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德国1848年革命初期法兰克福“工人协会”与国民议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斗争
屈连璧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3期
【原文出处】《阴山学刊：社科版》(包头)2007年5期第63～68页
【作者简介】屈连璧，包头师范学院教授。（内蒙古 014030）
【关 键 词】德国1848年革命/法兰克福“工人协会”/奥芬堡纲领/联邦议会/人权宣言
中图分类号：K51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869(2007)05-0063-06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是在1848年德国革命中诞生的。但是以资产阶级自由派为主体的国民议会不但未能充分利用本身的权威来推动德国革命、完成德国的统一大业，却曲意逢迎旧联邦政府、普鲁士反动政府，极尽妥协、退让之能事。它集中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怯懦和它对革命的背叛。
德国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一方面同以普鲁士为首的封建势力作斗争，同时也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妥协政策、叛卖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全德国民会议所在地的法兰克福工人也同全德的工人一样进行了战斗。法兰克福的“工人协会”在组织当地广大工人参加1848年革命斗争，揭露国民议会的叛卖政策上，起了组织领导作用。
法兰克福工人运动开始于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有初步发展，逐步增加了政治色彩。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和尚未广泛传播之时，法兰克福的工人运动也不可避免地同德国各地工人运动一样受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影响比较大。尽管如此，“民主的革命的群众同军队的最初格斗发生在法兰克福。”[1](P551)
工人运动是伴随着工人状况的恶化而出现的。1836年法兰克福最后加入了“关税同盟”，结果廉价的工业品大量涌入，当地的手工业受到排挤，很多手工业日趋没落。40年代以法兰克福为中心进行铁路建设时，从手工业者和农民中吸收了雇佣工人，工人人数有所增加。
工人团体最初是以“体操协会”、“歌唱协会”的形式出现的。1845年左右，在法兰克福又创立了第二个“体操协会”，其成员以城市的下层群众为主。[2](P277)工人的活动是在这些“协会”的领导下开展的。
革命前夕的1847年，在法兰克福附近举办的各种“体操节”、“歌唱节”，开始活动带有政治性质。在这些活动中往往发表《呼吁书》强调工人组织起来的必要性。威斯巴登(Wiesbaden)的“体育节”发表了以《无产阶级大众们！》为题的《呼吁书》[3](P46～47)；又如11月在黑本海姆(Heppenheim)举行的“体操节”上通过了建立义勇军的决议[4](P279)；1848年1月在哈达斯海姆的“体操节”上，法兰克福五金工人俱乐部表示要建立工人组织。[5](N。.21)由于法兰克福“体操协会”日益明显的政治倾向，于1848年1月20日被地方当局查禁。[6](P47～５3)于是工人活动和斗争采取了更隐蔽的方式，革命的气息更加浓厚。法国二月革命的消息传来之后，2月25日在城边发现了呼吁采取革命行动的传单，上写：“所有的工厂都是革命的温床，所有无产者都是革命的密使。”[7](P588～589)
由此可见，1848年革命前，甚至连这座美因河畔上静谧的小城法兰克福，工人中间也都充满了革命的气息。在山雨欲来风满楼时刻，德国各派政治力量早已显示出在对待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在解决德国统一问题上有着截然不同的路线。
以普鲁士将军、宫延奸党的代表人物拉多维茨(Radowitz，J)为中心从1847年开始推行以普鲁士为主体的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计划。1847年4月20日在他所提出的《考察》中就有了这个计划的雏型。在1848年3月10日普、奥在德累斯顿召集各邦政府讨论改组“德意志联邦”[8](P268～269)，由于维也纳革命、柏林革命，这个以普鲁士为核心改组联邦的计划夭折。[9](P213-214)
以黑克尔(Hecker)和司徒鲁威(Struve)为首的巴登的激进民主派则于1847年9月10日的奥芬堡(Offenburg)会议上提出了“奥芬堡纲领”。其内容为：废除卡尔斯巴德决议、维也纳决议，实行出版、宗教、教育以及集会、迁徙等之自由，军队宣誓效忠宪法，以民兵代替常备军，建立代议制政府，实行累进税，陪审制度，取消特权等社会要求。[10](P262～264)
自由派与激进派相抗衡，于1847年10月10日由巴塞尔曼(Bassermann)、加格恩(Gagem)、汉泽曼(Hansermann)等人在黑本海姆会议上提出了“黑本海姆纲领”，内容是要在“关税同盟”的基础上搞代议制。[11](P30～40)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爆发，使德国的形势骤然出现了新的变化。“德意志联邦”为了争取主动，于2月29日建立了由普鲁士、科尔伦、萨克森、巴登、霍尔斯坦的代表组成的“政治委员会”，研究改组“联邦”的计划。3月3日宣布出版自由，以示着手改革。
在这同一天，以天主教形式出现的自由主义左派的“星期一会”的代表尼古拉·哈达曼等召开了最初的市民大会。在市赛马场举行有两千人参加的这个大会上，通过了提交市参议会的请愿书。请愿书有八项内容，包括废除“例外法”，出版自由，建立陪审制度，武装人民，召开全德会议，不分信仰的市民平等，结社自由，大赦政治犯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要求。法兰克福的人民群众不满足于一纸请愿书的通过，于是以自己的行动敦促当局接受八项要求。在次日(3月4日)大会推举的代表团在多数人的簇拥下向市政厅送交请愿书，当市长答应合法地实现八项要求时，聚集在赛马堡广场上的一部分群众要求毫不拖延地立即实现八项要求，并闯入市政厅。被说服退出市政厅的群众自己推举出代表团与市政厅交涉，企图再次冲进市政厅。市政厅当局紧急调来卫戍部队和正规军才阻止了群众进入市政厅。受阻止的一部分群众列队举行示威游行。从傍晚到半夜游行队伍高举当时被禁止的黑、红、黄三色旗行进在法兰克福街头。[12](P5～8)参加游行的人多数是手工业工人。市参议会在工人示威游行的压力下，被迫于4日宣布出版自由，五日宣布大赦政治犯，并答应讨论请愿书中其它各项要求。
3月4日事件在法兰克福市的自由主义者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被工人群众斗争的初步胜利吓得不知所措，惟恐工人的斗争越出合法的轨道，便迫不及待地于3月6日向市民发出呼吁，强调“秩序、合法性和维持国内和平”[13](N。.65)，企图与市参议会妥协，制止工人斗争的扩展。法兰克福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这种防范革命，压制人民运动的举动，也引起了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反对。
法兰克福工人3月4日事件的次日，1848年3月5日自由派和民主派在海德堡(Heideiberg)召开了大会。出席大会的黑克尔和司徒卢威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建议，从此激进派完全放弃了走改组“联邦”的这条改良主义道路。控制大会的自由派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虽放弃了“黑本海姆纲领”中的以“关税同盟”为基础的代议制，却要求在各邦政府协助下促进代议制的实现。这就进一步表明自由派在与旧政权的妥协上前进了一步。后来在整个革命期间，自由派的口号便是：“自由、统一、秩序。”大会选出了出席在法兰克福召开的“预备议会”的“七人委员会”。与此同时，当西南各邦挂起三色旗的时候，“德意志联邦”于3月9日也采用一向被禁止作为德意志统一旗帜的黑、红、黄三色作为“联邦”的旗帜，并于次日通知各邦政府，要求为改组“联邦”而向“联邦”选送完全可信赖的人，以此来对抗即将来临的革命。由于3月13日维也纳，3月18日柏林相继爆发了革命才使“联邦”的活动暂告中断。
维也纳、柏林爆发革命后，资产阶级自由派仍不遗余力地争夺统一德国和召开全德国民议会的领导权。3月底“预备议会”开会，法兰克福也派出了10名选出的代表。在代表到达时受到法兰克福市民的热烈欢迎，全市充满了节日的气氛。但是，法兰克福工人、劳动人民却寄希望于参加会议的少数激进派。黑克尔和司徒鲁威虽遭到市民的冷遇，却受到了“体操协会”工人游行队伍的热情欢迎。工人们3月30日(“预备议会”召开的前一天)在法兰克福瓦艾登布什(Weiden Bush杨柳丛林)召开了大会，会上发表了他们的纲领。在“预备议会”上激进派与自由派发生了尖锐的对立。激进派的司徒鲁威提出了比奥芬堡纲领更具体的提案，主张废除君主制和效仿美国的联邦制。尽管美国的联邦制不适合四分五裂的德国，提案也没有包括土地问题，但它仍不失为“预备议会”所有提案中唯一比较革命的提案。但它却遭到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激烈反对。自由派中的中间派右翼代表加格恩宣称：“我们坚持君主制”。他强调：“议会……忠于君主制的原则。”[14](P600)辩论结果，司徒鲁威的提案被否决，当天，法兰克福街上发生了反共和派示威游行与共和派示威游行的冲突。[15](P385)资产阶级自由派十分强调“预备议会”要与“联邦”通力合作。“七人委员会”最初甚至把召集“预备议会”的权力委诸联邦政府。“七人委员会”的提案包括由联邦元首、各邦政府组成的参议会，由每七万人选出一名议员组成的下院以及关于兵制、外交、商业、司法、国民的自由权利等中央权利机构权限和设置“常设委员会”的规定。其提案之第五项规定“基于上述原则，召集制宪国民议会的决定要由联邦当局作出。”[16](No.92)而“预备议会”决议的第六项关于“常设委员会”的规定则确定“五十人委员会”(即“常设委员会”)的权限仅限于“在制宪议会召开之前，就维护国民利益、联邦各种问题的处理与联邦议会协商，向联邦议会提出必要的提案。”[17](No.78,P271～273)自由派对“联邦”的妥协和屈从，竟使历来不属于“联邦”的东西普鲁士，也于4月11日加入了“德意志联邦”[18](Vol.2，P641)，以图壮大“联邦”的力量，抑制德国革命的势头。最终，为准备召开国民议会而选出的“五十人委员会”竟把激进派完全排除在外。至于这个“五十人委员会”于4月28日向德国人民发出《呼吁书》，希望承认“联邦”4月15日命令联邦军和黑森一卡塞尔军、拿骚军镇压巴登起义的反动行径，就不足为怪了。但是“五十人委员”的可耻行为却说明资产阶级在背叛德国革命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多么远了。这种形势，促使法兰克福的工人进一步开展与激进派联合的或独立的斗争。5月13日以“祖国协会与争取由工人召开大会的委员会”的名义写的《致工人们》的呼吁书，贴满法兰克福的街头巷尾。[18](No.2)它指出工人是“人民的核心”，是“人民本身”，强调工人的团结，为此呼吁召开工人大会，大会的目的是：争取“工人通过革命应当得到的人民的各种权利”。此时恰好处于法兰克福的面包工人、石匠、裁缝、印刷工人、鞋匠为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和缩短劳动时间而开展罢工斗争和组织工会的时期。所以这个呼吁书不能在法兰克福的工人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另一方面市政当局于14日工人召开大会之时，调来军队和市民军配置于市街的要冲，严加防范。[19](P102)
工人大会是在露天赛马场举行的，大会主席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激进派)埃赛伦。大会通过讨论成立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工人协会”。协会的宗旨为“以团结的力量摆脱工人阶级和每个工人的贫困状况”，“开展扩大劳动人民的政治教育，……来发展工人的政治力量，使工人在国家和市民社会中，以其力量和行动取得应当享受的荣誉和受到尊重的地位”。从“协会”的宗旨可以看出，它是从加强对工人的政治教育入手，使之成为革命中的“政治力量”。
在1848年5月18日召开的国民议会中，自由派在“联邦”的协助下基本上把激进派排除在外，激进派进入国民议会者寥寥无几。“联邦”为控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早在4月26日“联邦”的“十七人委员会”抢先公布了拟好的“宪法草案”，为即将召开的国民议会定调子。[20](No.91,P284～290)“草案”所制定的君主制、联邦制、法治国家等原则都被国民议会所接受。德国人民通过革命斗争所争得的主权，已被与“联邦”沆瀣一气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出卖殆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本应像恩格斯当时指出的：“德国人民几乎已经在国内所有大小城市的街道上，尤其是在维也纳和柏林的街垒中，夺取了自己的主权。而且已经在国民议会的选举中行使了这个主权。”国民议会的第一个行动必须是，大声而公开地宣布德国人民的这个主权。”[21](Vol·V,P14)为了行使这个主权，“国民议会活动的第一个表现应该是由八个字组成的法令：永远解散联邦议会”[22](Vol.V,P45)。
资产阶级自由派在叛卖革命，在用空谈欺骗人民，讨好旧势力。国民议会开幕的这一天，《工人总汇报》出版了第一期，刊载“协会”成立的情况、纲领和一个《请愿书》。[23](No.51,P38～39)《请愿书》虽然对国民议会提出了希望和要求，但是这些要求，国民议会是不会听取的，更是不会办到的。《请愿书》写到“劳动人民对(国民)议会寄予一切希望。因为到目前为止，在政治的和社会的不公平状况下，他们什么也没剩下。”“由于工人在巴黎、维也纳、柏林街头获得英雄般的胜利，为制宪会议奠定了基础。工人期望的这个议会将会首先改善工人的状况，任何人都会承认这是合理的。”《请愿书》提出了下面一些要求：“议会应立即……迅速消除日益蔓延的贫困状况，设立一委员会以讨论根绝这种贫困状况的彻底的办法。”
法兰克福的工人还在《工人总汇报》第二期上发布自己的《人权宣言》。《人权宣言》写道：“只要工人由于对雇主处于奴隶的地位而妨碍了其政治权利的行使，一切政治权利对工人是毫无补益的。如果连买报纸的钱都没有，连读报的时间都没有，出版自由对于穷人、无产阶级有什么用？如果雇主在集会时间把工人关在车间和工场里，结社自由又有什么用？像历来那样，当工人连买书、参加有教养的会议，剧场欣赏我国古典诗歌名著的可能性都没有的时候，工人又怎会受到作为一切政治自由的基础的普通教育呢？为了拥护工人的人权，首先必须，给工人法律保护，以对抗资本的专制。”《宣言》提出了四条具体要求，即：(一)制定最低工资法；(二)制定最长工作日法；(三)由工人雇主双方的契约确定工人、雇主双方具有同等权利的解雇权；(四)禁止在铁路工人中实行包工。
法兰克福“工人协会”的活动，特别是它所提出的无产阶级的《人权宣言》引起了本市自由派的恐惧。为了扭转“工人协会”的方向，1948年5月21日“工人协会”召开总会的时候，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法兰克福代表犹霍、宾丁格和留尼堡代表古思普勒希特也参加的会议，妄图对会议施加影响。在讨论支持波兰独立，准备向国民议会提出波兹南问题请愿书的时候，古思普勒希特起而反对，他反对爱别的国家。当场受到埃赛伦和参加会议的国民议会的波兹南代表里贝尔特的驳斥。最后通过“如果我们想要我们本身的自由，我们就不应拒绝别国的自由”的基本原则的请愿书。
在讨论中，涉及到“工人协会”的宗旨的重要问题时，犹霍想要从根本上改变“协会”的性质，主张“协会”只应处理改善工人状况的问题，至于政治问题，则委托给有教养的人去处理。犹霍的主张使资产阶级自由派介入“工人协会”的真面目昭然若揭了。他们把工人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妄图把“工人协会”降低到单纯的工人福利组织，在革命高涨时阉割其革命性。“协会”的领导人非常重视这个原则问题，不仅据理反驳了犹霍的谬论，而且把反驳的意见刊登在《工人总汇报》第三期上。反驳意见阐述了“协会”对政治问题的基本观点，指出：“各工人协会确实不能不牵涉到其成员地区性的特殊问题，不能不首先为其自身伙伴哪怕是部分地摆脱贫困而努力。但是，其根本解决，只有通过完全变革之后的国家机构，即只有通过政治的道路才有可能完成。”
犹霍之流对“协会”的介入、干预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变本加厉地向“工人协会”发动进攻。5月24日，他们炮制了很多请愿书，送交市政参议会。在600—1 000个签名中，有管市政的最上层人物。从请愿书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对法兰克福工人的革命运动极尽攻击、诬蔑之能事。请愿书写道：“数周以来，市民们以充满激情的心情注视着少数煽动者的非法活动。他们向……工人散布对政府的不信任、不满和憎恨的种子，策划不停的骚动，传播对公共福利极为有害的教义，进而试图组织正式的实质的抵抗势力。为了达到众所周知的目的，只要需要，他们任何时候都会使用它。”同时，他们又以《告工人协会会员》为题发出了呼吁，提出：“本市的市民不要忽视为讨论你们内部问题而成立的工人协会，正在背离最初的宗旨而被引入歧途。你们不知不觉中为无政府主义所利用。”次日，法兰克福又召开了市民大会，市参议会让警察命令“工人协会”的领导人离境。他们不做任何调查，不听任何申诉，便命令埃塞伦、佩尔茨、雷温斯坦、里普曼等四人于当天下午四时离开法兰克福。埃塞伦等四人在放弃工作而聚集起来数百名“协会”会员的欢送下离开了法兰克福。[24](P288)
为了争取撤消这一迫害“协会”领导人的驱逐令，次日有近千名工人到出席国民议会的美因兹代表齐茨的住处，要求他在国民议会中做工作，撤消对埃塞伦等人的驱逐。但是齐茨关于这一问题的紧急提案为国民议会所否决。[25](Vol·I，P84、91)继之而来的是法兰克福市内印刷厂拒绝印刷《工人总汇报》。第四期到6月7日才勉强在哈瑙出版，最终以第五期而绝版。
法兰克福“工人协会”的工作虽然遭到挫折，但埃赛伦仍然秘密地返回市内领导“协会”的工作。《工人总汇报》第四期发表题为《法兰克福的资产阶级与工人》的短文，痛斥了资产阶级对“工人协会”的攻击。[26](P29～31)埃赛伦在《工人总汇报》终刊号上发表的《政治信条剖白》一文回答了资产阶级的诽谤：“我们只不过仅仅是站在革命的起点。”革命的目的是建立“统一不可分的德意志共和国”，而“共和国”并不是我们要求的最终目的。它对于他们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它只不过是我们社会努力的前提。共和国，即纯粹彻底的人民的统治不过是我们以主要的努力和行动推行社会改革的基本条件。”同时埃赛伦又提出了六项具体要求。即：(一)“根据人道主义原则彻底改组教学和实行公费教育”；(二)“关于劳动条件、解雇通知以及其他有关事宜，工人同雇主有完全同等的法律权利”；(三)“以通行全德国的法律确定与当地状况和食品价格的变动相适应的最长工作日和最低工资”；(四)“人民武装必须扩大到工人。到现在为止到处只是武装了资产者，从而使他们充当了反动的爪牙”；(五)“所得税和继承税不应做算术级数，而应做几何级数累进增长”；(六)“保护工人免遭官宪的肆虐和例外处分。工人同所有德国人一样，享有普通自由国家的市民权”。
法兰克福“工人协会”为实现德国革命任务，提出了建立统一的共和国的主张与国民议会的投降主义路线相对抗。他们甚至还明确指出建立统一的共和国是为了达到工人阶级“最终目的”的“手段”。这表明法兰克福的工人要尽可能在革命中打上无产阶级的烙印。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越是陷于清谈，越是趋于反动，也就越是加紧对法兰克福的工人运动、革命斗争施加压力，甚至不惜诉诸武力镇压。整个德国革命人民对国民议会的不信任日益增长，新的革命高潮在酝酿。德国“第一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国内民主力量为广泛团结全国革命民主派和革命工人，推进革命的第一个尝试。大会于6月14—17日在法兰克福举行。[27](vol·Ⅱ)出席大会的有以莱茵地区和西南德为中心的德国各城市的民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共89名代表，其中不少是国民议会的左派和极左派。法兰克福出席大会的代表是埃赛伦，贝尔茨和雷温斯坦。大会通过决议，将所有民主团体联合起来，并成立区域委员会及其领导机关德国民主派中央委员会，会址设于柏林。但是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软弱和动摇，在通过这个决议之后，德国的民主派和工人组织虽然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但仍然是涣散的。于是在法兰克福成立了“两个民主协会和工人协会、体育协会的联合委员会”。6月25日召开了人民大会。[28](Vol.33,P202)“工人协会”领导人埃赛伦在大会发言中号召人民采取革命行动。他说：“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现在人们希望不要在讲台这个宽阔的基础上，而是从街垒这个局部的现实基础上说话。”
综上所述，可清楚地反映出法兰克福“工人协会”为建立“统一不可分的德意志共和国”和维护无产阶级切身利益的斗争是德国1848年革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同国民议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背叛行径的斗争，是旗帜鲜明的。这一斗争不久导致1848法兰克福九月起义绝不是偶然，而是这一斗争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3期
【原文出处】《阴山学刊：社科版》(包头)2007年5期第63～68页
【作者简介】屈连璧，包头师范学院教授。（内蒙古 014030）
| 【内容提要】 | 德国1848年革命初期法兰克福“工人协会”与国民议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斗争是法兰克福工人协会为建立统一不可分的德意志共和国和维护无产阶级切身利益的斗争，是德国1848年革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一斗争后不久的1848年法兰克福九月起义是这次斗争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是在1848年德国革命中诞生的。但是以资产阶级自由派为主体的国民议会不但未能充分利用本身的权威来推动德国革命、完成德国的统一大业，却曲意逢迎旧联邦政府、普鲁士反动政府，极尽妥协、退让之能事。它集中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怯懦和它对革命的背叛。
德国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一方面同以普鲁士为首的封建势力作斗争，同时也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妥协政策、叛卖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全德国民会议所在地的法兰克福工人也同全德的工人一样进行了战斗。法兰克福的“工人协会”在组织当地广大工人参加1848年革命斗争，揭露国民议会的叛卖政策上，起了组织领导作用。
法兰克福工人运动开始于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有初步发展，逐步增加了政治色彩。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和尚未广泛传播之时，法兰克福的工人运动也不可避免地同德国各地工人运动一样受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影响比较大。尽管如此，“民主的革命的群众同军队的最初格斗发生在法兰克福。”[1](P551)
工人运动是伴随着工人状况的恶化而出现的。1836年法兰克福最后加入了“关税同盟”，结果廉价的工业品大量涌入，当地的手工业受到排挤，很多手工业日趋没落。40年代以法兰克福为中心进行铁路建设时，从手工业者和农民中吸收了雇佣工人，工人人数有所增加。
工人团体最初是以“体操协会”、“歌唱协会”的形式出现的。1845年左右，在法兰克福又创立了第二个“体操协会”，其成员以城市的下层群众为主。[2](P277)工人的活动是在这些“协会”的领导下开展的。
革命前夕的1847年，在法兰克福附近举办的各种“体操节”、“歌唱节”，开始活动带有政治性质。在这些活动中往往发表《呼吁书》强调工人组织起来的必要性。威斯巴登(Wiesbaden)的“体育节”发表了以《无产阶级大众们！》为题的《呼吁书》[3](P46～47)；又如11月在黑本海姆(Heppenheim)举行的“体操节”上通过了建立义勇军的决议[4](P279)；1848年1月在哈达斯海姆的“体操节”上，法兰克福五金工人俱乐部表示要建立工人组织。[5](N。.21)由于法兰克福“体操协会”日益明显的政治倾向，于1848年1月20日被地方当局查禁。[6](P47～５3)于是工人活动和斗争采取了更隐蔽的方式，革命的气息更加浓厚。法国二月革命的消息传来之后，2月25日在城边发现了呼吁采取革命行动的传单，上写：“所有的工厂都是革命的温床，所有无产者都是革命的密使。”[7](P588～589)
由此可见，1848年革命前，甚至连这座美因河畔上静谧的小城法兰克福，工人中间也都充满了革命的气息。在山雨欲来风满楼时刻，德国各派政治力量早已显示出在对待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在解决德国统一问题上有着截然不同的路线。
以普鲁士将军、宫延奸党的代表人物拉多维茨(Radowitz，J)为中心从1847年开始推行以普鲁士为主体的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计划。1847年4月20日在他所提出的《考察》中就有了这个计划的雏型。在1848年3月10日普、奥在德累斯顿召集各邦政府讨论改组“德意志联邦”[8](P268～269)，由于维也纳革命、柏林革命，这个以普鲁士为核心改组联邦的计划夭折。[9](P213-214)
以黑克尔(Hecker)和司徒鲁威(Struve)为首的巴登的激进民主派则于1847年9月10日的奥芬堡(Offenburg)会议上提出了“奥芬堡纲领”。其内容为：废除卡尔斯巴德决议、维也纳决议，实行出版、宗教、教育以及集会、迁徙等之自由，军队宣誓效忠宪法，以民兵代替常备军，建立代议制政府，实行累进税，陪审制度，取消特权等社会要求。[10](P262～264)
自由派与激进派相抗衡，于1847年10月10日由巴塞尔曼(Bassermann)、加格恩(Gagem)、汉泽曼(Hansermann)等人在黑本海姆会议上提出了“黑本海姆纲领”，内容是要在“关税同盟”的基础上搞代议制。[11](P30～40)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爆发，使德国的形势骤然出现了新的变化。“德意志联邦”为了争取主动，于2月29日建立了由普鲁士、科尔伦、萨克森、巴登、霍尔斯坦的代表组成的“政治委员会”，研究改组“联邦”的计划。3月3日宣布出版自由，以示着手改革。
在这同一天，以天主教形式出现的自由主义左派的“星期一会”的代表尼古拉·哈达曼等召开了最初的市民大会。在市赛马场举行有两千人参加的这个大会上，通过了提交市参议会的请愿书。请愿书有八项内容，包括废除“例外法”，出版自由，建立陪审制度，武装人民，召开全德会议，不分信仰的市民平等，结社自由，大赦政治犯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要求。法兰克福的人民群众不满足于一纸请愿书的通过，于是以自己的行动敦促当局接受八项要求。在次日(3月4日)大会推举的代表团在多数人的簇拥下向市政厅送交请愿书，当市长答应合法地实现八项要求时，聚集在赛马堡广场上的一部分群众要求毫不拖延地立即实现八项要求，并闯入市政厅。被说服退出市政厅的群众自己推举出代表团与市政厅交涉，企图再次冲进市政厅。市政厅当局紧急调来卫戍部队和正规军才阻止了群众进入市政厅。受阻止的一部分群众列队举行示威游行。从傍晚到半夜游行队伍高举当时被禁止的黑、红、黄三色旗行进在法兰克福街头。[12](P5～8)参加游行的人多数是手工业工人。市参议会在工人示威游行的压力下，被迫于4日宣布出版自由，五日宣布大赦政治犯，并答应讨论请愿书中其它各项要求。
3月4日事件在法兰克福市的自由主义者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被工人群众斗争的初步胜利吓得不知所措，惟恐工人的斗争越出合法的轨道，便迫不及待地于3月6日向市民发出呼吁，强调“秩序、合法性和维持国内和平”[13](N。.65)，企图与市参议会妥协，制止工人斗争的扩展。法兰克福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这种防范革命，压制人民运动的举动，也引起了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反对。
法兰克福工人3月4日事件的次日，1848年3月5日自由派和民主派在海德堡(Heideiberg)召开了大会。出席大会的黑克尔和司徒卢威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建议，从此激进派完全放弃了走改组“联邦”的这条改良主义道路。控制大会的自由派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虽放弃了“黑本海姆纲领”中的以“关税同盟”为基础的代议制，却要求在各邦政府协助下促进代议制的实现。这就进一步表明自由派在与旧政权的妥协上前进了一步。后来在整个革命期间，自由派的口号便是：“自由、统一、秩序。”大会选出了出席在法兰克福召开的“预备议会”的“七人委员会”。与此同时，当西南各邦挂起三色旗的时候，“德意志联邦”于3月9日也采用一向被禁止作为德意志统一旗帜的黑、红、黄三色作为“联邦”的旗帜，并于次日通知各邦政府，要求为改组“联邦”而向“联邦”选送完全可信赖的人，以此来对抗即将来临的革命。由于3月13日维也纳，3月18日柏林相继爆发了革命才使“联邦”的活动暂告中断。
维也纳、柏林爆发革命后，资产阶级自由派仍不遗余力地争夺统一德国和召开全德国民议会的领导权。3月底“预备议会”开会，法兰克福也派出了10名选出的代表。在代表到达时受到法兰克福市民的热烈欢迎，全市充满了节日的气氛。但是，法兰克福工人、劳动人民却寄希望于参加会议的少数激进派。黑克尔和司徒鲁威虽遭到市民的冷遇，却受到了“体操协会”工人游行队伍的热情欢迎。工人们3月30日(“预备议会”召开的前一天)在法兰克福瓦艾登布什(Weiden Bush杨柳丛林)召开了大会，会上发表了他们的纲领。在“预备议会”上激进派与自由派发生了尖锐的对立。激进派的司徒鲁威提出了比奥芬堡纲领更具体的提案，主张废除君主制和效仿美国的联邦制。尽管美国的联邦制不适合四分五裂的德国，提案也没有包括土地问题，但它仍不失为“预备议会”所有提案中唯一比较革命的提案。但它却遭到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激烈反对。自由派中的中间派右翼代表加格恩宣称：“我们坚持君主制”。他强调：“议会……忠于君主制的原则。”[14](P600)辩论结果，司徒鲁威的提案被否决，当天，法兰克福街上发生了反共和派示威游行与共和派示威游行的冲突。[15](P385)资产阶级自由派十分强调“预备议会”要与“联邦”通力合作。“七人委员会”最初甚至把召集“预备议会”的权力委诸联邦政府。“七人委员会”的提案包括由联邦元首、各邦政府组成的参议会，由每七万人选出一名议员组成的下院以及关于兵制、外交、商业、司法、国民的自由权利等中央权利机构权限和设置“常设委员会”的规定。其提案之第五项规定“基于上述原则，召集制宪国民议会的决定要由联邦当局作出。”[16](No.92)而“预备议会”决议的第六项关于“常设委员会”的规定则确定“五十人委员会”(即“常设委员会”)的权限仅限于“在制宪议会召开之前，就维护国民利益、联邦各种问题的处理与联邦议会协商，向联邦议会提出必要的提案。”[17](No.78,P271～273)自由派对“联邦”的妥协和屈从，竟使历来不属于“联邦”的东西普鲁士，也于4月11日加入了“德意志联邦”[18](Vol.2，P641)，以图壮大“联邦”的力量，抑制德国革命的势头。最终，为准备召开国民议会而选出的“五十人委员会”竟把激进派完全排除在外。至于这个“五十人委员会”于4月28日向德国人民发出《呼吁书》，希望承认“联邦”4月15日命令联邦军和黑森一卡塞尔军、拿骚军镇压巴登起义的反动行径，就不足为怪了。但是“五十人委员”的可耻行为却说明资产阶级在背叛德国革命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多么远了。这种形势，促使法兰克福的工人进一步开展与激进派联合的或独立的斗争。5月13日以“祖国协会与争取由工人召开大会的委员会”的名义写的《致工人们》的呼吁书，贴满法兰克福的街头巷尾。[18](No.2)它指出工人是“人民的核心”，是“人民本身”，强调工人的团结，为此呼吁召开工人大会，大会的目的是：争取“工人通过革命应当得到的人民的各种权利”。此时恰好处于法兰克福的面包工人、石匠、裁缝、印刷工人、鞋匠为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和缩短劳动时间而开展罢工斗争和组织工会的时期。所以这个呼吁书不能在法兰克福的工人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另一方面市政当局于14日工人召开大会之时，调来军队和市民军配置于市街的要冲，严加防范。[19](P102)
工人大会是在露天赛马场举行的，大会主席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激进派)埃赛伦。大会通过讨论成立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工人协会”。协会的宗旨为“以团结的力量摆脱工人阶级和每个工人的贫困状况”，“开展扩大劳动人民的政治教育，……来发展工人的政治力量，使工人在国家和市民社会中，以其力量和行动取得应当享受的荣誉和受到尊重的地位”。从“协会”的宗旨可以看出，它是从加强对工人的政治教育入手，使之成为革命中的“政治力量”。
在1848年5月18日召开的国民议会中，自由派在“联邦”的协助下基本上把激进派排除在外，激进派进入国民议会者寥寥无几。“联邦”为控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早在4月26日“联邦”的“十七人委员会”抢先公布了拟好的“宪法草案”，为即将召开的国民议会定调子。[20](No.91,P284～290)“草案”所制定的君主制、联邦制、法治国家等原则都被国民议会所接受。德国人民通过革命斗争所争得的主权，已被与“联邦”沆瀣一气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出卖殆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本应像恩格斯当时指出的：“德国人民几乎已经在国内所有大小城市的街道上，尤其是在维也纳和柏林的街垒中，夺取了自己的主权。而且已经在国民议会的选举中行使了这个主权。”国民议会的第一个行动必须是，大声而公开地宣布德国人民的这个主权。”[21](Vol·V,P14)为了行使这个主权，“国民议会活动的第一个表现应该是由八个字组成的法令：永远解散联邦议会”[22](Vol.V,P45)。
资产阶级自由派在叛卖革命，在用空谈欺骗人民，讨好旧势力。国民议会开幕的这一天，《工人总汇报》出版了第一期，刊载“协会”成立的情况、纲领和一个《请愿书》。[23](No.51,P38～39)《请愿书》虽然对国民议会提出了希望和要求，但是这些要求，国民议会是不会听取的，更是不会办到的。《请愿书》写到“劳动人民对(国民)议会寄予一切希望。因为到目前为止，在政治的和社会的不公平状况下，他们什么也没剩下。”“由于工人在巴黎、维也纳、柏林街头获得英雄般的胜利，为制宪会议奠定了基础。工人期望的这个议会将会首先改善工人的状况，任何人都会承认这是合理的。”《请愿书》提出了下面一些要求：“议会应立即……迅速消除日益蔓延的贫困状况，设立一委员会以讨论根绝这种贫困状况的彻底的办法。”
法兰克福的工人还在《工人总汇报》第二期上发布自己的《人权宣言》。《人权宣言》写道：“只要工人由于对雇主处于奴隶的地位而妨碍了其政治权利的行使，一切政治权利对工人是毫无补益的。如果连买报纸的钱都没有，连读报的时间都没有，出版自由对于穷人、无产阶级有什么用？如果雇主在集会时间把工人关在车间和工场里，结社自由又有什么用？像历来那样，当工人连买书、参加有教养的会议，剧场欣赏我国古典诗歌名著的可能性都没有的时候，工人又怎会受到作为一切政治自由的基础的普通教育呢？为了拥护工人的人权，首先必须，给工人法律保护，以对抗资本的专制。”《宣言》提出了四条具体要求，即：(一)制定最低工资法；(二)制定最长工作日法；(三)由工人雇主双方的契约确定工人、雇主双方具有同等权利的解雇权；(四)禁止在铁路工人中实行包工。
法兰克福“工人协会”的活动，特别是它所提出的无产阶级的《人权宣言》引起了本市自由派的恐惧。为了扭转“工人协会”的方向，1948年5月21日“工人协会”召开总会的时候，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法兰克福代表犹霍、宾丁格和留尼堡代表古思普勒希特也参加的会议，妄图对会议施加影响。在讨论支持波兰独立，准备向国民议会提出波兹南问题请愿书的时候，古思普勒希特起而反对，他反对爱别的国家。当场受到埃赛伦和参加会议的国民议会的波兹南代表里贝尔特的驳斥。最后通过“如果我们想要我们本身的自由，我们就不应拒绝别国的自由”的基本原则的请愿书。
在讨论中，涉及到“工人协会”的宗旨的重要问题时，犹霍想要从根本上改变“协会”的性质，主张“协会”只应处理改善工人状况的问题，至于政治问题，则委托给有教养的人去处理。犹霍的主张使资产阶级自由派介入“工人协会”的真面目昭然若揭了。他们把工人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妄图把“工人协会”降低到单纯的工人福利组织，在革命高涨时阉割其革命性。“协会”的领导人非常重视这个原则问题，不仅据理反驳了犹霍的谬论，而且把反驳的意见刊登在《工人总汇报》第三期上。反驳意见阐述了“协会”对政治问题的基本观点，指出：“各工人协会确实不能不牵涉到其成员地区性的特殊问题，不能不首先为其自身伙伴哪怕是部分地摆脱贫困而努力。但是，其根本解决，只有通过完全变革之后的国家机构，即只有通过政治的道路才有可能完成。”
犹霍之流对“协会”的介入、干预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变本加厉地向“工人协会”发动进攻。5月24日，他们炮制了很多请愿书，送交市政参议会。在600—1 000个签名中，有管市政的最上层人物。从请愿书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对法兰克福工人的革命运动极尽攻击、诬蔑之能事。请愿书写道：“数周以来，市民们以充满激情的心情注视着少数煽动者的非法活动。他们向……工人散布对政府的不信任、不满和憎恨的种子，策划不停的骚动，传播对公共福利极为有害的教义，进而试图组织正式的实质的抵抗势力。为了达到众所周知的目的，只要需要，他们任何时候都会使用它。”同时，他们又以《告工人协会会员》为题发出了呼吁，提出：“本市的市民不要忽视为讨论你们内部问题而成立的工人协会，正在背离最初的宗旨而被引入歧途。你们不知不觉中为无政府主义所利用。”次日，法兰克福又召开了市民大会，市参议会让警察命令“工人协会”的领导人离境。他们不做任何调查，不听任何申诉，便命令埃塞伦、佩尔茨、雷温斯坦、里普曼等四人于当天下午四时离开法兰克福。埃塞伦等四人在放弃工作而聚集起来数百名“协会”会员的欢送下离开了法兰克福。[24](P288)
为了争取撤消这一迫害“协会”领导人的驱逐令，次日有近千名工人到出席国民议会的美因兹代表齐茨的住处，要求他在国民议会中做工作，撤消对埃塞伦等人的驱逐。但是齐茨关于这一问题的紧急提案为国民议会所否决。[25](Vol·I，P84、91)继之而来的是法兰克福市内印刷厂拒绝印刷《工人总汇报》。第四期到6月7日才勉强在哈瑙出版，最终以第五期而绝版。
法兰克福“工人协会”的工作虽然遭到挫折，但埃赛伦仍然秘密地返回市内领导“协会”的工作。《工人总汇报》第四期发表题为《法兰克福的资产阶级与工人》的短文，痛斥了资产阶级对“工人协会”的攻击。[26](P29～31)埃赛伦在《工人总汇报》终刊号上发表的《政治信条剖白》一文回答了资产阶级的诽谤：“我们只不过仅仅是站在革命的起点。”革命的目的是建立“统一不可分的德意志共和国”，而“共和国”并不是我们要求的最终目的。它对于他们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它只不过是我们社会努力的前提。共和国，即纯粹彻底的人民的统治不过是我们以主要的努力和行动推行社会改革的基本条件。”同时埃赛伦又提出了六项具体要求。即：(一)“根据人道主义原则彻底改组教学和实行公费教育”；(二)“关于劳动条件、解雇通知以及其他有关事宜，工人同雇主有完全同等的法律权利”；(三)“以通行全德国的法律确定与当地状况和食品价格的变动相适应的最长工作日和最低工资”；(四)“人民武装必须扩大到工人。到现在为止到处只是武装了资产者，从而使他们充当了反动的爪牙”；(五)“所得税和继承税不应做算术级数，而应做几何级数累进增长”；(六)“保护工人免遭官宪的肆虐和例外处分。工人同所有德国人一样，享有普通自由国家的市民权”。
法兰克福“工人协会”为实现德国革命任务，提出了建立统一的共和国的主张与国民议会的投降主义路线相对抗。他们甚至还明确指出建立统一的共和国是为了达到工人阶级“最终目的”的“手段”。这表明法兰克福的工人要尽可能在革命中打上无产阶级的烙印。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越是陷于清谈，越是趋于反动，也就越是加紧对法兰克福的工人运动、革命斗争施加压力，甚至不惜诉诸武力镇压。整个德国革命人民对国民议会的不信任日益增长，新的革命高潮在酝酿。德国“第一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国内民主力量为广泛团结全国革命民主派和革命工人，推进革命的第一个尝试。大会于6月14—17日在法兰克福举行。[27](vol·Ⅱ)出席大会的有以莱茵地区和西南德为中心的德国各城市的民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共89名代表，其中不少是国民议会的左派和极左派。法兰克福出席大会的代表是埃赛伦，贝尔茨和雷温斯坦。大会通过决议，将所有民主团体联合起来，并成立区域委员会及其领导机关德国民主派中央委员会，会址设于柏林。但是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软弱和动摇，在通过这个决议之后，德国的民主派和工人组织虽然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但仍然是涣散的。于是在法兰克福成立了“两个民主协会和工人协会、体育协会的联合委员会”。6月25日召开了人民大会。[28](Vol.33,P202)“工人协会”领导人埃赛伦在大会发言中号召人民采取革命行动。他说：“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现在人们希望不要在讲台这个宽阔的基础上，而是从街垒这个局部的现实基础上说话。”
综上所述，可清楚地反映出法兰克福“工人协会”为建立“统一不可分的德意志共和国”和维护无产阶级切身利益的斗争是德国1848年革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同国民议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背叛行径的斗争，是旗帜鲜明的。这一斗争不久导致1848法兰克福九月起义绝不是偶然，而是这一斗争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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