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开普港口贸易与南非土地问题的内在关联
孙红旗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3期
【原文出处】《西亚非洲》(京)2008年1期第35～41页
【作者简介】孙红旗，徐州师范大学亚非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徐州 221116）
【关 键 词】南非/开普殖民地/港口贸易/土地问题
南非是当今世界上土地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以阿非利卡人为主体的白人民族只占南非总人口的14％左右，却拥有南非87％的土地面积。这一现象并不能靠殖民主义的本性来笼统地解释。笔者认为，南非土地问题的形成有许多内在的逻辑，其中之一便是开普殖民地的港口贸易与内地畜牧业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扩大和紧密，呈螺旋式上升的趋势，直到没有更多的土地供给为止。
一
自从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的船队绕过好望角，开辟了通往东方的新航线之后，在一个半世纪之内，他们并没有占领好望角附近的桌湾作为深入南非内地的根据地，曾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葡萄牙人的一个很大疏忽。①其实精明的葡萄牙商人并不这么认为，因为在他们实际控制这条航线的100多年中，绕行好望角的船舶年均只有10艘次左右，航线利用率极低，根本没有在这里建立殖民地的必要。后来英国舰队也曾经过这里，著名的德雷克船长赞叹好望角是他航程中所见过的最美丽的海角，但也仅此而已，原因和葡萄牙人一样。那么，当南欧和西欧地区视财如命的殖民主义老手们每每与好望角擦肩而过之后，为什么西北欧地区的小国荷兰人却要在南非当时这块既不盛产黄金，又不能作为奴隶供应地，而且内地广大地区也不适合于经营农业的地方开拓殖民地？南非的欧洲移民人数甚少，但从18世纪起在南非内地却掀起了大规模和持续的殖民土地扩张狂潮，它的动力是什么？应该说，荷兰人在开普落脚并进一步向内地开拓的最直接动因即是17世纪以后世界贸易的扩大。开普殖民地的建立本身就是大洋贸易的产物，是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把荷兰人领到了非洲的最南端。贸易本身就是一种扩张性的人类经济活动，尤其对于近代史上已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以贸易立国和被誉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人来说。至17世纪中叶，荷兰已建立起一支庞大的商船队，拥有大小商船1.6万多艘，船舶总吨数达90多万吨，占了欧洲总吨数的3/4，为英、法、西、葡4个殖民帝国商船吨数之总和。在当时的“经济世界”，“阿姆斯特丹独坐江山，它是从拉美的安地列斯群岛，从日本沿岸，总之，从全世界都可以看到的明亮的灯塔”。② 当时荷兰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是：商业超过工业，对外贸易超过对内贸易。正是在荷兰达到商业繁荣顶峰的年代，荷兰人在葡萄牙人和英国人摈弃的桌湾扎下了根。③
此时，联合东印度公司(the United East India Company)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企业。在某种意义上，东印度公司实际上拥有政府一般的权力，它垄断着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之间广阔海域的贸易特权，在200年时间里，荷兰殖民帝国就是依赖东印度公司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之间的穿梭来往而存在的，而好望角则成了两大洋之间的中继站。该公司自1602年成立至17世纪上半叶，平均每年都要有两三只船队经过好望角驶往东方。④由于从阿姆斯特丹到当时荷属印度尼西亚首府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航行需要6个月之久，而为了节约时间，船长们都尽量减少中途停泊，船上的二三百名船员和旅客经常不得不数星期拥挤在狭窄的船舱里，整天吃一些单调乏味、缺少维生素的菜豆和腌肉食品，结果坏血症、痢疾、高烧不断，没有一艘船不在中途往海里扔尸体，船上人员往往有半数葬身鱼腹。
二
带着建立永久性补给站的使命，荷兰海员在范·里贝克的率领下踏上了南非海岸，但仅此而已，他们并没有立即越过桌山，开始深入内地的殖民活动。因为对以商贸起家的荷兰人来说，当时并没有对南非产生兴趣。这是全航程中最荒凉的海岸，既没有黄金与香料，也没有其他珍宝，总之，没有任何能够吸引人们挺进腹地的东西。事实上，东印度公司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已不像最初那样热衷于鼓励殖民了，他们最关心的主要是如何牢牢掌握贸易上的垄断权。以往的经验教训表明，分布在各地的移民们带给公司的麻烦远胜于好处，有不少人甚至发展移民的个人贸易经济，向公司的垄断权发起挑战。而移民们引起的与当地居民的冲突，却要公司给以解决。所以，东印度公司给范·里贝克的任务有以下几点：(1)抵达目的地后，先建立一个设防要塞；(2)为过往船只提供淡水、蔬菜、肉类和其他必需品；(3)肉类取之于土著居民，蔬菜则由自己种植；(4)供应站所需劳动力一概由公司提供。
范·里贝克及其部下总共不到百人，来到陌生的土地上，劳动艰难，报酬低廉，生活极为艰苦。范·里贝克上岸伊始，就明令其部下与当地人进行贸易以获得新鲜肉类，但不得与“野人”发生其他关系。尽管他不把土著居民当人看，但他也认识到，其使命的成败全在于能否与科伊人搞好关系，赢得土著居民的信任。因而，范·里贝克还未正式到任，便发布了第一道命令：严禁向土著居民挑衅或虐待他们，违者“不论理由是否正当，一律当着受害者的面鞭笞50下”⑤。因为这样做也是他们与当地人实力悬殊，绝不是人数众多的非洲人的对手。起初，荷兰人与科伊人小心翼翼地进行贸易，贸易额度也非常小，因为开普地区的居民对白人的入侵疑虑极深，只是偶尔用一只羊换一段铜丝。眼看着为数不多的科伊人驱赶着成百上千的牛羊来到殖民者的要塞前悠闲自得地吃草，范·里贝克好不容易才压抑住了将它们抢夺过来据为己有的冲动，⑥渐渐取得了霍屯督人的好感。定期举行的牲畜集市也逐渐发展起来。事实证明，范·里贝克的暂时忍耐得到了丰厚回报，因为他们与霍屯督人的贸易是一本万利的生意，范，里贝克等荷兰人用铜丝、废铁、小刀、烟草和玻璃珠等饰物就可从霍屯督人那里换取所需的牲畜。⑦并且，土著居民对他们的态度极其友好。但这种状况未能持续很久，荷兰人与科伊人的贸易很快趋于饱和。这主要是因为，居住于海角的科伊人虽然占有开普地区有利的气候条件和牧草丰盛的土地，拥有令范·里贝克们垂涎的牲畜数量，正如非洲许多草原民族一样，在科伊人眼里，牲畜是他们衡量财富的重要标志，与脚下的草地一样，同是他们的生活源泉。除了在重要的仪式上，他们一般不宰杀牲畜(主要吃乳制品)，也不愿更多地出售牲畜。他们只是用一部分剩余牲畜来同荷兰人交换在他们看来是“奢侈品”的铜丝、珠子等装饰品，而这种装饰品和生活用品不同，需求很快便达到了极限。而东印度公司的过往船只却在与年俱增。
为了得到更多的牲畜，荷兰人一方面自行从事畜牧业生产；另一方面，他们开始不择手段，用烈酒诱骗科伊人上瘾，使烟酒成为草原牧民们大宗消耗的“日常用品”，然后再通过交换，从科伊人那里攫取他们不愿过多出售的牲畜。凭借这种手段，有时荷兰人一次就从科伊人那里拉走上千头羊。⑧殖民者原被压抑的冲动也爆发了，有些人干脆闯到科伊人的村落中，明目张胆地进行抢劫。无论从哪种意义上看，这两个方面都有质的转变：补给站里的白人不再仅仅是收购商人，而是走出城堡，对脚下的土地发生了兴趣！如果不能满足日益膨涨的需求和欲望，他们就要进行征服，亲自动手开拓了。
东印度公司内部贸易关系的改变也直接把贸易与土地问题挂上了钩。对牲畜的需求暂时可以从科伊人那里得到满足，但对蔬菜、粮食等物品的需要则主要靠自己解决，因为科伊人并不生产西葫芦、胡萝卜、莴苣、西瓜等荷兰人喜好的食物。东印度公司总督在给范·里贝克的指示中说：“首先要重视农业，因为我们在没有成为能干的农民以前是不可能成为贵族的。”⑨公司上层从来都是从商业角度看问题的，而公司雇员却不是只盯着他们的菜园，他们来南非是为了冒险和发财，而不是老老实实地做农民。当公司不能实现他们的期望时，他们也绝不会任劳任怨。到1657年，范·里贝克的部属仍只有133人，⑩并未发生从母国大批移民来种田放牧的情形，范·里贝克能够采取的唯一方法就是充分调动他们自己的积极性。1657年2月21日，报请公司批准后，范·里贝克经过认真挑选，将9名“最能干、最有希望的”公司雇员从工资单上摒除，让他们成为“自由民”(11)。但他们须接受苛刻的条件：公司向他们提供口粮和劳动工具，但他们的产品必须由公司定价收购，不得种植公司垄断的烟草；在与土著居民做牲畜交易时，给价不得高于公司规定的上限。他们还要给公司提供人力和畜力服徭役，同时还有义务服兵役。上述约定为期20年。“一旦查出生活腐化，以致工作懈怠，农田荒废，就将失去土地，并须以劳务偿还所欠公司债务”。尽管从内容看，这几乎是个单方面的约定，但许多人认为，不管怎样，即使只有1/4的自由，也比在南非补给站的土地上过完全农奴式的生活强。作为回报，范·里贝克将开普半岛里斯贝克河畔最好的土地分配给了这第一批移民，每块土地面积大约45公顷(约合28英亩)。
由此，在开普半岛就出现了两类白人：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和布尔人(Boer)。于是，一个当事人不易察觉而对南非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范·里贝克把东印度公司舰队的基地变成了一块小小的殖民地。更重要的是，这块小小殖民地自身的利益将会很快占上风，并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能量。从此，南非历史发展的动力就不再纯粹由外力决定。开普渐渐成了风暴的核心。9位自由民建立起了农场，生产谷物和蔬菜，种植葡萄，酿造酒浆。随着自由民队伍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农业垦殖的行列。据统计，在18世纪以前，务农的自由民占移民总数的57％。他们种植的农作物不仅可以维持开普殖民地移民们的生活，还能够满足日益增加的过往船只物资供给的需要。开普农场发展较快，1684年出口了第一批谷物，到1707年开普殖民地已开始定期向东印度公司总部巴达维亚输送小麦。(12) 到18世纪七八十年代，整个开普殖民地已实现谷物的自给自足。
农业种植虽然是有利可图的事情，但并不占主要地位，因为谷物和酒类商品一般可在价格最低廉的口岸采购，而水果和蔬菜在热带海洋上航行的船舱中极易腐烂，不能大量装载。只有鲜肉和活羊非在开普港大量补充不可。由于农产品只能卖给公司，而公司的收购价格又太低，自由民往往偷偷把产品直接卖给过往船只。饲养牲畜固然利润较大，但由于这一时期公司垄断着过往海船需要量最大的牲畜交易，自由民饲养牲畜的积极性并不高，且由于饲养牲畜需要更多的土地，而他们目前占有的土地还不够多，他们更愿想方设法与土著居民私下里进行牲畜交易，获得额外收入。因此，不经过公司的走私贸易实际上一直在进行。为了抗议公司的盘剥和压榨，1658年12月23日，当时的全体14位自由民联名向公司提交了一份备忘录(vrybrief)，明确表示要自由地与科伊人做牛的生意，为自己种植的小麦制订合理价格，如果达不到这些要求，“我们将不在我们的地里干活，因为我们不是公司的奴隶”(13)。事实上，这无异于一份“自由宣言”。尽管范·里贝克巧妙地平息了自由民的怒气，但他和公司实际上再也无法约束自由民的行动了。几个月后，自由民就与霍屯督人发生了第一次战争。其实，公司给予自由民土地，实际上给予他们的是开垦科伊人土地的自由。当殖民者的铁犁划破了科伊人的牧地时，就注定了犁头的方向只能指向北方和东方。1662年4月，恰逢开普殖民地的开拓者范·里贝克来到好望角十周年，他在功成名就重返荷属印度之前，谆谆告诫其继任者扎哈里亚斯·瓦格纳尔(Z.Wagenaar)：“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致力于与土人和睦相处，进行贸易，同时也要继续向腹地推进。”(14) 这实际上是个悖论：一方面要与土著居民和睦相处，另一方面又要夺取他们的土地。结果可想而知。随着殖民者们的不断向前推进，他们与科伊人在土地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最终的解决办法只有诉诸武力。科伊人的抵抗始终是消极和被动的，当初他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偷偷地牵走殖民者的耕牛。范·里贝克的对策是想办法把自由民和霍屯督人隔离开来。他曾试图在桌湾和法尔斯湾之间挖一道壕沟，但由于人手不够而作罢，改为用苦杏树筑起一道12公里长的篱笆。这是南非的第一个种族隔离措施。在篱笆内圈起了约2430公顷(6 000英亩)的土地，(15)这成了后来单个布尔人占据土地的标准。但首先冲破篱笆的不是土著居民，而是布尔人自己。科伊人的有限抵抗并不能阻止殖民者的步步紧逼，相反却激起自由民们更大规模和更为强烈的报复。只有标枪的科伊人节节败退，他们有组织的抵抗到1677年就基本结束了。在谈判桌上，科伊人曾质问对方为什么要侵占自古以来就属于他们的土地，假如他们到了荷兰，能不能同样这么做？(16)自由民对他们的回答很简单：“这里的牧场对他们和我们都不够”，“他们因战争的结果而失去了土地，他们除了顺应这一事实外，没有其他办法”。(17)贩卖牲畜的利润诱惑已使自由民们无法止住脚步，他们榨干了一个村落的牲畜，又转向另一个村落，科伊人不仅保护不了自己的家园，而且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牲畜一起丧失殆尽。据殖民当局官方文件统计，仅在1652～1669年，科伊人就被抢走了15 999头牛、366636只羊。(18)在第二次殖民者与科伊人的战争中，仅科夸肖一个部落就损失了1 600头牛和4 900只羊。(19)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劫掠，失去牲畜的科伊人只能沦为自由民们的农奴。到18世纪末，科伊人再也不是自己土地的主人了。英国传教士约翰·菲力普写道：“一个半世纪中，霍屯督人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被赶走了，他们的畜群被抢劫，除少数人外，都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成了比奴隶更悲惨、更可怜的人。”(20)
在冲破南非高原上的第一道防线——霍屯督人的抵抗后，布尔人习惯性地向前推进，很快与萨恩人(“Sans”，另一译为桑人，或称布须曼人)(21)遭遇。为了抢夺萨恩人的牲畜和霸占他们的土地，布尔人民团从18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对这支手无寸铁的原始民族进行了残酷征剿。到19世纪初，除了一小部分萨恩人退到卡拉哈里沙漠残存下来外，作为一个种族，萨恩人几乎在南非土地上被斩尽杀绝。
三
从1652年白人移民踏上南非的土地到18世纪初，经营谷物和葡萄种植的布尔农场主们(主要是荷兰人，还有法国、德国、意大利的移民)主要是在开普地区活动。在大约50年里，他们仅仅从开普海岸扩展到斯泰伦博什，与开普中心城堡的直线距离不超过约80公里(50英里)。但从18世纪初开始，布尔人骤然加快了土地扩张的步伐。他们沿着布里厄河谷地向北、向东扩张，1730年到达象河，1740年抵达斯韦伦丹，18世纪70年代又扩展到伯赞尔斯河，同时占据了加姆图斯河至大鱼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建立了楚尔惠尔德和赫拉夫里内特边区。在半个多世纪里，布尔人深入北方400公里，向东扩张了近800公里，侵占了非洲人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22)当时开普殖民地的布尔人数量并不多，在18世纪初只有千余人，到18世纪中期也不过5 000多人，(23)新来移民和自然增殖的人口并不多，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们离开气候温和、适宜农耕的开普海岸地带，长驱直入内地高原？
从经济学家纽马克在《1652～1836年间南非边区所受的经济影响》一书中系统整理的18世纪停泊在开普港口的船舶数目统计资料，结合布尔人在这一时期土地扩张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值得注意的规律性现象：每当停泊在开普港口的两洋航线的船只增多，布尔人在南非内地扩张的规模和速度就明显加快。这就是说，经过开普殖民地的船舶越多，对畜产品的需求量也越大，从而进一步促使布尔人深入内地搜购和抢劫牲畜，更多地占地养殖牛羊。因此，探讨18世纪南非殖民土地扩张的原因，首先必须考察当时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以及开普港在东西方航线中的特殊地位。在18世纪以前，每年停泊在开普港口的主要是荷兰人自己即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年均约33艘，(24)其中在1602～1605年，年均10艘，1626～1670年，年均22艘。18世纪以后，随着人类历史进一步真正成为“世界历史”，国际关系也在重新进行整合。1713年荷兰结束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同法国的长期作战状态，重新加强了东方的殖民商务，此后一年间东印度公司驶往东方的船只增加了50％，停泊在开普的船只从年均48艘增加到72艘，(25)开普市场对食用牲畜的需求量也显著增加。18世纪40年代又爆发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这是18世纪进行的第二次大规模商业战争，英、法在印度的战争延续了4年，英国舰队频繁进出开普港口。1756～1763年，又爆发了“七年战争”，英法再次在东方展开拉锯战，英国军舰云集开普港，牛羊价格暴涨4倍，牲畜贸易成了最赚钱的生意。战争结束后，大洋贸易比战前更加繁荣，在开普停泊的外国商船达到年均168艘，超过了荷兰本国的商船数量，每年需要消费两万头羊。北美独立战争期间，法国舰队曾长期驻扎在开普，也消耗了大量畜产品。不论谁输谁赢，过往船只的陡然增多造成开普市场牲畜供不应求，肉价猛涨，布尔人农场主的生意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既然饲养牲畜比种植谷物和水果的利润大得多，而牲畜市场又比谷物市场稳定可靠，于是许多农场主纷纷改变经济结构，迁入内地弃农从牧，圈地养羊。由于科伊人的牲畜资源已被竭泽而渔的布尔人在40年内榨干，西部斯韦伦丹地区的农场主大多离开住地，往东迁居到卡鲁地带建立牧场。不久，深入大鱼河谷地的荷兰商人带回了激动人心的消息：在加姆图斯河以东地区发现了南非水草最丰盛的牧场。顿时，布尔人农场主潮水般地涌向加姆图斯河以东地区，掠夺新的土地。于是在1770～1795年间掀起了布尔人土地扩张的第二次狂潮：每年经过开普殖民政府批准到“新区”建立农场的数目都在百户以上。仅在1768～1778年，南非内地就增加了1 385个农场，按照每个农场平均占地约243公顷(6 000英亩)的标准，10年间共新占非洲人土地约337万公顷(831万英亩)。(26)其中很多是未经政府批准而私自建立的农场。1778年，开普殖民地总督约阿希姆·范·普勒腾堡(Governor Van Plettenberg)亲自视察大鱼河，并下令在沿岸立界桩。他一再对布尔人和科萨人说，政府既不允许这一方，也不允许另一方越过界河。他的意图是加强东印度公司对急躁冒进边民的控制。但边民的压力使他不得不跟上他们的步伐。为了将从开普到印度洋西岸的班图人土地全部据为己有，殖民政府频繁地通过延伸和“改划边界”等手段，不断地扩大开普殖民地的范围。在1770～1786年，竟五易“边界”，把界桩从位于东经22度的大布拉克河移到位于东经27度的塔卡河。斯泰伦博什州长1780年3月13日写信给范·普勒腾堡总督，提醒他说，移动边界与其说是为了替白人居民扩大地盘，不如说是为了阻止他们同卡弗尔人的非法贸易。正如经验所证明，这种非法贸易酿成白人居民对卡弗尔人的粗暴行为，(27)这种粗暴行为结果自然就是夺取“卡弗尔人”的土地。
就这样，大西洋和印度洋贸易的航线把南非内地布尔人的活动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然，班图人不会知道，他们用作“洛博拉”(“Lobola”，彩礼)的一头头肥牛正在不知不觉中变为在开普半岛上和好望角港湾中停泊的舰船上水手与旅客们的美味佳肴。他们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卷进了世界市场。用武力夺取通过贸易得不到的足够牲畜，仅仅是荷兰殖民者“温和商业”的另一种形式。
四
1795年英国人占领了开普。1806年荷兰政府正式把开普殖民地移交给英国。殖民地的易手并没有改变开普港在大洋贸易中的地位，相反，它大大地加强了开普港口同南非内地和世界市场的联系，至少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从欧洲到南亚和东南亚的海上贸易道路都要经过南非的好望角。东印度公司的衰亡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英国人的到来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么说并不仅指政治意义上的政权交接，更重要的是经济意义上的制度更新。当然，这种更新有一个过程，在英国人统治开普殖民地的前20年里，由于布尔人的压力，英国人基本上沿袭了布尔人的规章制度，只是代表着19世纪英国人的经济活动给南非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总体看，1795年以后英国人的统治和19世纪20年代及其以后英国移民的到来，除了在政治上使布尔人“臣属”外，在经济上不仅没有削弱阿非利卡人的地位，反而使开普殖民地与欧洲建立了更直接的联系，扩大了荷兰后裔一个多世纪以来中断了的与欧洲大陆的联系，使布尔人几乎“与世隔绝”地在南非的桃花源进一步洞开了通向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门，孤立已经不可能了。是英国殖民官员和殖民军队的存在与成批“工业性文明”移民的到来为开普市场注入了活力，而不再像只有船队经过时市场才活跃那样受到局限。市场兴旺本身即等于为阿非利卡人带来了财富。市场的扩大即意味着需求的扩大——牲畜、谷物，特别是牲畜，不像谷物的作用那么单一，因为它除了提供肉、奶食品和制成品外，它的毛皮、油脂等还是工业品的重要原料，尤其为外部市场所需要。当欧洲大陆的纺织业革命方兴未艾之时，可谓绝对的卖方市场，原料供不应求。
在苏伊士运河通航前，英国在开普驻扎着重兵和舰队，拱卫这条通往东方航线的两翼。随后，英国移民地源源抵达，把开普变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市场。英国人“系统移民”垦殖农业的失败对南非经济并不是件坏事，他们成了阿非利卡人农产品和牲畜的最大消费者，同时他们也不自觉地充当了深入内地的阿非利卡人和世界贸易之间的掮客。英国正将其新殖民地拖入自由贸易的湍急河流中。消费品的涌入，创造了对外交换的需求，英国人唯一成功的农村经济活动——美利奴羊的引进不仅没有削弱布尔人的牧农经济结构，反而加大了其中的畜牧成分，促使布尔人进一步向东、向北，向科萨人、苏陀人和祖鲁人地区扩张。“年复一年地，养羊的农场主为了寻求财富，已经深入到越来越遥远的地区。”(28)在这扩张的过程中，随着他们离开普市场越来越远，一个个新的港城逐渐形成，伊丽莎白、格雷厄姆斯敦、东伦敦……从一个个居民点发展成为贸易中心——地方市场的形成，使布尔人可以不再仅仅依赖开普港与世界市场相连接，而能够使相对于开普的位置而言，向东的扩展和向北方内地的扩展呈平行移动的状态，直到最后他们在英国人的逼迫和班图人的阻挡下进行大迁徙，深入奥兰治和德兰士瓦为止。
随着本地市场的形成，贸易和土地成了互为因果的过程。贸易和土地互相提出要求，互相刺激对方作出数量上的反应。土地和贸易的不平衡刺激阿非利卡人去夺取更多的土地以满足贸易，也就是满足自己的财富要求，但平衡不断被打破，于是这一过程便周而复始地进行下去，直到没有新的土地可以征服。
综上所述，南非土地问题的形成是开普港口贸易和阿非利卡人掠夺方式相结合的结果。阿非利卡人牧业经济结构及其经济行为在开普港口贸易的刺激下，演变成为几乎失去控制的土地扩张运动：市场和贸易的需求刺激殖民者尽可能多地抢夺或饲养牲畜，随着面积相对固定的牧场载畜量的增加，牧草再生能力减弱，土壤侵蚀越发严重，最终导致牧场被废弃，不得不寻求新的牧场，这是一种螺旋上升式的互动循环，直到黄金矿和钻石矿被发现、南非经济转型为止。
注释：
①See Fitzegerald, Africa: A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Geography of Its Major Regions, London: Methuen, 1967, p. 81.
②[法国]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杨起译：《资本主义的动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4页。“经济世界”(économie-monde)是布罗代尔常用的术语。
③关于荷兰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商业霸权地位，参见[美国]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吕丹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第二章，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对荷兰在17世纪世界经济中所占优势的顺序，有不同看法，沃勒斯坦认为依次应为生产、流通金融。参见该书第61页。
④See Neil Parsons, A New History of Southern Africa,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83, p. 79.
⑤Donald Moodie, The Record; or, A Series of Official Papers Relative to the Condi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Native Tribes of South Africa,Amsterdam, 1960, p. 11.
⑥See Donald Moodie, op. cit. , p. 25.
⑦Ibid, p. 11.
⑧M. Wilson & L. Thompson, op. cit. , p. 65.
⑨Donald Moodie, op. cit. , p. 97, footnote (2).
⑩Richard Elphic, Kraal and Castle, Khoikhoi and the Founding of White South Africa, New Haven, 1977, p. 90.
(11)参见[德国]亨·耶内克著；赵振权、董光祖译：《白人老爷》，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12)See Monica Wilson & Leonard Thompson ed. , 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Vol. 1, Oxford: Clarendon, p. 197
(13)“Extracts from the Journal of Commander Van Riebeeck”, in Donald Moodie, op. cit. , p. 151, footnote (1).
(14)Donald Moodie, op. cit., p. 251.
(15)Monica Wilson & Leonard Thompson,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to 1870, Cape Town, 1982, p. 190.
(16)Donald Moodie, op. cit. , p. 205.
(17)Ibid.
(18)Richard Elphick & Hermann Giliomee eds. , op. cit. , p. 20.
(19)Richard Elphic, Kraal and Castle, op. cit. , p. 171.
(20)Heinrich Jaenecke, op. cit. , p. 33.
(21)萨恩人生活在大卡鲁南部山区直到奥兰治河北岸高原的广阔地带，在瓦尔河、图盖拉河及凯河的河谷地带也有他们的踪迹。萨恩人是单纯的狩猎民族，其经济和社会组织能力比起与他们基本上属于同一种族的霍屯督人还要低下。
(22)Graham Parker & Patrick Pofukani, History of Southern Africa, London, 1975, p. 42.
(23)Marais, The Cape Coloured People, Johannesburg, 1957, p. 2.
(24)Wilson & Thompson, op. cit. , p. 192.
(25)Neumark, Economic Influences on the South African Frontier 1652 -1836, California, 1957, p. 51.
(26)Donald Moodie, op. cit. , p. 73.
(27)See “Extracts Letter from the Landdrost of Stellenbosch to Governor Van Plettenberg and Council”, in Donald Moodie, op. cit. , p. 93.
(28)Speech of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at the Opening of the Fourth Session of the Third Parliament, 13[th] April 1867, Cape of Good Hope Votes and Proceedings 1867 Annexures, p. 4. Quoted in D. Hobart Houghton & Jenifer Dagut, Source Material on the South African Economy:1860 -1970, Vol. 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23.^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3期
【原文出处】《西亚非洲》(京)2008年1期第35～41页
【作者简介】孙红旗，徐州师范大学亚非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徐州 221116）
| 【内容提要】 | 南非土地问题的形成过程和原因，可追溯至历史上荷兰人开拓殖民地之时。造成殖民者逐步侵吞科伊桑人和班图黑人土地的根源在于日益扩大的世界贸易，以及开普港口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尽管布尔人到南非半个世纪后便中断了他们与祖国的联系，但他们从来没有中断与外部的联系，正是贸易把他们与欧洲和世界联系在一起。而他们经营贸易的过程又和他们在南非的土地扩张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
一
自从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的船队绕过好望角，开辟了通往东方的新航线之后，在一个半世纪之内，他们并没有占领好望角附近的桌湾作为深入南非内地的根据地，曾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葡萄牙人的一个很大疏忽。①其实精明的葡萄牙商人并不这么认为，因为在他们实际控制这条航线的100多年中，绕行好望角的船舶年均只有10艘次左右，航线利用率极低，根本没有在这里建立殖民地的必要。后来英国舰队也曾经过这里，著名的德雷克船长赞叹好望角是他航程中所见过的最美丽的海角，但也仅此而已，原因和葡萄牙人一样。那么，当南欧和西欧地区视财如命的殖民主义老手们每每与好望角擦肩而过之后，为什么西北欧地区的小国荷兰人却要在南非当时这块既不盛产黄金，又不能作为奴隶供应地，而且内地广大地区也不适合于经营农业的地方开拓殖民地？南非的欧洲移民人数甚少，但从18世纪起在南非内地却掀起了大规模和持续的殖民土地扩张狂潮，它的动力是什么？应该说，荷兰人在开普落脚并进一步向内地开拓的最直接动因即是17世纪以后世界贸易的扩大。开普殖民地的建立本身就是大洋贸易的产物，是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把荷兰人领到了非洲的最南端。贸易本身就是一种扩张性的人类经济活动，尤其对于近代史上已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以贸易立国和被誉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人来说。至17世纪中叶，荷兰已建立起一支庞大的商船队，拥有大小商船1.6万多艘，船舶总吨数达90多万吨，占了欧洲总吨数的3/4，为英、法、西、葡4个殖民帝国商船吨数之总和。在当时的“经济世界”，“阿姆斯特丹独坐江山，它是从拉美的安地列斯群岛，从日本沿岸，总之，从全世界都可以看到的明亮的灯塔”。② 当时荷兰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是：商业超过工业，对外贸易超过对内贸易。正是在荷兰达到商业繁荣顶峰的年代，荷兰人在葡萄牙人和英国人摈弃的桌湾扎下了根。③
此时，联合东印度公司(the United East India Company)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企业。在某种意义上，东印度公司实际上拥有政府一般的权力，它垄断着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之间广阔海域的贸易特权，在200年时间里，荷兰殖民帝国就是依赖东印度公司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之间的穿梭来往而存在的，而好望角则成了两大洋之间的中继站。该公司自1602年成立至17世纪上半叶，平均每年都要有两三只船队经过好望角驶往东方。④由于从阿姆斯特丹到当时荷属印度尼西亚首府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航行需要6个月之久，而为了节约时间，船长们都尽量减少中途停泊，船上的二三百名船员和旅客经常不得不数星期拥挤在狭窄的船舱里，整天吃一些单调乏味、缺少维生素的菜豆和腌肉食品，结果坏血症、痢疾、高烧不断，没有一艘船不在中途往海里扔尸体，船上人员往往有半数葬身鱼腹。
二
带着建立永久性补给站的使命，荷兰海员在范·里贝克的率领下踏上了南非海岸，但仅此而已，他们并没有立即越过桌山，开始深入内地的殖民活动。因为对以商贸起家的荷兰人来说，当时并没有对南非产生兴趣。这是全航程中最荒凉的海岸，既没有黄金与香料，也没有其他珍宝，总之，没有任何能够吸引人们挺进腹地的东西。事实上，东印度公司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已不像最初那样热衷于鼓励殖民了，他们最关心的主要是如何牢牢掌握贸易上的垄断权。以往的经验教训表明，分布在各地的移民们带给公司的麻烦远胜于好处，有不少人甚至发展移民的个人贸易经济，向公司的垄断权发起挑战。而移民们引起的与当地居民的冲突，却要公司给以解决。所以，东印度公司给范·里贝克的任务有以下几点：(1)抵达目的地后，先建立一个设防要塞；(2)为过往船只提供淡水、蔬菜、肉类和其他必需品；(3)肉类取之于土著居民，蔬菜则由自己种植；(4)供应站所需劳动力一概由公司提供。
范·里贝克及其部下总共不到百人，来到陌生的土地上，劳动艰难，报酬低廉，生活极为艰苦。范·里贝克上岸伊始，就明令其部下与当地人进行贸易以获得新鲜肉类，但不得与“野人”发生其他关系。尽管他不把土著居民当人看，但他也认识到，其使命的成败全在于能否与科伊人搞好关系，赢得土著居民的信任。因而，范·里贝克还未正式到任，便发布了第一道命令：严禁向土著居民挑衅或虐待他们，违者“不论理由是否正当，一律当着受害者的面鞭笞50下”⑤。因为这样做也是他们与当地人实力悬殊，绝不是人数众多的非洲人的对手。起初，荷兰人与科伊人小心翼翼地进行贸易，贸易额度也非常小，因为开普地区的居民对白人的入侵疑虑极深，只是偶尔用一只羊换一段铜丝。眼看着为数不多的科伊人驱赶着成百上千的牛羊来到殖民者的要塞前悠闲自得地吃草，范·里贝克好不容易才压抑住了将它们抢夺过来据为己有的冲动，⑥渐渐取得了霍屯督人的好感。定期举行的牲畜集市也逐渐发展起来。事实证明，范·里贝克的暂时忍耐得到了丰厚回报，因为他们与霍屯督人的贸易是一本万利的生意，范，里贝克等荷兰人用铜丝、废铁、小刀、烟草和玻璃珠等饰物就可从霍屯督人那里换取所需的牲畜。⑦并且，土著居民对他们的态度极其友好。但这种状况未能持续很久，荷兰人与科伊人的贸易很快趋于饱和。这主要是因为，居住于海角的科伊人虽然占有开普地区有利的气候条件和牧草丰盛的土地，拥有令范·里贝克们垂涎的牲畜数量，正如非洲许多草原民族一样，在科伊人眼里，牲畜是他们衡量财富的重要标志，与脚下的草地一样，同是他们的生活源泉。除了在重要的仪式上，他们一般不宰杀牲畜(主要吃乳制品)，也不愿更多地出售牲畜。他们只是用一部分剩余牲畜来同荷兰人交换在他们看来是“奢侈品”的铜丝、珠子等装饰品，而这种装饰品和生活用品不同，需求很快便达到了极限。而东印度公司的过往船只却在与年俱增。
为了得到更多的牲畜，荷兰人一方面自行从事畜牧业生产；另一方面，他们开始不择手段，用烈酒诱骗科伊人上瘾，使烟酒成为草原牧民们大宗消耗的“日常用品”，然后再通过交换，从科伊人那里攫取他们不愿过多出售的牲畜。凭借这种手段，有时荷兰人一次就从科伊人那里拉走上千头羊。⑧殖民者原被压抑的冲动也爆发了，有些人干脆闯到科伊人的村落中，明目张胆地进行抢劫。无论从哪种意义上看，这两个方面都有质的转变：补给站里的白人不再仅仅是收购商人，而是走出城堡，对脚下的土地发生了兴趣！如果不能满足日益膨涨的需求和欲望，他们就要进行征服，亲自动手开拓了。
东印度公司内部贸易关系的改变也直接把贸易与土地问题挂上了钩。对牲畜的需求暂时可以从科伊人那里得到满足，但对蔬菜、粮食等物品的需要则主要靠自己解决，因为科伊人并不生产西葫芦、胡萝卜、莴苣、西瓜等荷兰人喜好的食物。东印度公司总督在给范·里贝克的指示中说：“首先要重视农业，因为我们在没有成为能干的农民以前是不可能成为贵族的。”⑨公司上层从来都是从商业角度看问题的，而公司雇员却不是只盯着他们的菜园，他们来南非是为了冒险和发财，而不是老老实实地做农民。当公司不能实现他们的期望时，他们也绝不会任劳任怨。到1657年，范·里贝克的部属仍只有133人，⑩并未发生从母国大批移民来种田放牧的情形，范·里贝克能够采取的唯一方法就是充分调动他们自己的积极性。1657年2月21日，报请公司批准后，范·里贝克经过认真挑选，将9名“最能干、最有希望的”公司雇员从工资单上摒除，让他们成为“自由民”(11)。但他们须接受苛刻的条件：公司向他们提供口粮和劳动工具，但他们的产品必须由公司定价收购，不得种植公司垄断的烟草；在与土著居民做牲畜交易时，给价不得高于公司规定的上限。他们还要给公司提供人力和畜力服徭役，同时还有义务服兵役。上述约定为期20年。“一旦查出生活腐化，以致工作懈怠，农田荒废，就将失去土地，并须以劳务偿还所欠公司债务”。尽管从内容看，这几乎是个单方面的约定，但许多人认为，不管怎样，即使只有1/4的自由，也比在南非补给站的土地上过完全农奴式的生活强。作为回报，范·里贝克将开普半岛里斯贝克河畔最好的土地分配给了这第一批移民，每块土地面积大约45公顷(约合28英亩)。
由此，在开普半岛就出现了两类白人：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和布尔人(Boer)。于是，一个当事人不易察觉而对南非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范·里贝克把东印度公司舰队的基地变成了一块小小的殖民地。更重要的是，这块小小殖民地自身的利益将会很快占上风，并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能量。从此，南非历史发展的动力就不再纯粹由外力决定。开普渐渐成了风暴的核心。9位自由民建立起了农场，生产谷物和蔬菜，种植葡萄，酿造酒浆。随着自由民队伍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农业垦殖的行列。据统计，在18世纪以前，务农的自由民占移民总数的57％。他们种植的农作物不仅可以维持开普殖民地移民们的生活，还能够满足日益增加的过往船只物资供给的需要。开普农场发展较快，1684年出口了第一批谷物，到1707年开普殖民地已开始定期向东印度公司总部巴达维亚输送小麦。(12) 到18世纪七八十年代，整个开普殖民地已实现谷物的自给自足。
农业种植虽然是有利可图的事情，但并不占主要地位，因为谷物和酒类商品一般可在价格最低廉的口岸采购，而水果和蔬菜在热带海洋上航行的船舱中极易腐烂，不能大量装载。只有鲜肉和活羊非在开普港大量补充不可。由于农产品只能卖给公司，而公司的收购价格又太低，自由民往往偷偷把产品直接卖给过往船只。饲养牲畜固然利润较大，但由于这一时期公司垄断着过往海船需要量最大的牲畜交易，自由民饲养牲畜的积极性并不高，且由于饲养牲畜需要更多的土地，而他们目前占有的土地还不够多，他们更愿想方设法与土著居民私下里进行牲畜交易，获得额外收入。因此，不经过公司的走私贸易实际上一直在进行。为了抗议公司的盘剥和压榨，1658年12月23日，当时的全体14位自由民联名向公司提交了一份备忘录(vrybrief)，明确表示要自由地与科伊人做牛的生意，为自己种植的小麦制订合理价格，如果达不到这些要求，“我们将不在我们的地里干活，因为我们不是公司的奴隶”(13)。事实上，这无异于一份“自由宣言”。尽管范·里贝克巧妙地平息了自由民的怒气，但他和公司实际上再也无法约束自由民的行动了。几个月后，自由民就与霍屯督人发生了第一次战争。其实，公司给予自由民土地，实际上给予他们的是开垦科伊人土地的自由。当殖民者的铁犁划破了科伊人的牧地时，就注定了犁头的方向只能指向北方和东方。1662年4月，恰逢开普殖民地的开拓者范·里贝克来到好望角十周年，他在功成名就重返荷属印度之前，谆谆告诫其继任者扎哈里亚斯·瓦格纳尔(Z.Wagenaar)：“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致力于与土人和睦相处，进行贸易，同时也要继续向腹地推进。”(14) 这实际上是个悖论：一方面要与土著居民和睦相处，另一方面又要夺取他们的土地。结果可想而知。随着殖民者们的不断向前推进，他们与科伊人在土地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最终的解决办法只有诉诸武力。科伊人的抵抗始终是消极和被动的，当初他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偷偷地牵走殖民者的耕牛。范·里贝克的对策是想办法把自由民和霍屯督人隔离开来。他曾试图在桌湾和法尔斯湾之间挖一道壕沟，但由于人手不够而作罢，改为用苦杏树筑起一道12公里长的篱笆。这是南非的第一个种族隔离措施。在篱笆内圈起了约2430公顷(6 000英亩)的土地，(15)这成了后来单个布尔人占据土地的标准。但首先冲破篱笆的不是土著居民，而是布尔人自己。科伊人的有限抵抗并不能阻止殖民者的步步紧逼，相反却激起自由民们更大规模和更为强烈的报复。只有标枪的科伊人节节败退，他们有组织的抵抗到1677年就基本结束了。在谈判桌上，科伊人曾质问对方为什么要侵占自古以来就属于他们的土地，假如他们到了荷兰，能不能同样这么做？(16)自由民对他们的回答很简单：“这里的牧场对他们和我们都不够”，“他们因战争的结果而失去了土地，他们除了顺应这一事实外，没有其他办法”。(17)贩卖牲畜的利润诱惑已使自由民们无法止住脚步，他们榨干了一个村落的牲畜，又转向另一个村落，科伊人不仅保护不了自己的家园，而且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牲畜一起丧失殆尽。据殖民当局官方文件统计，仅在1652～1669年，科伊人就被抢走了15 999头牛、366636只羊。(18)在第二次殖民者与科伊人的战争中，仅科夸肖一个部落就损失了1 600头牛和4 900只羊。(19)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劫掠，失去牲畜的科伊人只能沦为自由民们的农奴。到18世纪末，科伊人再也不是自己土地的主人了。英国传教士约翰·菲力普写道：“一个半世纪中，霍屯督人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被赶走了，他们的畜群被抢劫，除少数人外，都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成了比奴隶更悲惨、更可怜的人。”(20)
在冲破南非高原上的第一道防线——霍屯督人的抵抗后，布尔人习惯性地向前推进，很快与萨恩人(“Sans”，另一译为桑人，或称布须曼人)(21)遭遇。为了抢夺萨恩人的牲畜和霸占他们的土地，布尔人民团从18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对这支手无寸铁的原始民族进行了残酷征剿。到19世纪初，除了一小部分萨恩人退到卡拉哈里沙漠残存下来外，作为一个种族，萨恩人几乎在南非土地上被斩尽杀绝。
三
从1652年白人移民踏上南非的土地到18世纪初，经营谷物和葡萄种植的布尔农场主们(主要是荷兰人，还有法国、德国、意大利的移民)主要是在开普地区活动。在大约50年里，他们仅仅从开普海岸扩展到斯泰伦博什，与开普中心城堡的直线距离不超过约80公里(50英里)。但从18世纪初开始，布尔人骤然加快了土地扩张的步伐。他们沿着布里厄河谷地向北、向东扩张，1730年到达象河，1740年抵达斯韦伦丹，18世纪70年代又扩展到伯赞尔斯河，同时占据了加姆图斯河至大鱼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建立了楚尔惠尔德和赫拉夫里内特边区。在半个多世纪里，布尔人深入北方400公里，向东扩张了近800公里，侵占了非洲人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22)当时开普殖民地的布尔人数量并不多，在18世纪初只有千余人，到18世纪中期也不过5 000多人，(23)新来移民和自然增殖的人口并不多，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们离开气候温和、适宜农耕的开普海岸地带，长驱直入内地高原？
从经济学家纽马克在《1652～1836年间南非边区所受的经济影响》一书中系统整理的18世纪停泊在开普港口的船舶数目统计资料，结合布尔人在这一时期土地扩张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值得注意的规律性现象：每当停泊在开普港口的两洋航线的船只增多，布尔人在南非内地扩张的规模和速度就明显加快。这就是说，经过开普殖民地的船舶越多，对畜产品的需求量也越大，从而进一步促使布尔人深入内地搜购和抢劫牲畜，更多地占地养殖牛羊。因此，探讨18世纪南非殖民土地扩张的原因，首先必须考察当时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以及开普港在东西方航线中的特殊地位。在18世纪以前，每年停泊在开普港口的主要是荷兰人自己即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年均约33艘，(24)其中在1602～1605年，年均10艘，1626～1670年，年均22艘。18世纪以后，随着人类历史进一步真正成为“世界历史”，国际关系也在重新进行整合。1713年荷兰结束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同法国的长期作战状态，重新加强了东方的殖民商务，此后一年间东印度公司驶往东方的船只增加了50％，停泊在开普的船只从年均48艘增加到72艘，(25)开普市场对食用牲畜的需求量也显著增加。18世纪40年代又爆发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这是18世纪进行的第二次大规模商业战争，英、法在印度的战争延续了4年，英国舰队频繁进出开普港口。1756～1763年，又爆发了“七年战争”，英法再次在东方展开拉锯战，英国军舰云集开普港，牛羊价格暴涨4倍，牲畜贸易成了最赚钱的生意。战争结束后，大洋贸易比战前更加繁荣，在开普停泊的外国商船达到年均168艘，超过了荷兰本国的商船数量，每年需要消费两万头羊。北美独立战争期间，法国舰队曾长期驻扎在开普，也消耗了大量畜产品。不论谁输谁赢，过往船只的陡然增多造成开普市场牲畜供不应求，肉价猛涨，布尔人农场主的生意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既然饲养牲畜比种植谷物和水果的利润大得多，而牲畜市场又比谷物市场稳定可靠，于是许多农场主纷纷改变经济结构，迁入内地弃农从牧，圈地养羊。由于科伊人的牲畜资源已被竭泽而渔的布尔人在40年内榨干，西部斯韦伦丹地区的农场主大多离开住地，往东迁居到卡鲁地带建立牧场。不久，深入大鱼河谷地的荷兰商人带回了激动人心的消息：在加姆图斯河以东地区发现了南非水草最丰盛的牧场。顿时，布尔人农场主潮水般地涌向加姆图斯河以东地区，掠夺新的土地。于是在1770～1795年间掀起了布尔人土地扩张的第二次狂潮：每年经过开普殖民政府批准到“新区”建立农场的数目都在百户以上。仅在1768～1778年，南非内地就增加了1 385个农场，按照每个农场平均占地约243公顷(6 000英亩)的标准，10年间共新占非洲人土地约337万公顷(831万英亩)。(26)其中很多是未经政府批准而私自建立的农场。1778年，开普殖民地总督约阿希姆·范·普勒腾堡(Governor Van Plettenberg)亲自视察大鱼河，并下令在沿岸立界桩。他一再对布尔人和科萨人说，政府既不允许这一方，也不允许另一方越过界河。他的意图是加强东印度公司对急躁冒进边民的控制。但边民的压力使他不得不跟上他们的步伐。为了将从开普到印度洋西岸的班图人土地全部据为己有，殖民政府频繁地通过延伸和“改划边界”等手段，不断地扩大开普殖民地的范围。在1770～1786年，竟五易“边界”，把界桩从位于东经22度的大布拉克河移到位于东经27度的塔卡河。斯泰伦博什州长1780年3月13日写信给范·普勒腾堡总督，提醒他说，移动边界与其说是为了替白人居民扩大地盘，不如说是为了阻止他们同卡弗尔人的非法贸易。正如经验所证明，这种非法贸易酿成白人居民对卡弗尔人的粗暴行为，(27)这种粗暴行为结果自然就是夺取“卡弗尔人”的土地。
就这样，大西洋和印度洋贸易的航线把南非内地布尔人的活动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然，班图人不会知道，他们用作“洛博拉”(“Lobola”，彩礼)的一头头肥牛正在不知不觉中变为在开普半岛上和好望角港湾中停泊的舰船上水手与旅客们的美味佳肴。他们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卷进了世界市场。用武力夺取通过贸易得不到的足够牲畜，仅仅是荷兰殖民者“温和商业”的另一种形式。
四
1795年英国人占领了开普。1806年荷兰政府正式把开普殖民地移交给英国。殖民地的易手并没有改变开普港在大洋贸易中的地位，相反，它大大地加强了开普港口同南非内地和世界市场的联系，至少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从欧洲到南亚和东南亚的海上贸易道路都要经过南非的好望角。东印度公司的衰亡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英国人的到来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么说并不仅指政治意义上的政权交接，更重要的是经济意义上的制度更新。当然，这种更新有一个过程，在英国人统治开普殖民地的前20年里，由于布尔人的压力，英国人基本上沿袭了布尔人的规章制度，只是代表着19世纪英国人的经济活动给南非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总体看，1795年以后英国人的统治和19世纪20年代及其以后英国移民的到来，除了在政治上使布尔人“臣属”外，在经济上不仅没有削弱阿非利卡人的地位，反而使开普殖民地与欧洲建立了更直接的联系，扩大了荷兰后裔一个多世纪以来中断了的与欧洲大陆的联系，使布尔人几乎“与世隔绝”地在南非的桃花源进一步洞开了通向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门，孤立已经不可能了。是英国殖民官员和殖民军队的存在与成批“工业性文明”移民的到来为开普市场注入了活力，而不再像只有船队经过时市场才活跃那样受到局限。市场兴旺本身即等于为阿非利卡人带来了财富。市场的扩大即意味着需求的扩大——牲畜、谷物，特别是牲畜，不像谷物的作用那么单一，因为它除了提供肉、奶食品和制成品外，它的毛皮、油脂等还是工业品的重要原料，尤其为外部市场所需要。当欧洲大陆的纺织业革命方兴未艾之时，可谓绝对的卖方市场，原料供不应求。
在苏伊士运河通航前，英国在开普驻扎着重兵和舰队，拱卫这条通往东方航线的两翼。随后，英国移民地源源抵达，把开普变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市场。英国人“系统移民”垦殖农业的失败对南非经济并不是件坏事，他们成了阿非利卡人农产品和牲畜的最大消费者，同时他们也不自觉地充当了深入内地的阿非利卡人和世界贸易之间的掮客。英国正将其新殖民地拖入自由贸易的湍急河流中。消费品的涌入，创造了对外交换的需求，英国人唯一成功的农村经济活动——美利奴羊的引进不仅没有削弱布尔人的牧农经济结构，反而加大了其中的畜牧成分，促使布尔人进一步向东、向北，向科萨人、苏陀人和祖鲁人地区扩张。“年复一年地，养羊的农场主为了寻求财富，已经深入到越来越遥远的地区。”(28)在这扩张的过程中，随着他们离开普市场越来越远，一个个新的港城逐渐形成，伊丽莎白、格雷厄姆斯敦、东伦敦……从一个个居民点发展成为贸易中心——地方市场的形成，使布尔人可以不再仅仅依赖开普港与世界市场相连接，而能够使相对于开普的位置而言，向东的扩展和向北方内地的扩展呈平行移动的状态，直到最后他们在英国人的逼迫和班图人的阻挡下进行大迁徙，深入奥兰治和德兰士瓦为止。
随着本地市场的形成，贸易和土地成了互为因果的过程。贸易和土地互相提出要求，互相刺激对方作出数量上的反应。土地和贸易的不平衡刺激阿非利卡人去夺取更多的土地以满足贸易，也就是满足自己的财富要求，但平衡不断被打破，于是这一过程便周而复始地进行下去，直到没有新的土地可以征服。
综上所述，南非土地问题的形成是开普港口贸易和阿非利卡人掠夺方式相结合的结果。阿非利卡人牧业经济结构及其经济行为在开普港口贸易的刺激下，演变成为几乎失去控制的土地扩张运动：市场和贸易的需求刺激殖民者尽可能多地抢夺或饲养牲畜，随着面积相对固定的牧场载畜量的增加，牧草再生能力减弱，土壤侵蚀越发严重，最终导致牧场被废弃，不得不寻求新的牧场，这是一种螺旋上升式的互动循环，直到黄金矿和钻石矿被发现、南非经济转型为止。
注释：
①See Fitzegerald, Africa: A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Geography of Its Major Regions, London: Methuen, 1967, p. 81.
②[法国]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杨起译：《资本主义的动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4页。“经济世界”(économie-monde)是布罗代尔常用的术语。
③关于荷兰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商业霸权地位，参见[美国]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吕丹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第二章，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对荷兰在17世纪世界经济中所占优势的顺序，有不同看法，沃勒斯坦认为依次应为生产、流通金融。参见该书第61页。
④See Neil Parsons, A New History of Southern Africa,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83, p. 79.
⑤Donald Moodie, The Record; or, A Series of Official Papers Relative to the Condi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Native Tribes of South Africa,Amsterdam, 1960, p. 11.
⑥See Donald Moodie, op. cit. , p. 25.
⑦Ibid, p. 11.
⑧M. Wilson & L. Thompson, op. cit. , p. 65.
⑨Donald Moodie, op. cit. , p. 97, footnote (2).
⑩Richard Elphic, Kraal and Castle, Khoikhoi and the Founding of White South Africa, New Haven, 1977, p. 90.
(11)参见[德国]亨·耶内克著；赵振权、董光祖译：《白人老爷》，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12)See Monica Wilson & Leonard Thompson ed. , 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Vol. 1, Oxford: Clarendon, p. 197
(13)“Extracts from the Journal of Commander Van Riebeeck”, in Donald Moodie, op. cit. , p. 151, footnote (1).
(14)Donald Moodie, op. cit., p. 251.
(15)Monica Wilson & Leonard Thompson,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to 1870, Cape Town, 1982, p. 190.
(16)Donald Moodie, op. cit. , p. 205.
(17)Ibid.
(18)Richard Elphick & Hermann Giliomee eds. , op. cit. , p. 20.
(19)Richard Elphic, Kraal and Castle, op. cit. , p. 171.
(20)Heinrich Jaenecke, op. cit. , p. 33.
(21)萨恩人生活在大卡鲁南部山区直到奥兰治河北岸高原的广阔地带，在瓦尔河、图盖拉河及凯河的河谷地带也有他们的踪迹。萨恩人是单纯的狩猎民族，其经济和社会组织能力比起与他们基本上属于同一种族的霍屯督人还要低下。
(22)Graham Parker & Patrick Pofukani, History of Southern Africa, London, 1975, p. 42.
(23)Marais, The Cape Coloured People, Johannesburg, 1957, p. 2.
(24)Wilson & Thompson, op. cit. , p. 192.
(25)Neumark, Economic Influences on the South African Frontier 1652 -1836, California, 1957, p. 51.
(26)Donald Moodie, op. cit. , p. 73.
(27)See “Extracts Letter from the Landdrost of Stellenbosch to Governor Van Plettenberg and Council”, in Donald Moodie, op. cit. , p. 93.
(28)Speech of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at the Opening of the Fourth Session of the Third Parliament, 13[th] April 1867, Cape of Good Hope Votes and Proceedings 1867 Annexures, p. 4. Quoted in D. Hobart Houghton & Jenifer Dagut, Source Material on the South African Economy:1860 -1970, Vol. 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