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中产阶级与近代英国城市郊区扩展
陆伟芳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2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2007年4期第52～60页
【作者简介】陆伟芳，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225002
【关 键 词】中产阶级/城镇/郊区/住宅
18-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全面展开，英国城市（镇）以不可阻挡之势发展壮大起来，引起了社会阶级结构的重大变化，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队伍不仅创造了近代城市这个文明的重要载体，而且还是近代政治文化的建设者。我国史学界对英国中产阶级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对英国城市的研究亦已起步，但对中产阶级与城市化发展尤其是城市郊区扩展的关系却鲜有触及。本文对此展开初步探讨，以期加深对英国城市化历程的理解，并对我国当前城市化发展中的郊区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城市化与中产阶级的崛起
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勃生出一批新兴城市（镇）。1801年英国的1036个城镇中（其中有的后来被纳入伦敦），75%集中在自然资源丰富的西米德兰、西北部和约克郡。其中14个为煤炭和纺织业城镇，7个是煤炭和铁矿基地，6个从事煤炭、陶瓷和玻璃制造业。①制造业城市、能源城市、交通枢纽城市和港口城市也纷纷崛起。从1801-1911年，新增城镇429个，使城市（镇）数达到1541个。到1841年，新增城市（镇）的人口数占到全国城市人口的9.3%。②此外，区域中心和休闲城市（镇）也获得了发展。
新兴城市充满生机和活力，1800年全英国还没有一个人口逾十万的大城市，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时已有5个，1891年则达到了23个，③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设菲尔德、格拉斯哥等大城市尤其引人注目。速度快、规模大的城市化运动，使城市代替乡村成为不列颠经济生活的主体。英国的经济地理迅速改观，新兴的西北部工业区机器轰鸣，相对而言，昔日繁华的东南部除伦敦外黯然失色，发展迟缓。到1851年，英国城镇人口已超过了乡村人口，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国家。与此同时，英国出现了城市中产阶级。
虽然有人把中产阶级追溯到中世纪城镇，④但中产阶级无疑是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产物。18世纪的史学家意识到，有阶级意味的语言正在取代传统的门第和等级观念。1812年“中产阶级”一词已出现在英语中。但客观地说，近代城市化进程才是中产阶级阶级意识产生的关键。E.P.汤普森在其著名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认为工人阶级的意识是从“共同利益”发展而来，他说：“在1780-1832年间，多数英国工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统治者和雇主们对立……在1832年，工人阶级的存在是英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⑤下面我们结合汤普森的“共同利益”及阶级意识思想来分析中产阶级的形成。17世纪晚期商业革命以来日益增长的对财富的欲望，是英国中产阶级诞生的催化剂，繁荣的经济和商业活动是其物质基础，城镇是其主要活动舞台。
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首先在于有共同的价值观念。他们在追求利润、创造财富和缔造工业国家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价值观念：节俭与节制、理性、努力工作、尊重财产、尊重权威、尊重他人、诚实信用、鄙视贵族社会的懒散与奢侈。中产阶级的形成还得益于他们拥有的共同文化，哈罗德·帕金认为宗教信仰是阶级意识产生的“助产士”。这时的中产阶级大多是不信仰国教者即非国教徒，流派众多，如独立派、公理派、浸礼派、卫斯理宗等，但社会世俗活动却克服了宗教信仰上的流派纷争，使这些非国教徒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如利兹哲学文学学会，就被认为是由该城精英所领导的、表达中产阶级主流文化的核心场所。⑥
然而，仅有共同的价值观念还不足以形成中产阶级的独特意识，它们还需要有共同的政治经历，表现出共同的思想意识。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政治斗争提供了这种机遇。中产阶级意识在18世纪晚期的资产阶级激进派运动中萌芽，在世纪之交的英法战争的决策中成长，再经过19世纪30年代议会改革中的宣传鼓动，还有北方工业城市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利兹等为争取废除谷物法运动中的斗争，到宪章运动最终成形。
中产阶级的构成首先是大商人、金融家和高级专业人员。从17世纪商业革命开始，一批成功的商人和金融家逐渐向上流动，个别进入贵族阶层，但大多属于中产阶级上层。其次是迅速增加的各类专业人士，像大批的律师、医生、股票经纪人、建筑商、拍卖商、地产经纪人、书商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专业分化的加强，这支队伍日益庞大，如律师就分出几大类，医生也细分出外科医生、内科医生、儿科医生、牙医等。再次是逐渐扩大的文官队伍，18-19世纪的几次对外战争，造就了大批的军官和军事专业人员；英国城市社会管理职能的扩大、城市政府机构改革和完善，中央到地方的文官制度改革，又创造了全新的文官体系，因此政府机构内的文官队伍有了巨大的增长。
中产阶级上层即“富裕的中产阶级”，他们经济条件优越，社会地位尊崇，努力向上流社会看齐，因而处处模仿贵族，不屑与中等人士为伍。他们是资本主义物质财富的象征，迫切追求一定的政治地位，治安法官和议员即从中产生。中产阶级中下层则需要独立谋生，主妇操持家务，年轻女子一般则充当富裕之家的家庭教师或陪伴女士，简·爱就是我国读者最为熟悉的家庭教师的文学形象。
英国社会的阶级构成有很大的地区差异。在谷物城镇贝弗利只有7%-9%的中产阶级。在港口城镇赫尔和惠特比则有较多的中产阶级，其中12%-13%是船主。传统老城镇如林肯、埃克斯特和巴思的中产阶级有两个群体：其上层是银行家、专业人员、士绅和有钱的退休人员；下层是店主、商人、零售商及小业主。工业城镇利兹的中产阶级则包括：上层的企业家、大商人、银行家和医生、律师等高级专业人员，以及退休官吏；中层为一般专业人员、报刊编辑、会计师和店主等；下层为日益增长的白领工人、一般职员和教师。⑦
到底如何界定中产阶级？英国学者彼得·厄尔认为17世纪“中产阶级中的绝大部分是商业和工业资本家，他们的财产主要来源于父辈的馈赠、遗产或放贷。这些资产为他们奠定了一个经济基础，使得他们有可能利用这些资本来谋取更多的财富”⑧。有人把18世纪的中层人士称为“老中等阶层”，包括牧师、学校校长、商人，而把19世纪日益增多的专业人员称为“新中等阶层”；还有人认为生活方式才是区别中产阶级的重要尺度；更有人把中产阶级说成是位于上层土地贵族与下层农业和工资劳动者之间的中间群体。⑨19世纪的英国评论家马修·阿诺德从文化出发，将社会人群划分成三大阶级，即贵族、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⑩马克思则认为，中产阶级的基本构成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富农、医生、律师、牧师、学者和为数不多的管理者。(11)19世纪中期以前，英国中产阶级至少有这样几种属性：首先他们是在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和市民社会中成长与发育起来的，他们不是无产者，他们是拥有一定的财产资格和中等收入的人；二是他们受过教育，具有自由主义的精神气质；三是他们具有良好的道德感；四是他们拥有一种独立的和体面的生活方式。(12)简而言之，我们认为18-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就是从事非体力劳动、有着稳定的收入、生活体面的社会群体。不管如何界定中产阶级，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中产阶级队伍随着英国城市化进程而发展壮大。中产阶级创造了大部分社会物质财富，也享受着日益增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正在形成中的英国中产阶级，不仅构成了一个中等收入群体，更建构了一种属于中间社会阶层的“公共领域”，小到公共生活空间、社团，大到议会政治，进而形成一种与其公共领域相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他们在政治领域取得越来越多的发言权，从19世纪的市政改革到议会改革运动，无不由中产阶级呐喊扛鼎。据统计，在1865年的英国议会中，土地利益代表有436人，工商业、金融界的代表有545人，占一半以上，到1900年时，后者增加到了77%，(13)优势日益明显。在地方政治生活中，1835年的市政改革法使那些经济强人在市镇领域取得与之相应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在新兴工业城镇中，中产阶级很快掌握了政权。(14)
工业革命不仅催生了现代大工业，也使得以市场为中心的整个资本主义体制得以确立，同时使英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工业革命前，英国原先繁复的社会等级逐渐演变成贵族阶级、市民阶级和劳工阶级，工业革命后形成英国社会的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换言之，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中产阶级崛起的历史；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的成长过程，就是中产阶级从小变大、由弱变强的过程。(15)
二、中产阶级郊区发展的必然趋势
城市化既是城镇数量增加和城镇与乡村人口比例的变化过程，也是城市向郊外扩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郊区化过程。郊区是城市结构变迁的替代性结构生成。20世纪60年代后英国学术界展开对郊区化的热烈研究，城市史家强调郊区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地位；地理学家则转向郊区的形态和郊区的成长；社会史家则采用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方法；更有许多史家从事城镇郊区的个案研究，(16)这些研究都有积极的意义，对了解郊区扩展的历程、模式及特点颇有裨益。
19世纪的城市扩展有三种模式：一种是美国式的同类街区的不断复制，即具有工业、商业与居住功能的老城区的简单重复；另一种是向高层空间发展，以欧洲大陆和苏格兰较为典型，建造高层建筑和公寓；再就是英格兰的平面扩展，向郊区蔓延，建设“卧城”。(17)这种迁移既是中产阶级的主观选择，也顺应了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首先，中产阶级人数的日益增加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其成为郊区化的生力军。据估计，在1851-1871年间的不列颠和爱尔兰，年收入超过200镑的人数增长了95.3%，有近四万人，且集中在200-900镑收入的中产阶级中下层。从1841-1881年，除了原有的专业人员之外，其他如店员、会计师和银行家增加了50%，批发商和零售商几乎增加了一倍，还有新一代专业人员如建筑师、机械师等。在商业和行政机关的白领工人占就业人员总数的比例从6.3%增到10.3%。(18)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产阶级人数的增长预示着他们能使中产阶级居住区域在郊区形成一定的规模，从而成为促进郊区扩展的重要动因。19世纪的中产阶级不仅人数在增长，而且其个体收入也在稳步增加，有人在1868年做了一个关于收入情况的调查，认为大约有15万个家庭年收入在300镑以上，约63.8万个家庭的年收入为100-300镑间，还有75.7万个家庭年收入在100镑以下，也就是说，收入介于100-300镑之间的中等阶层家庭约占家庭总数的42%。(19)中产阶级收入的增加，意味着他们能负担得起上下班交通费用，租得起郊区相对宽敞美观的住宅。(20)
当时英国绝大多数中产阶级人士生活的需要及收入状况，还有英国社会特殊的婚姻习惯，决定了以租住为主要特色的居住方式。当时中产阶级的标志不是拥有住宅产权，而更多地以实际居住较大空间作为一种生活方式。19世纪中产阶级相对高的社会流动性、变动不居的生活，决定他们只能租房而非购房，而且租房的契约一般不超过三年，(21)因为到那时，很可能要迁到更远的更适合其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地方去住。父母一般不会为儿女的结婚而准备婚房，(22)这从另一个层面决定了英国中产阶级家庭大多租用住宅而不是购买房屋的现实。从全国范围来说，19世纪的英国人住房产权比例一般不高，大约不到10%，而90%以上的人是租房住。不过具体到各地则有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在繁荣的工业城镇的相对富裕的地区，人们拥有住房产权的比例相对高些，如利兹在1839年平均3.7%的人有住宅产权，但市中心和东区工人集中区拥有率却不到2%，中产阶级相对集中的西沃特却高达6%。(23)尽管各个郊区的具体情况不同，但相对而言，房屋年租金只占当时中产阶级家庭收入的10%，最多也不超过1/8。(24)
其次，城郊住宅区的形成也是中产阶级逃避日益恶化的城市环境的结果。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使人类摆脱对自然力的依赖、使工厂集中到市场和信息资源丰富的城区成为可能。这样消耗大量煤炭的蒸汽工厂，再加上家庭用煤的消耗，使大城镇烟雾笼罩。此时的城镇，成为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既为人们提供众多的工作机会，吸引新老移民的迁入；也使人们生活在极度污染的环境中。工业生产造成大量的污染，从煤渣等固体废料到大量的生活与工业污水，充斥空间的浓烟废气，还有震耳欲聋的机器噪声。据历史记载，在1879-1880年冬季，有2400个病人死于烟雾。(25)1886年的伦敦大雾期间，死亡率之高与一场严重霍乱相等。(26)于是逃避污染、追求自然与清新的空气渐渐成为人们的向往，远离市中心的郊区成为人们居住的首选，因为郊区是兼具城市和乡村特征的复合生态系统，既便于上下班，又能享受乡野美景。于是，远离工厂与城镇的需求，促进了房地产业的发展，为中产阶级设计的郊区和居住中心建设起来。(27)
再次，郊区是中产阶级追求个性化空间的需要，是体现中产阶级审美文化趋向的场所。城市化进程所产生的高密度的拥挤生活空间，极大地压抑了个性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追求个性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而在郊区，围绕住宅的小小花园成为中产阶级个人主义、反城镇情绪和浪漫主义价值观的组成部分，它使中产阶级的生活与工作在地理上隔绝开来，郊区卧城成为中产阶级实现其私人化、个性化生活的场所。因此有人认为，创造一种中产阶级生活于其间的独特氛围即公众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是郊区兴起的根本原因。(28)另一方面，英国虽已进入了城市社会，但传统的贵族乡野的生活方式仍然影响着城镇民众，亲近自然、接触乡村林地仍是人们的追求。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与郊区土地级差地租的存在，使郊区拥有相对廉价的地块，人们得以把住宅建在美丽的花园里，城郊生活使人能享受城镇的丰富文化生活，也能欣赏乡野的魅力。
最后，交通的改善为郊区的扩展准备了客观物质条件。以前，郊区扩展受到人们的经济条件的制约，也受到当时的交通条件的限制，因此在市内公共交通普及以前，城市的地理区域仍然紧凑狭窄，其面积在很大程度上受人们步行范围的限制。市内公共马车和马拉有轨车的出现，使初步具备了物质基础的中产阶级离开市中心，住到郊区的住宅，造就了近郊住宅区。而火车的出现，则为远郊住宅区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英国郊区发展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中产阶级逃避市区环境污染和寻求个人天地的内在需要，促使英国中产阶级不断地向郊区迁移，而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则为郊区扩展提供了重要的媒介。郊区化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标志着城市由集聚式发展向扩散式发展的转变。
三、郊区开发与住宅模式的演进
城市的郊区扩展使人们对居住地的地理空间观念产生了变化，从传统城镇穷人在城郊、富人在市中心居住的地理形态，向“富人的郊区”转变。
直到18世纪中叶，还是上流社会和富裕者住市中心，穷人住破烂市郊。这时，有钱人通常只在郊区乃至于乡村或海滨拥有夏季别墅，在此度过炎炎夏日。18世纪末19世纪初，出现同时拥有城里和郊区住宅的现象，而商人与高级专业人员开始把郊区别墅当成其永久居住地。19世纪初，中产阶级毕竟还大多居住在市中心，但逐渐与穷人拉开距离，伦敦东区和西区由是而生。市区毕竟消息灵通，靠近市场，接近顾客，同时还便于照顾自己的家庭，因而这时的中产阶级住宅大多是生活与工作的结合体。
从住宅形态上看，新兴的实业家和专业人员的郊区别墅和城镇广场住宅，是以土地贵族的乡间城堡和城镇豪宅为模式的，而为职员和技师等中产阶级下层所建立的农舍和联排式住宅则也是同类住宅的具体而微的模仿。(29)中产阶级上层住豪宅，相对宽大，银行家和律师在办公室的上面，商人和企业家则在仓库和工厂附近；也有的富人在市中心有办公室之外，还有分开的住所，带漂亮的花园和马厩，甚至还有温室花房。即使如此，乡间别墅仍是他们的梦想家园。伯明翰的洛考克一家很典型，詹姆士·洛考克是一个白手起家的珠宝商，他的理想是与工作分离的带花园的住所。当事业有了起色，他在近郊艾格伯斯顿建了两所住房，一所自住而一所出租。他的后代很快跻身于伯明翰的上流社会。(30)洛考克家对住所的选择与安排，是典型的城市中产阶级生活道路。在伯明翰向郊区的迁移中，牧师、律师和商人一马当先，比如，在1853年的艾格伯斯顿只有三座教堂，却有21个牧师住在此地。(31)医生、企业家和零售商则相对落后，仍滞留在市里的富人区。(32)对那些一时无法实现梦想的人来说，新月形住宅(33)就是较好的选择，它与生意区域较接近，但又不过分靠近城市的喧闹区。拥有郊区住宅逐渐成了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常态。
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多和城市的扩大，在近郊要保持自然与独立越来越难了，原先优雅的新月形住宅也变得过于靠近闹市，因此中产阶级只有向发展中的远郊迁移。(34)19世纪上半叶的郊区有截然不同的两类人居住：在破烂市郊（城乡结合部）充斥着工资劳动者和小商贩；在时髦的郊区却住满了高级商人。伦敦的大商人开始往西或南迁移，次一等的商人跟随其后，继而店主也开始迁移。成批向郊区迁移是和1824-1925年间的工商业繁荣相伴而来的。(35)此时是伦敦开风气之先，北部工业城镇的郊区化才刚刚露头。到19世纪中叶，郊区中产阶级的独立和半独立式住宅日益普及。半独立式住宅增加了一侧采光面，出现了两户共有的小花园，算是一个半私密化的娱乐空间，后来则演变成完全私人享有的小花园。
中产阶级对郊区住宅的要求，得到了英国建筑业的适时回应。城市化进程和城镇区域的扩展，意味着对住宅的大量需求，因此19世纪不仅英国工商业得到了长足发展，而且也是房地产业的大发展时期。与经济领域中的其他部门一样，房地产业也随经济周期波动而呈振荡态势，有景气有疲软，但总的趋势是逐步增长，并在19世纪中叶形成房地产热。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建房是投资较大、收益相对缓慢的事业，因而进行成片开发的并不多见，而以小规模开发居多，极少有建筑商能同时开发两至三幢以上的房子。例如在19世纪下半叶，莱斯特有70%的住宅是由小开发商完成的，平均每个建筑商只开发五幢或更少的房子。苏格兰则是另一种情况，那里盛行成套的公寓楼，房屋建筑相对庞大，投资多，因而有54%的建筑商通常只做一个工程。(36)当然英国城镇里也有个别大建筑商，进行土地的成片开发，建筑几百所房子。(37)近代英国城镇住宅开发不仅规模小，而且速度慢，周期长。在利兹，一个建筑单位花17年时间建了有28幢房子的一条街。设菲尔德有一块购于1873年的地皮，直到1899年才有14幢房子建成。(38)
住宅建设向郊区推进，避开了市中心昂贵的开发成本，趋向相对廉价的郊区，较快地适应了市场的要求。住宅模式避免了市中心的拥挤建筑结构，向宽敞的住宅模式演变。至此，“英国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才名实相符。只有在郊区才有真正的花园，有用冬青等树篱围成的边界，有庭树和花木置身其间，真正构成了具有高度私密性的中产阶级生活空间。这时的住宅在建筑风格上仍以哥特式建筑为主，用石板铺顶，千篇一律的山形墙，稍有变化的是开始使用装饰材料，在窗户四周用精制砖头镶边，在山形墙顶加上顶饰。(39)
四、近代英国郊区扩展的启示
18-19世纪是英国社会急剧变动的历史时期，是一个从传统乡村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和工业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在政治上从一个专制时代走向民主时代，经济上则从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向市场主导的自由主义发展。因此，城市发展的导向也受着自由放任思想的影响，表现为极少有国家的规划指导，而更多地为社会力量所主导。所以，英国18-19世纪城市郊区的扩展模式，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产阶级主动积极选择的结果。中产阶级的要求和欲望主宰着英国近代郊区发展。这种郊区开发模式和经验教训，无疑对今天的城市和郊区发展有所启迪。
首先，由于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及英国传统的自治传统的制约，英国各级政府都没有介入英国的郊区开发，对郊区发展缺乏规划设计，完全听凭市场调节。由于没有统一的规划，完全由开发商来决定郊区的位置、布局和个性，导致郊区发展始终处于自发状态，城镇呈现无规则的蔓延扩展，其开发水准也控制在开发商手中。虽然为满足中产阶级的渴望，在每个住宅郊区也进行了内部规划，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郊区的景观、绿地，注意住宅舒适宜人，但并不能改变整个郊区扩展的无规划状态。这重走了工业城镇早期发展的老路，与19世纪城区开展的改造运动脱节，制约了以后的城市发展。这种局部有规划而整体无规划的郊区发展，造成英国城市过度的无规则蔓延。
其次，城市郊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体阶层的经济实力，是中产阶级自主选择的结果。在英国城郊住宅的开发模式中，人们可以发现，只有当郊区开发出适合英国社会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经济承受能力的住宅，即当郊区的住宅模式与价位符合社会中间阶层的生活与收入水平时，住宅的销售或租用才形成气候，有一定的规模效应，使郊区本身的扩展有了可能，城市的发展才不是一句空话。英国的郊区住宅的扩展大体上分三步实现，第一步是在远郊建成富商或绅士的宅第点，第二步沿市区向外辐射的交通要道建成别墅带，最后是填补道路间的大片空旷地带，形成住宅区域。
第三，郊区除有中产阶级的共性外，也还有独特的个性。郊区住宅成为英国中产阶级的梦想，它们一般拥有良好的环境、隐密的私人空间，成为中产阶级的休息港湾，拥有基本自足的生活服务设施：商店、学校、教堂、高尔夫球场，也有医生、律师、牧师。每个城市都形成了自己的中产阶级住宅区，但每个郊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由特定的职业群体和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构成。19世纪晚期，伦敦西区收入较高的职员住在海默史密斯的半独立式住宅里；肯辛顿则住着大批的专业人员、高级职员和高级公务员；医生、律师和艺术家则住到汉帕斯特和圣约翰林地，后三者虽非贵族宅地，但却明显高于一般中产阶级郊区。(40)如同伦敦的东区和西区的分离一样，郊区也凸现出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居住分离现象。
最后，中产阶级向城市郊区迁移对城镇的社会、经济和地理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房屋的地理位置从市中心向郊区发展，使传统的步行城向更大面积的“车轮上”的城市发展，不仅中产阶级日益向远郊发展，而且工人队伍也尾随而来，开创了持续至今的郊区化进程。而且它还把工作区与居住区分开，有利于城镇按专业功能进行分区，形成相应的商业区、工业区和居住区，有利于城镇体系的专业分工及其向现代城市发展。从人们的生活来说，从早先的工作与家庭的结合体的商住房，转向了办公区域、商业区域、工业区域和家庭日常生活的完全分离，出现了以中产阶级为主的郊区。白天喧闹异常的伦敦城，到了夜间则杳无人迹，且不论这到底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但却无疑带动了城市区域的扩大，从城镇到城市、大都市，再到都市区（又称集合城市），导致社会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中产阶级住宅郊区化的社会后果，还造成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地位下降，严重脱离社会生活，退入家庭小圈子，成为“房屋中的天使”，专心为男子营造安宁舒适的家园，成为丈夫的附属品。
注释：
①Peter Clark ed., 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Vol.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466.
②Peter Clark ed., 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Vol. 2, p. 468.
③Asa Briggs, Victorian Cities, Odhams Press Ltd., 1963, p. 57.
④R. Gretton,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London, 1917, pp. 29 - 62; R. Lewis & A. Maude,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es, London, 1949,p.29.
⑤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册，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⑥Martin Daunton ed., 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Vol. 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526.
⑦Derek Fraser & Anthony Sutcliffe eds., The Pursuit of Urban History, London, 1983, pp. 289-293.
⑧P. Earle,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 3.
⑨R. Lewis & A. Maude,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es, p. 9.
⑩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主义》，韩敏中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53页。
(12)方金友：《中产阶级的演变及社会功能》，《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13)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刘山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50页。
(14)转引自李宏图：《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与社会政治现代化模式》，《世界历史》1992年第1期。
(15)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产阶级这个概念的内涵发生变化，出现了所谓“新中产阶级”，由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所组成，像公务员、技术雇员、管理者、办公室人员和销售人员等薪金雇员阶层都属于“新中产阶级”。相对而言，本文所研究的对象则被称为“老中产阶级”。
(16)H.J.Dyos, Victorian Suburb: A Study of the Growth of Camberwell,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61.
(17)即以居住为主要功能的卫星城镇。其居民大多在城市里工作，把郊区作为居住场所。这种单纯为满足城市居民居住的城镇，被称为“卧城”。
(18)John K.Walton, The English Seaside Resort: A Social History 1750-1914, New York,1983,pp.24-25.
(19)Yaffa Claire Draznin, Victorian London' s Middle-Class Housewife, Greenwood Press, 2001,p. 5.
(20)R. J. Morris & Richard Rodger eds., The Victorian City: A Deader in British Urban History 1820 - 1914, London and New York, 1993,p.165.
(21)John Burnett, A Social History of Housing 1815-1985, London and New York, 1986, p. 199.
(22)据人口普查资料，当时英国中产阶级女性的结婚年龄要比一般妇女晚1-3岁，在19世纪晚期是25周岁，而男子则更晚，有的要到三十多岁，原因在于英国男子结婚的必要条件，就是要经济上独立，不再仰赖父母；还要有稳定、足够的收入，以中产阶级的水准养活一个妻子及家庭，走的是“先立业后成家”的路，结婚为的是自己。
(23)Richard Dennis, English Industrial Citi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gman, 1976, p.142.
(24)John Burnett, A Social History of Housing 1815-1985, p. 101.
(25)Sally Mitchell ed., Victorian Britain: An Encyclopedia, New York, 1988, p. 269.
(26)Anthony S. Wohl, Endangered Lives: 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13.
(27)Leonorre Daviiidoff & Catherine Hall, Family Fortunes: Men and Women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1750-1850,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p. 360-364.
(28)R.J. Morris & Richard Rodger eds., The Victorian City: A Deader in British Urban History 1820-1914, p. 160.
(29)Ellen Jordan, The Women's Movement and Women' s Employ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London and New York, 1999,p. 32.
(30)Derek Fraser & Anthony Sutcliffe eds., The Pursuit of Urban History, pp. 289-332.
(31)Derek Fraser & Anthony Sutcliffe eds., The Pursuit of Urban History, pp. 289-336.
(32)Harold Perk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London and Henley, 1976, p. 173.
(33)新月形建筑也许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联排式住宅，它依托河流和山岭的自然形态，建成略呈新月形或S形的联排式建筑，但增添了周围的自然风光和开阔的视野。
(34)Mark Girouard, The English Tow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85.
(35)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姚曾
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57页。
(36)R.J. Morris & Richard Rodger eds., The Victorian City: A Deader in British Urban History 1820-1914, p. 19.
(37)Richard Dennis, English Industrial Citi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161.
(38)Richard Dennis, English Industrial Citi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148.
(39)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姚曾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626-627页。
(40)Yaffa Claire Draznin, Victorian London' s Middle-Class Housewife, p. 22.^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2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2007年4期第52～60页
【作者简介】陆伟芳，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225002
| 【内容提要】 | 在18-19世纪城市化进程中，英国的中产阶级逐渐成长，到19世纪中叶基本形成。为逃避市区的环境污染，寻求个人生活的私密性，拥有一定经济收入的英国中产阶级不断向郊区迁移，使英国城市区域向郊外蔓延。他们在郊区租住相对宽敞、篱笆相隔、绿树荫窗的独立或半独立式住宅，“英国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成为事实。这充分体现了英国社会日益增强的个人主义特征，反映了人们工作和日常生活、工作场所与家庭的分离。 |
一、城市化与中产阶级的崛起
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勃生出一批新兴城市（镇）。1801年英国的1036个城镇中（其中有的后来被纳入伦敦），75%集中在自然资源丰富的西米德兰、西北部和约克郡。其中14个为煤炭和纺织业城镇，7个是煤炭和铁矿基地，6个从事煤炭、陶瓷和玻璃制造业。①制造业城市、能源城市、交通枢纽城市和港口城市也纷纷崛起。从1801-1911年，新增城镇429个，使城市（镇）数达到1541个。到1841年，新增城市（镇）的人口数占到全国城市人口的9.3%。②此外，区域中心和休闲城市（镇）也获得了发展。
新兴城市充满生机和活力，1800年全英国还没有一个人口逾十万的大城市，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时已有5个，1891年则达到了23个，③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设菲尔德、格拉斯哥等大城市尤其引人注目。速度快、规模大的城市化运动，使城市代替乡村成为不列颠经济生活的主体。英国的经济地理迅速改观，新兴的西北部工业区机器轰鸣，相对而言，昔日繁华的东南部除伦敦外黯然失色，发展迟缓。到1851年，英国城镇人口已超过了乡村人口，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国家。与此同时，英国出现了城市中产阶级。
虽然有人把中产阶级追溯到中世纪城镇，④但中产阶级无疑是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产物。18世纪的史学家意识到，有阶级意味的语言正在取代传统的门第和等级观念。1812年“中产阶级”一词已出现在英语中。但客观地说，近代城市化进程才是中产阶级阶级意识产生的关键。E.P.汤普森在其著名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认为工人阶级的意识是从“共同利益”发展而来，他说：“在1780-1832年间，多数英国工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统治者和雇主们对立……在1832年，工人阶级的存在是英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⑤下面我们结合汤普森的“共同利益”及阶级意识思想来分析中产阶级的形成。17世纪晚期商业革命以来日益增长的对财富的欲望，是英国中产阶级诞生的催化剂，繁荣的经济和商业活动是其物质基础，城镇是其主要活动舞台。
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首先在于有共同的价值观念。他们在追求利润、创造财富和缔造工业国家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价值观念：节俭与节制、理性、努力工作、尊重财产、尊重权威、尊重他人、诚实信用、鄙视贵族社会的懒散与奢侈。中产阶级的形成还得益于他们拥有的共同文化，哈罗德·帕金认为宗教信仰是阶级意识产生的“助产士”。这时的中产阶级大多是不信仰国教者即非国教徒，流派众多，如独立派、公理派、浸礼派、卫斯理宗等，但社会世俗活动却克服了宗教信仰上的流派纷争，使这些非国教徒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如利兹哲学文学学会，就被认为是由该城精英所领导的、表达中产阶级主流文化的核心场所。⑥
然而，仅有共同的价值观念还不足以形成中产阶级的独特意识，它们还需要有共同的政治经历，表现出共同的思想意识。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政治斗争提供了这种机遇。中产阶级意识在18世纪晚期的资产阶级激进派运动中萌芽，在世纪之交的英法战争的决策中成长，再经过19世纪30年代议会改革中的宣传鼓动，还有北方工业城市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利兹等为争取废除谷物法运动中的斗争，到宪章运动最终成形。
中产阶级的构成首先是大商人、金融家和高级专业人员。从17世纪商业革命开始，一批成功的商人和金融家逐渐向上流动，个别进入贵族阶层，但大多属于中产阶级上层。其次是迅速增加的各类专业人士，像大批的律师、医生、股票经纪人、建筑商、拍卖商、地产经纪人、书商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专业分化的加强，这支队伍日益庞大，如律师就分出几大类，医生也细分出外科医生、内科医生、儿科医生、牙医等。再次是逐渐扩大的文官队伍，18-19世纪的几次对外战争，造就了大批的军官和军事专业人员；英国城市社会管理职能的扩大、城市政府机构改革和完善，中央到地方的文官制度改革，又创造了全新的文官体系，因此政府机构内的文官队伍有了巨大的增长。
中产阶级上层即“富裕的中产阶级”，他们经济条件优越，社会地位尊崇，努力向上流社会看齐，因而处处模仿贵族，不屑与中等人士为伍。他们是资本主义物质财富的象征，迫切追求一定的政治地位，治安法官和议员即从中产生。中产阶级中下层则需要独立谋生，主妇操持家务，年轻女子一般则充当富裕之家的家庭教师或陪伴女士，简·爱就是我国读者最为熟悉的家庭教师的文学形象。
英国社会的阶级构成有很大的地区差异。在谷物城镇贝弗利只有7%-9%的中产阶级。在港口城镇赫尔和惠特比则有较多的中产阶级，其中12%-13%是船主。传统老城镇如林肯、埃克斯特和巴思的中产阶级有两个群体：其上层是银行家、专业人员、士绅和有钱的退休人员；下层是店主、商人、零售商及小业主。工业城镇利兹的中产阶级则包括：上层的企业家、大商人、银行家和医生、律师等高级专业人员，以及退休官吏；中层为一般专业人员、报刊编辑、会计师和店主等；下层为日益增长的白领工人、一般职员和教师。⑦
到底如何界定中产阶级？英国学者彼得·厄尔认为17世纪“中产阶级中的绝大部分是商业和工业资本家，他们的财产主要来源于父辈的馈赠、遗产或放贷。这些资产为他们奠定了一个经济基础，使得他们有可能利用这些资本来谋取更多的财富”⑧。有人把18世纪的中层人士称为“老中等阶层”，包括牧师、学校校长、商人，而把19世纪日益增多的专业人员称为“新中等阶层”；还有人认为生活方式才是区别中产阶级的重要尺度；更有人把中产阶级说成是位于上层土地贵族与下层农业和工资劳动者之间的中间群体。⑨19世纪的英国评论家马修·阿诺德从文化出发，将社会人群划分成三大阶级，即贵族、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⑩马克思则认为，中产阶级的基本构成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富农、医生、律师、牧师、学者和为数不多的管理者。(11)19世纪中期以前，英国中产阶级至少有这样几种属性：首先他们是在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和市民社会中成长与发育起来的，他们不是无产者，他们是拥有一定的财产资格和中等收入的人；二是他们受过教育，具有自由主义的精神气质；三是他们具有良好的道德感；四是他们拥有一种独立的和体面的生活方式。(12)简而言之，我们认为18-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就是从事非体力劳动、有着稳定的收入、生活体面的社会群体。不管如何界定中产阶级，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中产阶级队伍随着英国城市化进程而发展壮大。中产阶级创造了大部分社会物质财富，也享受着日益增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正在形成中的英国中产阶级，不仅构成了一个中等收入群体，更建构了一种属于中间社会阶层的“公共领域”，小到公共生活空间、社团，大到议会政治，进而形成一种与其公共领域相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他们在政治领域取得越来越多的发言权，从19世纪的市政改革到议会改革运动，无不由中产阶级呐喊扛鼎。据统计，在1865年的英国议会中，土地利益代表有436人，工商业、金融界的代表有545人，占一半以上，到1900年时，后者增加到了77%，(13)优势日益明显。在地方政治生活中，1835年的市政改革法使那些经济强人在市镇领域取得与之相应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在新兴工业城镇中，中产阶级很快掌握了政权。(14)
工业革命不仅催生了现代大工业，也使得以市场为中心的整个资本主义体制得以确立，同时使英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工业革命前，英国原先繁复的社会等级逐渐演变成贵族阶级、市民阶级和劳工阶级，工业革命后形成英国社会的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换言之，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中产阶级崛起的历史；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的成长过程，就是中产阶级从小变大、由弱变强的过程。(15)
二、中产阶级郊区发展的必然趋势
城市化既是城镇数量增加和城镇与乡村人口比例的变化过程，也是城市向郊外扩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郊区化过程。郊区是城市结构变迁的替代性结构生成。20世纪60年代后英国学术界展开对郊区化的热烈研究，城市史家强调郊区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地位；地理学家则转向郊区的形态和郊区的成长；社会史家则采用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方法；更有许多史家从事城镇郊区的个案研究，(16)这些研究都有积极的意义，对了解郊区扩展的历程、模式及特点颇有裨益。
19世纪的城市扩展有三种模式：一种是美国式的同类街区的不断复制，即具有工业、商业与居住功能的老城区的简单重复；另一种是向高层空间发展，以欧洲大陆和苏格兰较为典型，建造高层建筑和公寓；再就是英格兰的平面扩展，向郊区蔓延，建设“卧城”。(17)这种迁移既是中产阶级的主观选择，也顺应了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首先，中产阶级人数的日益增加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其成为郊区化的生力军。据估计，在1851-1871年间的不列颠和爱尔兰，年收入超过200镑的人数增长了95.3%，有近四万人，且集中在200-900镑收入的中产阶级中下层。从1841-1881年，除了原有的专业人员之外，其他如店员、会计师和银行家增加了50%，批发商和零售商几乎增加了一倍，还有新一代专业人员如建筑师、机械师等。在商业和行政机关的白领工人占就业人员总数的比例从6.3%增到10.3%。(18)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产阶级人数的增长预示着他们能使中产阶级居住区域在郊区形成一定的规模，从而成为促进郊区扩展的重要动因。19世纪的中产阶级不仅人数在增长，而且其个体收入也在稳步增加，有人在1868年做了一个关于收入情况的调查，认为大约有15万个家庭年收入在300镑以上，约63.8万个家庭的年收入为100-300镑间，还有75.7万个家庭年收入在100镑以下，也就是说，收入介于100-300镑之间的中等阶层家庭约占家庭总数的42%。(19)中产阶级收入的增加，意味着他们能负担得起上下班交通费用，租得起郊区相对宽敞美观的住宅。(20)
当时英国绝大多数中产阶级人士生活的需要及收入状况，还有英国社会特殊的婚姻习惯，决定了以租住为主要特色的居住方式。当时中产阶级的标志不是拥有住宅产权，而更多地以实际居住较大空间作为一种生活方式。19世纪中产阶级相对高的社会流动性、变动不居的生活，决定他们只能租房而非购房，而且租房的契约一般不超过三年，(21)因为到那时，很可能要迁到更远的更适合其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地方去住。父母一般不会为儿女的结婚而准备婚房，(22)这从另一个层面决定了英国中产阶级家庭大多租用住宅而不是购买房屋的现实。从全国范围来说，19世纪的英国人住房产权比例一般不高，大约不到10%，而90%以上的人是租房住。不过具体到各地则有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在繁荣的工业城镇的相对富裕的地区，人们拥有住房产权的比例相对高些，如利兹在1839年平均3.7%的人有住宅产权，但市中心和东区工人集中区拥有率却不到2%，中产阶级相对集中的西沃特却高达6%。(23)尽管各个郊区的具体情况不同，但相对而言，房屋年租金只占当时中产阶级家庭收入的10%，最多也不超过1/8。(24)
其次，城郊住宅区的形成也是中产阶级逃避日益恶化的城市环境的结果。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使人类摆脱对自然力的依赖、使工厂集中到市场和信息资源丰富的城区成为可能。这样消耗大量煤炭的蒸汽工厂，再加上家庭用煤的消耗，使大城镇烟雾笼罩。此时的城镇，成为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既为人们提供众多的工作机会，吸引新老移民的迁入；也使人们生活在极度污染的环境中。工业生产造成大量的污染，从煤渣等固体废料到大量的生活与工业污水，充斥空间的浓烟废气，还有震耳欲聋的机器噪声。据历史记载，在1879-1880年冬季，有2400个病人死于烟雾。(25)1886年的伦敦大雾期间，死亡率之高与一场严重霍乱相等。(26)于是逃避污染、追求自然与清新的空气渐渐成为人们的向往，远离市中心的郊区成为人们居住的首选，因为郊区是兼具城市和乡村特征的复合生态系统，既便于上下班，又能享受乡野美景。于是，远离工厂与城镇的需求，促进了房地产业的发展，为中产阶级设计的郊区和居住中心建设起来。(27)
再次，郊区是中产阶级追求个性化空间的需要，是体现中产阶级审美文化趋向的场所。城市化进程所产生的高密度的拥挤生活空间，极大地压抑了个性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追求个性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而在郊区，围绕住宅的小小花园成为中产阶级个人主义、反城镇情绪和浪漫主义价值观的组成部分，它使中产阶级的生活与工作在地理上隔绝开来，郊区卧城成为中产阶级实现其私人化、个性化生活的场所。因此有人认为，创造一种中产阶级生活于其间的独特氛围即公众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是郊区兴起的根本原因。(28)另一方面，英国虽已进入了城市社会，但传统的贵族乡野的生活方式仍然影响着城镇民众，亲近自然、接触乡村林地仍是人们的追求。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与郊区土地级差地租的存在，使郊区拥有相对廉价的地块，人们得以把住宅建在美丽的花园里，城郊生活使人能享受城镇的丰富文化生活，也能欣赏乡野的魅力。
最后，交通的改善为郊区的扩展准备了客观物质条件。以前，郊区扩展受到人们的经济条件的制约，也受到当时的交通条件的限制，因此在市内公共交通普及以前，城市的地理区域仍然紧凑狭窄，其面积在很大程度上受人们步行范围的限制。市内公共马车和马拉有轨车的出现，使初步具备了物质基础的中产阶级离开市中心，住到郊区的住宅，造就了近郊住宅区。而火车的出现，则为远郊住宅区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英国郊区发展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中产阶级逃避市区环境污染和寻求个人天地的内在需要，促使英国中产阶级不断地向郊区迁移，而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则为郊区扩展提供了重要的媒介。郊区化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标志着城市由集聚式发展向扩散式发展的转变。
三、郊区开发与住宅模式的演进
城市的郊区扩展使人们对居住地的地理空间观念产生了变化，从传统城镇穷人在城郊、富人在市中心居住的地理形态，向“富人的郊区”转变。
直到18世纪中叶，还是上流社会和富裕者住市中心，穷人住破烂市郊。这时，有钱人通常只在郊区乃至于乡村或海滨拥有夏季别墅，在此度过炎炎夏日。18世纪末19世纪初，出现同时拥有城里和郊区住宅的现象，而商人与高级专业人员开始把郊区别墅当成其永久居住地。19世纪初，中产阶级毕竟还大多居住在市中心，但逐渐与穷人拉开距离，伦敦东区和西区由是而生。市区毕竟消息灵通，靠近市场，接近顾客，同时还便于照顾自己的家庭，因而这时的中产阶级住宅大多是生活与工作的结合体。
从住宅形态上看，新兴的实业家和专业人员的郊区别墅和城镇广场住宅，是以土地贵族的乡间城堡和城镇豪宅为模式的，而为职员和技师等中产阶级下层所建立的农舍和联排式住宅则也是同类住宅的具体而微的模仿。(29)中产阶级上层住豪宅，相对宽大，银行家和律师在办公室的上面，商人和企业家则在仓库和工厂附近；也有的富人在市中心有办公室之外，还有分开的住所，带漂亮的花园和马厩，甚至还有温室花房。即使如此，乡间别墅仍是他们的梦想家园。伯明翰的洛考克一家很典型，詹姆士·洛考克是一个白手起家的珠宝商，他的理想是与工作分离的带花园的住所。当事业有了起色，他在近郊艾格伯斯顿建了两所住房，一所自住而一所出租。他的后代很快跻身于伯明翰的上流社会。(30)洛考克家对住所的选择与安排，是典型的城市中产阶级生活道路。在伯明翰向郊区的迁移中，牧师、律师和商人一马当先，比如，在1853年的艾格伯斯顿只有三座教堂，却有21个牧师住在此地。(31)医生、企业家和零售商则相对落后，仍滞留在市里的富人区。(32)对那些一时无法实现梦想的人来说，新月形住宅(33)就是较好的选择，它与生意区域较接近，但又不过分靠近城市的喧闹区。拥有郊区住宅逐渐成了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常态。
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多和城市的扩大，在近郊要保持自然与独立越来越难了，原先优雅的新月形住宅也变得过于靠近闹市，因此中产阶级只有向发展中的远郊迁移。(34)19世纪上半叶的郊区有截然不同的两类人居住：在破烂市郊（城乡结合部）充斥着工资劳动者和小商贩；在时髦的郊区却住满了高级商人。伦敦的大商人开始往西或南迁移，次一等的商人跟随其后，继而店主也开始迁移。成批向郊区迁移是和1824-1925年间的工商业繁荣相伴而来的。(35)此时是伦敦开风气之先，北部工业城镇的郊区化才刚刚露头。到19世纪中叶，郊区中产阶级的独立和半独立式住宅日益普及。半独立式住宅增加了一侧采光面，出现了两户共有的小花园，算是一个半私密化的娱乐空间，后来则演变成完全私人享有的小花园。
中产阶级对郊区住宅的要求，得到了英国建筑业的适时回应。城市化进程和城镇区域的扩展，意味着对住宅的大量需求，因此19世纪不仅英国工商业得到了长足发展，而且也是房地产业的大发展时期。与经济领域中的其他部门一样，房地产业也随经济周期波动而呈振荡态势，有景气有疲软，但总的趋势是逐步增长，并在19世纪中叶形成房地产热。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建房是投资较大、收益相对缓慢的事业，因而进行成片开发的并不多见，而以小规模开发居多，极少有建筑商能同时开发两至三幢以上的房子。例如在19世纪下半叶，莱斯特有70%的住宅是由小开发商完成的，平均每个建筑商只开发五幢或更少的房子。苏格兰则是另一种情况，那里盛行成套的公寓楼，房屋建筑相对庞大，投资多，因而有54%的建筑商通常只做一个工程。(36)当然英国城镇里也有个别大建筑商，进行土地的成片开发，建筑几百所房子。(37)近代英国城镇住宅开发不仅规模小，而且速度慢，周期长。在利兹，一个建筑单位花17年时间建了有28幢房子的一条街。设菲尔德有一块购于1873年的地皮，直到1899年才有14幢房子建成。(38)
住宅建设向郊区推进，避开了市中心昂贵的开发成本，趋向相对廉价的郊区，较快地适应了市场的要求。住宅模式避免了市中心的拥挤建筑结构，向宽敞的住宅模式演变。至此，“英国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才名实相符。只有在郊区才有真正的花园，有用冬青等树篱围成的边界，有庭树和花木置身其间，真正构成了具有高度私密性的中产阶级生活空间。这时的住宅在建筑风格上仍以哥特式建筑为主，用石板铺顶，千篇一律的山形墙，稍有变化的是开始使用装饰材料，在窗户四周用精制砖头镶边，在山形墙顶加上顶饰。(39)
四、近代英国郊区扩展的启示
18-19世纪是英国社会急剧变动的历史时期，是一个从传统乡村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和工业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在政治上从一个专制时代走向民主时代，经济上则从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向市场主导的自由主义发展。因此，城市发展的导向也受着自由放任思想的影响，表现为极少有国家的规划指导，而更多地为社会力量所主导。所以，英国18-19世纪城市郊区的扩展模式，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产阶级主动积极选择的结果。中产阶级的要求和欲望主宰着英国近代郊区发展。这种郊区开发模式和经验教训，无疑对今天的城市和郊区发展有所启迪。
首先，由于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及英国传统的自治传统的制约，英国各级政府都没有介入英国的郊区开发，对郊区发展缺乏规划设计，完全听凭市场调节。由于没有统一的规划，完全由开发商来决定郊区的位置、布局和个性，导致郊区发展始终处于自发状态，城镇呈现无规则的蔓延扩展，其开发水准也控制在开发商手中。虽然为满足中产阶级的渴望，在每个住宅郊区也进行了内部规划，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郊区的景观、绿地，注意住宅舒适宜人，但并不能改变整个郊区扩展的无规划状态。这重走了工业城镇早期发展的老路，与19世纪城区开展的改造运动脱节，制约了以后的城市发展。这种局部有规划而整体无规划的郊区发展，造成英国城市过度的无规则蔓延。
其次，城市郊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体阶层的经济实力，是中产阶级自主选择的结果。在英国城郊住宅的开发模式中，人们可以发现，只有当郊区开发出适合英国社会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经济承受能力的住宅，即当郊区的住宅模式与价位符合社会中间阶层的生活与收入水平时，住宅的销售或租用才形成气候，有一定的规模效应，使郊区本身的扩展有了可能，城市的发展才不是一句空话。英国的郊区住宅的扩展大体上分三步实现，第一步是在远郊建成富商或绅士的宅第点，第二步沿市区向外辐射的交通要道建成别墅带，最后是填补道路间的大片空旷地带，形成住宅区域。
第三，郊区除有中产阶级的共性外，也还有独特的个性。郊区住宅成为英国中产阶级的梦想，它们一般拥有良好的环境、隐密的私人空间，成为中产阶级的休息港湾，拥有基本自足的生活服务设施：商店、学校、教堂、高尔夫球场，也有医生、律师、牧师。每个城市都形成了自己的中产阶级住宅区，但每个郊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由特定的职业群体和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构成。19世纪晚期，伦敦西区收入较高的职员住在海默史密斯的半独立式住宅里；肯辛顿则住着大批的专业人员、高级职员和高级公务员；医生、律师和艺术家则住到汉帕斯特和圣约翰林地，后三者虽非贵族宅地，但却明显高于一般中产阶级郊区。(40)如同伦敦的东区和西区的分离一样，郊区也凸现出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居住分离现象。
最后，中产阶级向城市郊区迁移对城镇的社会、经济和地理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房屋的地理位置从市中心向郊区发展，使传统的步行城向更大面积的“车轮上”的城市发展，不仅中产阶级日益向远郊发展，而且工人队伍也尾随而来，开创了持续至今的郊区化进程。而且它还把工作区与居住区分开，有利于城镇按专业功能进行分区，形成相应的商业区、工业区和居住区，有利于城镇体系的专业分工及其向现代城市发展。从人们的生活来说，从早先的工作与家庭的结合体的商住房，转向了办公区域、商业区域、工业区域和家庭日常生活的完全分离，出现了以中产阶级为主的郊区。白天喧闹异常的伦敦城，到了夜间则杳无人迹，且不论这到底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但却无疑带动了城市区域的扩大，从城镇到城市、大都市，再到都市区（又称集合城市），导致社会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中产阶级住宅郊区化的社会后果，还造成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地位下降，严重脱离社会生活，退入家庭小圈子，成为“房屋中的天使”，专心为男子营造安宁舒适的家园，成为丈夫的附属品。
注释：
①Peter Clark ed., 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Vol.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466.
②Peter Clark ed., 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Vol. 2, p. 468.
③Asa Briggs, Victorian Cities, Odhams Press Ltd., 1963, p. 57.
④R. Gretton,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London, 1917, pp. 29 - 62; R. Lewis & A. Maude,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es, London, 1949,p.29.
⑤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册，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⑥Martin Daunton ed., 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Vol. 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526.
⑦Derek Fraser & Anthony Sutcliffe eds., The Pursuit of Urban History, London, 1983, pp. 289-293.
⑧P. Earle,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 3.
⑨R. Lewis & A. Maude,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es, p. 9.
⑩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主义》，韩敏中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53页。
(12)方金友：《中产阶级的演变及社会功能》，《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13)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刘山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50页。
(14)转引自李宏图：《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与社会政治现代化模式》，《世界历史》1992年第1期。
(15)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产阶级这个概念的内涵发生变化，出现了所谓“新中产阶级”，由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所组成，像公务员、技术雇员、管理者、办公室人员和销售人员等薪金雇员阶层都属于“新中产阶级”。相对而言，本文所研究的对象则被称为“老中产阶级”。
(16)H.J.Dyos, Victorian Suburb: A Study of the Growth of Camberwell,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61.
(17)即以居住为主要功能的卫星城镇。其居民大多在城市里工作，把郊区作为居住场所。这种单纯为满足城市居民居住的城镇，被称为“卧城”。
(18)John K.Walton, The English Seaside Resort: A Social History 1750-1914, New York,1983,pp.24-25.
(19)Yaffa Claire Draznin, Victorian London' s Middle-Class Housewife, Greenwood Press, 2001,p. 5.
(20)R. J. Morris & Richard Rodger eds., The Victorian City: A Deader in British Urban History 1820 - 1914, London and New York, 1993,p.165.
(21)John Burnett, A Social History of Housing 1815-1985, London and New York, 1986, p. 199.
(22)据人口普查资料，当时英国中产阶级女性的结婚年龄要比一般妇女晚1-3岁，在19世纪晚期是25周岁，而男子则更晚，有的要到三十多岁，原因在于英国男子结婚的必要条件，就是要经济上独立，不再仰赖父母；还要有稳定、足够的收入，以中产阶级的水准养活一个妻子及家庭，走的是“先立业后成家”的路，结婚为的是自己。
(23)Richard Dennis, English Industrial Citi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gman, 1976, p.142.
(24)John Burnett, A Social History of Housing 1815-1985, p. 101.
(25)Sally Mitchell ed., Victorian Britain: An Encyclopedia, New York, 1988, p. 269.
(26)Anthony S. Wohl, Endangered Lives: 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13.
(27)Leonorre Daviiidoff & Catherine Hall, Family Fortunes: Men and Women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1750-1850,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p. 360-364.
(28)R.J. Morris & Richard Rodger eds., The Victorian City: A Deader in British Urban History 1820-1914, p. 160.
(29)Ellen Jordan, The Women's Movement and Women' s Employ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London and New York, 1999,p. 32.
(30)Derek Fraser & Anthony Sutcliffe eds., The Pursuit of Urban History, pp. 289-332.
(31)Derek Fraser & Anthony Sutcliffe eds., The Pursuit of Urban History, pp. 289-336.
(32)Harold Perk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London and Henley, 1976, p. 173.
(33)新月形建筑也许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联排式住宅，它依托河流和山岭的自然形态，建成略呈新月形或S形的联排式建筑，但增添了周围的自然风光和开阔的视野。
(34)Mark Girouard, The English Tow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85.
(35)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姚曾
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57页。(36)R.J. Morris & Richard Rodger eds., The Victorian City: A Deader in British Urban History 1820-1914, p. 19.
(37)Richard Dennis, English Industrial Citi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161.
(38)Richard Dennis, English Industrial Citi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148.
(39)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姚曾
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626-627页。(40)Yaffa Claire Draznin, Victorian London' s Middle-Class Housewife, p. 22.^