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冷战时期美国的军事战略与军事思想
陈海宏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2期
【原文出处】《理论学刊》(济南)2007年11期第103～108页
【作者简介】陈海宏，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 济南 250014
【关 键 词】冷战/美国军事战略/遏制战略/核威慑战略/空军第一/制海权/质量建军
〔中图分类号〕K7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7)11-0103-06
美国在“二战”后登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但是好景不长，随着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和亚非拉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使美国的霸主地位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的惨败，使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受到沉重打击。苏联军事实力空前膨胀并向全球扩张，于是在全世界形成了两强对峙、争夺霸权的局面。“苏东事变”的爆发使美国终于取得了冷战的胜利。冷战时期是美国军事战略和思想急剧变化的时期。
一
冷战时期美国军事战略的主要特点是多变。“二战”之后是美国军事战略最多变的时期。因为美国受到了世界人民革命、中国和苏联崛起以及核武器这三大因素的影响，出于争夺世界势力范围的考虑，美国军方围绕其全球战略制定了不同的军事战略。战略家斯特劳斯·海普宣称：“为了美国的利益，最好能适应这样一种世界秩序，即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势力中心，由这个中心来控制平衡和稳定，而这个控制权最好在美国手里。”[1](P194)美国这种全球战略的理论基础是所谓的“地缘政治思想”，即以美国为中心，其他地区均属于美国的“边缘地区”。美国要用外交和军事上的努力来使这些边缘地区的国家服从其控制。这些边缘地区主要是：西欧、近东、东南亚和远东各国。耶鲁大学教授斯皮克曼毫不掩饰地说：“谁要能占有边缘地区，谁就能统治欧亚，谁要能统治欧亚，谁就能支配世界的命运。”[2](P36)为此，美国制定了其全球战略：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包围和遏制的冷战政策，对西欧从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实行严密控制，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加紧侵略扩张，对中东和非洲进行积极干预，对拉丁美洲进行全面控制。
战后美国的军事战略都是围绕全球战略而设计和展开的，其主要内容为：以美国的实力为出发点，配合美国世界战略的总体构想，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核武装力量。美国军事战略的基石是核威慑。战后美国军事战略变化繁多，但大都是围绕着核威慑而展开的。美国这时期军事战略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1.以常规武器为主的“遏制战略”时期(1946-1953)。在此期间，由于美国独家拥有核武器，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杜鲁门总统自豪地宣称：“美国今天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它更强大了。”[3](P123)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美国推行侵略扩张的最大障碍，为此杜鲁门制定了“遏制战略”：准备打新的世界性常规战争。他主张陆海空三军“平衡”发展，以常规部队为主要作战手段，以核武器为威慑手段；力图包围、遏制社会主义国家，控制亚非拉广大中间地带。1947年3月，杜鲁门宣称：世界已分成两大阵营，即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美国有领导自由世界之责，共产主义是“极权政制”。美国可以对任何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以危害美国安全为由进行干预。为此，美国决定用经济和军事援助来扶植各国的反动政府，表明“共产主义的扩张是不可能轻易取得胜利的”[4](P704)。这就是“杜鲁门主义”，也就是冷战政策。在这一战略支配下，美国从核军备和常规军备两方面大幅度加强常备兵力，时刻准备同苏联及其盟国打一场常规战争。
2.以核力量为主的“威慑时期”(1954-1975)。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1951-1953年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以及苏联核武器的试制成功，宣告了美国“遏制战略”的破产。核武器可怕的杀伤力以及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使美国历史上的地理优势荡然无存。美国再也无法仅靠海军或空军来保卫国土了。同时，原子武器也使传统的“歼敌”战略难以实行，因为战争双方都要两败俱伤或同归于尽。为此，美国放弃了传统的常规战略，改用核武器为威慑力量，企图不战而达其战略目的。同时，美国首脑也认识到：打常规战争需要在平时保持庞大军力，在财政上会造成沉重负担，而核武器既可以保持战略优势，又能使经济负担得起。因此，美国军事战略改为以发展核武器为中心，争夺核优势，以求在同苏联决战中取胜。这期间核战略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以打击对方城市为主的“威慑型”核战略(1954-1969)。这期间，美国在同苏联的核军备竞赛中保有优势。但由于核武器命中精度不高，所以美国认为只要建立一支核力量，能确保摧毁苏联主要城市，就足以阻遏苏联对美国发动核突袭。因此这期间常规军备受到轻视。执行这一战略的有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三位总统。他们各自赋予该战略不同的名称和内容，但目标都是威慑。
一是艾森豪威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1953-1961)。朝鲜战争失败后，艾森豪威尔上台，他对杜鲁门的“遏制战略”提出批评，认为以某年爆发战争而扩充军备，经济上难以承受。他要求采取一项长期战略，即平时建立一支经济上能够负担、规模最小而又必不可少的军事力量，通过发展新式武器来保持美国的优势地位。美国应以准备随时同苏联打闪电式的核大战来取代常规战争，强调依靠核武器和战略空军制胜。在军事建设方面，主张裁减常规军力，重点发展核武器和战略空军，以“核威慑”为后盾。1953年8月，他制定了《“水杉”号行动计划》：在发展战略报复力量的同时加强美国的防御能力，从国外撤回部分驻军，建立一支国家战略预备队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紧急事态；爆发局部战争时，当事国应担负主要作战任务，美国仅提供海空军支援。同年12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蒙德认为，美国应重点发展能携带核弹的战略轰炸机组成的战略空军，以便对苏联起遏制作用。1954年，国务卿杜勒斯进一步指出：为了让可能负担的经费发挥出最大的效果，只有采取“大规模报复的战略”才是最可取的。他说：“基本政策就主要取决于我们选择的方式和地点快速大规模报复的能力”[5](P44)。1957年后，由于苏联拥有了氢弹、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在战略核力量方面与美国不相上下，于是美国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又有所变化：一是“新面貌战略”。该战略强调在相互威慑的情况下，美国没有必要耗费巨资去保持全面的核优势，而只要保持足以摧毁苏联的力量即可。为此，美国必须迅速发展和部署洲际导弹和潜射导弹，以保存足够的反击能力；建立早期警戒系统，加强对苏联战略攻击的防御；战略轰炸机应分散配置，采取空中和地面警戒待机措施，以减少损失；大力发展拦截导弹的技术。此外，还要建立一支精干的适应局部战争需要的非常规力量。二是“分阶段威慑战略”。该战略1957年由亨利·基辛格在《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中提出。他认为：“大规模报复”会导致全面毁灭，不会有全面的胜利，实际上也无法进行报复。这种战略使美国失去了回旋余地。因此，应在不引起全面核战争的限度内，打一场在局部地区使用核武器的有限战争。他把核武器分成战术、战略的两种，主张针对有限目标分阶段使用战术核武器[6](P505)。以上两种战略仍是“大规模报复战略”，不过报复的方法不同，从单纯依靠战略轰炸机，变成使用洲际导弹和潜射导弹进行威慑打击。
二是“灵活反应战略”(1961-1969)。“大规模报复战略”并不能制止局部战争的发生，而发生局部战争后美国又无法实行核打击，同时，在用核武器对别国实行威慑时，也把美国置于对方核力量的报复之下。世界人民坚决反对这种会导致地球人类毁灭的战略，美军当局也惊呼该战略给他们自己也造成了“瘫痪性影响”[7](P886)。因此，1961年约翰·肯尼迪总统上台时，提出了“灵活反应战略”。他主张：采取发展核军备和常规军备并重的方针，发展多样化军备，以核力量为“盾”进行威慑，以常规力量为“剑”进行局部战争。该战略是M·泰勒将军最先提出来的。1960年，泰勒批判了“大规模报复战略”后建议：“我们的国防姿态必须要既灵活又坚决”[6](P529)。肯尼迪采纳了泰勒的主张并进一步系统化，在实行“北极星”潜艇和洲际导弹计划的同时，也加强了常规部队和常规装备的建设。“灵活反应战略”后来又有所发展。1964年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又提出了“限制损伤战略”，主张要制止战争的爆发，美国就必须拥有能够彻底摧毁苏联的能力，同时拥有一旦发生战争时可用来减少损失的手段，即在苏联战略核部队发射导弹之前，便将其摧毁在地面上。开始时美国重点发展针对苏联战略轰炸机的防空力量，后来逐渐加强了对弹道导弹的防御措施。1967年9月，约翰逊总统又提出“确保摧毁战略”，即强调发展战略核部队的必要性，认为只要拥有压倒苏联的核打击力量，即使受到苏联的战略袭击，仍能以残存兵力即“第二次打击力量”对苏联的城市实施报复性打击，突破苏联的防御体系，消灭其人口的1/4到1/3，工业的2/3，使苏联不可能作为一个国家继续存在。为此，美国必须拥有1200枚“民兵”导弹（后改为1000枚）、41艘核潜艇和若干轰炸机。但是，印度支那的惨败使这一计划破产。
第二阶段，以打击对方军事目标为主的“实战型”核战略(1970-1975)。进入70年代，苏联的核武器从数量到质量已开始和美国旗鼓相当，双方的核武器都逐渐小型化，能准确地击中对方目标。而且苏联的核武器在战略导弹的数量、投掷重量和核弹头当量方面，均已超过美国。美国失去了核优势，便开始着眼于加强实战能力，强调只要把核打击的重点放在苏联的军事目标上，做好打各种核战争的实战准备，就能遏止苏联对美国发动核战争。1970年，理查德·尼克松上台后，制定了“现实威慑战略”，要求在继续发展核武器和运载工具的同时，美国常规部队的部署是准备在欧洲或亚洲打一场大战，同时在其他地方同伙伴一起打一场局部战争。这是介于“大规模报复战略”和“灵活反应战略”之间的一种折衷战略。根据此战略，美国应继续发展核武器和运载工具，同时削减常规部队的数量，改进和提高常规部队的装备和机动性，扩大海空优势，加强西线力量，与苏联在欧洲和中东争夺。1974年，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战略，提出了“总体威慑”战略：为防止出现美苏双方互相攻击对方城市的悲惨情景，美国应率先采取有回旋余地的目标选择原则——事先对各种打击目标确定一整套选择方案，以便实施打击时先打军事目标，尔后视情况再打击其它目标，防止核打击无限制升级。他还指出：美国如果在一场常规战争中面临失败，就可能使用核武器[8](P456)，从而放弃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过去的核威慑主要依靠战略核部队，而施莱辛格则提出战略核部队、战术核部队和常规部队是威慑力量的三大支柱，对敌国的同类部队分别具有威慑作用，三者相互配合，便是“总体威慑”，会取得更大的效果。
3.在有限战略与无限战略之间徘徊的时期(1976-1990)。美国霸主地位的下降也引起军事战略的调整。在此期间，美国军事战略一直在以常规战争为主的有限战略和以打核大战为主的无限战略之间徘徊不定。卡特和福特两位总统采用了“有限核威慑战略”，这种战略实际上是“总体威慑”战略的变种。福特认为，外交必须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不然就无法解决任何国际争端或进行裁军谈判。他上任后结束了军费下降的势头，加强军备建设。吉米·卡特总统上台后，采纳国防部长布朗的意见，提出“侧重打击军事目标和指挥中心”的“抵销战略”。他要求美国必须建立一支充足可靠的、与苏联势均力敌的战略核力量，能够按照苏联核袭击的样式和规模作出相应反应。美国对抗苏联的威胁，必须面向第三世界，对于小国也不排除使用美军来保卫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干涉从小规模战争开始，逐步升级。核武器的使用也是从小规模到大规模，这样将使对手面临一种可怕的抉择，要么停止战斗，要么遭受最后的毁灭。在这种常规核战争中，核武器既是威慑手段，又是实战力量。
里根总统时期，面对苏联的节节进逼，美国军方就战略问题展开辩论，分成了两大派别。两派都承认同一前提：在核僵局时代，核威慑只能防止对方的核攻击，而不能遏制常规战争。两派也承认制海权的重要性，认为向海外派兵是必不可少的。两派的分歧主要在于，一派主张把有限的国防经费用于海军，以控制海权；另一派主张陆海空三军均衡发展。军方的意见影响了里根。里根为了扭转美国不利的战略态势，决定实行新的“灵活反应战略”，即以针锋相对的强硬姿态和机动多样的灵活手法与苏联争夺全球霸权。美国应大力扩充军事实力，力争恢复对苏联的相对军事优势。以核力量为后盾，以常规力量为主要作战手段，采取灵活反击的方针，侧重同苏联打长期的常规战争。在确保西欧战略重点的前提下，以中东、波斯湾地区作为同苏联争夺的重要战线，必要时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来保卫美国的既得利益。国防部长温伯格把它概括为“多层次威慑”：第一层次是使用常规力量防御，第二层次是依靠扩大常规战争的规模和使用战术核武器，第三层次是报复，主要靠战略核武器、化学武器和总动员。1987年他强调指出：“美国的战略核武器的威力，必须确保任何潜在的攻击者如果发动侵略，就会面临难以接受的风险和结果。”因此，里根政府不惜大幅度增加国防经费，扩军备战，力争战略优势，甚至抛出“星球大战”计划，要在地球轨道上部署反卫星系统，把美苏争夺扩大到太空领域。这种战略使双方军备无限扩大。虽然以打常规战争为主，但又以总动员、战略核报复为最后选择，甚至在太空竞争。这样就具有有限和无限战争战略的某些特点，但又不是单纯的有限战略或总体战略。
美国在“二战”后实行的战略尽管遇到过挫折和失败，但是它能及时进行调整，最后终于拖垮了苏联，取得了冷战的胜利。这证明美国的军事战略是成功的。
二
“二战”后美国军事战略的变化也深刻地影响了它的军事思想。战后美国军事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发展：
首先，始终把空军建设放在第一位。1946-1950年是重空轻海时期。海军虽在“二战”中战功卓著，但是战后美国海军却面临被取消的危险，空军这时受到宠爱。空军将领兰克·A·阿姆斯特朗宣称：“空军不仅在战时是主力，而且在和平时期也是主力。……空军将逞雄于天空。”[9](P292)1947年，空军部成立，空军独立成为一个新的军种，拥有1万架飞机和30万名官兵。同时海军和陆军也有各自的航空兵部队。空军大力开发研制喷气式飞机及各种先进的轰炸机。在朝鲜战争中，空军发挥了巨大作用。朝鲜战争的失败使美国认识到，苏联及其核武器是它的主要威胁。1953-1960年，美国重点发展空军和导弹部队，大力发展导弹核武器和战略空军。空军军费1959年为192亿美元，几乎是海陆军的总和。1956年空军拥有2.6万架飞机，海军航空兵有飞机1.25万架。1960年，空军的战略轰炸机已有 2000架。这期间，美国的战略导弹部队也发展起来。陆军在整个60年代主要发展由直升飞机和运输机运载的空中机动部队，以提高步兵的快速反应和机动能力。同时海军也开始受到重视，航空母舰特混舰队成为美国核打击的重要力量。进入80年代，美国更把空军范围扩大到太空。空军和海军分别成立了“航天司令部”，根据里根总统的“星球大战计划”大力发展空间武器。
其次，仍然强调夺取制海权。“二战”后美国军队建设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没有一个稳定均衡的军事政策，忽而空军受重视，忽而海军获青睐。“二战”后美国海军从150万人减至50万人，有9800多艘舰艇退出现役，甚至还出现了取消海军的言论，如兰克·A·阿姆斯特朗便扬言：“海军除了几艘航空母舰之外，什么也拿不出来。就是那几艘航空母舰，也很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被炸沉，因而毫无用处。”[9](P292)尼米兹对这种言论痛加驳斥：“这种取消海军舰队的论调并不新鲜。在潜艇出现时，在鱼雷出现时，在飞机出现时，都曾经叫嚷过。结果，这些预言海军末日的预言家只是徒然喊哑了自己的嗓子。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使海军建设适应于新式武器的发展。具有海军传统的智慧的美国人民决不会任凭海军衰亡！”[9](P292)尼米兹继续指出制海权在当代的重要性：“我国凭借海上力量可以获得对外的影响，靠手中的制海权以保持这种影响。没有制海权，我们就将被限制在本洲的边界之内。”[9](P302)他反对取消海军，认为应“使海军建设适应于新式武器的发展”[9](P292)。在朝鲜战争中，海军由于在支援地面作战、封锁和两栖登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地位才又上升。在50年代，海军虽然受到冷遇，但是海军仍然加紧发展核动力潜艇和战舰及海军用导弹。 1954-1960年，核潜艇、水下发射的“北极星”导弹、核动力航空母舰和核动力巡洋舰相继问世，海军成为美国战略打击力量不可缺少的一环。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特混舰队成为美国夺取制海权、进行战略打击的主力。在历次军事行动中，美国均利用海军舰艇运送部队，以航空母舰作为平台和机场，起飞作战飞机夺取制空权，轰炸敌方重要目标，支援地面部队作战。1975年海军军费在“二战”后第一次超过了陆军和空军。美国海军在“二战”后始终是世界第一海军，是美国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战略力量。基辛格指出：“在我遇到的麻烦中，利用海军，特别是利用航空母舰去扭转局势总是最关键的因素。”[10]海军作战部长凯尔索上将1991年也说：“在世界所有可能发生危机的地区保持海上力量的存在，对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海军派出前沿部属部队，不仅有助于慑止局部战争，还可以使我们在不依赖海外基地的情况下显示对友邦的支援。”[11]
三是始终坚持“质量建军”思想。“二战”后，美国在扩军备战中始终坚持质量建军的方针。该方针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方面，始终用高技术保持其武器装备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正如有学者评述的那样：“二战”以来，“美国一向迷信先进武器，尤其是越南战争以来，这种倾向已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美国企图以武器质量的优势弥补武器数量上同苏联的差距”[12](P257)。战后，美国重视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促进武器装备的研制和生产。政府成立了“国防研究委员会”，用于动员科学家来从事军事科研工作。国防部专门有一个副部长领导军事科研工作。各军种、兵种均有专人负责科研。从60年代起，军方还设立了一些系统分析机构，负责对重大项目和政策进行论证和选择。政府也出面与大公司、大学和学术团体签定合同，进行国防科研活动，还与著名研究机构和大学合建联合的科研机构，如1956年成立的防卫分析研究所、美军的运筹学办公室等。 1964年国防部专门实行了一项“事后认识计划 (Project Hindsight)”，对军事科研项目进行研究和评估，以提高科研的效率，加快武器研制的进度。美国建立了三位一体的科研生产体制，由军工企业和政府提供科研的资金保障，尖端技术研究出来后可以马上投入生产。而军工企业又和民用企业密切联系，相互促进。美国同苏联进行的军备竞赛实际上是武器和导弹技术的竞赛。在19世纪80年代，苏联在常规武器和战略核武器的数量上均超过了美国，而美国却面临巨额的财政赤字。但是美国坚持技术领先，用技术和质量来弥补与苏联的数量差距。美国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军事科研体系，编制短期、中期和远期的武器发展规划，加大科研的资金投入，特别是制定了“星球大战计划”。这样，美国在冷战时期始终保持了其武器装备的技术和质量超过苏联及其它国家。另一方面，美国坚持走精兵之路，注重全面提高军队自身的素质、机动性、效率、作战能力和文化水平，美军被誉为“规模小、反应快”的军队[12](P251)。美军还努力建设一个高效率的集中统一的统帅机构。在军队的编制上，加大特种部队和空中机动能力的建设。美国还将军事教育和训练视为提高战备水平和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对军官加强院校的培训，对士兵加强专业技术的培训，从而使美军成为世界上指挥程度最高、装备最好、火力最强、素质最高的军队。
四是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作战思想。美军新的作战思想主要有：
1.新的战术思想。长期以来，美军在作战中主要是以财力、物力、火力来压倒敌人，所以对部队的机动性不太重视。“二战”后，美国在这方面的绝对优势已不复存在了。为此，美军的战术思想发生了变化。根据陆军1976年《作战纲要》，提出以下几点战术思想：其一，“必须设想我们面前的敌人在总的方面将拥有与我们效力相当的武器，同时也要估计到，至少在战争的最初阶段，敌人的武器将在数量上超过我们”[13](P605)；其二，强调防御而不是进攻，实行积极防御，以现代化武器摧毁敌军主力，再转入进攻；其三，特别强调集中兵力，防御时不使敌军兵员火力超过己方三分之一，进攻时则要对敌形成六比一的压倒性优势；其四，注重纵深防御，通过消耗战歼敌；其五，在敌众我寡的条件下，通过灵活机动来获得局部兵力优势，夺取主动权。
2.提出了“空战一体”的作战理论。1982年，美军公布了新的作战纲要，以取代1976年的作战纲要。经过修改的纲要提出了“空战一体作战”的理论，作为美军的基本作战思想。它的核心是夺取和保持制空权，认为制空权决定战争的胜负。纲要指出：未来战场充满了大量先进的航空航天和防空防天武器系统，因此应在夺取制空权的同时还要夺取“制天权”。“空战一体”的作战理论的主要内容有：一是“战场扩大”。无论在进攻还是防御中都不仅仅是同敌人第一梯队作战，而且要向敌区扩大作战纵深，打击敌人尚未投入战斗的后续部队，以便打乱其作战计划，夺取主动权。二是“一体化战场”。战场是一个整体，要综合运用空中和地面的各常规武器、核武器和化学武器，协调实施进攻与防御、正规战与非正规战、前沿作战与纵深作战、火力战、机动战、电子战与心理战等各种作战行动。三是提出了“空战一体”理论的四项基本原则，即主动——这是作战思想的出发点，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进攻精神，二是左右战局，三是独立战斗；纵深——这是制胜的关键，要求同时进攻敌人第一梯队和后续部队，使用飞机、直升机、火炮、导弹对敌人后续部队和纵深实施火力遮断袭击，使用装甲机械化部队、空中机动部队、空降部队和非正规部队插入敌人纵深作战；灵敏——这是作战方法的精髓，主要包括行动要比敌人更快、避强击弱和用机动保持主动；协调，亦即使各兵种和各种武器装备密切协同作战。总之，强调了进攻和多兵种、多种装备的密切协同。
3.提出了“低强度战争”的理论。美国军方认为，低强度战争是为达到政治、社会、经济或心理的目的而进行的有限度的军事斗争，通常局限于某一地理区域，主要包括反恐怖活动、反叛乱作战、维护和平行动及平时应急作战四种。美国在从事这类战争时所遵循的原则是：其一，使用武力是最后手段，一旦使用武力，就必须目标明确，全力以赴夺取胜利；其二，战争追求的政治目的是特定和有限的，因此应尽力避免冲突升级，特别是避免大国间的直接军事对抗；其三，在作战指导上，强调灵活反应、速战速决。“低强度战争”理论是里根“新灵活反应”战略的产物，是美国“有限战争”理论的新发展，也是一种特殊的非常规化战争形式，其特点，一是战略、战役和战术融为一体；二是作战样式多样化和非常规性；三是战争规模“小型化”，作战时间短促。
三
“二战”后至1990年，是美国军事历史上的辉煌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经过半个世纪的激烈对峙和军备竞赛后，美国终于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拖垮了苏联，取得了冷战的胜利。美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立了庞大的常规武装力量，同时也建立了威力最强大的核武库。美国在扩军备战、建立具有技术优势的武器装备和进行全球范围的军事干预和指挥系统方面是成功的，美军的快速反应能力和作战能力有了很大提高。此间美国的军事战略，不管是卡特的“有限核威慑”还是里根的“新灵活反应战略”，都处在既想保持核优势又不敢打核大战这样一种矛盾之中，由此产生的各种军事和作战理论，实际上都是围绕常规战争而展开的。这些都影响到美国的军备建设和采取的军事行动。
但是，美国的一切军事建设，受到的是错误的战略思想的支配。美国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了世界人民的伟大力量。此外，以“核威慑”为基础的军事战略，也是不现实的。因为美国即使拥有了核优势，甚至是对方的几百、上千倍，但只要对方有核反击力量，双方就谁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毁灭人类的核大战。在双方拥有核武器的时代，1000枚核弹与1枚核弹实质上是相等的。此外，“核威慑”战略对于常规战争是毫无办法的，是无法决定这种战争的胜负的，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就是最好的例证。再者，“二战”后美国的军事行动大都是侵略和扩张性的，是非正义和不得人心的，因此，美国军队失去了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正义感和精神支柱，士气严重低落。在越南战争期间，逃兵率高达73.5%，逃兵及逃避兵役者达20万人，士兵吸毒者10%-15%[14](P451)，更不用说国内有成千上万的人民反战。
美国虽然在军备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军事体制中仍存在许多问题。美军体制中的问题主要有：其一，机构虽然经过精简，但仍显臃肿。各种部、局、处机关林立，官僚主义作风仍很严重。如埃格林空军基地，一个弹药采购部门就有几千人，整天忙忙碌碌地开会、论证、咨询、请示和汇报，是典型的官僚机构；其二，军官比例过高。美军尉官与士兵之比为1:10，而在1945年为1:100。从1945年至今，军队从1200万减至200万，可将官却比1945年还要多[15]。如一个飞机研制单位，10年内只研究出一种飞机，却配备了34名将官和数百位校官。其三，军费开支过大，成为国民经济的沉重负担。这期间历年的军费开支在不断上涨，从1950年的124亿美元、1960年的452亿美元、1975年的856亿美元，增至1990年的2930亿美元[16](P396)。其四，美军作战理论中的“空战一体论”过分依赖空中力量，在实施纵深打击时容易孤军深入，高技术的协同过于复杂同时在理论上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其五，现行后备役体制不能满足应急战争的需要。其六，空运力量不足。其七，因美军的军事行动多是侵略性的，所以军中士气低落，官兵厌战情绪十分严重。等等。总之，尽管美国取得了冷战的胜利，但是在新时期，美国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2期
【原文出处】《理论学刊》(济南)2007年11期第103～108页
【作者简介】陈海宏，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 济南 250014
| 【内容提要】 | 冷战时期，美国形成了为其全球战略服务的各种军事战略，包括“遏制战略”和各种核威慑战略，如大规模报复战略、灵活反应战略、限制损伤战略、确保摧毁战略、现实威慑战略、总体威慑战略、有限核威慑战略和新的灵活反应战略。与此相适应，军事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强调“空军第一”、“争夺制海权”、“质量建军”，并形成了新的作战思想。这些战略和军事思想使美国赢得了冷战的胜利，但是也产生了许多问题。 |
美国在“二战”后登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但是好景不长，随着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和亚非拉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使美国的霸主地位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的惨败，使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受到沉重打击。苏联军事实力空前膨胀并向全球扩张，于是在全世界形成了两强对峙、争夺霸权的局面。“苏东事变”的爆发使美国终于取得了冷战的胜利。冷战时期是美国军事战略和思想急剧变化的时期。
一
冷战时期美国军事战略的主要特点是多变。“二战”之后是美国军事战略最多变的时期。因为美国受到了世界人民革命、中国和苏联崛起以及核武器这三大因素的影响，出于争夺世界势力范围的考虑，美国军方围绕其全球战略制定了不同的军事战略。战略家斯特劳斯·海普宣称：“为了美国的利益，最好能适应这样一种世界秩序，即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势力中心，由这个中心来控制平衡和稳定，而这个控制权最好在美国手里。”[1](P194)美国这种全球战略的理论基础是所谓的“地缘政治思想”，即以美国为中心，其他地区均属于美国的“边缘地区”。美国要用外交和军事上的努力来使这些边缘地区的国家服从其控制。这些边缘地区主要是：西欧、近东、东南亚和远东各国。耶鲁大学教授斯皮克曼毫不掩饰地说：“谁要能占有边缘地区，谁就能统治欧亚，谁要能统治欧亚，谁就能支配世界的命运。”[2](P36)为此，美国制定了其全球战略：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包围和遏制的冷战政策，对西欧从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实行严密控制，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加紧侵略扩张，对中东和非洲进行积极干预，对拉丁美洲进行全面控制。
战后美国的军事战略都是围绕全球战略而设计和展开的，其主要内容为：以美国的实力为出发点，配合美国世界战略的总体构想，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核武装力量。美国军事战略的基石是核威慑。战后美国军事战略变化繁多，但大都是围绕着核威慑而展开的。美国这时期军事战略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1.以常规武器为主的“遏制战略”时期(1946-1953)。在此期间，由于美国独家拥有核武器，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杜鲁门总统自豪地宣称：“美国今天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它更强大了。”[3](P123)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美国推行侵略扩张的最大障碍，为此杜鲁门制定了“遏制战略”：准备打新的世界性常规战争。他主张陆海空三军“平衡”发展，以常规部队为主要作战手段，以核武器为威慑手段；力图包围、遏制社会主义国家，控制亚非拉广大中间地带。1947年3月，杜鲁门宣称：世界已分成两大阵营，即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美国有领导自由世界之责，共产主义是“极权政制”。美国可以对任何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以危害美国安全为由进行干预。为此，美国决定用经济和军事援助来扶植各国的反动政府，表明“共产主义的扩张是不可能轻易取得胜利的”[4](P704)。这就是“杜鲁门主义”，也就是冷战政策。在这一战略支配下，美国从核军备和常规军备两方面大幅度加强常备兵力，时刻准备同苏联及其盟国打一场常规战争。
2.以核力量为主的“威慑时期”(1954-1975)。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1951-1953年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以及苏联核武器的试制成功，宣告了美国“遏制战略”的破产。核武器可怕的杀伤力以及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使美国历史上的地理优势荡然无存。美国再也无法仅靠海军或空军来保卫国土了。同时，原子武器也使传统的“歼敌”战略难以实行，因为战争双方都要两败俱伤或同归于尽。为此，美国放弃了传统的常规战略，改用核武器为威慑力量，企图不战而达其战略目的。同时，美国首脑也认识到：打常规战争需要在平时保持庞大军力，在财政上会造成沉重负担，而核武器既可以保持战略优势，又能使经济负担得起。因此，美国军事战略改为以发展核武器为中心，争夺核优势，以求在同苏联决战中取胜。这期间核战略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以打击对方城市为主的“威慑型”核战略(1954-1969)。这期间，美国在同苏联的核军备竞赛中保有优势。但由于核武器命中精度不高，所以美国认为只要建立一支核力量，能确保摧毁苏联主要城市，就足以阻遏苏联对美国发动核突袭。因此这期间常规军备受到轻视。执行这一战略的有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三位总统。他们各自赋予该战略不同的名称和内容，但目标都是威慑。
一是艾森豪威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1953-1961)。朝鲜战争失败后，艾森豪威尔上台，他对杜鲁门的“遏制战略”提出批评，认为以某年爆发战争而扩充军备，经济上难以承受。他要求采取一项长期战略，即平时建立一支经济上能够负担、规模最小而又必不可少的军事力量，通过发展新式武器来保持美国的优势地位。美国应以准备随时同苏联打闪电式的核大战来取代常规战争，强调依靠核武器和战略空军制胜。在军事建设方面，主张裁减常规军力，重点发展核武器和战略空军，以“核威慑”为后盾。1953年8月，他制定了《“水杉”号行动计划》：在发展战略报复力量的同时加强美国的防御能力，从国外撤回部分驻军，建立一支国家战略预备队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紧急事态；爆发局部战争时，当事国应担负主要作战任务，美国仅提供海空军支援。同年12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蒙德认为，美国应重点发展能携带核弹的战略轰炸机组成的战略空军，以便对苏联起遏制作用。1954年，国务卿杜勒斯进一步指出：为了让可能负担的经费发挥出最大的效果，只有采取“大规模报复的战略”才是最可取的。他说：“基本政策就主要取决于我们选择的方式和地点快速大规模报复的能力”[5](P44)。1957年后，由于苏联拥有了氢弹、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在战略核力量方面与美国不相上下，于是美国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又有所变化：一是“新面貌战略”。该战略强调在相互威慑的情况下，美国没有必要耗费巨资去保持全面的核优势，而只要保持足以摧毁苏联的力量即可。为此，美国必须迅速发展和部署洲际导弹和潜射导弹，以保存足够的反击能力；建立早期警戒系统，加强对苏联战略攻击的防御；战略轰炸机应分散配置，采取空中和地面警戒待机措施，以减少损失；大力发展拦截导弹的技术。此外，还要建立一支精干的适应局部战争需要的非常规力量。二是“分阶段威慑战略”。该战略1957年由亨利·基辛格在《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中提出。他认为：“大规模报复”会导致全面毁灭，不会有全面的胜利，实际上也无法进行报复。这种战略使美国失去了回旋余地。因此，应在不引起全面核战争的限度内，打一场在局部地区使用核武器的有限战争。他把核武器分成战术、战略的两种，主张针对有限目标分阶段使用战术核武器[6](P505)。以上两种战略仍是“大规模报复战略”，不过报复的方法不同，从单纯依靠战略轰炸机，变成使用洲际导弹和潜射导弹进行威慑打击。
二是“灵活反应战略”(1961-1969)。“大规模报复战略”并不能制止局部战争的发生，而发生局部战争后美国又无法实行核打击，同时，在用核武器对别国实行威慑时，也把美国置于对方核力量的报复之下。世界人民坚决反对这种会导致地球人类毁灭的战略，美军当局也惊呼该战略给他们自己也造成了“瘫痪性影响”[7](P886)。因此，1961年约翰·肯尼迪总统上台时，提出了“灵活反应战略”。他主张：采取发展核军备和常规军备并重的方针，发展多样化军备，以核力量为“盾”进行威慑，以常规力量为“剑”进行局部战争。该战略是M·泰勒将军最先提出来的。1960年，泰勒批判了“大规模报复战略”后建议：“我们的国防姿态必须要既灵活又坚决”[6](P529)。肯尼迪采纳了泰勒的主张并进一步系统化，在实行“北极星”潜艇和洲际导弹计划的同时，也加强了常规部队和常规装备的建设。“灵活反应战略”后来又有所发展。1964年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又提出了“限制损伤战略”，主张要制止战争的爆发，美国就必须拥有能够彻底摧毁苏联的能力，同时拥有一旦发生战争时可用来减少损失的手段，即在苏联战略核部队发射导弹之前，便将其摧毁在地面上。开始时美国重点发展针对苏联战略轰炸机的防空力量，后来逐渐加强了对弹道导弹的防御措施。1967年9月，约翰逊总统又提出“确保摧毁战略”，即强调发展战略核部队的必要性，认为只要拥有压倒苏联的核打击力量，即使受到苏联的战略袭击，仍能以残存兵力即“第二次打击力量”对苏联的城市实施报复性打击，突破苏联的防御体系，消灭其人口的1/4到1/3，工业的2/3，使苏联不可能作为一个国家继续存在。为此，美国必须拥有1200枚“民兵”导弹（后改为1000枚）、41艘核潜艇和若干轰炸机。但是，印度支那的惨败使这一计划破产。
第二阶段，以打击对方军事目标为主的“实战型”核战略(1970-1975)。进入70年代，苏联的核武器从数量到质量已开始和美国旗鼓相当，双方的核武器都逐渐小型化，能准确地击中对方目标。而且苏联的核武器在战略导弹的数量、投掷重量和核弹头当量方面，均已超过美国。美国失去了核优势，便开始着眼于加强实战能力，强调只要把核打击的重点放在苏联的军事目标上，做好打各种核战争的实战准备，就能遏止苏联对美国发动核战争。1970年，理查德·尼克松上台后，制定了“现实威慑战略”，要求在继续发展核武器和运载工具的同时，美国常规部队的部署是准备在欧洲或亚洲打一场大战，同时在其他地方同伙伴一起打一场局部战争。这是介于“大规模报复战略”和“灵活反应战略”之间的一种折衷战略。根据此战略，美国应继续发展核武器和运载工具，同时削减常规部队的数量，改进和提高常规部队的装备和机动性，扩大海空优势，加强西线力量，与苏联在欧洲和中东争夺。1974年，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战略，提出了“总体威慑”战略：为防止出现美苏双方互相攻击对方城市的悲惨情景，美国应率先采取有回旋余地的目标选择原则——事先对各种打击目标确定一整套选择方案，以便实施打击时先打军事目标，尔后视情况再打击其它目标，防止核打击无限制升级。他还指出：美国如果在一场常规战争中面临失败，就可能使用核武器[8](P456)，从而放弃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过去的核威慑主要依靠战略核部队，而施莱辛格则提出战略核部队、战术核部队和常规部队是威慑力量的三大支柱，对敌国的同类部队分别具有威慑作用，三者相互配合，便是“总体威慑”，会取得更大的效果。
3.在有限战略与无限战略之间徘徊的时期(1976-1990)。美国霸主地位的下降也引起军事战略的调整。在此期间，美国军事战略一直在以常规战争为主的有限战略和以打核大战为主的无限战略之间徘徊不定。卡特和福特两位总统采用了“有限核威慑战略”，这种战略实际上是“总体威慑”战略的变种。福特认为，外交必须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不然就无法解决任何国际争端或进行裁军谈判。他上任后结束了军费下降的势头，加强军备建设。吉米·卡特总统上台后，采纳国防部长布朗的意见，提出“侧重打击军事目标和指挥中心”的“抵销战略”。他要求美国必须建立一支充足可靠的、与苏联势均力敌的战略核力量，能够按照苏联核袭击的样式和规模作出相应反应。美国对抗苏联的威胁，必须面向第三世界，对于小国也不排除使用美军来保卫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干涉从小规模战争开始，逐步升级。核武器的使用也是从小规模到大规模，这样将使对手面临一种可怕的抉择，要么停止战斗，要么遭受最后的毁灭。在这种常规核战争中，核武器既是威慑手段，又是实战力量。
里根总统时期，面对苏联的节节进逼，美国军方就战略问题展开辩论，分成了两大派别。两派都承认同一前提：在核僵局时代，核威慑只能防止对方的核攻击，而不能遏制常规战争。两派也承认制海权的重要性，认为向海外派兵是必不可少的。两派的分歧主要在于，一派主张把有限的国防经费用于海军，以控制海权；另一派主张陆海空三军均衡发展。军方的意见影响了里根。里根为了扭转美国不利的战略态势，决定实行新的“灵活反应战略”，即以针锋相对的强硬姿态和机动多样的灵活手法与苏联争夺全球霸权。美国应大力扩充军事实力，力争恢复对苏联的相对军事优势。以核力量为后盾，以常规力量为主要作战手段，采取灵活反击的方针，侧重同苏联打长期的常规战争。在确保西欧战略重点的前提下，以中东、波斯湾地区作为同苏联争夺的重要战线，必要时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来保卫美国的既得利益。国防部长温伯格把它概括为“多层次威慑”：第一层次是使用常规力量防御，第二层次是依靠扩大常规战争的规模和使用战术核武器，第三层次是报复，主要靠战略核武器、化学武器和总动员。1987年他强调指出：“美国的战略核武器的威力，必须确保任何潜在的攻击者如果发动侵略，就会面临难以接受的风险和结果。”因此，里根政府不惜大幅度增加国防经费，扩军备战，力争战略优势，甚至抛出“星球大战”计划，要在地球轨道上部署反卫星系统，把美苏争夺扩大到太空领域。这种战略使双方军备无限扩大。虽然以打常规战争为主，但又以总动员、战略核报复为最后选择，甚至在太空竞争。这样就具有有限和无限战争战略的某些特点，但又不是单纯的有限战略或总体战略。
美国在“二战”后实行的战略尽管遇到过挫折和失败，但是它能及时进行调整，最后终于拖垮了苏联，取得了冷战的胜利。这证明美国的军事战略是成功的。
二
“二战”后美国军事战略的变化也深刻地影响了它的军事思想。战后美国军事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发展：
首先，始终把空军建设放在第一位。1946-1950年是重空轻海时期。海军虽在“二战”中战功卓著，但是战后美国海军却面临被取消的危险，空军这时受到宠爱。空军将领兰克·A·阿姆斯特朗宣称：“空军不仅在战时是主力，而且在和平时期也是主力。……空军将逞雄于天空。”[9](P292)1947年，空军部成立，空军独立成为一个新的军种，拥有1万架飞机和30万名官兵。同时海军和陆军也有各自的航空兵部队。空军大力开发研制喷气式飞机及各种先进的轰炸机。在朝鲜战争中，空军发挥了巨大作用。朝鲜战争的失败使美国认识到，苏联及其核武器是它的主要威胁。1953-1960年，美国重点发展空军和导弹部队，大力发展导弹核武器和战略空军。空军军费1959年为192亿美元，几乎是海陆军的总和。1956年空军拥有2.6万架飞机，海军航空兵有飞机1.25万架。1960年，空军的战略轰炸机已有 2000架。这期间，美国的战略导弹部队也发展起来。陆军在整个60年代主要发展由直升飞机和运输机运载的空中机动部队，以提高步兵的快速反应和机动能力。同时海军也开始受到重视，航空母舰特混舰队成为美国核打击的重要力量。进入80年代，美国更把空军范围扩大到太空。空军和海军分别成立了“航天司令部”，根据里根总统的“星球大战计划”大力发展空间武器。
其次，仍然强调夺取制海权。“二战”后美国军队建设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没有一个稳定均衡的军事政策，忽而空军受重视，忽而海军获青睐。“二战”后美国海军从150万人减至50万人，有9800多艘舰艇退出现役，甚至还出现了取消海军的言论，如兰克·A·阿姆斯特朗便扬言：“海军除了几艘航空母舰之外，什么也拿不出来。就是那几艘航空母舰，也很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被炸沉，因而毫无用处。”[9](P292)尼米兹对这种言论痛加驳斥：“这种取消海军舰队的论调并不新鲜。在潜艇出现时，在鱼雷出现时，在飞机出现时，都曾经叫嚷过。结果，这些预言海军末日的预言家只是徒然喊哑了自己的嗓子。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使海军建设适应于新式武器的发展。具有海军传统的智慧的美国人民决不会任凭海军衰亡！”[9](P292)尼米兹继续指出制海权在当代的重要性：“我国凭借海上力量可以获得对外的影响，靠手中的制海权以保持这种影响。没有制海权，我们就将被限制在本洲的边界之内。”[9](P302)他反对取消海军，认为应“使海军建设适应于新式武器的发展”[9](P292)。在朝鲜战争中，海军由于在支援地面作战、封锁和两栖登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地位才又上升。在50年代，海军虽然受到冷遇，但是海军仍然加紧发展核动力潜艇和战舰及海军用导弹。 1954-1960年，核潜艇、水下发射的“北极星”导弹、核动力航空母舰和核动力巡洋舰相继问世，海军成为美国战略打击力量不可缺少的一环。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特混舰队成为美国夺取制海权、进行战略打击的主力。在历次军事行动中，美国均利用海军舰艇运送部队，以航空母舰作为平台和机场，起飞作战飞机夺取制空权，轰炸敌方重要目标，支援地面部队作战。1975年海军军费在“二战”后第一次超过了陆军和空军。美国海军在“二战”后始终是世界第一海军，是美国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战略力量。基辛格指出：“在我遇到的麻烦中，利用海军，特别是利用航空母舰去扭转局势总是最关键的因素。”[10]海军作战部长凯尔索上将1991年也说：“在世界所有可能发生危机的地区保持海上力量的存在，对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海军派出前沿部属部队，不仅有助于慑止局部战争，还可以使我们在不依赖海外基地的情况下显示对友邦的支援。”[11]
三是始终坚持“质量建军”思想。“二战”后，美国在扩军备战中始终坚持质量建军的方针。该方针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方面，始终用高技术保持其武器装备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正如有学者评述的那样：“二战”以来，“美国一向迷信先进武器，尤其是越南战争以来，这种倾向已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美国企图以武器质量的优势弥补武器数量上同苏联的差距”[12](P257)。战后，美国重视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促进武器装备的研制和生产。政府成立了“国防研究委员会”，用于动员科学家来从事军事科研工作。国防部专门有一个副部长领导军事科研工作。各军种、兵种均有专人负责科研。从60年代起，军方还设立了一些系统分析机构，负责对重大项目和政策进行论证和选择。政府也出面与大公司、大学和学术团体签定合同，进行国防科研活动，还与著名研究机构和大学合建联合的科研机构，如1956年成立的防卫分析研究所、美军的运筹学办公室等。 1964年国防部专门实行了一项“事后认识计划 (Project Hindsight)”，对军事科研项目进行研究和评估，以提高科研的效率，加快武器研制的进度。美国建立了三位一体的科研生产体制，由军工企业和政府提供科研的资金保障，尖端技术研究出来后可以马上投入生产。而军工企业又和民用企业密切联系，相互促进。美国同苏联进行的军备竞赛实际上是武器和导弹技术的竞赛。在19世纪80年代，苏联在常规武器和战略核武器的数量上均超过了美国，而美国却面临巨额的财政赤字。但是美国坚持技术领先，用技术和质量来弥补与苏联的数量差距。美国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军事科研体系，编制短期、中期和远期的武器发展规划，加大科研的资金投入，特别是制定了“星球大战计划”。这样，美国在冷战时期始终保持了其武器装备的技术和质量超过苏联及其它国家。另一方面，美国坚持走精兵之路，注重全面提高军队自身的素质、机动性、效率、作战能力和文化水平，美军被誉为“规模小、反应快”的军队[12](P251)。美军还努力建设一个高效率的集中统一的统帅机构。在军队的编制上，加大特种部队和空中机动能力的建设。美国还将军事教育和训练视为提高战备水平和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对军官加强院校的培训，对士兵加强专业技术的培训，从而使美军成为世界上指挥程度最高、装备最好、火力最强、素质最高的军队。
四是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作战思想。美军新的作战思想主要有：
1.新的战术思想。长期以来，美军在作战中主要是以财力、物力、火力来压倒敌人，所以对部队的机动性不太重视。“二战”后，美国在这方面的绝对优势已不复存在了。为此，美军的战术思想发生了变化。根据陆军1976年《作战纲要》，提出以下几点战术思想：其一，“必须设想我们面前的敌人在总的方面将拥有与我们效力相当的武器，同时也要估计到，至少在战争的最初阶段，敌人的武器将在数量上超过我们”[13](P605)；其二，强调防御而不是进攻，实行积极防御，以现代化武器摧毁敌军主力，再转入进攻；其三，特别强调集中兵力，防御时不使敌军兵员火力超过己方三分之一，进攻时则要对敌形成六比一的压倒性优势；其四，注重纵深防御，通过消耗战歼敌；其五，在敌众我寡的条件下，通过灵活机动来获得局部兵力优势，夺取主动权。
2.提出了“空战一体”的作战理论。1982年，美军公布了新的作战纲要，以取代1976年的作战纲要。经过修改的纲要提出了“空战一体作战”的理论，作为美军的基本作战思想。它的核心是夺取和保持制空权，认为制空权决定战争的胜负。纲要指出：未来战场充满了大量先进的航空航天和防空防天武器系统，因此应在夺取制空权的同时还要夺取“制天权”。“空战一体”的作战理论的主要内容有：一是“战场扩大”。无论在进攻还是防御中都不仅仅是同敌人第一梯队作战，而且要向敌区扩大作战纵深，打击敌人尚未投入战斗的后续部队，以便打乱其作战计划，夺取主动权。二是“一体化战场”。战场是一个整体，要综合运用空中和地面的各常规武器、核武器和化学武器，协调实施进攻与防御、正规战与非正规战、前沿作战与纵深作战、火力战、机动战、电子战与心理战等各种作战行动。三是提出了“空战一体”理论的四项基本原则，即主动——这是作战思想的出发点，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进攻精神，二是左右战局，三是独立战斗；纵深——这是制胜的关键，要求同时进攻敌人第一梯队和后续部队，使用飞机、直升机、火炮、导弹对敌人后续部队和纵深实施火力遮断袭击，使用装甲机械化部队、空中机动部队、空降部队和非正规部队插入敌人纵深作战；灵敏——这是作战方法的精髓，主要包括行动要比敌人更快、避强击弱和用机动保持主动；协调，亦即使各兵种和各种武器装备密切协同作战。总之，强调了进攻和多兵种、多种装备的密切协同。
3.提出了“低强度战争”的理论。美国军方认为，低强度战争是为达到政治、社会、经济或心理的目的而进行的有限度的军事斗争，通常局限于某一地理区域，主要包括反恐怖活动、反叛乱作战、维护和平行动及平时应急作战四种。美国在从事这类战争时所遵循的原则是：其一，使用武力是最后手段，一旦使用武力，就必须目标明确，全力以赴夺取胜利；其二，战争追求的政治目的是特定和有限的，因此应尽力避免冲突升级，特别是避免大国间的直接军事对抗；其三，在作战指导上，强调灵活反应、速战速决。“低强度战争”理论是里根“新灵活反应”战略的产物，是美国“有限战争”理论的新发展，也是一种特殊的非常规化战争形式，其特点，一是战略、战役和战术融为一体；二是作战样式多样化和非常规性；三是战争规模“小型化”，作战时间短促。
三
“二战”后至1990年，是美国军事历史上的辉煌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经过半个世纪的激烈对峙和军备竞赛后，美国终于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拖垮了苏联，取得了冷战的胜利。美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立了庞大的常规武装力量，同时也建立了威力最强大的核武库。美国在扩军备战、建立具有技术优势的武器装备和进行全球范围的军事干预和指挥系统方面是成功的，美军的快速反应能力和作战能力有了很大提高。此间美国的军事战略，不管是卡特的“有限核威慑”还是里根的“新灵活反应战略”，都处在既想保持核优势又不敢打核大战这样一种矛盾之中，由此产生的各种军事和作战理论，实际上都是围绕常规战争而展开的。这些都影响到美国的军备建设和采取的军事行动。
但是，美国的一切军事建设，受到的是错误的战略思想的支配。美国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了世界人民的伟大力量。此外，以“核威慑”为基础的军事战略，也是不现实的。因为美国即使拥有了核优势，甚至是对方的几百、上千倍，但只要对方有核反击力量，双方就谁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毁灭人类的核大战。在双方拥有核武器的时代，1000枚核弹与1枚核弹实质上是相等的。此外，“核威慑”战略对于常规战争是毫无办法的，是无法决定这种战争的胜负的，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就是最好的例证。再者，“二战”后美国的军事行动大都是侵略和扩张性的，是非正义和不得人心的，因此，美国军队失去了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正义感和精神支柱，士气严重低落。在越南战争期间，逃兵率高达73.5%，逃兵及逃避兵役者达20万人，士兵吸毒者10%-15%[14](P451)，更不用说国内有成千上万的人民反战。
美国虽然在军备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军事体制中仍存在许多问题。美军体制中的问题主要有：其一，机构虽然经过精简，但仍显臃肿。各种部、局、处机关林立，官僚主义作风仍很严重。如埃格林空军基地，一个弹药采购部门就有几千人，整天忙忙碌碌地开会、论证、咨询、请示和汇报，是典型的官僚机构；其二，军官比例过高。美军尉官与士兵之比为1:10，而在1945年为1:100。从1945年至今，军队从1200万减至200万，可将官却比1945年还要多[15]。如一个飞机研制单位，10年内只研究出一种飞机，却配备了34名将官和数百位校官。其三，军费开支过大，成为国民经济的沉重负担。这期间历年的军费开支在不断上涨，从1950年的124亿美元、1960年的452亿美元、1975年的856亿美元，增至1990年的2930亿美元[16](P396)。其四，美军作战理论中的“空战一体论”过分依赖空中力量，在实施纵深打击时容易孤军深入，高技术的协同过于复杂同时在理论上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其五，现行后备役体制不能满足应急战争的需要。其六，空运力量不足。其七，因美军的军事行动多是侵略性的，所以军中士气低落，官兵厌战情绪十分严重。等等。总之，尽管美国取得了冷战的胜利，但是在新时期，美国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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