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19世纪上半期英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及其化解策略
郭家宏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2期
【原文出处】《学海》(南京)2007年6期第81～86页
【作者简介】郭家宏，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5
【关 键 词】贫困/贫困差距/化解策略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也是最早面对贫困问题的国家。对于19世纪上半期日益加深的贫困及贫富差距问题，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化解措施，取得一定的成效。本文试图以冲突化解理论来论述19世纪上半期英国的贫困差距问题及政府的化解策略。
工业革命与英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发展
贫困问题的产生有着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根源，但是到了工业化社会后，贫困与贫富差距问题才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18世纪中叶开始，工业革命迅速发展，英国千百年来的农业社会被彻底改变，生产力迅速解放，经济迅猛增长，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经济的迅速增长，社会财富的巨大增加，使英国人迈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富裕社会，但与滚滚而来的财富相伴随的却是贫困现象的加剧。由于社会忽视了公平分配问题，工业革命所召唤出来的巨大财富并没有被合理地在社会上分配，它大部分流入了有产者的腰包，多数人没有享受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好处，许多人甚至受到了它的危害，受到了贫困的威胁，生活状况反而恶化了。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财富分配极不合理。1801年，1.1%最富有的人占有国民总收入的25%，到1812年，1.2%最富有的人就取得35%的国民总收入。1867年，2%最富有的人所聚敛的财富占国民总收入的40%，相比之下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却从1803年的42%下降到1867年的39%。对此迪斯雷利曾说：“英国可以分为两个民族——穷人和富人，他们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①1759年英国基尼系数为0.52,1801年上升为0.59。②可见，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使英国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穷人愈穷，富人愈富，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贵族在工业革命中获益最大，他们有的直接经营厂矿而成为大资本家，有的把土地、矿山租给资本家。他们居住在乡间的庄园里，过着奢华的生活。同时，城市中拥有极大财富的还有那些工业革命中起家的新兴中产阶级，其中包括发明家，工厂主，矿主以及商界和金融界巨头等。维多利亚早期，中产阶级最低年收入一般是300镑，一些中产阶级的上层分子如职业人士或者商人，年收入要高达500镑。有的还要大大高于此，如银行家詹姆斯·莫里森去世时留下了4-6百万英镑的遗产。③
与这些歌舞升平，豪华奢侈的上层生活相比，许多普通工人却过这地狱般的生活。他们当中许多人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农业工人是19世纪处境最糟的一个阶层，工资极低，1795年到1850年，农业工人的平均每周工资大约是8先令11便士到9先令6便士。仅相当于同期城市工人的一半，他们的生活十分艰辛，其主食是面包，土豆以及少量的牛奶，偶尔才会吃上一点奶酪，培根，很长时间才能罕见的吃上一次肉。④
纺织工人也是当时生活最为艰辛的阶层之一。在牛津郡，1795年，工人一年里平均工资为每周8先令，相对于当时食物的价格而言，这样的工资是很低的。⑤1844年，对全国织袜工所做的一项调查令人震惊。154户接受调查的织袜工中，平均每台织机每周收入10先令，扣除租机费后只有6先令，且衣食住行都包括在内。⑥一项报告说1842年曼彻斯特的上乔治路段已经“贫苦不堪，虽不限于工人中某个特定阶层，但似乎手织工中感受最深，他们每天干14小时活，挣的钱还不够吃两顿饭，所以假如持续失业两三个星期，他们就真的要饿肚子了，而近来这是常事。”⑦1840年曼彻斯特的一项调查表明，2000个家庭每周生活费平均为5先令3又1/4侏儒，或人均1先令2又1/4侏儒。⑧
财富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距悬殊，在整个工业革命时期都存在。据估计，在整个工业革命时期，有1/3左右的工人家庭始终处于贫困状态。1834年，英国贫困人数有126万，占全国总人口的8.8%，⑨有的地方情况更严重，1849年伯明翰23万人口中，至少有3万人属于最穷的阶层。⑩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后末期才有所好转。
工业革命时期贫富差距问题的根源及危害
贫富差距问题并不是工业革命的必然结果，而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实行的政策造成的。
1.工业革命的急速发展，人口的快速增长，结构性失业的大量存在，是工业革命贫富差距问题存在的重要原因。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开始大规模使用机器，家庭手工业趋于没落，大批劳动者成为仅靠出售劳动力生存的雇佣劳动者，他们没有土地和生产资料，一旦失业或者因伤残、疾病、年老等原因丧失劳动能力，便陷入贫穷无助的境地，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工业革命时期贫困问题加剧，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据统计，在工业化时期的英国，仅有1/3的工人能充分就业，另1/3的工人只能半就业，剩下1/3的工人则完全失业。(11)另外工业革命时期，贫困问题的加剧还与英国人口快速增长相联系。176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总人口为6664989人，1801年增长到9168000人；1831年则飞速增长到13897187人。(12)人口的增长，加剧了就业困难趋势，使得贫困问题日趋严重。
2.工业革命之后贫困观念的变化以及英国政府指导方针的变化是工业革命时期贫富差距问题发展的根本原因。
18世纪下半期，自由放任逐渐成为英国全社会的指导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能够通过市场经济活动的自动化调节而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亚当·斯密是这一理论的奠基人。他认为，每个人最关心的都是为他自己谋取最大利益，但是他是社会的一员，他追求利益的活动必须制在社会认可的框架之中，一般情况下，他必然把自己的资财用到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之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13)按照斯密的理论，社会对于处于贫困状态之中的人毫无救助之责。
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英国资产阶级的对贫困问题的看法也发生了了变化，他们为自己奋斗成功的经历而自豪，因而无视巨大的社会变动而产生的贫困问题。边沁和马尔萨斯是这方面的代表。边沁宣称任何社会组织、法律都必须按其对社会是否有用，是否合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进行衡量。边沁认为，贫困不仅是对个人安全的威胁，也是对社会的威胁，因此，政府必须根据人们避苦求乐的天性通过立法来干预贫困问题。但他也主张，无论产生社会贫困的原因是什么，都不应使得到救济的人的境遇超过靠劳动为生的人。“假如没有财产而靠别人劳动为生的人境况比靠自己劳动为生的人还好，……则为数不多的财产将继续从依靠劳动为生的阶级转到依靠他人劳动为生的阶级中去”(14)，从而导致社会勤奋精神的丧失和道德败坏。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为人口随着生活资料的增长而增长，而土地收益递减的出现，必然会导致人口的增长超过食物供给的增长，他认为，贫困是一种必要的社会因素，它既可限制穷人人口的增长，又可刺激穷人为了生存的工作热情，他对济贫的看法是：“一个降生到已有人满为患的世界上来的人，如果父母无力负担抚养他们的责任，而社会又不需要他的劳动，他就没有权利得到一点食物，……在自然界盛大的宴席上，没有他的座位，自然命令他离开。”(15)这些理论为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3.英国政府对贫困问题决策的失误是贫富差距问题发展的直接原因。
由于英国是第一个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对于如何管理由于工业化社会，英国政府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几乎是摸着石头过河。如果说前工业时代，社会的领导者还觉得有义务以家长式的姿态保护一下“子民们”的生存，那么现在，在这种自由放任的思想指导下，国家的一切经济活动都任其发展，一切都在竞争中自生自灭，当财富总量急剧增加时，没有人意识到分配问题的重要性，也没有人试图对社会分配进行调节。统治阶级中普遍流行的看法是，谁拥有财富就证明谁有能力，而且，当时社会对于“贫困的作用”，还存在这样一个信条：低工资对有利可图的出口是必需的，高工资会鼓励懒惰和奢侈。(16)1806年，边沁的一位朋友帕特里克曾讲道：“贫困在一个社会中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没有它的存在，国家和社区就没有文明的秩序……没有贫困，就没有劳动，没有劳动，就没有财富。”(17)
贫困化加剧使得政府用于贫民救济的财政支出数额增加。1802-1803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济贫税年均为530万镑，1813年增长到860万镑，1817-1818年，达到前所未有的930万镑，经过19世纪20年代短暂地落后，1831-1832年又达到第二个高峰860万镑。从1802-1803年到1832-1833年，济贫税增长了62%。而同期土地的租金收入却没有同样的增加，1800-1830年只增加了25%。从2800万镑增长到3500万镑。(18)在对法战争期间。有产者为了缓和国内矛盾，还愿意承担这个包袱，对法战争结束之后，他们抛掉这个包袱的愿望就十分迫切了。
在这种背景下，贫穷被看成是个人的事情，国家与社会与此无关。这种思潮一定会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从而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罢工、骚乱时有发生。
贫困必然使社会下层特别是工人阶级对现实产生不满，他们会通过集体反抗将这种不满表现出来，由此导致激烈的社会冲突。工业革命时期是英国近代史上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最尖锐的时期之一。1811-1818年发生的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波及到全国许多地区，其直接原因就是使用机器使大批工人失业，生活状况恶化。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中叶，英国工人激进运动很活跃。爆发了1816年东盎格鲁和斯巴费尔德的骚乱，1819年的彼得卢大屠杀，1831年改革法案骚乱以及纽波特起义等，这些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都是工人因为生活状况恶化而奋起抗争的表现，使工人为了表达对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的强烈不满。他们希望改变国家政权形式，以便做作出对工人阶级有力的改革，因而1832年议会改革，工人阶级就是主力，随后，他们又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
其次，贫困问题的大面积持久发展，使英国社会犯罪率大大升高。
贫困是许多灾难之源，当一个人因失去工作而无以为生的时侯，一种求生的本能会驱使一些人去偷窃，抢劫，沦为罪犯。1839年皇家委员会的一项关于警察力量的报告指出：“我们调查发现，大面积的犯罪，其根源在于财产问题，这是一个共性问题。……任何可考虑到的抢劫财物的犯罪，其根源在于万恶的贫困和匮乏。”其实，工业革命时期，英国许多范围就是因为“面包和黄油”问题。(19)根据英国内务部每年公布的犯罪统计，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所发生的刑事犯罪数字为：1805年4605起，1815年7898起，1825年14437起，1835年20731起，1842年31309起。(20)短短37年中，犯罪数字增加了六倍多。而1805年到1848年，英格兰因盗窃和抢劫财产等犯罪交付法庭审判的人数从4605人增加至27816人，(21)所以有的历史学家说19世纪上半叶是英格兰一个盗匪肆虐的黄金时代。
妇女卖淫也是贫穷衍生的一个丑恶现象。据估计，1840年，伦敦有各类妓女达7000-8000之多。1850-1860年年间，违规被捕的妓女就达41954人。(22)这些妓女有些是因为工资太低，不足以养活自己和孩子，有些女工生孩子后，不能适应工厂严格的纪律，总的来说，绝大部分妓女是因为贫穷、低工资、失业、饥饿被迫走上卖淫道路的。
另外，贫困问题的发展，使英国城市存在大量的贫民窟，环境恶劣，疾病丛生，严重影响英国国民素质。工业革命期间，工人们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由于收入低，造成了许多民众营养不良，体质下降。他们的居住情况更是糟糕，许多贫民居住区一所房屋住18-20人，从地下室到角楼都住满了人。1790年，利物浦有1/8的人居住在不利于健康的地下室。(23)这种房子极易被水淹，拥挤而潮湿，没有下水道，也没有厕所，这里容易感染伤寒等传染病。据估计19世纪40年代初期，全国13%的人，22%的工人居住在这样的地下室里。(24)而一旦瘟疫爆发，它就不分阶级，不分贫富地传播。19世纪30年代英国霍乱在全国流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831年10月，在桑德兰的贫民窟开始流行霍乱，并迅速向周围地区扩散，很快就传播到了约克、利物浦等城市，有15000人因霍乱死亡。1832年，伦敦再次爆发霍乱，致使伦敦当年就有5300人因霍乱死亡。所以，查德威克从环境主义者角度出发，认为贫困有疾病引起，疾病这是由没有得到控制的贫穷引起。(25)
贫富差距问题的化解及教训
17世纪的内战仍然给有产阶层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教训，那就是任何形式的社会动荡都将最终损害有产者的财产和既得利益。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劳动者的生活再次面临威胁。社会矛盾激化的第一个结果是工人运动的产生，由行会基础产生的工会组织开始发展起来。18世纪末有发展成工人激进主义运动，试图通过获取选举权来改善劳动者社会经济地位，这对所有有产者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更加深了有产者的惊恐。
光荣革命以后，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也确立了以改革来解决社会矛盾的模式，使得英国的社会矛盾能够以和平的方式，通过改革来化解社会冲突。在此形势下，英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来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化解因为贫困问题而可能发生的社会冲突：
1.贫民救济。贫困问题的尖锐化必然导致社会矛盾加剧，最终危及资产阶级的统治，为了防止饥民铤而走险，英国从伊丽莎白一世时期，通过《济贫法》，就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济贫制度，对在饥饿线上挣扎的贫民实施救济。
对待济贫问题，政府并没有完全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去废除济贫法，而是适应形势的要求，一些新的措施。1782年英国通过《吉尔伯特法》简化和规范化了教区建立和运营济贫院的程序。各教区可以独立建立济贫院，或者教区联合起来建立济贫院，这被称为吉尔伯特联盟(Gilbert Union)。并规定，只有那些年老、体弱、伤病的贫民以及孤儿才可以进入济贫院。这样一个措施，缓和了济贫法所造成的某些惨况。(26)1795年，在伯克郡等一些地区，实行了一种工资补偿制度，即斯品汉莱姆制度。根据这项制度，“当每加仑面粉做成的面包重81镑11盎司价值1先令时，每个勤勉的穷人每周应有3先令的收入，”“其妻及其他家庭成员每周应有1先令6便士”如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的所有收入均达不到此项标准，则应从济贫税中予以补足。此项补贴随着面包价格上涨而浮动。(27)斯品汉姆莱法的意义在于把济贫的范围扩大到有人就业的贫穷家庭，从而建立了一种广泛的户外救济制度，使低工资收入者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最低生活保障。对于缓和当时因贫困引发的社会矛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尽管政府一年支付700万英镑的济贫费，1830年农村还是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动，政府在镇压的同时，也意识到废除济贫法是不现实的，于是在1832年成立了以查德威克为首的皇家委员会，主持济贫法改革。1834年英国颁布了《新济贫法》，其主题和基调是通过惩治“懒惰”贫民根治贫穷问题，特点是实行院内救济。贫困者必须进入济贫院中才能得到救济，接受院内救济者不再拥有选举权，以示对济贫者在政治上的一种惩罚，目的是让任何一个贫民都努力通过个人而不是政府与社会帮助来摆脱贫困。(28)为了监督各地新济贫法的实施，英国还成立了济贫法委员会。这在行政管理机构上是一个革命，因为以前的济贫都是由地方负责的。1842年通过《劳工检验法》(Labour Test Orders)，规定任何人如果想接受救济，必须为教区干活。1844年颁布《禁止户外救济法》(Out Relief Prohibitory Order)禁止对健壮男子实施救济，除非他进入济贫院。(29)由此看来，新济贫法带有浓厚的惩罚贫民的色彩，与18世纪末的工资补助相比，实际上是一种倒退。
济贫院制度的存在，为那些无依无靠，穷困潦倒的人提供了最后的栖息场所，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但是，济贫院救济的根本缺点是以救济为主，而不是以预防贫困为主。济贫法下的任何救济都是在贫困成为一种事实后才提供的，而不是在可能出现济贫之前提供救济、防止贫困成为事实。从本质上说，它不能有效地解决贫困问题，尤其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社会问题越发复杂，贫困的原因更加多样化、社会化，这种制度显然无法满足社会发展和变化的需要。1867年利物浦慈善家拉斯博(William Rathbone)评论道：“（济贫院）确实成功的阻止了贫民向教区申请支持，消灭了贫困，有效地制止了在伊丽莎白旧济贫法之下的道德败坏的趋势，但是作为公共慈善制度，它是失败的。”(30)不过，这个法令实际上肯定了国家在济贫事务中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在福利调控，解决贫富差距历史上有一定积极意义。
2.改善工作居住条件。19世纪中期，城市住房拥挤和恶劣的卫生状况危及到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引起社会有识之士的和政府当局的关注。城市存在的这诸多问题与疏于管理有关，国家没有治理城市的权威政权机构。1835年，《市政机关法》授权新兴工业城市成立市议会，有权征收地方税和采取改进城市环境的措施，这是加强市政管理的第一步。19世纪40年代许多城市相继颁布改善住房和卫生状况的地方法规，这些法规针对城市住房过于拥挤、卫生状况不良等状况，规定了建筑居民院落的最低宽度，量排放物间的最小距离，房屋两面都必须开窗。禁止建造背靠背房屋，所有房屋必须有卫生间等。(31)
3.工人教育。工业革命时期，通过遍布全国的慈善学校，主日学校等劳动群众可以得到最低限度的教育。18世纪中期，有产者对劳动群众学习文化常常持怀疑态度，认为穷人读书会对社会造成危害。而且在自由放任主义的指导下，政府被游离于国家经济活动之外，教育也不受国家干预。但是到19世纪，有产者逐渐改变看法，认为劳动者不学文化易染上酗酒、寻衅闹事等恶习，愚昧无知才是对社会和谐与安宁最大的威胁。1833年，政府拨款20000英镑，资助各类学校新校舍的建设。这笔拨款虽然是杯水车薪，但却是国家干预教育的开始。同年通过的工厂法规定，纺织厂9岁以上11岁以下的童工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8小时，必须进其父母或者监护人为其选择的学校。1833年到1850年，政府资助教育的经费从2万镑增长到70万镑。(32)1788年到1851年，进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学习的人数也从59980人增长到21万人。(33)总的来说，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干预措施并不到位，直到1870年颁布《教育法》，责成地方当局建立学校，并且有权征收教育税，为需要建立学校的地方建立学校。(34)这些措施，对于缓解贫困问题起了一定作用，1867年英国基尼系数下降到0.49，(35)但是并没有起到根本作用。
总之，工业革命期间，是英国贫富差距问题极度发展时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英国业已存在的济贫制度为贫民提供了最近本的生活保障，政府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富差距剧烈扩大引发的社会矛盾，化解了可能爆发的社会冲突。但是，工业革命期间，资本主义发展仍处于初期，最大限度榨取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天性。在工人阶级没有任何政治权力的情况下，由于自由放任思想的指导，政府并没有很好的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留下了深刻的教训。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才通过税收和福利政策，在财富分配领域中逐步实行国家干预。
注释：
①J. Hampden Jackson, England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815-1948, London, 1975, p.76.
②(35)Edited by A. B. Atkinson and F Bourguignon, Handbook of Income Distribution, Volume 1, Oxford: Elsevier, 2000. p. 175, p.175.
③Trevor May,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60-1970, Longman, 1987, p.202.
④⑧(22)Harold Perk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1780-1880,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9, p.147,p.165,p. 169.
⑤C. R. Olderham, Oxford-shire Poor Law Paper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5, No. 1 (Oct., 1934), p.92.
⑥W. Felkin, An Account of the Machine Wrought Hosiery Trade, London, 1845, Facsimile reprint, New York, 1972, pp.24-29.
⑦Duncan Bythell, The Handloom Weavers, Cambridge, 1969, p.94.
⑨⑩Carl Chinn, Poverty amidst Prosperity, the Urban Poor in the England, 1834-1917,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04,p.26.
(11)J.F.C. Harrison, Early Victorian Britain 1832-1851, London: Fontana, 1979. p.73.
(12)G. Talbot Griffith, Population Problems of the Age of Malthus, Frank Cass & Co. LTD, 1967, pp.18-21.
(1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7页。
(14)Raymond C. Gowherd, Political Economists and the English Poor Laws,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Classical Economists on the Reformation of Social Welfare Policy, Ohio University Press,1977. pp.82-90.
(15)T. R.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Population, First essay on population, 1798, Facsimile reprint London, 1966,p.450.
(16)J. R. Poynter, Society and Pauperism--English ideas on Poor Relief,1795-1834 ,London. 1969, p.26.
(17)Michael Rose, The English Poor Law, David and Charles, 1971,pp.47-48.
(18)Anne Digby, The Poor law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and Wales, London, 1982, p.9.
(19)Edited by Clive Emsley, Conflict and Stability in Europe, The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96-77.
(20)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75页。
(21)John Roach, Social Reform in England, 1750-1850, London: Batsford, 1978, p.124.
(23)Stanley D. Chapman, The History of Working-class Housing, A Symposium, Newton Abbot, 1971,p.168.
(24)R. Rodger, Housing in Urban Britain 1780-1914, Basingstock: Macmillan,1989, pp.31-32.
(25)Trevor May,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60-1970, p. 127.
(26)(31)(32)(33)(34)Bernard Harris, The Origins of 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 Society, State and Social Welfare in England and Wales, 1800-1945,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 42, pp.130-133,p.141,p. 138, p. 143.
(27)Edited by B.W. Clapp, Documents in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1976, pp.473-474.
(28)Derek Fraser, The Evolution of 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 A History of Social Policy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cmillan, 1985,pp. 258-259.
(29)Peter Murray, Poverty and Welfare, 1815-1950, Hoddder Murray, 2006,p.43.
(30)William Rathbone, Social duties consider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organization of effort in works of benevolence and public utility, London: Macmillan, 1867, pp.48-49.^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2期
【原文出处】《学海》(南京)2007年6期第81～86页
【作者简介】郭家宏，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5
| 【内容提要】 | 由于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贫富悬殊现象十分严重，并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对于日益加深的贫困及贫富差距问题，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化解措施，通过立法和政策，改善工人工作与生存环境，缓解因贫富差距而引发的社会矛盾，但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留下了深刻教训。 |
工业革命与英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发展
贫困问题的产生有着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根源，但是到了工业化社会后，贫困与贫富差距问题才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18世纪中叶开始，工业革命迅速发展，英国千百年来的农业社会被彻底改变，生产力迅速解放，经济迅猛增长，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经济的迅速增长，社会财富的巨大增加，使英国人迈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富裕社会，但与滚滚而来的财富相伴随的却是贫困现象的加剧。由于社会忽视了公平分配问题，工业革命所召唤出来的巨大财富并没有被合理地在社会上分配，它大部分流入了有产者的腰包，多数人没有享受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好处，许多人甚至受到了它的危害，受到了贫困的威胁，生活状况反而恶化了。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财富分配极不合理。1801年，1.1%最富有的人占有国民总收入的25%，到1812年，1.2%最富有的人就取得35%的国民总收入。1867年，2%最富有的人所聚敛的财富占国民总收入的40%，相比之下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却从1803年的42%下降到1867年的39%。对此迪斯雷利曾说：“英国可以分为两个民族——穷人和富人，他们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①1759年英国基尼系数为0.52,1801年上升为0.59。②可见，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使英国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穷人愈穷，富人愈富，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贵族在工业革命中获益最大，他们有的直接经营厂矿而成为大资本家，有的把土地、矿山租给资本家。他们居住在乡间的庄园里，过着奢华的生活。同时，城市中拥有极大财富的还有那些工业革命中起家的新兴中产阶级，其中包括发明家，工厂主，矿主以及商界和金融界巨头等。维多利亚早期，中产阶级最低年收入一般是300镑，一些中产阶级的上层分子如职业人士或者商人，年收入要高达500镑。有的还要大大高于此，如银行家詹姆斯·莫里森去世时留下了4-6百万英镑的遗产。③
与这些歌舞升平，豪华奢侈的上层生活相比，许多普通工人却过这地狱般的生活。他们当中许多人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农业工人是19世纪处境最糟的一个阶层，工资极低，1795年到1850年，农业工人的平均每周工资大约是8先令11便士到9先令6便士。仅相当于同期城市工人的一半，他们的生活十分艰辛，其主食是面包，土豆以及少量的牛奶，偶尔才会吃上一点奶酪，培根，很长时间才能罕见的吃上一次肉。④
纺织工人也是当时生活最为艰辛的阶层之一。在牛津郡，1795年，工人一年里平均工资为每周8先令，相对于当时食物的价格而言，这样的工资是很低的。⑤1844年，对全国织袜工所做的一项调查令人震惊。154户接受调查的织袜工中，平均每台织机每周收入10先令，扣除租机费后只有6先令，且衣食住行都包括在内。⑥一项报告说1842年曼彻斯特的上乔治路段已经“贫苦不堪，虽不限于工人中某个特定阶层，但似乎手织工中感受最深，他们每天干14小时活，挣的钱还不够吃两顿饭，所以假如持续失业两三个星期，他们就真的要饿肚子了，而近来这是常事。”⑦1840年曼彻斯特的一项调查表明，2000个家庭每周生活费平均为5先令3又1/4侏儒，或人均1先令2又1/4侏儒。⑧
财富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距悬殊，在整个工业革命时期都存在。据估计，在整个工业革命时期，有1/3左右的工人家庭始终处于贫困状态。1834年，英国贫困人数有126万，占全国总人口的8.8%，⑨有的地方情况更严重，1849年伯明翰23万人口中，至少有3万人属于最穷的阶层。⑩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后末期才有所好转。
工业革命时期贫富差距问题的根源及危害
贫富差距问题并不是工业革命的必然结果，而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实行的政策造成的。
1.工业革命的急速发展，人口的快速增长，结构性失业的大量存在，是工业革命贫富差距问题存在的重要原因。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开始大规模使用机器，家庭手工业趋于没落，大批劳动者成为仅靠出售劳动力生存的雇佣劳动者，他们没有土地和生产资料，一旦失业或者因伤残、疾病、年老等原因丧失劳动能力，便陷入贫穷无助的境地，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工业革命时期贫困问题加剧，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据统计，在工业化时期的英国，仅有1/3的工人能充分就业，另1/3的工人只能半就业，剩下1/3的工人则完全失业。(11)另外工业革命时期，贫困问题的加剧还与英国人口快速增长相联系。176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总人口为6664989人，1801年增长到9168000人；1831年则飞速增长到13897187人。(12)人口的增长，加剧了就业困难趋势，使得贫困问题日趋严重。
2.工业革命之后贫困观念的变化以及英国政府指导方针的变化是工业革命时期贫富差距问题发展的根本原因。
18世纪下半期，自由放任逐渐成为英国全社会的指导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能够通过市场经济活动的自动化调节而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亚当·斯密是这一理论的奠基人。他认为，每个人最关心的都是为他自己谋取最大利益，但是他是社会的一员，他追求利益的活动必须制在社会认可的框架之中，一般情况下，他必然把自己的资财用到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之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13)按照斯密的理论，社会对于处于贫困状态之中的人毫无救助之责。
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英国资产阶级的对贫困问题的看法也发生了了变化，他们为自己奋斗成功的经历而自豪，因而无视巨大的社会变动而产生的贫困问题。边沁和马尔萨斯是这方面的代表。边沁宣称任何社会组织、法律都必须按其对社会是否有用，是否合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进行衡量。边沁认为，贫困不仅是对个人安全的威胁，也是对社会的威胁，因此，政府必须根据人们避苦求乐的天性通过立法来干预贫困问题。但他也主张，无论产生社会贫困的原因是什么，都不应使得到救济的人的境遇超过靠劳动为生的人。“假如没有财产而靠别人劳动为生的人境况比靠自己劳动为生的人还好，……则为数不多的财产将继续从依靠劳动为生的阶级转到依靠他人劳动为生的阶级中去”(14)，从而导致社会勤奋精神的丧失和道德败坏。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为人口随着生活资料的增长而增长，而土地收益递减的出现，必然会导致人口的增长超过食物供给的增长，他认为，贫困是一种必要的社会因素，它既可限制穷人人口的增长，又可刺激穷人为了生存的工作热情，他对济贫的看法是：“一个降生到已有人满为患的世界上来的人，如果父母无力负担抚养他们的责任，而社会又不需要他的劳动，他就没有权利得到一点食物，……在自然界盛大的宴席上，没有他的座位，自然命令他离开。”(15)这些理论为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3.英国政府对贫困问题决策的失误是贫富差距问题发展的直接原因。
由于英国是第一个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对于如何管理由于工业化社会，英国政府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几乎是摸着石头过河。如果说前工业时代，社会的领导者还觉得有义务以家长式的姿态保护一下“子民们”的生存，那么现在，在这种自由放任的思想指导下，国家的一切经济活动都任其发展，一切都在竞争中自生自灭，当财富总量急剧增加时，没有人意识到分配问题的重要性，也没有人试图对社会分配进行调节。统治阶级中普遍流行的看法是，谁拥有财富就证明谁有能力，而且，当时社会对于“贫困的作用”，还存在这样一个信条：低工资对有利可图的出口是必需的，高工资会鼓励懒惰和奢侈。(16)1806年，边沁的一位朋友帕特里克曾讲道：“贫困在一个社会中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没有它的存在，国家和社区就没有文明的秩序……没有贫困，就没有劳动，没有劳动，就没有财富。”(17)
贫困化加剧使得政府用于贫民救济的财政支出数额增加。1802-1803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济贫税年均为530万镑，1813年增长到860万镑，1817-1818年，达到前所未有的930万镑，经过19世纪20年代短暂地落后，1831-1832年又达到第二个高峰860万镑。从1802-1803年到1832-1833年，济贫税增长了62%。而同期土地的租金收入却没有同样的增加，1800-1830年只增加了25%。从2800万镑增长到3500万镑。(18)在对法战争期间。有产者为了缓和国内矛盾，还愿意承担这个包袱，对法战争结束之后，他们抛掉这个包袱的愿望就十分迫切了。
在这种背景下，贫穷被看成是个人的事情，国家与社会与此无关。这种思潮一定会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从而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罢工、骚乱时有发生。
贫困必然使社会下层特别是工人阶级对现实产生不满，他们会通过集体反抗将这种不满表现出来，由此导致激烈的社会冲突。工业革命时期是英国近代史上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最尖锐的时期之一。1811-1818年发生的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波及到全国许多地区，其直接原因就是使用机器使大批工人失业，生活状况恶化。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中叶，英国工人激进运动很活跃。爆发了1816年东盎格鲁和斯巴费尔德的骚乱，1819年的彼得卢大屠杀，1831年改革法案骚乱以及纽波特起义等，这些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都是工人因为生活状况恶化而奋起抗争的表现，使工人为了表达对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的强烈不满。他们希望改变国家政权形式，以便做作出对工人阶级有力的改革，因而1832年议会改革，工人阶级就是主力，随后，他们又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
其次，贫困问题的大面积持久发展，使英国社会犯罪率大大升高。
贫困是许多灾难之源，当一个人因失去工作而无以为生的时侯，一种求生的本能会驱使一些人去偷窃，抢劫，沦为罪犯。1839年皇家委员会的一项关于警察力量的报告指出：“我们调查发现，大面积的犯罪，其根源在于财产问题，这是一个共性问题。……任何可考虑到的抢劫财物的犯罪，其根源在于万恶的贫困和匮乏。”其实，工业革命时期，英国许多范围就是因为“面包和黄油”问题。(19)根据英国内务部每年公布的犯罪统计，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所发生的刑事犯罪数字为：1805年4605起，1815年7898起，1825年14437起，1835年20731起，1842年31309起。(20)短短37年中，犯罪数字增加了六倍多。而1805年到1848年，英格兰因盗窃和抢劫财产等犯罪交付法庭审判的人数从4605人增加至27816人，(21)所以有的历史学家说19世纪上半叶是英格兰一个盗匪肆虐的黄金时代。
妇女卖淫也是贫穷衍生的一个丑恶现象。据估计，1840年，伦敦有各类妓女达7000-8000之多。1850-1860年年间，违规被捕的妓女就达41954人。(22)这些妓女有些是因为工资太低，不足以养活自己和孩子，有些女工生孩子后，不能适应工厂严格的纪律，总的来说，绝大部分妓女是因为贫穷、低工资、失业、饥饿被迫走上卖淫道路的。
另外，贫困问题的发展，使英国城市存在大量的贫民窟，环境恶劣，疾病丛生，严重影响英国国民素质。工业革命期间，工人们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由于收入低，造成了许多民众营养不良，体质下降。他们的居住情况更是糟糕，许多贫民居住区一所房屋住18-20人，从地下室到角楼都住满了人。1790年，利物浦有1/8的人居住在不利于健康的地下室。(23)这种房子极易被水淹，拥挤而潮湿，没有下水道，也没有厕所，这里容易感染伤寒等传染病。据估计19世纪40年代初期，全国13%的人，22%的工人居住在这样的地下室里。(24)而一旦瘟疫爆发，它就不分阶级，不分贫富地传播。19世纪30年代英国霍乱在全国流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831年10月，在桑德兰的贫民窟开始流行霍乱，并迅速向周围地区扩散，很快就传播到了约克、利物浦等城市，有15000人因霍乱死亡。1832年，伦敦再次爆发霍乱，致使伦敦当年就有5300人因霍乱死亡。所以，查德威克从环境主义者角度出发，认为贫困有疾病引起，疾病这是由没有得到控制的贫穷引起。(25)
贫富差距问题的化解及教训
17世纪的内战仍然给有产阶层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教训，那就是任何形式的社会动荡都将最终损害有产者的财产和既得利益。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劳动者的生活再次面临威胁。社会矛盾激化的第一个结果是工人运动的产生，由行会基础产生的工会组织开始发展起来。18世纪末有发展成工人激进主义运动，试图通过获取选举权来改善劳动者社会经济地位，这对所有有产者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更加深了有产者的惊恐。
光荣革命以后，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也确立了以改革来解决社会矛盾的模式，使得英国的社会矛盾能够以和平的方式，通过改革来化解社会冲突。在此形势下，英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来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化解因为贫困问题而可能发生的社会冲突：
1.贫民救济。贫困问题的尖锐化必然导致社会矛盾加剧，最终危及资产阶级的统治，为了防止饥民铤而走险，英国从伊丽莎白一世时期，通过《济贫法》，就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济贫制度，对在饥饿线上挣扎的贫民实施救济。
对待济贫问题，政府并没有完全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去废除济贫法，而是适应形势的要求，一些新的措施。1782年英国通过《吉尔伯特法》简化和规范化了教区建立和运营济贫院的程序。各教区可以独立建立济贫院，或者教区联合起来建立济贫院，这被称为吉尔伯特联盟(Gilbert Union)。并规定，只有那些年老、体弱、伤病的贫民以及孤儿才可以进入济贫院。这样一个措施，缓和了济贫法所造成的某些惨况。(26)1795年，在伯克郡等一些地区，实行了一种工资补偿制度，即斯品汉莱姆制度。根据这项制度，“当每加仑面粉做成的面包重81镑11盎司价值1先令时，每个勤勉的穷人每周应有3先令的收入，”“其妻及其他家庭成员每周应有1先令6便士”如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的所有收入均达不到此项标准，则应从济贫税中予以补足。此项补贴随着面包价格上涨而浮动。(27)斯品汉姆莱法的意义在于把济贫的范围扩大到有人就业的贫穷家庭，从而建立了一种广泛的户外救济制度，使低工资收入者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最低生活保障。对于缓和当时因贫困引发的社会矛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尽管政府一年支付700万英镑的济贫费，1830年农村还是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动，政府在镇压的同时，也意识到废除济贫法是不现实的，于是在1832年成立了以查德威克为首的皇家委员会，主持济贫法改革。1834年英国颁布了《新济贫法》，其主题和基调是通过惩治“懒惰”贫民根治贫穷问题，特点是实行院内救济。贫困者必须进入济贫院中才能得到救济，接受院内救济者不再拥有选举权，以示对济贫者在政治上的一种惩罚，目的是让任何一个贫民都努力通过个人而不是政府与社会帮助来摆脱贫困。(28)为了监督各地新济贫法的实施，英国还成立了济贫法委员会。这在行政管理机构上是一个革命，因为以前的济贫都是由地方负责的。1842年通过《劳工检验法》(Labour Test Orders)，规定任何人如果想接受救济，必须为教区干活。1844年颁布《禁止户外救济法》(Out Relief Prohibitory Order)禁止对健壮男子实施救济，除非他进入济贫院。(29)由此看来，新济贫法带有浓厚的惩罚贫民的色彩，与18世纪末的工资补助相比，实际上是一种倒退。
济贫院制度的存在，为那些无依无靠，穷困潦倒的人提供了最后的栖息场所，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但是，济贫院救济的根本缺点是以救济为主，而不是以预防贫困为主。济贫法下的任何救济都是在贫困成为一种事实后才提供的，而不是在可能出现济贫之前提供救济、防止贫困成为事实。从本质上说，它不能有效地解决贫困问题，尤其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社会问题越发复杂，贫困的原因更加多样化、社会化，这种制度显然无法满足社会发展和变化的需要。1867年利物浦慈善家拉斯博(William Rathbone)评论道：“（济贫院）确实成功的阻止了贫民向教区申请支持，消灭了贫困，有效地制止了在伊丽莎白旧济贫法之下的道德败坏的趋势，但是作为公共慈善制度，它是失败的。”(30)不过，这个法令实际上肯定了国家在济贫事务中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在福利调控，解决贫富差距历史上有一定积极意义。
2.改善工作居住条件。19世纪中期，城市住房拥挤和恶劣的卫生状况危及到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引起社会有识之士的和政府当局的关注。城市存在的这诸多问题与疏于管理有关，国家没有治理城市的权威政权机构。1835年，《市政机关法》授权新兴工业城市成立市议会，有权征收地方税和采取改进城市环境的措施，这是加强市政管理的第一步。19世纪40年代许多城市相继颁布改善住房和卫生状况的地方法规，这些法规针对城市住房过于拥挤、卫生状况不良等状况，规定了建筑居民院落的最低宽度，量排放物间的最小距离，房屋两面都必须开窗。禁止建造背靠背房屋，所有房屋必须有卫生间等。(31)
3.工人教育。工业革命时期，通过遍布全国的慈善学校，主日学校等劳动群众可以得到最低限度的教育。18世纪中期，有产者对劳动群众学习文化常常持怀疑态度，认为穷人读书会对社会造成危害。而且在自由放任主义的指导下，政府被游离于国家经济活动之外，教育也不受国家干预。但是到19世纪，有产者逐渐改变看法，认为劳动者不学文化易染上酗酒、寻衅闹事等恶习，愚昧无知才是对社会和谐与安宁最大的威胁。1833年，政府拨款20000英镑，资助各类学校新校舍的建设。这笔拨款虽然是杯水车薪，但却是国家干预教育的开始。同年通过的工厂法规定，纺织厂9岁以上11岁以下的童工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8小时，必须进其父母或者监护人为其选择的学校。1833年到1850年，政府资助教育的经费从2万镑增长到70万镑。(32)1788年到1851年，进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学习的人数也从59980人增长到21万人。(33)总的来说，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干预措施并不到位，直到1870年颁布《教育法》，责成地方当局建立学校，并且有权征收教育税，为需要建立学校的地方建立学校。(34)这些措施，对于缓解贫困问题起了一定作用，1867年英国基尼系数下降到0.49，(35)但是并没有起到根本作用。
总之，工业革命期间，是英国贫富差距问题极度发展时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英国业已存在的济贫制度为贫民提供了最近本的生活保障，政府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富差距剧烈扩大引发的社会矛盾，化解了可能爆发的社会冲突。但是，工业革命期间，资本主义发展仍处于初期，最大限度榨取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天性。在工人阶级没有任何政治权力的情况下，由于自由放任思想的指导，政府并没有很好的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留下了深刻的教训。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才通过税收和福利政策，在财富分配领域中逐步实行国家干预。
注释：
①J. Hampden Jackson, England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815-1948, London, 1975, p.76.
②(35)Edited by A. B. Atkinson and F Bourguignon, Handbook of Income Distribution, Volume 1, Oxford: Elsevier, 2000. p. 175, p.175.
③Trevor May,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60-1970, Longman, 1987, p.202.
④⑧(22)Harold Perk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1780-1880,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9, p.147,p.165,p. 169.
⑤C. R. Olderham, Oxford-shire Poor Law Paper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5, No. 1 (Oct., 1934), p.92.
⑥W. Felkin, An Account of the Machine Wrought Hosiery Trade, London, 1845, Facsimile reprint, New York, 1972, pp.24-29.
⑦Duncan Bythell, The Handloom Weavers, Cambridge, 1969, p.94.
⑨⑩Carl Chinn, Poverty amidst Prosperity, the Urban Poor in the England, 1834-1917,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04,p.26.
(11)J.F.C. Harrison, Early Victorian Britain 1832-1851, London: Fontana, 1979. p.73.
(12)G. Talbot Griffith, Population Problems of the Age of Malthus, Frank Cass & Co. LTD, 1967, pp.18-21.
(1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7页。
(14)Raymond C. Gowherd, Political Economists and the English Poor Laws,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Classical Economists on the Reformation of Social Welfare Policy, Ohio University Press,1977. pp.82-90.
(15)T. R.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Population, First essay on population, 1798, Facsimile reprint London, 1966,p.450.
(16)J. R. Poynter, Society and Pauperism--English ideas on Poor Relief,1795-1834 ,London. 1969, p.26.
(17)Michael Rose, The English Poor Law, David and Charles, 1971,pp.47-48.
(18)Anne Digby, The Poor law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and Wales, London, 1982, p.9.
(19)Edited by Clive Emsley, Conflict and Stability in Europe, The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96-77.
(20)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75页。
(21)John Roach, Social Reform in England, 1750-1850, London: Batsford, 1978, p.124.
(23)Stanley D. Chapman, The History of Working-class Housing, A Symposium, Newton Abbot, 1971,p.168.
(24)R. Rodger, Housing in Urban Britain 1780-1914, Basingstock: Macmillan,1989, pp.31-32.
(25)Trevor May,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60-1970, p. 127.
(26)(31)(32)(33)(34)Bernard Harris, The Origins of 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 Society, State and Social Welfare in England and Wales, 1800-1945,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 42, pp.130-133,p.141,p. 138, p. 143.
(27)Edited by B.W. Clapp, Documents in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1976, pp.473-474.
(28)Derek Fraser, The Evolution of 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 A History of Social Policy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cmillan, 1985,pp. 258-259.
(29)Peter Murray, Poverty and Welfare, 1815-1950, Hoddder Murray, 2006,p.43.
(30)William Rathbone, Social duties consider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organization of effort in works of benevolence and public utility, London: Macmillan, 1867, pp.4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