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修昔底德的“命运”说
李永明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5期
【原文出处】《史学史研究》(京)2008年1期第71～78页
【作者简介】李永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
【关 键 词】修昔底德/命运/历史思想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8)01-0071-08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下简称《伯战史》）是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留给后世的唯一一部著作，在西方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这部著作中，修氏主要叙述了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雅典与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发生的、并对整个希腊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一场战争。修氏在叙史的过程中，多次提到“命运”。“命运”说是修昔底德历史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关于《伯战史》中“命运”一词的含义，以及“命运”说在修氏思想中的地位，西方学者多有论及。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修氏的“命运”说作一些讨论，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
“命运”，古希腊文为，τ
χη①，拉丁音译tyche，英文一般译为fate、fortune、chance等，中文译作“命运”、“幸运”、“机遇”、“偶然”等。在古希腊文中，tyche是个多义词，意指神所赐予的好运、运气（包括好运和厄运）、机遇等②。根据“命运”以上词义，可以看出，它表示一种超乎人的意志而对人类历史活动控制和干预的力量。这种力量可能是神的意志和活动，即神性力量，也可能是无目的、无意识的非神性力量。
在古希腊，神性之命运是tyche众多词义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多指神以某种人类无法预知的方式对人事进行干预③，这一点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有充分反映④。但在修氏《伯战史》中，情况有很大不同。据统计，tyche一词在《伯战史》中共出现四十余次⑤。其中，只有虔诚的弥罗斯人将tyche与神联系在一起。面对雅典人围攻的威胁，他们不愿丧失自由，欲寄希望于“一直受到神灵庇护的命运”⑥和斯巴达人的援助。结果，弥罗斯在雅典的侵略中覆灭，城中所有成年男子被处死，妇孺被卖为奴隶，所谓“神灵庇护的命运”并没有挽救他们脱离苦海。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了修氏的态度，即神的力量与人事无涉。除了上述仅有的一例，《伯战史》中的tyche往往泛指好的或坏的运气(fortune, good fortune and ill fortune)、机遇(chance)等人类无法预见和控制的、非人格化的力量⑦，偶然性的意味更为浓厚。西西里战役期间，叙拉古人准备与雅典人进行海上决战，叙拉古的将军们吉利普斯在战前对士兵发表演说：“事实上，如果你们了解形势的真实情况，正如根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情报，他们（雅典人）遭受的灾难和目前所遭遇的困境，已经使他们感到绝望；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完全失去了信心，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碰碰‘运气’，冒险一搏。”⑧又如，雅典在征服背叛的密提林邦之后，盛怒之下，决定将密提林人全部处死，并派遣一条三列浆战舰到帕吉斯告知雅典的将军执行该命令。第二天，雅典人的心态发生了转变，又召开公民大会重新讨论如何处理密提林人，他们接受了戴奥多都斯的建议，并马上另派一艘舰船起航以阻止对密提林人的屠杀。修氏说：“幸运的是，他们没有遇到逆风。”⑨结果第二艘舰船及时赶到帕吉斯，从而使大多数密提林人躲过灭顶之灾。在关于西西里玛征的辩论中，尼西阿斯告诫雅典人说：“敌人遭遇的‘不幸’不足以成为你们骄傲自满的理由。”⑩“我们需要很多良策和‘好的运气（机遇）’，因为我们是凡夫俗子，很难控制它。”(11)在以上三例中，tyche所表示的都是一种超乎人力控制的客观力量，而与神意无关。人们虽然意识到它会对人事产生重大影响，却无力预见和支配它。
《伯战史》中神性之命运极少出现与修氏对神人关系的认识是直接相关的。修氏致力于叙述人的活动的历史，在他的思想中，宗教神灵无足轻重。在叙史时，修氏虽然使用了一些神谶方面的资料，但他在运用神谶时是非常谨慎的。有学者注意到，修氏在提及神谶时经常采取“据说……”这种表达方式，这一方面表明修氏对神谶的真实性有所怀疑，另一方面说明修氏运用神谶的目的是反映当时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并自觉地与他自己的思想相区别(12)。修氏在分析和解释历史事实时，更是断然将神灵的作用排除在外。战争期间，雅典发生大瘟疫。人们提起一句神谶，“与多利亚人的战争一旦发生，死亡与之俱来。”(13)修氏认为，神谶中死亡一词，也可释作饥馑。现在死了很多人，自然主张释作死亡的人占多数。如果再爆发一次战争，发生了饥馑，很多人又会释作饥馑了。在战争期间，人们依据神谶，普遍认为这场战争将持续三个九年。修氏说，信奉神谶的人们只在这一件事情上推算准确，与事实相符(14)。在他看来，神谶与人事的联系只不过是人们的附会而已，就算神谶偶尔与事实的发展相吻合，也只是偶然的巧合，其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此外，修氏在叙史的过程中，也提到了地震、瘟疫、水灾、日食、月食等自然现象。修氏展现了这些自然灾异对人事的影响，但是他并不认为自然灾异与人事有某种必然的联系，也没有将其视为神意的朕兆。在第一章，修氏谈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地震、日食、旱灾、饥馑、瘟疫空前爆发，给希腊造成了巨大的危害(15)。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修氏坚持传统宗教信仰的一个例证，将地震、日食等自然灾异当作战争爆发的朕兆(16)。但是联系上下文，我们就可以看出，修氏在这里之所以如此强调战争期间自然灾害给希腊带来了如此深重的灾难，其目的是进一步论证他所叙述的主题——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修氏本人对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不会认为这些自然灾异与战争的爆发有什么因果关系(17)。战争爆发前，提洛岛上发生了地震。这是希腊人记忆中的第一次地震，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大事降临的朕兆，而修氏却认为这是大战将临前人们那种兴奋和狂躁心态的反映。“事实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人们都会有稀奇古怪的解释。”(18)对于把自然现象作为占卜或预言兆头的做法，修氏作了无情地抨击。虔诚的雅典将军尼西阿斯因为发生日食而延误了撤军的间，导致军队遭到叙拉古人毁灭性的打击，修氏认为尼西阿斯的行为是十分愚蠢的(19)。可见，修氏虽然并没有直接否认神的存在，但排除了神灵在人事中的作用，并自觉地将自然界与人事区别开来，对神灵与自然界的认识较之希罗多德无疑更为进步了。
二
修氏尽管将神灵以及神性之命运排斥出人类历史之外，但又承认的确有另一种超乎人力预料和控制的“命运”力量会干预人事。在《伯战史》中，这种具有偶然性意味的“命运”对人们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命运”通常表现为种种超乎人力预见的偶然现象和事件。《伯战史》记载伯里克利的话说：“当事件的发生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们常归之于‘命运’。”(20)偶然的事件经常发生，都超乎人们的意料，在战争中更是如此，因为战争本身就千变万化，难以预测。对此，《伯战史》中的许多演讲者都表达了深刻的认识。在斯巴达第二次公民大会上，雅典使者便以此劝诫斯巴达不要对雅典宣战：“在你们投入战争之前，要想一想偶然事件(chance)在战争中的巨大影响。随着战事的延续，它基本上就变成了偶然的事件，这些偶然的事件不论是你们还是我们都是不能避免的，我们在黑暗中冒险(21)。科林斯人也说：“在世间万物之中，战争是最少按固定的原则进行的，战争期间，人们主要是利用这一点制定策略以应付突发事件。”(22)
以上演讲者的认识在修氏叙史以及对历史事件分析中得到了印证，特别是在派娄斯事件中，修氏向我们展现了各种突发的偶然事件对人们活动造成的显著影响(23)。公元前425年，雅典将军攸里梅敦和索福可勒斯率领一支雅典舰队开赴西西里，本无意在派娄斯停留，但当雅典人航行到拉哥尼亚时，碰巧遇到了暴风雨，才不得不接受了德谟斯提尼的建议，进驻派娄斯(24)。这正赶上斯巴达人庆祝自己的节日，因此斯巴达人对此并没有在意(25)。雅典人在派娄斯设防，苦于无法得到足够的武器，正在这时，两艘美塞尼亚人的舰船开了过来，雅典人劫掠了他们才获得了武器装备(26)。在随后发生的战斗中，更是怪事不断。修氏说，斯巴达人自诩是大陆强国，拥有陆军优势；雅典人自负是海上强国，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但在战斗中却出现了一个“反乎常态的奇迹”：“雅典人在陆地上作战，并且是在斯巴达的领土上作战，对从海上来进攻的斯巴达人作战；而斯巴达人用海军设法在他们自己的海岸（这个海岸现在在敌人手里）登陆，以进攻雅典人。”(27)在随后的一次战斗中，两军的作战方式又是一反常态的：“斯巴达人在绝望的紧张情绪中，实际上是在陆地上作海战；而胜利的雅典人，因为想充分地保持他们的胜利成果，从舰船上作步兵战斗”(28)。战斗结束后，雅典人将留在岛上的斯巴达人围困，双方展开了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由于饮食短缺，岛上的斯巴达人固然度日艰难，雅典军队的封锁也进行得不易，双方一度陷入僵局。雅典人开始后悔不接受斯巴达人提出的议和建议。克里昂为了躲避雅典民众的指责，反而指责那些参与围攻的前线将士，吹嘘说，如果他本人是军队的指挥官的话，一定能活捉岛上的斯巴达人。时任雅典将军的尼西阿斯顺便将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克里昂。克里昂本无意出征，但在雅典民众的压力下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他宣称在二十天之内，定将岛上的斯巴达人生擒，或者把他们就地击毙(29)，修氏指出，克里昂的话是非常“愚蠢”的“乱发狂言”，并受到了很多人的讥笑。然而事情的发展却是：克里昂竟然真的在二十天之内，将岛上的斯巴达人活捉回雅典了(30)。雅典人之所以能最终取得该战役的胜利，还得益于另一偶然事件的发生。《伯战史》记载，雅典人之所以迟迟不敢上岛进攻是因为岛上覆盖着茂密的丛林，他们无法准确估计出敌军的数目，也不熟悉地形。就在这时，岛上一个斯巴达士兵不小心将一小片树林燃着了，随后火借风势，几乎将岛上全部的树林都给烧光了(31)。这才使雅典人弄清了斯巴达军队的实际人数，开始着手攻击，最终迫使岛上的斯巴达士兵投降。可见，雅典在派娄斯战役的胜利与以上种种突发事件是分不开的。
第二，“命运”与人的智慧相对立。在《伯战史》中，“命运”(chance)往往与人的智慧(intelligence)、谋算(calculation)、预见力(foresight)相对立。命运的影响经常干扰人们理性的判断，并使事件的发展与人们的计划相背离。科林斯人在斯巴达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许多拙劣的计划能够获得成功，是因为对手愚蠢的很；相反，更多的情况是，明明是筹划得很好，结果却是遭到耻辱。(32)”伯里克利在雅典公民大会上也说：
我知道，劝说人们参加战争时的激昂情绪在战争开始以后不总是保持得住的。随着事态的发展，人们的决心也在发生变化。……因为事物发展的过程往往和人们的计划一样，都是变幻莫测的。正因为如此，无论出现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我们通常都把它归于命运。(33)
以上演讲者的观点和修氏本人的认识是一致的。西西里战役之后，开俄斯背叛了雅典，但最终被雅典镇压。修氏对此评论说：
事实上，开俄斯人是我所知道的除拉栖代梦人以外的唯一一个知道怎样在繁荣昌盛的时期明智地处理国事，知道城邦国势愈盛愈要注意安全的民族。这次背叛雅典，他们似乎失之轻率，但并非冒险，因为他们直到有众多同盟者与他们共担危险，直至他们发觉雅典人在西西里惨败后，连雅典人自己都不再否认他们完全处于绝望状态时，才背叛雅典人的。如果说人事无常，难以捉摸，因而他们犯了错误的话，那么其他许多人像他们一样，都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都相信雅典人的势力会迅速地被打垮的。(34)
《伯战史》中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伯战史》中，人的计划与事态的发展之间总有一种距离。就是那些有先见之明的人也无法确切地看清事情的结果，总有一些突发的偶然事件人们难以预料，并破坏了人们精心设计的计划(35)。正如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所说：“‘命运’无常，非人的心计所能控制。”(36)叙拉古人赫摩克拉底也认识到，“那种认为我们既能支配自己的计划，就能控制自己的命运的想法是非常愚蠢的，命运是我们所不能控制的。”(37)
第三，《伯战史》中“命运”的作用也显著地表现为它对人的心理造成的重大影响(38)。如前所述，“命运”是超乎人力所能及的一种盲目的力量，它能带给人幸运，也能给人带来厄运和灾难，人无法预见“命运”，更谈不上支配和控制它。因此当人们决定采取某种行动时，必须考虑和面对命运的这种不确定性。在“命运”的巨大压力下，人们常常会感到悲观丧气，甚至放弃行动。在《伯战史》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演讲者会以此为理由，强调行动中的种种危险，劝导人们放弃某些行动。战争爆发前，雅典使者就曾告诫斯巴达人在决定对雅典进行战争之前要认真考虑战争中的种种不确定因素。斯巴达人在向雅典求和时，也强调了这一点(39)。特别是在派娄斯事件之后，斯巴达在“命运”的压力下根本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动。修氏评论说：
在斯法克特里亚岛的严重的意外的灾难降临到他们身上之后，派娄斯和吉塞拉相继落入雅典人手中；他们在各方面都处于战争阴影的笼罩之下……同时，近期“命运”多变，多灾多难，而且都是出乎他们的意外，这使得拉栖代梦人胆战心惊。他们总怕还有别的灾难会同斯法克特里亚的灾难一样，降临到他们身上。因此，他们在两军阵前，精神不振，他们以前没有遭受过磨难，因而完全丧失了自信，认为只要一有军事行动，就又要遭到失败。(40)
从以上的事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命运”对人的心理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命运”所造成的现实和未来的不确定性也能激发人们的行动，因为它同样暗示了成功的可能(41)。特别是目前的成功和幸运，更会让人感到自信而乐观。正如戴奥多都斯所说：“‘幸运’也很容易使城邦产生非分之想，有时候，人们意外地遇着幸运会引诱他们在条件尚不成熟的条件下去冒险。”(42)这种源自幸运的乐观、希望和自信在派娄斯事件之后的雅典人身上体现得最为显著。修氏说：
雅典当时的繁荣使雅典人以为他们什么事都能做到，可能的事和不切实际的事，他们都能做到，不管他们的势力强大也好，不足也好。他们各方面的意外成功，使他们产生了这种心态，认为凡是他们能够想到的，就一定能够做到。(43)
有学者指出，修氏对雅典人的评论与上述戴奥多都斯的言论无论是遣词还是内容上都极为相像(44)。他们都认识到，幸运和希望、自信等乐观情绪相互交织和促进，甚至促使人们去冒最大的危险。
在弥罗斯辩论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命运”的不确定性给人们心理所带来的这两种不同影响。弥罗斯人将“命运”的不可预测性作为他们希望的理由，他们认为，在“命运”的影响下，势力强大的一方并不一定能获得战争的胜利，因此他们抵抗雅典，仍有保持独立的希望(45)。雅典人则强调“命运”不确定性的消极方面，认为由迷信“命运”而产生的那种希望是不可靠的，实力决定一切，弱者无法对抗强者，如果弱者一味迷信“命运”等虚幻的力量，最终只能导致自身的毁灭(46)。弥罗斯人说他们之所以相信“命运”是因为他们过去一直受到“神灵赐予的命运”的保佑(47)。而雅典人回答说，他们对“命运”和希望的自信最终将让其失望(48)。由此可见，在面对“命运”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时，人们会对其作出不同的解读，由此产生悲观或乐观的情绪，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行动。
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修氏在《伯战史》一书中较详尽地展现了“命运”对人的活动和心理所造成的影响。对于“命运”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修氏无疑是有深刻认识的。但是，我们不能过于强调“命运”在修氏历史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49)。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修氏的确意识到人事中有一些领域是人们无法准确地预测和估计的，这说明修氏认识到了人类智慧的局限。但同时也说明，修氏认为在命运(tyche)起作用的领域之外，人事是有规则可循的，人们可以凭借明智的判断与预见力进行预测，人事的成功主要依赖人的智慧和远见(50)。《伯战史》记载伯里克利之言说：“我们的父辈们……击退了异邦人（波斯人），把他们的事业发展到现在的高度，主要是由于他们的‘智慧’而不是由于他们的‘幸运’，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勇敢而不是由于他们的实力。”(51)又：“当双方都面临着相同的tyche时，知识使人们勇气倍增——知识使他们藐视他们的敌人，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信心，不是支撑绝望形势的一种期望，而是基于现有资源的一种明智的判断(gnome)(52)，因而他们的预见是更为可靠的。”(53)尼西阿斯也告诫雅典人说：“你们要记住，单凭主观愿望很难取得成功，要有远见卓识才能经常赢得胜利。”(54)伯里克利和尼西阿斯以上所言都强调了人的智慧和远见在人事中的关键作用。与盲目的“命运”相比，人的智慧和远见更为重要。在公元前429年的一次海战中，雅典海军打败了斯巴达舰队。斯巴达人后来将他们的失败归之于“命运”(chance)的影响，即一阵海风袭来，吹散了他们舰队的队形(55)。而修氏指出这正是雅典指挥官弗米奥战前制定的策略。弗米奥预根据经验，预料到黎明时总会有风吹过来，因此他命令舰队不停地环绕斯巴达舰队，一直等到风吹散了斯巴达舰队阵形才发起攻击。结果斯巴达舰队乱作一团，大败而逃(56)。修氏认为斯巴达人此次海战的失利主要是因为他们缺少经验，而不是什么意外事故(chance)。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进行海战，而雅典人则拥有丰富的海战经验(57)。公元前413年，雅典寡头派成功地发动了政变，改变了雅典的政体。修氏指出寡头派政变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寡头派中有很多“有智慧的”人物（皮山大，弗利尼库斯，泰拉蒙涅斯等）。因此，尽管政变遇到了重重困难，其成功仍是理所当然的(58)。
与此相反，《伯战史》也记载了很多因为迷信“命运”而最终失败的例子。例如，公元前426年，雅典将军德谟斯提尼率军进攻埃托里亚，他坚信自己有好运(fortune)，因此未等援军到达就轻率地进兵，结果导致战斗的失利，大批雅典士兵被杀。修氏沉痛地说：“这些雅典人个个都是正当壮年，他们是雅典城邦在这场战争中到目前为止所丧失的最优秀的公民。”(59)又，如前所述，弥罗斯人将其获救的希望寄托在“命运”之上，最终遭遇了悲惨的结局。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雅典人曾指出弥罗斯所坚信的“命运”是一种虚幻的力量，并不可靠，可在西西里战役后期，走投无路的雅典人也同样将其获救的希望寄托于“命运”(60)。在遭遇海战中一次史无前例的惨败后，尼西阿斯仍对未来心存侥幸，并以此来鼓舞雅典人的士气：“你们不要忘记，战争中有不可预料的因素。希望我们也有‘幸运’的时候。”(61)结果也未能挽救在西西里的雅典人的悲惨命运。
对那些具有智慧、深谋远虑、预见力等能力和品质的人物修氏更是大加赞扬(62)。雅典将军地米斯托克利第一个预见了雅典统治海洋的无限前景，并构建了“雅典帝国”的基础(63)。修氏称赞他是一位极富天才智慧的人物，尤其强调了他对未来的超凡的预见力(64)。地米斯托克利之后，雅典最有才能的人是伯里克利，正是在他的领导下雅典才步入全盛时代。对于伯里克利所表现出的智慧和远见，修氏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准确估计了雅典的军事实力，并为雅典制定了明智、稳健的政策。“他去世之后，他对战争的某些正确的预见更加为人所知”。由于其继任者争权夺利，抛弃了他所制定的策略，才导致了雅典的战败(65)。在卷四，修氏对斯巴达将军伯拉西达进行了表扬。修氏指出，在战争后期，雅典的许多盟邦都产生了一种亲斯巴达的情绪，这主要是因为伯拉西达的勇敢和智慧(66)。对于领导叙拉古成功地抗击雅典入侵的赫摩克拉底，修氏称其“在各方面都有出色的智慧”(67)。
综上所述，《伯战史》中的“命运”(tyche)是一种超乎人力预见和控制的客观力量，和神的意志无关。它通常表现为偶然、幸运等人力无法预料的事件，并对人的心理和活动产生很大的影响。修氏承认“命运”对人事的影响，但更强调人的智慧、远见和理性的判断在人事成败中的作用。在修氏看来，“命运”尽管对历史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它并不是历史本身所具有的规律，和各种事件的发生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总的来说，《伯战史》中“命运”只是修氏对那些他认为无法预测和控制的偶然事件的解释，虽然“命运”仍独立于人事之外，但已经摆脱了神的因素；虽然修氏承认命运有时会对历史造成很大影响，但并没有将之视为历史发展本身的必然性。修氏的“命运”说进一步体现出了天（自然）、人相分的趋势，表现了古希腊思想的进步。
注释：
①为排印方便，以下用拉丁字母音读表示。
②H.G. Liddell and R. Scott, A Greek-English Lexicon, with a revised supplement, Oxford,1996,p1839.
③J. B. Bury,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 New York, 1958,p200.
④参见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Ⅰ.126；Ⅲ.139；Ⅳ.8；Ⅴ.92.
⑤据珀尔修斯网络图书馆搜索引擎检索，网址为：www.perseus.tufts.edu.
⑥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以下省称Thucydides），Ⅴ.112.本文所引Thucydides文字据R. Crawley的英译本(New York, 1934)；亦参考洛易卜从书斯密司的英译本(London and New York, 1928)和华尔纳的英译本(Penguin Books, 1972)。中译文主要依据徐松岩的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并参考了谢德风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⑦参见G. F. Abbott, Thucydides, A Study in Historical Reality, London, 1925, p17-18. Michael Grant, The Ancient Historians, Duckworth, Reprinted, 1994, p105-106. David Cartwright,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p77. Robert D. Luginbill, Thucydides on War and National Character, Westview Press, 1999, p53-56, 60-61.
⑧Thucydides，Ⅶ. 67.
⑨Thucydides，Ⅲ.49.
⑩Thucydides，Ⅵ.11.
(11)Thucydides，Ⅵ.23.
(12)A. W. Gomme, A. Andrewes and K.J. Dover,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2, Oxford, 1956, p9.
(13)Thucydides，Ⅱ.54.
(14)Thucydides，Ⅴ.26.
(15)Thucydides，Ⅰ.23.
(16)E.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Modern, Chicago, London, 1983, p15.
(17)J. H. Finley, Thucydides, Oxford, 1942, p311.
(18)Thucydides，Ⅱ.8.
(19)Thucydides，Ⅶ.50.
(20)Thucydides，Ⅰ.140.
(21)Thucydides，Ⅰ.78.
(22)Thucydides，Ⅰ.122.
(23)L. Edmands, Chance and Intelligence in Thucydides, Cambridge, Mass, 1975, p176-179.另，A.W.高穆认为，《伯战史》中的tyche一词在有一些地方并不一定表示chance，而是表示两件事件是同时发生的，可备一说。参见A. W. Gomme, A. And rewes and K. J. Dover,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lo. 3, Oxford, 1956, p488-489.
(24)Thucydides，Ⅳ.2-3.
(25)Thucydides，Ⅳ.5.
(26)Thucydides，Ⅳ.9.
(27)Thucydides，Ⅳ.12.中译文参见谢德风译本，第272页。
(28)Thucydides，Ⅳ.14.中译文参见谢德风译本，第273页。
(29)Thucydides，Ⅳ.27-28.
(30)Thucydides，Ⅳ.39.
(31)Thucydides，Ⅳ，29-30.西方有学者认为，修氏之所以在派娄斯事件中如此强调tyche的影响，主要是为了贬低克里昂的功绩。修氏本人对克里昂的厌恶使得他故意夸大tyche在雅典人取得是役胜利中的作用（参见F. M. Cornford, Thucydides Mythiaoricus, London, 1907, p88.）应该说，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修氏对克里昂的反感在《伯战史》中的很多地方都有所体现，也是学者们一致同意的。但要以此为据推断修氏故意夸大了tyche在派娄斯事件中的影响作用则是值得商榷的。已有学者对此观点作了驳正，参见Tim Rood, Thucydides: Narrative and Explanation, Oxford, New York, 1998,p24-57.
(32)Thucydides，Ⅰ.120.
(33)Thucydides，Ⅰ.140,
(34)Thucydides，Ⅷ.24.
(35)参见Michael Grant, The Ancient Historians, Duckworth, Reprinted, 1994, p105-106. John Marincola, Greek Historians, Oxford, 2001, p87-90.
(36)Thucydides，Ⅰ.84.
(37)Thucydides，Ⅳ.64.
(38)参见Robert D. Luginbill, Thucydides on War and National Character, Westview Press, 1999, p54.
(39)Thucydides，Ⅳ.17.
(40)Thucydides，Ⅳ.55.
(41)Robert D. Luginbill, Thucydides on War and National Character, Westview Press, 1999,p55.
(42)Thucydides，Ⅲ.45.
(43)Thucydides，Ⅳ.65.
(44)Robert D. Luginbill, Thucydides on War and National Character, Westview Press, 1999,p61.
(45)Thucydides，Ⅴ.102.
(46)Thucydides，Ⅴ.103.
(47)Thucydides，Ⅴ.112.
(48)Thucydides，Ⅴ.113.
(49)例如，L. Edmands就认为：《伯战史》中，随着战争的进行，tyche对人事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并逐渐取代了人的理性的判断和计划。这无疑夸大了《伯战史》中“命运”的作用。关于Edmands的观点，参见L. Edmands, Chance and Intelligence in Thucydides, Cambridge, Mass, 1975,p176-179.关于对Emands以上观点的评价，参见S. Hornblower, Thucydides, Baltimore, 1987,p69.
(50)G. F. Abbott, Thucydides, A Study in Historical Reality, London, 1925, p17-18. J. H. Finley, Thucydides, Oxford, 1942, p312-315. John Marincola, Greek Historians, Oxford, 2001, p87-88.
(51)Thucydides，Ⅰ.144.
(52)古希腊词gnome，是一个含义非常复杂的词，有思考、判断、决心、意见、观点、倾向、性情等意思。参见H. G. Liddell and R. Scott, A Greek-English Lexicon, With a revised supplement, Oxford, 1996, p354.
(53)Thucydides，Ⅱ.62.
(54)Thucydides，Ⅵ.13.
(55)Thucydides，Ⅱ.87.
(56)Thucydides，Ⅱ.84.
(57)Thucydides，Ⅱ.85.
(58)Thucydides，Ⅷ.68.
(59)Thucydides，Ⅲ.98.
(60)J.H. Finley, Thucydides, Oxford, 1942, p241-246. W. Robert Connor, Thucydides, Princeton, New Jersey, 1984, p200-204.
(61)Thucydides，Ⅶ.61.
(62)John Marincola, Greek Historians, Oxford, 2001, p87-88.
(63)Thucydides，Ⅰ.93.
(64)Thucydides，Ⅰ.138.
(65)Thucydides，Ⅱ.65.
(66)Thucydides，Ⅳ.81.
(67)Thucydides，Ⅵ.72.^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5期
【原文出处】《史学史研究》(京)2008年1期第71～78页
【作者简介】李永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
| 【内容提要】 | “命运”说是修昔底德历史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命运”一词主要指机遇、运气（包括好运和厄运）等人类无法预见、非人格化的力量，而与神意无涉。它通常表现为人力无法预计和支配的偶然现象和事件，与人的智慧、谋算、预见力相对立，并对人的心理和活动产生很大的影响。修氏承认“命运”对人事的影响，但更强调人的智慧、远见和理性的判断在人事成败中的作用。修氏的“命运”说，体现了古希腊思想的进步。 |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下简称《伯战史》）是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留给后世的唯一一部著作，在西方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这部著作中，修氏主要叙述了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雅典与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发生的、并对整个希腊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一场战争。修氏在叙史的过程中，多次提到“命运”。“命运”说是修昔底德历史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关于《伯战史》中“命运”一词的含义，以及“命运”说在修氏思想中的地位，西方学者多有论及。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修氏的“命运”说作一些讨论，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
“命运”，古希腊文为，τ
χη①，拉丁音译tyche，英文一般译为fate、fortune、chance等，中文译作“命运”、“幸运”、“机遇”、“偶然”等。在古希腊文中，tyche是个多义词，意指神所赐予的好运、运气（包括好运和厄运）、机遇等②。根据“命运”以上词义，可以看出，它表示一种超乎人的意志而对人类历史活动控制和干预的力量。这种力量可能是神的意志和活动，即神性力量，也可能是无目的、无意识的非神性力量。在古希腊，神性之命运是tyche众多词义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多指神以某种人类无法预知的方式对人事进行干预③，这一点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有充分反映④。但在修氏《伯战史》中，情况有很大不同。据统计，tyche一词在《伯战史》中共出现四十余次⑤。其中，只有虔诚的弥罗斯人将tyche与神联系在一起。面对雅典人围攻的威胁，他们不愿丧失自由，欲寄希望于“一直受到神灵庇护的命运”⑥和斯巴达人的援助。结果，弥罗斯在雅典的侵略中覆灭，城中所有成年男子被处死，妇孺被卖为奴隶，所谓“神灵庇护的命运”并没有挽救他们脱离苦海。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了修氏的态度，即神的力量与人事无涉。除了上述仅有的一例，《伯战史》中的tyche往往泛指好的或坏的运气(fortune, good fortune and ill fortune)、机遇(chance)等人类无法预见和控制的、非人格化的力量⑦，偶然性的意味更为浓厚。西西里战役期间，叙拉古人准备与雅典人进行海上决战，叙拉古的将军们吉利普斯在战前对士兵发表演说：“事实上，如果你们了解形势的真实情况，正如根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情报，他们（雅典人）遭受的灾难和目前所遭遇的困境，已经使他们感到绝望；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完全失去了信心，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碰碰‘运气’，冒险一搏。”⑧又如，雅典在征服背叛的密提林邦之后，盛怒之下，决定将密提林人全部处死，并派遣一条三列浆战舰到帕吉斯告知雅典的将军执行该命令。第二天，雅典人的心态发生了转变，又召开公民大会重新讨论如何处理密提林人，他们接受了戴奥多都斯的建议，并马上另派一艘舰船起航以阻止对密提林人的屠杀。修氏说：“幸运的是，他们没有遇到逆风。”⑨结果第二艘舰船及时赶到帕吉斯，从而使大多数密提林人躲过灭顶之灾。在关于西西里玛征的辩论中，尼西阿斯告诫雅典人说：“敌人遭遇的‘不幸’不足以成为你们骄傲自满的理由。”⑩“我们需要很多良策和‘好的运气（机遇）’，因为我们是凡夫俗子，很难控制它。”(11)在以上三例中，tyche所表示的都是一种超乎人力控制的客观力量，而与神意无关。人们虽然意识到它会对人事产生重大影响，却无力预见和支配它。
《伯战史》中神性之命运极少出现与修氏对神人关系的认识是直接相关的。修氏致力于叙述人的活动的历史，在他的思想中，宗教神灵无足轻重。在叙史时，修氏虽然使用了一些神谶方面的资料，但他在运用神谶时是非常谨慎的。有学者注意到，修氏在提及神谶时经常采取“据说……”这种表达方式，这一方面表明修氏对神谶的真实性有所怀疑，另一方面说明修氏运用神谶的目的是反映当时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并自觉地与他自己的思想相区别(12)。修氏在分析和解释历史事实时，更是断然将神灵的作用排除在外。战争期间，雅典发生大瘟疫。人们提起一句神谶，“与多利亚人的战争一旦发生，死亡与之俱来。”(13)修氏认为，神谶中死亡一词，也可释作饥馑。现在死了很多人，自然主张释作死亡的人占多数。如果再爆发一次战争，发生了饥馑，很多人又会释作饥馑了。在战争期间，人们依据神谶，普遍认为这场战争将持续三个九年。修氏说，信奉神谶的人们只在这一件事情上推算准确，与事实相符(14)。在他看来，神谶与人事的联系只不过是人们的附会而已，就算神谶偶尔与事实的发展相吻合，也只是偶然的巧合，其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此外，修氏在叙史的过程中，也提到了地震、瘟疫、水灾、日食、月食等自然现象。修氏展现了这些自然灾异对人事的影响，但是他并不认为自然灾异与人事有某种必然的联系，也没有将其视为神意的朕兆。在第一章，修氏谈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地震、日食、旱灾、饥馑、瘟疫空前爆发，给希腊造成了巨大的危害(15)。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修氏坚持传统宗教信仰的一个例证，将地震、日食等自然灾异当作战争爆发的朕兆(16)。但是联系上下文，我们就可以看出，修氏在这里之所以如此强调战争期间自然灾害给希腊带来了如此深重的灾难，其目的是进一步论证他所叙述的主题——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修氏本人对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不会认为这些自然灾异与战争的爆发有什么因果关系(17)。战争爆发前，提洛岛上发生了地震。这是希腊人记忆中的第一次地震，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大事降临的朕兆，而修氏却认为这是大战将临前人们那种兴奋和狂躁心态的反映。“事实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人们都会有稀奇古怪的解释。”(18)对于把自然现象作为占卜或预言兆头的做法，修氏作了无情地抨击。虔诚的雅典将军尼西阿斯因为发生日食而延误了撤军的间，导致军队遭到叙拉古人毁灭性的打击，修氏认为尼西阿斯的行为是十分愚蠢的(19)。可见，修氏虽然并没有直接否认神的存在，但排除了神灵在人事中的作用，并自觉地将自然界与人事区别开来，对神灵与自然界的认识较之希罗多德无疑更为进步了。
二
修氏尽管将神灵以及神性之命运排斥出人类历史之外，但又承认的确有另一种超乎人力预料和控制的“命运”力量会干预人事。在《伯战史》中，这种具有偶然性意味的“命运”对人们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命运”通常表现为种种超乎人力预见的偶然现象和事件。《伯战史》记载伯里克利的话说：“当事件的发生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们常归之于‘命运’。”(20)偶然的事件经常发生，都超乎人们的意料，在战争中更是如此，因为战争本身就千变万化，难以预测。对此，《伯战史》中的许多演讲者都表达了深刻的认识。在斯巴达第二次公民大会上，雅典使者便以此劝诫斯巴达不要对雅典宣战：“在你们投入战争之前，要想一想偶然事件(chance)在战争中的巨大影响。随着战事的延续，它基本上就变成了偶然的事件，这些偶然的事件不论是你们还是我们都是不能避免的，我们在黑暗中冒险(21)。科林斯人也说：“在世间万物之中，战争是最少按固定的原则进行的，战争期间，人们主要是利用这一点制定策略以应付突发事件。”(22)
以上演讲者的认识在修氏叙史以及对历史事件分析中得到了印证，特别是在派娄斯事件中，修氏向我们展现了各种突发的偶然事件对人们活动造成的显著影响(23)。公元前425年，雅典将军攸里梅敦和索福可勒斯率领一支雅典舰队开赴西西里，本无意在派娄斯停留，但当雅典人航行到拉哥尼亚时，碰巧遇到了暴风雨，才不得不接受了德谟斯提尼的建议，进驻派娄斯(24)。这正赶上斯巴达人庆祝自己的节日，因此斯巴达人对此并没有在意(25)。雅典人在派娄斯设防，苦于无法得到足够的武器，正在这时，两艘美塞尼亚人的舰船开了过来，雅典人劫掠了他们才获得了武器装备(26)。在随后发生的战斗中，更是怪事不断。修氏说，斯巴达人自诩是大陆强国，拥有陆军优势；雅典人自负是海上强国，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但在战斗中却出现了一个“反乎常态的奇迹”：“雅典人在陆地上作战，并且是在斯巴达的领土上作战，对从海上来进攻的斯巴达人作战；而斯巴达人用海军设法在他们自己的海岸（这个海岸现在在敌人手里）登陆，以进攻雅典人。”(27)在随后的一次战斗中，两军的作战方式又是一反常态的：“斯巴达人在绝望的紧张情绪中，实际上是在陆地上作海战；而胜利的雅典人，因为想充分地保持他们的胜利成果，从舰船上作步兵战斗”(28)。战斗结束后，雅典人将留在岛上的斯巴达人围困，双方展开了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由于饮食短缺，岛上的斯巴达人固然度日艰难，雅典军队的封锁也进行得不易，双方一度陷入僵局。雅典人开始后悔不接受斯巴达人提出的议和建议。克里昂为了躲避雅典民众的指责，反而指责那些参与围攻的前线将士，吹嘘说，如果他本人是军队的指挥官的话，一定能活捉岛上的斯巴达人。时任雅典将军的尼西阿斯顺便将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克里昂。克里昂本无意出征，但在雅典民众的压力下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他宣称在二十天之内，定将岛上的斯巴达人生擒，或者把他们就地击毙(29)，修氏指出，克里昂的话是非常“愚蠢”的“乱发狂言”，并受到了很多人的讥笑。然而事情的发展却是：克里昂竟然真的在二十天之内，将岛上的斯巴达人活捉回雅典了(30)。雅典人之所以能最终取得该战役的胜利，还得益于另一偶然事件的发生。《伯战史》记载，雅典人之所以迟迟不敢上岛进攻是因为岛上覆盖着茂密的丛林，他们无法准确估计出敌军的数目，也不熟悉地形。就在这时，岛上一个斯巴达士兵不小心将一小片树林燃着了，随后火借风势，几乎将岛上全部的树林都给烧光了(31)。这才使雅典人弄清了斯巴达军队的实际人数，开始着手攻击，最终迫使岛上的斯巴达士兵投降。可见，雅典在派娄斯战役的胜利与以上种种突发事件是分不开的。
第二，“命运”与人的智慧相对立。在《伯战史》中，“命运”(chance)往往与人的智慧(intelligence)、谋算(calculation)、预见力(foresight)相对立。命运的影响经常干扰人们理性的判断，并使事件的发展与人们的计划相背离。科林斯人在斯巴达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许多拙劣的计划能够获得成功，是因为对手愚蠢的很；相反，更多的情况是，明明是筹划得很好，结果却是遭到耻辱。(32)”伯里克利在雅典公民大会上也说：
我知道，劝说人们参加战争时的激昂情绪在战争开始以后不总是保持得住的。随着事态的发展，人们的决心也在发生变化。……因为事物发展的过程往往和人们的计划一样，都是变幻莫测的。正因为如此，无论出现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我们通常都把它归于命运。(33)
以上演讲者的观点和修氏本人的认识是一致的。西西里战役之后，开俄斯背叛了雅典，但最终被雅典镇压。修氏对此评论说：
事实上，开俄斯人是我所知道的除拉栖代梦人以外的唯一一个知道怎样在繁荣昌盛的时期明智地处理国事，知道城邦国势愈盛愈要注意安全的民族。这次背叛雅典，他们似乎失之轻率，但并非冒险，因为他们直到有众多同盟者与他们共担危险，直至他们发觉雅典人在西西里惨败后，连雅典人自己都不再否认他们完全处于绝望状态时，才背叛雅典人的。如果说人事无常，难以捉摸，因而他们犯了错误的话，那么其他许多人像他们一样，都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都相信雅典人的势力会迅速地被打垮的。(34)
《伯战史》中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伯战史》中，人的计划与事态的发展之间总有一种距离。就是那些有先见之明的人也无法确切地看清事情的结果，总有一些突发的偶然事件人们难以预料，并破坏了人们精心设计的计划(35)。正如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所说：“‘命运’无常，非人的心计所能控制。”(36)叙拉古人赫摩克拉底也认识到，“那种认为我们既能支配自己的计划，就能控制自己的命运的想法是非常愚蠢的，命运是我们所不能控制的。”(37)
第三，《伯战史》中“命运”的作用也显著地表现为它对人的心理造成的重大影响(38)。如前所述，“命运”是超乎人力所能及的一种盲目的力量，它能带给人幸运，也能给人带来厄运和灾难，人无法预见“命运”，更谈不上支配和控制它。因此当人们决定采取某种行动时，必须考虑和面对命运的这种不确定性。在“命运”的巨大压力下，人们常常会感到悲观丧气，甚至放弃行动。在《伯战史》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演讲者会以此为理由，强调行动中的种种危险，劝导人们放弃某些行动。战争爆发前，雅典使者就曾告诫斯巴达人在决定对雅典进行战争之前要认真考虑战争中的种种不确定因素。斯巴达人在向雅典求和时，也强调了这一点(39)。特别是在派娄斯事件之后，斯巴达在“命运”的压力下根本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动。修氏评论说：
在斯法克特里亚岛的严重的意外的灾难降临到他们身上之后，派娄斯和吉塞拉相继落入雅典人手中；他们在各方面都处于战争阴影的笼罩之下……同时，近期“命运”多变，多灾多难，而且都是出乎他们的意外，这使得拉栖代梦人胆战心惊。他们总怕还有别的灾难会同斯法克特里亚的灾难一样，降临到他们身上。因此，他们在两军阵前，精神不振，他们以前没有遭受过磨难，因而完全丧失了自信，认为只要一有军事行动，就又要遭到失败。(40)
从以上的事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命运”对人的心理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命运”所造成的现实和未来的不确定性也能激发人们的行动，因为它同样暗示了成功的可能(41)。特别是目前的成功和幸运，更会让人感到自信而乐观。正如戴奥多都斯所说：“‘幸运’也很容易使城邦产生非分之想，有时候，人们意外地遇着幸运会引诱他们在条件尚不成熟的条件下去冒险。”(42)这种源自幸运的乐观、希望和自信在派娄斯事件之后的雅典人身上体现得最为显著。修氏说：
雅典当时的繁荣使雅典人以为他们什么事都能做到，可能的事和不切实际的事，他们都能做到，不管他们的势力强大也好，不足也好。他们各方面的意外成功，使他们产生了这种心态，认为凡是他们能够想到的，就一定能够做到。(43)
有学者指出，修氏对雅典人的评论与上述戴奥多都斯的言论无论是遣词还是内容上都极为相像(44)。他们都认识到，幸运和希望、自信等乐观情绪相互交织和促进，甚至促使人们去冒最大的危险。
在弥罗斯辩论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命运”的不确定性给人们心理所带来的这两种不同影响。弥罗斯人将“命运”的不可预测性作为他们希望的理由，他们认为，在“命运”的影响下，势力强大的一方并不一定能获得战争的胜利，因此他们抵抗雅典，仍有保持独立的希望(45)。雅典人则强调“命运”不确定性的消极方面，认为由迷信“命运”而产生的那种希望是不可靠的，实力决定一切，弱者无法对抗强者，如果弱者一味迷信“命运”等虚幻的力量，最终只能导致自身的毁灭(46)。弥罗斯人说他们之所以相信“命运”是因为他们过去一直受到“神灵赐予的命运”的保佑(47)。而雅典人回答说，他们对“命运”和希望的自信最终将让其失望(48)。由此可见，在面对“命运”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时，人们会对其作出不同的解读，由此产生悲观或乐观的情绪，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行动。
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修氏在《伯战史》一书中较详尽地展现了“命运”对人的活动和心理所造成的影响。对于“命运”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修氏无疑是有深刻认识的。但是，我们不能过于强调“命运”在修氏历史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49)。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修氏的确意识到人事中有一些领域是人们无法准确地预测和估计的，这说明修氏认识到了人类智慧的局限。但同时也说明，修氏认为在命运(tyche)起作用的领域之外，人事是有规则可循的，人们可以凭借明智的判断与预见力进行预测，人事的成功主要依赖人的智慧和远见(50)。《伯战史》记载伯里克利之言说：“我们的父辈们……击退了异邦人（波斯人），把他们的事业发展到现在的高度，主要是由于他们的‘智慧’而不是由于他们的‘幸运’，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勇敢而不是由于他们的实力。”(51)又：“当双方都面临着相同的tyche时，知识使人们勇气倍增——知识使他们藐视他们的敌人，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信心，不是支撑绝望形势的一种期望，而是基于现有资源的一种明智的判断(gnome)(52)，因而他们的预见是更为可靠的。”(53)尼西阿斯也告诫雅典人说：“你们要记住，单凭主观愿望很难取得成功，要有远见卓识才能经常赢得胜利。”(54)伯里克利和尼西阿斯以上所言都强调了人的智慧和远见在人事中的关键作用。与盲目的“命运”相比，人的智慧和远见更为重要。在公元前429年的一次海战中，雅典海军打败了斯巴达舰队。斯巴达人后来将他们的失败归之于“命运”(chance)的影响，即一阵海风袭来，吹散了他们舰队的队形(55)。而修氏指出这正是雅典指挥官弗米奥战前制定的策略。弗米奥预根据经验，预料到黎明时总会有风吹过来，因此他命令舰队不停地环绕斯巴达舰队，一直等到风吹散了斯巴达舰队阵形才发起攻击。结果斯巴达舰队乱作一团，大败而逃(56)。修氏认为斯巴达人此次海战的失利主要是因为他们缺少经验，而不是什么意外事故(chance)。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进行海战，而雅典人则拥有丰富的海战经验(57)。公元前413年，雅典寡头派成功地发动了政变，改变了雅典的政体。修氏指出寡头派政变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寡头派中有很多“有智慧的”人物（皮山大，弗利尼库斯，泰拉蒙涅斯等）。因此，尽管政变遇到了重重困难，其成功仍是理所当然的(58)。
与此相反，《伯战史》也记载了很多因为迷信“命运”而最终失败的例子。例如，公元前426年，雅典将军德谟斯提尼率军进攻埃托里亚，他坚信自己有好运(fortune)，因此未等援军到达就轻率地进兵，结果导致战斗的失利，大批雅典士兵被杀。修氏沉痛地说：“这些雅典人个个都是正当壮年，他们是雅典城邦在这场战争中到目前为止所丧失的最优秀的公民。”(59)又，如前所述，弥罗斯人将其获救的希望寄托在“命运”之上，最终遭遇了悲惨的结局。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雅典人曾指出弥罗斯所坚信的“命运”是一种虚幻的力量，并不可靠，可在西西里战役后期，走投无路的雅典人也同样将其获救的希望寄托于“命运”(60)。在遭遇海战中一次史无前例的惨败后，尼西阿斯仍对未来心存侥幸，并以此来鼓舞雅典人的士气：“你们不要忘记，战争中有不可预料的因素。希望我们也有‘幸运’的时候。”(61)结果也未能挽救在西西里的雅典人的悲惨命运。
对那些具有智慧、深谋远虑、预见力等能力和品质的人物修氏更是大加赞扬(62)。雅典将军地米斯托克利第一个预见了雅典统治海洋的无限前景，并构建了“雅典帝国”的基础(63)。修氏称赞他是一位极富天才智慧的人物，尤其强调了他对未来的超凡的预见力(64)。地米斯托克利之后，雅典最有才能的人是伯里克利，正是在他的领导下雅典才步入全盛时代。对于伯里克利所表现出的智慧和远见，修氏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准确估计了雅典的军事实力，并为雅典制定了明智、稳健的政策。“他去世之后，他对战争的某些正确的预见更加为人所知”。由于其继任者争权夺利，抛弃了他所制定的策略，才导致了雅典的战败(65)。在卷四，修氏对斯巴达将军伯拉西达进行了表扬。修氏指出，在战争后期，雅典的许多盟邦都产生了一种亲斯巴达的情绪，这主要是因为伯拉西达的勇敢和智慧(66)。对于领导叙拉古成功地抗击雅典入侵的赫摩克拉底，修氏称其“在各方面都有出色的智慧”(67)。
综上所述，《伯战史》中的“命运”(tyche)是一种超乎人力预见和控制的客观力量，和神的意志无关。它通常表现为偶然、幸运等人力无法预料的事件，并对人的心理和活动产生很大的影响。修氏承认“命运”对人事的影响，但更强调人的智慧、远见和理性的判断在人事成败中的作用。在修氏看来，“命运”尽管对历史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它并不是历史本身所具有的规律，和各种事件的发生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总的来说，《伯战史》中“命运”只是修氏对那些他认为无法预测和控制的偶然事件的解释，虽然“命运”仍独立于人事之外，但已经摆脱了神的因素；虽然修氏承认命运有时会对历史造成很大影响，但并没有将之视为历史发展本身的必然性。修氏的“命运”说进一步体现出了天（自然）、人相分的趋势，表现了古希腊思想的进步。
注释：
①为排印方便，以下用拉丁字母音读表示。
②H.G. Liddell and R. Scott, A Greek-English Lexicon, with a revised supplement, Oxford,1996,p1839.
③J. B. Bury,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 New York, 1958,p200.
④参见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Ⅰ.126；Ⅲ.139；Ⅳ.8；Ⅴ.92.
⑤据珀尔修斯网络图书馆搜索引擎检索，网址为：www.perseus.tufts.edu.
⑥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以下省称Thucydides），Ⅴ.112.本文所引Thucydides文字据R. Crawley的英译本(New York, 1934)；亦参考洛易卜从书斯密司的英译本(London and New York, 1928)和华尔纳的英译本(Penguin Books, 1972)。中译文主要依据徐松岩的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并参考了谢德风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⑦参见G. F. Abbott, Thucydides, A Study in Historical Reality, London, 1925, p17-18. Michael Grant, The Ancient Historians, Duckworth, Reprinted, 1994, p105-106. David Cartwright,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p77. Robert D. Luginbill, Thucydides on War and National Character, Westview Press, 1999, p53-56, 60-61.
⑧Thucydides，Ⅶ. 67.
⑨Thucydides，Ⅲ.49.
⑩Thucydides，Ⅵ.11.
(11)Thucydides，Ⅵ.23.
(12)A. W. Gomme, A. Andrewes and K.J. Dover,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2, Oxford, 1956, p9.
(13)Thucydides，Ⅱ.54.
(14)Thucydides，Ⅴ.26.
(15)Thucydides，Ⅰ.23.
(16)E.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Modern, Chicago, London, 1983, p15.
(17)J. H. Finley, Thucydides, Oxford, 1942, p311.
(18)Thucydides，Ⅱ.8.
(19)Thucydides，Ⅶ.50.
(20)Thucydides，Ⅰ.140.
(21)Thucydides，Ⅰ.78.
(22)Thucydides，Ⅰ.122.
(23)L. Edmands, Chance and Intelligence in Thucydides, Cambridge, Mass, 1975, p176-179.另，A.W.高穆认为，《伯战史》中的tyche一词在有一些地方并不一定表示chance，而是表示两件事件是同时发生的，可备一说。参见A. W. Gomme, A. And rewes and K. J. Dover,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lo. 3, Oxford, 1956, p488-489.
(24)Thucydides，Ⅳ.2-3.
(25)Thucydides，Ⅳ.5.
(26)Thucydides，Ⅳ.9.
(27)Thucydides，Ⅳ.12.中译文参见谢德风译本，第272页。
(28)Thucydides，Ⅳ.14.中译文参见谢德风译本，第273页。
(29)Thucydides，Ⅳ.27-28.
(30)Thucydides，Ⅳ.39.
(31)Thucydides，Ⅳ，29-30.西方有学者认为，修氏之所以在派娄斯事件中如此强调tyche的影响，主要是为了贬低克里昂的功绩。修氏本人对克里昂的厌恶使得他故意夸大tyche在雅典人取得是役胜利中的作用（参见F. M. Cornford, Thucydides Mythiaoricus, London, 1907, p88.）应该说，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修氏对克里昂的反感在《伯战史》中的很多地方都有所体现，也是学者们一致同意的。但要以此为据推断修氏故意夸大了tyche在派娄斯事件中的影响作用则是值得商榷的。已有学者对此观点作了驳正，参见Tim Rood, Thucydides: Narrative and Explanation, Oxford, New York, 1998,p24-57.
(32)Thucydides，Ⅰ.120.
(33)Thucydides，Ⅰ.140,
(34)Thucydides，Ⅷ.24.
(35)参见Michael Grant, The Ancient Historians, Duckworth, Reprinted, 1994, p105-106. John Marincola, Greek Historians, Oxford, 2001, p87-90.
(36)Thucydides，Ⅰ.84.
(37)Thucydides，Ⅳ.64.
(38)参见Robert D. Luginbill, Thucydides on War and National Character, Westview Press, 1999, p54.
(39)Thucydides，Ⅳ.17.
(40)Thucydides，Ⅳ.55.
(41)Robert D. Luginbill, Thucydides on War and National Character, Westview Press, 1999,p55.
(42)Thucydides，Ⅲ.45.
(43)Thucydides，Ⅳ.65.
(44)Robert D. Luginbill, Thucydides on War and National Character, Westview Press, 1999,p61.
(45)Thucydides，Ⅴ.102.
(46)Thucydides，Ⅴ.103.
(47)Thucydides，Ⅴ.112.
(48)Thucydides，Ⅴ.113.
(49)例如，L. Edmands就认为：《伯战史》中，随着战争的进行，tyche对人事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并逐渐取代了人的理性的判断和计划。这无疑夸大了《伯战史》中“命运”的作用。关于Edmands的观点，参见L. Edmands, Chance and Intelligence in Thucydides, Cambridge, Mass, 1975,p176-179.关于对Emands以上观点的评价，参见S. Hornblower, Thucydides, Baltimore, 1987,p69.
(50)G. F. Abbott, Thucydides, A Study in Historical Reality, London, 1925, p17-18. J. H. Finley, Thucydides, Oxford, 1942, p312-315. John Marincola, Greek Historians, Oxford, 2001, p87-88.
(51)Thucydides，Ⅰ.144.
(52)古希腊词gnome，是一个含义非常复杂的词，有思考、判断、决心、意见、观点、倾向、性情等意思。参见H. G. Liddell and R. Scott, A Greek-English Lexicon, With a revised supplement, Oxford, 1996, p354.
(53)Thucydides，Ⅱ.62.
(54)Thucydides，Ⅵ.13.
(55)Thucydides，Ⅱ.87.
(56)Thucydides，Ⅱ.84.
(57)Thucydides，Ⅱ.85.
(58)Thucydides，Ⅷ.68.
(59)Thucydides，Ⅲ.98.
(60)J.H. Finley, Thucydides, Oxford, 1942, p241-246. W. Robert Connor, Thucydides, Princeton, New Jersey, 1984, p200-204.
(61)Thucydides，Ⅶ.61.
(62)John Marincola, Greek Historians, Oxford, 2001, p87-88.
(63)Thucydides，Ⅰ.93.
(64)Thucydides，Ⅰ.138.
(65)Thucydides，Ⅱ.65.
(66)Thucydides，Ⅳ.81.
(67)Thucydides，Ⅵ.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