应基于民主主义的构想。也就是说，应与热爱和平的民众联手，并有必要对组织进行民主监管。例如，应当由民众自发地进行武装，并公开选举指挥官。……若采用民兵制，也须考虑军事预算与经济的平衡，武器应尽可能地少。”(20)也就是说，在这里，学者们并没有将消灭军队当作讨论的前提，相反，他们的论述是以军队的存在为前提而展开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学者们并非再军备的拥护者，他们在这里所反复强调的仍然是民主这一核心内容。他们的逻辑是：若建立军队则必须是民主的军队，而当时并不具备建立民主军队的条件，因此要反对当时政府主导的旨在实现再军备的改宪行为。在研究会1964年6月13日完成的月例会讨论资料《关于编纂〈我们对于第九条的态度〉的资料》中，学者们明确表示了他们对于政府主导的宪法修改的态度：“(1)目前并非改宪的时机。(2)反对目前占支配地位的改宪论所主张的宪法修改。(3)在讨论修改宪法之前应讨论另外一些问题。(4)关于第九条的修改涉及极多重大问题，不应只依据片面的主张过早做出决断。”(21)
此外，在对宪法的整体态度上，宪法问题研究会的学者们也体现了强调民主的思想特征。学者们特别指出，宪法条文本身不应当是“永不磨灭的大典”，“宪法修改”或“军队”本身也不应该成为讨论的禁区或绝对应当反对的对象。(22)但同样，宪法问题研究会的学者们在这里强调的也并不是支持修改宪法，而是宪法应体现国民的意愿的思想。他们认为《日本国宪法》基于国民主权原则规定了宪法能够修改是一大进步，但同时必须反对与国民主权原则相悖的宪法改恶。针对改宪派认为《日本国宪法》因是占领时期制订的、被迫接受的宪法而需要修改的观点，宪法问题研究会的学者表示：“《日本国宪法》的制订过程虽然未能得到国民实质上的充分参与，但其内容显示了正义的理想。现在我们应当为使国民充分理解规定了日本未来应有方向的大原则而努力，除此以外别无他法。”(23)他们将自己的目标规定为“建成一个模范的研究会，做今后各大学、各市町村、各工会组织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宪法研究会的先驱。并使现行宪法或未来的宪法真正成为国民的宪法，使日本变为真正的民主之国”(24)。也就是说，宪法问题研究会的护宪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国民主权的思想。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宪法问题研究会的学者们虽然反对政府主导的宪法修改行为，但其护宪的逻辑并非和平主义，而是强调国民主权原则的民主思想。在提及《日本国宪法》的三大原理时，绝大多数团体或个人（无论是改宪派还是护宪派）都会首先列出“和平主义”这一原则，而宪法问题研究会则总是把“国民主权”放在第一位。这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宪法问题研究会思想实质的体现。到1976年解散为止，学者们不但通过演讲会、著作等向国民普及民主思想，还将民主作为自身行动的指南，打破日本固有的“不偏不党”的成见，积极发挥知识分子的政治影响力，通过各种方式与政府侵害国民主权的改宪行为进行斗争。可以说，研究会之所以能有效遏制改宪进程，正是因为它在护宪运动中落实了维护国民主权的思想。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护宪思想
宪法问题研究会虽然于1976年解散，但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20世纪80年来以来的知识分子护宪团体，也在组织方式、活动内容乃至定位宗旨上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了宪法问题研究会。然而，从现阶段几个较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护宪团体的情况看，知识分子护宪思想已经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宪法问题研究会强调民主的护宪思想并没有被延续下来。
成立于1965年的“全国宪法研究会”(25)在宪法问题研究会解散后延续了每年5月3日的宪法纪念演讲会，常被视为宪法问题研究会的后继者。但与宪法问题研究会不同，全国宪法研究会从创立之初就缺乏基本一致的护宪理念，会中各种相当不同的观点共存，其中甚至不乏与改宪论相近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宪法研究会的研究课题以基本人权和和平主义方面的内容居多，对“护宪”的理解停留在“明文改宪反对＋非武装和平主义”(26)的层面上，而有关国民主权的问题则很少被关注。近年来，“民主”虽然频频成为其研讨会的关键词，但多被等同于“多数决”而当作立宪主义的对立面，并不具有宪法问题研究会时代的指导性意义。
另一个重要的知识分子护宪团体——“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法律部会”(27)在形式上延续了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民科”）时代的“民主”号召，但对“民主”含义的解释却发生了变化：“所谓民主主义并非狭义的概念，在国民主权之外，还含有重视和平主义或基本人权保障等现行宪法基本价值的意味。”(28)从表面上看，这种理解扩展了民主的含义。但实际上，这也说明民科法律部会并未像宪法问题研究会那样强调国民主权原则对于和平与宪法本身的基础性意义。近年来该组织的声明也多是强调和平主义与基本人权保障的内容，而对国民主权的强调则相对薄弱。
此外，在目前日本的知识分子护宪团体中，形式上与宪法问题研究会最接近的是2001年9月成立的“宪法再生论坛”。该组织也是由各个领域的著名学者发起的，会员限定在40人左右，其目标也是通过非政治性的研究活动影响宪法问题的发展，活动也以演讲会和出版活动为主。但是，宪法再生论坛在思想上与宪法问题研究会有着相当大的距离。首先，其成立动机并非抗议政府在国会中设置宪法调查会（1999年）等违反民意的举动，而是在“9·11”事件的背景下，号召“超越暴力的循环”(29)。其次，宪法再生论坛的学者认为，“日本国宪法所依据的原则，……在国内是民主主义，……对外最重要的是第九条”(30)。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指出民主与和平主义的意义，但并未能强调国民主权对于避免战争的意义，未能在民主与和平二者之间建立内在联系。实际上，宪法再生论坛更加强调的也是和平主义而非国民主权的思想。2004年6月，旨在拥护和发扬第九条精神、联络各界拥护第九条人士的组织“九条之会”宣告成立，而其发起人和事务局重要成员中有许多都是宪法再生论坛的成员。宪法再生论坛作为由学者运作的调查研究团体继续存在，但近几年来活动已逐渐减少。而九条之会则以“争取‘保卫第九条’的过半数舆论”(31)为目标，在日本各地建立组织。这两个团体虽然有着不同的存在方式，但其主要思想都是第九条的和平主义精神。
从以上这些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护宪团体的思想可以看出，现有研究中“和平主义衰退”的说法在知识分子护宪运动中实际上是不成立的，相反，目前和平主义已经取代民主思想成为知识分子护宪思想的主流，而宪法问题研究会时代所倡导的国民主权的精神并没有得到继承和发扬。这实际上也正是当前知识分子护宪团体影响力衰退的思想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积极推进改宪，不但在国会中设立宪法调查会，还在未进行充分讨论的情况下对《国民投票法》、《教育基本法》等法案进行强行表决，其违反民意、践踏国民主权原则的行为比20世纪60、70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由于不具备自觉的民主精神，现存的知识分子护宪团体既难以号召广泛的国民支持，也缺乏宪法问题研究会的决心和行动力，无法像宪法问题研究会那样针对上述侵害国民主权的改宪进程进行有效批判和斗争。
小结：战后日本护宪运动衰退的思想原因与未来走向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战后日本知识分子的护宪运动与护宪思想经历了一定的演变过程，无论是护宪运动还是护宪思想，都不能单纯以“和平主义”来概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宪法思想的主流实际并不是强调非武装、反对再军备的和平主义，而是强调国民主权、反对侵害民主的宪法改恶的民主思想。由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护宪运动影响力的衰退，也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和平主义思潮的衰退，这里更加不容忽视的思想背景是知识分子护宪团体自身民主思想的式微。
由于知识分子护宪运动在整个护宪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市民和平运动和左翼政党的反改宪运动，这里也有必要重新认识战后日本护宪运动影响力衰退的思想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考察护宪运动及整个改宪—护宪的政治过程的未来走向。当前，宪法修改问题仍是各界密切关注的焦点之一，而在日本护宪运动的三个方向中，左翼政党的反改宪运动已随着“55年体制”崩溃后社会党的失势趋于消亡，市民和平运动虽然始终保持着一定规模，但受到日本独特的精英政治体制的制约，短时期内难于在影响力上做出突破。这就使得知识分子护宪团体在护宪运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对日本而言，现有知识分子护宪团体能否尽早意识到宪法问题研究会所强调的国民主权原则的重要意义，能否在该原则的指导下与政府侵害国民主权的行为进行斗争，将直接影响未来宪法问题的走向。这也要求中国的日本研究者在研究日本宪法修改问题时，应改变目前只关注市民和平运动与和平主义思潮发展变化的做法，而更多地关注知识分子护宪运动与民主思潮的发展变化。
注释：
①日本素有“保守本流”、“保守主义”、“保守势力”等提法，主要用以指代从战后至今以自民党为主要代表力量的政治势力，与社会党、共产党等所代表的“革新势力”相对。但这里“保守主义”一词所指代的内容与西方政治思想概念中强调现有价值、反对重大变革的“保守主义”，抑或20世纪80年代以来强调小政府和自由市场的“新保守主义”完全不同。简单地说，日本的保守势力在战后初期所“保守”的是以天皇制为主要内容的战前政治制度，而其后拥护天皇制的色彩虽然在逐渐淡化，但摆脱战后占领所遗留的痕迹、恢复日本固有制度（并不必然指军国主义）仍是其主要内涵。
②夏维勇：《日本60年代后期的市民主义与和平运动——以“越平联”运动为中心》，《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
③华桂萍：《护宪和平主义的轨迹——以日本社会党为视角》，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实际上，社会党的主张能否以“护宪和平主义”来概括是值得商榷的，但本文限于篇幅，不再进行具体分析。
④例如，高增杰在他主编的《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将丸山真男评价为“战后和平主义的旗手”。
⑤“口述後の質疑応答”入江俊郎（述）‘日本国憲法成立の経緯’（憲法?{查会事務局、憲資·総第四十六号、1960年7月）、94頁。
⑥“憲法改正要綱”（1946年2月8日）、佐藤逹夫文書22、国立国会図書馆、5頁。
⑦“憲法中陸海军ニ関スル規定ノ変更ニ付テ”（1946年2月8日）、佐藤逹夫文書24、国立国会図書館、1頁。
⑧宮沢俊義“憲法講話”（岩波書店、1967年）、100頁。
⑨“まぇがき”‘憲法?{查会報告書’（憲法调查会、1964年7月）、1頁。
⑩被邀请的46名学者包括：入江启四郎（爱知大学教授）、鹈饲信成（东京大学教授）、戒能通孝（东京都立大学教授）、菊池勇夫（九州大学教授）、佐藤功（成蹊大学教授）、高木八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辻清明（东京大学教授）、中川善之助（东北大学教授、宪法调查会委员）、中村哲（法政大学教授）、南原繁（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野村平尔（早稻田大学教授）、真野毅（最高法院法官）、丸山真男（东京大学教授）、峰村光郎（庆应大学教授）、横田喜三郎（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蜡山政道（御茶水大学校长、宪法调查会委员）、有泽广巳（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原子力委员）、家永三郎（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大河内一男（东京大学教授）、城户又一（东京大学教授）、久野收（学习院大学讲师）、清水几太郎（学习院大学教授）、竹内好（东京都立大学教授）、谷川彻三（法政大学教授）、都留重人（一桥大学教授）、中野好夫（评论家）、务台理作（庆应大学教授）、宗像诚也（东京大学教授）、浅井清信（立命馆大学教授）、猪木正道（京都大学教授）、大西芳雄（立命馆大学教授）、冈本清一（同志社大学教授）、黑田了一（大阪市立大学教授）、佐伯千仞（立命馆大学教授）、末川博（立命馆大学教授）、田畑茂二郎（京都大学教授）、田畑忍（同志社大学教授）、俵静夫（神户大学教授）、前芝确三（立命馆大学教授）、森义宣（大阪大学教授）、贝塚茂树（京都大学教授）、桑原武夫（京都大学教授）、岛恭彦（京都大学教授）、名和统一（大阪市立大学教授）、松井清（京都大学教授）、松田道雄（评论家）。
(11)大内兵衛、茅誠司、清宮四郎、恒藤恭、宮沢俊義、矢内原忠雄、湯川秀樹、我妻泶“憲法問題研究会設立につぃての勧誘状”。大内兵衞“憲法問题研究会——その目的と仕事”、憲法問题研究会編‘憲法を生かすもの’（岩波書店、1961年）、5頁。
(12)大内兵衞“憲法問题研究会——その目的と仕事”、憲法問题研究会編‘憲法を生かすもの’（岩波書店、1961年）、7頁。
(13)“解説 憲法?{查会に打撃 学者ダル一ゲの‘研究会’結成”、‘日本経済新聞’、1958年5月31日。
(14)“政治的結果ゃむなし 研究は学問を中心に 憲法研究会大内氏ら語る”、‘日本経済新聞’、1958年5月31日。
(15)“憲法研究会のスポソサ一は？”（‘読売新聞’、1958年5月31日）、“憲法研究会に政府シゲィ顔”（‘每日新聞’、1958年5月31日）。
(16)“憲法問题研究会 ‘低姿勢’で地道な研究 だが政府には‘一大敵国’”、‘朝日新聞’、1958年9月30日。
(17)“声 憲法問题研究会に期待する”（读者来信）、‘朝日新聞’、1958年6月1日。
(18)“投書 憲法問题研究会に思ぅ”（读者来信）、‘每日新聞’、1958年6月1日。
(19)憲法?{查会‘憲法調查会第十四回総会議事録’、1958年7月2日、8頁。
(20)“憲法第九条につぃて”（憲法問题研究会討議資料）、立教大学宮沢俊羲文庫、資料C21〔憲法第9条〕、No.1、5-6頁。
(21)丸山真男、佐藤功、“‘第9条改定に対すゎれゎれれの態度’をまとめるにつぃての資料”（憲法問題研究会資料、1964年6月13日）、立教大学宮沢俊義文庫、5-6頁。
(22)大内兵衞“憲法問题研究会への疑問に答ぇる”、‘週刊朝日’1958年6月15日号、13頁。
(23)我妻栄“憲法を国民のものに”（“憲法記念講演会”、1963年5月3日）、‘世界’1963年7月号、185頁。
(24)大内兵衞“憲法問题研究会への疑問に答ぇる”、‘週刊朝日’1958年6月15日号、14頁。
(25)由小林直树、长谷川正安等宪法学者发起的、以进行纯粹的宪法研究为目标的知识分子团体。目前拥有会员400多人，除每年举行两次研究大会外，还编辑出版杂志《宪法问题》。
(26)木下智史“護憲とは何か——‘五五年体制’と護憲·改憲”全国憲法研究会编‘憲法問题’6（1995年）、101頁。
(27)该会曾是战后初期的著名知识分子团体“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民科”）的一个支部，在“民科”解散后独立活动，延续至今。该会虽不是专门的宪法研究机构，但设有宪法分科会及宪法问题特别委员会，近年来就宪法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声明。该会目前拥有会员700多人，除举行研究交流会外，还编辑出版杂志《法的科学》。
(28)“理事長ぁぃさつ”（民主主義科学者協会法律部会第21期理事会理事長、西谷敏）。民主主義科学者協会法律部会、“理事長からの挨拶”、http://wwwsoc.nii.ac.jp/minka/chairman.html（2007年6月6日）。
(29)小森陽一“はじめに”、加藤周一、井上ひさし、樋口陽一、水島朝穗編‘暴力の連鎖を超ぇて——同時テロ、報復戦争、そして私たち’、岩波ブッフレットNo.561、岩波書店、2002年、1-4頁。
(30)加藤周一、“現在は解釈改憲の第二の分岐点”、加藤周一、井上ひさし、樋口陽一、水島朝穗編‘暴力の連鎖を超ぇて——同時テロ、報復戦争、そして私たち’、岩波ブッフレットNo.561、岩波書店、2002年、5頁。
(31)“‘九条の会’からの訴ぇ”（2006年6月10日）。http://www.9-jo.jp/news/news_index.html（2007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