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海伦与雅典公民权渊源考
隋竹丽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3期
【原文出处】《广西社会科学》(南宁)2007年12期第90～94页
【作者简介】隋竹丽，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关 键 词】荷马时代/公民权/海伦
[中图分类号]K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917(2007)12-0090-05
一、古希腊公民权的起源和历史表现形式
(一)希腊公民权的起源与城邦制的形成密切相关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城邦制的出现是人自然本性发展的必然[1]。城邦存在的目的是促进人的善德，是由部分到整体，多样性统一的美[2]。其含义有二：一是城邦制的形成是自然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变。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城邦制也是要在人性自然充分发育中演变，经由家庭的氏族，父权制的村社，而后在人性至善—理性光辉出现的时候形成。城邦体现了正义法神原则，并非暴力强权的结果[3]。亚里士多德又强调战神是人性的迷失，孤独而非理性[4]。希腊Hellas的演变，赫拉克勒斯蜕尾成神具有理性，基本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对希腊城邦和民族史的评述。二是从自然对人性影响角度，为城邦制形成立说。古希腊自然环境多山，历史上一直是缺少粮食的国度，不能供养复杂的帝国组织[5]。亚里士多德提出考察希腊158个城邦的结论：常备军五千兵马为极限[6]。粮食危机的存在，使希腊不可能出现支持专制王权的强大军队，公民兵制是自然环境约束下，希腊的必然选择。按亚里士多德军事变革和政治变革理论，公民权的演变发展仅是时间问题。这样，海外殖民对于古希腊民族而言意义重大。城邦兴起的同时，也改变了民族性，完成了由感性向理性的转变，体现了人理性发展至善的结局。“亚尔古船”、“雅典娜诞生”提供了形象化的政治模式，亚里士多德阐释的船长国王说、舵手和桨手的灵魂差异说[7]，基本继承了神话等级制平等的自然理性，为公民权的演变提供了起源。
(二)公民权的历史表现形式和区别
公民是城邦享有权利和义务的人，是一种社会等级的称号。在古希腊城邦中，只有成年男性、具有希腊血缘的人才有这种资格。希腊血缘与通常意义的种族有别，它是一种信仰的标志。按希腊谱系：普罗米修斯的儿子丢卡利翁生子希伦(Hellen)，始创希腊一族。其子多鲁斯、克苏图斯(伊翁之父)和埃奥鲁斯分别成为多利亚人、爱奥尼亚人、伊奥里亚人的祖先。这样，古希腊民族的祖先可追溯到普罗米修斯。但这并非是科学的谱系，从生物学上来说，完全是杂交的结果。正如芬利指出，关于“种族”，就社会学的角度而言，起作用的不是科学，而是信仰[8]。希腊民族的形成，乃公民权的信仰使然。但是，贵族制确立后，希腊血缘又成为“种族”称谓，一直是主流传统。父母双方都是公民，其子才是正宗公民的观念，又成为古典时代公民权斗争的焦点。对此，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全权公民观念：凡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皆为全权公民[9]。当然，严格的全权公民，要排除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年龄不超逾；二是曾经被剥籍或驱逐出邦的人们。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将公民由“种族”称谓引申到法律授予，克服了血缘论的偏执，具有了广义的公民观念。高尔吉亚发表著名的《海伦颂》，反对所谓的种族血缘论，捍卫荷马史诗中的公民本义[10]。Polis在荷马史诗中指堡垒或卫城，雅典人称卫城为polis，与乡邻相对[11]。这表明公民观念起源于荷马时代的共同信仰。亚里士多德提出公民概念为politai，强调城邦polis是第一要义，又衍生了政治politics，基本继承了荷马公民的本义。荷马时代，公民权与古典时代并不完全相同。公民权是家长制的父权，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独眼巨人式的父权。它实际包括了宗教权、执政权、土地权，也即是宙斯和赫拉的金苹果所代表的土地权和赫拉的婚礼权、占卜权。没有赫拉的婚礼权，就不能继承王位，也就没有执政权。伊阿宋的王位继承反映了父权制对神权的屈从，宗教权的绝对统治地位。以宗教权为核心，血缘亲被神化，成为第一选择；土地权和执政权成为第二选择。这样，直接引发了海外殖民者与本土氏族贵族独占公民权的矛盾，构成了荷马时代一系列改革的动因。
荷马时代初期，平民与古典时代时的内涵有所不同，它不仅是所有制和社会分工的关系，更是宗教权的标志。它以赫拉的婚礼权作为标准，非赫拉血缘亲者一概视为平民，无权问政。当然也没有土地权。贵族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纯正血统的氏族贵族，他们自称为英雄，如史诗中的阿伽门侬、赫克脱尔；另一种则是私生子，他们具有父权制贵族的血统，但却并不是神权下的贵族英雄，如阿基里斯。我们将前者称之为氏族贵族，后者称之为贵族，这样，氏族贵族中的庶出者，成为人类第一批平民，而手工业者、农民则是父权制下的奴仆，尚没有平民的资格[i2]。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一时期，无他所言及的公民权，遂以人性角度讨论politics，将公民权一直与polis相联系。荷马时代中期(10世纪BC)，君主制向贵族制演变，公民权是一种所有制关系明确、执政权集中于贵族的历史产物。如阿提卡联邦化时的公民权，其基本特点是：公民是以氏族为血缘单位，以份地为标志的公共联合体成员。公民每人有一块份地，战时承担义务兵，给养自带。公民承担不同的社会权利，分为三类：贵族(包括氏族贵族)、手工业者、农民。贵族掌管宗教，行使执政权，手工业者和农民虽具有公民资格，但是并没有执政权，全权公民是贵族。贵族的神话形象是赫拉克勒斯夺取了赫拉的金苹果，伊阿宋获取了金羊毛，阿佛洛狄特与战神相爱。贵族与氏族贵族一样，获取了执政权、土地权、宗教权，有了血缘保护神阿佛洛狄特，成为全权公民。古风期，贵族制确立，平民(手工业者和农民)参政意识觉醒，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凸现，执政权由贵族向平民扩展。这时的宗教话语权有所不同。贵族创造了用金苹果打败平民的神话，固守执政权不放；而平民则创造了阿佛洛狄特与平民阿多尼斯相爱，为其死而痛不欲生的神话，表达广大平民对获得公民权的愿望。因此，公民权实质是宗教权，作为底线的则是土地权。土地权的失去仅是第二位的选择，更重要的是第一选择——宗教权的丧失。失去了第一选择权是“无社坛的人”，他们失去了城邦宗教的保护，被荷马称之为自然的弃物，仅次于死刑[13]。综上，荷马时代，公民权是与个人自由息息相关的选择。古希腊公民权的演变，一直在神话形式的宗教改革中进行。神话作为希腊民族信仰的纽带，反映了公民权与城邦制的渊源关系。
二、宗教改革与第一美人海伦(Helen)的关系
(一)海伦的神性美
荷马时代，人类审美意识带有一定的功利性，美是与自己的生命自由相关的事务。提修斯获取了航海术，雅典的粮食危机得到缓解，生命自由有了保障，航海术被神化为美人阿里阿德勒。“美人”除表达自由之外，也表达平等、公平等义。三美神争抢的金苹果上写有“for the fairest”[14]，通常被译为赠给最美的人。Fair的古义有二：一是美人，二是美好事务；同时引申为公平，合理。Fair初义虽有美人，其本义实指平等。斯巴达王阿里斯通(Ariston)娶了已婚的平民之妻，生戴玛拉托斯(Demaratus)，王位得到遗传，被誉为斯巴达美女，神化为得到海伦的关爱[15]。可见，海伦美乃贵族王权母德，与赫拉美相近。赫拉克勒斯、阿波罗、海伦是宙斯的私生子，他们没有赫拉的婚礼权，海外英雄开始了宗教改革，为自己创造保护神。阿佛洛狄特是赫拉婚礼权的女傧相，天鹅由阿佛洛狄特和阿波罗分享，天鹅歌唱，取拉丁文canere的意义是预言，宙斯伪装成天鹅和勒达生下了海伦(Helen)[16]。这样，海外英雄崇拜阿佛洛狄特和阿波罗，以天鹅为图腾，取代宙斯宗教大鹰，获取了婚礼权和占卜权。接受阿佛洛狄特为自己婚礼权的保护神，阿波罗为贵族制掌管占卜的主神，取代了宙斯的宗教地位。这样，海伦以宙斯天鹅复生的方式成了阿佛洛狄特的保护对象，有了合法的婚礼权，从而具有了公民权。海伦被接到特洛伊城后，受到特洛伊人的普遍欢迎，被誉为divine beau-ty[17]。Divine的初义是占卜。这样，海伦集婚礼权和占卜权于一身，成了转世的赫拉，具有了神性美，被誉为荷马时代第一美人。
(二)美人与公民权[18]
赫拉是英雄的保护神，这些英雄都是国王、王子，如阿伽门农、赫克托耳，保卫氏族贵族的公民权。阿佛洛狄特则保卫没有赫拉婚礼权的平民——海外英雄的王子，手工业者、农民等公民权。而雅典娜代表主管法律的元老院[19]。因此，珀琉斯婚礼上三美神金苹果之争，实际是三种社会力量依靠法律，进行的公民权斗争[20]。赫拉反对为没有婚礼权的平民授予公民权，阿佛洛狄特保护平民的公民权，她们诉诸法律裁决，请求赫尔墨斯找到最公平女神，赫尔墨斯将裁决权交给被特洛伊遗弃的王子帕里斯。阿佛洛狄特获得金苹果，送给平民(帕里斯)、美人海伦于公民权，雅典娜则代表政府授予平民公民权，使之合法化，即后来赫尔墨斯解救伊娥颁布的土地法。希腊城邦的粮食一直靠手工业者的商品换取。手工业者的市场在海外，失去了海外市场，等于自绝了城邦的生命线[21]。因此，保护平民公民权，是希腊城邦发展赋予阿佛洛狄特的历史重任。阿佛洛狄特的丈夫是平民赫怀斯托斯，他用斧劈开宙斯的头，迎接雅典娜的诞生，传达了平民渴望获得公民权，使公民权合法化的历史要求。可见，海伦代表了荷马时代平民的公民权，帕里斯之爱是平民争取公民权斗争的艺术化。
三、斯巴达公民权演变与海伦的关系
(一)普罗米修斯造人
普罗米修斯违背了宙斯的宗教，心脏被大鹰不断地啄食[22]，赫拉克勒斯请阿波罗神用神箭射死大鹰，解救了普罗米修斯。毫无疑问，宙斯宗教是专制的王权[23]。普罗米修斯是海外力量的代表，他被缚在黑海之滨的高加索山，传播一种新的公民权观念。历史上，斯巴达人最先开始海外殖民，贵族制三大保护神，其中有两个直接诞生于海外，一是阿波罗，诞生在提洛岛，一是阿佛洛狄特，出生于塞普洛斯，他们分别肩负不同的历史使命。阿佛洛狄特是爱与美之神，她一方面使海外殖民者婚姻合法化，同时又提供让爱充满人间的新观念[24]，这显然是对赫拉婚礼权的直接否定。阿波罗作为光明神是理性的化身，他继承了普罗米修斯的新公民权理念，引导文艺九女神美育人类心灵，以理性方式完成贵族制演变，承担着历史上“造人”任务。
(二)亚尔古船模式
伊娥与宙斯相爱，受到赫拉的迫害。她被宙斯变成牛，从爱琴海开始流浪到达了非洲黑海，来到高加索，见到了普罗米修斯。牛，就是神话语境的帆船[25]，这实际是海外殖民初期拓荒史的艺术化。他们没有公民权，受到了赫拉的迫害，船队四处流浪，来到了黑海，有了富饶的土地。在这里，伊娥受到了普罗米修斯的启示，告诉她的子女(赫拉克勒斯)十三代后可推翻宙斯的统治，获得公民权[26]。这实际是说贵族制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确立，这一时期亦是海外殖民的高峰期。赫拉的牛虻一直叮着伊俄，这是对是剥削的比喻，牛虻吸伊娥的血，就是压榨海外殖民者的税。他们受到战神儿子阿尔戈斯的百眼监督，无法休养生息。这时，赫尔墨斯用他的笛子——新宗教，杀了阿尔戈斯，改造了赫拉的婚礼权，海外殖民者获得了宗教权，可以有了自己城邦的polis。税收是一种物权，但是，它被婚礼权、占卜权所包含的公民权所占有，是赫拉的婚礼权——公民权的特权。赫尔墨斯凭神杖，“把土地法传给平民，指令编造户口籍和纳户口税。土地所有权归元老院，实行赫拉克勒斯的什一税”[27]。伊娥的得救形象表明，海外殖民者有了自己的土地权，享受公民待遇。这样，运回希腊本土的粮食，作为一种土地权，被称为“金苹果”。海外殖民者提供粮食，赫拉提供与土地权等同的公民权，用粮食来换取本邦的公民权资格。这样，本邦和海外殖民者，在公民权问题上，第一次以“金苹果”，换取了公民权——婚礼权、占卜权，握手言和。这种方法，始于赫拉克勒斯，他从意大利运回了粮食，与本邦达成协议，也提供了一种海外与本土在经济上、政治上形成共同体的亚尔古船模式，此模式作为神的法律，得到通过和执行。而作为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模式又为希腊本土和海外的殖民者所接受。在这样一种历史交往和演变的过程中，希腊逐渐形成了Hellas的民族观念。公民权得以扩大，婚礼权被打破，这一切都起源于粮食危机，因而客观佐证了亚里士多德城邦制形成的自然观。
(三)多利亚人的土地改革
公元前10世纪时，多利亚人中的一支——斯巴达人开始在斯巴达本部定居，占领了当地的土地，并在氏族部落成员之间进行了最初的土地分配[28]。土地国有，分为九千份地。每个男性公民出生后，经检查合格，即被部落元老分派九千份地之一。由国家正式分派。公民是份地的占有者，而不是所有者[29]。这种贵族政体的新公民权，以公民为主体，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进步，它将公民权扩大到了平民阶层，打破了专制王权的所有制关系。亚尔古船模式深得人心，获得了本土平民的心灵共鸣，因此，希腊对之不仅没有仇恨，反而视为赫拉克勒斯回归[30]。这样，黑暗时代，斯巴达出现了光明，代表着公民权的海伦开始成长，成为希腊各城邦王子所爱的第一美人。
四、雅典公民权与海伦的关系
(一)雅典娜模式
雅典贵族制采用了非暴力的王权改造。平民推翻了父权制的专制王权，被神化为雅典娜从宙斯头中诞生[31]，历史化为提修斯确立雅典娜崇拜，成为雅典城邦保护神。提修斯以雅典卫城为中心，统一设立雅典议事会和法院，将原有的四个部族合并为一个城邦，实行了联邦化公民权，举办泛雅典娜节，庆祝联邦化。提修斯打破了氏族贵族的婚礼权，雅典娜以法神身份授予平民公民权，使之合法化。作为英雄传说，演变成海伦被提修斯引入雅典。但问题实质是雅典娜崇拜的历史意义和与之相适应的公民权改革模式的影响。提修斯让贵族掌管宗教仪式，充任政治任务，宣传并执行法律，解释所有宗教事务。强调宗教以及贵族对宗教权力的垄断是切中要害的，希腊城市是神的城市，也是男人的城市，独揽这两者的关系的垄断权，也就把一根世俗权力至高无上的杠杆交给了贵族[32]。这种通过雅典娜崇拜，以法律来推广公民权的模式，教人辨别善恶，克服了王权改造中复仇等暴力倾向，奠定了后世法制文化的基础，被称为智慧[33]。雅典娜崇拜的要义在于运用人的理性处理社会事务，一要依法维权，二要创新。这是对亚尔古船模式的发展，雅典娜被神化为亚尔古船的制造者。
(二)提修斯公民权的创新
提修斯改革后，迈锡尼世界的许多难民逃入阿提卡，在雅典组织了归化民组织，以胞族中一员的资格成为雅典公民。这样，雅典公民中就包括这两类人员：一是氏族成员，他们是阿提卡土地上伊翁时期雅典人的后裔，即所谓“纯”的雅典人；二是归化民，他们是那些从侨民变为公民的人的子孙[34]。归化民不是通过氏族血缘亲获得的公民权，而是提修斯依法律授予的公民，他们被称为制造的公民[35]。当然依雅典古律，归化民并没有执政权。但是，提修斯的公民观念，打破了斯巴达贵族制的模式，侨民的加入，出现了中产阶级的历史趋势，开启了梭伦改革的先声，因此他引波塞东为祖，以示与旧制(宙斯)有别，应该说他继承了荷马公民本义，取的是“真经”。而这一点，正是与斯巴达贵族制的不同。按亚尔古船模式，国王是船长，公民是船员，依理性层度不同各居船长、舵手和桨手之位，公民及公民权是自然等级的标志，公民数及等级不允许更改和扩大。这种公民观念的不同，被神化为海伦引起斯巴达和雅典的第一次战争。
(三)提修斯改革的历史结局
公民权改革触及人的精神境界，是由感性到理性的转变，正如赫拉克勒斯蜕尾成神一样，是一个漫长的民族演变过程。对此有了提修斯和赫拉克勒斯的复生神话。其含义有二：一是由氏族贵族独占的公民权，要复生为平民公民权。二是提修斯改革受到斯巴达和雅典城邦的内外压力，被神化为元老派墨涅斯托斯兴师问罪，海伦被接回斯巴达。因此,历史上提修斯没有像赫拉克勒斯那样变成神，而是被流放，客死库洛斯岛。传说，提修斯死后，墨涅斯托斯放弃了君主王位，改变了自己的信仰，加入到海伦求婚者行列，带领雅典人进军特洛伊，战死。他的王位由提修斯的儿子继承[36]。贵族完成精神复生，获得了宗教权，逐步获得了合法的历史地位。
综上所述，公民权观念起源于荷马时代，跨越了迈锡尼文明晚期至古风时代初期，英雄传说反映的就是这一历史[37]。它形诸于两种形式：一种是宗教改革，包括一系列观念的确立和改变；一种是经济所有制的改变，包括土地权、税赋等级。这种斗争导致以下结局：一是宗教改革成功，确立了贵族制三大保护神：阿波罗、雅典娜、阿佛洛狄特，海伦成为荷马时代第一美人。二是贵族制逐渐确立，出现了斯巴达和雅典两种贵族政体。神话在历史时序上有误，将荷马时代的公民权斗争提前到了英雄时代初期[38]，于是出现史诗中的特洛伊·海伦，成为特洛伊战争的导火索。这种结论一直没有得到希罗多德[39]、修昔底德的认可[40]。英雄传说中的海伦，反映了荷马时代希腊城邦公民权演变的历史，相形之下值得史家关注。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3期
【原文出处】《广西社会科学》(南宁)2007年12期第90～94页
【作者简介】隋竹丽，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 【内容提要】 | 荷马时代公民权包括宗教权、执政权、土地权。海伦作为荷马时代第一美人，代表着神话语境下的公民权。她起源于海外殖民，由海外殖民者创造，由多利亚人在斯巴达确立，而后传入雅典。海伦与雅典公民权的渊源，反映了荷马时代希腊公民观念的演变与影响。 |
一、古希腊公民权的起源和历史表现形式
(一)希腊公民权的起源与城邦制的形成密切相关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城邦制的出现是人自然本性发展的必然[1]。城邦存在的目的是促进人的善德，是由部分到整体，多样性统一的美[2]。其含义有二：一是城邦制的形成是自然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变。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城邦制也是要在人性自然充分发育中演变，经由家庭的氏族，父权制的村社，而后在人性至善—理性光辉出现的时候形成。城邦体现了正义法神原则，并非暴力强权的结果[3]。亚里士多德又强调战神是人性的迷失，孤独而非理性[4]。希腊Hellas的演变，赫拉克勒斯蜕尾成神具有理性，基本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对希腊城邦和民族史的评述。二是从自然对人性影响角度，为城邦制形成立说。古希腊自然环境多山，历史上一直是缺少粮食的国度，不能供养复杂的帝国组织[5]。亚里士多德提出考察希腊158个城邦的结论：常备军五千兵马为极限[6]。粮食危机的存在，使希腊不可能出现支持专制王权的强大军队，公民兵制是自然环境约束下，希腊的必然选择。按亚里士多德军事变革和政治变革理论，公民权的演变发展仅是时间问题。这样，海外殖民对于古希腊民族而言意义重大。城邦兴起的同时，也改变了民族性，完成了由感性向理性的转变，体现了人理性发展至善的结局。“亚尔古船”、“雅典娜诞生”提供了形象化的政治模式，亚里士多德阐释的船长国王说、舵手和桨手的灵魂差异说[7]，基本继承了神话等级制平等的自然理性，为公民权的演变提供了起源。
(二)公民权的历史表现形式和区别
公民是城邦享有权利和义务的人，是一种社会等级的称号。在古希腊城邦中，只有成年男性、具有希腊血缘的人才有这种资格。希腊血缘与通常意义的种族有别，它是一种信仰的标志。按希腊谱系：普罗米修斯的儿子丢卡利翁生子希伦(Hellen)，始创希腊一族。其子多鲁斯、克苏图斯(伊翁之父)和埃奥鲁斯分别成为多利亚人、爱奥尼亚人、伊奥里亚人的祖先。这样，古希腊民族的祖先可追溯到普罗米修斯。但这并非是科学的谱系，从生物学上来说，完全是杂交的结果。正如芬利指出，关于“种族”，就社会学的角度而言，起作用的不是科学，而是信仰[8]。希腊民族的形成，乃公民权的信仰使然。但是，贵族制确立后，希腊血缘又成为“种族”称谓，一直是主流传统。父母双方都是公民，其子才是正宗公民的观念，又成为古典时代公民权斗争的焦点。对此，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全权公民观念：凡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皆为全权公民[9]。当然，严格的全权公民，要排除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年龄不超逾；二是曾经被剥籍或驱逐出邦的人们。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将公民由“种族”称谓引申到法律授予，克服了血缘论的偏执，具有了广义的公民观念。高尔吉亚发表著名的《海伦颂》，反对所谓的种族血缘论，捍卫荷马史诗中的公民本义[10]。Polis在荷马史诗中指堡垒或卫城，雅典人称卫城为polis，与乡邻相对[11]。这表明公民观念起源于荷马时代的共同信仰。亚里士多德提出公民概念为politai，强调城邦polis是第一要义，又衍生了政治politics，基本继承了荷马公民的本义。荷马时代，公民权与古典时代并不完全相同。公民权是家长制的父权，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独眼巨人式的父权。它实际包括了宗教权、执政权、土地权，也即是宙斯和赫拉的金苹果所代表的土地权和赫拉的婚礼权、占卜权。没有赫拉的婚礼权，就不能继承王位，也就没有执政权。伊阿宋的王位继承反映了父权制对神权的屈从，宗教权的绝对统治地位。以宗教权为核心，血缘亲被神化，成为第一选择；土地权和执政权成为第二选择。这样，直接引发了海外殖民者与本土氏族贵族独占公民权的矛盾，构成了荷马时代一系列改革的动因。
荷马时代初期，平民与古典时代时的内涵有所不同，它不仅是所有制和社会分工的关系，更是宗教权的标志。它以赫拉的婚礼权作为标准，非赫拉血缘亲者一概视为平民，无权问政。当然也没有土地权。贵族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纯正血统的氏族贵族，他们自称为英雄，如史诗中的阿伽门侬、赫克脱尔；另一种则是私生子，他们具有父权制贵族的血统，但却并不是神权下的贵族英雄，如阿基里斯。我们将前者称之为氏族贵族，后者称之为贵族，这样，氏族贵族中的庶出者，成为人类第一批平民，而手工业者、农民则是父权制下的奴仆，尚没有平民的资格[i2]。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一时期，无他所言及的公民权，遂以人性角度讨论politics，将公民权一直与polis相联系。荷马时代中期(10世纪BC)，君主制向贵族制演变，公民权是一种所有制关系明确、执政权集中于贵族的历史产物。如阿提卡联邦化时的公民权，其基本特点是：公民是以氏族为血缘单位，以份地为标志的公共联合体成员。公民每人有一块份地，战时承担义务兵，给养自带。公民承担不同的社会权利，分为三类：贵族(包括氏族贵族)、手工业者、农民。贵族掌管宗教，行使执政权，手工业者和农民虽具有公民资格，但是并没有执政权，全权公民是贵族。贵族的神话形象是赫拉克勒斯夺取了赫拉的金苹果，伊阿宋获取了金羊毛，阿佛洛狄特与战神相爱。贵族与氏族贵族一样，获取了执政权、土地权、宗教权，有了血缘保护神阿佛洛狄特，成为全权公民。古风期，贵族制确立，平民(手工业者和农民)参政意识觉醒，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凸现，执政权由贵族向平民扩展。这时的宗教话语权有所不同。贵族创造了用金苹果打败平民的神话，固守执政权不放；而平民则创造了阿佛洛狄特与平民阿多尼斯相爱，为其死而痛不欲生的神话，表达广大平民对获得公民权的愿望。因此，公民权实质是宗教权，作为底线的则是土地权。土地权的失去仅是第二位的选择，更重要的是第一选择——宗教权的丧失。失去了第一选择权是“无社坛的人”，他们失去了城邦宗教的保护，被荷马称之为自然的弃物，仅次于死刑[13]。综上，荷马时代，公民权是与个人自由息息相关的选择。古希腊公民权的演变，一直在神话形式的宗教改革中进行。神话作为希腊民族信仰的纽带，反映了公民权与城邦制的渊源关系。
二、宗教改革与第一美人海伦(Helen)的关系
(一)海伦的神性美
荷马时代，人类审美意识带有一定的功利性，美是与自己的生命自由相关的事务。提修斯获取了航海术，雅典的粮食危机得到缓解，生命自由有了保障，航海术被神化为美人阿里阿德勒。“美人”除表达自由之外，也表达平等、公平等义。三美神争抢的金苹果上写有“for the fairest”[14]，通常被译为赠给最美的人。Fair的古义有二：一是美人，二是美好事务；同时引申为公平，合理。Fair初义虽有美人，其本义实指平等。斯巴达王阿里斯通(Ariston)娶了已婚的平民之妻，生戴玛拉托斯(Demaratus)，王位得到遗传，被誉为斯巴达美女，神化为得到海伦的关爱[15]。可见，海伦美乃贵族王权母德，与赫拉美相近。赫拉克勒斯、阿波罗、海伦是宙斯的私生子，他们没有赫拉的婚礼权，海外英雄开始了宗教改革，为自己创造保护神。阿佛洛狄特是赫拉婚礼权的女傧相，天鹅由阿佛洛狄特和阿波罗分享，天鹅歌唱，取拉丁文canere的意义是预言，宙斯伪装成天鹅和勒达生下了海伦(Helen)[16]。这样，海外英雄崇拜阿佛洛狄特和阿波罗，以天鹅为图腾，取代宙斯宗教大鹰，获取了婚礼权和占卜权。接受阿佛洛狄特为自己婚礼权的保护神，阿波罗为贵族制掌管占卜的主神，取代了宙斯的宗教地位。这样，海伦以宙斯天鹅复生的方式成了阿佛洛狄特的保护对象，有了合法的婚礼权，从而具有了公民权。海伦被接到特洛伊城后，受到特洛伊人的普遍欢迎，被誉为divine beau-ty[17]。Divine的初义是占卜。这样，海伦集婚礼权和占卜权于一身，成了转世的赫拉，具有了神性美，被誉为荷马时代第一美人。
(二)美人与公民权[18]
赫拉是英雄的保护神，这些英雄都是国王、王子，如阿伽门农、赫克托耳，保卫氏族贵族的公民权。阿佛洛狄特则保卫没有赫拉婚礼权的平民——海外英雄的王子，手工业者、农民等公民权。而雅典娜代表主管法律的元老院[19]。因此，珀琉斯婚礼上三美神金苹果之争，实际是三种社会力量依靠法律，进行的公民权斗争[20]。赫拉反对为没有婚礼权的平民授予公民权，阿佛洛狄特保护平民的公民权，她们诉诸法律裁决，请求赫尔墨斯找到最公平女神，赫尔墨斯将裁决权交给被特洛伊遗弃的王子帕里斯。阿佛洛狄特获得金苹果，送给平民(帕里斯)、美人海伦于公民权，雅典娜则代表政府授予平民公民权，使之合法化，即后来赫尔墨斯解救伊娥颁布的土地法。希腊城邦的粮食一直靠手工业者的商品换取。手工业者的市场在海外，失去了海外市场，等于自绝了城邦的生命线[21]。因此，保护平民公民权，是希腊城邦发展赋予阿佛洛狄特的历史重任。阿佛洛狄特的丈夫是平民赫怀斯托斯，他用斧劈开宙斯的头，迎接雅典娜的诞生，传达了平民渴望获得公民权，使公民权合法化的历史要求。可见，海伦代表了荷马时代平民的公民权，帕里斯之爱是平民争取公民权斗争的艺术化。
三、斯巴达公民权演变与海伦的关系
(一)普罗米修斯造人
普罗米修斯违背了宙斯的宗教，心脏被大鹰不断地啄食[22]，赫拉克勒斯请阿波罗神用神箭射死大鹰，解救了普罗米修斯。毫无疑问，宙斯宗教是专制的王权[23]。普罗米修斯是海外力量的代表，他被缚在黑海之滨的高加索山，传播一种新的公民权观念。历史上，斯巴达人最先开始海外殖民，贵族制三大保护神，其中有两个直接诞生于海外，一是阿波罗，诞生在提洛岛，一是阿佛洛狄特，出生于塞普洛斯，他们分别肩负不同的历史使命。阿佛洛狄特是爱与美之神，她一方面使海外殖民者婚姻合法化，同时又提供让爱充满人间的新观念[24]，这显然是对赫拉婚礼权的直接否定。阿波罗作为光明神是理性的化身，他继承了普罗米修斯的新公民权理念，引导文艺九女神美育人类心灵，以理性方式完成贵族制演变，承担着历史上“造人”任务。
(二)亚尔古船模式
伊娥与宙斯相爱，受到赫拉的迫害。她被宙斯变成牛，从爱琴海开始流浪到达了非洲黑海，来到高加索，见到了普罗米修斯。牛，就是神话语境的帆船[25]，这实际是海外殖民初期拓荒史的艺术化。他们没有公民权，受到了赫拉的迫害，船队四处流浪，来到了黑海，有了富饶的土地。在这里，伊娥受到了普罗米修斯的启示，告诉她的子女(赫拉克勒斯)十三代后可推翻宙斯的统治，获得公民权[26]。这实际是说贵族制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确立，这一时期亦是海外殖民的高峰期。赫拉的牛虻一直叮着伊俄，这是对是剥削的比喻，牛虻吸伊娥的血，就是压榨海外殖民者的税。他们受到战神儿子阿尔戈斯的百眼监督，无法休养生息。这时，赫尔墨斯用他的笛子——新宗教，杀了阿尔戈斯，改造了赫拉的婚礼权，海外殖民者获得了宗教权，可以有了自己城邦的polis。税收是一种物权，但是，它被婚礼权、占卜权所包含的公民权所占有，是赫拉的婚礼权——公民权的特权。赫尔墨斯凭神杖，“把土地法传给平民，指令编造户口籍和纳户口税。土地所有权归元老院，实行赫拉克勒斯的什一税”[27]。伊娥的得救形象表明，海外殖民者有了自己的土地权，享受公民待遇。这样，运回希腊本土的粮食，作为一种土地权，被称为“金苹果”。海外殖民者提供粮食，赫拉提供与土地权等同的公民权，用粮食来换取本邦的公民权资格。这样，本邦和海外殖民者，在公民权问题上，第一次以“金苹果”，换取了公民权——婚礼权、占卜权，握手言和。这种方法，始于赫拉克勒斯，他从意大利运回了粮食，与本邦达成协议，也提供了一种海外与本土在经济上、政治上形成共同体的亚尔古船模式，此模式作为神的法律，得到通过和执行。而作为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模式又为希腊本土和海外的殖民者所接受。在这样一种历史交往和演变的过程中，希腊逐渐形成了Hellas的民族观念。公民权得以扩大，婚礼权被打破，这一切都起源于粮食危机，因而客观佐证了亚里士多德城邦制形成的自然观。
(三)多利亚人的土地改革
公元前10世纪时，多利亚人中的一支——斯巴达人开始在斯巴达本部定居，占领了当地的土地，并在氏族部落成员之间进行了最初的土地分配[28]。土地国有，分为九千份地。每个男性公民出生后，经检查合格，即被部落元老分派九千份地之一。由国家正式分派。公民是份地的占有者，而不是所有者[29]。这种贵族政体的新公民权，以公民为主体，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进步，它将公民权扩大到了平民阶层，打破了专制王权的所有制关系。亚尔古船模式深得人心，获得了本土平民的心灵共鸣，因此，希腊对之不仅没有仇恨，反而视为赫拉克勒斯回归[30]。这样，黑暗时代，斯巴达出现了光明，代表着公民权的海伦开始成长，成为希腊各城邦王子所爱的第一美人。
四、雅典公民权与海伦的关系
(一)雅典娜模式
雅典贵族制采用了非暴力的王权改造。平民推翻了父权制的专制王权，被神化为雅典娜从宙斯头中诞生[31]，历史化为提修斯确立雅典娜崇拜，成为雅典城邦保护神。提修斯以雅典卫城为中心，统一设立雅典议事会和法院，将原有的四个部族合并为一个城邦，实行了联邦化公民权，举办泛雅典娜节，庆祝联邦化。提修斯打破了氏族贵族的婚礼权，雅典娜以法神身份授予平民公民权，使之合法化。作为英雄传说，演变成海伦被提修斯引入雅典。但问题实质是雅典娜崇拜的历史意义和与之相适应的公民权改革模式的影响。提修斯让贵族掌管宗教仪式，充任政治任务，宣传并执行法律，解释所有宗教事务。强调宗教以及贵族对宗教权力的垄断是切中要害的，希腊城市是神的城市，也是男人的城市，独揽这两者的关系的垄断权，也就把一根世俗权力至高无上的杠杆交给了贵族[32]。这种通过雅典娜崇拜，以法律来推广公民权的模式，教人辨别善恶，克服了王权改造中复仇等暴力倾向，奠定了后世法制文化的基础，被称为智慧[33]。雅典娜崇拜的要义在于运用人的理性处理社会事务，一要依法维权，二要创新。这是对亚尔古船模式的发展，雅典娜被神化为亚尔古船的制造者。
(二)提修斯公民权的创新
提修斯改革后，迈锡尼世界的许多难民逃入阿提卡，在雅典组织了归化民组织，以胞族中一员的资格成为雅典公民。这样，雅典公民中就包括这两类人员：一是氏族成员，他们是阿提卡土地上伊翁时期雅典人的后裔，即所谓“纯”的雅典人；二是归化民，他们是那些从侨民变为公民的人的子孙[34]。归化民不是通过氏族血缘亲获得的公民权，而是提修斯依法律授予的公民，他们被称为制造的公民[35]。当然依雅典古律，归化民并没有执政权。但是，提修斯的公民观念，打破了斯巴达贵族制的模式，侨民的加入，出现了中产阶级的历史趋势，开启了梭伦改革的先声，因此他引波塞东为祖，以示与旧制(宙斯)有别，应该说他继承了荷马公民本义，取的是“真经”。而这一点，正是与斯巴达贵族制的不同。按亚尔古船模式，国王是船长，公民是船员，依理性层度不同各居船长、舵手和桨手之位，公民及公民权是自然等级的标志，公民数及等级不允许更改和扩大。这种公民观念的不同，被神化为海伦引起斯巴达和雅典的第一次战争。
(三)提修斯改革的历史结局
公民权改革触及人的精神境界，是由感性到理性的转变，正如赫拉克勒斯蜕尾成神一样，是一个漫长的民族演变过程。对此有了提修斯和赫拉克勒斯的复生神话。其含义有二：一是由氏族贵族独占的公民权，要复生为平民公民权。二是提修斯改革受到斯巴达和雅典城邦的内外压力，被神化为元老派墨涅斯托斯兴师问罪，海伦被接回斯巴达。因此,历史上提修斯没有像赫拉克勒斯那样变成神，而是被流放，客死库洛斯岛。传说，提修斯死后，墨涅斯托斯放弃了君主王位，改变了自己的信仰，加入到海伦求婚者行列，带领雅典人进军特洛伊，战死。他的王位由提修斯的儿子继承[36]。贵族完成精神复生，获得了宗教权，逐步获得了合法的历史地位。
综上所述，公民权观念起源于荷马时代，跨越了迈锡尼文明晚期至古风时代初期，英雄传说反映的就是这一历史[37]。它形诸于两种形式：一种是宗教改革，包括一系列观念的确立和改变；一种是经济所有制的改变，包括土地权、税赋等级。这种斗争导致以下结局：一是宗教改革成功，确立了贵族制三大保护神：阿波罗、雅典娜、阿佛洛狄特，海伦成为荷马时代第一美人。二是贵族制逐渐确立，出现了斯巴达和雅典两种贵族政体。神话在历史时序上有误，将荷马时代的公民权斗争提前到了英雄时代初期[38]，于是出现史诗中的特洛伊·海伦，成为特洛伊战争的导火索。这种结论一直没有得到希罗多德[39]、修昔底德的认可[40]。英雄传说中的海伦，反映了荷马时代希腊城邦公民权演变的历史，相形之下值得史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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